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商业化对博物馆的影响

商业化对国际体育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没有商业化就没有如今规模和水平的国际体育。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萨马兰奇曾说过：“我个人看法是，目前流入体育领域的钱只能欢迎，那些钱无论是对发展整个体育活动，还是对运动员的物质保证，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不想阻止商业化，因为我们认为商业化对体育界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所要避免的是将商业利益置于体育之上。”能否对商业化这匹烈马进行有效驾驶，把它限制在为目标服务的操作层面，而不使之变为追求的目标，这是现代国际体育能否持续和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如果向对方所说的一样，那它就不应该是一个博物馆了，他不应该有社会大众去打扰，万一我们自身的原因，破坏了里面的氛围，那怎么办，但是这样就违背了国家博物馆的初衷。所以千万不要将它神话，关于国家形象，一个博物馆就能决定，我觉得这个论断真的很可笑。您把商业化当成恶魔，大可不必，难道商业利益的获得一定要损害他人的利益吗？很显然不是，很多在国家博物馆的商业化运营，通过商业化来做公益活动，建立品牌认同。从而达到了彼此的共赢。

在国外，虽然也一直存在争议，但文博场馆与市场化的结缘，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就举著名的卢浮宫来说，数十年前，卢浮宫也曾经远离市场化，法国政府每年为维护卢浮宫承担沉重的财政负担，但工作人员只是负责早上开门、晚上关门，没人关心怎样做好宣传、服务，公众也颇有怨言。

此后，法国政府紧缩预算，逼得卢浮宫自寻财源。经过多年来的运作，借助市场化，卢浮宫如今已经走上了一条良性运转之路，在广开财源的基础上，场馆维护、宣传、服务水平都大为提升。2008年时，卢浮宫搬出珍藏的22副达·芬奇幅画作，邀请全球名流，在馆内举办“达·芬奇之友”的美式私人募款餐会。当晚，卢浮宫便募到约269万美元。

外展项目现在已经从以前的单一展览发展到现在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展；从单方面赴外展发展到引进展和交换展并重；从只针对发达国家到兼顾发展中国家。我们在涉外展览中更多地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也更加能真实客观地展示国博的文物藏品。除了文物展览，还增加了人员互访、培训、文物保护、管理、数字化建设等专题内容，领域在不断扩展。担当着历史赋予的社会责任的同时，也承担着普及教育者的角色

卢浮宫博物馆每年带动的消费可以高达6亿至10亿欧元，国家每年对卢浮宫等国立博物馆的补贴有逐渐减少的趋势，私人和企业赞助则慢慢增多。无论是故宫还是卢浮宫，作为国家级博物馆，其经营管理都在公众的注视之下。合理适度的经营也是不能回避的，都需要通过自己的方式保持博物馆的生命力。

在中国，文化底蕴太厚，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很多人心态不平衡，导致群体文化会攻击个体文化，最后导致少数被迫服从多数。同样道理，群体的非商业化会打击个体的商业化。如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商业化所给国家博物馆带来的巨大利益，是面对舆论压力的偃旗息鼓，还是我们继续大胆创新，勇于探索，让中国国家博物馆商业化走出一条多方共赢的光明大道。既然如此，让我们大家相信国家博物馆应该商业化。

3月27日，中国国家博物馆整体向公众开放。开放首日，观众客流量达到8800余人次，“爆棚”现象引发了不少问题。天涯论坛上一篇悉数“国家博物馆N宗‘最’”的帖子，配图展示了“水太贵”、“厕所设计令人尴尬”、“设施缺损、故障”等瑕疵纰漏，引得不少参观者围观跟帖。这边国博官方微博(http://t.sina.com.cn)上，有网友呼吁：“能不能把网站的内容扩充下，有个更开放的平台能让我们了解下国博的展品！” 据首都博物馆信息中心副主任朱锴介绍，目前首博网上体验馆仍处在发展初期。首都博物馆馆藏文物多达12万套，展品上网属于长期基础性的工作，需要大量人工，但目前负责这项工作的只有五个人。另有文博行业从业者称，国家每年对文博事业的财政、人力支持并不高，文博系统在各级地方濒于边缘化。一些国家重点建设范围之外的博物馆，甚至没有负责网站的专门人员。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陆建松教授认为，现阶段国内网博发展瓶颈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首先是观念问题，我国博物馆多为科研机关，实行资料封锁，馆与馆之间还存在一种狭隘的观念。其次，藏品的分类、定名、用度、计量单位等基础性技术工作非常难做。再就是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国家博物馆面对的是全国各民族群众，对于有形文物和无形文物都要给予重视，这是对我国5000年悠久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种继承和发扬，我认为国家级的博物馆不能只限于专业角度，应站在国家、世界，甚至全人类的高度来思考问题，应是自然、历史、文化等多学科的大融合，国家博物馆应成为为人们提供精神动力的加油站。

在故宫爆出私人会所丑闻之后，国家博物馆也出事了，有人爆料称中国国家博物馆出租5楼举办私人婚礼。而记者随后的探访，也证实了此事：相关工作人员称，租用场地的费用是25万元，谁想租可以去官方网站找相关电话。国家博物馆在承认举办婚礼的同时表示，结婚的新郎和新娘是内部职工，“不存在市场操作的费用问题”。像国家博物馆等国家级知名公共场所，由于和公众之间距离太远，在公开与透明运行等方面还不够。这也是为什么其举办私人婚礼引起公众过分焦虑，因为公众担心其成为私人掌握的资源并以此牟利。国家博物馆去神秘化的第一步，就是要向公众解释为什么会存在这个5楼。此外，如果不影响公共利益，国家博物馆尝试市场化运作未尝不可，而且也有先例。但，走远路之前，还需拿掉鞋里的沙子——5楼，否则就会一直硌脚。博物馆难以亲近百姓

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周志强坦言：博物馆作为由科学、文化、艺术和历史共同铸就的华丽殿堂，其蕴含的千年文明，本就属于人民。但是，在社会经济水平大幅提高、大众文化需求越来越强烈、人们生活节奏普遍加快的今天，博物馆事业却面临着一些不太“亲近”百姓的无奈——

一边是博物馆大力“扩张”，一边是百姓不大买账。博物馆越建越多，人们参观博物馆的兴趣却不见高涨。全国2300多个博物馆中，大约有2/3生存困难，这其中又以中西部地区为主，以中小博物馆居多。

互动性不够

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秘书长安来顺说，文史类的博物馆收藏的珍贵文物大部分都有保护的玻璃框，观众只能鉴赏，而不能触摸。在展示形式上，人们早已厌倦“隔着玻璃看，耳旁别人讲”的固定模式，渴望更多的参与性和自主性。突出参观者与展览的高度互动性是世界大博物馆的共有特色。在大英博物馆,游人可以触摸古埃及的石雕、中国战国的钱币和古希腊的砖；在伦敦博物馆举办的古罗马人发明的展览中,孩子们可以动手操作织布机、印刷机,学习架桥。

馆藏利用率不高

艺术家陈丹青曾说过：中国不是没有珍品，但许多都藏在仓库里，还没有形成固定陈列的规模，这也是我国的博物馆还无法同国外的博物馆相抗衡的一个因素。中国的博物馆馆藏利用率不高。部分产品由于博物馆展示场所有限无法展出。

