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我国媒体的应对策略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我国媒体的应对策略
【摘要】202_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这一战略构想的提出,顺应了和平发展、实现互利共赢的时代潮流,赢得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在这一战略背景下,媒体应该配合好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体现媒体的责任与担当,把握对外话语主动权,构建新的对外话语体系,提升我国的对外传播能力,提升国家形象。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媒体;策略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_)09-0242-01
202_年3月28日,中央商务部、发改委、外交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习近平主席在当天开幕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正式宣布了这一规划,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各国的主流媒体纷纷参与报道和评论。目前,已经有沿线50多个国家明确提出要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在“一带一路”的倡议得到诸多国家热烈的响应的同时,也招致了一些误读和曲解。由于沿线国家有着丰富的资源,因此有人质疑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是出于自身的需求,有着深层次的意图,担心中国进行能源的掠夺,并通过“一带一路”抗衡美国的亚洲战略;甚至有的人将“一带一路”战略称之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面对种种的误读,如何有针对性的回应,如何增进各国对战略实施本身及其意义的认识,从而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作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窗口,我国的媒体应该采取相应的策略与措施积极应对。
一、宣传策略
首先,媒体在对外宣传上应该注意多角度地增信释疑。总书记在一带一路构想上进一步提出了加强“五通”的具体设想,即:加强政策沟通、加强道路联通、加强贸易畅通、加强货币流通、加强民心相通。因此,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五通”就需要沿线各个国家之间的通力合作,各大主流媒体应该通过各种形式,结合社交媒体等手段,与沿线国家当地媒体展开广泛的合作,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开辟一条“数字丝绸之路”。
其次,媒体应该让沿线各国充分认识中国在区域性经济稳定中的作用和重要性,而“一带一路”的实施与建设的目的是求发展、共繁荣,让各国民众充分意识到“一带一路”带来的发展机遇。同时,“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是基于一定的历史地理背景,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中国文化与各国文化的关系,考虑政治、经济因素的同时,更要侧重考虑文化因素,传播中国文化,展示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与魅力,通过文化认同来增进中国与沿线各国之间的互相信任、理解与包容。
再者,“一带一路”构想的实施不是一朝一夕的,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推进过程中会碰到许多的问题,媒体应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由于各个国家有着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所以媒体应注意对不同的国家实施不同的传播策略,选择好传播语言、传播工具以及传播途径,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媒体可以根据各个国家的各自利益策划不同的切入点。
媒体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可以和海外的华人媒体进行合作,通过不同角度地解读,发挥海外华人在当地的优势,形成一个双向沟通的传播过程,促使与西方媒体、当地民众形成更多地反馈与交流。
二、媒体自身
“一带一路”构想的实施也对媒体自身提出了诸多的要求。首先对于人员而言,不仅需要媒体从业人员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而且由于“一带一路”涉及多个国家多种语言,因此对媒体人员的语言以及沟通等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媒体内部应该组织相关的培训和学习,不断丰富和更新从业人员的知识和水平,同时也要加强他们的职业道德建设,增强社会责任感,本着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开展媒体工作;其次,我国新媒体发展迅速,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具有互动性强,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优势,能够广泛吸引受众。“一带一路”的诠释和宣传需要加强新媒体建设,因此,全国主流传统媒体应该建立新媒体平台,并使其不断完善,既可以解决电视台和电台的单向传播的弊端,又可以使受众通过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加强和发布者的沟通与交流,这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宣传有重要作用;最后应加强媒体型智库建设。作为智慧高地,媒体型智库的优势在于能够结合实际需求,利用媒体的特殊优势将产学研各方面的需求结合起来,形成合力,为“一带一路”的实施提供更加丰富的成果和决策借鉴。
三、总结
如今“一带一路”,应者云集。“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战略,进入了务实合作全面推进阶段。我国的媒体尤其是沿线主流媒体应该承担起责任,为“一带一路”的实施和推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同时对内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对外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在国际间把握话语权,提升我国对外传播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徐书婕.新媒体语境下主流媒体的责任担当――以人民日报“一带一路”报道为例[J].新闻战线,202_(13).[2]王林,李晓霞.“一带一路”战略与云南媒体国际传播力建设[J].思想战线,202_(03).[3]沈菲“.一带一路“战略对外传播效果的优化与提升[J].今传媒,202_(07).
