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向西开放的新载体

中国向西开放的新载体

2011年9月1日，是乌鲁木齐各族群众的又一个节日。这天上午，首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乌鲁木齐市新建的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一时间万商云集，中外瞩目。

从这一天起，一年一度的乌鲁木齐对外经济贸易治谈会(简称“乌洽会”)，正式升格为国家级综合性展会中国－亚欧博览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厅厅长和宜明说，乌洽会升级不仅仅是名字变更，相比商贸性质的乌洽会，中国－亚欧博览会实现了对新疆社会经济全方位的覆盖，奠定了新疆向中亚、中东、欧洲开放的基本趋势。

自1992年起，乌洽会已经成功举办了19届。19年来，乌洽会办会水平逐年提高，对外影响持续扩大，已成为我国西北地区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国际性经贸盛会，使古老的丝绸之路名城乌鲁木齐重现了“万商云集”的胜景。

其实，2010年7月，中央在下发的《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已明确提出，“将乌鲁木齐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升格为‘中国－亚欧博览会’”。

中央认为，新疆是我国西部的战略屏障，是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地区，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举办亚欧博览会，发挥新疆东引西出、向西开放的地缘优势，将其打造成区域的国际交流平台，对拓展与中、西、南亚和欧洲各国全方位、多领域的经贸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利于推动形成我国“陆上开放”和“沿海开放”并进的对外开放新格局，进一步发挥新疆在向西开放过程中的桥头堡和枢纽作用。

首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由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商务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7个中央部委共同主办。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贸工部门及贸易投资促进机构，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等国际组织作为国际协办单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席开幕式，宣布博览会开幕。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奥通巴耶娃、阿塞拜疆副总理沙里福夫、哈萨克斯坦副总理伊谢克舍夫和匈牙利前总理迈杰希等贵宾一同出席了开幕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义?铁力瓦尔地，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出席开幕式并参观展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先后致辞。

在9月1日同时举行的首届中国－亚欧经济发展合作论坛上，李克强出席并致辞。李克强强调，西部大开发在中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中处于优先位置，向西开放是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新疆是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地区，中国政府已经制定并正在实施支持新疆发展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加快新疆开放步伐，增强新疆自我发展能力，促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首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除了延续乌洽会的“展览特色”，还注重发展合作理念的交流，开办了中国－亚欧经济发展合作论坛、中国－亚欧旅游合作与发展论坛、农业合作发展论坛、金融合作发展论坛、科技交流合作论坛、新闻部长论坛、海外华商与新疆发展论坛等交流平台。

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行长朱苏荣说，金融对于新疆建设的意义，在目前的环境下具有前所未有的高度。新疆与中亚多个国家接壤，是我国向西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举办金融合作发展论坛，探讨金融如何对外合作，如何做好双边和区域货币合作，如何做好金融支持双边贸易和投资发展，对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意义重大。

曾任乌鲁木齐市市长的雪克莱提?扎克尔此前说过：“如果以乌鲁木齐为圆心，以1500到2000公里这个距离为半径画一个圆，那么在这个面积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还没有一个城市能与乌鲁木齐抗衡。乌鲁木齐在中国西部及中亚地区所具备的基础设施、市场基础、地理区域和经济规模等相对优势，使乌鲁木齐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为乌鲁木齐发展会展经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当今，亚欧大陆腹地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促进这一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是相关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单从经济角度看，中亚地区及俄罗斯是世界上至今未被大规模开发的最后一块资源富集区，是世界公认的21世纪全球最具开发潜力的能源宝库。以亚欧大陆桥为辐射的这片广袤区域，经济增长潜力巨大，双边和多边合作空间广阔。这也是全球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增长由沿海、沿江发达地区向陆域辽阔地区推进的大趋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指出，站在新起点上，办好中国－亚欧博览会，能够更有效地搭建新疆招商引资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平台，有利于加强新疆与国家各相关部门、相关省区的合作交流，也是进一步推进我国沿边开放、向西开放，努力把新疆打造成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和基地的有效载体。

显然，这样的载体，对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篇：昌吉州向西开放汇报材料111

昌吉州向西开放汇报材料

一、本地区对外开放现状情况特别是“十一五”以来发展现状

（一）进出口贸易

2005年全州完成进出口40839万美元，同比增长30.86%。其中，出口35834万美元，同比增长74%，进口5005万美元，下降52.84%。

2006年全州实现进出口10.28亿美元，同比增长152%，其中出口9.92亿美元，同比增长177%。昌吉州的边贸出口呈现较快增长，占全州出口总额的60%以上,成为拉动自治州外经贸较快发展的重要力量。昌吉州贸促支会积极开展贸易促进活动，促进了自治州外经贸发展，全州进出口总额在全疆排第四位。

2007年全州实现进出口12.5亿美元，同比增长22%，其中出口11.8亿美元，同比增长19%。外贸进出口保持稳定增长，边贸出口占全州出口的比重进一步加大，占到了70%以上。出口基地建设、政策服务、重点进出口企业联系制度、海关统计分析信息报送制度等措施有力地促进了自治州的外经贸发展，进出口总额在全疆排第三位。

2008年全州进出口完成36.25亿美元，同比增长50.85%；其中出口完成34.68亿美元，增长50.85%；进口完成1.57亿美元，增长52.34%，再创昌吉州历史新高。昌吉州对外贸易已由“十五”期间在全疆排列第六位升跃升至继乌鲁木齐、伊犁州之后的第三位，占全疆进出口总额的16.31%。以番茄酱、电力电缆、变压器、PVC型材等为代表的昌吉州地产产品出口在昌吉州整体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大，出口商品结构不断改善，出口规模明显增加，昌吉州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已成为自治区外经贸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七五事件的双重影响，昌吉州共实现外贸进出口22.66亿美元，同比下降7.5%，在各地州市中排名第三，仅次于伊犁州、乌鲁木齐市，占全疆进出口总额的16.42%。其中出口19.27亿美元，下降44.4%，进口3.39亿美元，增长115.9%，实现贸易顺差15.88亿美元。州属企业实现进出口7.72亿美元，同比增长26.4%,完成年初自治区下达调控指标7.64亿美元的101.05%。其中出口4.36亿美元，同比下降4.2%;进口3.36亿美元,同比增长115.4%。

2010年，自治州共实现外贸进出口20.76亿美元, 同比下降9.1%。其中出口19.17亿美元,下降1.47%；进口1.59亿美元，下降53.03%，进口下降幅度较大，进出口总额在全疆位列第三。

（二）进出口贸易及市场结构 从贸易方式看，边境贸易出口仍是昌吉州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份。2010年昌吉州边境小额贸易出口13.49亿美元，占全州出口总额的70%。一般贸易进出口3.09亿美元，其中出口1.62亿美元，增长12.18%,进口1.47亿美元，下降55.74%。进料加工贸易进出口1.6亿美元，同比下降14.89%。对外承包工程出口7788万美元,下降3.3%。其它方式进出口1.81亿美元,增长68%。

州属企业是昌吉州对外贸易的重要支撑。2010年全州共有73家企业有进出口经营业绩,其中州属企业43家, 兵团企业30家。州属企业主要以昌吉州地产产品出口为主，在43家州属企业中，进出口过亿美元企业2家，共实现进出口4.53亿美元,占州属总额84.20%。1000万美元以上企业1家，100万（含）-1000万美元企业17家。

周边国家是昌吉州对外贸易的重要贸易伙伴国。2010年自治州进出口排在前三位的均是周边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阿塞拜疆，其中对哈萨克斯坦出口10.89亿元，占全州进出口总额的52%。对塔吉克斯坦、韩国、日本、苏丹、德国、巴基斯坦、意大利出口较多。

