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舌尖上的燕园七十年前的北大食堂是什么样？ 北京大学校友网

舌尖上的燕园七十年前的北大食堂是什么样？ 北京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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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0月，我和西南联大复员北上的同学一道，从昆明辗转来到北京大学报到，注册为历史系四年级学生，住在北大的西斋宿舍，距今恰好整整60年。

“学生吃饭大都享受公费

自己不掏钱”当年北大的学生食堂是由学校庶务科管理的，学生吃饭大都享受公费，自己不掏钱。事实上同学们也没有钱，经过8年抗日战争，已经民穷财尽，国民党又发动内战，更是民不聊生。食堂一日三餐，早上馒头、稀饭、咸菜；午晚餐也吃馒头，有时搭点玉米面丝糕。吃米饭的时候很少。菜一般是4中碗，有1个带点肉丝，其余3个是素菜，但都有盐少油。当时，我们都是20岁上下的小伙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在食堂吃饭，尽管主食不限量，但副食差，没有油水，营养不够，容易饿。

（北大红楼）

“问题解决

黄白之争不复存在了”我们住进西斋宿舍不久，就发现一个矛盾。上面说的伙食标准，是从昆明西南联大来的学生享受的待遇。而原来在北平上大学的同学却在另外的食堂吃饭，顿顿只有棒子面窝窝头和棒子渣粥。这就发生了所谓“黄白之争”。因为馒头是白的，而窝窝头是黄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来这是北大训导长、三青团中央的头头陈雪屏一手造成的。当时国民党政府极端腐败，民怨沸腾。陈雪屏惟恐北大学生像西南联大学生一样，团结起来反内战、争民主，所以用“黄白之争”离间来自南北两地同学的关系。同学们识破了这一点，就选举代表，专门跑到东厂胡同胡适校长家里向他请愿，要求提高北方同学的伙食标准，让大家都吃的一样。胡适答应同有关方面交涉。不久问题解决，黄白之争也就不复存在了。（西斋宿舍）“炒饼里加几片肉罐头是绝顶的美味”说到当时的饮食状况，还有个小插曲。我们在上海等待乘船北上的时候，清华大学校友会从联合国救济总署为我们申请到一批救济物资，分给每人一罐5磅重的咸肉和一桶5磅重的奶粉或冰激凌粉。初到北平时，由于伙食差，有时就三两个人一起到西斋附近的小饭馆要几份素炒饼，并请大师傅把我们带去的咸肉罐头夹几片出来加在炒饼里。那可是当时我们能尝到的绝顶的美味。用四川话说就是大大地打一顿牙祭了。但这种好事情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因为咸肉就只有那么多。不久冬天到了，小杂货店里卖冻柿子，价钱很便宜。聪明的同学买来放在凉水里浸一下，使它表层软化。然后揭开柿子上头的那个比“哈根达斯”不知要高多少倍。虽然这也可以补充一些营养，但一桶奶粉岂能吃一辈子？很快吃完之后，这点补充也就没有了。幸亏大家在8年抗战期间过惯了穷日子，伙食差一点，也还能够接受。

“当时北大附近很少有饭馆、小吃店”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北大附近很少有饭馆、小吃店或卖零食的摊贩。记得西斋宿舍所在的景山东街上（今为沙滩后街），仅有1家卖烧饼、豆浆的早点铺，1家卖炒饼、面条和小炒的饭馆，还有1家由一位四川籍老厨师开的川味小饭馆，小杂货店卖点香烟、白酒、花生、瓜子、心里美萝卜之类，此外便一无所有了。这说明包括北大学生在内的居民购买力很低，没有人买得起比较高档的食品。这就是60年前北大学生食堂及其附近环境的写照。

