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莫言：30年来中短篇小说的成就不让他国

莫言：30年来中短篇小说的成就不让他国

东方早报[微博]许荻晔2014-10-26 01:54 [摘要]莫言认为这30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虽然没有出现《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巨著，但中短篇小说的成就“完全有资格进入世界文学之林”。

昨日，京师学堂外莫言被慕名而来的读者索要签名。早报记者 权义 图

10月24日至25日，“讲述中国与对话世界：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京师学堂举行。作家莫言、贾平凹、毕飞宇等，翻译家杜特莱、吉田富夫、朴宰雨，学者童庆炳、陈晓明、陆建德等国内外七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莫言认为，讲述中国是当代作家不容推卸的责任，而最重要的立场，是保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不违背良知。“我们如果对社会生活当中存在的许多不令人满意的现象不敢披露、不敢批评、不敢用形象化的文学的方式来揭露、来呈现，那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但如果我们对最近三四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来中国社会巨大的、全方位的进步视而不见，依然把中国社会描述得一团漆黑、毫无光亮，我认为这也不是客观、公正的态度，不是一个优良自豪的作家应该抱的态度。批评一个社会需要胆量，赞美一个社会也需要胆量，胆量的背后就是良知。” 莫言：30年来中短篇小说的成就不让他国

在为期两天的讨论会中，与会专家学者将就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对话方式、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中国经验”与“世界视野”、莫言作品中的本土性与世界性因素等六大议题展开讨论。担任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主任的莫言出席了会议。

作为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涌现于文坛的作家之一，莫言认为自己这一代人的创作是与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发展进步的步调一致的，“没有中国这30多年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也就没有我们这样一批作家，我们的作品用文学的方式真实反映了社会生活的面貌，真实描述了在巨大的历史变革下中国人的精神，也塑造了许许多多可以立得住的文学的典型的人物形象。”

莫言认为，塑造人物是作家最重要的目的。历史的变化并不是像原子弹爆炸那样爆发式的巨变，而是体现在细微生活中，从一个村庄、一个家庭、一个人的某一天乃至一个小时里折射，需要通过无数的细节、无数的细微的个体性变化交织而呈现。

对于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舆论界褒贬不一，莫言是其中坚定的肯定者，不仅作为一个写作者，也作为一名文学的读者。他认为这30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虽然没有出现《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巨著，但中短篇小说的成就“完全有资格进入世界文学之林”：“我们的作家的文学创作的艺术水平和思想张力，一点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当代作家所创作的，大家如果能够看一下最近30年来的西方作家的创作，应该同意我这个结论。”

应该使莫言回归莫言

莫言在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大热。但公众对其关注，相对于文学成就，更像是关注一个文化符号，最为典型者，便是游客蜂拥至莫言旧居以抠墙皮、挖砖块、拔萝卜等举动“沾文气”。乃至莫言自己都曾感喟，在得诺奖后，自己都变成“莫言”的一个看客，看别人谈论的莫言仿佛不是自己，而是另一个人。针对这类学术现象，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吴义勤认为，“我们今天对莫言的讲述方式有很大问题，无论正面还是反面讲述，都是越来越空洞化、虚拟化。‘莫言’成为一个消费的对象，而不是作家本人。”

读者对一个作家的喜欢或不喜欢本应基于其作品，但在吴义勤看来，现在人们对于莫言的态度，却变成因为他得了诺奖，或其他的一些事件，而喜欢或不喜欢。“怎么让莫言回到莫言本身，怎么让莫言的意义回归文学本身，是个紧迫的话题。”吴义勤说。

而另一方面，对作家作品的好恶，吴义勤觉得都可以理解，但他认为“好恶要限制在个体的范围内，是个人的审美趣味和修养决定你喜不喜欢这个作家，而不是把自己的观点夸大为社会的真理”。他称“我们是研究者、是读者，并不是真理的代言人，不能代表全体读者去做一个共同的判断。批评家的平常心，在这个时代可能比任何时代都重要。我们批评家首先要做好自己，做一个普遍人，而不是把自己努力区别于普通人。不论是阅读莫言也好，阅读其他作家也好。”