第二篇:浅析“一带一路”战略背景
浅析“一带一路”战略背景
概念
“一带一路”,简称“BA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2_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
“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下谈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体现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是国际合作的新平台。“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最高决策层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关乎未来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繁荣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顶层设计”,具有深刻的历史和时代背景。
历史背景
丝绸之路是西汉张骞出使亚洲中、西部地区开辟的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起点,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大伊朗,并联结地中海各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从运输方式上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它最初的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瓷器等商品。
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与欧亚国家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大通道,促进了东西方文明交流和人民友好交往。在新的历史时期,沿着陆上和海上“古丝绸之路”构建经济大走廊,将给中国以及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共同/ 5
的发展机会,拓展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时代背景
一、国内战略背景——统筹两个大局,消化过剩产能。
基于中国地域辽阔、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经济条件,邓小平曾于1988年提出“两个大局”思想,即:率先加快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发展,然后以东部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然而,在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也在逐步扩大。虽然自202_年以来,国家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扶持,地区之间差距缩小。但是由于基础设施建设仍不完备,对投资、人力资源吸引力不足以及交通物流成本较高等原因,区域差异依然较大。
“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带来的中西部经济的增长更为依赖投资的驱动,相应地,消费和对外贸易却未同步发展,反映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等扶持政策对于经济的结构化调整与升级的局限性。因此,当前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即是统筹两个大局,通过内陆的沿边开放,拓宽国内国外市场,促进中西部经济结构更为合理的发展,最终协调区域间的平衡发展,缩小区域贫富差距。
在中国经济已经步入“新常态”,增速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的情况下,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尤为重要。然而,中国原有的“以量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工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金融危机时期的四万亿刺激措施更是加剧了产能过剩的矛盾,特别表现在钢铁行业。因此,扩大需求成为消化过剩产能的最优途径,而这就意味着需要拓宽现有的市场空间。“一带一路”战略即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向西开拓国际市场,以期消化国内过剩的工业产能。
二、国际战略背景——深化多边贸易,提升国际话语权。
中国的崛起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融入国际多边贸易,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通过拓展外部市场拉动外需、加强经济互利合作成为当前各国政府所寻求的措施。近年来,中国加速通过区域或者全球治理平台(例如,中国-东盟自贸区、上合组织等)即是加强对外开放与合作的信号。
相比其他国家,中国重视对外合作还有另外一层缘由,即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体量逆势上升,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进出口总量更是居全球首位。与外部融合的加深导致外部经济体波动或者国际经济规则的调整都将对中国造成巨大影响,这促使中国必须寻求有利于自身发展或者至少是互利的国际经济秩序。/ 5
这意味着经济体量巨大的中国已然无法回避经济实力向战略影响力的转化与实现。因此,作为大国,中国必然需要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在于向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提供公共产品。据此而言,对外投资将是大国深化国际合作的客观诉求。相对而言,中国对外投资的一大优势在于巨量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是对外的国民财富”这一性质决定了外汇储备只能用于对外经济活动。近4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不仅可以为海外投资提供可观的先期资本,而且也可以通过企业“走出去”在全球优化资源、技术的配置,实现自身的保值增值。“一带一路”战略的最终实施将完成中国利用外汇储备对外投资,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而提升自身话语权的战略目标。
三、国内改革步入深水区,对外开放面临调整转向,经济发展处于“三期叠加”的新阶段。
当前我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就是“三期”叠加。所谓 “三期”,即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八大”后党中央提出了改革开放再出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新方略,重新定位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国民经济从高速增长到常态平稳增长的“软着陆”,维持可持续发展和适度增长。这就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大资源和市场,寻求新的经济发展驱动力和增长点。习近平亲自挂帅的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等总揽全局的顶层设计决策机构的成立,足以表明中央再举改革开放大旗、应对国内国际挑战的决心和勇气。