60年过去了，北大的学生食堂和60年前真是天壤之别。首先是规模无法比拟。60年前的北大，学生总数不过3000多人，并无统一的食堂。以我所在的西斋宿舍食堂为例，在此吃饭的不过200多人。而如今中午在北大食堂吃饭的，多达几万人。好在有12个食堂，总面积13000平米，最大的“农园食堂”就有9700平米。饭菜花色品种多，质量不错，价钱还公道。各食堂每顿供应主副食的品种，总计不少于500个。每个食堂各有特色，真是琳琅满目。食堂又都散布在校园南面的生活区，彼此相距不远，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如今做北大学生是幸运的，且不说学习环境，单就生活条件讲，比我们当年不知高了多少。有比较才能鉴别。60年前后对比来看，一方面反映高教事业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更是我们整个国家经济生活水平提高的写照。这真是十分值得欣慰的事情。

（作者简介：胡邦定，1942年——194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西南联大校友会副会长。）

第二篇：舌尖上的食堂 会议记录

关于调查学校饭堂工作安排的会议纪要

时间：202_年12月11日 中午12：00

地点：九栋教学楼316教室

与会人员：会议主题：分配小组成员工作

主持人：会议内容：

一：集体讨论并归纳学校饭堂的优缺点

优点：饭堂提供的食物健康卫生，品种较多，经济又实惠，给学生生活带来方便等

缺点：学校饭堂工作人员个人卫生不够注重，有个别工作人

员对学生态度不是很友好，会大声训斥学生，这种情况偶尔会发生。个别工作人员工作不细心，比如：刷错同学饭卡之类的情况。二：集体讨论如何进行宣传学校饭堂的方法策略

讨论结果是：可以分发传单，制作海报和横幅，利用学校广

播站等等方式进行对饭堂的宣传。

三：确定本小组各成员的工作安排

四：各成员的工作安排如下：

问卷制作：调查报告：策划书：PPT制作：黄思莹

会议记录：问卷调查：

五：确定完成工作时间，和各项工作汇报和上交

各成员需在1月20日完成各项工作，并交给组长，进行最

后的汇总。

第三篇：老北大的校庆日考究：原12月17日改5月4日 北京大学校友网

老北大的校庆日考究：原12月17日改5月4日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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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老北大的故事之五

北京大学最大的“身世之谜”，除了戊戌年间的创立，当属校庆的改期。考过北大的诞辰(参见《北京大学：从何说起》，刊《读书》一九九八年一期)，连带讨论一下校庆的改期。依照常规，第一步的工作，便是了解当事人的意见。即当初将北大的校庆纪念日，从沿用多年的十二月十七日改为五月四日，理由何在。好几回峰回路转，答案似乎就在眼前，转眼间，又消失在云雾山中。直到落笔为文的今日，也只是依据蛛丝马迹略作推断，不敢说已得确解。在我看来，此乃了解五十年代以后北大命运的一把钥匙。

关注北大校庆改期的，我肯定不是第一个——起码校史专家就无法回避。因而，不妨先倾听专家们的意见。可惜的是，八十年代出版的《北京大学校史》，只叙述到一九四九年为止；其他涉及五十年代以后北大命运的出版物，也不屑于纠缠此等“小事”。好不容易在《今日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八)中，找到了如下的描述：

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即“五四”运动三十周年时，北大成立了由教授、教师和学生代表共二十三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汤用彤教授任主任。为继承和发扬“五四”光荣传统，此后，北京大学将每年的五月四日作为校庆日。

这段话给人的印象是：北大校庆的改期，是在一九四九年或一九五○年。遍查这两年的《人民日报》以及《北大周刊》，有校务委员会成立的详细报道，却未见改变校庆纪念日的只言片语。相反，第21期《北大周刊》(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刊出汤用彤、罗常培纪念校庆五十一周年文章；第22—23期《北大周刊》(一九五○年二月一日)报道北大师生举行校庆纪念集会，马叙伦、徐特立发表讲话。另外，第62期《北大周刊》(一九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上，也有校庆五十二周年活动的预告。也就是说，起码在这两年内，北大仍坚持在十二月十七日举行校庆纪念。

