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历史论文

历史论文——浅谈曾国藩

历史的伟人有许多，伟大的事件也是不胜枚举的。对于我的个人感情，我想谈一谈曾国藩。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多数的只是个过客，而他，不拘一格，独树一帜。

不论是太平天国的镇压，还是外交上的成就不屈，而或是对自己的同族的心狠手辣，无一不说明他是那个时代的代表，是一个最普通的国人的一个代表。

今天我想就他这个任务谈谈自己的感受。

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在仕途上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着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具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的一生功过让世人争论不休。有人骂他是民贼、元凶、民族罪人，好名失德的伪君子。但也有人对他的评价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知识分子。不过在还没有定论之前,让我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曾国藩进行分析吧： 在思想文化方面

曾国藩完全按照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做人之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恪守“三纲五常”之道，认为“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他本身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执两用中”，“持盈保泰”，“刚柔相济”，“勤、俭、谨、信”的自我修养，其家训的“八本”、“八字”、“四条”、“四败”等等，均反映了曾国藩地道是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成。但曾国藩虽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在那群愚昧无知、痴人说梦的顽固派面前，则算是一个有识之士了。他不仅看到了西方的长处，而且敢于承认，敢于学习。他虽然出于儒者的本质及对清王朝的尊重，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然而却又不得不说：“独火器不能及也。”他亲眼目睹外国侵略者正是凭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而横行无忌的，从而决心以“师夷”之手段，达“制夷”之目的,提倡中体西用。当然，因为阶级的局限性，他不能认识也不能承认较封建专制统治远远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但他毕竟承认了中国有不如外国的地方，至少在科技方面远不如外国。而这种承认的价值，比起它的实际作用来说，显得更为可贵。因为它标志着近代中国社会孕育着一种“反思”意识和“求变”力量，从而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注入了新的推动力。在军事方面

曾国藩有近20年是与太平军长期作战，打败太平天国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对他的评价不能不与对太平天国的评价相关联。有些人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历史的罪人，刽子手。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我们必须清楚的一点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文化观念决定一切的观点或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都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与片面性,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主要是看它对社会的发展是起推动作用或阻滞作用。洪秀试图引进西方宗教的教义来发动一场推翻满清王朝的农民战争，但所引进的并不是新教伦理精神，而是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并使之同中国本土的封建迷信与农民起义的朴素平等观念相糅合，成为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精神支柱，因此，太平军如若取得全胜，洪秀全的神权政治得到巩固，有可能会把中国拉回到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去。曾国藩作为传统文化与封建政权的捍卫者，他的立场显然是保守的。但是，洪秀全的神权政治比曾国藩所维护的封建政权更加落后，两害权取其轻，曾国藩镇压太平军获胜，缩短了中国瞎折腾的时间，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反而较为有利。但有人认为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思想言行，虽然涂上一层‘天父天兄’等神道设教色彩，但其愚昧、落后和迷信的程度，究竟不同于一般的会道门，就其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纲领性文件而论，实际上已带有一定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有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因此，太平天国还是难于否定，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罪责难逃。这个是事实,曾国藩镇压太平军当然是罪行，但此罪行并不影响曾国藩成为值得肯定的人物，因为许多地主阶级的优秀分子都仇视或镇压过农民起义，从南宋的岳飞，明末清初的王船山，到近代的林则徐等，都没有因此而影响他们成为民族英雄等正面人物。在同一原则上，对每个历史人物应一视同仁。镇压农民起义是地主阶级的本性使然，这是他们的阶级局限，重要的是看他们此外还做了些什么。他们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总而言之，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有过也有功。在对待侵略者方面

曾国藩较为清醒地认识到了侵略者的本质。青年时代的曾国藩长期生活在湖南一个闭塞山村，加上他所处的闭关自守的社会环境，以及不可避免的阶级局限性，他对西方侵略者本质的认识当然不可能是全面、准确的。但是，曾国藩入京以后，开阔了眼界，见识了世事，对侵略者的本质逐步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早在鸦片战争期间，在人民抗英斗争的激发下，知识分子、封建士大夫反侵略的热情十分高涨，曾国藩从中得到鼓舞，开始关注海疆之事。通过与外国人打交道，他不仅看到了“洋人遇事专论强弱，不论是非。兵力愈多，挟制愈甚”这一现象，而且认识了这一现象的本质：“惟利居奇，是其本性。”这说明，他已看出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掠夺。从曾国藩对侵略者本质的认识程度来看，应当说，他对侵略者是不抱什么幻想的。更重要的是：他在认识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了清政府的昏庸腐败。例如早在广州议和时，他就看到：“英夷在江南抚局已定„„自英夷滋扰，已历时三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国威不无少损。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有人说，曾国藩因迷恋封建王朝统治，不能有效地抵抗外来侵略，实在是有失公允的。实际上，在中国封建社会如大江东去、日渐走向崩溃的时候，曾国藩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回天乏力了。总之，曾氏能在当时的条件下，获得认识上的飞跃，已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如果硬要求他在大局上救国救民，实在是有点为难古人的味道。而且，曾国藩反抗侵略的手段还是较为积极的。极端守旧派由于无知，认为反抗侵略的最好手段是“尧舜之道”、“孔孟之道”，因此，“平日待洋人亦宜以诚为信，袒怀相示。”说穿了就是对洋人俯首贴耳，屈膝求和。而曾国藩由于较为清醒地认识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所以他反抗侵略的一贯手段是“战”，“和”乃不得已而为之。早在鸦片战争期间，他就希望通过战争的手段，来消灭侵略者，他在给乃父的信中写道：“英夷„„此辈丧尽天良，不知何日恶贯满盈，始得聚而歼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曾国藩更有以生命来捍卫北京的决心。当他听说英法联军进攻天津、逼近北京时，他说服曾国荃道：“与其不入援而同归于尽，熟若入援而以正纲常以示忠义？纵使百无一成，死而不自悔干九泉，讥于百世。成败利钝，不敢计也。”由此可见国难当头，曾国藩是毫不含糊的。曾国藩这种敢于同洋人拼命的精神气概，一直到晚年也没有改变，这在他处理“天津教案”中有所表现。他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写道：“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欧毙洋人毁坏教堂一案。外国人性情凶悍„„将来构怨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负其初心。曾国藩这种反抗侵略的精神，其进步性不言而明。

综上所述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作为洋务派首领的曾国藩，在与极端守旧派的激烈斗争中，明显地表现出了“站得高，看得远”的超众之处，不愧为当时地主阶级中的先进分子。

