第一篇：“莫言诺奖效应”不幸被资中筠言中

“莫言诺奖效应”不幸被资中筠言中

原文题目：诺贝尔文学奖有世界意义吗?

资中筠

发表于读书杂志1996年第一期 收录于资中筠《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

资中筠：我甚至担心，哪年它（诺奖评委会）出于某种考虑，选了一名中国人，可能会出现令中国文学界啼笑皆非的局面。

我一向对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性抱怀疑态度，并认为我国的优秀作家大可不必对此桂冠钦羡向往。这倒不是替我国作家抱酸葡萄心态，而是我实在想不出来那些不懂中文，对中国历史文化、国风民情如此隔阂的评委会衮衮诸公能够依据什么来对丰富多采、中国人自己都眼花缭乱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做出判断？文学与自然科学不同，与经济学也不同，首先是靠语言来表达的，好的作家必然有独到的运用语言的能力，而且形成自己的风格，再好的翻译也难以完全传神。京戏拿到国外去演，常看报道说是“引起轰动”云云，就算是真的，那剧目也限于“三叉口”、“雁荡山”、“盗仙草”之类的以武打为主的戏，无论如何精彩，代表不了京剧的全貌，更不用说以词见长的昆曲了。“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以及《宝刀记》开头林冲那八句定场诗，即使有高手译成最相近的西方语言，如何让洋人体会其中的意境，从而懂得文字的妙处？ 当然，文学的价值主要还不在于语言本身，而在于其内涵。作为其本质的内涵归根结蒂源泉在于生活，脱离不开一定的文化背景。欧美文化属于同一个大系统，尽管各民族特色千变万化，至少在知识分子中间相通要比与中国(姑不用“东方”这样的大字眼)文化相通要容易得多。我见过不少欧洲知识分子，通晓好几国文字是家常便饭，熟练如母语，但大多数是欧洲语言，最多包括俄语。他们之间开玩笑、用典故，极易心领神会。而通(是“通”，不是会几句)中文则是专门“汉学家”的事，即使汉学家，多数研究范围也很狭窄，研究文学而有能力博览群书者尚不多见。听说这次得奖的日本作家得力于他的作品的极好的英译本，因而偕翻译一同领奖。我不禁想，其它未被译成西方语文的日本作品呢？

中国文学写的当然是中国的人和事。仅举一例：鲁迅的《阿Q正传》之为不朽的经典著作已为国人所共识，其深远意义远超出中国农民，应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名著；但是在西方以写中国农民出名的赛珍珠却得了诺贝尔奖，鲁迅及其作品可能根本未入评委们的视野。就以现在在世的我国几代新老文学写作家(包括各种文体的)而言，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与从四万万到十二万万的同胞同甘苦、共沉浮，经历了、见证了多少惊涛骇浪、苦难、忧患、风雨、坎坷、荒唐与辉煌、屈辱与荣光、崇高与卑劣……感于心而流诸笔端，不论其风格属什么“主义”和“流派”，或黄钟大吕，或淡雅纤巧，或忧愤泣血，或嬉笑怒骂，或兴，或怨，或实，或虚，多少优秀作品在中国几代读者中引起心灵的震撼、强烈的共鸣、会心的微笑，甚至影响有些青年一生的道路，这一切，浸润在西方文化中的文学“权威”们接触到了多少，能理解多少，又何从作出筛选和判断？基于本人多年来与大量的相当有世界眼光的洋人交往的经验，深知其难。不用说文学，就是比较容易有共同标准，在理解、交流上并无困难的社会科学，中西学者对对方成果的互相关心、追踪、绍介和了解也是极不平衡的。这里一则是语言问题，一则是心态问题：西方学者对中国学术动态没有那种“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求知欲，实际上他们注意到的主要是用英文写作的旅外学人和留学生的著作，据此得出的对中国学术界的评估片面性是免不了的。相对说来，中国学者在这方面要虚心(或心虚)得多。