一九五一年四月三日，《北大周刊》改为《北大校刊》。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版的第14期《北大校刊》上，刊出《北京大学一九五一校历》，依然规定：“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一，校庆放假一日。”按理说，此事再简单不过，继续追踪《北大校刊》就是了。可很快地，《北大校刊》停办。等到其后任《北京大学校刊》面世，已是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正是在这一年多的“空白”里，北大完成了校庆的改期。持此说的理由是：一九五三年年底，没有关于校庆的报道：第二年五月三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校刊》15期上，通栏大标题为“纪念五四青年节，祝贺校庆五十六周年”。同年五月七日的《人民日报》上，也发表了题为《北京大学热烈庆祝五十六周年校庆》的新华社通讯，开篇便是：“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三十五周年纪念日，隆重地庆祝五十六周年校庆。” 有了上下限时间，接下来的问题是，到底是何时、由何人提议、并以何种理由决定改变北大的校庆纪念日？翻遍这两三年的有关报刊，竟找不出任何痕迹，实在不可思议。原以为此举关系重大，定会引起热烈的争议；即使不允许讨论，也会由校方刊出公告，并略做解释。结果什么都没有，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转变过来了。求助于北大档案馆，依然无济于事：在我所能查阅的范围内，未见蛛丝马迹。明知答案可能隐藏在学校党委的会议记录中，我也只好望洋兴叹。幸亏档案馆的馆长提醒，为此问题，北大党史校史研究室的专家已经调看了所有内部档案，不必再作徒劳的求索。依照她的指引，终于在北大内部发行的《高等教育论坛》一九九五年第三期上，找到了两年前便已完成的结论。由王学珍等先生撰写的《北京大学大事记》，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七日那一天，记载了这么一件“大事”：

汤用彤副校长建议把北大校庆改为五月四日。他认为现在的校庆时间(12月17日)临近期末，师生都很紧张，不宜搞大的活动(这一建议当时虽未在一定会议上形成决议，但此后校庆的纪念活动实际上已逐渐改到五月四日)。

这段话，可与流传在北大人口中的另一种解释相印证：十二月中旬的北京，已经进入冬季，天寒地冻，校友往返不方便，不若春暖花开的“五四”，返校、踏青两不误。这两种“说法”，一着眼于校内，一着眼于校外，都很有人情味，非常可爱。可二者都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校庆纪念不同于旅游度假，并非取决于天气或者闲暇。

不能随意更改的校庆，竟被如此轻而易举地更改了，其中必有奥秘。先不讨论结局是否合理，单是“大事记”中的这段话，便是个很大的悬念：如此大事，为何没有“形成决议”？没有正式决议，如何“逐渐改到五月四日”？“逐渐”二字，更是令人疑窦丛生：到底是哪一年开始使用新的校庆纪念日？是考证不出来呢，还是不便明言？

依我的浅见，并非当事人思虑不周，或校史专家笔力不济，而是别有苦衷。正是这无从定义、不容辩白的“醉眼朦胧”，最能体现此事之“妙不可言”。不管是校史专家，还是像我这样的业余爱好者，非要把此事的前因后果说得一清二楚，几乎不可能——均嫌“证据不足”。问题是，据我所知，北大档案馆文革中并没遭严重破坏，为何当初校方不曾留下足够的证据，以供后人审核稽查？

稽古时可以做到“每下一义，泰山不移”，察今反而只能“以意逆志”、“诗无达诂”，此举颇具“中国特色”。以笔者所关注的北京大学的“身世之谜”为例：前五十年生日失考，乃力所不及；后五十年校庆改期，则是主动出击。因而，前者只需考据，后者则必须兼及阐释。即：在钩稽有关史料的同时，努力恢复并理解上一代人的处境及思路。