人们对历史人物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确实难下定论。对于曾国藩的评论,我也只能用功过参半来形容了。

历史中的伟人，做过的伟事还有许多，在此就不逐一评价了。而在今后的历史课上，我仍要努力学习，让中国伟大是历史文化得以传承和光大。

会计学院 08财务管理 王浩楠 200810020150

第二篇：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纲要》科目考查卷

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

毛泽东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和人民服务，建国前，功勋无人可及；建国后，有成绩也有错误。但是无论功过、方法，没有人可以否认毛泽东所做的一切，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新中国的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事实上，暂且抛开他的失误和错处，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作出的努力有理、有据、有效，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提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1956年，是毛主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端。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因为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上只得学习甚至照搬苏联的做法。在经过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累了进行建设的初步经验。1952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则进一步暴露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下定决心走自己的路，开始了自己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面前，中国共产党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在1956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们从苏共二十大得到的最重要收益是要学会独立思考，从各个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适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毛泽东提出的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任务，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

二、早期探索的积极进展 从那时起，毛主席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四次比较集中的探索：

第一次的探索是在1956年，以《论十大关系》为标志，初步形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新方针：

1956年2月到4月中，毛泽东先后听取了国务院工业、农业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在听取汇报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路，并先后在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在报告中，毛泽东强调：工人、农民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依靠工农群众，充分强调工农群众的积极性，还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与各民主党派“长 1

期共存，互相监督”，并进一步提出了指导方针“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

《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标志，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为中共八大的召开做了理论准备。在后来毛泽东回顾时说：前八年里中国都是在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了十大关系起，中国真正开始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第二次的探索是在1957年到1958年初，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标志，科学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来：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不少人对新的社会制度还不恩能够马上适应，再加上党和政府的一些部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盛行引起了一些群众的不满。在1956年下半年里，一些地区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等情况。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提出要正确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要有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那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斗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的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另外他还提出了“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的观点，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做了科学的分析。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它创造性的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有着长远的指导意义。

第三次是在1958年11月以后，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失误，认识到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不发达阶段，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并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1957年“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极大的激发了全国人民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国家“一穷二白”面貌的斗志。在胜利面前，毛泽东以及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过分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急于求成、忽视了经济的客观规律。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但也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较早的觉察并纠正“左”倾错误的领导人。此后，毛泽东一直致力于纠正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度的倾向。

第四次是从1960年底开始，开展纠“左”和恢复国民经济工作，指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处在必然王国，制定分两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初步形成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具体政策。

三、在毛泽东带领下的中共中央领导为了国家的发展开展了早期的探索，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在探索中也遭遇到了严重的挫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运动的发动、“左”倾错误的泛滥、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等一系列事情发展成为了后来“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导火线。发生在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这场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错误，它使得中国共产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四、深刻的教训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事业，由于中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所以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全面的、正确的结合起来，从而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能不经历一个在实践中积累经验的过程，经历一个相当长时间探索的过程。

而自195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正是中国共产党在独立的寻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的错误。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所以会犯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严重错误，以及这场错误的“大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

邓小平曾指出，从建国到1978年30年的成绩很大，经历的经验教训与很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即使在犯错误的时候，其性质和宗旨都没有改变过，人民群众依然把它看做是自己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对它赋予了最大的信任和希望。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里，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摧毁而且还能维持统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这些重要的事实，既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3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共同努力的成果。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保护过一些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毛泽东领到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图谋得逞。在外交关系上，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始终警觉的维护国家的安全，并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五、建设的成就、探索的成果

在新中国成立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尽管经历过严重的曲折，还是取得了重大的显著的成就。

第一、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国民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第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医疗、科技事业得到了高速的发展，初步保障了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得到了大大的提高，同时在科研方面，新中国在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技成果。

第三、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环境也得到了很好的改善。随着中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出现了1972年西方国家对华建交的热潮，中国外交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从1965年的49个增加到1976年的111个，仅1970年以后新建交国就有62个。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新中国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逐步地形成或进一步完善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等领导人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创造。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要实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坚持工业和农业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企业并举等“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正确解决好综合平衡的问题，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生产和生活的问题，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要把“造成一个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作为努力的目标；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坚持人民民主，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处理好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和扩

4大爱国统一战线；切实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各项权利，尤其是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权利。

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实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要向科学进军，不能走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的老路，而应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努力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在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的重要指导思想，并为巩固国防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积累了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相结合的独创性经验。

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方面，毛泽东最早察觉到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号召共产党人提高警惕，同这种危险作斗争。他提出，必须切实解决“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阐明的这些重要思想，为党继续进行探索并系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毛泽东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他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顶住来自外部的各种影响和压力，坚持不懈地进行这种探索。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将永远记载在党和国家的史册上。参考文献：

1、《中国近代史纲要》，202_，高等教育出版社。

2、《论十大关系》，1956，《人民日报》。

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人民日报》。

第三篇：历史论文

浅谈新课程历史教学中如何传承传统教学的长处

唐县第二中学：邸瑞端

新课程的教学改革之风席卷全国，历史新课程改革在教改大潮中推陈出新，听一些讲座，翻开当今的各类教育教学的文献资料，会发现诸如“合作”“自主”“探究”“创新”“情感”“价值观”等新课程理念，比比皆是，深入人心。而“应试”“传授”“训练”等被打上了“传统教学”的标签，遭到排斥和指责。作为一名历史老师也在努力推进新课改的进程中，但有时看到一些现象会有几分痛心。当然不可否认，新课程改革中，用建构主义理念，智能多元化理论指导教学，倡导以学生为主体，开展自主性学习，探究性学习，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是非常正确的，是不容置疑的正确方向。但若将传统教学与现代教学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将其看成是课程改革的绊脚石，予以全面否定，是从一种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是非常错误的做法。新文化远动中，存在对西方文化的绝对肯定和对传统文化的绝对否定，是新文化运动的不足之处。它给后人众多的启示：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取其所长，补其所短。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在这篇论文中我将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一：课改中存在的问题

在近几年的历史教改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现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谈谈历史教改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自己的思考。就本人观摩学习的发现，新的教学模式一般分为几步：1。自主预习——学案引领，自主学习。2.探究交流——组内交流，完善学案。3.点拨升华——展示点评，达成共识。4.检测反馈——当堂检测，及时反馈。有的学校还详细的就每个环节的时间做了明确的规定。更有甚者竟然规定教师讲课的时间不能超过10分钟。这种做法过于机械，过于教条。它抹杀了教学中的灵活性,缺少机动性。

