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孔孟及儒家文化简介

孔孟及儒家文化简介

孔孟及儒家文化简介

一、孔子及其思想

1、孔子其人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廪)与“乘田”(管放牧牛羊)。虽然生活贫苦，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他善于取法他人，曾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学无常师，好学不厌，乡人也赞他“博学”。

2、孔子的核心思想

孔子的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仁”的基本含义是“仁爱”。孔子所谓的“仁”是以维护宗法血缘关系的孝悌为基础，以维护贵族等级关系为原则的。他说：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在政治方面，孔子主张复“礼”，推行礼治和德治。他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在教育上，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他说：

“自行束惰，吾未尝无诲焉。”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在哲学方面，孔子提倡中庸之道。他说：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3、孔子弟子简介

颜回——鲁国人，字子渊，小孔子三十岁，最为孔子钟爱，并一再褒奖之：“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冉求——鲁国人，字子有，小孔子二十九岁。是鲁国权臣季氏之管家。有才艺，以政事闻名。

仲由——国藉不详，字子路，小孔子九岁。好勇力，性亢直，曾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之，子路于是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然后来仍多直言，顶撞孔子，是孔门痴儿。孔子容而爱之。以政事闻名。后死于卫国之乱，被砍作肉酱。孔子大恸，为之不食肉糜。

端木赐——字子贡，卫国人。口才极好，可是孔子却对他青眼有加。齐相田常伐鲁，鲁子命之出使救鲁。子贡去齐国，吴国，越国和晋国转了一圈，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竟做下了桩天大的事业，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一使而动五国之政。子贡又精通经济，善做生意，银子挣得哗哗的。每次出使，车仆之盛，拟于王侯，又仗着孔门高徒的名份，与诸侯相抗礼。儒学之昌盛，子贡大声势大排场的宣传功不可没。

卜商——字子夏，卫国人。小孔子四十四岁。孔子说“商始可以言《诗》已矣。”鼓励他要做“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孔子死后，于西河行教。治学严谨，敢于怀疑经史之谬误。曾听人说史志曰：“晋师伐秦，三豕渡河。”子夏说：“‘三豕’应该是‘己亥’之笔误。”读史志者问诸晋史，果然是“己亥”之误。于是名重天下，卫人以之为圣。魏文侯师事之而谘国政。

曾点——字子皙，曾参之父，就是拿着大棒差点把孝顺儿子打死的那位。孔子曾使诸弟子各言其志，独称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潇洒。可是谁想象得到，就是这位高蹈脱俗之人，竟因为一棵瓜秧子差点要了儿子的命!

曾参——字子舆，南武城人。小孔子四十六岁。为人极孝。

“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之久之。有顷，乃苏，欣然而起，进于曾皙曰：“向也参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闻之，知其体康也。”

原宪——字子思，宋国人。小孔子三十六岁。清静守节，安贫乐道。孔子死后，退隐草泽中。子贡为卫相，摆着大排场去看他，见其衣冠褴缕，耻之，说：“夫子居然乐于过这种生活，真是有病!”原宪答道：“我听说，没钱花是贫穷，辛辛苦苦学了道却不去行道，才是有病。像我，是贫穷，而不是有病。”子贡大惭，为轻易说错了话而后悔了一辈子。

公冶长——字子长，齐国人。大肚量，能忍人所不能忍之耻辱。孔子说：“长可妻也”。把他招作了自己的女婿。

颜由——字子路，颜回的父亲，父子俩共师孔子。

公西赤——字子华，鲁国人。小孔子四十二岁。束带立朝，娴宾主之仪。曾言其志说：“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4、孔子名言

学而时习之

敏于事而慎于言，讷于言而敏于行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小不忍则乱大谋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二、孟子及其思想

1、孟子其人：

孟子(前385年？-前304年？)名轲，字子舆，鲁国邹(今山东邹城)人。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儒家代表人物。

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从鲁国迁居到邹国。孟母将其抚养成人，孟母教子甚严，其“迁地教子”、“三断机杼”等教子故事，成为千古美谈，《三字经》里有“昔孟母，择邻处”之说。

孟子师承子思，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2、孟子的核心思想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像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

“以己及人”的推恩思想”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

亲亲——仁民——爱物

孟子所谓的“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3、孟子的名言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人皆可以为尧舜。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尽信书，不如无书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心，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三、儒家文化之拓展阅读