昌吉州出口商品主要以服装鞋帽、机电产品、农产品、化工建材为主。其中,服装鞋帽等轻工纺织品出口8.34亿美元，占全州出口总额的33.91%，列第一位。机电产品出口3.46亿美元，占全州出口总额的18%，列第二位。蔬菜水果等农产品出口2.56亿美元，占全州出口总额的13%，列第三位。化工建材类产品出口2.05亿美元，占全州出口总额的11%。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面临的形势和困难

一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依然存在，中亚及周边国家经济增长趋势不确定，外需不振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消除。

二是铁路运力不足制约进出口的瓶颈问题日益突出，影响部分昌吉州企业出口。

三是昌吉州大宗出口产品番茄酱国际市场价格较低，昌吉州番茄制品的出口难以实现较大增长。

四是除中粮屯河、特变电工等少数龙头企业外，昌吉州大多数外经贸企业规模小，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弱。

三、昌吉州“十二五”期间对外开放总体思路、发展方向、重点任务、区域布局、发展目标、重点项目

（一）总体思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不移实施“开放兴州”战略，坚持“贸易先行，产业联动”，面向中亚，走向国际。以建设向西出口商品加工基地和扩大地产品出口规模为重点，以培育出口骨干企业为核心，加快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构建外向型经济的新格局，实现自治州外贸进出口又好又快发展。

（二）发展目标：十二五期间按照自治区初步确定的20%的年均增速计算，到2015年全州实现进出口39亿美元，其中出口36亿美元，进口3亿美元。

（三）重点任务、区域布局、发展目标和重点项目 一是加强出口加工基地建设。围绕昌吉州农畜产品、机电产品、化工建材产品、纺织产品、商贸流通等五大商品出口加工基地建设，完善出口加工基地（企业）的基础设施和配套能力。

二是主动承接内地面向中亚国家的外向型产业转移，全面提升昌吉州外经贸的规模和水平，力争把昌吉州打造成为向西出口加工基地，推进昌吉州新型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进程。

三是全力构建昌吉州大外经贸格局，帮助企业有针对性的协调解决在出口商品通关、铁路运输、检验检疫、结售汇、出口退税、人员出境及融资环节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昌吉州外经贸企业进出口提供便利。

四是坚持《自治州重点进出口企业联系制度》，针对自治州成长性好的外经贸企业，实行点对点服务，在展会展位分配、大型贸易促进活动、境内外展览、出访考察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机会。

五是加快推进市场多元化进程，在巩固和发展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市场的同时，扩大对俄、土、乌等国的进出口，支持和帮助昌吉州外经贸企业对土库曼斯坦、蒙古国进行新兴市场的开拓。六是用足用好国家和自治区扶持外经贸发展的促进政策，积极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鼓励外经贸发展的各项政策，发挥政策的促进效应。

七是加强对外经贸企业的培训，通过培训提高企业运用政策、业务操作和防范风险的能力。

（四）对外开放在本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除消费和投资外，外贸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之一。根据自治区商务厅测算，新疆平均每出口1美元可实现地方财政收入0.15元人民币，平均每1亿美元的出口可提供4000个就业岗位。自治州外贸进出口间接拉动一、二产业平稳增长，同时带动交通运输、物流仓储、金融通讯、餐饮住宿等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在加快自治州经济结构调整、推动我州优势资源转换、带动新型工业化建设、增加财政收入和就业岗位方面发挥了积极的拉动作用，成为自治州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五）2010年昌吉州外经贸工作报告

2010年，自治州共实现外贸进出口20.76亿美元, 同比下降9.1%。其中出口19.17亿美元,下降1.47%；进口1.59亿美元，下降53.03%，进口下降幅度较大，进出口总额在全疆位列第三。

2010年所做的主要工作

一是加大为进出口企业服务力度，确保扶持外贸增长的各项政策发挥最大效应。加强对自治州企业外经贸工作的政策指导，组织召开全州外经贸企业座谈会，积极到企业调研工作，全面贯彻落实自治区商务工作会议精神，宣讲自治区扶持外经贸发展的11项政策，督促企业制定积极的出口计划，坚持重点企业联系制度，解决企业实际困难，积极为进出口企业争取各类外贸发展扶持资金，提高企业掌握和使用国家和自治区各项外经贸发展扶持政策的能力。

二是全面推进吸引和承接内地外向型产业转移。根据工作要求，多次到华凌市场口岸、边疆宾馆口岸和有关旅游购物出口企业实地调研，对周边国家市场情况、政策环境、资源情况、新疆对周边国家进出口、昌吉州对周边国家进出口进行了全面分析，制定了吸引和承接内地外向型产业转移工作方案，撰写了昌吉州对周边国家进出口情况分析、新疆对周边国家进出口情况分析、市场需求分析和投资成本分析，并结合昌吉州实际，提出了吸引和承接内地外向型产业转移的服装加工、机电产品加工、建材加工等招商引资项目，筛选出了内地外向型产业转移的71家企业，并积极进行了对接联系。

三是积极开展贸易促进工作。组织我州企业参加中国贸促会在美国、德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举办的各类展览会。全面落实昌吉州贸促会各项工作，组织昌吉州35家外贸企业举办昌吉州外经贸政策培训班。积极组织我州企业参加国家贸促会、自治区商务厅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土耳其、伊朗等国家举办的展览洽谈会，宣传昌吉州名优企业和优势特色产品，帮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六）2011年外经贸工作报告

2011年一季度全州47家企业实现外贸进出口3.16亿美元，同比下降29.93%。其中出口2.80亿美元，同比下降34.26%，进口0.36亿美元，增长39.53%，实现贸易顺差2.44亿美元。

州属企业实现进出口1.23亿美元, 同比下降6.11%,其中出口0.87亿美元，下降17.14%,进口0.36亿美元,增长38.46%。兵团企业实现出口1.93亿美元,下降39.88%。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进出口0.71亿美元,边境小额贸易1.65亿美元;进料加工进出口0.89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出口0.15亿美元;其他方式0.20亿美元。

（七）外向型经济发展情况及未来发展方向及需求

1、编制自治州外向型经济发展规划

从战略层面上理清发展思路，明确发展目标，加强对各县市、各进出口企业外贸工作的指导。通过对昌吉州外向型经济发展现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利因素和不利条件进行分析并理清发展思路，同时针对存在的问题确定今后的发展方向，明确“十二五”期间昌吉州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通过编制昌吉州外经贸发展规划确定昌吉州外向型产业的发展目标、定位和布局，实现昌吉州外向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扩大地产品出口比重

培育进出口增长点，协助符合条件的地产品出口企业申报自治区地产品出口奖励资金，同时做好地产品出口扶持政策的宣传，鼓励代理出口地产品的企业实现自营出口。

继续保持服装、鞋帽等大宗旅游购物商品出口规模,同时引导我州企业用好自治区出台的出口生产型企业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昌吉州生产型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扩大变压器、电线电缆等机电高新技术产品，番茄酱、水果、蔬菜等特色优势农副产品，以及建材等具有比较优势的我州地产品出口，在政策资金、项目申报、外贸资质、协调服务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

增加外贸经营主体数量，积极为符合条件的企业尤其是招商引资企业和具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实力的企业办理外贸经营者登记备案。一是鼓励新批准的外贸企业开展进出口，有针对性地进行外经贸政策宣传和跟踪服务。二是鼓励有代理进出口业绩的如新华能、未来型材等企业开展自营进出口，提升地产品出口比重。

3、发挥科技兴贸创新基地的示范带动作用

依托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级科技兴贸创新基地和中粮新疆屯河股份有限公司自治区级科技兴贸创新基地，通过政策引导推进特变电工、中粮屯河外贸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发挥辐射作用，做为行业龙头企业为其他外经贸企业提供服务。提升全州机电产业、番茄加工产业的产品质量以及自主创新和品牌建设能力，实现“抓两头、促中间”。延伸特变电工、中粮屯河外向型产业链，通过带动和辐射效应，争取更多的企业参与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4、开拓新兴市场，推进市场多元化