吴义勤期待将莫言“从宏大叙事里面解放出来，回到具体的作品”。他并不讳言，目前对莫言的研究多在宏观角度，但将莫言与抽象意义相捆绑，“意义会讲尽，而我们自己会感到很厌恶，很疲劳”，现在特别需要的，是在作品里寻找莫言，“莫言活在他每个小的作品里，作品的意义、生命是无穷的，我们可以无限阐释。”

乃至本次会议的议题，吴义勤都认为有点太大，“我们今天把莫言的意义越讲越大，从国家、民族、文化、中国崛起、世界对话等角度讲起，但每个作家写作的出发点，可能是很小的、很个人的、很情绪化的，如果从国家、民族、世界对话角度来写作，作家写不出什么样的作品。”

在“把莫言说大”的背后，吴义勤看到的是对作者的扭曲与伤害；而在强调“与世界对话”的背后，他则警惕将中国视为他者的眼光：“第一次中美文学论坛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问题，所有的西方学者，跟中国文学对话、阅读中国作家作品的时候，他感兴趣的是作品里的中国，不是接受中国文学，而是接受这其中的中国。因此，在西方的很多学者眼里，作家和文学是分开的，他们要的是中国，丢的是文学，很少讨论你的文学在世界上的贡献，而是感兴趣于里面的中国。” 1980年代思想解放思潮中的莫言

莫言在1985年发表《透明的红萝卜》技惊四座，当年的中国文坛，就为他的这部处女作开过莫言创作研讨会。1986年发表《红高粱》，不仅奠定了他的华语写作地位，也将“高密东北乡安放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

贾平凹昨日作为嘉宾为会议开幕致辞，将莫言比作行空天马。但当他第一次读莫言，想到的却是放火烧荒的野孩子，“一下子就是几百米长的火焰，红黄相加，随风蔓延，十分壮观”，且后果有可能不可控，引发山林火灾。他觉得莫言凭其天性，不顾一切地写作颇合那种情态，后果也是一样：打破了中国文坛的秩序。

在贾平凹看来，莫言的特点就是不合常规，且这种不合并非刻意，而是天性。如同规规矩矩的果园里疯长的一株叶藤，因为有野生的基因，有吸取营养的能力，有接受风雨雷电的能力，能够自成一格。除了源自乡土的野性，贾平凹认为莫言还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乃至可以追溯到鲁迅：“是基于社会的、人性的批判，鲁迅的批判也是这样的批判，如果纯时政的那就小了，就不是文学了。”

除贾平凹外，与会作家均为莫言的文学“后辈”，受到其影响。作家毕飞宇感慨，“今天我们之所以有条件、有可能坐在这儿对话，首先我们要感谢在1980年代为我们提供了文学身体的那位作家，那就是莫言先生。”而作家邱华栋在自己1980年代末的创作中，看到了莫言的影响痕迹：“来自大地的、瑰丽的想象，不知不觉就成为我们文学营养的一部分。”

毕飞宇表示，1988年，他有一次特地去莫言故乡山东高密“朝圣”的经历，这个24岁的文学青年看到一片高粱地就钻进去，马上就不堪其热而落荒而逃。“这就是故事的全部，”毕飞宇说，“小说比现实生活要精彩得多，小说也比生活吸引人得多。“作家的眼、耳、鼻、舌、身，他流动的血液，他的心脉，他勇敢的无坚不摧的力比多一股脑儿和汉字搅和在了一起”。在身体还远未成为正面概念的时代里，作家还矜持地令身体与作品保持距离的时候，《红高粱》让毕飞宇相信“小说家的器官原来是长在小说里的，同样，小说原来是长在小说家身上的”。身为一名小说家，毕飞宇认为“小说无用”，但如果有一点有用，那就是小说提供的自由的姿态，“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进程中，我不敢说《红高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上限，上限是不存在的，可是我可以说，《红高粱》为我们给出了一个下限，这个下限的意义就在于，作家必须首先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渴望自由的人，小说是人写的，前提是你这个人必须是解放的，起码你的内心充满了解放的动机。”毕飞宇说。