四、世界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需要进一步激发区域内的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
自202_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产业结构进入了深度调整期,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发达国家增长乏力,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回落;世界工业生产收缩,制造业处于下行期;世界资本流动减速,金融资产增长缓慢,发达经济体对外投资一蹶不振,原先专注于资本输出的国家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内,使全球资本跨境流动大幅下挫,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市场动荡加剧,投资回报率普遍下降;经济增长的疲软严重拖累世界贸易的增长,世界贸易持续低迷,出口形势急剧恶化,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的出口正在经历深度调整。
世界经济结构的这些变化和调整,呈现如下明显特征:一是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发生变化,过去几十年引领着全球经济增长的发达经济体,受困于高额的政府债务、投资机会的缺乏、欧债危机的冲击、产业创新的缓慢、紧缩的货币环境、/ 5
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等因素,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已经发生动摇,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始终保持着较高增长率,逐渐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二是世界工业生产格局出现分化,发达经济体工业增长减速,部分产业空心化,而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增长表现不俗,但作为工业增长引擎的制造业要想在全球工业生产格局中凸显领导力,仍尚待时日;三是世界资本流动格局发生逆转,原来的西方发达资本输出国大幅减少境外投资,美联储加息企图再次剪全世界的“羊毛”,加速全球资本的回流,恶化了发展中国家融资环境,偿还外债能力减弱,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加剧;四是世界贸易格局进一步分化,美国、欧盟、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刺激政策的作用下商品出口增长较快,日本出口形势则急剧恶化,而在商品进口方面,亚洲发展中国家增长强劲,继续保持领先,美国和欧盟进口则持续乏力疲软。在此情形下,我国对外开放长期以来主要的对象西方发达经济体国家为主的格局,需要调整、转向,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我国周边的东盟、中亚、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资源丰富,潜力巨大,亟需通过合作活力激活发展动力。
五、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能源进口和消费大国,原油进口潜在的“马六甲之困”日益突出,能源安全形势加剧。
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原油领域的竞争已经超过了纯商业的范围,甚至成了世界大国经济、军事、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近年来美俄因乌克兰局势而交恶掀起的原油价格较量,就是最新的明证。研究表明,自1996年以来,中国原油进口量快速增长,原油进口依存度飙升,进口主要来源地愈趋集中。原油进口来源主要集中在中东国家、非洲的苏丹等地,原油进口来源地区比较集中。原油进口量的80%需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对外依存度高达58%。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原油安全保障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今国际原油市场深受国际政治的影响,使原油进口国的原油供应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原油进口的安全性受到很大挑战。尤其是我国原油进口过度依赖中东地区和马六甲海峡,在中东局势动荡、美国插手南海的情况下,我国的能源安全受到严重挑战,潜在威胁加剧。开辟新的原油供应国或地区,开通新的安全输送管道,实现原油进口的多元化,已经是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六、中美战略博弈日益白热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抱有疑虑、担忧甚至戒备、敌意。
美国“重返”亚洲再平衡战略与中国参与建构国际新秩序形成越来越激烈的/ 5
对冲。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推行所谓的“重返”亚洲再平衡策略,意图围堵中国的发展空间,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在外交、军事、安全、经贸等领域实行了一系列新举措。如推行“巧实力”外交,强化“美日安保”,企图拉拢日、韩、菲、澳等国缔结“小北约”,打造环绕中国东部的“三条岛链”,构建从日本东京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新月形”包围圈,明里暗里插手东海、南海问题,驻军澳大利亚、重返菲律宾,在APEC之外提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意欲继续主导亚太政治经济格局,遏制中国发展。中国的工业和基础设施集中于沿海,如果遇到外部打击,容易失去核心设施。
与此同时,凭借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成就和累积的国家综合实力,新兴的复兴中的中国积极参与建构国际新秩序,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战略、新机制,倡导成立了许多新的地区或国际组织。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世界多极化、倡导多边安全机制等前提下,新一届中国领导提出了亲诚惠容的睦邻政策,全新的亚洲安全观和亚洲梦,并首倡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同时,中国逐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国际对话渠道和合作机制,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G20、APEC等国际事务,参与协调地区事务如东盟10+
3、中日韩领导人峰会、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机制,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发起并主导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中欧论坛、中东欧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国东盟10+