（一）：不管学生层次。

探究式教学中，学生必须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如果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谈不上把知识细化，深化!如果强制推行反而会使学生感到混乱，无疑于拔苗助长。我任教的学校是县级普通中学，加上初中的历史考试又是开卷，学生对历史知识知之甚少，非常缺乏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探究式教学推广起来比较难，效果也不是很理想。有一次讲到最熟悉的抗日战争，我在课堂上先提问几个问题看学生对基础知识掌握的如何。如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的抗日活动有哪些？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的标志性事件是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和正式形成的标志是什么？结果绝大多数学生都不知道，面对这种情况，我知道必须先讲授基础知识，如果上来就直接组织学生探究恐怕效果会大打折扣，学生也会感到迷茫，不知所云，所以说探究式教学也一定要照顾到学生的情况和基础，针对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方法。

（二）：探究式教学变成了简单的问答。探究式教学的载体是问题，学习活动是围绕问题展开的。教师需要根据教学目的和内容，提出难度适度，逻辑合理的问题，但有一些老师误以为谈话就是对话，对“对话”的含义理解模糊。要么教师问一句，学生答一句，一问一答，要么教师“满堂问”，学生“满堂答”，这实际上是“满堂灌”的变型。有一位教师在一堂课上，一路问下来，问了30多个问题。这堂课，从头至尾都在贯穿师生之间的互动，场面很热闹，教师在不停的提问，学生在不断的回答问题。教学效果看起来很好。然而，他提的问题大多数是很简单的问题，没有多少思维含量。像这样的提问，恐怕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习能力，这不能不说是课堂对话的败笔。这种对话只具备了对话的形，而不具备对话的神。怎样才能做到形神兼备呢？就是老师带领学生跳出文本，在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在整体感知教材的基础上，吃透教材，对文本做出全新的深刻的解读，在此基础上提出的问题才有深度，才有意义。探究问题时，教师应提供一些必要的资料，让学生自己动手去查阅，去寻求问题的答案，提出某些假设，探究必须有一定的深度，难度，否则它将失去探究的意义。而有些问题是不需要探究的，仅可以做为简单的问题提问和解答，也绝不能把课堂变成简单的提问课堂，那样将失去探究式教学的意义。（三）：教师对学生放任自流。

在探究式教学中提倡学生的主体地位，这本该无可厚非。但如果漠视教师的存在，在课堂上任学生放任自流是非常错误的。在一些历史课堂上出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在一些气氛活跃、反响热烈的历史课上，只能看到学生的风采，教师反倒成了可有可无的角色，听任学生在课堂中“喧哗”而自己保持沉默的教师越来越多。原因是，教师担心自己的言说会损害学生的“主体地位”，从而招致“满堂灌”、“不尊重学生”的责问。于是，就发生了教师失语的现象。历史课堂上，教师布置任务，然后经过十分钟左右的准备，开始交流。课堂上三五成群开始讨论，直至下课，教师才站起来说：“这节课大家都很积极主动，希望课下继续练习。”整整一堂课下来，教师只是忙于在各小组之间穿行，把话筒从一个小组递到另一个小组，完全像一个置身事外旁观者，对学生学习的过程缺乏有效的指导。

面对以上出现的种种情况，我们是不是反思，我们是不是该适当的“寻找”传统教学优势？我们是不是应该将我们的传统优势和新型教法融合起来呢？下面我就浅谈一下自己的认识。

二、探求传统式教学与探究式教学的最佳结合。

有一种新的教学观点认为，教师不再是传授知识的容器，不再是答疑解惑的工具，而应当是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的组织者，参与者和合作者，是学生的助手。我认为此话有正确的一面，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第一：量的问题。不是每一节课，每个教学内容都适合搞探究式学习。选择探究性学习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学生已具备这节课的基础理论和知识；二是探究的实际意义和必要；三是内容有思维深度，有基本知识应用、延伸、拓展的余地。不能为了探究而探究，不能找个问题就探究，这样不但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还降低了效率。比如，一些基本的历史概念，历史问题。如秦统一的原因和意义，课本上都有就没有必要去探究，只需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即可。第二：质的问题。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不同的教学内容应当创设不同的教学情景。问题的引入应浅显易懂，随着学生问题的解决的步步深入和情绪高涨，将问题引向深入，启发学生发现新问题，动手动脑解决新问题，最终形成规律和结论。探究程序的精妙设计，如设问的巧妙，激趣的幽默，师生互动的形式多样，赞扬和鼓励恰当及时，多媒体和教具的合理使用，都能使教学取得实效，所以在教学过程中要适当发挥传统教学的优势，使课堂效果达到最佳！

（一）自主性学习和接受性学习相结合。

自主性学习是指学生通过自己发现问题，查找资料，和同学合作最终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但自主性学习也要看对象和教学内容，对于成绩基础较差的学生，老师的苦口婆心的传授尚且难以接受，指望通过自主学习使他的成绩大有起色，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构想。对于一些抽象难懂，学习难度大的教学内容，通过老师的启发、比喻、归纳、讲解，能使学生豁然开朗，学习效率大大提高，为什么要摒弃接受性的学习呢？另外，在课堂４５分钟内，也不宜留出太多的时间让学生读书、做练习（为了体现自主学习）。因为读书、做练习完全可以放在课后进行，课堂时间要尽量保证学生接受知识和探究活动的高效率。如有一次听公开课，讲百家争鸣，教师首先用多媒体展示一个漂亮花瓶，花瓶里有肥沃的土地，上面盛开着美丽的花。这一下子就吸引了学生的眼球。此时教师抓住学生的心理，说道：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战乱频繁，但当时思想活跃，请同学们看，这时花瓶的“叶子”上显示出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学派和他们的代表人物。然后教师提问，请同学们看看这些思想家有那些思想，这时学生十分活跃，积极的回答问题，教师一边肯定，一边鼓励，学生们把思想家的思想写在漂亮的“花上”，教师对一些重要的思想主张进行了透彻清晰的讲解，学生的脸上时时露出会心的笑容。讲完这些基本知识后，教师话锋一转，说那是什么让花开的如此美丽呢？是广阔的社会背景，下面请同学们思考讨论当时什么样肥沃的土壤使春秋战国时期开出了如此美丽的花。（组织学生讨论，探究，发言），最后教师精彩总结。

整个课堂紧凑而有序，学生活跃，思维敏捷，教师重点讲授，解疑答惑，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一节上等的精彩的课。