何况文学，审美口味占很重要地位。即使在一国之内也很难一致。去年某文学界人士定出当代中国文学十位大师引起好一阵争论，就是例子。不过大家都理解其为一家之言，也就无所谓。当然西方欣赏中国艺术的不乏其人，但欣赏是一回事，作出权威性的判断又是一回事，那就得真正的懂行，有修养、有研究。我决不是否定文学的世界性，相反，我曾在一本巴尔扎克译著的序言中说过，不朽的作品之所以不朽在于它能跨越时间和空间，使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读者受到启示和感染，古往今来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不朽的文学大师以其不朽的作品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宝库，他们是属于全世界的。但是这样的大师却不是哪个评委会封的，而是经过历史的考验，为广大读者所承认。如董鼎山先生文中所历数的文学大师都没有得诺贝尔奖，还不说明问题吗？即便真正的世界级大师，要走出本国、本洲，还得靠一定的传播渠道。西方文学进入国人的视野是通过近百年来几代翻译家、评论家锲而不舍的辛勤劳动。在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已蔚然成为一学，出现了许多造诣很高的翻译家；而相反方向的译述、介绍，无论在质和量两方面都无法相比。中国文学的宝库要为“国际社会”(借用一时髦词儿)充分认识，还任重而道远，得有多少个杨宪益！

再何况，从赛珍珠的《大地》在西方获盛名，到当代张艺谋的特种题材的电影几乎成为国际得奖(或提名)的专业户，反映出西方人始终摆脱不了的对他们心目中的“异域文化”的独特的(姑且用一个中性字眼)欣赏口味。(必须申明，我无意贬低这位美国作家和中国导演，我认为他们还是有才华有一定的水平的)。再何况，在方今的现实世界中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干扰不可避免。总之，自然科学成果没有民族性，可以有世界性的绝对标准和公认的权威，而文学，特别是当代的，要定于一尊难矣哉！诺贝尔文学奖基本是西方中心的产物，作为一家之论，有它存在的价值，若视之为世界最高权威，最高荣誉，怕是该打破迷信了。我甚至担心，哪年它出于某种考虑，选了一名中国人，可能会出现令中国文学界啼笑皆非的局面。

以上这些平时在茶余饭后经常发表的议论，原没想到要形诸文字。读董鼎山先生深知内情的文章(《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一期)，有了印证，遂产生了写出来的欲望。

第二篇：诺奖效应：莫言将如何书写和被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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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效应：莫言将如何书写和被书写

202_年12月，作家刘庆邦写了一篇文章，祝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中说，“对于中国文学史来说，莫言获奖具有里程碑意义”。几乎同时，集美大学中文系讲师黄云霞也写了一篇名为《作为当代文学史事件的“莫言现象”》的论文，“以便为莫言创作的文学史定位确立起某种较为可靠的学理依据”。

莫言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无疑将被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但从谱系学的视角，当我们谈论莫言的时候，莫言从什么样的传统中走来，又将引领一个什么样的文学传统，在未来的文学经验中，莫言将如何书写和被书写？

莫言来自20世纪新文学传统

“莫言是八十年代之子”，202_年12月，旅美学者刘再复在《华文文学》杂志发表谈话文章中说，他认为20世纪有两次文学高潮，一次是五四时期，一次是1980年代。“1980年代出现了很多很有创造活力的作家，我觉得他们非常接近诺贝尔文学奖，例如李锐、阎连科、余华、贾平凹、韩少功、苏童、王安忆、残雪都很杰出”。

但正是在现今获奖，令莫言备受质疑，因为文化粗鄙、道德堕落、文学边缘化，是如今这个时代被贴上的标签。

“有人不断地使用这样的比喻——中国‘现代文学’是好的，是‘五粮液’；而‘当代文学’则是差的，是‘二锅头’，这种看起来合乎逻辑的说法实际是幼稚和昏聩的。”202_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在《文艺争鸣》杂志发表文章称。

他认为，文学的演进有自己的规律，它与政治之间，甚至与文化思想之间存在着并不平衡的关系。汉语新文学正是在经历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压抑、六七十年代的低谷、八十年代的开放与风云激荡的新思潮的冲击，在相对黯淡和沉闷的九十年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成熟。