据了解，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共60多万件（套），但到目前为止，向社会公开展出的，总共还不到5万件（套）。故宫博物院馆藏文物近100万件，而每年展出的文物只有8000多件，不到总量的1％，并且10年来从没有进行过更换。而在法国的巴黎圣母院，馆藏文物80万件，经常陈列的展品有5万件。每3个月轮换更新一次，每10年为一个周期，可把全部藏品分期陈列一次，展品一年换几次。

难以接受的高价门票

老百姓不进博物馆，高价门票是又一原因。

有专家指出，如今博物馆界好像形成了不成文的规矩，只有到了特定假日，才会免费开放一两天，一旦免费，场面就会非常火爆。原中国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专家组组长吕济民教授指出：“票价是阻碍老百姓进入博物馆的重要原因。免票的博物馆要么不值得老百姓去看，要么交通不方便。真正对老百姓有吸引力的博物馆大多票价很高，动辄几十元甚至几百元。”对于门票，吕教授呼吁中国的博物馆合理收费，这样才能真正的吸引更多的百姓走进博物馆。

“博物馆要持续发展，就必须走近百姓，积极开发百姓感兴趣的方式，针对性、新颖性、贴近性和多样性地向普通百姓展示更多的珍贵文物，展示更多的中国古代文明，把馆藏文物和中华优秀文化传输给普通观众。这是一条必须要走的道路。”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张文彬建议。

一，体制问题。中国大多数博物馆还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完全靠政府拨款。这不是长久之计，博物馆应多方筹资，增强自我造血功能，并靠灵活的运行机制来吸引社会的资助。多元的投资主体不仅能筹措更多的发展资金，更能吸收多元的经营理念，推动博物馆灵活地顺应市场和受众的需求。

二，管理问题。博物馆自身要发展文化产业，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和特点，将企业模式引入博物馆管理工作，在市场理论的指导下充分利用博物馆的资源，重视市场营销和增加收入。

三，专家（人才）问题。据相关资料统计，当前全国博物馆机构从业人员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只占4.5%，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只占13%，人才的总量、结构、素质都无法满足要求。而博物馆由于陈列品的特殊性质，需要历史、绘画、修复、鉴定、裱画等多方面相关的专家、人才，要让真正的专家来管理博物馆事业。

近日，故宫博物院与大英博物馆签署了一份时效长达5年的合作意向书，大英从而成为继法国卢浮宫、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冬宫）之后，与故宫合作的又一国际博物馆巨头。吕教授指出，国内博物馆在与国外大博物馆合作的过程中，中华五千年文化可以走向世界，公众也可以感受到国外文明的熏陶。中国的博物馆同国际接轨已经是必然的趋势。

专家认为，中国博物馆事业需要可持续发展，贴近百姓生活创新内容与形式是条件，提升整体水平与国际接轨是根本。凭借丰富的历史、人文和自然资源，积极吸收国外博物馆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完全可以成就具有中华民族风格、具备世界先进水平的博物馆事业。国家博物馆的诸多“社会化”措施，有的已经在进行尝试，并已经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比如，国家博物馆监制的十二生肖瓷器、黄金艺术品等，像狗年国宝生肖金条、“神六”金条等，均受到热烈追捧。这样，百姓有了更多接触文物、了解文物的机会。通过接触和了解文物、艺术品，百姓不断地接受文化的熏陶，文化素质也随之得到了提升，而且，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

由于深受百姓喜爱，由国家博物馆监制、国家博物馆艺术品开发中心设计、北京国道文化公司总发行的黄金艺术品，在短短的时间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品牌——国道黄金。目前，“国道黄金”在黄金收藏界已经无人不知。

据悉，国家博物馆推出的“文物知识培训班”、“文物鉴定服务”等，目前已经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即将推出的仿制馆藏文物，已经在收藏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但是，博物馆的服务社会之路也引来了一些争议，有部分人士认为，博物馆走向市场，是为了狭隘的自身经济利益。对此，原中国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专家组组长吕济民教授的看法不同。吕教授认为，首先，博物馆探索引进市场机制，并不是为了自身狭隘的经济利益，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博物馆事业。作为公益性事业单位，博物馆所有经费均由政府拨款。但是，仅从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规律来看，过分依赖政府拨款不利于发展。只有引进市场机制，完善自身造血机能，才是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方向，这也符合世界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大趋势。

其次，博物馆肩负着收藏过去、教育现实、传承未来的历史使命，在经济水平大大提高、人们生活节奏普遍加快的背景下，博物馆传统的运营模式，已经不适应社会的需求，如果一味固步自封，我们的馆藏文物将真正“藏”了起来，文物所代表的优秀文化将远离人民群众，博物馆教育现实、传承未来的历史使命将成为一句空话。《文化保护法》提出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十六字方针要全面贯彻，文物展览、出版物、仿制品开发都属于文物利用，要把几千年的文化保护好、利用好，只有走进老百姓，才能弘扬文化，才能传承未来。为了能够走进老百姓，就需要引进各种适应大众需求的模式，引进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模式。

“我国的博物馆事业改革还处在摸索阶段，改革任重而道远。”吕教授呼吁社会各界改变观念，支持我国博物馆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第二篇：国家博物馆商业化立论初稿

谢谢主席！各位评委、观众以及对方辩友大家晚上好！继北京故宫会所门、拍卖门等多重门之后，著名奢侈品牌路易威登在国家博物馆开展的长达三个月的专题展览又再次把国家文博事业与商业化的舆论推向了风口浪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深入文化体制改革要求的提出，客观上要求国家博物馆必须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变化，重新定位它的职能的运作方式。今天我们探讨的辩题是国家博物馆应不应该商业化，我方的观点是国家博物馆应该商业化。

首先，让我们来对辩题中关键词语下个定义：国家博物馆是具有代表性的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对公众开放，为研究、教育、欣赏的目的收藏、保护、研究、传播、展示关于人类和人类环境的实物或非实物证据。商业化即市场机制下的商业运作。下面我方将从必然性和可行性两个方面来论证国家博物馆应该商业化。首先，从必然性来看，长期以来，国家博物馆一直耻于谈商业，尤其谈到国家博物馆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在金钱面前尤显 “羞涩”。然而事实上，良性运作的商业无疑是国家博物馆能够长足发展的最佳方式。作为当今社会最重要的文化殿堂，国家博物馆无疑是可以商业化的，而且商业化的推广更有利于国家博物馆履行如此之多神圣的、公益性的使命。从世界范围来看，发达国家的博物馆，包括很多大馆名院，企业化经营、市场化运作，在经营中发展自己，已是当今的潮流。英国的皇家博物馆，法国的卢浮宫，意大利的庞贝遗址博物馆，都是有国家支持，并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开发和经营的。这些世界著名的博物馆，在经营中不论是直接收入，还是为旅游项目配套带来的间接收入，都给国家和博物馆带来丰厚的效益，有些已成为国家支柱产业的重点项目。