1、亚信峰会、金砖国家峰会、中-南美、加勒比海国家、中-南太平洋岛国等对话平台;推行中孟印缅、中巴经济走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区等区域合作建设项目,倡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金砖国家投资开发银行、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和丝路建设基金;加快自贸区建设和谈判进程,倡导缔结“亚太自贸区(FTAAP)”„„而能把这些新思想理念和对话合作机制落到实处又能统领全局的,恰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战略构想。无论是和平发展、繁荣进步还是睦领友好、开放包容这些理念,也无论是政治、外交、军事、安全还是经济、贸易、文化、科技这些领域,都可以在这“一带一路”战略中得到实现。/ 5
第三篇: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背景资料
“一带一路”背景资料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
习近平在202_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战略即:
1、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 2、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涵盖东南亚经济整合、涵盖东北亚经济整合,并最终融合在一起通向欧洲,形成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大趋势。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从海上联通欧亚非三个大陆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形成一个海上、陆地的闭环。
边境地区作为连接中国与众多邻国的门户和纽带,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一带一路”建设向前推进的必要前提和保障。中国已同除印度、不丹外的12个陆上邻国解决了边界问题,未划定的中印、中不边界地区也总体保持稳定安宁。中国边境地区整体状况处于历史最好时期,邻国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意愿普遍上升。
边境地区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依托。边境口岸作为通道节点,在中国对外开放中的前沿窗口作用显现。中国开展亚洲公路网、泛亚铁路网规划和建设,与中亚、南亚及东南亚国家开通公路通路13条,铁路8条。此外,油气管道、跨界桥梁、输电线路、光缆传输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成果。这些设施建设,为“一带一路”打下物质基础。
202_年8月,习近平出访蒙古国时,表示欢迎周边国家“搭便车”。
中国背景
1.、产能过剩、外汇资产过剩;
2.、中国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对国外的依存度高。
3、中国的工业和基础设施集中于沿海,如果遇到外部打击,容易失去核心设施。
丝路新图
1、北线A: 北美洲(美国,加拿大)----北太平洋----日本,韩国----日本海----扎鲁比诺港(海参崴,斯拉夫扬卡等)----珲春----延吉-----吉林-----长春-----蒙古国-----俄罗斯-----欧洲(北欧,中欧,东欧,西欧,南欧)
2、北线B:北京——俄罗斯——德国——北欧
3、中线:北京——西安——乌鲁木齐——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匈牙利——巴黎
4、南线:泉州——福州——广州——海口——北海——河内——吉隆坡——雅加达——科伦坡——加尔各答——内罗毕——雅典——威尼斯 “一带一路”带来发展机遇 那些行业受益?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新的国际战略框架,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多重发展机遇。其战略愿景可分为远近两大层次:近期着眼于“基建互通、金融互通、产业对接、资源引入”,远期则致力于“商贸文化互通、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繁荣”。基于以上分析框架梳理,“一带一路”战略给国内产业发展将带来五大主题机遇:
一、“通路通航”主题:包括交通运输业(港口、公路、铁路、物流),铁路建设与相关设备,航空服务、设备、整机生产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交通运输是优先发展领域,以加快提升我国与周边国家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水平,并形成区域交通运输一体化。
交通运输业(港口、公路、铁路、物流)将率先直接受益于亚欧交通运输大通道的建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将加快推进公路、铁路、民航、海运等多种运输方式的互联互通,吞吐量将明显提升。连云港至鹿特丹港连通的新欧亚大陆桥,将强化其在国际陆路运输中的骨干作用。中国也将全力打造与我国第三大贸易合作伙伴——东盟地区的海陆空综合交通方式:海上——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临海港口城市串连起来;内河——中国出资澜沧江-湄公河河道建设,打造黄金水道;公路——南(宁)曼(谷)、昆(明)曼(谷)公路已经开通,东南亚正在形成两横两纵的公路通道;铁路——中国计划以昆明和南宁为起点,建设泛东南亚铁路联系东南亚陆路国家。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走出去”,也将带动铁路建设与相关设备,航空服务、设备及整机生产等产业增长。
中国的港口有着丰富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经验,铁路建设“走出去”给其他基础设施类公司走出去提供了良好样板。同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东南亚及南亚国家存在强烈的建设大港口的需求,这些领域的优质企业存在建设和运营“走出去”的良好前景。
尤其是在铁路建设方面,突破国家界限的“欧亚铁路网计划”,也会刺激铁路建设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意向的铁路工程已达到0.5万公里,和欧亚铁路网的8.1万公里规划目标相比还有巨大空间。
二、“基础设施产业链”主题:包含建筑业(建筑及基础设施工程),装备制造业(设备及配套类装备制造),基建材料(钢铁、建材、有色等)。从需求端来看,“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无论是从国内需求或是未来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分析,这些国家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均极其旺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财政紧张的原因,基建投资支出不足,普遍呈现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人均GDP、人均公路里程、人均铁路里程等指标均远低于我国,亚洲和非洲的沿线国家较中国分别有10%和20%的城镇化提升空间,而中国在自身城镇化过程中累积的大量经验和产品、服务能力可以对外输出。从国内来看,西北部各省区铁路、公路及高速公路密度在全国均排在后面,新疆、青海、甘肃在倒数5位之中,宁夏、陕西居于中后段水平,为实现“一带一路”各国间的基建对接,中国西北部的城市建设、交通运输网络等基建领域投资很有空间。