加强对自治州重点进出口企业、重点进出口商品、重点进出口市场的调查研究，继续巩固我州企业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市场份额，深入发掘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伊朗、土库曼斯坦、蒙古、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新的市场增长点。

有计划地组织我州企业“走出去”参加境外展会和市场考察。重点参加自治区商务组织的四个展览会：哈萨克斯坦中国商品展览会、哈萨克斯坦东部中国新疆农产品展洽会、塔吉克斯坦中国新疆出口商品展洽会和蒙古国中国新疆出口商品展洽会。

5、实现边贸出口稳定增长

边境贸易是我州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贯彻执行自治区已明确的各类边贸政策，密切关注自治区即将出台的“设立新疆边贸旅购出口海关监管代码，实行特殊的外汇核销与通关查验政策”，及时向我州边贸企业进行通报最新进展情况。

宣传自治区鼓励边贸进出口的各项政策，积极为符合条件、有进出口潜力的企业办理边贸进出口经营资质，鼓励现有企业扩大边贸进出口额度。以俄白哈三国关税同盟成立为契机，规范边贸企业经营方式，扩大对俄罗斯大市场的进出口。继续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与联系，帮助边贸企业协调解决在生产经营和进出口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6、积极推动设立昌吉州外经贸发展促进政策 昌吉州外经贸发展促进政策拟支持的重点：

鼓励地产品出口。昌吉州地产品出口企业出口较上年实际增长部分，每1美元奖励0.02元人民币。扶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支持企业应对反倾销、反补贴支持企业开展自主品牌建设。支持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支持企业参加境外展览会。支持昌吉州外经贸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建设。支持外经贸领域重大课题的研究与论证。支持外经贸信息网络建设项目。支持昌吉州外经贸主管部门组织昌吉州外经贸企业进行外经贸业务、政策、法规等方面的培训。对来我州落户的区内或区外出口导向型企业，当年实现进出口的，一次性给予一定奖励。

7、发挥乌拉斯台口岸作用

组织企业参加蒙古国中国新疆出口商品展洽会，争取和蒙古国西部省份在煤炭等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等方面开展技术合作。鼓励我州企业到蒙古国开展现代设施农业、畜产品品种改良的开发合作。积极争取蒙古国乌拉斯台口岸至布尔干县的道路建设和口岸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双方经贸往来和旅游资源开发。鼓励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在蒙古国开展大型电网建设、成套工程承包、新能源和新材料的开发合作。鼓励我州企业到蒙古国从事城市建设、道路修建和水电设计开发。

8、培育昌吉州外贸竞争新优势

推动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建设昌吉州机电产业“公共检验检测平台”和“公共技术研发平台”。推动新疆西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设昌吉州制种产业“公共技术研发平台”。昌吉州贸促会建设昌吉州外经贸企业“公共信息平台”等外贸公共服务平台，提升产业整体创新能力和品牌建设，提高产品质量，构建营销网络，培育竞争优势。

围绕自治州农畜产品、机电产品、化工建材产品、纺织产品、商贸流通五大商品出口加工基地，完善出口加工基地重点企业的基础设施和配套能力，积极申报昌吉州加工番茄出口示范基地。密切关注即将出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承接加工贸易转移的实施意见》，推动昌吉州加工贸易再上新台阶。加快发展服务贸易，争取将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服务贸易统计纳入全州进出口业绩，并享受相关扶持政策。

9、发挥外经贸发展扶持政策的促进效应 宣传自治区出台的出口奖励、进口奖励、区域发展、融资担保、出口信用保险、平台建设等十二项政策，利用培训、座谈会和展洽会开展宣传，最大限度地使昌吉州外贸企业和即将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企业熟悉掌握政策内容并能充分运用。

（八）吸引和承接东中部等地产业转移的需求及可能性分析

1、可供东中部等地产业转移的行业和具体商品 一是服装类产品加工。俄罗斯及中亚国家服装市场以进口产品为主。中亚各国服装市场年均增长速度约为17%。中等价位服装在中亚各国服装市场结构中占有主要份额，约占整个市场的55%。中等价位服装增速平稳，每年为25－30%。居民生活水平的持续增长是服装销售量增长的重要驱动力。进口服装的年均增长速度约为75%，中国和意大利是俄罗斯及中亚国家服装市场的主要进口国。以俄罗斯为例，中国和意大利服装分别占俄罗斯进口服装的45%和11%。中国的轻工产品如服装、床上用品、鞋帽等价格与欧美国家生产的轻工产品相比具有很强的价格优势，且款式新颖，质量较好，在中亚国家市场上很受欢迎。

二是机电制造业。中亚地区及俄罗斯市场对中国机电产品如小排量汽车、客车、特种汽车、拖拉机、挖掘机等农用机械、工程机械的需求非常旺盛，随着中亚各国大力发展制造、农业、交通、建筑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对国内机械产品、车辆、农机、化工产品、建材等需求自 2000 年以来每年保持10 ％左右的高增长。2009年出口到周边国家的机电产品达17.6亿美元，是仅次于服装类的第二大出口商品。中亚各国对国内大型项目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急需载重汽车及工程机械，同时中亚及俄罗斯各国一些工程机械类型的生产能力及技术水平满足不了需求，欧美产的同类型工程机械价格较高，中国汽车、农业机械和工程机械制造工业经过多年的发展，技术基本成熟，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价格适中，对中亚消费者有着较强的吸引力。

三是汽车配件。随着中国汽车、工程机械、农用机械大量出口到中亚及俄罗斯，周边国家对汽车配件的需求非常旺盛，2009年出口到周边国家的汽车配件达2.5亿美元，同比增长91%。目前，中亚五国还没有汽车配件生产企业，轮胎等汽车零配件主要依赖进口。中亚及俄罗斯都是新兴市场，对大型项目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急需载重汽车及工程机械，也需要与之相配套的轮胎等零配件产品。中国产汽车零配件质量好，价格有竞争优势，对中亚消费者有着较强的吸引力。

四是石油天然气加工设备。中亚各国有大量石油、天然气有待开采，开采所需的设备主要靠进口，我国生产的部分石油天然气开采设备及辅助设备质量较好，与欧美国家生产的设备相比更具有价格竞争力。目前来看，中亚国家对国产石油、天然气开采加工设备需求较大，市场潜力巨大。

五是电力设备。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国内没有电力设备生产能力，其发电站多采用俄罗斯生产的电力设备，设备老化现象严重，随着中亚各国经济不断发展，对电力需求逐年递增，对电力生产设备发电机、变压器、电线电缆等需求较大。

六是食品加工设备。周边国家轻工业发展相对滞后，对糖果、面包和土豆等食品加工设备需求较大。我国食品加工设备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价格优势，质量较好，在中亚国家有较大的市场空间。

七是电信通讯设备。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通讯设备生产能力弱，中国通讯产品的价格只有发达国家产品价格的1/3或1/2，且质量与发达国家产品相当，国产电信通讯设备在中亚国家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

八是矿山开采及冶炼设备。中亚国家矿产资源丰富，矿山开采和冶炼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国内并没有矿山开采设备制造业，主要从俄罗斯、欧洲进口。我国在地质勘探和矿产开采及冶炼设备制造方面有比较优势，产品价格低于发达国家生产的设备，质量却与之相当，矿山开采及冶炼设备在中亚国家市场空间广阔。九是计算机和外围设备。中亚国家对计算机零配件和部件需求也较大，中国计算机产品的性能和质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价格比欧美国家生产的同类产品低。计算机和外围设备在中亚国家市场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市场潜力巨大。