批评家白烨认为，此前学界讨论莫言往往孤立而论，而本次会议上，作家们以当事人和见证者的身份表明莫言的小说创作不仅成就其个人，也影响着同时期作家乃至于当代文学。“让我们回到了莫言开始写作的历史现场，感觉到莫言在作品中体现的感觉、语言、叙事的解放，构成了文学、艺术的解放，这是与整个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所兴起的思想解放相呼应的。他既是整个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产物、一个成果，也是一个构成，他们是相互呼应的。从这个意义来看莫言小说的意义，它既是个人的，也是文学的，更是整个社会文化生活的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

第二篇：莫言小说特色

莫言的小说的故事性非常的强，相比其他的作家他讲故事的能力可以说是无人能比，在其檀香刑中作者采用多元视角讲一个充满悲怆的故事，让人在痛心的同时，感受生命的另一种真谛

1、选用儿童视角来讲述故事，一直都是莫言的偏爱。莫言是当代文学巨匠，作品繁多又都具有重量。在我们阅读他的作品时，特别是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的小说，我们会发现他运用儿童视角，弱智视角的叙事方式是最多的.因此在他的小说里，我们看到了一些精灵似的孩子，《红高粱家族》中的“我爸爸”、《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檀香刑》中的赵小甲，《透明的红萝卜》中的小黑孩等。在莫言的笔下，儿童是美丽的，聪明的，充满智慧的。与对儿童的偏爱相对照，莫言的笔下的其他人物相形见拙。

2、想象，是莫言写作艺术的又一大特色。《金发婴儿》开篇写那个瞎老太婆夜摸“游龙戏凤”的缎被面，直摸得“龙嘶嘶，凤唧唧”，龙凤齐鸣；听那窈窈冥冥的夜声，直听到星星相撞，訇然作响，天河泛滥，浪涛喧哗。还有中间那一大段关于孙天球用望远镜看“渔女塑像”的描绘，借助一天中阳光的微妙变化，活生生写出了一块石头的肤色、体温和呼吸，以至“那显得非常结实的嘴唇里正在吹出三鲜水饺的香味。”这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想象的结晶。

3、莫言小说还大胆试验“多角度叙述结构”（《球状风电》），“对位式结构”（《金发婴儿》）以及“时序颠倒”“时序并列”等多种结构手法。或使作品增加层次感与逼真感，或使作品万象纷繁，引人入胜。总之，为了“使人物和环境获得最大可能的立体感”，使“故事活动起来，获得一种生命的力量”（巴尔加斯•略萨），他怎么方便怎么来，表现了极大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甚至还体现在他每每越出常轨的闲情逸致上.莫言在小说结构上就是这样地随心所欲，他决不做“单纯”，“集中”之类的奴隶，而是哪儿有“味”就往那儿写。因此也就避免了单调和呆板。反而还常常在环顾左右时能妙趣横生，在闲情逸致中有神来之笔，在艺术上最容易全军覆没之处铤而走险出奇制胜。

第三篇：莫言小说读后感

莫言小说读后感

莫言总是把高密东北乡作为自己灵魂震颤的源泉，总是将独特奇异的主观体验浇注在高密东北乡的沃土上，建立起鲜活生动异彩纷呈的生活影像。业界将莫言定位为“先锋”作家，“寻根文学”作家。当是对莫言风格的高度认可与赞誉。莫言也当之无愧为当代优秀的作家。

优秀的作家必定具备掌控语言的本领。

不可否认的是，莫言的语言确实比较粗粝，但不管接受与否，这种粗粝的语言风格仿佛更能体现作品中生活的原味，让读者能听到能闻到能触摸到那最原始的生活。高密东北乡就这样出现在了炮火纷飞中，在血肉模糊中，在哭号与欢庆中……

莫言也有很强大的语言驾驭能力，他善于把握较大的时空跨度，并在不同的时空维度里铺排故事与场景。比如，《生死疲劳》用五次轮回、超越时空的对话这种魔幻主义的手法，展现了土改、人民公社、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这些特殊的时代特点。

优秀的作家必定有深沉的责任感、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发掘人性的觉悟。

莫言是个能够发现苦难与丑恶的作家，也是一个善于描绘苦难与丑恶的作家，更是一个敢于再现和揭露这一切的作家。《红高粱》、《蛙》以及早期的《檀香刑》都是把苦难与罪恶赤裸呈现的典型，但是也都流露出对生命本体的珍惜和尊重。

