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们在变穷

我们在变穷

没错，我们在变穷！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经济学家们开始倾向于将所有课题都复杂化，仿佛不如此，就对不起自己读了那么长时间的学位一般。比如“钞票越来越不经花”是当下每个人都会挂在嘴边的感慨，但对于“钞票不经花”到了什么程度，却很少有人去做一个具体的估算。

在这里请大家一定要区分开两个概念——“生活水平”与“收入水平”。我们的生活水平在最近的20年里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一点没有人可以否认，我们用上了智能手机、液晶电视，甚至拥有了自己的汽车，但这些都是源于社会进步带来的生活成本下降。只有当面对一些稀缺性的社会资源时（如住房、教育），我们才会感受到自己的真实收入水平是多么的低下。

当然，有人会说感觉是会骗人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用数字来说话： 根据《1996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1996年上海全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0572元，而目前上海全市职工年平均工资则为71268元——20年间，上海的平均工资收入增长了7倍左右。但从1996年至2016年，我国的M2增加了近20倍！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上海，其职工年平均收入水平尚且如此，就更不要提其他地区了——我们收入增长的速度远远低于货币贬值的速度。

所以，请千万不要将手里的咖啡跟以前的健力宝做对比，来说明我们正走在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上。真实情况是，如果你在过去的20年里既没有下海经商赚到大钱，也没有在一、二线城市咬牙多买几套房子，那么你会尴尬的发现，你的银行存款余额的增加，将一直只具备数字上的意义而已。

第二篇：穷村怎样变牛村7.8

穷村怎样变“牛”村（走转改·一线调查）

本报记者 戴岚 袁振喜

《 人民日报 》（2013年07月08日06 版）

核心阅读

一个穷得吃不饱、选不出村委会、经常上访的村，四、五年以后，变成一个家家有楼有车，年收入千万、百万都不新鲜的村。这个变化的关键，正在于有匡国明、张士勋这样的基层干部。

说来让人哭笑不得，喀巴克克勒希村，这个65户、220人的小穷村，从2001年到2011年，10来年愣没选出过自己的村支书，大家斗来斗去，谁也不服谁，一选举，连个过半票的人也没有，所以村支书向来都是乡党委往下派。

越穷越斗，越斗越穷，这简直是铁律。巴里巴盖乡党委对着这个村直发愁，可还得硬着头皮想办法。

贫穷根源在哪里？

摸透情况、理顺思路，调查研究很重要

2008年，阿勒泰市村两委第七次换届，喀巴克克勒希村和往常一样，照旧选不出自己的书记和主任。这一次，乡党委派党委委员、武装部长张士勋来村任职。张士勋黑脸，大眼，体型粗壮，声音洪亮爱激动。

2009年1月，年轻的匡国明到巴里巴盖乡任书记，他个子高挑，白白净净，一身书卷气，讲话斯文有条理。

匡国明和张士勋，是个奇妙组合。但有个共同点，两人都不信邪，不相信这小村就发展不起来。他们不约而同，都想到要调查研究。张士勋挨家走，民情日记记了几大本。匡国明也几次三番在村里调查。渐渐地，他们搞清楚了状况。

其实，这村禀赋不错。它紧挨着216国道，交通便利。村里土地也不少，每人有15亩，全村近3000亩，周围还有大片的撂荒地。土壤虽有些盐碱，但经农业专家测土配方，其成分和气候非常适宜种瓜果。村里的人不团结，但有几个能人。这几个能人年轻，有想法，渴望致富。但致富的激情被一场豪赌浇灭了。

2001年左右，村里人结识了一个收甜瓜的河南老板，人种他收，当年村民瞿世超和王文喜就各种了20亩，收获了上万块。村民看在眼里，纷纷与这位老板签订单。2002年，种甜瓜400亩，又获丰收。随后，甜瓜种植面积越来越大。2005年，村里还派几个人去上海、广州进行考察，最终在广州的里水市场站稳了脚跟。