2、东中部地区外向型生产加工企业生产加工并经新疆出口到中亚及周边国家的服装鞋帽、机电及建材等产品市场占有率和经营成本分析

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古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5国，总面积约4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6000万。近年来，中亚国家的经济复苏步伐加快，经济发展增长都在8％以上。其中哈、吉两国连续6年稳定增长，增速达9％以上。中亚被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列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中亚各国已经形成了市政基础建设、住宅建设、办公改造、修建宾馆的热潮，市场正逐步呈现出消费旺盛的趋势。

中亚各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历史原因，普遍经济结构单一，以农牧业和矿产资源为主要收入来源，国内轻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机电、建材、轻工产品、家用电器等的供应大规模依赖进口，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在中亚地区一直需求旺盛。

服装鞋帽类产品市场状况及成本分析

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的服装市场以进口产品为主。中亚各国服装市场年均增长速度约为17%。中等价位服装在中亚各国服装市场结构中占有主要份额，约占整个市场的55%。中等价位服装增速平稳，每年为25－30%。居民生活水平的持续增长是服装销售量增长的重要驱动力。进口服装的年均增长速度约为75%，中国和意大利是俄罗斯及中亚国家服装市场的主要进口国。中国和意大利服装分别占中亚国家进口服装的45%和11%。中国的轻工产品如服装、床上用品、鞋帽、箱包等价格与欧美国家生产的轻工产品相比具有很强的价格优势，且款式新颖，质量较好，在中亚国家市场上很受欢迎。2009年经新疆出口到中亚国家的服装达37.1亿美元，占新疆出口总额的49.2%。鞋帽类产品出口达13.2亿美元，占新疆出口总额的17.5%。其他轻工纺织品出口12.5亿美元，占新疆出口总额的16.6%。

新疆有着优质长绒棉、山羊绒、亚麻等资源，是参与国际服装产业竞争的资源制高点。棉花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商品棉生产基地。尤其是新疆彩色棉花产量目前已占全国的95％和世界的30％以上，成为全球最大的彩棉生产基地之一。昌吉州棉花种植面积约170万亩，产量18万吨，是新疆重要的产棉区，目前已形成了以棉纺、人造纤维为主体的纺织产业。生产规划达22万锭/年的天山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年产单纱1.2万吨、股线2800吨的昌吉溢达纺织有限公司、年年9万吨棉浆粕、8万吨粘胶短纤的澳洋科技有限公司、以及舜泉化纤、新澳特种纤维、祥云化纤、天洁棉业、凤祥棉业、恒诚棉业等企业已形成了各上下游相关行业之间的互为依托、关联配套。企业集团化、产业集群化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中国内地有实力的服装加工企业完全可以将生产扩至与中亚国家接壤的新疆，尤其是产业基础比较完善、投资环境优越的昌吉州进行相关产业投资。

机电类产品市场占有率和成本分析

由于中亚国家机械加工业的严重滞后和老化，中亚国家普遍存在着对进口机电产品的旺盛需求，哈萨克斯坦每年的进口额中机电产品占到45％以上，土库曼斯坦从1992年到2009年机电产品进口额占到了进口总额的40％以上，吉尔吉斯斯坦每年机电产品进口占到全国进口总额的20％以上，塔吉克斯坦每年车辆和机械设备占到进口商品的近20％。机电产品的进口比在持续性增长，同时机电产业成为这些国家鼓励发展的重点行业。中亚国家对机电产品的需求囊括了从高科技高工艺设备及工具、发动机、涡轮机、水泵、压缩机、矿山机械、建筑机械、农业机械、纺织机械、汽车、船舶设备、铁路运行设备、发电机、变压器、电缆、铁路车厢、油气开采设备、电信设备、飞行及宇航设备，到摩托车及自行车等日用机电产品，包括电子计算机、蓄电池、电灯泡、收录机、五金交电、光学和摄影器材等。

在这些机电产品中，农机产品成为中亚国家普遍急需的产品。中业国家农机制造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现有的农机工厂均为苏联时期的，而且目前都相继破产，使用的农机具也都是那个时期生产的，已经到了更新换代的时候。而中亚国家基本是以农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对农机的需求十分迫切，业主都希望买到经济实用的农机产品。哈萨克斯坦每年的机电产品进口中农机产品进口就占80％以上。这对于拥有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地域优势、价格优势的我国农机企业来说是一个机遇。

虽然欧美、日韩等国对中亚市场的开拓力度很大，但这些国家产品价位较高。中国机电产品质优价低，技术含量也不低，因此在中亚市场还是很具有竞争力。而对这一市场积极开发机电产品出口业务，抢占中亚国家机电市场，应该成为我国拓展外贸出口空间的一项现实选择。我国的农机制造企业生产的产品在质量与欧美等进口产品还有一定差距，产品技术水平有待提高，企业开拓市场的能力也需要进一步提升。此外，对国际市场认识分析不到位，不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产品一些外贸公司在代理机电产品出口中，一直是在单打独斗而且相互竞争，没有形成合力，丢失了一些市场。

中国内地实力企业完全可以将生产扩至与中亚国家接壤的新疆，尤其是产业基础比较完善、投资环境优越的昌吉州进行相关产业投资。企业可重点发展大型电力变压器、阻燃聚氯乙烯电线电缆、大型自动化及信息化设备、电力机车、光学仪器和设备、机器设备、化工设备、成套设备、工程机械车、各种客货电梯、观光电梯、大小型客货车、小型农机具、果蔬、饮料等农产品加上包装成套设备、医疗设备等，以及各种有优势的电信技术、设备及通讯产品等的出口。其中：制砖机、碎石机、劈离机和小型压路机等建筑机械在中西亚市场供不应求。

建材类产品市场状况及成本分析

当前，中亚及俄罗斯已进入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居民住宅建设阶段，机场、公路、宾馆、写字楼、别墅等建设项目纷纷上马，对建材产品需求十分旺盛。中亚及俄罗斯建材工业基础薄弱，发展缓慢，空白点很多，进口依赖度很高，建筑材料市场进口需求旺盛。其中对保温防水材料、吊顶及屋面材料、水泥、油漆涂料、门窗、金属瓦、天然瓦、胶合板、水暖器等材料尤其迫切，另外，不少城市面临旧房改造，对卫生洁具、石材、建筑五金、水、气、电表、塑钢门窗等材料也有大量需求；而具有绿色环保、防潮防阻燃等特点的新型建材，包括：建筑用门窗型材及配件、玻璃钢管道、中高档陶瓷制品、各类家具、防火材料、保温材料、装饰材料、地板胶、地砖、油漆、涂料、墙纸、装饰板、玻璃及其制品、洁具、五金、照明等新型建材，以及卫浴及康体休闲设备、厨房设备等新型家居产品，都倍受欢迎，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上世纪，中亚及俄罗斯80％以上的建材产品长期从韩国和欧洲进口，价格昂贵。随着中国建材行业的壮大发展和进入国际市场，目前中国的水泥、平板玻璃、建筑卫生陶瓷等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且质量已可与意大利、西班牙产品相媲美，价格仅其l／3。2002年以来，家居建材产品已成为新疆主要的出口产品之一，增速在所有出口产品中名列前茅。据了解，哈萨克斯坦从2005年到2009年间建成一千二百万平方米的住宅，吉尔吉斯斯坦也计划到2010年建设住房面积7.8亿平方米，中亚国家都在进行基础设施和旅游设施的建设，所需的建材产品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于进口。

我国轻工业虽然十分发达，但内贸市场趋于饱和状态，尤其是轻工大省广东，原先主要关注欧美和东南亚市场，但反倾销事件愈演愈烈，市场表现疲软，当前急需开发新市场、拓展新销路。存建材家居行业，以北京为例，现有的建材家居市场经营面积已呈供过于求之势，同时经营业态面临超市模式的竞争，海外企业的进入，市场竞争空前激烈。现有的建材家居市场经营面积超过了200万平方米，按北京常住居民人口1000万计，经营面积和服务的人口之比已达1：5。目前北京建材家居市场总体利润水平下降。而把目标转向中亚，这正好和中亚市场需求形成互补之势。中国内地实力企业完全可以将生产扩至与中亚国家接壤的新疆，尤其是产业基础比较完善、投资环境优越的昌吉州进行相关产业投资。