读莫言的作品，常常有种发自心底的抗拒甚至窒息的感觉。他喜欢把痛苦反复咀嚼，把伤口反复揭开，给人撕裂般的锐痛体验，并用这样的方式展示生活的残酷、生命的顽强。比如，《丰乳肥臀》就以独特的角度把柔弱的生命反复碾压，将痛苦的印象层层加深。这一点倒是与同时代作家余华有异曲同工之处，就像《活着》所带来的生命的挣扎。

因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成了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最受关注的作家，但他更是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杰出的作家必定有一颗敏感的心。

莫言对痛苦的描述太形象了，那么真切，仿佛听得到皮肉分离的声音。这种对痛苦的敏感，是难言的经历，更是沉甸甸的想象。优秀的作家不是经历了一切，而是有在想象中经历一切的能力，有敏感的触觉，有对人世变迁的强大感悟能力，能洞悉眼神中的深邃。所以他们可以将别人的只言片语汇成汪洋恣肆的故事之海，可以把单独的一个个点迅速结成网。

杰出的作家必定善于突破和创新，无论是语言还是视角。

莫言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三十多岁才进了解放军文学艺术系，算是圆了自己的大学梦，这对莫言来说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因为这反而使莫言的语言风格与思维习惯没有那么多模式与框框。《透明的红萝卜》就是莫言在军艺期间的作品。当时的文学干事说：“这不仅是一篇小说，还是一首长诗。”莫言后来很惆怅地说：“我又重读了这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虽然能从中看出许多笨句和败笔，但我也知道，我再也写不出这样的小说了。”虽说是对自己青涩创作的缅怀，但曾经的不走寻常路，仍然奠定了莫言独特、先锋、魔幻现实主义的基础。这让我想到了老舍，他也是位由非专业而走向杰出的作家。

杰出的作家必定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就像鲁迅始终坚定着“救治衰亡民族”的从文理想一样，文字始终是他的“投枪”和“匕首”。所以我们今天能有“鲁迅式”的鲜明印象和阅读体验。

莫言也很清醒，获奖后，面对潮水般的批评，说，这是一场洗礼，“将近一个月来，我经历了一场人生的洗礼。围绕着诺贝尔文学奖诸多的争论是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看到了人心、看到了世态，当然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我自己。” 莫言说，那些能马上看到的批评或者赞扬，“就像把我放到社会显微镜下，看到的这个人不是自己，而是一个叫莫言的写作者。我反而变成了一个旁观者，看到大家都在指指点点评价，所以这样的机会对我而言千载难逢，必将受益终身。”正所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

像莫言这么厚重的作家与作品，不是轻易就能读透，更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透的。就如同“《红楼梦》不读七遍就没有发言权”一样，我的这点粗浅的认识恐怕要贻笑大方了。

第四篇：莫言小说之创作风格

莫言小说之创作风格

莫言是当今文坛屈指可数的一流作家，他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他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的作品极具个性。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 ”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使他超越了中国所有作家同行，进入了世界文学之列。他的作品创作不断的追求真正的的民间风格，语言上也不断追求民间口语、戏剧的特点。他的小说运用了很多表现力极强的细节，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人物的心理，浓墨重彩的语言风格，给人以震撼力。莫言早期的作品描写童年记忆的乡村世界，表现独特的生命体验；中期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塑造神秘的超现实的对象世界，给人以先锋色彩；而后进入新的探索期，激情勃发，画面五彩斑斓，语言充满进攻型、反叛型。以上只是简单的概述莫言的创作特点，下面的内容将会从我个人的角度，从三个方面来论述我对莫言的创作风格的看法。