好日子似乎触手可及。2007年，村里的地全都是甜瓜，加上承包的撂荒地，全村共种下15000亩。可就在甜瓜的成熟时候，老天毫不留情地整整下了一周大雨，甜瓜全军覆没。押宝不中，喀巴克克勒希村再次一贫如洗，人心又乱了。

反复调查摸底之后，匡国明们理清了头绪：村民们都想富，但一没生产资金，二没有效思路，三不能对抗大风险。要兴旺致富，仅靠农户单打独斗，没戏，得主动介入，扶持引导。农业最主要的风险，说穿了就是小生产与大市场、家庭承包与规模化经营之间的矛盾。资金他们可以跑，思路他们可以找，关键是村里有能人，这很重要。如果能借助这几个能人，吸引大家成立合作社抱团发展，局面应该有所不同。

想清楚容易，做成功难。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发展关键在哪里？

“要做好服务，让能人先飞。你不是觉得你能吗，好，你去闯，我支持！”

2009年，匡国明跑到自治区农业厅，要来一个1300亩的标准化试验样板区的建设项目。先去找能人王文喜，愿不愿意接这个项目？王文喜30多岁，从安徽搬迁过来，黑、瘦、精明，从2000年开始，一直在种甜瓜。他不但擅长种，也擅长销，讲诚信，市场上认。匡国明派人去广州里水市场调查过，在那里，王文喜的脸就是招牌。

但王文喜不理这茬，“跟政府搞有啥好处？我原来觉得他们玩儿虚的多，哄骗欺负老百姓的也有，所以不想沾。”匡国明不气馁，请客，聊天，交朋友，最终说服王文喜种了100亩样板田。当年王文喜净收入8万块，十分开心。2010年，这个标准化试验样板区项目扩大到3000亩，主要由王文喜来种，当年净收益200多万元。从此，王文喜三句话不离匡书记，有什么想法都跟匡书记谈，匡书记说啥他都信服。

匡书记适时提出了进一步的想法：成立合作社吧，吸收更多的农户，创立自己的品牌，搞标准化农业大生产。

王文喜点头称是。村里、乡里立马去跑各种手续，一条龙服务。2011年4月，金和甜瓜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理事长为王文喜。当年吸收村里农户46户，他们分散种植，统一标准，统一销售。合作社聘有专门的技术员，具体指导各农户种植。

他们注册了自己的商标，“巴里巴盖”甜瓜，在自治区申请了绿色无公害和原产地认证，建立了自己的生产标准。

乡里帮他们争取到了自治区的农产品质量可追溯项目，甜瓜的种植信息在信息标签中一目了然。为了让他们不但能种、销，还能运、藏，乡里出面和邻居阿苇滩镇商谈，在216国道边上为合作社协调了50亩土地，又联系银行找贷款，跑工商、水利、交通、税务等各部门，总投资1000多万元，为合作社建了一个甜瓜交易市场，内建有交易平台、储藏库、保鲜库、办公楼等。

2011年，金和甜瓜合作社种植甜瓜6000余亩，在广州销售15000吨，王文喜获得1200万元的纯收入，入社农户获得几十万到上百万元不等的收入。

去年又是一场大雨。合作社在对抗农业风险上的力量显现了出来。这一年，金和和周边130户农民，以每亩2000元的保底价签订了3000亩甜瓜购销合同，加上合作社前置预防措施，不管雨怎么下，订单农户毫无损失。绝收风险，一去不复返了。

今年，金和合作社已辐射到3个乡镇、7个行政村，标准化种植甜瓜10000亩，长势良好。乡党委同意依托金和合作社成立乡产业党总支，全面协调周边乡镇的农户。除了广州的老市场，与北京物美、永辉、沃尔玛等也签订了10000吨甜瓜意向性订单。

如何引导才科学？

“干部，就要站得高、看得远，看到大家看不到的风险，并想办法解决，这样大家才信服你”

其实金和并不是村里成立最早的合作社，最早的是阿山草原养殖和惠农农业专业合作社。它们成立于2009年，理事长分别是村里的能人范巨财和付文利，阿山经营奶牛养殖、肉类深加工和育肥，惠农经营油葵脱壳、膜下滴灌设备等各种农资。成立最晚的是2011年4月由村民蒋涛任理事长的金鸣特禽养殖合作社，经营朗德鹅、野山鸡、鸵鸟、孔雀等特色禽类养殖、育雏。