第三篇：公务员每日谈：向西开放：中国经济寻找新支点

公车改革再出发

编者按 财政部近日开始统一组织全国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清查工作，继中央部委集中公布“三公经费”后，公车改革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从1994年中办、国办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至今，公车改革探索已走过近20个年头。虽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仍然任重道远。因此，如何进一步深化公车改革，成为各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

公车改革怎样再出发？在改革的深水区怎样取得新的突破？基层公车改革如何协同推进？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深入广东、浙江、江苏、贵州等地公车改革的基层一线采访调研，寻找答案。

看现状：公车改革探路难

公车改革已走过近20个年头，各地相继推出了不同类型的改革举措，这些改革有什么样的特点，进展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和难点？

地方公车改革进行时

8年前，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在贵州的市、县（区）中率先实行公车改革，曾一度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汇川区财政局监督科科长胡元梅是一名股级干部。2010年，她买了一台13万元的车，现在上下班或者去市财政局办事等都是自己开车。按照区里车改政策，胡元梅每月有720元的交通补贴，因为买车预支了4年的交通补贴的50%，所以现在每月实际能领360元。

此外，她还得到了5000元的购车奖励。胡元梅告诉记者：“以前我这个级别的公务员，很难有公车用，去市里办事要搭别人的车，很不方便，现在自己开车方便多了。”

2004年，汇川区实施区直机关公务用车改革，核心举措是取消个人公务用车，按级别和是否购车发放个人公务交通补贴；组建区车管中心，将原有公车集中起来有偿使用。汇川区车改对象为区财政全额保障的区直机关在职公务员，四大班子领导干部和公、检、法部门暂缓车改，即只对正科级及其以下干部发放相应标准的公务用车补贴，但愿意参加车改的四大班子领导干部也可参加。

由于鼓励公职人员购买私家车，记者近日在汇川区政府大楼的地下车库看到，车库中停满了带有住宅小区出入证的私家车，由于车太多，来晚的车只能停在路边，大家上下班和出门办事都是开私家车。

8年过去了，在贵州，汇川车改依然是“独唱”。

记者调查发现，在货币化改革方向上更加彻底、目标更加明确的可能还是杭州和温州等地的公车改革。

杭州市自2009年5月起推行市级机关公车改革，到2011年7月宣告“收官”。除杭州市级四套班子，公、检、法及3个驻外办事处以外，其他党政机关、参公单位、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均在本次车改之内。

杭州市也成为全国首个全部实施车改的副省级城市，所有局级（副厅级）领导用车都需要自行解决。第三批车改结束后，杭州市公车数量将从车改前约1200辆缩减到400辆左右，总量减少三分之二。

与此同时，杭州市推行了向公务员发放车补的政策。根据普通公务员至局级公务员级别，车补从300元到2600元分为9档，每月直接打入公务员的市民卡，可以用于乘坐公交车、打的、加油等各项交通事务支出，但是不能取现，并且建立了公共交通专项经费，用于满足接待宾客等特殊需要。

今年4月，温州开始推行的车改力度更大，除省管干部用车、执法执勤用车以外，所有1400多辆公车全部拍卖处置，并提出了“近程货币化，远程市场化”两步走的规划。为确保效果，温州市还规定了公车改革“四不准”：不准借用或占用下属单位或其他单位车辆，不准接受企业捐赠车辆等，以杜绝“补贴照拿、公车照坐”。

杭州市纪委原常委方东晓介绍说，公车改革后公务员公务出行都要自掏腰包。虽然设立了杭州机关公务用车服务中心，但借用该中心车辆与打的一样，属于有偿计价使用。在杭州如果公务员购买私车，不享受任何购车补贴。“我们鼓励公务员利用公共交通或者自行车出行。”他说。

与货币化改革不同的是，江苏省东台市实施了租赁式和包干式的改革，被称为“东台样本”。据了解，东台市各乡镇公车改革的总体思路为“总额限制、费用包干、严格管理、强化监督”。

公车改革后，当地机关公务活动用车实行市场化运作，领导干部公务用车既可以租用原有车辆，也可以租用社会上的车辆，政府不再支出驾驶员工资、车辆燃料和维修等费用。

在拍卖公车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基础上，对公务用车费用实行“总额控制、分档包干”，明确规定各乡镇公务用车费用总额不得超过前三年平均额的80%，乡镇领导干部公务用车费用包干到人。

同时，各地在公车改革的探索中也根据本地情况采取了一些配套治理措施。例如，在广州，货币化车改与GPS监控并存。广州市天河区21个街道已实施货币化车改，从2011年起广州市又启用“制度+科技”的公务用车使用监督管理系统，在每台公务用车上安装全球卫星定位和身份识别车载终端。加强监督和保障行车安全是这一措施的目的。

从数据看变化

一些地方推出的公车改革效果到底如何？从数据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变化。

“我们有三四个乡镇搞了车改，镇领导每月发1000元至1500元的车补，自己买车或租车，如果配车，养一辆车每年至少需要四五万元，这还不包括司机的工资。我认为车改能省钱。”苏北某县纪委书记告诉记者。

统计数据也显示，不管是何种形式的公车改革，一般都会有助于降低财政支出，每年都可节省一笔可观的费用。

东台市在公车改革的当年，就实现了全市乡镇公务用车年费用下降的目标，由原来的345.5万元下降到235.6万元，下降了31.8%。广东省纪委提供给记者的数据也显示，广东各车改地区改革前公车费用年均涨幅都在15%以上，改革后财政支出每年都节省20%左右。广州市各单位启用公车管理系统后，每月每车平均行驶里程从原来的1769.97公里下降为1265.24公里，下降了28.5%。

而遵义市汇川区车改办提供的数据让我们能从更微观的角度观察车改的效果。自2004年11月公车改革至今，汇川区公车平均每月支出29.38万元，每年支出352.56万元。而经汇川区测算，若不实行公车改革，维持机关运转需车辆59台，按7.9万元每台计运行费用，包括驾驶员工资3.6万元、燃料费2万元、车辆保险0.5万元、维修费用0.8万元、车辆折旧费1万元，每年经费总共需要466.1万元。公车改革后，汇川区每年能节约财政资金113.54万元。按照这一数据，汇川区在公车改革的8年间，节约财政资金超过了800万元。除了数据透露出的变化，南京一位老党员黄成华表示，公车改革也有利于拉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距离，有利于促进干部作风转变。以往，干部下基层调研，都坐着自己的专车，感觉高高在上；如今，干部要么自己开车，要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与群众的距离自然而然就近了。

汇川区车改办主任罗顺友说，车改前，大多数单位存在“少数人用车，多数人无车可用”“无车下乡、无车办事”的情况。车改后，这一状况有了很大改观。

公车改革尚待推进

地方公车改革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不断引发各种质疑。

一些地方在公车改革中取消了大部分公车，取而代之的是每月给公务员发车补，这一举措引发了“发放车补是不是变相给公务员发福利”的质疑。从车改一开始就有人提出，发放车补，好像是把“不名正言顺”的公车消费，变成了“名正言顺”的公务员“特殊补贴”。“一个正局级公务员的车贴比普通老百姓的工资还高，怎么说得过去呢？”杭州市民裘冬梅说。也有市民质疑：车补进入个人口袋，会不会影响办理公务的效率？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李通就不无忧虑，他说：“公务员履行公务很多时候都需要用车，但落进自己口袋的钱舍不舍得再拿出来？会不会因此导致公务懈怠，能不办的就不办？”

