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全域治理 全民参与

全民参与全域治理 建设美丽宜居水乡

瓯海创新治水融资机制和建设模式获点赞

由政府出资投入与企业筹资投入相结合的“温州之窗”——荷塘月色公园在瓯海大道至南白象塘河沿岸崛起；养育历代温州人的“母亲河”——温瑞塘河主源头被水利部门找到并立碑成为塘河文化新景观；由刘基后裔——仙岩街道穗丰村600余农户捐资1800万元建设的穗丰文化公园广场建成为塘河一道靓丽的人文风景；启动梧田老街有机更新改造，打造成集商、住、游于一体的商业街区；整合会昌湖水上公园沿线景观资源，打造“梦幻会昌”夜游精品示范点，成为“月色塘河”水上精品旅游线路......近日，瓯海区创新治水融资机制和建设模式的做法获得省委“五水共治”督查组肯定和赞赏。

温州人民的“母亲河”——温瑞塘河流经瓯海全境，水域面积14.3平方公里，占温瑞塘河总水域面积的65%。随着瓯海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工业污染、农业污染、生活污染以及城镇配套设施相对滞后、工业生产工艺水平低造成大量污水流入河道，使得河道水体污染情况日趋严重，从而让原本秀丽的瓯海蒙上了灰色的“外衣”。

“五水共治”战役全面打响后，瓯海区上下联动，形成了全民治水的良好氛围。区委、区政府建立区领导联督联查机制，由区四套班子主要领导带队，每月两次分四片开展联督联查工作，破解存在的问题，有力推进各项工作的落实。同时成立“两河”治理、泽雅库区整治、梧田老街改造、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及截污纳管等5个项目攻坚组，建立“河长挂帅、警长保驾、技术员指导和监督员监督”的区级、镇街、村（社区）三级“河长制”，由区工商联牵头成立“治水公益基金”，企业、个人均可通过资金捐助、项目认领、技术支持等多种形势参与“两河”整治，通过税前列支、项目冠名、以奖代补等优惠政策，激发社会参与治水的积极性。目前，全区累计捐款资金达到7000多万元。此外，开展“两河”整治“擂台赛”活动，将今年治理到位的36条黑臭河道中的13条黑臭现象严重、最难治理的河道确定为“擂台赛”河道，由区属部门和街道主要领导挂牌整治，加力度、赛进度、比效果，全力推进黑臭河道整治工作。还实施科学治水，引进“国千人才”胡如意等，运用国外先进的治水技术，承包治理多条内河，做到源头治理与末端修复结合，短期治理和长期治理相结合。

“五水共治”，治污先行。该区启动45个城镇截污纳管项目，现已完成沿河22个截污纳管项目建设，实现了温瑞塘河岩岸截污纳管全覆盖。着力疏通污水管网毛线血管，提升污水收集水平，目前工业区管网雨污分流改造完成，主干管疏通工程全面启动，潘桥村、穗丰村等最后一米示范工程基本建成。推进重点片区环境污染整治，各街道至少每月改造、关停10个以上污染企业，电镀、造纸、制革、化工等重污染高耗能行业提前完成整治任务。55条黑臭河按照一河一策方案，有序推进。市民关注的长浃河、梅屿河经过综合整治，水质大为改善。全区平原河网水体氨氮、高锰酸盐指数、总磷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17.2%、16.5%、30.2%。

该区注重项目融合，系统治水。在“五水共治”推进中，坚持全域治理理念，以温瑞塘河重要节点、重要环节为中心，结合“三改一拆”、“四边三化”、滨水公园建设、时尚产业发展，推进温瑞塘河综合治理。今年1-11月全区累计拆除沿河违章3.07万平方米，通过盘活拆后土地，促进土地集约利用，累计建成8万平方米小微园，建成滨水绿地152.27公顷，城区绿道19.5公里，滨水公园（小游园）89.93公顷。结合城市功能布局，推进沿河有机更新，启动梧田老街有机更新改造，通过征迁结合的方式，在保留原有塘河风貌的同时，对街区的功能进行改造提升，并通过社会专业机构，对老街的产业进行引导培育，力争将其打造成集商、住、游于一体的商业街区。围绕发展“月光经济”，整合2003年建成的会昌湖水上公园沿线景观资源，打造“梦幻会昌”夜游精品示范点，为“月色塘河”水上精品旅游线路奠定基础。到11月底，今年完成“五水共治”工程投资18.5亿元，占年度任务112.1%。