喀巴克克勒希村的这4个合作社，主营各不相同，又能互相支持，之间有一种循环经济的隐约思路。这种布局也是匡国明、张士勋们深思熟虑过的，他们懂得以多样化分散风险，也懂得互相促进科学发展。

而所有这些合作社，无一不是在匡国明们的鼓励、“诱导”和所有手续全给跑的贴身服务下促成的。现在，村里的65户村民几乎都同时参加了这4个合作社，在每个社里都有不菲的收益。

2011年，这个村各合作社经济效益大爆发，总产值达到1.5个亿。村里老百姓年收入在30万以下的只有1户，其他达到千万、百万、大几十万，大家人心振奋。这个时候，匡国明们异常清醒。他们知道这个村子在现代农业之路上刚刚起步，依靠种植、养殖和初加工，产业链短，风险高，还很脆弱。

比如种甜瓜。老天爷不可能年年遂人愿，订单种瓜固然有保障，还须有万全之策。2011年丰收一过，匡国明带上人去了南疆，引进了瓜体套袋技术：透明、通风、可伸缩的袋子，在甜瓜麻纹未成之前套上，不影响光照和生长，但能防雨，防止雨水太大炸瓜、烂瓜。2012年，阿勒泰市委书记王仕斌批了80万元支持这项技术，金和合作社又配套了20万，投入100万元给甜瓜套上了袋。当年的连绵大雨没能对喀巴克克勒希伤筋动骨。

除了科学布局，前置预防，在对抗风险上，匡国明们还有更多的考虑，比如正在积极争取的农业保险，比如整合4个合作社建立合作社园区，还比如更长远的考量——拉长产业链，在种养和初加工之外，他们的目光放在农产品的深加工上，对此，他们已盘算许久，胸有成竹。

匡国明们，越来越令村民信服。几个能人，包括原来对政府有点成见的王文喜都争着抢着入了党。喀巴克克勒希村带动了周围一片村庄，并辐射到整个阿勒泰草原，远近闻名。现在，巴里巴盖乡有23家农牧民专业合作社，都是在党组织的引导服务下建成的。

2011年12月到2012年3月，喀巴克克勒希村进行换届选举。这一次，他们终于选出了自己的支书、村主任。

第三篇：时间在走 我们在变

时间在走 我们在变

-----我理解得了高中生的大学梦想，高中生无法理解我的高中天堂 从咿呀学语，背上书包去幼儿园开始，我们就开始接受“考大学”这个词，大学，犹如一个迷幻的梦，让我们去追逐。

按照中国的传统，老人们都认为只要考上大学就可以出人头地，青年一代的我们也多少渗入了这种思想。但这并不是我们认识的真正的大学。从初中三年到高中三年，除了我们自身的梦想，还有老师的鞭促，家长的期盼，更有来自亲戚朋友的关切，这让我们对大学充满了期待，为了能上一个大学，我们咬着牙坚持着，怀揣着这个梦，在自己当时所认为的煎熬中煎熬，想象着那些美好的大学生活，我们忍着。殊不知那些时光才是我们最珍贵的一段回忆。而当我们进入那所满意或不满意，但期待已久的大学时，新鲜感并没有持续多久，过段时间，我们心中便有些失望，这里并没有我们所期待的那些东西，没有几个人去关注你，别人也不会适应你，只有自己努力尝试去改变；没有那么多陪你疯陪你闹的哥们姐们，也没有 在高中，我们有来自家庭的压力，周围人的关注，都是我们身边周围的人或事，他们是我们奋斗的直接动力，这些直接动力，使得我们这些还未经人事的孩子有着明确的目标，为了实现它，努力做到最好。但进入大学，我们变了，犹如一根弹簧，在高中被紧紧挤压着，到了大学，一下子弹了回来，因为我们失去了来自周围的压力，进入大学，我们是在为自己长远的未来奋斗了，他是一段很长的路途，我们找不清自己的方向，尤其是那些对自己专业不感兴趣或者专业不好的同学来说，更是一片迷茫。家庭，社会等方面或许对自己的期待已经没有那么高，或者说自己已经不在意了，自己内心已感觉不到什么，彻底麻木了，一切都变得那么无所谓。我们就是缺乏对长远目标的认识，原本属于我们青少年的激情，变成了现在的颓废自弃，是我们在胡闹？还是源于教育的问题？