对此，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社会学家杨建华表示，针对种种质疑，最重要的是设立有效的监督措施，发现问题，一查到底，并且公开在媒体曝光。同时，站在收入分配改革的高度，既要重视车改前后节省财政资金的绝对值，也要考虑公务员车贴发放标准与地方低保标准差距的合理性。

关于车补到底如何拉开差距的问题，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倪星表示，天天坐办公室的公务员不一定用得上那么多车补，而经常公务出差的基层公务员则需要更多补贴。车补多少不能由官位的大小决定，车补是补贴公务活动用车支出的，补贴的发放必须回到制度设计的原点上。

而同一地区多种车改模式并存、改与不改并存，也造成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失衡，甚至成为公车改革的阻力和隐患。据了解内情的车改专家介绍，在广州市天河区，21个街道取消了公车，改成货币化补贴，而区直单位仍继续使用公车，结果天河区出现了部分已经车改的人觉得补贴少而想恢复使用公车，而一些未车改的区直部门公务员则希望能享受货币化补贴所带来的现实利益的现象。对此，惠州市纪委常委、市车改办主任张以新表示，改革与不改革的单位同城并存，没有改革的单位与改革单位的利益反差就大。为此，需要在更高更广的层面上加快推进改革。同时从目前已有的各地公车改革实践来看，各地党政机关的公车最受关注，也往往是车改中最先行、改革最充分的领域。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陈宪认为，国有企业公车超标准和滥用的问题也不能忽视，要在广义上推进公车改革，政府部门要改革，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也必须跟进。

从珠三角开展过车改的6市来看，车改涉及国企确实较少，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成为车改中的薄弱环节。令人欣喜的是，8月财政部已开始统一组织全国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清查工作，走出了事业单位公车改革的第一步。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张建中说，公车改革贵在坚持和完善，千万不要寄希望于设计出一个完美的体系才去实施，在探索中前行才是现实有效的路径选择。如果一受质疑就停下来，那才真正是改革的不幸。

再出发：公车姓公不姓私

公车改革的推动者普遍认为，公车改革不是要取消全部公车，一些工作中必不可缺的公务用车是可以保留的，但是必须划清“公用”和“私用”的界线，克服特权思想。建立在有效监督约束机制基础上的协同推进，在现阶段显得尤为重要。

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

公车问题的根源在于公权力的私用。南京市社科院社会研究所副所长许益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公车问题不是“车”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是“权”的问题。就公车改革而言，要把制度设计的重心放在对权力的约束和规范上，放在防止公权私用和滥用上。车改专家表示，要想杜绝公车私用，最有效的办法是将公车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如果公众能够很容易识别出公车，就能有效监督公车使用，那么公车滥用、私用的可能性就会减少。

广州市民区少坤在街头义务监督“公车私用”已达6年之久，曾经发现并“解救”百余辆被挪作私用的公车。区少坤坦言，并不是所有的公车，都像警车那么好认。由于很多公车没有明显的标志，外观上与普通私车无异，导致一般市民对公车“监督无门”。区少坤希望，广州市政府能出台一项强制性规定：在公车车牌上统一印上“粤O（公）”字样。可喜的是已有部分实施车改的城市意识到公开公务车身份的必要性，开始采取行动为公务车添加必要的标志。

推动公车使用信息公开并完善问责制度，是公车改革的方向。广州市纪委为本刊记者提供的资料显示，广州市启用公务用车监督管理“北斗系统”后，可以较好地掌握被监管公车的使用信息。

曾受邀参观“北斗系统”的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告诉记者，这套系统的使用，表明了相关部门对公车改革的决心，但是离公众的期待还有一定的距离。公车定位监控技术无论多么尖端，仍只是“内部监管”，相关监控信息并不为公众所掌握。

韩志鹏表示，对公务车的监管不应局限于政府内部，相关举措应更透明、更公开，把公务车置于阳光之下，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

车改专家们也在呼吁完善公车采购预算公开制度。广东省政协委员廖明光主张，各单位的用车经费应当及时、定期向社会公布；如果经费超支，应当对公众有所交代，不能仅仅公布一个数字了事；如果涉及违法违规行为，更应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长期关注公车改革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认为，货币化改革中的车补不应该发到人头，而是要发到单位，采取预算制，由单位进行统一管理，如有公务人员外出开会出差，则必须实报实销。要根据工作需要和各地实际明确哪些领导才有配专车的权利，办什么事才能坐公车。

有效的约束机制还应当包括在改革前和改革中广泛征求民意。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倪星认为，有些地方将公车改革“简化”为机关的内部管理问题，改革方案没有经过公共听证和征求民意，搞所谓的“低调”改革。这是不对的，没有民众的参与，公车改革很难得到广泛认可。

在倪星看来，公车改革方案应该有一个公共讨论的过程，给不同的声音提供讨论的舞台，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共识。

协同推进改革

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也是公车治理的重点领域，协同推进是公车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由于我国事业单位分为“全额拨款”“财政补贴”“自收自支”“参公(即参照公务员)”等多种类别，车改专家建议，针对事业单位的公车改革也应在把握大方向的前提下分门别类，根据其职能和需要，事业单位车改措施可以有所区分。

韩志鹏认为，工会、妇联等群众团体和国家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车改措施，应该参照党政机关的车改办法来实施；而针对差额拨款、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可以根据其车辆经费的实际来源采取不同的车改措施。

“但不管怎么说，只要单位的性质是公有的，只要车不是掏私人腰包买的，那么都需要纳入车改的范围。”韩志鹏说。

倪星表示，事业单位的车改比较复杂，应该与事业单位整体改革协调推进。伴随事业单位整体改革，行政类事业单位以后会逐步转为行政机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会逐步转为企业，而公益类事业单位的改革则更为复杂些。

按照广东省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规划，公益类事业单位又被细分。“公益一类”以公共卫生机构和中小学为代表，由各级财政兜底，确保公益性，车改的分类和定性也相对清晰；而大学被划入“公益二类”，财政只给予一部分拨款。这类单位的车改情况更复杂些，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倪星表示，事业单位的公车改革也应真正回到“公务用车”的题中应有之义，即只有真正的工作所需，才可以用车，工作之外的用车是绝对不应允许的。

而对于国有企业，有关专家也纷纷指出了车改的迫切性。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彭澎主张，要对公车实行全面改革，国有企业也要跟着改，否则，一些公务人员可能会要求企业、基层派车满足他们的用车需求。

几个月前，财政部会同监察部、审计署和国资委联合发布《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非常明确的“禁止性条款”，对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作出严格规范，其中包括不得超标准购买公务车辆以及不得对已配备公务用车的国有企业负责人发放用车补贴。之前国务院国资委还制定了《中央企业负责人公务用车管理暂行规定》。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领导曾经指出，公车改革的基本方向应该是“坚持市场化、社会化，采取适度、公平的货币化手段，改变传统的公务用车运行机制和提供方式”。据悉，按照中央部署，有关部门正在制定全国公务用车改革指导意见，目前正在征求各方面意见。在此基础上，待时机成熟时，将出台具体的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改革方案。

由此可见，全国范围内的公车改革方案值得期待。在方案出台之前，应当鼓励地方按照中央精神和民意期待，在各方的严格监督下进行改革探索。

清华大学廉政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表示，公车改革未来的出路是通过全国统一步伐的改革，实现公车管理模式的根本变革。（《半月谈》2012年第17期，记者 张建华 蔡玉高 商意盈 闫起磊 秦亚洲）

公车改革还需把好三关

公车改革已经探索多年，从各地公布的车改办法来看，思路不可谓不广，模式不可谓不丰，有些地方甚至不惜投巨资研发高科技车管系统以监控公车使用，但似乎仍然不能平息公众对公车的质疑。要改变这一状况，赢得公众支持，公车改革还需把好三关。

公车改革首先要把好采购分配关。

把好采购分配关针对的是公车超标超配的问题。从目前看，公车改革的总体思路是明确的，公车改革不是取消全部公车，既然保留了必要的公务用车，就必然面临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能使用公车、使用什么样的公车的问题。