在张清华看来，如果能将“当代文学不如现代文学”的心态放平，则应该承认“莫言确乎传承了中国新文学的优秀传统，并且还是一个发扬光大者”。“也就是说，在莫言获奖之后，如果说会衍生出一个‘重大意义’的话，那么我以为就是，它会推动改变以往我们对‘现代’和‘当代’文学的割裂的看法，将整个新文学看成是一个真正的整体--从思想到形式、从内容到艺术、从文体到语言是一个自然发育的过程，那么莫言获奖，自然也是有了一百年历史的汉语新文学的一个成果，一个发育成熟的标志。”

但他也认为，莫言的获奖，可以给文学的阅读和消费带来短暂的“加热”效应，但却难以扭转整个时代的文化与文学氛围。这一氛围，是作家身上的批判性与知识分子性，呈现了渐至稀薄的趋势。

莫言获奖的副产品

莫言所受到的文学影响，还绕不过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大江健三郎曾称赞莫言的作品“是拉丁美洲文学和中国文学融合在一起的非常优秀的文学。”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滕威介绍，1980年代，随着中国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改革开放时期，拉美文学这一“非西方”的、来自第三世界的、中国语境的“小语种”文学竟然掀起阅读与谈论的热潮，以“文学爆炸”和“魔幻现实主义”为中心的“拉美文学热”直接影响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探索与创作，尤以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所受浸染最深。

202_年，四川大学文学博士曾利君完成了其名为《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博士论文，其中为莫言专门写了一节。1982年，拉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迅速译介到中国，在中国掀起了“马尔克斯热”。莫言在阅读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杰作《百年孤独》时，一下子被征服了。莫言由此知道小说还有另一种写法，他当时的感觉，就跟马尔克斯当年第一次读到卡夫卡作品时的感觉一样：“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在震惊敬佩、恍然大悟之余，莫言也禁不住跃跃欲试，捉笔操练起“魔幻现实主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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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1985年推出的那批引人注目的小说如《透明的红萝卜》、《球状闪电》、《金发婴儿》、《枯河》、《爆炸》等作就是在马尔克斯等外国作家的影响下所写出的，其中《球状闪电》就带有马尔克斯作品的印记，为了让自己的小说看

起来更魔幻，莫言甚至在《球状闪电》中也弄了个粘着鸟翅的怪老头，让人不禁想起马尔克斯的《巨翅老人》。

拉美文学对中国1980年代兴起的作家的影响还包括诺贝尔奖。“马尔克斯是第一个我国与全球同步介绍进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滕威说，对于同样是第三世界的作家，“连严肃的《读书》杂志都是以‘邻村的张老汉都富起来了，我们该怎么办’的心态来讨论的”。可以说，比照着拉美的诺贝尔奖作家，正是1980年代莫言一批作家的成长轨迹。“包括莫言在内，每写一部作品，都会有声音说这是为得诺贝尔奖写的”，滕威说。

但“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却被拉美作家自己拒绝。“马尔克斯在领取诺贝尔奖的答谢词就是一篇战斗檄文，是说他的作品写的就是拉美的现实，而不是魔幻的，来反对西方以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他的作品。”滕威介绍。

1970年代开始，拉美文学已失去了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现实基础，在没有了政治需求后，拉美作家产出的大多是中产阶级消费主义趣味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拉美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了”，滕威说，“只有少数作家还在坚持当年的传统，比如202_年翻译到国内的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 的《2666》，这本小说接续了作家要有担当的传统”。

“目前翻译到国内的拉美文学作品，仍是1970年代以前的作品居多”，滕威判断，在中国，拉美文学还将掀起一股热潮，“原因包括202_年，老作家略萨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202_年国内首次出版了马尔克斯授权的《百年孤独》。另外的原因则是莫言的获奖，对拉美文学的带动”。

至少在作品上还是知识分子

“面对死亡威胁、外族入侵、社会不公，你如何行动，这是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展示一个人的精神能量的关键时刻。莫言对这些关键时刻极为敏感，保持着高度的热情。他的小说，常常把此类情景用夸张手段推向极致，考验人的忍受能力，拷打人性的韧度，追问人的道德良心。”202_年1月，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国恩在《武汉大学学报》发表文章称。