为巩固河道治理成果，该区以彰显塘河文化为主要内涵，以沿河公园建设为节点，以沿河生态景观带建设为纽带，按照建设温瑞塘河“生态、休闲、文化、景观长廊”的要求，结合美丽乡村建设，重点推进主塘河沿线景观带建设，并以点带面，全面推进其他河道的文化景观建设。如以白象塔为核心建设主塘河景观带，其中瓯海大道-南白象沿河景观工程己进场施工，年内建成1.2万平方米，并建设荷塘月色公园、谢灵运公园等主体文化公园；同时采用政府出地与民间藏家出资建设使用的合作模式，打造一个由6-7个博物馆组成的私藏博物馆群，其中2个博物馆将于近期进场施工。（黄松光 王进华）通讯处：温州市瓯海区新闻中心

第二篇：全民参与巡逻

全民参与巡逻平安在我身边(二)

——建立新机制，让广大群众参与到治安联防中来。

为了把“我为大家巡一夜，大家为我守一年”的活动落到实处，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他们首先从机制建设入手，切实解决了一些具体的问题。一是成立领导机构，明确治安巡逻队的配备和组成要求。镇党委成立了领导组，组长由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担任,派出所长任副组长,各村治保主任、各厂矿企业相关负责人为领导组成员。各村配备了3—5名专职治安巡逻队员，每晚配备1—2名义务治安巡逻员，以户或人轮流进行义务巡逻。以专职巡逻队带动义务巡逻队员，以义务巡逻队员来监督专职巡逻队的工作。二是落实经费，为活动开展提供保障。各村、厂矿企业承担各自治安巡逻队的经费，每晚巡逻队员的工资为15—20元，各村自行掌握。镇综治委和派出所进行检查和季度考核，对各治安巡逻队进行奖励。奖励措施为：每抓一名违法犯罪嫌疑人、破获一起治安案的奖励50元，破获刑事案件的奖励200元。三是制定考核办法。综合治理办公室按照考核内容和办法对各治安巡逻队进行工作考核，考核分三部分进行：基层单位考核(30分)要求有专门办公室、治安组织健全、人员配备达到标准、各种簿册登记齐全；社区群众测评(30分)通过查访群众发放征求意见卡的形式，对各治安巡逻队进行测评；实绩考核(40分)要求工作规范，无违法违纪现象、巡逻时间不间断，抓获的违法犯罪分子多。通过考核，评

出社区群众满意、工作业绩突出的优秀治安巡逻队，予以重奖。四是严明工作纪律。严格要求全镇各级的治安巡逻队要做到“四个坚决杜绝”，即：坚决杜绝“三乱”案件的发生；坚决杜绝侵犯人权、侵害群众合法权益事件的发生；坚决杜绝发生一切不安全事故；坚决杜绝巡逻过程中发生任何违法乱纪事件。五是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监督。各村都要设立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都有治安巡逻值班室。派出所又统一给各村制订了“我为大家巡一夜，大家为我守一年”治安防控实施细则的上墙版面，把村基本情况、工作职责、巡逻执勤制度、工作纪律、考核办法和奖惩制度都进行了公开，让群众广泛监督。

——一条好办法，带来安宁、祥和的良好环境。

经过精心的组织和动员，全镇的专职和义务巡逻队伍，全面建立起来，共建立巡逻队11支，队员65名。“我为大家巡一夜，大家为我守一年”的治安联防活动全面展开。例如下孔村，经过召开支村两委会议和党员、村民代表会议，制定了方案，专门下发了“致村民的一封信"，对治安专职巡逻队员进行了公开招聘。巡逻队由5人组成，治安协查小组由4人组成，明确了治安巡逻工作职责和治安巡逻队工作制度，规定了治安协查领导组及分工范围，打印了村两委、党员、村民代表带头义务巡逻的花名表。专职巡逻队员和老年人协查员都配备有红袖章，分别写的是“治安巡逻”和“治安协查员”。