大学，有的人说是缩小的社会，肯定有一定的道理，有的人为了奖学金、为了一点小小的利益，会让自己变得那么冷漠，仿佛任何周围的事都与自己无关，或许人，就是为自己而活着吧，为了心中那一小片天地，背弃自己。

第四篇：商业银行突然变穷的把戏

商业银行突然变穷的把戏

2013年06月23日09:28 来源：21世纪网

历来财大气粗的商业银行，似乎在一夜之间突然“变穷”了。

6月5日以来，SHIBOR隔夜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节节攀升，6月8日达到创下近5年新高的9.58%，6月17日暂时回落到4.81%，6月19日再度提升至7.66%。同业拆借是商行间凭信用在市场上进行流动性周转，相比之下，用债券进行贴现回购，是时下银行同业更为普遍的缓解流动性手段。可是，用债券贴现融资成本同样剧增，银行间7天回购利率6月8日达到峰值7.84%，至今基本维持在7%左右的水平，远高于今年1至5月3.3%的平均水平。高企的利率指标充分说明，银行同业市场资金紧张，中国金融市场的绝对大佬商业银行，很缺钱。

究其原因，网上盛行的说法是热钱流出导致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枯竭。人民币汇率一度创下新高，外资投行则不断调低其升值预期。再加上美元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迹象，人民币汇率套利空间越来越小，未来热钱逃离中国很可能成为大趋势。但是，至少在目前这一趋势还未明显表现。5月的外汇占款增速的确大幅放缓，环比下降77.29%。然而这种波动更多是由于今年以来外汇占款异常激增造成，1至4月外汇占款增加15097亿元，而去年同期只有2301亿元，5月的增速下降只能看成是对之前放量增长的正常调整。用业界通行的残差法计算热钱，1至4月热钱流入12083亿元，而5月只不过流出109亿元，数据面似乎并不足以支撑看似合理的“热钱流出论”。

当然，热钱的度量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残差法引用外汇占款、贸易顺差、外商直投数据进行计算，算法本身有待商榷。但是，从另一角度，监管机构的行为却也映证了宏观流动性并没有多大问题。截止上周，今年央行在公开市场上净投放-2260亿人民币，一放一收，旨在对冲上半年外汇占款激增造成的资金宽松。即使是在银行流动性告急的6月，央行也只是不温不火的投放了2520亿资金，均属于正常的操作。从近期的央票发行情况看，央行有意继续维持原有的公开市场操作节奏。如果整个市场流动性告急，以维稳为第一要务的央行，似乎不应该如此淡定。由此，至少到目前，这次的流动性紧张并不存于整个宏观层面，而只是银行系统内部的问题。

监管的趋严或许是导致此次银行流动性危机的主要原因。商行应付流动性监管有两大利器，一是利用美元人民币利差，通过外汇贷款间接揽存。国内贸易商需要向国外供应商支付货款时，可以向商行或商行在香港的分支机构申请一笔美元贷款，只需在商行存入一笔等值人民币即可（参见笔者专栏文章《商业银行的揽储妙法》）。贸易商不仅可以获取存款利息收益，还可以通过商行提供的FDI业务，锁定远期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提前获取人民币汇率升值收益，实现无风险套利。商行如此揽存，自然十分有效。可是，由于境内的美元贷款极易结汇，从而形成外汇占款虚高，此种套利模式也逐渐成为近几年外资热钱流入中国的重要渠道。今年5月6日，外汇管理局发布通知，严格监管金融机构外汇头寸，中资商行的外 汇存贷比上限定为75%，监管起始日正是今年6月底。而根据万德数据，今年5月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7737亿美元，而存款只有4408亿美元，离监管目标相去甚远。重要的是，外汇局还加强了进出口企业货物贸易外汇收支管理，要求资金流与货物匹配，极大减少了企业的购汇套利机会。商行的外汇贷款揽存模式不再高效，又面临新的监管压力，流动性紧张就成为必然。