一、莫言小说的题材内容方面

莫言小说的创作一直都把视线定格在农村，可以说是一直关注农村表现农村。莫言自己认为他选择写农村好像是一种命定，因为他在农村生活了整整二十年，尽管他一直骂这个地方，恨这个地方，但他没有办法隔断与这个地方的联系。他生在那里，长在那里，他的根在那里。只要他一离开农村，离开土地，进入都市，就会产生一种眷念。因此在以后的一系列创作中，农村的生活就成了他灵感的来源。比如说莫言十三岁时曾在一个桥梁工地上当过小工，给一个打铁的师傅拉风箱生火，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的产生就与他的这段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小说中的黑孩虽不是莫言本人，但与他是一体的，心灵相通的。他在农村二十多年的生活，就像电影胶卷一样，一部一部的储存在他的脑海中，这些内容可以写成小说，可以用语言描述出来，农村题材在他的笔下还没有写完，还有许多有意义的东西值得他去写。莫言能一直用农村题材继续小说的创作，并不是一味的编造，而是他掌握了一种同化生活的能力。同化可以把听来的别人的生活当做自己的生活来写，可以把从某个角度生发想象出来的东西当做真实来写，这也就是一种想象力。莫言故乡的一些奇人奇事也有很多被写入了小说中，《红高粱家族》就是融入了许多这种故事。莫言的故乡与他的创作题材的关系也是十分复杂的，故乡对于莫言来说是一个久远的梦境，是一种伤感的情绪，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也是一个逃避现实生活的巢穴。那个地方在他的脑中会永远的存在下去，并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

二、莫言小说的语言表达方面

莫言小说的语言是最使我们感到陌生的，是成语的任意性搭配。其中有大量的方言俚语，当代城市的流行熟语，诗词断句，成语乏词，以及生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大量专业术语，混杂在一起，一股脑出现在小说文本中。对于习惯语体统一、语调纯净的读者来说，这带来了信息超载的一种心理冲击，产生纷繁甚至有点芜杂的基本印象。他的语言就是继承了民间的，和民间艺术家的口头传说是一脉相承的。第一，这种语言是夸张的、流畅的、滔滔不绝的；第二，这种语言是生动的、有乡土气息的；第三，这种语言是中华民族的传奇文学的源头，或者是一种文学表达的方式。莫言总是以现代人的思维感觉特征，陈述、修饰、评价着乡土社会的生存历史与传统。莫言小说语言的另一个特色是指称色彩的语词概念大量出现。这些概念在文本中的能指意义，一方面与写实的状物有关，比如红萝卜、红高粱，沿用着其概念的基本内涵；另一方面，也带有极强的主观随意性，比如狗有红、绿、蓝已属稀罕，而太阳也可以是绿的，血也可以是金黄色的、蓝色的......而这些超自然的色彩感觉形式，不仅服务于表现人物特殊内心体验的写实需要，更多的时候，是表现叙事人强烈的主观情感指向，这使莫言的世界色彩缤纷且带有奇幻效果，难怪有人将其比作西方晚期印象派的绘画。莫言善于将两种外在的语言系统，在特定的叙事方式规定下，经过感知方式协调，由特定的叙述方式推动着，组成新的语法关系，并以散文与诗歌相结合的修辞手段，经过不断转换生成，不断耗尽原有的能指意义，不断形成新的语言，最终完成了主体深层的语义表达。莫言的语言特色，作为其风格的骨干，是非常成功的。

三、莫言小说的叙事方式方面

莫言小说的叙事方式十分的复杂，或以第三人称的全知与部分全知视角，低调叙述，使情节的安排几近于故事叙述的时序，如《透明的红萝卜》的叙述语调则呈现为由低到高的渐次发展；或以第一人称的语调转述往昔的故事；或以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为主，间杂转述、旁述的频繁变化，且意象纷呈，时空交错。《透明的红萝卜》是最能体现莫言小说创作中的叙事特色。这部作品的前半部分语言朴实，全部语义都与特定的时代乡土生活相关联。而自“红萝卜”的意象出现后，作者逐渐转为以黑孩的感觉为视角，在他朦胧的向往中，出现了一个异彩纷呈的童话世界，到结尾处，一直沉默着的莫言，再也按捺不住了，从那个瘦小黝黑的身躯中跳了出来，以至于用完全不同于前半部分的湖光潋滟这个诗词断句，来壮写黑孩眼中的泪水。他几乎调动了现代小说的全部视听知觉形式，使作品的容量迅速膨胀，大量主体心理体验的内容带来多层次的隐喻与象征效果。莫言小说尤为突出的叙事方式是，他以超体验的感知方式，表现了充分矛盾的内在纷扰，几乎是将一种最初使状态的情绪直接地表达出来。一方面是凄楚、苍凉、沉滞、压抑，另一方面则是欢乐、激愤、狂喜、抗争。这极像交响乐中两个相辅相成的旋律，彼此纠结着对话。前者是经验性的，后者则是超经验性的，前者是感受、体验，是对外部生活的情绪性概括，后者则是向往、是追求，是灵魂永不止息的呐喊。