巡逻队员轮班巡逻，每巡逻一晚10元钱，巡逻队每周向村领导组汇报一次，每月召开一次巡逻队员以及治安协查队员的工作交流会，每季度书面小结工作报告，每年终进行工作总结报告。老年人协查员白天分地段进行巡逻，每天每人补助2—3元。治安巡逻值班室白天有一人值班，每晚巡逻情况逐日登记，治安巡逻达到全方位、全天候。村里还规定：义务巡逻队员是村里18—59周岁身体健康的中青年人，体弱有病的人不参加义务巡逻。这样，既调动了中青年人的积极性，又体谅了老年人。下孔村实现了一人一年巡逻一夜，真正体现了“我为大家巡一夜，大家为我守一年”的现实意义。2006年9月17日晚12点左右，村民白某某，27岁，晚上干活倒炭前喝了酒，将村委办公二楼的玻璃砸了一个角。18日上午8点上班后，巡逻队员将白某叫到值班室，白某承认了昨天晚上自己的错误，赔偿了砸坏的玻璃，写出书面检查，张贴在村里人员聚集的公共场所，以此教育广大村民。2008年7月11日凌晨两时许,八甲口派出所巡逻队员和上孔村巡逻队员巡逻至阳城火车站站前广场时,发现三名男子形迹可疑，遂上前对该三人进行盘问,在对其携带的行李包检查时，发现了菜刀、虎钳等物，便将该三人带回所内继续进行盘问，并和刑警二中队共同对该三名男子进行审讯。现查明，原某（34岁，泽州县川底乡人）、谭某（16岁，湖北武汉人，现住晋城市金华小区）、崔某（22岁，河南新密人，现住晋城市金华小区）系一盗窃团伙中的三名成员。该团伙自2007年以来，先后在晋城城区运输公司、马匠、南村，陵川西河底，沁水嘉丰，阳城八甲口、町店，晋阳高速路段等地多次盗窃电缆线、光缆、电话线二十余次，涉案金额达十余万元。2008年7月

10日晚，该三人乘车至八甲口准备再次实施盗窃时，被巡逻队员抓获。犯罪分子固然狡猾，但最终逃不过巡逻队员的慧眼。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奥运安保期间，该镇特制定了巡逻方案，严格了奖惩制度，为奥运安保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这种由专职、义务巡逻队员组成的混合巡逻队开展的治安巡逻，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一方面，用专职巡逻队带动村民参与的义务巡逻，提高了广大村民的自我防范意识，增强了村民对专职巡逻队员劳动成果的理解和尊重；另一方面，以村民参与专职治安巡逻队的巡逻，加大了对专职巡逻队员的监督力度，提高了巡逻质量，达到了全民共同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目的。实行这一新的机制以来，全镇先后查获了各类治安案件57起。辖区内的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与大为下降，广大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明显提升，对全镇开展的这项活动，大加称道，赞不绝口。

二〇〇八年八月

九龙坡区谢家湾派出所创新“三级巡逻”防范机制

今年以来，九龙坡区公安分局谢家湾派出所建立起由机动巡逻队、治安低保巡逻队、治安协勤巡逻队构建的全方位、全时空“三级巡逻”防范体系，把“两驻一巡”工作不断引向深入，促使了可防性件减少和居民满意率提高。

这个派出所的机动巡逻队有两支，一是由当日两名值班民警带两名治安协勤驾驶警车，对街

面和重点防范地段进行24小时巡逻，有效控制街面和重点部位；二是由两名民警带4名协勤乘座两辆沙滩摩托车，按确定的巡逻路线在社区内巡逻。

由70名低保巡逻队员组成的7个巡逻小组，由社区民警组织，在夜间和发案高峰时段，对社区和易发案地段进行巡逻防范。社区民警每周一晚带队和检查，主要控制地段发案。

治安协勤巡逻队由专管民警负责，由63名治安协勤组成7个巡逻小组，设立26个巡逻必到点，对街面和社区26个责任区进行巡逻，主要控制辖区发案和盘查可疑人员。

为了落实“三级巡逻”，派出所采用交替互补和弹性工作制。当天巡逻的民警除早上在所内参加点名考勤外，专职巡逻民警开展全天候巡逻，社区民警均到社区工作。这个派出所自筹资金5万元，购置对讲机30台和手机22部，配发给巡逻民警和社区民警。他们制定了《巡逻民警管理考核办法》，巡逻民警与社区民警一道实行月考评、季奖励，严格考核，并与岗位目标考核挂钩。所领导则进行实地抽查和借助手机、对讲机呼叫检查。他们还建立了基地台，配备了两辆沙滩摩托车、两副巡逻防控“六大件”等装备，使“三级巡逻”落到了实处。

第三篇：建立全民参与机制

建立全民参与机制

一、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各村各部门要把宣传教育工作作为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以提高群众文明素质、发动群众自觉参与为目标，充分利用新闻报道、宣传标语、宣传板报、宣传资料、宣传专栏、社会宣讲、文艺演出等形式，扩大宣传的广度和深度，广泛宣传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中作动态、典型经验等，公开曝光陋习和不文明现象，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加大舆论引导力度，使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家喻户晓，人民群众文明素质不断提高，群众参与率不断提升。