二是利用高收益的理财产品，“挪用”表外资金增加流动性。理财产品，特别是以债券为主要标的的理财产品，早已成为商行周转流动性的重要工具。银行理财在债券市场开设丙类账户，由于并不能在中央债券综合系统直接交易，丙类账户的监管一直较为宽松。这就给商行通过内部交易周转资金提供可能。商行先通过自营账户在市场上买入债券，当流动性审核期临近时，再高价将债券卖给理财账户，从而获取理财账户的表外资金。等到监管完成后，再把债券重新买回，并根据理财偿付要求控制资金规模。如此内部交易，商行即满足了监管的定期审核要求，也能实现理财产品的高收益，进而更多的吸引资金。为了进一步获取流动性的周转空间，银行引入资金池理财模式，即多种理财产品共享一个资金池，彼此投资、收益可以互补，这样进一步减小了理财产品兑付的流动性风险，也就为表外向表内的资金腾挪提供了更可靠的支持。可是，内部交易给非法利益输送提供了渠道，而资金池业务间接促使影子银行融资大行其道。今年3月，银监会下达“8号文”，要求理财产品必须与投资标的一一对应；而4、5月间，央行对债市颁布了一系列禁令，规定理财账户和自营账户不得彼此交易。愈来愈严格的监管，使得商行依靠理财产品缓解流动性的“妙招”功效不再。

与6月紧张流动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半年商行的贷款业务依然十分红火。16家上市银行1季度新增贷款2.37万亿，比去年同期高出38%。近几年，商业银行高超的盈利能力源于其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可这些看似繁荣的扩张背后是无数隐藏着的风险。正是商行回避监管的逐利动机，导致泡沫严重的房地产行业，依然能通过影子银行源源不断的获取资金；导致外资热钱利用商行揽存，通过经常性账户肆无忌惮的投机中国。一旦泡沫破碎，热钱退出，再无限风光的盈利能力，也终将成为隔日黄花。

好在监管机构及时出台了严厉的防控措施，商行必须在短期内应对流动性问题，并重新审视自己的业务扩展策略。从此，挥金如土的大亨或许要变成善于持家的主妇，精打细算、节俭度日，以更为审慎的态度、更为严谨的投资，回报储户对商行的无限信任。

第五篇：时间流逝 我们在变

时间流逝

我们在变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变了.少了份无忧,多了分忧虑.少了份天真,多了分烦恼.少了份稚嫩,多了份成熟.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变了.美好的年代了,已经过去,变的不在属于我们.回想起曾经,我们做过了太多的错事,走了太多的弯路.我们总在后悔,可是我们回不去了,纯真的年代已经远去.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变了.没有了年少的轻狂，把遇到的挫折困难都当成一种人生的阅历，试着去包容，试着去忍耐.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变了

身边的朋友因为种种联系渐渐的变少,使我们变得越来越孤单,孤独.变得寂寞,变得是少言寡语,最后只有一个可怜的单身背影.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变了.当我们被社会上无形的压力压的喘不过气的时候，我们渴望曾经的那份爱，渴望每天下课了以后能有个人陪着一起吃饭，一起去图书馆，我们需要一个人来为我们分担一些东西。

我们在一条伟大的航路上，我们需要有人为我们鼓劲，也许我们偶尔累到会想放弃，可是当我们想到身边还有一个让我们牵挂的人，深吸一口气，继续向前走，我相信总有一个能够停靠的彼岸。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变了.我们在变,不在以前的我们,变得变得让自己越来越陌生,变的忧虑 ,变得烦恼 变得成熟,变得.........时间在流逝,只要时间的流逝不会停止,我们的变就不会停止.我们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