但现实中的莫言似乎与作品中的莫言有着泾渭分明的差距，“更愿意做一个作家，而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他获奖后谈到当年抄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问题时，开始清晰。

莫言获奖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勇在一次研究生讨论课上，抛出了这个问题，他将这次课堂讨论发表在了202_年第6期《粤海风》杂志上。赵勇认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三种关系：政治影响文学；文学介入政治；文学远离政治。但可以看出莫言在追求第四种关系：文学超越政治。我觉得文学超越政治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但接着的问题是：文学怎么就能够超越政治？或者说文学真的能够超越政治吗？

在课堂上，赵勇借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邵燕君的话隐晦表示了自己的观点，“如果让我选一位中国作家获诺奖我就选张承志，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更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 张承志把他的《心灵史》义卖，然后去了巴勒斯坦，把10万美元全部捐赠给了巴勒斯坦难民营。

但在张清华看来，莫言的获奖还是弥足珍惜。因为“在更年轻一代的作家身上，消费符号的包装与绑架、写作身份日益严重的‘去知识分子化’，则更成为了一个无法挽回的趋势”。张清华期望，但愿这一代作家能不负众望，将新文学所开创的伟大人文主义传统创造性地发挥与传接下去，将他们所创造和展现的本土美学化为催生后劲、化育后来者的力量，而不是成为转瞬湮灭和黯淡下去的“无后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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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经验上取代莫言

新生代作家面临着消费主义写作的诱惑，而新生代读者则已经出现了与莫言这一代作家经验脱节的现象。

莫言获奖后，一名喜欢春上春树胜过莫言的中文系研究生给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张柠写了一封信。她觉得春上春树“所写的城市经验，和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有着非常深刻的关联性”，“如果中国再继续发展下去，城市经验越来越多，乡村经验越来越少。而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大多都生活在城市里，如何再写出具有中华民族性的作品呢？”

在这封信里，莫言打动了诺贝尔奖评委的“本土经验”，却受到了本土

读者的质疑，这是否能够说明，更带有普世性城市经验的消费主义写作，将最终赢得读者，取代莫言？

在张柠看来，莫言擅长“乡村经验”而不擅长“城市经验”，当代中国多数作家和艺术家都是如此。能够在文学中描写现代城市经验的前提，就是城市文化的发达，进而使城市经验变成文学形式。这在当代中国是近30年来才开始的事情，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积淀才能看到效果。

莫言的作品“展示人性的丰富和良知的珍贵。这样的故事及其意义，是民族性的，但又具人类性”，武汉大学教授陈国恩认为。

读者趣味的变化“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张柠认为，“年青一代与我们这一辈人强调社会意义上的‘轼父’不同，他们在审美趣味上与父辈产生冲突，是趣味上的‘轼父’。消除这一冲突的唯一手段，就是他们迅速成长起来，并创造出自己的经典，让他们的记忆形式化并且历史化，同时让老旧的事物自然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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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莫言获诺奖后

莫言获诺奖后，所到之处讲了一连串的故事。对许多人说来，故事只是故事，哈哈一笑，就算完事了。

但莫言，似乎是想用这些故事，说出他想说、却不能说的什么来。他想说的，到底是什么呢？ 02 莫言的第一个故事，是他在获诺奖时的长篇感言。他说：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

他的叙述，是很让人吃惊的。要知道，这是个看脸的世界，人长得漂亮，多少就会沾点印象分，长得普通，被人忽视，存在感就极差。但就因为长得丑就要挨打„„这种事，我这辈子是没听说的。他这个故事，到底是要说明什么呢？ 03 莫言的第二个故事，还是他在获诺奖时讲的。故事说，他小时候家穷，穷得没饭吃，过中秋时家里难得包了一顿饺子，每个人只分到一碗，正要吃，来了个要饭的老人„„