从供给端来看,伴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台阶,我国建筑业及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日趋严重,“基建输出”能够大幅缓解我国建筑业、制造业的产品需求压力。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大背景下,我国参与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很大程度上表明了我国加大对外开展基建投资业务的战略构想。
根据总体基建投入约占GDP的5%估算,“一带一路”沿线对基建的需求或达到每年1.05万亿美元,而中国对外承包完成额202_年仅为0.14万亿美元,仅占其中的13%。主观意愿和客观条件形成合力,未来我国建筑业和制造业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将大幅加快,海外市场广阔的产业扩张前景将逐渐打开。在“一帶一路”的战略政策支持下,对外工程承包施工企业“走出去”能形成较大的出口拉动,有效对冲国内需求端的下滑,从而带动整个“基础设施产业链”。
目前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国内经济也面临艰难转型,全球贸易环境不佳,追求出口增长容易引起诸多摩擦和矛盾,而对外投资更容易被接受,用对外投资启动外需是比出口更好的选择。利用施工企业输出方式,能带动国内设计、咨询、制造、材料、劳务、金融、保险、服务等多行业的输出,对冲国内需求端下滑。不同于外贸出口通常的低成本和低附加值,施工企业“走出去”方式有效带动的是中国附加值较高的产品,如机电产品,符合国家产业升级的目标。
三、“能源建设”主题:包括中国油气进口的管道建设相关产业,电站建设、电力设备等。
拓展稳定的油气资源进口途径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目标。近几年我国对油气资源的需求在快速增加,但我国的油气资源进口主要通过马六甲海峡的海陆运输,获取途径较为单一,能源安全较易受到威胁,拓展新的油气资源进口途径十分紧迫。
“能源建设”主题之下,构建中国陆上的能源大通道战略,将直接利好中国油气进口的管道建设相关产业。与新疆接壤的中亚国家油气资源极为丰富,是仅次于中东的第二个油气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目前我国从中亚及俄罗斯进口的石油量占比仍偏低,天然气近几年从中亚的进口量在不断攀升。随着天然气的普及,国内需求量的快速增长,通过新疆从中亚的进口量仍将持续增加。
未来,为满足新增进口量的输送需求,新疆将建设多条能源管道,构建中国陆上的能源大通道。配套的输油管道、天然气的输送管道、电网以及道路运输等,这些领域必然迎来进一步的利好。
(以下略)
第四篇:“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及发展策略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及发展策略
作者:天天论文网 日期:202_-6-21 11:10:42 点击:1 202_年3月28日,中国政府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开创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一带一路”方略不仅传承了古代丝绸之路亲善交流、开放包容的精神,更结合当代国内外局势,超越了传统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当前的重要国家战略,其重点是实现“五通”,其中“贸易畅通”即与贸易伙伴在协调透明的贸易环境中展开更加密切和广泛的合作。世界贸易组织(WTO)于202_年11月宣布《贸易便利化协定》议定书通过,我国于次年9月正式接受该议定书,在国际社会上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同时也加速了中国与主要伙伴国的贸易便利化改革。
一、贸易便利化的提出及发展
贸易便利化最早是1923年在国际联盟的议程中被提出的,当时其主要任务是建立各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体系,尽可能地降低国家间的交易成本。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科技的不断创新,贸易便利化的内涵也在不断充实,并逐渐成为国际经济与贸易的重要议题,受到各类组织的关注。世界贸易组织认为贸易便利化是对国际贸易程序的简化和协调,包括了国际贸易货物流动所需要的收集、提供、沟通及处理数据的活动、做法和手续,即国际贸易程序和文件的系统化与合理化;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对贸易便利化中贸易程序的界定更加具体,即指海关程序、国际运输、贸易保险和支付及过境时必须履行的程序和手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提出贸易便利化通常是指运用新技术和其他相关措施,简化和协调与贸易有关的程序及行政障碍,降低成本,推动货物和服务更好地流通;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贸易便利化是指涵盖国际贸易全过程的可以使贸易流动更便利的信息流及相关程序的简化和标准化。
世界贸易组织在1996年召开的首届部长级会议中开始将贸易便利化纳入其工作议程,在202_年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中细化了在该领域应该开展的工作,202_年根据《多哈宣言》的授权,进一步提出了确定各成员尤其是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贸易便利化的优先权等工作重点。202_年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谈判工作组成立,正式启动贸易便利化谈判,但由于牵涉到各方的切身利益,对贸易便利化文本一直未达成共识,进展缓慢。在经历了激烈和漫长的多轮谈判后,僵局终被打破,世界贸易组织在202_年11月通过了《贸易便利化协定》议定书,这也是多哈回合谈判以来取得的重大成果。世界贸易组织推动的贸易便利化措施主要体现为贸易程序的简明化、法律规范的透明化、数据传输的电子化及贸易管理制度的规范化,其最终目标是协调各国独立的贸易体系,创造一个更透明、更简单的环境,推进全球贸易更便捷、更有效地发展。
二、相关文献梳理
国内外对贸易便利化的研究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侧重于贸易便利化的经济效益研究;其二主要是对贸易便利化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其三是对贸易便利化基础理论和相关议题的研究。
(一)在贸易便利化经济效益方面的研究
基姆(Kim)等[ 1 ] 通过研究发现,在海关程序上的改进,可促使APEC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进口有一定的增幅;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也发现,只要海关程序方面的便利化条件有所改善,则APEC区内进口就会有相应的升幅[ 2 ];弗朗索瓦(Francois)等[ 3 ]在测算关务费用对经济的影响后发现,如果各国的海关费用下降,则全球GDP总值将相应增加;菲利普(Felipe)等[ 4 ] 运用物流绩效指标值测算了提升贸易便利化质量的绩效,发现在出口国该指标值每增加1%则会使出口增加5.5%,在进口国该指标值每增加1%则会使进口增加2.8%,并且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对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影响最大。王慧彦等[ 5 ] 认为,贸易便利化能带来增加商业机会、节省通关时间等至少六方面的利益,同时以发展中国家秘鲁为例,分析了该国从贸易便利化领域的改革中获得的收益。胡超[ 6 ] 基于对中国与柬埔寨、泰国等东盟8个国家农产品贸易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实证检验提出,贸易便利化是推动未来中国—东盟合作实现钻石十年的重要助推器,其中缩短跨境通关时间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总体上如果进口通关时间每下降10%,可带来农产品贸易额提高5.68%,增加15亿美元。