二、开展文明创建活动。各级城乡环境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先进单位、先进个人”评选活动；各相关牵头单位要根据城乡环境治理“七进”活动组织开展好相关评比活动；工会、妇联等组织开展星级“文明村社”、“文明社区”、“文明单位”、“文明楼院”、“文明家庭”、“五好家庭”等创建评选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的文明创建和评选活动，激发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参与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充分利用中小学校、卫生机构等组织，广泛开展“小手拉大手、共创美好家园”等活动和文明健康教育活动，引导和带动群众养成文明卫生习惯，提高群众自觉保护环境卫生的意识。

四、落实“门前三包”制度。严格执行机关、单位、社区、学校、各户沿街单位“门前三包”（包绿化、包美化、包卫生、）责任制，加紧制定和完善相关管理办法，健全“门前三包”责任体系，促进城乡居民主动维护环境，积极参与环境治理。

第四篇：参与式治理

“参与式治理”研究述评

［关键词］ 参与式治理；公民社会；述评

［摘 要］ 参与式治理，是指与政策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组织和政府一起参与公共决策、分配资源、合作治理的过程。参与式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是参与式民主在治理中的运用。参与式治理在世界范围内的实施和推广，改善了当地的政治生态，提升了公民的主体意识，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作者通过对参与式治理的全面考察，认为参与式治理对中国的“治道变革”和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参与式治理作为一个“决策框架”，有利于政府自身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有助于重塑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有助于培育公民社会，塑造“良好公民”；参与式治理从地方和基层入手的实践本质也给出了我们治理创新的方向。

［中图分类号］ D08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2826（2009）08-0075-08

在全球化的今天，政府的作用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我们关注的不再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而是政府是否有效，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更好的政府治理。许多政府领导者和公务

［］（）人员都在不断地努力寻找好的治理方法。1P25在政治与行政日益不分的现实下，能否找到一种治理模式：既能满足日益高涨的公民政治参与的诉求，又能保证“良好”的政治输入和输出？既能克服当前代议制民主下政治的种种弊端，建立一个透明、责任、公平、有效的政府，又能塑造优秀的公民，从而实现人类善治和科学发展的目标？

参与式治理（participatory governance）便是这样的一种尝试。关于“参与式”的研究

［］［］已经持续了好多年，如佩特曼的“参与式民主”2和巴伯的“强势民主”。3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治理”的出现，“参与式治理”这一术语开始被学术界采用。对于“参与式治理”，尽管可能有术语上的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强调利害相关者(stakeholders)自下而上的参与。

国外近年来参与式治理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格瑞特和古彼普主编的《参与式治理：政治和社会启示》，海奈特等人主编的《可持续性、创新和参与式治理》、《多层次的参与式治理》，［］［］［］冯和赖特著的《深化民主：赋权参与式治理中的制度创新》，等等。456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公民参与世界联盟（CIVICUS）”等国际NGO也对参与式治理给予了极大关注。国内参与式治理的研究刚刚起步，主要成果有：王敬尧的《参与式治理：中国社区建设实证研究》和余逊达、赵永茂主编的《参与式地方治理研究》等。

参与式治理在世界范围内的实施和推广，改善了当地的政治生态，提升了公民的主体意识，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新型治理模式的内涵、实践面向以及存在问题的全面考察，给出参与式治理的全貌。最后希望这一治理模式能对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和治理转型有所借鉴。

一、“参与式治理”的研究面向及其主要内涵

参与式治理作为社会科学的“流行话语”，学者们的理解不同。目前这一术语的运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参与式治理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等同于“协商民主”或“审议民主”。在这一用法上，参与式治理与以往的“参与式民主”、“强势民主”的概念没有太大区别。参与式治理被看做是“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或“强势民主”的实践，是治疗当前代议民主的良方。［7］参与式治理通过扩展公民参与的规模和深度来扩大民主。

（注：①K•帕帕达基斯和彼得斯一样，是从决策的角度理解参与式治理。彼得斯的“参与式国家”或“参与式政府”也可被理解为参与式治理的一种模式。英文语境中的“国家（state）”是和“社会（society）”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在这里大致等同于中文的“政府”，因此“参与式国家”也称为“参与式政府”。彼得斯本人也在书中将两个概念混用。

②台湾学者将其译为“授能参与式治理”。参见鲁炳炎：《授能参与治理之研究》，中国政治学会暨“多元社会、和解政治与共识民主”学术研讨会，台北，中央研究院，2005。

③“治理”本身就包含参与的意义，没有参与，治理无从谈起。

（2）参与式治理是一个利害相关者参与的“决策过程”。8K.帕帕达基斯在《公民社会、参与式治理和体面工作计划》里写道：“在这个框架内，公共事务的运转并非单单委托给政府或行政当局，还涉及国家和社会团体的合作。参与式治理是“一种运用民主方式使公