国家博物馆商业化给设备、内容、形式陈旧，咨讯不畅、管理老套的国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让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国家博物馆的国家或集体所有制也已经不再是公益性和公共性的唯一形式，私立公助、公办私营、股份制等不同形式的国家博物馆的运行方式都在各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特别是对博物馆运行效率的追求，使最近的中国台湾和不少西方国家博物馆的管理与经营兴起方兴未艾的私有化与民营化趋势。荷兰自然博物馆馆长恩格尔斯曼概括了其在荷兰的经验。从1988年开始调研到1995年，在文化部和议会的指导下，荷兰对国家博物馆进行了私有化改造，建立博物馆董事会和运营基金，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从政府人员改为企业雇员，但是博物馆建筑和藏品仍然为国家所有，博物馆经营者采取向国家租赁的方式进行运营，使其将征集保管、保护研究和传播教育的功能发挥到最大。仅仅存在20余年的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已经成为整个荷兰享有盛名并受到公众普遍欢迎的博物馆。让我们再来看看可行性。国家博物馆资源丰富，它具备实物、场所、技术设备、人才等诸种条件及一定的行业优势，但物质资源闲置率高，人才资源未能充分挖掘，整体利用效率较低。我国国家博物馆经费单一，主要依靠政府拨款，拨的钱仅够发工资甚至不够发工资，现行体制及社会环境又使其难以在社会筹资和健康的创收方面有所作为，国家博物馆的正常经营维持艰难更谈不上发展。

市场机制是一种十分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加之现在政府鼓励国家博物馆积极创收，文化部也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法规给予支持，有利于使“无利可图”的社会事业单位在得到政府再分配机制优惠的条件下有更高的效率。商业化能够使国家博物馆资源的优势与潜力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充分发挥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国家博物馆在市场机制下的商业运行还能多渠道地开拓资金来源，有效改善博物馆经营资金缺乏的不利局面和提高博物馆运营效率,从而更有利于其公益性的发挥。

时代的辩题要有时代的意义，时代为博物馆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应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信息化时代等对博物馆事业提出新的挑战，国家博物馆商业化的潮流已经势不可挡。唯有紧跟时代脉搏，才能求得国家博物馆的蓬勃发展。

综上所述，我方坚定的认为国家博物馆应该商业化。

第三篇：古镇商业化影响

古镇商业化影响

如何看待古镇商业化的问题

古镇介于乡村与城市之间，是在千百年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人类聚居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旅游产品开发向纵深处发展，古镇作为一个新型的旅游产品，逐渐受到游客的青睐，其中尤以周庄为代表的江南水乡古镇，及蕴含丰富民俗风情的云南丽江走在开发的前列。在“古镇旅游热”的带动下，诸多颇具地方特色的古镇纷纷效仿开发，作为地区经济新的增长点。古镇是地方经济、文化、生活、习俗的有机整体，不仅有古建民居、历史街区及民间工艺等有形的旅游资源，更有包括空间环境、民族艺术及节事活动等的无形旅游资源，其独特的文化内涵，特别是与现代文明隔离所保留的传统环境迎合了现代游客求异的心理。

然而社会上不少人认为古镇的发展越来越商业化，不仅失去原有的特色，而且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学者认为旅游地的商业化将导致地方特色文化资本的流失，这样的发展不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

商业化问题受到较多学者和相关部门的关注，对于商业化的态度也往往褒贬不一。事实上，旅游和商业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现代旅游经济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以旅游产品的生产和交换为主要特征的旅游活动。而商业，从本质上而言就是以营利为目的，以商品交换为特征的经济活动。可见，旅游业的发展必然少不了商业部门的参与，两者紧密联系且相互渗透。

商业化对古镇的影响

1对经济的影响 积极方面

• A平衡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差别，提高当地居民生活水平。• B增加就业，促进人力资源开发。（直接就业和间接就业）

• C 改善投资环境，改善基础社会设施建设，经济向多元化发展。（物质条件、信息条件、本身吸引）

消极方面

• A 有可能引起物价上涨

• B 有可能导致产业结构发生不利变化

案例1 《江南水乡古镇城市化倾向及其可持续发展对策——以乌镇、西塘、南浔三镇为例》 现代城市商业街模式与传统文化行为商业化：

古镇因商而兴,商是古镇不可缺少的组成。

商业成为居民参与旅游业的主要途径,西塘51.9 %、乌镇44.18 %和南浔43.7 %的居民纷纷以各种形式参与到旅游业中,主要经营商店、开设家庭旅馆、开发古镇特色产品、出租房屋给外地人经营旅游服务业等。

古镇家庭从事旅游业的比率为西塘29.7 %,乌镇24.8 %,南浔26.8 %。旅游业巨大的经济利益吸引一些外来人员来此经商,西塘外来业主比例高达49.7 %,与当地居民业主持平;乌镇9.7 %;南浔最低为2 %。古镇开始逐渐向现代商业城市的方向发展。案例2 《传统古民居旅游地旅游影响居民感知的比较研究》

通过旅游经济影响居民感知的比较得出，西递村居民的人均年收人已从1978年120元增加到2001年4800元，西递村居民每年可以按人口和古民展房屋面积从旅游收人中获得经济补偿,2001年人均达到360 元。

在旅游线路上古民居房屋对游客开放的居民还能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此外, 当地居民还可以优先获得旅游发展带来的就业和商业机会。

周庄旅游收人从1995 年的28 万元增长到2001年208万元, 农民人均年收人的增长率接近7.3%。仅1998一2001三年周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人就达到2亿元, 自来水、有线电视、“ 农保” 和“ 社保”都已基本普及。

2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积极方面

• A 有助于提高国民素质（居民素质提高；建立现代思维习惯和工作方式；文化交流）

“旅游的大众化使“主人”与“客人”的区别逐渐模糊起来。”

• B有助于促进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建设民族文化区；文化现象重生和再现）• C 促进生活环境的改善（当地居民的物质生活环境；古镇自身文化面貌和环境）“旅游者的持续到访首先使检视本身传统成为必然，其次通过比较可能引起人们寻求改善自身生存环境和条件的愿望，在具有一定物质条件的前提下，最初的模仿和尝试发生了。这些变化过程或长或短，但总要最终体现在消费上。”

消极方面

• A “客源地文化”的不良“示范效应”（旅游者示范不受拘束、放纵精神、寻找愉悦的暂时的、虚幻的、带有表演性的“客源地文化”给古镇居民起到“示范效应”，冲击当地社会文化）

• B干扰当地居民生活（生活空间嘈杂、公用社会和设备紧张，居民焦虑）• C当地文化被不正当商业化

“消费者作为旅游者对经济相对落后的目的地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把自己生活的社会的消费态度带到旅游地而发挥作用，包括对消费内容的期望、服务项目的期望、服务水平的期望和对价格的期望。”

案例1《江南水乡古镇城市化倾向及其可持续发展对策——以乌镇、西塘、南浔三镇为例》 分析了古镇居民行为方式的现代化和多样化：

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时尚元素侵入古镇,使古镇居民以水龙会、灯会、香市节、古戏、皮影戏、龙船、庙会等为主的传统休闲活动和节庆转变成以卡拉O K、酒吧、上网、逛街、打牌、散步、麻将等外来的消闲方式为主。

与此同时,古镇的传统文化因子正逐步淡出,传统民俗如走三桥、桐乡花鼓戏、乌镇拳船等大都变为单纯为招徕、愉悦游客的商业行为,而不再是古镇居民传统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对游客的调查显示,旅游者中43 %认为古镇居民的生活受到现代生活习惯影响,34 %认为受到现代生活习惯影响较大,9 %认为居民生活已经现代化,仅14 %的旅游者认为居民生活仍旧保持原有风貌。