所以总的来说，自主性学习和接受性学习并不矛盾，应当有机结合，但接受式学习中要尽量留给学生思考、解惑的时间，提供给他们获取自主学习的条件和材料，科学合理的评价自主学习的结果，指导学生掌握科学的方法，使他们接受知识的同时也学会学习。

（二）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相结合。

现在的探究式教学往往忽视教师的作用，有的教师害怕自己讲的稍多就不符合新课改的精神。探究式教学离不开恰当的师生互动，也离不开教师的新颖设计和精彩发挥，所以探究式教学应是绚丽多彩的教学画卷中的传神之笔，而不是全部。教师的演讲法、启发分析法、讲练结合法等“传授法”教学仍然是中学生获取知识的有效方法。过分的强调探究，强调一对一的提问，冷落了大部分同学，减少了教师的精彩的讲授，归纳，示范和点拨，特别是成绩较差的同学，从师生过多的对答交流中得到的效益大打折扣。因此探究性教学也应当是老师引导、点拨、解惑、讲评、陈述与学生的互动相结合。传授中巧妙的引入探究，探究中科学的融进传授，都能极大的提高课堂效果，这才是我们追求的较高境界的教学艺术。教师一定要把自己的主导作用很好的发挥出来。

（三）刻苦学习和快乐学习相结合。

传统教学认为：“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新的教学理念认为：学生应当在愉快中学习，快乐中生活，学习成绩、身心健康都得到全面发展。

其实刻苦学习与快乐学习不应看成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刻苦并非不快乐，快乐不等于不刻苦。

当然，不科学的过度训练，不但伤害了学生的身体，压抑了学生的身心，泯灭了学生的快乐，降低了学习兴趣。但我们又必须看到无数成功是需要付出艰苦努力的。无数前辈科学家的奋斗历程告诉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和流出辛勤的汗水，是成功的保证。因此，提倡勤奋刻苦，仍然是必要的，这既能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质，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不能谈虎色变，一抓学生训练就有加重学生负担的顾虑。

总之，传授和探究并非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概念，应当是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两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无论是以前的传统教育，还是现在的素质教育，凡是适应教师与学生的实际，能提高历史教学的效率，促进学生素质发展的方法，都是好方法。“学习的最好刺激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布鲁纳语）“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依赖于乐趣”（皮.杰语），兴趣有巨大的心理效应，能为学生学好历史提供“能量”，历史教师应下功夫研究能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持久兴趣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主动性、积极性，增强学生在学习中的成功心理，使学生喜“学”，针对每个学生不同的情况让他在不同的场合获得不同的成功感觉。

第四篇：历史论文

浅谈新课改中历史教学评价的改变

秦皇岛市卢龙县庄坨中学王毅凤

摘要：在历史课改进行的过程中改变以前观念，进行新课改提到我们每一位历史教师的面前。如何客观全面的评价学生，发挥学生的潜能，使我们培养出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是当务之急。因此，我们应该深入的研究历史教学评价的改变，以保障新课改的顺利进行。

关键字：评价、改变、全面

在历史课改进行的过程中,有一些教师对于新课程改革的评价问题有较大的疑惑。

那么应怎样发挥历史教学评价作用呢？怎样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从而保证历史课改的顺利进行呢？这些问题就摆在我们每个历史教师面前。下面我谈一下在近年来的课改中，进行过的一些做法。

一、改变历史教学的评价方向。

以前的历史教学评价往往以历史考试成绩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历史学习能力如何也是围绕历史知识掌握程度、掌握多少来判定的，有不少教师和学生认为学习历史只要死记硬背就行了，谁能成绩好就学的好。历史学习的评价只是通过某一次考试来决定，尤其是中考的成绩，可以一俊遮百丑。至于学生的学习过程，平时表现如何很少去考虑，忽视了对学生的思想品德、人生观、价值观的考察，这束缚了大部分学生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往往培养出的学生有才无德。

新课程中的历史教学评价方向发生重大转变，评价的核心以能否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突出强调评价“以学生为中心”的宗旨，评价内容即要考察历史知识，更重视能力的培养，更要考察历史学习的过程与方法，使学生全面发展。在平常的教学中，我非常重视发挥评价方向的改变，对学生的评价贯穿于整个教学之中，如在学完历史明治维新之后，引导学生对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戊戌变法的结果进行比较，对比其成败的原因。学生分组进行讨论，唇枪舌剑地进行辩论，我发现，有的学生看问题有独到的见解，有些学生能用历史发展的眼光的看问题，有些同学善于思考，有此学生反应灵敏，有些学生善于总结，我对他们的做法一一在班上予以表扬。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然后布置学生写读书笔记，就某一方面问题让学生分析。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在读书笔记批改的中，我又发现有的上课沉默寡言的学生作文却写的很优秀，于是我又在讲评时对这些学生进行课堂表扬，鼓励他们积极发言，培养语言表达能力。通过这些做法我认识到，作为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增强学生学习历史的自信心。这样，历史教学的评价方向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再单纯以考试为主，不再把考试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

在历史教学中，注重渗透对学生各种能力的培养，我把每班分成若干个小组，对一些相对难度不大的课，适当地给学生安排任务，由他们小组合作对教材进行分析，确定重点，给大家讲解。再由其它的组进行比较，看看哪一组把 １

这一课归纳的好，然后由我做必要的补充，形成了师生互动的局面。如在讲《宋朝的社会生活》时，这课难度并不大，又与生活联系紧密，内容丰富，图片资料和文字资料都比较丰富且容易找到，因此这课我就大胆“放手”，交给学生处理。我对他们 每个组适时指导。这课共分为七大个方面即衣、食、住、行、节日、娱乐、学风。每大方面二组，全班共有14组，每三、四个人一组。由各组分头准备，两组中选出一组对教材理解透彻、图片优秀的，在班级讲解，按准备的内容情况打分。要求：

1、首先要将你们组的内容生动形象表现出来，如宋朝人是什么打扮，尤其是女人的装束。

2、要有图文资料说明。

3、组内自己做好分工

4、每组不超过3分钟。三天后各组学生纷纷将本组负责的内容交了上来。在接下来的展示中，他们更是表现出色，让我刮目相看。在这次自主学习中学生们展示出了不同的风采，不要小看这些中学生啊，在某一方面，我是自愧不如。如有的同学对教材把握准确；有的同学表格设计的具有特色，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有的同学找的图片精美，还有的同学做成幻灯片的形式，令我折服；有的同学在准备的过程中有新认识，如：七年级一班的一个女生负责“衣”这一方面，对缠足的现象就有了新的认识，她说：“老师，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宋代妇女缠足之美，是扭曲的美，那个时代的妇女命运可真是悲惨啊，我觉得生活在当今的社会可真幸福”。她对封建社会有了一个很深的认识，达到了学以致用的目的。我真的为他们高兴。通过这一课的训练，我充分的认识到，对学生的评价应从多角度的考虑，我们不能以点代面，来片面的评价学生。