(二)对贸易便利化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
世界银行研究人员约翰·威尔逊(John S.Wil⁃son)因为常年致力于贸易便利化评估体系的研究而在该领域极具影响力,他和几位合作研究者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将贸易便利化分为四个指标体系,并分析了这些指标体系对于贸易增长的贡献率,指出提高港口效率对提升贸易额有显著的影响,海关环境等其他贸易便利化措施的改善也与贸易额呈正相关关系,[7 ] 且通过实证测算的结果表明无论是进口国、出口国还是世界都会从贸易便利化措施的改进中受益,在制造业的贸易流总值将会因为贸易便利化的改善达到约3 770亿美元。[ 8 ] 此外,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也曾提出过如海关指数、港口环境指数等贸易便利化的指标,[9 ] 虽然囊括的内容更丰富,但之后在具体量化方面仍然沿用了威尔逊的构建方法。另一位学者约翰·雷文(John Raven)[10 ] 则认为主要指标有海关环境指数、商务诚信水平指数、支付系统效率指数等,但他没有对各项指数进行具体的量化分析。我国学者彭羽等[ 11 ] 结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特色和目标,将市场准入、商贸环境、基础设施、政府效率设置为自贸区贸易便利化的四个一级指标。
(三)对贸易便利化理论和相关议题的研究
娄万锁[ 12 ] 对贸易便利化的基础理论进行了深入探究,特别是从经济根源、政治根源、制度根源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王俊[ 13 ]则从三螺旋模型的理论视角提出贸易便利化是三螺旋模型下国内链措施、区域链措施和全球链措施交互作用的结果,随着全球经济交融发展的深化,贸易便利化是一个逐步摆脱外部束缚、使贸易趋向便捷和自由的渐进过程,每个经济体采取的贸易促进措施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中国应当对包括贸易便利化在内的国际贸易规则提出自己独立的主张,让贸易便利化离我们更近。胡晓红[ 14 ] 则以部分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为视角,对由于各自经济、社会发展状态的不平衡以及文化传统的不同而造成的贸易便利化制度差异性进行了阐述和剖析。
三、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指数分析
(一)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数据来源
鉴于威尔逊提出的贸易便利化评估体系最为成熟并被广泛应用,本研究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构建参照其评估方法,整个测评体系包括四个主要指数:口岸效率、海关环境、制度环境及电子商务环境。在数据的选取上主要来源于202_年9月世界经济论坛(WEF)最新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2_—202_》(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2_—202_)
和202_ 年4 月发布的《全球信息技术报告202_》(Glob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port 202_)。这是世界经济论坛最著名的两大系列报告,每年在发布之际都会引来各界注目,报告中各项目的评价结果和各国排名不仅受到经济界学者和商界精英的关注,更被各国政府高层作为制定决策的重要参照。
从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来看,四个一级指标项下都有其相应的二级指标,具体内容如下: 1.口岸效率指数(Port Efficiency,PE)
口岸效率指数中包括了港口设施质量(Quali⁃ty of Port Infrastructure)、空运设施质量(Quality ofAir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铁路设施质量(Quali⁃ty of Railroad Infrastructure)。取值1~7,1代表所有国家中评价最低的国家,7代表所有国家中评价最高的国家。2.海关环境指数(Customs Environment,CE)
海关环境指数主要体现在两项指标上,一项是非关税贸易壁垒的盛行程度(Prevalence of NontariffBarriers),取值为1~7分,1分代表该国的非关税贸易壁垒非常盛行,通关时间很长,7分代表该国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对进出口商品的影响很小,通关较为便捷;另一项是海关程序的效率水平(Burden of customs procedures),取值为1~7 分,1分代表该国的海关效率水平很低,7分则代表海关效率水平很高。
3.制度环境指数(Regulatory Environment,RE)
制度环境指数反映了贸易便利化实现的宏观环境,主要有两项:其一是不合法收入指数(Irregu⁃lar Payments and Bribes),取值为1~7 分,1 分表示该国经常会出现不合法的收入,制度混乱,7分表示该国很少出现不合法收入,制度清晰;其二是政府政策的透明度指数(Transparency of GovernmentPolicymaking),取值为1~7分,1分代表政府的政策透明度很低,7分代表该国政策透明度很高,企业和个人能非常容易地了解其政策变化。
4.电子商务环境指数(Service Infrastructurefor E-business,SI)
电子商务环境指数主要体现了互联网在该国运用的普及程度,通常由两个主要指标来反映:一个是电子基础设施指数(Internet & Telephony Com⁃petition),取值为0~2分,0分代表该国的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处于劣势,2分代表该国的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很好;另一个指标是企业使用互联网广泛程度指数(Business-to-business Internet Use),取值为1~7分,1分代表互联网使用率很低,7分代表互联网使用率很高。
(二)数据处理与样本的选取
在贸易便利化的测评体系中,因为各指标体系的取值范围和取值方法不完全相同,如有的取值1~7分,有的则取值0~2分,为了使综合评估更统一协调,必须采用数学方法进行数据调整。