居民入户调查显示,三镇居民态度虽各有差异,但对生活方式变化的认同率却仅有23.8 % ,56.6 %认为一般,而19.6 %的人持无所谓的态度,其中南浔认同率最低为12.5 %,西塘最高为28.6 %。

案例2 《江南水乡古镇旅游业转型动力机制及路径研究》

以周庄为例，在旅游旺季，周庄主要旅游设施超负荷运行，对古镇的自然生态环境及历史文化建筑带来一定损害。

由于古镇古镇区空间狭小，在旅游业发展的驱动下，古镇过度商业化现象明显。商业的繁荣不仅掩盖了古镇文化的内涵，冲淡了古镇原真文化的氛围，而且误导游客对古镇景观的原真认知与体验。

案例3《传统古民居旅游地旅游影响居民感知的比较研究——以西递、周庄为例》

总体而言,西递居民对旅游发展正面社会文化影响的感知强烈且较为认同, 但对旅游发展负面社会文化影响的感知明显不一, 整体社区的认识处于分化之中, 持赞同和反对意见的居民都占相当比例。西递居民在旅游发展“使本地道德水准下降”、“使本地居民的人际关系（相互信任等）受到影响”、“ 干扰了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 改变和损害了本地优良传统文化”等方面赞成比例高, 这与西递面积小人口少、相对封闭以及文化生态位势低有关。周庄居民在旅游发展“使本地交通和人口过度拥挤”、“使本地犯罪率:抢劫、偷窃、诈骗率上升”、“ 使本地卖淫缥娟、赌博等不良现象增加”、“ 使本地居民婚姻观念和家庭关系受到冲击”、“ 引起了本地居民与旅游者之间的冲突”等方面赞成比例最高, 这主要是由于周庄旅游接待规模最大, 海外游客最多, 且旅游活动主要集中在0.47平方千米的古镇区,2001年周庄游居比为96.3人次/人，旅游密度高达141.5万人/平方千米。

值得得注意的是, 旅游作为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人群交往, 正在推动或加速古民居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西递、周庄两地有至少50%以上的居民认为旅游发展“使本地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民风民俗发生改变。”

3对环境的影响

积极影响

• A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为自然环境保护提供推动力 • B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提高 消极影响（更重）

• A环境污染（大气、水、固体废弃物、噪声）

• B资源的直接损害（背景环境资源、动植物资源、文物古迹、生态环境）

案例1《江南水乡古镇城市化倾向及其可持续发展对策——以乌镇、西塘、南浔三镇为例》 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物质空间发生的矛盾

古镇基础设施、空间格局和居住环境已不能满足现代生活需要,现代交通方式也让古镇不胜重负。18 %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开发对传统文化景观造成冲击,不利于古镇原真性的保持。冲击具体表现在:

①建筑材料现代化。西塘采取了保持原真居民生活的旅游发展模式,现在仍有大量居民生活在古镇保护区当中,虽然有统一的规划管理,但住宅修缮时,开始自发运用瓷砖、水泥等新型建筑材料。现代化设施突兀明显的状况比比皆是,某种程度上割断了古镇传统风貌的延续。②传统符号逐渐时尚化。水泥道路取代了原有的石板路,原来纯净古朴的各色布幌子等传统文化符号已被各类时尚现代的招贴画、广告招牌、广告灯箱等取代。同时现代化的交通通讯工具充斥,传统古村镇景观体系逐渐现代时尚。

案例2《江南水乡古镇旅游业转型动力机制及路径研究》 积极发展农业生态旅游及乡村旅游

同里镇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及大量的实地考察论证的基础上确定了通过一系列农业生态园的建设，结合新农村建设，以“农”字当头推动同里旅游转型”的战略思路自1969 年启动植树造林以来，经过30多年的栽植管护，目前已形成以水杉、池杉、毛竹为主林的成片林地近500 亩;近几年，又逐步开发引种了早园竹、银杏、白沙枇杷、花卉、苗木等经济林、果、花近200 亩，还种有桑田、粮田近500 亩.鱼塘近500 亩。这一片平原森林为千年古镇深厚的文化底蕴平添了无穷的“野趣”。“

应对古镇商业化的对策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对策：

①制定着眼与古镇旅游地长期发展和当地居民长期福利的旅游规划

②大力倡导社区参与, 让居民了解旅游并参与旅游决策制定和分享旅游带来的利益 ③增加店民的各种发展机会以减少社区对旅游的依赖 ④鼓励旅游企业的公益活动 ⑤加强对居民和游客教育与培训

⑥增强对旅游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的监控与研究等。

第四篇：对律师商业化问题的思考

对律师商业化问题的思考

【内容提要】律师的属性具有多重性，我们往往看不到律师的市场属性，看不到在市场中靠自己的专业活动为自己的生存发展去努力，而更多看到了是政法工作者。律师的商业化在特定条件下能够促进律师职业目标的实现，商业化并不是律师职业化的必然敌人。律师的职业身份的法律定位几经变迁，它带给律师的心理冲击和生存发展方式也是几起几伏。我国律师业目前存在的商业化问题很多是制度性问题，而不是单纯律师素质或律师道德水平问题。要彻底扭转和放弃法律商业主义的市场化倾向，重构律师社会责任，加强律师的职业价值观教育固然是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从制度入手，从立法上定位。

【关键词】律师 商业化 根源 社会责任 重构

一、律师商业化孰是孰非

第六届华东律师论坛和第四届福建律师论坛在征集主题论文题目中，其中给出一道参考选题是：“律师的社会责任与律师的商业化”，笔者不妨揣摩其题意，命题者是否在告诉作者，在这两个不同价值取向的义利对立命题中，如何进行取舍或者协调。

2007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营销与管理——2007律师精英论坛》上，来自深圳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的舒卫东律师作了《营销策划和品牌战略是技术打造商业化律师事务所的必由之路》，对此北京律师协会会长李大进颇有微词，一再强调：律师陷入不择手段的商业竞争中，以营利为目的不断追求个人利益，将会突破道德底线，并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在会上李大进律师当即表示要好好会会舒卫东律师，探讨商业化律师到底是什么东西。[1]

北京市高院副庭长刘京华指出律师的商业化，表现在：不适当地过高收费；为获得或持续获得案源，有的采用“挑诉”或“累诉”方式，将必然败诉说成可能打赢或有意分案连续诉讼；有的违背诉讼规律不适当地许愿；有的违背法律和证据规则一味迎合当事人的意愿；有的根据收费高低或有无，决定案件的取舍以及尽力，尽责程度；还有一些律师不愿从事法律义务援助等。他认为：一个公认的事实，中国目前90%的刑事、民事、行政各类诉讼案件没有律师参与，如此众多的当事人不请、没有请或请不起律师的主要原因是：律师收费过高，绝大多数诉讼当事人将委托律师看成是“富人的奢举”。[2]