先把“大事记”未曾言明的“逐渐改到五月四日”略作交代。因应“汤用彤副校长建议”，原定十天后举行的校庆五十三周年纪念活动取消。既然是“除旧布新”，照常理，新的校庆纪念日当即生效。可第二年的“五四”，北大学生举行隆重集会，纪念的是青年节，而非校庆。第一次大张旗鼓地将青年节与北大校庆捆绑在一起“隆重纪念”的，是在一九五四年。也就是说，旧校庆废于一九五一年；新校庆始于一九五四年。换一种表述方式：首先是旧历的不合时宜，而后才有新历的取而代之。

依我的浅见，“旧历”之不合时宜，并非有碍学生的复习考试，而是因其象征着旧的教育体制；“新历”之独具魅力，也并非时人贪图五月春光明媚，而是象征着与老北大传统的决裂。此举须与“时代潮流”相参证，方能明了其准确含义。就在北大决定取消旧校庆的前后几天，《人民日报》特辟“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专栏，发表清华大学营造系主任梁思成《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罗常培《我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为谁服务》、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侯仁之《学习文件使我进一步端正了自己的学习态度》等一系列文章，共同谴责旧大学之违背人民立场。紧接着，汤副校长连续发表讲话，“发现过去的北大像衙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统治着北大，要把这些脏东西清除掉，必须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继续下去”；否则，“赶不上国家的需要，也对不起人民大众”。

对于北京大学来说，一九五二年，确实是大转折的紧要关头：院系调整，迁居燕园，礼聘苏联专家，批判周、朱等，都预示着其发展方向，难怪时人津津乐道“新北大”。北大确实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作为标志，改变校庆纪念日，似乎顺理成章——这才能解释汤副校长的提议如此迅速地付诸实施，且未见任何公开的异议。

提议改变校庆纪念日的是副校长汤用彤，可主张与老北大传统决裂的，却是属于那个时代追求进步的众多知识分子。改朝换代后的第一次校庆纪念，校务委员会主席汤用彤还只是批评老北大的“为学术而学术”，并力图重新阐释“兼容并包”口号；对北大传统深有体会的罗常培教授，更发表《祝北京大学的新生》(《北大周刊》21期)，率先清算老 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北大的思想自由传统在过去三十年是可以推动社会发展的，可是在新民主主义时代它却可以阻碍社会的发展。

这种否定老北大，自觉“加紧思想改造的教育”的言论，在《北大周刊》上比比皆是。依罗先生的思路，“从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八日起，人民的北京大学方才举行了奠基礼”。如此说来，改变校庆纪念日，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日后之不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北大的二月二十八作为新的校庆日，已属思想落伍；倘若再坚持旧的校庆日，那更是冥顽不化。此后几年，北大人为了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一方面加强自我清算，另一方面重新诠释北大传统——作为“除旧布新”的表征，便是此校庆纪念日的改期。

问题是，同处“思想改造”的大潮，为何只有北大必须改变校庆纪念日？老北大传统实在顽强，思想改造任务十分艰巨，非如此不足以消除隐患——这是一种假设；北大师生善于追赶时代潮流，总是能自己提出并解决问题，自觉顺应变革的需要——这又是一种假设。还有一种说法，或许更实在些：并非每所大学都有如此辉煌的传统——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供“开发利用”。以上诸说，均属宏大叙事，有道理，可又都难以实证。我只想补充一个小小的细节，希望有助于理解北大校庆的不得不改期。

北大校长胡适，其生日恰好与北大校庆同一天。如此偶合，因胡适与北大渊源殊深，而显得格外醒目。本是“文人雅事”，只可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不该深文周纳。可事实上，这一偶合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新政权建立后，朋友间打趣的话题，竟成了不同派别争斗的战场。一九五八年，在台北大校友会大张旗鼓地为北大和胡适祝寿(参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767—2776页)，其后出版的《国立北京大学成立六十周年纪念》称：适之先生象征北大精神，所以我们为适之先生祝寿，也就是为北大精神祝寿。(《向胡校长祝寿献词》)当然，为了撇清与胡适的关系而修改校庆纪念日，未免显得太小气了点；可附着在“思想改造”这杆大旗上，可就理直气壮了。直到现在，我没有发现从“政治正确”角度阐述修改校庆纪念日的文字；即使有，估计也不会谈及胡适的生日问题。可这不便明言的“苦衷”，对当事人来说，或许并非无关紧要。