本研究采用公式IIj= Ij/Imax(0 本研究根据相关的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对我国及“一带一路”沿线主要贸易伙伴国进行了分析。目前,“一带一路”沿线涉及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欧、西亚北非、独联体等共计64个国家和地区。当然,“一带一路”秉持开放原则,欢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积极参与,因为这是中国提供的全球机遇。 根据海关统计数据,202_年我国对“一带一路”64国的出口贸易总额达到了6 370亿美元,进口贸易总额达到4 834亿美元,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的同比增速都远高于我国总进出口贸易增速,其中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额超过200亿美元的有越南、印度、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阿联酋、泰国、伊朗、菲律宾、沙特阿拉伯等11个国家,而进口贸易额超过200亿美元的除了涵盖以上11 个国家中的8 个外,还包括了阿曼,本研究拟通过我国与这12个主要贸易伙伴国在贸易便利化指数上的数据分析,来了解“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及应采取的发展策略。 (三)评估结果分析 利用以上方法,我们根据《全球竞争力报告202_—202_》和《全球信息技术报告202_》,以中国及这12个主要贸易伙伴国为样本对象,进行贸易便利化水平的评估分析。在描述性的数据中,可看到各二级指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以2分为最大值的电子基础设备竞争指数的均值为1.67,其余以7分为最大分值的均值在3.82~4.99 之间,标准差在0.38~1.11的范围内,具体参见表1。 结合中国每项指标的数据,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的港口设施质量和空运设施质量处于中等水平,指数都略低于均值,全球排名为第50位左右。铁路设施质量较好,不仅高于均值,且位居全球第16位。贸易壁垒的盛行程度排名第78位,海关程序的效率水平排名第56位,都低于均值,处于中等略低的水平。中国政府政策的透明度指数较好,高于均值,且全球排名第36位,意味着政府政策对于从事贸易的企业和个人都较为公开和透明,应继续保持。但不合法收入指数低于均值,说明法律法规还不够明晰,不合法收入指数的控制效果也不是很好。电子基础设备竞争指数从全球排名来看,有很多国家都排在我国之前。我国企业使用互联网的广泛程度则处于中等水平,与均值基本持平。 根据公式IIj= Ij/Imax(0< IIj≤1),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复合统计后,得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12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便利化各项指标的新参数及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标TFI的数值和综合排名,参见表2。 通常,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会根据得分情况被划分为四个等级,据此可以得知:新加坡、阿联酋、马来西亚得分均在0.8以上,属于第一等级,为非常便利;沙特阿拉伯、阿曼、印度、中国得分在0.7~0.8之间,属于第二等级,为比较便利;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俄罗斯的分数在0.6~0.7之间,属于第三等级,为一般便利;伊朗则在0.6分以下,为不便利。在这13个国家中,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数最高的是新加坡,TFI 值为0.994,与之相比,中国的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数还只有0.710,排名第7,与新加坡差距比较大,说明还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四、发展策略建议 (一)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伙伴国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 “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设施联通,中国当前的港口与空运设施质量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有了明显提升,现处于中游水平,虽然与沿线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力优于不少发展中国家,铁路设施质量更是处在较为领先的位置。基础设施建设不是孤立的,不能仅靠中国一方的力量,我们应积极推进新亚欧大陆桥、泛亚铁路等重要通道建设,推进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随着我国出资的丝路基金成立和由我国倡议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正式成立,与“一带一路”沿线伙伴国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将更加被重视,同时还会有更多的投资机会,为相互间的产业合作等提供相应的投融资服务,进而更有力地增强中国与伙伴国和地区的合作。我们应充分利用丝路基金和亚投行这两大平台,在提高自身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同时,助推沿线国家尤其是西部周边国家提升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在互联互通的建设进程中实现互利共赢。 (二)构筑高效便捷的通关便利化改革通道 创造便捷的海关环境,打造高效的通关通道是贸易便利化改善措施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目前,我国的海关环境项目指数及排名都处于中等以下水平,应主动向领先的国家学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便利化综合指数最高的新加坡,凭借便捷的通关程序、高效的海关管理、合理的通关政策在通关便利化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其在通关便利化方面的改革创新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新加坡贸易发展局早在1989年就建立了贸易网(Trade Net)自动化系统,这是一个涉及所有相关部门的中央通关信息处理系统,全天候以电子形式传输单据和批准许可,以“单一窗口”的方式提供优质高效服务,不仅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而且有效地增强了海关的监管和行政执法能力。为了使“一带一路”沿线贸易更便捷,我们应学习先进经验,改变传统各自为政的局面,积极创新通关模式,畅通国际通道,扎实推进通关便利化改革,同时也要遵循风险控制原则和权责一致原则。自上海自贸区202_年2月开始“单一窗口”的试点工作以来,202_年起南京、天津、福建也相继启动了“单一窗口”的改革。但目前我们的试点改革还局限于海关商检合作,未来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的契机,向多部门延展。 (三)完善有利于贸易便利化的制度环境当前,贸易便利化的国际规则已从边境延伸到境内,涉及到相关国家的制度环境。因此,制度和机制的完善就更具挑战性。我国虽然是贸易大国,但贸易便利化的相关规则和内容在法律上并不完备,这是需要加以重视的,因为在国际上,法律法规、配套政策和监管体制等制度环境的完善是一国良好营商环境的直接体现,如北欧的跨边境边检合作制度、日本的提前审单制度等都是较好的改革实践。我国也应积极建立和健全满足贸易便利化要求的机制,加大海关规章制度的改革力度,以适应当前外贸的新发展,提升政府的服务水平,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同时与“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伙伴国协同联动,推进在执法互助、监管互认、互相监督等方面的合作,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从制度改革和机制建设层面真正推动贸易便利化的深入发展。 (四)提高电子基础设备和信息技术水平 电子信息化建设是贸易便利化改革中不容小觑的要素,综观国际上贸易便利化水准高的国家,其电子设备与信息技术都是很发达的。