对于公车配备，一些地方往往强调工作的需要，导致公车超配超标问题不断出现。在地方车改探索的实践中，各地完全可以从省级层面明确规定公车配备的标准，明确哪些人可以有专车。本着因“公”、为“公”的目的，地方公车改革要让更多的公车因公务需求设车和用车，尤其要克服特权思想。

其次公车改革要把好使用关。

公车私用和滥用是公车腐败的突出表现。近年来，将公务用车用于婚丧嫁娶、探亲访友、度假休闲等非公务活动的现象屡见不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公车私用不仅与党和国家有关规定相背离，大大增加车辆的运行成本，而且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党群干群关系。把好公车使用关就是要明确在什么情况下能使用公车，建立科学的公车调度和使用规范。必须不断细化管理制度，让公车的标志更明显，更加严格落实公务用车使用管理责任制，规范车辆使用登记、回单位停放和节假日封存停驶等工作流程，堵塞日常管理漏洞，防范公车私用和滥用的发生。

同时只有不断强化日常监督，建立内外并举的监督机制，公布监督电话，接受群众监督，才能使公车私用行为无处藏身。最后公车改革还需把好决策关。

民意是改革的基础。有效的公车改革应当避免“闭门决策”的封闭思维，改革方案出炉前应当广泛征求民意。流程的公开化、透明化除了有利于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还可以使改革获得更多公众的支持和理解。

民心齐，泰山移。当我们有了更加明确的改革思路，有了更大的改革决心，有了更多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公车改革必将会获得成功。（文 徐学伟 张建华）

他山之石 芬兰如何管公车

在芬兰，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各部门长期严格控制运作经费。尤其是近年来受欧债危机和世界经济不振的影响，芬兰政府紧缩财政，政府各部门更是加大了经费控制的力度。作为经费开支的重要部分，芬兰对公车制定了明确的管理条例，严格控制公车数量，减少公车使用，避免公车私用。

措施得力 减少公车使用

在芬兰，政府机构公车数量极少，除总统、议会议长和总理外，只有正部长级以上的官员才能配备专车和司机。其他官员和议员使用公车，必须从政府办公厅行政司的车辆调配中心预定。预定的公车只能进行公务活动，不得私用。

芬兰2006年通过了一份关于内阁成员的工资及补贴的议案，专门规定，部长可以使用公车在国内因公出差，但其无权让包括亲属在内的其他人使用公车。

对于无权使用公车的官员和议员，需要公务外出时，可以使用自己的私车，获得补偿，也可以使用财务部门发放的出租车券搭乘出租车。如使用私车公出，公务员事后需以书面形式向所在财务部门报告，并按规定领取补贴。这些措施有效地控制了芬兰公车数量，减少了公车使用，既节省了政府开支，又保证了办公效率。

与此同时，公务员上下班的交通费用一律自理。芬兰政府鼓励公务员乘坐公交车上下班，既环保又节省开支。据芬兰媒体报道，今年5月，芬兰外交部长、环境部长等人曾表示，愿意乘坐公交车、骑自行车及步行上下班。

记者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采访时，也曾看到时任贸工部长的佩卡里宁以及现任欧洲事务与外贸部长的斯图布等高官，从总统府或内阁大楼出来后，独自步行返回两公里外自己的办公室。有章可循 避免公车私用

2006年通过的关于内阁成员的工资及补贴议案规定，出于安全考虑，部长可以用公车办私事，但只能偶尔使用，并对此设有严格限制。

首先，只有政府部门和机构中的最高官员才有权在特定情况下偶尔使用公车办理私事。其次，公车私用应照章纳税。公车私用（包括上下班）属于额外福利，相当于增加了个人收入，必须按税务局每年制定的额外福利税率，照章纳税。

按规定，在每次使用公车办理私事后，官员必须在汽车的行驶日志上记录公里数。各政府部门每年应向税务局提交官员使用公车办私事公里数的证明，以供报税之用。同时，官员应向税务局如实申报其所得额外用车福利的价值，并按税务局规定的税率纳税。

以部长级官员使用的价格在8.6万欧元左右的奥迪A6为例。按照芬兰税务局提供的方法计算，由国家支付所有使用费用的公车，2010年~2012每月的用车福利价值约为1440欧元。芬兰实行累进制税率，收入越高，税率越高，所得税税率最高可达60%。芬兰的高级官员属于高收入者。

假设一位官员的所得税税率是50%，每月缴纳的用车福利部分的税为720欧元，每年则高达8640欧元。这部分费用完全不低于自己开车或乘坐出租车的费用。由此可见，在芬兰，公车私用基本上无利可图。相关规定有效地杜绝了高官在公车上以权谋私的现象。除此之外，芬兰还有严格的公务员法，规定了公务员要遵守的道德和法纪，以及维护清廉形象等行为准则，使公务员不致因公车私用等小事触犯法律。

公开透明 接受舆论监督

公开和透明是芬兰政府工作的重要原则之一。芬兰公务员的工资以及补贴同样公开透明，以保证每位公民的知情权。民众可以通过互联网、新闻媒体和议会图书馆等途径，便捷地了解和监督政府的工作。

芬兰媒体对政府官员的监督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涉及三公消费等敏感问题。例如，2011年7月，芬兰电视四台率先披露了几名议员过度使用出租车的情况。随后，这条消息被芬兰众多媒体转载。此事导致芬兰议会的财务部门不得不考虑对议员搭乘出租车进行限制。

此外，芬兰社会具备良好的道德风尚。在芬兰，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及侵吞社会财富等行为被视为不义之举。社会的公开透明，使官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暴露在公众和媒体的目光下，任何不良行为一经曝光，官员就会名誉扫地，甚至丢官和锒铛入狱。公开透明的决策机制、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以及舆论的监督，有助于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因而，芬兰政府官员和公务员极少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贪赃枉法、以权谋私，公车私用等不当现象自然少之又少。（本刊驻赫尔辛基记者 赵长春 徐谦）

第四篇：把云南建设成为中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1

把云南建设成为中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是胡锦涛总书记新时期对外开放的一个重大战略思想，是对云南发展战略的最新定位，意义重大而深远。按照省委、省政府的总体部署，德宏作为桥头堡前沿的一个重要门户，如何在全省一盘棋中准确定位，发挥优势，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我谈三点认识。党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加快沿边地区开放开发，加强国际通道、边境城市和口岸建设，深入实施兴边富民行动”。这是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重大举措。根据中央的精神，州委州政府紧扣州情，提出了“把德宏建设成为中国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的黄金口岸”的战略构想，这对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沿边开放战略、不断拓展沿边发展空间、提升沿边开放水平，推动德宏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德宏在建设向西南开放桥头堡中具备的优势

在打造桥头堡黄金口岸中，德宏具备独有的几大优势：一是区位条件佳。缅甸是我国陆地连接东南亚、南亚，走向印度洋的必经之地，在建设中国向西南开放桥头堡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德宏三面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达503.8公里，是我国陆地进入印度洋的一个最佳区位。

二是口岸基础好。德宏拥有瑞丽、畹町两个国家一类口岸，章凤、盈江两个国家二类口岸，9条公路、28个渡口、64条通道及1条国际通讯光缆、9条输电线路联通缅甸，即将破土动工的泛亚铁路西线大瑞段、中缅输油气管道、中缅陆水联运大通道也要从这里出境。瑞丽姐告——缅甸105码、畹町曼满——东阳、陇川章凤——八莫、盈江那帮——密支那等多条跨境公路已建成通车，形成可“全天候”的沿边口岸群。

三是对缅交往深。德宏州内五个世居民族与缅甸及周边国家同一民族跨境而居，文化习俗相近，长期友好往来、通婚互市、唇齿相依，具有深厚的人缘基础和文化积淀，中缅胞波情谊源远流长，一年一度的中缅胞波狂欢节为中缅两国的长期友好奠定了政治基础。