与老北大的失落相映成趣的，自然是新北大的崛起。新政权之力图清除旧教育制度的影响，以便迅速确立其意识形态的权威性，自在情理之中。改组学校领导、重新确定教育方针、增设马列课程等，此乃大势所趋；至于必须用改变校庆纪念日来表示进入新时代，则属于北京大学的创举。除了北大历来关注政治思潮的起伏，往往得风气之先，更与毛泽东本人的“引导”不无关系。

新政权建立之初，毛泽东与北京大学有过三次交往(参见萧超然《从图书馆助理员到共和国缔造者》，《北京大学学报》一九九七年五期)。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毛泽东给“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回信：四月廿八日的信收到。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

同年十二月，北大以全体师生的名义，再次给毛泽东主席写信，称为了庆祝五十一周年校庆，准备在十七日上午举行简单的仪式：我们热烈地盼望您能在这一天，回到学校来，给我们一点指示！要是您有空，无论如何希望给我们写几句话，给一点指示！还有一件事要麻烦您，最近我们要制新的校徽，想请您给写“北京大学”四个字，希望您能答应我们。这封信迟迟得不到回音，后来才知道，此前几天毛泽东赴苏联与斯大林谈判去了。回国后，毛泽东补写了校徽，对参加校庆一事未做任何评论。一九五○年的“五四”前夕，“国立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再次上书，要求毛主席为即将举行的“与五四运动有关的史料展览”题字。收到信后第二天，毛泽东题词：祝贺“五四”三十一周年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专家们从题写校徽，读出了毛泽东对北大的特别关怀。我则希望从另一个角度切入：毛主席对五四时期的北大甚有好感，而对十二月十七日的校庆相当冷淡。两次收到关于五四纪念活动的上书，均迅速答复；至于北大校庆，则不置可否。当然，这只是猜测。但这一猜测，可从另外的角度得到证实。就在毛主席无暇参加的北大校庆五十一周年纪念集会上，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应邀发表演讲：北大是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学校，今天五十一周年纪念日值得纪念的，并不是它的前二十年，而是五四运动以来的后三十一周年，因为今天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一九四九年的五月四日，《人民日报》出版《五四运动三十周年纪念特刊》，头版头条是陈伯达的《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的道路》，四——六版则发表吴玉章、郭沫若、茅盾、黄炎培、胡风、周建人、杨振声、何斡之、俞平伯、宋云彬、叶圣陶、何家槐、藏克家、王亚平、柏生等人纪念“五四”的文章。接下来的几天，连续报道全国青代会的开幕词、工作纲领、大会宣言等，也都强调如何继承“五四”的光荣传统。新政权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突出渲染，无疑有利于北大的重新占据中心地位，并谋求进一步的发展。

“五四”的急剧升温，使得原先的北大校庆相形见绌。《北大周刊》第63期(一九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登出《本校五十二周年校庆将到，庆祝办法以举行展览为主》，宣布不另举行庆祝仪式，展览的重头节目则是“北大革命史料展览”。据校方称，“这虽是北大的校史展览，但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幅缩影”。此说之得以成立，自是以毛主席对五四运动的高度评价为准的。依此思路铺排的校史，清末民初的北大，必然日渐隐人历史深处。三年间，北大对待校庆纪念活动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第一年，邀请毛主席出席并讲话；第二年，改为举办以革命史料为主的展览；第三年，临时决定取消任何纪念活动。

假如当初毛主席出席五十一周年校庆纪念会，或者五四运动的光荣不属于北大，我很怀疑十二月十七日的校庆，是否还会因影响复习考试或天气寒冷而被取消。

对于大学来说，如何在历史转折关头，抓住机遇，站稳脚跟，为日后的发展打下有利的基础，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五十年代初北大校庆的改弦易辙，我以为乃出于深思熟虑的“高招”。若做如是观，对先辈爱护北大的心情，当有较为深入的体贴；对其不得不采取的策略，也会有较为通达的理解。实际上，五十年代初“老北大”的日渐淡出，乃其时的“大气候”所决定，非关个别人的提议。