在《全球信息技术报告202_》所调研的143个国家中,电子基础设备竞争指数达到满分并列第一的就有62个之多,而我国排名靠后,仅列第116名,这要引起高度重视,如果电子基础设施跟不上,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同样,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运用上,我们也要紧跟世界步伐,加大投资与支持力度,适当增加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提升现代化信息技术与配套设备的水平,尤其要将高科技的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口岸建设和海关管理中,使海关与外贸企业、外汇管理局等其他部门间的数据实时互动,实现智能联动与自动处理,随时了解货物在存储移动过程中的所有信息和数据,这不仅可以极大地提高管理和服务效率,还能有效增强相应的风险管理能力。同时,基于“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还要推动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增进信息交流,完善信息通道,在设施联通的基础上加强信息联通,让“信息丝绸之路”畅通。 (五)主动参与贸易便利化相关规则的制定 当前,作为贸易便利化的受益者,发达国家一直极力倡导,在该领域规则的制定中也甚是主动。但是,随着全球经贸发展的深入,相关的贸易规则也应与时俱进地不断修订和完善,以更好地适应这些新变化,而在多边贸易谈判博弈中,各成员都有各自不同的贸易便利化规则,因此应该共同推动达成一个具有国际约束力的贸易便利化协定。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贸易大国,应尽可能多地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伙伴国,捍卫我们在国际贸易中的应有权益。世界贸易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柏年就指出,现在的中国与刚“入世”时相比,对全球贸易机制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话语权也同时在不断增强。[ 15 ] 我国政府应借此影响力,加强与“一带一路”贸易伙伴国的沟通,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和有关贸易便利化的国际论坛,提出我国和伙伴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寻求因各种差异产生的贸易障碍,并立场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积极争取有利于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发展的条款。我们不仅要用改革动力助推贸易便利化,也要以主动的姿态加入和参与到相关规则的研究和制定中。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任务。在硬件层面上,我们应借“一带一路”设施联通的东风与沿线伙伴国“互联互通”;在软件层面上,要通过履行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协定积极对接国际经贸规则,扎扎实实地将贸易便利化向纵深推进。 参考文献: [1]Sangkyom Kim,Innwon Park,et al.Measuring the impact ofAPEC trade facilitation:a gravity analysis[Z].Paper present⁃ed at the APEC EC Committee meeting in Santiago,Chile,202_.[2]APEC.Trade facilitation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fromShanghai to Bogor [R].EC Committee,Singapore,202_.[3]Joseph Francois,HV Meijl,FV Tongeren.Trade liberaliza⁃tion in the Doha Development Round[J].Economic policy,202_,20(42):349-391.[4]Jesus Felipe,Utsav Kumar.The role of trade facilitation inCentral Asia:results from a Gravity Model [J].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202_,50(4):5-20.[5]王慧彦,王健,纪啸天.全球贸易便利化的利益分析[J].商业时代,202_(6):29-30.[6]胡超.中国—东盟自贸区进口通关时间的贸易效应及比较研究——基于不同时间密集型农产品的实证[J].国际贸易问题,202_(8):58-67.[7]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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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是张骞(约公元前164年―前114年)于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出使亚洲中、西部地区开辟的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起点,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大伊朗,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 丝绸之路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从运输方式上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它最初的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德国地理学家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最早在19世纪70年代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 构思提出 202_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进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202_年9月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演讲,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国背景 1、产能过剩、外汇资产过剩; 2、中国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对国外的依存度高; 3、中国的工业和基础设施集中于沿海,如果遇到外部打击,容易失去核心设施。 启动目的 在通路、通航的基础上通商,形成和平与发展新常态。 丝路新图 1、北线A: 北美洲(美国,加拿大)----北太平洋----日本,韩国----日本海----扎鲁比诺港(海参崴,斯拉夫扬卡等)----珲春----延吉-----吉林-----长春-----蒙古国-----俄罗斯-----欧洲(北欧,中欧,东欧,西欧,南欧) 2、北线B:北京——俄罗斯——德国——北欧 3、中线:北京——西安——乌鲁木齐——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匈牙利——巴黎 4、南线:泉州——福州——广州——海口——北海——河内——吉隆坡——雅加达——科伦坡——加尔各答——内罗毕——雅典——威尼斯 5、中心线[6] :连云港——郑州——西安——兰州——新疆——中亚——欧洲第五篇:一带一路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