二、改变历史教学的评价措施。

以往的历史教学评价往往淡化历史学习中的过程评价，过程评价的方法仅局限于课堂提问、月考、期中、期末测试等。其中心是考试。强调“分分，学生的命根。”而新的教学评价强调评价方式要灵活多样，如平常的表现、调查、访问、讨论、作业、测验、档案等方法，教师评价、自我评价、学生互评与家长评价、学校评价等多种评价方法相结合。因此，学生评价应该是辨证的、发展的，不拘一格的。

如在学习《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时，我利用初中学生喜欢辩论的特点，搞了学生辩论会，从主持人的选择、评委的选择、辨题的选择、学生的分组等都交给学生自己组织，我只做“技术顾问”。通过辩论会，我发现有的学生具有组织能力，有的学生具有辩论的才能，有的同学具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这些都应该表扬，这样就可以对他们的表现加以准确评价。我想这种方法能大大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不知不觉中增长了学问。在研究历史的学习方法时，我又把学生三个小组，由学生自己总结学习方法，有一个组总结出了比较法，如再讲世界史的开端时，想起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前者是1640年，后者是1840年，都是开端，而且正好相差200年。接着，又想起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等，这样举一反三，把新旧知识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的组总结了联想记忆法，如在学到1689年的《权利法案》时，回想起了中俄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如果把1689年的8和6互换一下,就是1869年，日本发生倒幕运 ２

动的伏见、鸟羽战役。通过这次学习经验交流会，可以看出，有些学生善于总结学习方法，善于思考，善于发现问题，善于解决问题。对于学生的这些表现，都一一记录在案，对其表现写进成长档案袋，便于对学生进行全面的评价。

三、改变历史教学中对学生评价：

学生评价是对受教育者学生的发展变化的评价。如何全面准确地评价学生，是教育评价首先面对的首要问题，也是教育评价必须回答的问题。

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学生评价制度，过分强调成绩，把考试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形式，忽视对学生的全面评价。以往教学评价的主体主要是指教师，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学生作为被评价者没有任何权利，只有被动的接受评价的结果。

在现代学生评价过程中，对学生的评价，评价者应该包括班主任、任课教师、家长、学生、学校领导等，扩大评价主体的范围。所以，教师不再是唯一评价学生的主体，要让大家共同认识我们的学生。只有这样多层次、多角度、综合的评价学生，才能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学生的发展状况，并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发展。在期末的教学评价中可以进行学生自我评价，然后是家长评价，最后才是教师评价。这样评价方式应该客观的、全面的。只有这么做，才能发挥评价的功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是我们进行新课程改革的根本目的。

总之，新课程教学评价标准是为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理解了新课程评价的核心所在，我们在教学中才能更好地实现新课程改革，促进我国教育的蓬勃发展，才能培养处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人才。

参考文献：《新课程评价行动理念与策略》

３

第五篇：历史论文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

题

目

晚清满汉政争与中国政治走向

姓

名

崔振朋

学号

2010610467

院

系

历史文化学院

专

业

历史（教育）

指导教师

李先明

职称

教授

202_ 年 5 月 21 日 曲阜师范大学教务处制

目录

摘要„„„„„„„„„„„„„„„„„„„„„„„„„„„„„„„3 关键词„„„„„„„„„„„„„„„„„„„„„„„„„„„„„„3 Abstract„„„„„„„„„„„„„„„„„„„„„„„„„„„„„3 Key words„„„„„„„„„„„„„„„„„„„„„„„„„„4 引言„„„„„„„„„„„„„„„„„„„„„„„„„„4

一、太平天国战争之前的满汉关系····································· 4

二、太平天国战争与满汉实力变化·····································

4三、洋务运动与满汉矛盾的增加······································· 5

四、甲申易枢引起中央政治变化········································ 6

五、戊戌变法中满汉实力的变化······································· 6

六、清末改革满汉矛盾激化··········································· 7

七、结论··························································· 8

八、致谢··························································· 9

九、参考文献······················································· 10

晚清满汉政争与中国政治走向

历史文化学院历史教育专业 崔振朋

指导老师：李先明

摘要：清沿明制，清王朝入关后迅速把明朝时已比较完备的内阁六部九卿制化为己用，并且后来不断完善发展，“可是终清一朝，唯独两点不曾改变过其一是政府组织的满汉双轨制，其二是军事组织的八旗驻防。”

[1](p43)

这主要的原因是清朝是少数民族的政权对汉人存在深深的不信任感，这点在我国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各个少数民族政权中都存在，可是在清代却是把部族政治发挥到极致的，满洲人在国家权力的各个方面均处于主导地位，可同时入主中原之后八旗子弟的腐化速度却也够快，满人“强悍之气已失，蒙昧之性未改。”[2](p76)以至于等到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已不堪一击，清王朝不得不起用汉族官僚曾胡左李等人外攘蛮夷内平叛乱，自此汉族官僚势力迅速上升满汉矛盾也急剧上升，等到戊戌变法之后则已激化，待到清末立宪汉族士绅的数次请愿被拒绝后已经不可调和，而清王朝的末日也不远了·· 关键字：晚清 满汉矛盾 政治斗争

Late Qing dynasty, with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Chinese

politics

Student majoring in History

Cui Zhenpeng

Tutor

Li Xianming

Abstract: When Qing along the bright system, after Qing Dynasty entered the pass, rapid Ming Dynasty quite complete cabinet six nine chief ministers systems changed into oneself to use, and afterward continually improved to develop, was finally clear a dynasty, the only two points have not changed first, the Manchus and Han Chinese two-track system of official organization;second, the eight banners of military organization stationed.(Quoted from Zhu Weizheng stress modern history 43 pages)this main reason was Qing Dynasty is the political power of national minority has the deep feelings of distrust to the Han people, this was in charge in each national minority political power of area south of Yellow River to exist in our country history, but actually displayed the acme the clan and tribe politics in Qing Dynasty, a native of Manchuria was in the dominant position in each aspect of state power, after may simultaneously be in charge of the area south of Yellow River, the putrefication speed of bannermen children was also fast enough, Manchu “intrepid gas lost, the ignorant nature has not changed”(Liang Qichao: “By Political reform