尽管如此，我对于赋予校庆纪念日以特殊意义，仍深感不安。生日本无可选择，像梁启超那样，非要借国际国内重大事件来渲染自己的出生(《三十自述》)，只能理解为“少年气盛”。北大溯源时之坚守戊戌，而拒绝同文馆，其实已有将自家生日与政治事件相联系的倾向。这一点，看看二十年代以来众多有关校史的论述，便可一目了然。一所伟大的学校，必须在非同寻常的时刻诞生，这一思路，使得论者喜欢赋予生日以特殊意义。

校庆纪念以及校史的写作，表面上是指向过去，实际上是在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也是校庆之深受校方重视、而且也值得史家认真品读的原因。说低点，是在历史坐标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说高些，则是在述说传统的同时，标举一种理想、一种精神。可有一点，常被世人所忽略：任何一所大学的优良传统，都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与具体的生日没有任何关系。在北大校庆五十一周年纪念集会上，教育部长马叙伦发表不同于徐特立的演讲，一是强调“时间是不可分割的”，一是称校庆“正像我们自己的生日”。“单就生日来说，平常得很，没有什么值得纪念的。”之所以生日吃长寿面，不外表示纪念和祝福，没必要将其神圣化(《北大周刊》22—23期，一九五○年二月一日)。一旦生日被赋予特殊意义，而且可由后人自由选择，那么，不确定的因素可就太多了。沧海桑田，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其校庆纪念日是否也需要不断变迁，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答案若是肯定，将招来无数不必要的烦恼。

北大之修改校庆纪念日，固然有利于弘扬五四新文化运动，却开了个危险的先例。生日的确定，本来只是考据问题，一旦转化为价值判断，过分追求“思想深刻”，反而可能出现令人尴尬的局面。为北大的千秋基业计，还是“实事求是”好——生日就是生日，没什么特殊的意义。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于西三旗

第四篇：舌尖上的家

舌尖上的家（海淀区二模作文）

端午刚过，嘴角尚有粽子的余香。这余香犹如那绑粽子的丝线，把舌尖和家紧紧连在一起。

舌尖上的家，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甚至可以和刘禹锡的《陋室铭》媲美。50多平米的两居室，除了那一对挤在墙角的老式沙发还勉强可以成为家俱外，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就比较恰当了。哦，不对！墙壁上还贴着我从小学到幼儿园获得的所有奖状，占了整整两面。

家虽小，却温馨。幸福如空气般无处不在。当然，最幸福的还是家庭成员以及每一个来我家做客并吃饭的人的舌尖。

舌尖上的幸福来源于母亲那双手——那双能够化平常为神奇的手！那双变魔术似的手！母亲天生就是烹饪大师。极普通的一个土豆，一块豆腐，一把豆角，一块猪肉，一棵白菜，一团面团，一碗糯米。。在母亲那双手里无比乖乖俯首帖耳因势象形变成餐桌上的一道道令我和父亲以及客人们食之难忘的美食：纤细如发洁白如玉的醋溜土豆丝令你唾液生津；豆角炖豆腐令你食之难忘；红烧猪肉令你馋涎欲滴。。而母亲做得手擀面是又细又长又匀又筋道又可口，再配上那葱绿的黄瓜丝和用热水焯过的绿豆芽、西红柿鸡蛋卤，芝麻酱或者猪肉丁炸酱，让你吃了一碗还想再吃一碗，直到你的胃里再也没有了地方。可以这么说，我从来没有到饭店去吃过“老北京炸酱面”。因为我知道，即使最正宗的炸酱面，和母亲做得炸酱面比起来也会黯然失色，更不会有丝毫的食欲。母亲熬得红枣莲子黑糯米粥不仅颜色搭配绝佳，让人大饱眼福——黑得更黑白得更白红得更红，盛在碗里宛如一块晶莹剔透的和田玉。而且味道极佳，营养丰富，让喝过这粥的人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母亲烙的白面饼又脆又软又香层数又多。我敢打赌，只要你看见，不用吃任何菜，你也会转瞬把一张饼狼吞虎咽进肚子里。因为，我就曾经连着这样吃了两张——母亲第二张饼还没有下锅，第一张已经成了我的腹中之物。而第二张饼刚出锅，我顾不得烫手就迫不及待地拿起来一卷大嚼起来——惹得母亲不得不用“罢工”来“抗议”我的饕餮。当然，母亲主要是怕撑坏了我的肚皮！