［］共决策更加审慎、参与、透明和责任的努力”①。

（3）参与式治理是一个经验分析概念，强调治理过程包括决策在内的全程“参与”。利害相关者（stakeholders）不仅要参与“决策过程”，而且要参与政策执行。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一些学者将参与式治理等同于“多中心治理”、“协力治理”、“网络治理”、“合作治理”和“公民治理”等一些“时髦”的治理概念。

以上参与式治理术语的不同运用也可以看做参与式治理的深化轨迹：从影响决策到参与决策再到参与治理。因此可以说，参与式治理是指与政策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团体和政府一起参与公共决策、分配资源、合作治理的过程。参与式治理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参与式治理是一个赋权的过程。参与式治理被有的学者称为“赋权参与式治理”（empowere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②，即赋权给那些与政策具有利害关系的个人或组织，扩大其参与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阿尔休•冯和埃瑞克•赖特通过对四个案例的考察得出：“虽然这四个案例在方案设计、问题领域和规模上各不相同，但是都有一个期望，那就是深化、拓宽普通公民有效参与和影响那些与他们直接相关的政策的途径。根据这一共同特

［］征，我们将其称为‘赋权参与式治理’”。4“参与”和“赋权”是“赋权参与式治理”的核心概念。

（2）参与式治理更加突出“参与”。“参与”是在决策的制定和决策的过程中，那些受决策影响的人，尤其是边缘群众和弱势人群，能够有效地参与进来。参与式治理与其他治理模式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更加强调“参与”的价值和意义③。参与式治理要求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直接地、积极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发展政府、社会组织、私营企业以

［］及公民各主体间的多元参与、合作、协商。9在参与式治理中，参与不仅是自身的目的，而

［］且是在社会群体中分享资源、权力和责任，也是政治资源的整合和系统转型的过程。10

（3）参与式治理强调“利害相关人”的权力和责任。利害相关人指的是与政府政策有切身利害关系或受到政策影响的公民，有时也包括基层官员。从理论上讲，公民是国家正式

［］（）的所有者，但是在代议制下，公民对国家的所有权只是一面“象征的旗帜”。11P527-540参

［］（）与式治理模式是新型政府治理的最好模式，因为它满足了“利害相关人”的要求。12P137-147对于“利害相关人”，权利和责任是对等的，参与式治理意味着参与者在行使权力的同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4）参与式治理是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治理。参与式治理主张政府与公民建立良性互动的合作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增强政府与公共行政机构、公民和其他社会主体如媒体、学校和私人、第三部门的协商和合作。1

1［

］（P527-540）

在斯蒂芬•弗里德曼看来，政府允许公民社团成为治理伙伴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确保政府政策目标的实现。公民的默许或支持对政府目标至关重要。为了确保所需要的合作，政府邀请这些公民团体的代表参加决策和

［］监督执行，确保政府的平稳运行。政府希望鼓励公民参与使决策更容易。13张康之认为，［各国在政府和非政府的部门间建立的合作治理机制就是参与式治理。

（5）参与式治理发挥公民社会的作用。与参与式治理紧密相连的是公民社会概念。公民社会指的是志愿、自组织的结构和实体。这些组织被纳入参与式治理中，以代表不同类型的利

［］害相关人。参与式治理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就是要有一个强大的组织良好的公民社会。15王敬尧认为，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形象日益清晰化，政府不再被认为是合法权力的唯一源泉，［］公民社会同样也是合法权力的来源，治理过程是民主行政的一种新的实现形式。16

（6）参与式治理是网络治理。这是以网络为分析单元来理解参与式治理。参与式治理认为，在许多公共问题上，单靠政府努力是不够的，有必要与商业部门、自愿部门和市民连结，形成一种建立在信任和规则基础上的相互依赖、持续互动的、互利互惠、有着相当程度的自组织网络。参与式治理认为，参与对形成社会资本具有重要作用，社会资本包括在市场领域之外在不同的个人和群体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络。参与式治理创造机会去加强这些网络和建立新的网络，无论是连接相似社会地位人们的“契约”网络还是允许不同社会地位人们相

［］互走近的“桥梁“网络。17

二、为什么需要参与式治理？

参与式治理的出现，有其理论需要和现实的背景。首先是民主的考量。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代议制民主的弊端日渐暴露。为此，学者们提出了“参与式民主”或“强势民主”、“协商民主”，来解决“民主的赤字”。其指导原则是：“凡生活受到某项决策影响的人，就

［］（）应该参与那些决策的制订过程。”18P15他们认为，参与式民主能够弱化人们对权力中心的疏离感，增强对集体问题的关注，从而培养出积极的公民。参与式治理被看做是“参与式民