Must from Putting down Manchus and Han Chinese Beginning”, “Drinks Icehouse about Collection the Anthology” 1st volume, p.78), when the Taiping Rebellion second Opium War collapsed at the first blow, Qing Dynasty has to appoint Han Chinese outside bureaucrat Zeng Hu Zuoli et al.to resist in the barbarian the even rebellion, the Han Chinese bureaucrat influence rapidly will rise from now on Manchus and Han Chinese also suddenly to rise contradictory, after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intensified, when to the Qing years constitutionalism Han Chinese gentries after petitioning to be rejected, was several times irreconcilable, bu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is not far.Key words:Late Qing dynast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Man Han

引言：满洲以刚柔兼济利用和驯服汉人而盛，“然有清一代“满汉合作”始终缺乏互信和平等，汉人始终处于绝对的政治弱势，满汉畛域严密。究其根源，在于内化于历代清帝心中的‘崇满抑汉、以满驭汉’之祖制，清廷对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数万万汉人始终加以猜忌和防范。”[3](p3)

一、太平天国战争之前的满汉关系

八旗子弟以武力征服汉族入主中原过程中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无情，亦有圈地圈人并颁布逃人法的残酷，故清初的满汉矛盾十分尖锐，南方有天地会等汉族反清势力，台湾有郑氏家族的反清势力。这种形势直到爱新觉罗玄烨即位推行一系列与民生息的仁政和消弭满汉矛盾的举措之后才缓和下来。而康熙皇帝平三番时，八旗子弟已难堪大用了，主要就要靠汉人绿营兵了。康雍乾三世多颁行弥合汉满的措施，可是汉满矛盾并未真正得到弥合，只是成为一种潜流，这是以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社会矛盾缓和为前提的，而清王朝恰好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大发展的可能性极小，所以满汉矛盾的缓和不会持续太久的时间。可是康乾盛世刚一结束，嘉道年间，白莲教、天理教等大大小小的起义便起来了，而南方的天地会则继续兴风作浪，这时汉族地方士绅的团练已开始崭露头角。而在朝中，清初的开国功臣洪承畴、吴三桂等人虽然为满清取得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可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清取得江山后，这些汉人的异族人身份便凸显出来，遭到朝廷处处防备。后来的李光地、张廷玉、陈世倌、汪由敦等汉臣才能出众忠心耿耿，可是仍由于汉人的身份仍被视为异族而得不到信任。等到嘉道年间，满族势力衰退而汉臣势力增长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太平天国战争与满汉实力变化

汉满势力真正消长是在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是一场社会矛盾激化的起义也是一场满汉矛盾激化的起义。在洪秀全的几本宗教著作中满人成了丑恶的阎罗妖，他呼吁所有皇上帝的子女团结起来推翻阎罗妖的统治建立太平天国。这些话如今听起来可能感到幼稚，可是之所以能激起广大底层人民的认同与支持就已经说明了当时满汉矛盾的尖锐。在起义爆发之初，清廷派八旗绿营镇压，没想到八旗绿营无论是士兵还是将领已严重腐化，错失了剿灭叛乱的最佳时机坐视太平天国军壮大席卷半个中国。眼见江山易主，清王朝最后不得已的情况下，让地方

汉族士绅组织团练。曾国藩在胡林翼左宗棠的人的帮助下克服地方官员的排挤，克服无钱无粮无人还受地方官僚排挤的困境，组织训练出湘军，并逐步站稳脚跟力挽狂澜剿灭了太平天国起义，为挽救清王朝立下了不世之功。在镇压这次起义中崛起的曾左李等汉族官僚虽挽救了清王朝却也功高震主。而原本清王朝实行的是大中央小地方的政治模式，与这套模式配套的是中央的繁政与地方的简政，中央的多权与地方的少权。在这套政治体系中，地方无论是军权财权还是人事权都尽可能的被剥夺，地方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均有专折上奏之权，从而达到相互牵制，而地方的税赋则全部上缴朝廷具体地方支出再由朝廷反拨下来。而用人权上，地方稍大点的官员任命小到知县都要经过吏部任命，地方顶多有个推荐权。军权上，地方督抚无调兵之权，一切军队的调动都要经过中央。而经过一场太平天国战争，这种政治模式已被彻底改变。首先，八旗、绿营在这场战斗中已显示出了难堪大用，曾、左、李等汉族官僚掌握的湘淮军成为国家的国防军队执行对内镇压对外抵抗的任务。而湘淮军的建军机制却是模仿明末的戚家军，兵为将有将倒兵散，多招同乡之人利用同乡情谊和儒家规范形成一种强力的恩主关系。其次，有兵无饷也是白搭，可是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形成的厘金制恰好弥补了这一点。“有可靠统计显示厘金在后来逐年增多，逐渐超过关税成为仅次

[4](p12)于田赋的第二大税赋。”其次，清王朝在天平天国战争中变更原来的税收制度为向地方摊派制，也就是地方只要交够了朝廷的派额剩余的税赋就归地方支配。最后，经过这场战争，地方督抚的用人权也大大增加。学政、布政使、按察使由原来与督抚平级逐渐变为了督抚的下属，而地方的人事任命也基本由督抚掌握。同治年间，“全国之地方大吏，几尽为湘淮军人物所占据”。“仅在攻下天京的前四年（1860年－1864 年）中，湘军集团便有计二十一人被任命为督抚，其中被委任两次者三人，三次者四人，另有曾国藩等三人还被任命为钦差大臣。”[5](p34)汉族官僚势力急剧膨胀深深招了朝廷的忌，朝廷对这些地方实力派汉族官僚疑惧日深，一方面想法设法的进行打压牵制，如培植不同的派系使之相互牵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及后来的南北清流相互排挤争斗朝廷则负责维持各派平衡来稳定政局。派系之间的争斗对中国随后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同治朝还开启了”亲王政治“来加强满人对权力的控制。可另一方面，进入末世的清王朝不得不倚靠这些地方汉族官僚来维持自己岌岌可危的统治。