舌尖上的家，还体现在母亲的极为好客极为慷慨上！无论是平时周末还是大小节日，在我的印象中，几乎家里就没有断过客人。而母亲也从来没有过一丝一毫的不耐烦。母亲在厨房里大显身手，客人们坐在沙发或者床上或者是席地而坐神侃海聊。母亲做得饭菜只要一端上桌，客人们（当然也包括我和父亲）就会两眼放光。而在刚刚过去的端午节，我们家里就异常热闹，竟然来了几位不速之客——就为品尝母亲亲手包的煮的粽子。而母亲也豪爽的答应，给每个客人包5个粽子（三个自己吃，2个拿回家）。母亲包的粽子，用的是平常的糯米，馅儿也是红枣、红小豆泥和枸杞，包粽子的苇叶则是新鲜的——要得就是那股苇叶香，捆粽子的丝线是五色的，而包好的粽子形状却各异：菱形的，三角形的，椭圆形的，长方形的。。粽子通常要煮五六个小时，煮熟以后要在凉水里泡两个小时以上，然后把粽叶剥开，白生生，红彤彤的粽子如同一个个娃娃般就端坐在蓝色的长磁盘里，在配上从老家拿来的天然紫荆花蜂蜜，那弥漫在空气里的苇叶香糯米香红枣香蜂蜜香沁人心脾并让鼻孔不由不增加了翕张的速度——看了闻了让人不由不喜欢，不由不唾液往肚子里咽！

这就是我舌尖上的家！生在这个家里，是我前世的运气，也是我的福分和荣幸！如果有来世，我还会来这个家！

第五篇：上善餐饮企业管理承包舌尖上的食堂文化范文

上善餐饮企业管理承包舌尖上的食堂文化

民以食为天，餐饮在中国拥有着悠久丰富多彩的文化，最近热播的《舌尖上的中国》就以一种记录片的方式传递了中国悠远的餐饮文化。伴随全国城市经济、中国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对每天必不可少的餐饮质量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在城市生活无论是学校学生还是朝九暮五的白领们都需要更高要高质量求的饮食，这些人群饮食地点大多都集中在写字楼或者学校食堂中。食堂是专门供应写字楼、机关、学校、厂矿等企事业单位内部职工、学生等就餐专业地点。食堂好坏最重要的就是所供应的食物卫生和安全、另外必不可少的就是能够拥有丰富多样饭菜选择做到可口美味。目前很多企业、事业、学校的食堂在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所供应食品质量得不到人们的认可。

对于中国人来说日常最要的就是能够在吃饭的时候吃上一顿可口的家常便饭，不需要过于奢侈，也不能随便。再加上食堂的环境和食堂价格同样以食堂消费为主的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这也就是很多食堂的承包者所面临的问题，食堂承包商门一方面需要提供各种丰富的可口的饭菜满足不同人的口味的需求，一方面还需要控制自己的成本能够确保自己的利润，那么很多食堂承包商选择了后者，只考虑自己的利润。在饭菜口味、饭菜种类搭配、饭菜质量上大打折扣。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更加愿意花费更多的钱在外面吃点东西也不愿意在食堂浪费时间的根本原因。