四是沿边开放早。早在1985年德宏便全境开放为边境贸易区，1992年后，德宏相继设立了畹町经济开发区、瑞丽边境经济合作区、畹町边境经济合作区和中国唯一实施“境内关外”特殊监管模式的瑞丽姐告边境贸易区，成为中国实施沿边开放最早的地区。全州目前对缅贸易已分别占中缅贸易的四分之

一、滇缅贸易的五分之三以上，是中缅两国开放合作成效最明显的区域。

首先是区域位置佳。缅甸是我国陆地连接东南亚、南亚，走向印度洋的必经之地，在建设中国向西南开放桥头堡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德宏三面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达503.8公里，是我国陆地进入印度洋的一个最佳区位。

其次是通道建设早。历史上，德宏就是南方古丝绸之路的要塞，是滇缅公路、史迪威公路、中印输油管道三大通道的出入口。目前，德宏州内已有9条公路、28个渡口、64条通道及1条国际通信光缆、9条输电线路联通缅甸。德宏州府芒市距省会昆明陆路640公里，空中450公里；距离缅甸新首都内比都670公里，最大城市仰光981公里，缅北重镇密支那90公里，伊洛瓦底江八莫港仅70公里，是中国通往印度洋最近的通道。二是口岸基础最好。德宏拥有瑞丽、畹町两个国家一类口岸，章凤、盈江两个国家二类口岸，9条公路、28个渡口、64条通道及1条国际通讯光缆、9条输电线路

再次是人文交融深和开放互动实。缅甸和印度东北部的掸、克钦、勃欧、阿萨姆等民族，与德宏州五个世居民族同语同俗，跨境而居，长期保持着友好往来。1985年以来，中缅双方地方间建立了涵盖基础设施、经济贸易、科教文卫、抢险救援、禁毒、司法等领域的合作机制。目前，德宏州对缅贸易已分别占中缅贸易的四分之

一、滇缅贸易的五分之三，是中缅两国开放合作成效最明显的区域之一。

二、德宏参与建设向西南开放桥头堡的总体构想

把云南建设成中国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对处于云南对外开放前沿的德宏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作为桥头堡黄金口岸的德宏，其基本定位是：在桥头堡黄金口岸建设“一个节点，三个基地，三个平台，三个窗口”。一个节点：桥头堡连内通外的重要交通节点。三个基地：桥头堡黄金口岸经济区生物特色产业基地、进出口加工基地、物流仓储基地。三个平台：桥头堡前端的金融服务平台、信息服务平台、文化交流平台。三个窗口：桥头堡通往东南亚、南亚的经济窗口、文化窗口、友谊窗口。总体要求上，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服从服务于国家大局，服从服务于全省总体布局，深入研究、准确定位，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突出特色、发挥优势，把握重点、全面推进。

三、德宏参与建设向西南开放桥头堡的建设重点

一是建设桥头堡黄金口岸的重要交通节点，德宏作为桥头堡前沿，要把交通基础建设放在重中之重。二是建设生物特色产业基地，把德宏建成全国最大的咖啡、坚果、柠檬基地和全省最大的竹产业基地。三是建设绿色生态旅游度假公园，把德宏建设成为面向印度洋的重要旅游中转站。四是依托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把德宏建设成进出口加工基地。五是充分发挥桥头堡黄金口岸交通优势，建设区域性国际物流仓储基地。六是建设区域性金融服务平台，为桥头堡前沿提供金融服务。七是建设区域性信息服务平台，全面提升信息服务能力和水平，建立桥头堡前端信息服务平台。八是建设区域性文化交流平台。九是建设立体口岸体系，加快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完善以国家一类口岸为核心、二类口岸为支撑、省级通道为辅助，涵盖陆、空、水的立体口岸体系，便利、高效、有序的大通关体系

第五篇：努力把云南打造成为中国向西南开放的

努力把云南打造成为中国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

2011年05月24日 07时44分00秒

来源：云南网

云南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研究云南省对《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贯彻意见时强调，努力把云南打造成为中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门户。

白恩培主持 会议还研究了文化体制改革等工作。

5月23日，省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研究我省对《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的贯彻意见时强调，广泛动员、加强领导、完善规划，确保桥头堡建设顺利推进，努力把云南打造成为我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门户。

省委书记白恩培主持会议。

今年5月6日，国务院批准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

《意见》提出了5个方面的发展战略定位，旨在更好地利用云南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已有的经济基础，充分发挥云南在国际国内区域合作中的区位优势，多方面挖掘云南的发展潜力，体现云南的发展特色，明确云南在我国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大格局中的特色和应发挥的作用。一是我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门户；二是我国沿边开放的试验区和西部地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先行区；三是西部地区重要的外向型特色优势产业基地；四是我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宝库和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五是我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示范区。

《意见》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体系完善、开放型经济 发展、对外交流合作、城乡居民收入、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体系、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确立了云南2015年及2020年的发展目标，并明确了7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工作重点：一是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支撑保障能力；二是依托重点城市和内外通道，优化区域发展布局；三是加强经贸交流合作，全面提升开放水平；四是立足资源和区位优势，建设外向型特色产业基地；五是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六是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七是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建设稳定繁荣边疆。

《意见》从财税、金融、投资与产业、土地、价格和生态补偿、人才和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支持桥头堡建设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国家加大转移支付和投资力度；实行差别化的产业政策，对云南利用境外资源并且具有特色优势的项目适当给予倾斜；对于边境地区矿业与水电开发相结合、技术水平先进的清洁载能工业给予优惠政策；对云南省建设用地计划实行倾斜，保障重点工程建设用地；把云南作为全国电力价格改革试点省；鼓励先行先试，形成有利于桥头堡建设的体制机制。

常委会认为，《意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扩大对外开放的纲领性文件，对于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广泛动员，宣传好桥头堡建设的重要意义和广阔美好前景、桥头堡建设的近期和长远目标、桥头堡建设的重点，在全省迅速掀起学习宣传《意见》的热潮，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和省政府的战略部署上来；要完善桥头堡规划，把桥头堡规划与我省“十二 五”规划紧密结合，与各部门的行业规划紧密结合，与现有的工作紧密结合，做到重点工作项目化，项目责任具体化，扎实把桥头堡建设各项工作向前推进；要加强组织领导，尽快建立健全桥头堡建设的组织领导机制，督促检查桥头堡建设的进展情况，总结和推广成功经验，查找不足并加强对薄弱环节的指导，紧紧抓住桥头堡建设这一重大历史机遇，努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不断迈上新台阶。

常委会原则同意《云南省加快建设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总体规划（2011－2020）》（草案），要求尽快完善上报。

在传达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会议主要精神及研究我省贯彻意见时，常委会认为，当前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政策支撑和保障力度，把文化体制改革作为深化社会领域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步伐，确保按时完成改革任务。按照我省文化体制改革任务，我省将在明年上半年完成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并按期完成非时政类报刊社改革、党报发行体制和影视剧制播分离改革、全省广电网络传输机构转企改制和资源整合、电台电视台合并。同时我省将进一步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力争“十二五”末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8%的目标；以影视精品创作生产为突破口，推动一批文艺精品的创作生产；加强政策支撑和保障力度，不断完善政策体系，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落实社会保障措施，放宽资本准入条件，拓宽转岗途径，完善工商登记政策；加强组织领导，针对文化体制改革进展不平衡、现代企业制度滞后、政策措施落实难等问题，研究制定应对办法。

常委会在听取中央召开的部分省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 会精神贯彻落实情况专题座谈会精神传达后要求，我省各州市和省直部门要对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进行自查，并由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选派督查组进行调研督查，再接再厉抓好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进一步扎实推进党的建设各项工作。（记者 谭晶纯 季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