第五篇：浅谈莫言小说中生命性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浅谈莫言小说中生命性

于坚、谢有顺在《写作是身体的语言史》曾说到：“文学的书写史是身体的语言史，最优秀的作品一定是有身体质感的”，梅洛•庞蒂也说：“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意都在强调文学必须从真实的存在的感受,即肉体的感受写起。没有肉体的在场,则只有空洞的符号、理性、知识和无生命的物质。而莫言也曾说出类似的论断：小说是有气味的，这里的气味虽与身体字面不同，但也有着相似之处，都强调文字的感官性和张力，注重生命主体性。而莫言的作品总是从身体的感受性出发。

作为我国新一辈极具活力的作家之一，莫言的创作大概经历三个阶段：早期的作品描写童年记忆的乡村世界，表现独特的生命体验；中期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塑造神秘的超验的对象世界；而后进入新的探索期，画面五彩斑斓，语言充满进攻性和张力，语言反叛，具有一种能强烈地触动神经末梢的艺术效果。因此本文主要研究莫言对身体和女性人物的描写上的特色，通过这点研究体会莫言创作上的艺术性。

在他的中长篇小说《透明红萝卜》中，主人公“黑孩”是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子。这孩子刚出现的时候普普通通：“孩子赤着脚，光着脊梁，穿一条又肥又长的白底带绿条条的大裤头裤子，裤头上染着一块块的污渍，有的像青草的汁液，有的像干结的鼻血。”“他的头很大，脖子细长，挑着这样一个在脑袋显得随时都有压折的危险”。但是越到后来，这孩子越像个小精灵，还透着几分神秘：他从来不和人说话，他从不怕冷，当十分强壮的老铁匠都穿上棉袄量，他仍然光背赤足。他用手去抓热铁，让热铁像知了一样在手里滋啦滋啦地响，把手烫得冒出黄烟，可他还不慌不忙，仿佛那皮肉的痛中有一种快感。他在一个夜晚看见了透明的红萝卜，那萝卜晶莹透明，尾巴上的根根须须像金色的羊毛，萝卜里还流动着活泼的银色液体。于是孩子便着迷地去寻求它，以至于到一萝卜地去，把每一个萝卜都拔下来举到阳光下端详，最后把一地萝卜全部拔光„„从莫言对黑孩子的这些描写中显然看出他不会是一个肚皮充实的孩子。而且从他的头颈与身体的比例来看，属于严重“营养不良”的病孩。这个孩子能说话但从不和人说话，说话对他几乎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他可以忍受别人不能忍受的苦难。他在大冬天可以穿一条短裤，光着双脚，他可以把烧红的钢铁握在手里，他可以不理自己身上的伤口。他有惊人的幻想能力，能够看到别人看不见的奇妙而美丽的事物，他能够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他能嗅到别人不能嗅到的气味。

正如我们知道的，文学中身体的叙述也成为一种隐喻，间接折射出特定的历史、文化信息。“黑孩”成了一个中国乡村的孤独的“麦田守望者”，中国农民的伟大性格和力量,中华民族的伟大性格和力量,人类的伟大性格和力量,多多少少是浓缩在黑孩身上了。从他身上我们可以观察到人性和历史文化。作品影射的是中国五十年代那场刻骨铭心的改革———人民公社运动。那是一个人民群众都在经受苦难与阵痛的年代。除了集体似乎漫无目的的劳动外,人们仍然要忍受着饥饿的煎熬。而黑孩又是这个年代中极端的典型。他是与现实间隔着一段距离的,是那个年代的一个悲哀。同时“黑孩”也是莫言记忆的投影，莫言说过：“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写出几十本书，可能塑造出几百个人物，但几十本书只不过是一本书的种种翻版，几百个人物只不过是一个人物的种种化身。这几十本书合成的一本书就是作家的自传，这几百个人物合成的一个人物就是作家的自我”，“如果硬要我从自己的书里抽出一个这样的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就是我在《透明的红萝卜》里写的那个没有姓名的黑孩子。”莫言通过黑孩来诉说他少年时代吃过的苦，生活环境的寂寞荒凉，无人理睬却又耽于幻想的那一段时光，但作者不用自我感觉去替代黑孩，而是利用黑孩的生活来体现农村土地上的神秘感和复杂的迷惘感。因此透过黑孩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莫言，理解莫言作品的内涵。