季氏将伐颛臾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

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四、儒家文化中的几个常识

“四书五经”：四书——《大学》《论语》《中庸》《孟子》

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

“六艺”——《诗经》《尚书》《礼记》《易经》《乐》《春秋》

“三纲五常”：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五常——仁、义、礼、智、信

“三从四德”：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五、学习练习

(一)请阅读下边的文段，进行恰当的断句，并将它翻译成现代汉语：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二)根据你对孔孟的了解，说说你心目中的孔子或孟子，或就儒家文化谈谈你的看法。

附参考答案：

(一)断句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翻译：孟子对齐宣王说：“如果大王的一个臣子要到遥远的楚国去，将他的妻子儿女托付给他的朋友照料。可是等他回来时，却发现自己的妻子儿女正在挨饿受冻，他应该怎么办?”齐宣王回答说：“跟这个朋友断交。”孟子接着说：“如果长官管理不好属下，怎么办?”齐宣王说：“撤换他。”孟子又说：“全国都没有得到治理，怎么办?”齐王扭头看看左右，说起别的事来。

(二)略作文推荐

从边缘起飞 高三(1)黄若青

临走的时候，我们想为姐弟三人照几张照片。

姐姐刘静有点不好意思，她低下头想了一会儿，摆出一个双手叉腰的造型。这是明星画报上常有的姿势。我们记起刘静在刚刚的采访中提到，她的梦想是当歌星。

轮到二姐刘小玉的时候，她说要好好构思一下造型。弟弟等不及了，冲到镜头前摆好了一个类似于奥特曼的潇洒POSE。

这时候小玉站到土房台阶的边缘，她要跳下这几级台阶。“一定要拍到我在空中的样子。”小玉一再叮嘱我们这两个“摄影师”，“我想看看飞起来是什么样的。”

我为小玉这话中的诚挚所打动。我回身望望姐弟三人同爷爷奶奶居住的那间低矮的土房，那种沉默的土黄色带着一丝卑微驻立在夏日的田野中。姐弟三人却告诉我们他们喜欢自己的家，喜欢房梁上晒干的玉米，喜欢那张蒙着塑料布以挡风雨的老床。爸爸妈妈外出打工已经三年没有回家，这三年来，他们寄回来的钱也仅仅只够交出姐弟三人的学费。

“你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问。

“到北京上大学。在城市里给爸爸妈妈买一座大房子。”小玉很认真地告诉我们。

这就是一个小女孩的梦想。即使这个梦想的起点隐藏在土房投下的阴影之中，即使这个梦想只是一粒小小的种子，我相信，它会发芽，会长成一棵坚强的大树。

因为这个女孩已经站在了生活的边缘。雏鹰就是这样学会飞翔的。没有一次次从悬崖边缘勇敢地起飞，没有一次次疾速坠落之后的奋起，它就永远不会练就足够坚韧的翅膀。

我的脑海中又现出了小玉从土房边缘“飞起”的身影。我的摄影技术不好，我镜头中的小玉的身影已经模糊，和她身后的土房融合为那样沉默的土黄色。不，我突然觉得，那不是沉默、卑微的颜色，那是生命中也许苦涩，却最厚重的基石。它筑起的不是平台高楼，而是悬崖，而是梦想起飞的边缘。[评语]

社会中总有一群人，是“边缘人”。他们处在经济地位的边缘，也处在文化地位的边缘，甚而在社会地位和人格地位上，都处于“边缘”状态。本文小作者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样一个社会现实，显示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也通过文章散发出了人性的光辉。“边缘人”，从边缘起飞。这个边缘，是土房前的台阶的边缘，也是社会的边缘，他们要付出比“中心人”多得多的努力和代价。但是，作者同时又看到，正是这个“边缘”，这是边缘前的断崖，才使得这些边缘的同龄人显得更加积极，更加乐观，更加努力，更加向上，更加快乐。(指导教师：黄春)

第二篇：儒家文化

1）儒家的礼仪有什么作用？孔子所说的礼乐文明，其内涵是什么 2)儒表法里是什么意思？

3)你认为汉武帝的治理理念有什么优点？如果有不足之处，你认为主要是什么地方的不足？

儒家的礼仪有什么作用？孔子所说的礼乐文明，其内涵是什么？

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在汉初，当时的主流思想是道家思想，所谓黄老道行无为之治。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的根本。鉴于秦朝苛政的覆灭，统治阶层意识到仁政对于维持王朝稳定统治的必要性，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死三百馀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君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术，作为独尊儒术的基础学说。在汉朝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岗五常”等政策