［］主”、“协商民主”或“强势民主”的实践。7参与式治理通过扩展参与来深化民主。

其次，参与式治理的出现，是政府治理转型的需要。传统的官僚制无法应对日益增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政府管理模式日益僵化、缺乏回应性和效率低下。与此同时，随着政府职能扩张，官僚机构和公务员队伍也相应膨胀。为解决市场失灵产生的凯恩斯主义却带来了政府的失灵。治理理论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治理理论的提出意味着政府治理模式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参与式治理倡导政府与社会的伙伴关系，认为只有培育公共精神，培育公民社会，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才能缓解政府政治合法性［］危机，实现治理转型。19

参与式治理还有一个基本的假设：治理过程中参与度越大，信息就越充分，就会有更好的输出。盖伊•彼得斯认为，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与低层公务员和普通公民的利益密切相关，相关的计划和政策对他们影响最大，他们对此掌握的知识和信息也最多。因此，如果排除公众对决策的参与，就会造成政策上的失误而不能实现预定的治理目标。彼得斯写道：“要使政府的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最好的办法就是鼓励那些一向被排除在决策范围外

［］（）的成员，使他们有更大的个人和集体参与空间。”1P60-73奥斯特罗姆也提到地方知识的重［］要性。20

参与式治理对公民参与的强调，也契合了新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过去的公共行政只强调如何达成组织的效率，却完全忽略了其服务的对象，这一“目标错置”的现象背离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原则，也完全漠视了公民权和公共精神。公民只有在参与中才能实现自己的公民资格，在广泛的参与过程中培育公共精神。通过全方位的公民参与（citizen participatory）和投入（citizen engagement）塑造“良好的公民”是参与式治理的一个重要目的。

参与式治理也是培育社会资本的需要。参与式治理被看做是对抗社会问题的方法，包括社会排斥、政治冷漠等等。在大转型和碎片化的社会里，公民的普遍和积极参与是培育社会资本的一个方法，对建设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是非常必要的。

三、参与式治理的实践面向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见证了参与式治理在各地的实践。巴西的参与式预算，美国的邻里治理，印度的村镇自治，孟加拉的公共服务提供改革，南非的工人合作治理，乌干达的听证制度，等等，这些措施给当地带来了积极的治理变化，也引起了巨大的示范效应。目前，参与式治理在世界各地都有推广和实施。那么，究竟如何“参与”和“治理”呢？

冯和赖特给出了参与式治理的三个基本原则：（1）“实践导向”。关注具体的现实问题比如提供公共安全、培训工人、照顾病人或重建市政预算等；（2）“自下而上参与”。针对那些受身边问题影响最深的人，“和这具有最密切关系的普通公民和官员”；（3）“协商或审议解决”。其中参与者倾听每一个选项，通过正确的思考和协商，产生最后方案。

斯奈德认为，参与式治理的第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至关重要的完备而准确的信息。政策建立在准确全面的信息上。信息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现实中不同的信息被不同的人掌握，参与过程增加他们对决策结果的影响。第二个基本原理，建立有效的委托和责任机制，确保决策者有委托责任，这样政策实施起来才更有效率、有效果。

他将传统的决策和参与式治理作了一个对比。

21［

］（P521-534）



［］

彼得斯认为参与至少可以通过四种机制来实现参与式治理。1第一，如果公民认为政府服务不佳或制度运转不当，他们有权申述。为了使这种权力有效，首先必须要让公民了解公共部门。因此，有效的公民权和参与的要求之一就是进一步开放政府，保证公民的知情权。第二，参与机制是通过增强公民独立决策，采用由下而上的政策制定过程。第三，公共政策应该让公众通过对话过程做出。第四，公民参与提供服务。

综合看来，当前参与式治理的实践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参与式财政预算。“参与式财政”(participatory budgeting)是参与式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公民个人和不同群体、不同利益的代表直接参与地方和社区公共财政的开支和投资决策的一种方式。它包括公众直接参与财政预算的制定、决定财政开支和投资的方向、目标及其优先顺序、规定政府和官员的责任、监督财政开支过程及其效益等不同环节。巴西

［］1988年的公民宪章为参与式预算创造了法律基础。151989年，巴西阿雷格里市(Porto Alegre)进行公民直接参与城市财政预算的改革，即由民众讨论决定“市”和“区”的教育和社会预算，自下而上地决定资源的分配及决定政府的施政方针，这一新的地方治理形式被称之为“参与式预算”。“参与式预算”很快扩展到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