三、洋务运动与满汉矛盾与增加

在随后展开的以地方汉族官僚为主导的洋务运动中，满汉矛盾逐渐被激化。这场统治阶级上层自我挽救的改革运动中汉人无疑占据着主体和主导地位，兴办洋务也主要就是几个地方督抚积极，而中央政府在这场革新运动中谈不上积极支持也不能说积极反对，他们更关心的是权力的归属问题。通过这场洋务运动，地方汉族势力也的确达到了一个高峰，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都在洋务运动过程中充实了实力，权力大大增加。他们不仅作为封疆大吏主导着一方事务，且朝廷中许多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他们的参与。洋务运动后期形成了淮军一家独大的局面。李鸿章作为汉人，其权力之大是空前的，不仅控制着大清最强大的国防力量————淮军和北洋舰队，而且又身为地位最高的总督————直隶总督几十年还控制着大清的外交。而在满人中满口胡柴的顽固派为数不少，极富政治手腕的叶赫那拉氏则玩起了政治平衡游戏：利用汉族官僚内部的派系之争达到牵制制衡，如利用左宗棠来牵制曾国藩、李鸿章，利用清流张之洞等人来牵制李鸿章，利用湘军

来牵制淮军。无怪乎李鸿章在会见俾斯麦时感慨道“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6](p36)

由此可见一斑。“甲午战前的满汉矛盾致民族分裂，严重影响了综合国力的增强。战争期间满汉畛域使双方不信任，[7](p23)贻误不少战局。”最高统治者为了一己之私心弃国家危亡于不顾，最终中国原本比日本好得多的近代化条件和资源被大量分散、内耗，这不能不说是国家之不幸。

四、甲申易枢中央政治起变化

甲申易枢则是满汉权力消长的又一个转折点，“自此之后汉人势力在清中央衰退，这对以后政局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不啻晚清的另一场政变。”[8](p6)这场政治角逐的结果是满人中还算比较开明有见识有韬略的恭亲王奕䜣被清出政权中心，清流派张佩伦、张之洞等人被赶出中枢中法战争一线战场，而保守听话的醇亲王奕譞替代了奕䜣掌管总理衙门，中央的权力完全掌控在了慈禧太后手中，而前段时间有所收敛的满清权贵再次活跃了起来，再次把政治拖向保守消极的边缘，而中国的命运轨道被生生改变。

五、戊戌变法满汉势力逆转

甲午中日战争如一个晴天霹雳震动了许多沉睡中的中国人，中国输掉了一场原本几乎被所有人看好的战争被一个原本看不起的蕞尔小国打败，而且要面临被瓜分列强的危险。中国人的危机意识一下子被激发出来，朝野上下谁都不敢不敢再公然出来反对中国需要改变来挽救亡国灭种的危险的看法。可是中国是少数民族政权而且中国掌握实权的是慈禧太后,这两点就决定了要在中国实行一场仿照日本西方的兴民权、兴法治的改革十分困难。因为皇权跟满人特权是绑在一起的，兴民权兴法治不仅削弱了皇权而且削弱了满人的特权，即使是光绪皇帝比较开明，但是这场改革如果损害了掌握实权的慈禧跟有巨大政治能量的满清贵族的利益，那它的阻力就会超出一般人想象。也因而，这场变法由汉人发起并由汉人主导，而满人即使不像刚毅之流对变法持绝对反对态度也少有如一些汉族官僚这般积极的。而主导这次改革的却是书生气十足的康梁师徒，政治上仍十分幼稚的维新派希望凭借一腔热情赢得光绪皇帝的支持来推动改革。权贵如刚毅徐桐之流自然把他们视为眼中钉，可是他们把本来希望支持他们“潜势力仍然大得很”[9](p89)的李鸿章也拒之门外。而晚期洋务实力派张之洞从一开始的积极支持到逐渐逐渐看到了康梁师徒政治上的幼稚而通过一篇《劝学篇》与康梁划清界线。“而当朝中唯一有实力的翁师傅也被开缺之后，戊戌变法就离走向失败不远了。”[10](p73)于是当变法对于满人特权损害到一定程度，而慈禧眼看要因为这次变法被永远挤出权力中心时，“满人政治与西太后的结合，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11](p5)“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的一次自上而下自体性变革，这种变革对中国近代化而言，代价最小，震动最小，落后国家如果能通过这种方式走向近代化，尽管有‘不彻底’

[12](p2)和‘改良主义’之诮，还算是合算的。”

戊戌变法的失败给了满族亲贵夺权提供了一个契机，他们为了一己私利携慈

禧利用无知的义和拳民同时向八国开战几乎把国家断送。戊戌变法提出了一个消弭满汉畛域的可能，可是这种可能被一场政变葬送，“中国政治出人意料地向后倒退，所有新政除了京师大学堂有名无实苟延残喘之外，全部付诸东流。”[13](p297)慈禧太后与满清贵族勾结扼杀了变法，又通过“重用”这些满人贵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一切令汉族官僚和西方列强十分不满。于是，为了逞自己的权欲，慈禧太后开起了历史的倒车，那些个百无一用满嘴胡柴的满清权贵一个个重新飞扬跋扈起来，而李鸿章、张之洞等思想比较开明的汉族官僚要么请求外放以避祸，要么噤若寒蝉人人自危。而等到义和团运动时，那些满清权贵更是叫嚣着要杀光一龙二虎三百羊。

“封建顽固派的排外主义，与下层民众积蓄已久的反帝排外浪潮不期而然地碰在一起，民间乡里的巫术、神道、武功等文化因素都成为顽固派的抗外资源，顽固派拿国家民族命运当儿戏，轻率而不负责任地利用了下层民众的反侵略情绪，极其不理智地操纵利用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在把义和团推向侵略者的炮口之后，又转过来出卖刚刚还誉为‘义民’的义和团。”[14](p298)

六、清末改革满汉矛盾激化

经此大难倾听的，清廷无药可救的嘴脸彻底暴露，令无数民众心寒。孙中山先生说过庚子国难是普通民众对于革命分子态度的一个转折点，庚子国难之前他们被视为乱臣贼子，而庚子之后却开始对他们报以同情了。李鸿章、张之洞、刘坤

一、袁世凯等地方官僚不宁唯是倡导东南互保使东南经济命脉之地免遭铁蹄蹂躏,列强因相互牵制，出于保护自己在华尤其在长江流域利益的考虑，对东南督抚而这也显示出地方汉族官僚对的满人朝廷的离心力在不断地加大,汉族官僚在满汉博弈中实力的强大。

为了挽回人心达到“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的目的，从1901年起重新拾起戊戌人士那一套，搞起了清末新政。而这次变革中弭平满汉畛域成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呼求。张之洞、刘坤