其实食堂的消费群体是不可忽视的，能够保障食堂的消费群体更加长久，更加愿意坐在食堂吃饭，最重要的就是承包食堂的承包商要在保障饭菜食品安全、卫生的基础上厨艺上有突破，做到在健康搭配饮食，需要有更加丰富多样的选择提供给不同人的去选择。需要拥有更加长远的远见，还需要有认真负责的态度。

记者在网上做了针对学校、企业、写字楼学生、职工、白领进行投票，觉得自己所在食堂饭菜满意度查询，超过85%的人都觉得自己消费的食堂不尽人意，要么就是不卫生，要么就是饭菜不好吃、要么就是价格贵的出格。但是记者还是相信有更好的食堂值得我们去探讨去认识。在很多学生推荐下记者来到广州大学松田学院食堂，并且亲手品尝了这里饭菜。让人想不到的是，中午这里的食堂人流量超乎记者的想象，我们可以看到学校的老师以及其他工作人员 还有全校学生都在食堂中就餐，记者在一个工作人带领下看到一排新鲜美味的饭菜，并且感觉到就餐的大厅环境非常干净。在品尝过后也觉得饭菜非常可口丰富。

在工作人员介绍记者了解到该学校食堂承包商广州上善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http://www.teniu.cc），在广州及周边地区上善公司作为专业食堂承包、食堂委托管理、食堂管理咨询等的专业餐饮管理公司拥有行业内超过十几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真食堂承包 食堂管理 餐饮管理的经验非常丰富，并且深知并且拥有解决目前食堂承包中需要面临和克服的诸多问题经验，在对中国餐饮文化，特别是食堂餐饮中上善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拥着自己更加独特的看法：“中华餐饮”和“养生文化”是上善的百年长青基业，立志发展成以学校、企业、医院食堂，膳食托管，营养配餐，蔬菜粮油配送，厨房设计，食堂保洁，餐饮服务等食堂管理一体化为基础，并集便利店、茶业等为一体的综合集团。唯有不谋小利，着眼长远，切切实实认真负责方可在立足长远，方可有更加长远的发展。

根据记者了解到目前上善公司的主要业务集中在广东省内的珠三角，大型客户有中山大学新华学院（东莞校区）、广州大学松田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农工商学院、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并且在已食堂承包行业内有口皆碑，赢得的合作方和消费者的一直认可。在这一点上能够做到的像广州上善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食堂承包企业少之又少。

在记者特别联系到了广州上善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刘经理，刘经理向记者介绍：“食堂饮食也是一种文化，在中国也拥有着悠久的历史，食堂饮食大多围绕家常菜为主，像要做好食堂承包必须拥有足够的食堂承包、食堂管理和餐饮管理经验。目前很多企业、学校仅仅在乎的食品安全问题，而在其他方面仅仅做到纸上合同，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并不能很好的控制其饭菜质量，食堂的环境等等问题，导致了整个食堂不尽人意的结果。

作为广州地区专业的食堂承包公司尤其对高校食堂、企业、企事业单位的大型食堂承包管理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企业已通过ISO9001：202_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ISO22000：202_（HACCP）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目前拥有员工700多人，其中高层管理人员20多名，技术骨干50多名，服务人员600多名。现己从家族式管理逐渐过度到制度化管理，为公司的集团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短短两年时间久已经创下营业额超过三千万。食堂餐饮管理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食堂的餐饮同样要与市场中高级饭店比质量，自身也要不断提更高要求来满足更多的人对食堂餐饮的不同要求。这就是我们上善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在食堂承包、食堂管理、餐饮管理有口皆碑的根本原因。

记者终于明白食堂的管理也并非易事，想要做好一个食堂并非那么简单，就像上善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刘经理所说的食堂饮食也是一种文化，在中国同样拥有着悠久的历史，记者此次深入了解中感受到广州上善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在食堂承包、食堂管理、餐饮管理其丰富的经验和对食堂中任何一个小细节的注重。相信在中国食堂的饮食文化中，广州上善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能留下精彩的一笔。

广州上善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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