（2）社区参与式治理。在美国，参与式治理在社区表现为邻里委员会。对社区控制和邻里政府要求的增加，使得许多地区已经在不同邻里区域建起了“小市政厅”，很多地方还

［］（）引入了以邻里为基础的咨询委员会，来为邻里最关切的问题的决策提供帮助。22P79-801988年，伊利诺伊州通过法令，公立学校的管理向邻里开放，通过邻里参与的形式建立地方学校委员会（Local School Council）管理学校事务。为了应对治安环境的恶化，芝加哥警务部门仿效学校的参与式治理方法，开始倡导“社区警务”，实施了一个“芝加哥替代警务战略（Chicago Alternative Policing Strategy）”，将治安的责任从警察部门转移到邻里治安委员会。［（3）农村参与式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在这里，参与式治理和脱贫、植被保护、灌区治理等

［］一些农村发展项目联系在一起。23

参与式治理不只是有效公共管理的工具，而且常常被看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参与

［］式治理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向量。24帕帕达基斯研究公民社会组织如何在参与式治理的框架下工作可能有助于实现体面工作议程的目标。作者考察了南非的经验，研究集中在三个领

［］域：职业创造和减贫，健康保健和艾滋病，童工。考察了在这些问题上的政策参与。25一些学者认为，参与式治理应当逐渐赋权给公民，特别是穷人和社会的最弱势群体，以便他们能将他们单个的力量变成真正讨价还价的权力。有的学者认为，参与式治理项目的目的是增

［］强南方国家公民社会和政府行为者的能力，促进和实践国家和地区层面的参与治理。26

四、参与式治理的限度及其面临的挑战

参与式治理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有其自身的应用限度，具体表现为三对矛盾：

（1）如何处理好集体行动中的“参与”和“主导”？参与式治理要求利害相关人的参与，是政府、民间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合作治理。在治理过程中，相关各方要充分协商，做出决策并加以执行。如何协调政府、公民组织甚至外部团体的行动是一个大的难题，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通过协商来解决，然而协商产生分歧怎么办？如果仍然是政府说了算，那参与式治理就变成了一个“时髦的口号“；如果公民组织说了算，那么如何保证公民组织不被利益集团收买或占据？即使真正做到了赋权于民，这时候又会出现“集体行动的困境”。而且，如同治理一样，参与式治理对“平等参与”、“伙伴关系”、“多中心”的过分强调可能导致治理过程的无权威和无中心，可能“瓦解公共利益形成的基础，使得任何建设性的公共领域成［］为不可能，并进而削弱针对重大政治问题达成共识和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27

（2）如何协调治理过程中的“民主”和“专家（官僚）”的关系？也就是如何处理好地方知识和专业知识、多数和少数的矛盾。正如余逊达所言：在一个分工的时代，人民是否真

［］（）有足够的能力和知识去参与公共事务的处理？28P1理查德•博克斯认为，民众往往从具体的事务中组建提取并建立概念，他们并不习惯广泛而抽象地思考问题。公共管理当局与公民

［29］委员会经常会在观点上产生分歧，并且很难就某些议题达成一致。这一矛盾其实就是治理的“公共性”和“专业性”之间的冲突。

（3）如何平衡“外部资源”与“内部力量”？“参与式治理”的落脚点在“治理”上，而治理，尤其是地方治理归根到底与公民最为利害相关，因此他们才是根本的力量。政府和志愿团体的参与，是为地方治理提供了外部支持的资源。问题是：外部力量推动的革新和改变，只能持续一段时间。一旦外部的支持没有了，公民的参与热情退去，一切又恢复以往。

［］有的学者因此认为，参与式治理的成功取决于政府的意愿。30如何保持参与式治理实践的长期稳定性，就需要培植“内部力量”。参与式治理通过政府的赋权、志愿组织的推动、公民在决策和实施过程切实的参与，培育公民的民主素养和公民精神。从这个意识上讲，一些学者将参与式治理称为“民主的学校”。从“民主的学校”学到的民主素养和公民精神，就是自身“内生”的力量。即使外力去掉，这个力量也能确保参与式治理的良性运转。海奈特和斯密斯认为参与式治理的成功取决于文化。他们写道：参与式治理被认为能够带来更好的政府，更好的决策和更好的公民。但是，它的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和地区背景。［31］

五、参与式治理对中国的启示

参与式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对中国的“治道变革”和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