莫言笔下也有着众多生动的女性形象，她们的命运多姿多彩、性格各异，美丽而野性的“我奶奶”戴凤莲、风流俏丽的“狗肉西施”孙眉娘、冰清玉洁的孟喜喜、坚忍顽强的上官鲁氏„„她们都是在苦难土地上开出的艳丽花朵。我们无法用传统道德来评判她们的对或错，她们所做的都顺从于蓬勃的生命激情和自由解放的灵魂。上官鲁氏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一生劳苦养育了九个孩子，但是这九个孩子全是“借种”而生，他们的亲生父亲有她的姑父于大巴掌、土匪密探、江湖郎中、和尚、败兵、教堂的牧师等。这些集“美与丑、善与恶、贞洁与淫荡、鲜艳与颓废、悲剧与喜剧”于一身的女性，她们身上无不充满生命力的强大光辉，她们是鲜活的丰满的个体。在苦难中品尝着欢乐的女性把生命特征发挥到极致，甚至把自己的一生凝结成一段不朽的传奇。在莫言笔下，我们发现这些勇敢反抗的女性在追寻自我欲求的满足中彰显出生机勃勃的生命意识。这在莫言作品中突出表现为她们对爱情的无所畏惧的追求和对自我欲望的满足。

《红高粱家族》中“我奶奶”戴凤莲不甘于拿自己年轻的身躯去换取一匹大黑骡子，更不甘于把自己的火热的青春交给一个猥琐的麻风病人。她在绝食三天后摔破了碗的那一刻就是向过去甘受摆布的懦弱的自己告别的时刻，也是她决定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变得无比强大的时刻。“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她临终前的这段心理描写无疑是对她这一生作了总结，既批判了压抑个性、束缚生命自由的所谓正统之道，又大胆地发出了“我的身体是我的”的女性解放的号召，这里的身体正是布莱恩•特纳所说的“代表和表现权力关系的符号系统”。

《白棉花》中的方碧玉是个有勇有谋的奇女子，也是不甘心自己被许给大队支部书记的疤眼儿子的命运，在棉花垛中偷偷幽会，献身给多才多艺的李志高。对于她的死，人们更多的是同情，甚至最后有人相信她并没有在清花机事故中死去，可见方碧玉的敢爱敢恨已经留给愚昧麻木的人们太多太大的震撼。小说中，莫言用了相当多的笔墨描述方碧云的身体、姿态，直白的文笔并没有淫秽的色彩，读者更多感受到的是生命的勃发和人性的解放。这些都显示出作者对于敢爱敢恨、无所畏惧地追求自我欲求满足的女性的赞赏，这是一种蓬勃的生命力的象征，是一种生命激情的展示。在她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胆小、软弱、卑下、受欺凌、依附于男性不再是中国女性的代名词，她们身上显现出的女性对于自由、对于新生、对于人性的追求，闪烁着女性自我解放的光芒。莫言曾说过：“女人代表了爱，代表了繁衍。”莫言在作品中常常表现出一种对母性的依恋，在他的笔下母亲几乎就是孕育万物的大地的代名词，在他的笔下母亲几乎就是孕育万物的大地的代名词。

由此可见，对女性、对身体的迷恋不是媚俗肤浅的代表，莫言对每个生命的位置、价值、权利、尊严、荣誉等等存在性权利与话语表达权利的维护、激发、赞扬，在莫言小说中，身体是具有符号学意义漂浮的能指，具有更加显著的镜像功能，体现出主体的自我想象以及社会的象征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