那么，律师，你该为谁服务？如果答案是为有钱人或者至少是为能够付得起律师费的人服务，这个回答毫不奇怪，因为律师是有偿服务的，靠收取律师费生活，不为有钱人服务，不为付得起律师费的人服务，律师的生计如何解决？[3] 张卫平教授指出的：律师的一个特点在于一定是为当事人的利益服务，一定是为当事人在法律框架内的最大利益而斗争。一个好的律师就是一方面为当事人谋取合法的最大利益的同时，自己也能取得最大有收益。我们不否定律师在为当事人获取最大利益的同时，也在追求律师自身的利益，律师不去谋求自己的利益，律师便没有动力，便没有了行动的智慧，也就不能生存和发展。[4]

在2003年上海召开的第二届中国律师论坛上，有一场以“中国律师业发展是否应培养学者型律师”为题的自由辩论赛，[5] 反方“坛主”及其支持者明确主张：执业律师是提供法律服务的商人，是做实务的，赚钱应当是律师的主要目标；所谓学者，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样，只是一块招牌，类似于旧时商人捐官，说穿了是律师藉此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6] 应该说，目前律师业内持这种观点的不在少数，希望将律师业拓展为一门产业的也大有人在。

全国律协会长在于宁“营销与管理--2007律师精英论坛”开幕式发表讲话中，他说：“我认为对律师的属性要看到他的多重性，既是国家的社会法律工作者，是党的力量。同时除了政治属性以外还有社会属性，我们叫做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阶层是去年党的二十四次全国统战会议上提出的，从社会阶层角度分析社会属性。更重要的是律师还是专业工作者，用自己的专业在市场中为社会服务的，是市场的主体，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是不容忽视的概念。我们往往看不到律师的市场属性，看不到在市场中靠自己的专业活动为自己的生存发展去努力，而更多看到了是政法工作者，这时候就对品牌产生不同的认识。”

中央电视台2008年6月3日今日说法播出一则案例：《“晒晒”律师的收费》，讲的是广西两名律师代理一位工伤瘫痪者索赔赔偿款案，律师用三天半时间，以风险代理从27万元的赔偿款中，获取了11万元的风险律师费的纠纷案例。中国政法大学律师学研究中心主任王进喜教授在点评律师业收费高问题时说：“律师提供的服务具有商业属性，它有有偿性，这种有偿性和公共利益能够有机结合在一起，所以，一个社会当中，只有不为衣食而愁的律师，才能够更符合职业道德维护法律，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富裕的社会阶层，一个富裕的律师阶层，对于整个社会来讲不是一件坏事”。

在中国整个社会产业结构中，律师业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律师业的产业化，意味着会出现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的倾向，意味着律师执业商业化已不可避免。现代法治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律师必不能脱离这个现实而求个人的生存与发展，这是一个事实。律师的商业化在特定条件下能够促进律师职业目标的实现，商业化并不是律师职业化的必然敌人。[7]

二、律师缘何会商业化

近十多年里，中国律师业迎来了自恢复重建以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不仅律师数量和律师业务量快速增长，律师的经济收入也获得迅速提升，但不可否认，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确实存在一种泛商业化倾向，律师队伍中一切“向钱看”的问题十分突出，用张华先生的话说就是“标的大的认真干，标的小的糊弄干，无名无利不傻干”。[8] 还有一些律师由于没有找到正确的价值坐标，执业中以“金钱至上”为原则，钻营经济标的高的“金钱案”，甚至与执法人员串通一气，为了不法利益大量办理“关系案”，倾斜了法律天平，泯灭了道德良知。[9] 针对这种现象，曾经当选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的顾培东大律师说：尽管律师个体利益扩张的实际倾向在任何社会都是存在的，但在中国现实条件下，这种倾向更为明显，“在谋求利润最大化这一点上，律师事务所与企业、律师与商人几乎没有本质区别”。[10]

为什么会出现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律师发展产业化的同时，不少律师正越来越多地关注经济利益，而不是公平与正义”。然而，当我们在检讨律师的过度商业化问题时，更多的是归结于律师的职业价值观，却很少从更深层次去探寻问题的根源。实际上应该说，我国律师业目前存在的商业化问题很多是制度性问题，而不是单纯律师素质或律师道德水平问题。这与公职人员腐败问题是一样的，我们习惯将公职人员腐败归结为“放松了学习”、“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却很少从制度上找原因，比如是制度设计使他们容易腐败，他们掌握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体制本身给他们提供了机会和便利等。[11]我国律师从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到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对律师的职业身份的法律定位几经变迁，它带给律师的心理冲击和生存发展方式也是几起几伏。这些话题及律师生存现状也引发了律师对自身角色定位的困惑。

1980年制定的《律师暂行条例》把律师定位于国家法律工作者，而漠视律师业的商业化属性。中国律师业要发展，国家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来养活律师，律师业很难发展，从1980年到1986年,律师业发展缓慢就是例证。80年代后期我们开始改革，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打破铁饭碗，律师要走向市场，自己养活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律师业逐渐发展起来了。”[12]

1988年，国家对律师制度开始进行重大改革，推行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自此之后，律师事务所不再只有“官办”的了，开始有民间性质的律师事务所了。律师的国家公务员身份，渐渐地发生着“量变”。1992年，国务院发布《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把法律服务归类为第三产业中现代服务业的咨询业。1993年，司法部在《关于律师工作进一步改革的意见》中对律师体制进行改革，要求新办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要体现“两不四自”特征：“不占国家编制和经费；自愿组合、自收自支、自我发展、自我约束。”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将律师直接定位为“社会法律工作者”，从此，律师正式退出国家公务员队伍。[13]1997年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将律师定位为“社会中介组织”，[14]使律师完全摆脱了“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将律师完全推向市场，律师不仅不能从国家拿一分钱，还要向国家交纳大量管理费用，对律师事务所也实行企业化管理，即所谓“自收自支，自负盈亏”。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开始拼命向社会收费以维持生存和发展。在“社会中介组织”和企业化管理的前提下，国家鼓励和允许律师及律师事务所到市场上赚钱。[15]2000年8月，国务院在要求国资所脱钩改制的文件中，将律师定位为“社会中介法律工作者”。2004年，司法部允许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做业务广告。中国律师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被推向市场。中国的事情，常常矫枉过正，过去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市场经济，现在实行市场经济了，又总是一切“向钱看”，万事万物都用经济指标来衡量。律师是这样，律师管理部门也是这样。

在律师的角色发生上述转变的情况下，律师的思想观念及价值取向会受到什么样的冲击呢？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发表了《人类动机的理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人的需求层次理论。在他看来，人的需求有一个从低到高的发展层次。低层次的需要是生理需要，向上依次是安全、爱与归属、被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自我实现指创造潜能的充分发挥，追求自我实现是人的最高动机。按照人性的自然特点，只要存在谋求个人利益的地方，总会出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情形，律师职业也是如此。尽管现代法治社会中的律师都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尽管现代社会要求律师以维护社会正义、维护国家法律为其神圣的使命。但是，律师作为一名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的自然人，难于避免地存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这一倾向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的运行机制以及市民的思想观念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尤为明显。追求个人利益的本性与律师的使命不可避免地存在内在的冲突。[16]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法学教授安索尼T·克罗曼认为：人们选择法律这一职业有许多原因。一些人为了钱，一些人为了权力和名望，还有，至少是一小部分人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而成为律师。[17]而当今中国律师，由于律师制度安排，将律师定位于社会中介服务人员，成了实实在在的“法律商人”，整个律师群体的政治地位都被边缘化了。在这种被扭曲了绝对低下的社会定位情况下，律师无法实现政治、法律抱负。由于制度体系中的边缘化使得律师在制度体系中心无所作为，[18]于是，韩德云律师认为，律师的非公职身份决定了律师首先需要自行扮演经济角色，在日渐市场化的社会中，成为自食其力的经济人。