首先，参与式治理作为一个“决策框架”，有利于政府自身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参与式治理的一个基本的假设是：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与低层公务员和普通公民的利益密切相关，相关的政策对他们影响最大，他们对此掌握的知识和信息也最多，如果排除公众对决策的参与，就会造成政策上的失误而不能实现预定的治理目标。因此，参与式治理认为，要使政府的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那些长期被排除在决策范围外的成员，使他们有更大的影响决策和参与决策的空间。目前我国各地的人民建议征集制度、听证制度、公民会议等，正是参与式治理的不同形式。通过公民广泛参与决策，不仅确保了政府决策的科学化，而且做到了民主决策。

其次，参与式治理有助于重塑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在参与式治理中，政府和公民社会同为治理活动的主体，因此，必然要求建立二者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这一新型的政府与公民模式是对传统政府与公民两极摇摆关系的超越。传统模式下，政府与公民关系处在两极摇摆的状态：一个极端是一切推给社会，扩大社会自主领域，政府干预越少越好；另一极端是社会发育不起来，一切依赖政府，全能政府大包大揽。参与式治理在公民社会和政府之间建立互动合作的伙伴关系。参与式治理所倡导的公民大会和民主协商，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创设了一个对话、交流、协商、合作的平台；互联网公共论坛的发展，增强了政府的回应性，成为政府与公民沟通和理解的新纽带和桥梁。参与式治理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无缝”对接，塑造良性互动的政府与公民关系。另外，参与式治理中的公民参与预算和政府绩效评估，也强化了政府的责任意识和政府与公民的关联。

再次，参与式治理要求培育公民社会，塑造“良好公民”。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如同吉登斯所说，“国家和公民社会应当开展合作，每一方都应当同时充当另一方的协作者和监督者”，“在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并不存在永久的界限，根据情况的不同，政府有时候需要比

［］（）较深入地干预公民社会的事务，有时候又必须从公民社会中退出来。”32P83要达到这一点，首先要有成熟的公民社会。然而，不同于西方的是：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向来没有清晰的分野。健康的公民社会的缺失使得我们对“大政府”极其偏爱，“大政府”反过来又强化了社会的脆弱性和延缓了公民社会的自我发育和成熟，如此导致的公民社会发展滞后是中国政治发展和治理转型的一大障碍。参与式治理的成功需要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强大的公民社会整合“原子化”公民个人的力量，对内维持社会自组织的韧性，对外以集体的力量与政府进行博弈合作，如此不仅实现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协同治理，而且在这过程中捍卫公民的个人权利。

最后，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本质给出了我们治理创新努力的方向。参与式治理没有深奥的理论内涵，现实的可操作性是其显著的特征。参与式治理从地方和基层入手，优化政府决策和治理行为，培育公民社会，促进公民参与，通过参与项目和行动的实践推广，达致治理模式的转型和治理目标的实现。对于中国而言，“参与式治理”的提出与地方治理和社区建设密切相关。我们的地方治理模式变革正是从参与式治理的理念出发，赋权于公民，在政府、公民个人和团体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使各种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决策，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同样，社区的参与式治理是多方合作的结果，在社区参与式治理方面，一些NGO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参与式治理的落脚点在“治理”，经由“参与”的“治理”走向“善治”。“善治”和参与式治理的取向是一致的，都是寻求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治理，寻求国家与公民社会两者的最佳结合状态。在此状态下，不仅有“优良的”政治生活，而且有经济、社会和人类自身的和谐发展。因此可以说，参与式治理的最终目标是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第五篇：全民参与绿化造林倡议书

全民参与绿化造林倡议书

XX年12月12日，总书记亲临贾汪视察工作，在潘安湖畔称赞贾汪转型实践做得好，并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根据视察贾汪情况提出了“只有恢复绿水青山，才能使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为资源枯竭地区修复生态、转型发展指明了路径。

近年来，区委、区政府带领全区上下围绕荒山绿化和采煤塌陷地整治苦干、实干、坚持干，先后实施了“二次进军荒山”等一大批生态修复建设工程，贾汪的生态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绿水青山成为百年煤城的崭新符号。但是由于山陡石多、缺土少水等原因，大洞山造林难度大的地方至今尚存在绿化“秃斑”，已造林区域也大多树种单

一、林相不够丰富，亟待进一步提升。为此，区委、区政府决定今春实施大洞山林相改造提升工程，按照“彩色化、珍贵化、效益化”的原则，大力补植优良乡土树种，进一步提升大洞山的生态、景观水平，把徐州第一高峰，打造成徐州最美山峰。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植树造林为千年大计，是造福当代、惠及长远的好事，也是每一位公民应尽的义务。希望全区人民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积极行动起来，以更大的热情参与义务植树，为贾汪更加美好的明天踊跃捐款出力，共同建设更多的绿水青山，并源源不断变成更多的金山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