莫言说，他当时端出半碗红薯干，给乞讨老人。不料想，老乞丐顿时发飙了，骂道：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 好端端在家吃顿饺子，就被骂“心是怎么长的”，莫言气得半死。可这老乞丐的话，却是义正辞言，掷地有声，但听起来总感觉什么地方不对„„但老乞丐最终赢得了道义的胜利，吃掉了莫言家的半碗饺子。莫言跑到国外说这事，他是什么意思？ 04 第三个故事，是莫言拿到奖金回国之后，到处被请去演讲，讲来讲去，突然想起一桩旧事来„„

他在老家写作时，有次出门去买桃吃，一个卖桃的认出了他，就打招呼说：你怎么也出来买桃呀，你不是认识市委书记吗，让他送你一车不就行了吗？ 莫言：„„我又不是官，人家干吗送我桃子？ 卖桃人：对了，你是当兵的。莫言：我不是当兵的„„

卖桃人：你们这些当兵的，我们白养你了，你到底是怎么搞的？连个钓鱼岛都看不住，让小日本占去了！

莫言：我一个写字的，还要替你去看岛„„算了，给我秤五斤桃子。你这桃甜不甜？

甜！特别的甜！卖桃人说：我这都是新品种。莫言：你别偷斤短两，给够秤！

卖桃人：看你说的，乡里乡亲的，怎么会缺斤短两？看好了，五斤高高的！把五斤桃子提在手上，莫言感觉这五斤桃好轻。回去后拿秤一秤，嘿，才三斤而已，卖桃人一次短了他二斤的秤。

然后莫言拿起桃子来咬一口，又酸又涩，根本不甜。

讲完这个故事，莫言已经把他要说的，差不多全说了出来。然后（其实是之前）他又讲了个故事，收关总结。05 最后这个故事，也是莫言在获得诺奖时，所讲的故事：

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

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

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是——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了。听了这个故事，再笨的人也知道，莫言是在暗示，他就是被扔出庙门之外的，第八个人。

那又是谁把他扔出去的？ 06 莫言的故事，告诉我们，他生长的这个社会环境，是有毛病的，负能量有点超标。这个社会，是个相互污辱、相互伤害的社会。莫言只因为长得丑，就遭到同学的嘲弄与殴打，而在这个过程中，全然看不到教育的影响，没人告诉那些打他的孩子们，取笑别人的相貌，是没教养的表现。而以别人长得丑为由打人，更是不可理喻。可怜的小莫言，找不到个说理的地儿，只能对母亲哭诉。

即使现在，攻击别人的相貌，也是流行文化的主潮，诸如“长得丑不是你的错，但出来吓人就不对了”这类心理恶毒的“妙语”，层出不穷。甚至影视作品，都拿残疾人士肆意嘲弄，但很少有人出来说句话。

这个社会，是个蛮不讲理，胡搅蛮缠的社会。穷人家里一年到底，不过是吃几个饺子。如果穷人愿意把乞丐请进家里一块吃，甚至全让乞丐吃了，我们说这是大善，是义人之行。但舍不得给外人吃，才是人之常情。可是老乞丐一句话，就抢占了道德制高点：

你们吃饺子，却让我一个老人吃红薯，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

听老乞丐这么一说，不知情的，会以为他是莫言的爹。可莫言根本没赡养这个老乞丐的义务，老乞丐也没资格要求莫言一家供养他。但他轻飘飘一句话，就把这赡养义务，强加于莫言一家了。

不是说不应该善待乞丐，可乞丐你也应该讲点道理是不是？

不清楚老乞丐是如何沦为乞丐的，但他这么个愤愤不平，强辞夺理，是很难在正常人堆中混下去的。几句话就让你多出个爹来，凭白无故让你把一年的辛苦给他，这谁受得了？

当然，老乞丐也许是饿得太惨，太想吃顿饺子了。但他那一句强辞夺理，让莫言一辈子难以释怀，这未免太过份了！

这个社会，是个没有廉耻、相互坑骗的社会。卖桃人与莫言相识，见面三言两语，就把钓鱼岛的责任推给了莫言，让莫言背负了好大的心理包袱。然后又以次充好，缺斤短两——坑熟宰熟，这个卖桃人，还会有朋友吗？距离成为一个乞丐的日子，还有多远？ 07 莫言就是在这么个环境中长大。