潘志恒在《如何保持律师的使命感》一文中说：“律师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是社会的一分子，必然受社会环境、社会风气的影响。在一个强权政治、金钱万能、贿赂公行、腐败泛滥的社会中，要求律师独善其身、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是不现实的。而在一个讲求真理、追求正义、公平竞争、人人守法的社会中，律师树立使命感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顺理成章的。文章认为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以及培养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是律师树立和保持使命感的社会基础。[19]我们并非为一些律师的不法行为辩护，而只是强调在律师业建立科学的、合理的制度的重要性。[20]

三、重构律师社会责任

中国律师的现状不利于律师的发展，既有律师制度设置上的问题，也有国家政治体制人事制度上的问题，既涉及《律师法》，也涉及其他基本法，要彻底扭转和放弃法律商业主义的市场化倾向，重构律师社会责任，增强律律师使命感，更重要的是从制度入手，从立法上定位。

1、在立法和制度设计上对律师的身份和律师行业重新定位，果断放弃“中介机构”的定性。在几乎所有法治国家，律师都是司法运行机制中的重要环节，在立法上无一例外地将律师定性为司法制度中的成员之一。这种制度上的设计和立法上的规定直接避免了将律师等同于一般社会执业人员、将整个行业当成中介机构和经济组织的错误。中国的法治进程如果没有律师的参与，没有这一重要的民主力量的加入，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如果这一重要力量仅仅是中介机构组织的执业人员，而不是以追求公平与正义为使命的一支制衡队伍，同样也难达到法治的目标。

2、改变律师职业从一而终的命运，建立律师转入政界和司法界的流动机制。有了这样的流动晋升机制，才不致于律师只有“钱途”，大批的优秀人才才会有计划地设计自己，到律师业中磨练发展去实现其政治理想，这样既可提高律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又为国家培养法律人才。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制度首先是作为政治制度而产生的，由于律师制度具有权力制衡体系中的监督功能，而被世界各国视为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西方国家的律师发展历程也表明，律师是国家最重要的政治人才资源。

3、树立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共同法律信仰、法律素养、法律思维和法律职业伦理道德。律师与公检法同属法律职业群体，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法律文化远未形成，良性的职业关系尚未建立。现实中司法人员对于律师具有强烈的地位优越感，律师的人格未得到应有的尊重，缺乏足够的交涉力，于是在很多时候“打官司”成了“打关系”，以致律师整体水平以及律师业务能力水平的降低。因此，就法律而言，律师与公检法应当是一个高度职业化、专业化的完整法律职业共同体，相互之间在法律面前应以法律学识而不是以手中的权力大小为评判标准，彼此在对待事物或处理纠纷时，运用相同的思维方式和共同的评价体系，在处理结果上能形成合理的期待。[21]

4、目前律师执业环境差，社会地位不高，固然有赖于各种客观因素的改善，如完善司法体制、改变执法观念，等等，但律师队伍的主观方面的因素则更为重要。中国律师必须真正实现自己的社会存在价值，才谈得上社会地位的提高。而要实现律师的社会存在价值，就必须全体同仁共同塑造中国律师高尚的人格形象，良好的职业形象，才能博得良好的社会信誉，才能提升社会地位，反过来促进执业环境的改善，有为才能有位。[22] 律师应当时刻牢记自己的职业使命，才能承担起庄重的社会责任。

注释和参考文献 邱旭瑜：《商业化——中国律师业变革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律师网，http://

3、吴革；《律师，你为谁服务？》《律师文摘》2006•第一辑第97页

4、张卫平《律师要成为一支正义的力量》，《律师文摘》2004•第四辑第41页

5、参阅“第二届中国律师论坛”自由论坛精彩剪辑之二：《中国律师专业化发展是否应以培养学者型律师为方向》，原载《中国律师》2003年第2期

6、任秉铎对此认为：“各地除了少数律师被作为‘花瓶’选为人大、政协代表有机会参政议政外，大部分律师都没有参政议政的机会„„就是这些少数被选为参政议政的代表的律师，大多数是少数民主党派推荐的，很少有律师群体推选出来的。”《我国律师现状及其发展之思考》，原载《中国律师》2001年第5期

7、王进喜：《律师职业化与律师职业行为规则》 http://

21、吴清旺：《中国律师“边缘化”之思考》 http://www.xici.net/b167997/d8507628.htm

22、张用江：《律师的使命》，中国律师网

第五篇：对农村影响

金融危机背景下 中国农村改革为何备受关注

时间：2008-10-14 15:26来源： 蓝筹财经文字选择：大中小

在全球金融乱局下中国农村改革被世界期待#e#

提案：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愈演愈烈。由于中国金融衍生品不发达，金融机构直接投资美国问题金融资产比例很低等原因，现在看来受到的直接影响不大。但是，对中国整体经济的间接影响和潜在威胁不可忽视。主要是，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开始波及实体经济，已经使得以消费为主导型经济的美国国内消费倾向开始降低，这种降低倾向很快将会传染到欧洲以及亚洲新兴市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内的经济学家们给出的药方是：扩大国内消费，大幅提升内需。扩大消费、增加内需是老生常谈了，就是因为找不到着力点在哪里。而通过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全力拓展农村市场，也许是扩大消费、增加内需最优选择，也许是避免国际金融动荡给中国经济带来滑坡威胁的出路。

在全球金融乱局下中国农村改革被世界期待

在金融风暴在各国股票交易所劲吹的时候，世界媒体却分出一部分精力，饶有兴趣地关注另一个地方：中国农村。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10月9日开始在北京举行，会议据传将就中国农村改革作出新的“重要决定”。世界在焦急期待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发动机，很多人因此随着中国的口号，以未来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的广大农村。7亿多中国农民，他们将为中国创造多么大的内需，为世界带来多少新的机会!西方对中国农村的看法一直支离破碎，但中共以如此巨大的精力关注农村问题，给世界的印象极深。很多西方人都表示难以相信，震动当今世界并彻底改变了中国的伟大改革最早“是几个农民搞起来的”。现在，中国似乎又来到了历史的起点。对于这次全会将作出的决定，英国《金融时报》9日称，它“可能成为中国自30年前告别毛泽东时代以来最重大的改革之一”。

三中全会影响中国进程

据香港《明报》报道，十七届三中全会9日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开幕。中共现有中央委员204名，候补委员167名，此外，127名中纪委委员和上百名并非中央委员和中纪委成员的省部级官员都会列席会议。

这次会议被新加坡《海峡时报》称为中国“今年最重要的政治会议”，并说“所有目光都在密切关注着将在会议上出台的、将影响到7.3亿中国农民的土地改革政策，预计中国的土地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这将赋予农民在如何利用土地上更大的发言权”。