一、张元济、叶恩甚至标准的满清贵族端方皆对此有过上陈。其中很有影响的张之洞、刘坤一合奏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摺》的第二摺提出“筹八旗生计”的建议,主张鼓励八旗自谋生路，而且希望逐渐把满族人民编入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人民一样的户籍。而慈禧太后对此也表示同意。1902年2月1日，慈禧太后下令准许满汉之间通婚。1906年官制改革之后，新成立各部的官缺分满汉之制亦被废除。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势力的活跃使许多开明的地方督抚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立宪派积极主张变更政体仿行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制。最终清廷在1906年9月不得不宣布“预备仿行宪政”。而这场清末立宪运动同时也是中央满清权贵势力与地方汉族官僚势力的一场博弈斗争。以慈禧、载沣为首的清朝中央政府希望通过立宪来收回地方督抚的权力增强中央政府的权力维护满人的统治；而地方的汉族督抚则希望通过立宪运动来扩大其政治影

响力扩充势力。贯穿整个晚清历史的满汉权力之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宣统皇帝继位载沣为监国摄政。而载沣的政治手腕相较于前任慈禧太后则太过稚嫩，对于中国当时的形势太过缺乏全局性的透彻了解和长远的目光，只看到当时清王朝的部族统治受到汉族官僚的猛烈冲击有江山易色的风险却低估清王朝的续命与这些汉人支持之间的关系。结果载沣一上台就先要取袁世凯的命，而后被张之洞劝阻才让其罢官养病。而满清权贵通过这次立宪运动对中央的控制又大大加强。最终在内外的压力下清廷于1911年5月8日公布的皇族内阁名单让原本对于清廷仍抱有一丝希望的广大汉人彻底死了心，原本的民族资产阶级立宪派要么转为同情支持革命派要么对政治失望只是作为旁观者不在积极维护清廷。而原本就在立宪与革命之间摇摆的众人则更对清廷反感。于是在1911年发生于武汉的一小撮革命军人的叛乱便把一个庞大的清王朝彻底埋葬。

七、结论

[15](p4)清末满汉畛域的化除是关系到清政府能否继续统治下去的一个关键所在。晚清中国作为一个封闭的儒家传统农业文明在被西方强行打开大门之后开始沦为列强的板上鱼肉任人宰割。为改变自身的不利地位适应西方文明主导的新世界，老大帝国艰难地去克服历史的惯性寻求改变。这段纷繁复杂的历史包含着太多内容，我们今天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是当时的发展与延续。然而只要我们细致观察就会发现，这段历史始终被满汉民族的权力之争所贯穿而且满汉民族的权力之争又对这段历史的走向起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在这段历史中汉族人由最初的“二等公民”凭借努力在镇压发捻立下的不世之功开始主导清王朝的地方事务，并且在后来的洋务运动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是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为了达到政治平衡扶植不同的派系相互牵制广为掣肘造成了大量的资源精力被内耗，以原本比日本好得多的条件在走向近代化的路途上远远落后于日本。而甲午年之前的甲申易枢则是满汉势力在中央消长的另一个分水岭，比较开明的奕䜣被清出权力中枢，取而代之的奕譞则是个听话的提线木偶，曾经用以牵制洋务派的汉族清流派也一并被清理出去，慈禧太后终于除掉所有对手独自掌握大权。而满族势力在中央开始反弹，中央的汉族势力则开始衰落，中央朝政更加腐败低能。最终中国于甲午战争一败涂地几乎被西方列强瓜分。甲午中日战争求变成为举国共识，光绪皇帝起用康梁师徒等一批维新派汉族官僚又倚靠翁同龢等一批支持变法的帝党希望救亡图存变法自强。可是当变法损害到满人尤其是旗人的利益时形势就变得十分不妙了，这时慈禧太后也眼看手中权力要被光绪通过变法架空，于是两股势力就结合在了一起，慈禧以变法损害到了人心为由扼杀了这次变法重新夺取了最高的统治权，而旗人势力则自此之后更加变本加厉地反扑，历史开始倒退。慈禧太后为一己私利携义和团之威欲与八国一决雌雄，却把中国带入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应当说，戊戌变法时期 8

是晚清缓和满汉矛盾进行改革的较佳时期。这时的清政府尚有一定的权威和政治控制能力，国内局势尚属稳定······全国上下基本达成进行改革的政治共识。由于满清贵族把自己既得利益看得高于国家民族利益，干扰和阻挠变法，丧失了[16]变法的有利时机。”此后“精明”的慈禧太后也感觉到如果朝廷不变革满清的统治维持不下去。于是开始清末新政寻求缓和社会矛盾汉满矛盾，汉族官僚和民族资产阶级普遍对这次变革期许甚大，可是最后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彻底对朝廷失去信心，于是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就震倒了一个庞然大物。总结起来我们可以说：“太平天国是满汉官僚间矛盾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洋务运动时期是汉族官僚积蓄力量，以守为攻的阶段，此时的满汉官僚间矛盾以曲折的形式表现出来；‘东南互保’的产生则是满汉官僚间矛盾发展到面对面较量的重大表现；1906年清政府的官制改革，是满汉官僚间矛盾斗争的具体表现；1907年的‘丁未政潮’则

[17]是满汉官僚间矛盾斗争达到白热化的典型表现”我们不难发现的是汉族在晚清的艰难变革中始终处于积极主导的地位。而满族人在晚清由于长期的优裕生活早已蜕化极度缺乏人才，他们更多人关心的是自己的好日子怎样才能持续，至于民族大义国家危亡固然重要却也顶多处于次要位置，因此对于各种变革更多倾向于保守的姿态，这就导致了满汉之间矛盾愈演愈烈。而国家改革却是国家大势所趋，诸多汉族官僚通过热心于变革勇于变革强大了自身的力量，满清朝廷为了稳固其部族统治通过各种手段打压汉人政治，而各种改革主要靠汉族官僚去推动，这给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救亡还是控权是满族统治者面对了一个两难的抉择，而且两者相悖在很多时候只能二选其一，不改革则亡国不握权则江山易姓。最终清王朝选择宁亡一国不亡一姓，这必然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最后不光自己垮了台，而且还连带国家也失去了稳定改革的机遇，这不得不说是中国的不幸、历史的不幸。

致谢

本文完成过程中得到了李先明老师和同学们的鼎力相助，多亏有他们的鞭策和支持才让我在遇到困难挫折时能够不轻易放弃，我在此向他们表达衷心的感谢。同时还要感谢参考文献的原作者，如果不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本文难以顺利完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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