有人污辱他，有人殴打他，有人蛮不讲理，有人胡搅蛮缠。还有人没有廉耻，坑蒙拐骗。这些污辱，这些伤害，这些蛮不讲理的横加指责，这些没有羞耻之心的坑蒙拐骗，就如同倾泄而下的垃圾，将莫言深埋起来。而莫言，从此就成为了一只地老鼠，他在这些肮脏的垃圾里打洞，艰难前行，终于打通一条通往心灵深处的道路，从此蜷缩于这温暖的地巢之中，品味属于他自己的阳光智慧。

别人的龌龊、肮脏、品性不端及自甘堕落，其实正是你的机会。当别人随波逐流自甘堕落成为垃圾，靠伤害别人渲泄心理苦闷，你的坚忍与努力，就更凸显其价值。

这就是莫言最后那个故事的寓意。环境越差，机会越大。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抓住这个机会！

第四篇：莫言诺奖思绪

由诺贝尔文学奖引发的思考

今天，偶然向郝老师提到了《红高粱》，我觉得这是一部好片子。当我说出这句话时，郝老师就开始反驳，因为他认为这部连续剧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作品。对于莫言，他很不欣赏。

在郝老师的看法里：莫言，无非是拿着中国最丑陋的一面去讨取了西方人漠视中国的欢欣。所有的诺贝尔的奖项通通都跟中国无关，因为西方和我们中国的文化不同，西方人和中国人在看问题的角度和审视问题的价值尺度上就有很大差别，所以这么多年来诺奖都无一国人问津。难道是我们中国就确实没有高精尖人才吗？不是！比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这位视科学为生命的科学家为了杂交水稻事业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对中国乃至世界农业发展的贡献巨大。但是诺奖就与袁隆平院士失之交臂。

郝老师这样说也不无道理。扯到莫言而来，莫言就是借自己的文学作品，去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社会现象有多丑恶。对于西方人，这正是他们想看到的。可是纵观众多的诺奖文学获得者，日本的村上春树、法国的萨缪尔、希腊的奥德修斯·埃里蒂斯。。。他们不止存在于西方世界，而是囊括了全世界。《梁祝》、《罗密欧与朱丽叶》、《西游记》、《哈姆雷特》、《呼啸山庄》等这些优秀的世界名著，无不反映着该国该时的社会阴暗面。

《红高粱》是我们中国唯一的诺奖获得者的一部代表作品。他在作品中把自己家乡，自己祖国的丑陋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如此，但作品以山东高密县的民族企业酿酒的原材料“红高粱”为题，更重要地展现了国人在外族侵略时所拥有的红高粱般的不屈的民族气节。正如鲁迅所说：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21世纪的新人说：我家乡，我家人，我母校，只容我唾弃，不容他人鄙视践踏！

我想，只要是能被世代流传的作品便是好的作品，正因为这些“胆大包天”的作家们敢于用自己的笔杆子直面惨淡浑浊的世界，敢写常人不敢写，敢说常人不敢说，实实在在地反映社会现实，才能够被世人认可，他们的作品才会被万世流传！

第五篇：莫言诺奖演讲稿

当哭成为表演应该允许有人不哭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 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最痛苦的事是目睹母亲被人扇耳光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 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 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 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 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我终生难 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 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 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 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 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喜欢讲故事 名字“莫言”像讽刺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 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 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 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 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 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 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 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我是有神论者 相信万物都有灵性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 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 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 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数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 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 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 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 磨。

文学创作必须颐指气使 独断专行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1976 年2 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 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 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 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 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 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 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 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 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 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 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 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 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 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 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 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 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丰乳肥臀》献给天下母亲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 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 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 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 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 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 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 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 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 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写作者必须站在人的立场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 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 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 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 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 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 都当作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 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 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 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 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 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 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 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 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 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2_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我如看戏人般看众人表演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当哭成为一种表演 应该允许有人不哭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 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 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 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 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 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 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 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 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 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