不少媒体关注此次会议的国际大背景，法国《费加罗报》9日在题为《北京团结农民对抗危机》的文章中说，在人们关心的焦点从奥运会转移到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政治好戏开场了，十七届三中全会将定出今后的大方向，“促进农村改革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是这次全会的核心”。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9日也刊出题为《中国共产党在全球经济动荡之际召开会议》的文章说，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周四开始为期4天的会议，讨论农村改革问题，中国政府努力维持经济增长，同时还要防范全球经济危机可能对中国带来，“在周三中国宣布降息后，人们还预计这些中央委员将讨论刺激经济增长的进一步措施。不过，共产党并没有透露额外的细节内容，但分析家们说，他们预计政府还会出台降息、减税以及刺激计划等措施以促进经济增长”。

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在外电眼中显然都是有分量、有看点的议题，特别是农村改革。9日，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称：“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将于今日开会，讨论是否允许农民买卖土地承包经营权，这可能成为中国自30年前告别毛泽东时代以来最重大的改革之一。”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的评论文章认为，“中国政府同意农

民对外出租土地看起来是一个‘革命性的观点’，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来说是令人吃惊的”。

这次的三中全会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美国《世界日报》的社论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历次三中全会，都要做有关改革开放的重要决定，这次要做农村改革的决定，是“改革的再起步”。香港《大公报》称“三中全会影响中国进程”，“由于党代会程序安排原因，历届党代表大会之后的三中全会往往带有特殊意义，一些具有重大转折性的决策，多是在三中全会上做出的”，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农村改革，正式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十二届三中全会把改革重点拓展到城市，这也是当时中国改革深化的标志性事件。(人民网)

新加坡媒体关注中国的农村改革

新加坡《联合早报》14刊登了题为《新时期的中国农村改革》的社论，认为中国进行农村改革，将能使整个社会平衡、平稳发展。

社论说，土地改革是中国“三农”改革的新突破口，是缩小城乡及贫富差距、求取社会均衡发展的途径之一。如今，中国共产党从全球化视角将此提到“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高度，以政治的视角将此提到“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战略和重心将有明显调整，最终目标是整个社会的平衡、平稳发展。

社论认为，无论从发展现状还是从国际经济形势来看，中国都已经到了必须加快培养内部市场、扩大内部需求的转折点。目前全球正在经历的金融危机，再次说明了这一点。(国际在线)

#p#推进农村改革扩大内需应对全球金融危机#e#

推进农村改革扩大内需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9日即将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决定》也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性文件(10月8日《第一财经日报》)。

推进新一轮农村全面改革的各项举措已经进入最高决策层决策。业界预期，将会在粮食问题、土地管理制度、农村金融体系、城乡一体化建设等多方面有所突破。我们有理由相信，30年前以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使得我国农村农民一举解决了温饱，实现了初步富裕，30年后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推进的农村新一轮改革，必将促使中国农村全面实现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当前，我国农村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重任。从发展机遇上看，由于我国高度重视农业发展，在世界发生粮荒时，中国却储备充足，从容应对。但是，耕地过于分散，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价格过低，制约了农业效益的提高和农民积极性的发挥。农村的潜在问题给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另一方面，我国整体经济持续多年保持高增长，国家财力大大提高，年财政收入将近达到6万亿元。给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支持。因此，在当前时期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既迫切、必要又水到渠成。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既有深远意义又有现实意义。不仅关系到中国实现高水平、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且，就当前全球金融动荡形势来说，还担当着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大任。

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愈演愈烈。由于中国金融衍生品不发达，金融机构直接投资美国问题金融资产比例很低等原因，现在看来受到的直接影响不大。但是，对中国整体经济的间接影响和潜在威胁不可忽视。主要是，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开始波及实体经济，已经使得以消费为主导型经济的美国国内消费倾向开始降低，这种降低倾向很快将会传染到欧洲以及亚洲新兴市场。同时，有消息称，在澳大利亚大幅降低利率情况下，全球央行可能联手降息。中美、中欧利差的扩大，必将使得稍加稳定的人民币汇率重拾大幅升值之

趋势。这两方面因素，必将对以出口拉动为主导的中国经济带来致命打击，可能直接导致中国经济出现增速减缓甚至大幅下滑。

出路在哪里呢?包括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内的经济学家们给出的药方是：扩大国内消费，大幅提升内需。扩大消费、增加内需是老生常谈了，就是因为找不到着力点在哪里。而通过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全力拓展农村市场，也许是扩大消费、增加内需最优选择，也许是避免国际金融动荡给中国经济带来滑坡威胁的出路。

从启动消费、拉动内需上说，农村潜力巨大。2007年，我国农民全年纯收入平均为4140元人民币，仅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的30%。如果农民全年纯收入平均增加2000元人民币，达到6140元，相当于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的44.5%(假设城镇居民收入不动)，那么，农村8亿农民将净增加1.6万亿人民币收入，对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拉动国内需求的作用和威力可想而知。

同时，农村又有着可观的投资需求。我国多次出现投资过猛引起的经济过热现象，这种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资源以及重化工业上，而农村一直处于投资不足、投资匮乏的状态。农村巨大的投资潜力也可能成为避免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方面之一。农村的基础设施、公益事业、工业企业、学校村镇建设以及各项服务设施等都有巨大的投资潜力。我国财政的巨大实力，也给增加农村投资提供了经济后盾，随着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信贷资金必将扮演更加重要的作用，农村投资前景广阔。林毅夫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说，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动荡应该增加内需，而在这方面中国有很大的潜力。“一方面我们城乡差距很大，新农村建设有许多项目可做„„另一方面，中国财政状况也比较好，有这个刺激内需的力量。”

通过深化农村改革，全力启动农村消费市场，通过财政金融切实增加农村投资，中国就能从容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下滑。(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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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改革影响中国未来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会议公报指出，要“抓紧在农村体制改革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进一步放开搞活农村经济，优化农村发展外部环境，强化农村发展制度保障”。这表明，发轫于中国农村的改革经历30年之后，中国再次把制度建设和创新作为农村改革的首要目标。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舆论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根据媒体报道，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此次会议的核心内容之一。其中主要有两大关键点：一是农地承包权从30年不变，改为“长久不变”;二是提出了征地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标和基本原则。在征地制度改革方面，基本原则是要缩小征地范围，把政府强制性的征地权限于公共利益的范围。而对不涉及公共利益的农用地转用，有望在严格执行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由农民集体与用地者谈判，按公平市场价交易。

分析人士指出，征地制度的改革是一个渐进过程，十七届三中全会只是提出了主要目标和基本原则，关键还在于如何修改《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确定新的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制度框架。农村土地征用制度牵涉重大利益调整，对中国农村乃至中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和走向均将产生深远影响。

在强调体制创新的同时，会议公报提出要加快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具体措施包括“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可以预见，通过直接投资、减免税收等方法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供应将成为政府努力目标。

一些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认为，2000年后，中国确立了农村政策的“六字方针”，即“多予、少取、放活”。在“少取”方面，近年来变化甚大。始于2000年的农村税费改革，2006年已全面完成，取消了农业税、农林特产税、“三提五统”等各种收费，农民负担大为减轻。在“多予”方面，政府加大了对农民的补贴，诸如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等，目前种粮农民每亩地年均可获得补贴70元以上。同时，农民参加合作医疗每年可获人均80元的补助;2007年，中国还决定在全国农村建立低保制度。

分析人士认为，在“放活”方面，由于长期城乡分治，利益格局难以短时间调整，改革创新的难度最大。但正因此，推进改革的空间也最大，这也正是此次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原因所在。诸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金融支持等，都是最为核心的内容。此次会议把农村制度建设放在整个农村改革的首位，说明决策者对“放活”有了更强烈的急迫感。

中国是传统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和土地占据重要位置。30年前，安徽农民首创“包产到户”，通过制度创新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今天，中国站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关口，再次选择农村体制创新作为改革突破口，无疑将对中国未来影响深远。(食品商务网)

#p#农村改革是中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关键#e#

农村改革是中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关键

要想脱离海外市场阴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拉动“内需”。如果8亿农民收入能实质性提高，那么广阔天地所催生的新市场需求规模绝不容小觑。

海外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最新的报告让悲观情绪更甚，知名研究机构纷纷调降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增长预期，甚至认为此轮经济波动的谷底要延至2010年。全球经济如此，在悲观的观点看来，当外部金融乃至经济渐次深陷困境，期望中国的A股市场、中国的经济实体独善其身，宛若天方夜谭。

基于理论分析看，这样的担心似乎并非过度。我们无需罗列各种有关经济衰退的数据，事实上，无须衰退现“真身”，只要经济衰退的阴影预期出现，就会在经济体内部形成自我抑制作用：银行惜贷、企业无力投资、商业债务纠纷增多、居民消费疲软„„这些因素最终让经济体自身的恢复能力丧失。

心理情绪不仅会影响金融市场，还会干扰到实体经济领域的运行，最终放大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给市场运行造成更大的伤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改变预期甚至比改变真实经济还要重要。就预期而言，笔者认为，中国实现市场心理预期改变优化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海外市场，断言中国经济无法独立于全球经济周期并不足取。

要想脱离海外市场阴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拉动“内需”。尽管这一政策方向说起来容易，但实践起来却需要调控部门莫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制约中国内需拉动的关键在于农村，农民的整体收入状况几乎是一把双刃利剑。如果8亿农民收入能够实质性提高，那么广阔天地所催生的新市场需求规模绝不容小觑。而实现农民收入大幅提升的关键，就是对于农地流转权力的市场化归位。

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其市场流转一直不顺畅。农地流转定价过程不透明，村集体名义上拥有决定权，而村干部则拥有实际控制权。其结果就是农地流转定价普遍偏低、农民自身在农地流转中的利益分配缺位。数据显示，土地流转中地方政府获益60%～70%，而村集体获益约20%，直接根植于土地的农民获益不过10%。作为农民所直接拥有的重要生产要素，却无法带来更多的直接利益，反而被地方政府以及后续的土地开发商大赚级差地租的利益，可谓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问题与憾事。

这一状况极有可能获得巨大的历史性转变机遇。即将举行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将就农村经济社会体制作出重大改革部署，其中农地要素资源价格合理体现、提高农民收入等问题

可谓首当其冲。资源价格作为商品市场的根源，实现合理定价后的市场现实意义可谓巨大。几年前当初一些国产电视企业，曾发起所谓“彩电下乡”运动，试图实现“家家有彩电”的商业计划，但最终的结果却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一是农村社会基础设施不到位，很多地方基本电力供应尚无法完善;二是农村家庭电器升级的消费欲望极其低迷，轻易不愿意购买新产品。随着土地流转定价体制的到位，打破这些瓶颈的历史机遇已经逐步到位。关键就在于农村商业利益补偿的空间非常巨大，这一点从开发商透过四处圈地所获得的天价暴利，就能够看出其中的制度溢价空间。这笔溢价资金如果能够合理使用，势必能够带动整体农村市场需求的爆发。

尽管具体的改革部署尚未明朗，对经济拉动效应的测算也不明确，但我们已经拥有独一无二的改变长期增长预期的重要理由。

笔者判断，一方面海外金融危机是否最终演变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尚存变数;另一方面对于人口数量庞大的中国而言，一旦内需获得实质性启动，极有可能在逆势中成就更加强大的世界市场经济地位。所谓危险与机遇并存，究竟何者为重，就要视乎政策调控部门的科学部署与推动了。(环球外汇网)

#p#农村改革为中国股市提供牛市根基 市场获新机遇#e#

农村改革为中国股市提供牛市根基 市场获新机遇

城乡二元有望淡化 股市发现“兴奋点”

为期四天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结束，这是又一具有重大历史性意义的事件。它必将引领中国农村和中国经济走进新时代，而在这一宏观大背景下，中国股市也将走进新时代。

“三农”问题首先是经济问题，因为它要发展农业增加农民收入。这一进程将逐渐改变中国经济主要依靠东部工业发达地区带动的格局，广大的农村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增长动力。

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和股市走势，有意见认为将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日本和2002年以后的美国一样，迎来长的经济增长周期和股市上升周期。如果应验，此次三中全会对中国经济和股市来说，无疑是一大福音。

不谋而合的是，“商品大王”罗格斯又在大洋彼岸表示，自己继续看好农产品并已经再次投身其中，再次吹响了投资农产品的集结号。不知这是否会是又一个福音信号?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08年10月9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中，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建立和保障农民收入等问题成为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农村新政将打造更坚实的经济基本面，为未来股市的走强提供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经济背景，同时给作为企业精英的上市公司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

提供牛市根基

“中国希望美欧经过短期的调整好起来，但是，也应该有形势继续恶化、在相当时期内持续走弱的准备，因此应该启动内需，内外并举。”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称。统计数字显示，2007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已经高达67%。

今年以来，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出人意料地演变为一场金融风暴，迅速席卷全球主要国家，并且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中国的出口形势也因此恶化。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表示，未来中国经济将由国内需求及国外投资支撑，出口对经济的贡献比重增长或近乎零甚至出现负数。

因此，“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众多农村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建立和农村消费水平的大幅提升一定会成为长期内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东方证券宏观经济首席分析师冯玉明认为。

业内人士认为，中国经济目前的城乡二元发展模式，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这一状态将为经济安全及可持续性发展带来隐患。而农村新政将开始着手改善这一状况，中国的经济将会迎来城乡协同发展，“两个轮子”一起转的格局，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

“可以预计，中国股市将像1975年后的日本以及2003年以后的美国一样，拥有长周期的经济增长，为股市的长期走牛提供经济基本面的支持。”上述业内人士认为。

上市公司新机遇

“新内需的启动和扩大的过程，是农村居民收入及支出增加的过程，将使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作为企业精英的上市公司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从而为股市微观主体——企业的收入和利润增长提供新的机遇。”一位市场分析人士表示。

平安证券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从过去近20 年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数据看，城乡收入剪刀差在进一步扩大，其消费能力仍停留在生活必需品的刚性消费上。换句话说，农民购买力低是当前的现状。

因此，“三农”政策都绕不开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决定》指出，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

就由此导致的投资机会而言，平安证券认为，未来在规模化农业经营发展、农业科技进步、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和农民收入增加的推动下，农业生产资料、科技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医药卫生和工业品消费都将得到很好的发展机会。

国金证券则建议，关注“家电下乡”等类似的消费品行业的投资机会，侧重于中低档日常用品，如全国性的猪肉制品企业、中低档白酒消费等。不过，该公司认为，资本市场应当充分重视本次全会精神对于未来数年农村改革与发展实践活动的意义，而不是注重短期题材性炒作机会。(21世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