在构建和谐企业的过程中，应当发挥儒家礼乐文化的积极作用。儒家礼乐文化的基本精神是“贵和”，可以用来增加企业内部的凝聚力。礼乐文化中秩序、责任、差异、融合的思想，有助于形成企业内部和谐的人际关系。

构建和谐企业，关键是要处理好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构建和谐企业除了要借鉴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的经验以外，还必须重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形成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企业文化。儒家文化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庞大体系，其中礼乐文化对于构建和谐企业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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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贵和”是“礼乐文化”的基本精神 孔子一言以蔽之：“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礼乐文化的应用，以和谐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上》）小到一个家庭，大至一个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和睦是生存的依据、发展的根本、制胜得法宝。

中国古代是宗法家族社会，一个宗族内部的人们，共同参加祭祀自己祖先的礼仪，具有加强宗族团聚，增强凝聚力的目的。由家族向外推演，就逐渐可以将这种家族内部的亲情伦理，应用于国家的组织和管理。如《礼记·大传》载：“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严宗庙。严宗庙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礼乐文化使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可以获得实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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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礼乐文化增加企业的凝聚力

古代儒家提倡“以礼为国”，孔子说：“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今天我们则是用礼来治企业，就是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儒家礼文化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宗法家族内部的团结，今天我们将礼文化的精神用于企业文化建设，根本目的则是为了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

增加凝聚力首先要做到“仁者爱人”。儒家礼乐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仁爱”，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毋庸讳言，当代企业中的人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劳资关系，人与人之间并不是真正的亲属关系。但是要想建设和谐企业，企业家要先要对企业的全体员工抱有一份“爱心”，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精神对待全体员工，员工才会将企业看成自己的家，并为这个家不遗余力。

儒家的礼乐文化主要依靠教化来推行，孟子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教，民爱之。”（《孟子·公孙丑上》）将儒家礼乐文化的“亲亲”精神应用于企业文化建设，使企业形成一种家庭式的温馨气氛，最有利于企业凝聚力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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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将劳资关系融入礼乐文化

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古代成为国家的政治哲学，还在于儒家敢于正视现实，针对社会根本性的矛盾提出解决的办法。古代社会存在由于身份、等级、财富所形成的差异，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回避这些矛盾，空谈“兼爱”、“平等”于事无补。儒家礼文化所以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在于其“以亲亲率尊尊”的合理设计，将社会的差异融合与亲情伦理之中。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论语·学而》）“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论语·子罕》）

在儒家看来，社会上的尊卑差等关系，就是家庭内部血缘关系的自然延伸。在家里要服从父母，尊敬兄长，到了社会上就会服从君主，尊敬官长。而儒家的各种礼乐仪式，无不贯穿着肯定差等的“尊尊”精神。

儒家礼乐文化中尊卑有等、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伦理规范，有助于形成企业内部人际之间的和谐关系。如果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理解为统治与反抗的关系，那就没有办法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通过礼乐文化的熏陶，在员工中培养起遵守制度，服从领导的文化氛围，解决好公司内部上下、左右的组织关系，建立横向联系和垂直指挥系统。长幼有序的精神，既是对老职工经验的尊敬与继承，也是对他们劳动贡献的肯定，更是对青年职工的激励。男女有别的精神有助保护女职工的利益，防止性骚扰或性侵害事件的发生。儒表法里是什么意思？

“儒表法里”是指在表面上承认多元共同体权威（皇权、族权、父权、绅权），而实际上独尊一元化的大共同体；讲的是性善论，信的却是性恶论；口头的伦理中心主义，实际的权力中心主义；表面上是吏的儒化而实质上是儒的吏化。在社会组织上，则表面上崇尚大家族而实际效果类似“民有二男不分异者信其赋”。当时的奉行黄老思想的汲黯就曾当面揭穿武帝。“为多欲而外施仁义”，实际上是“儒表法里”。

法家和儒家历来争论很大。儒家推崇“王道”，法家向往“霸道”。儒家认为法家严刑峻法，急功近利，法家认为儒家迂腐可笑，纸上谈兵。孔孟两个人周游于列国，希望国王相信并推行他们的“仁义之道”来治国，可是各国国王都觉得他们的方法好归好，就是太慢，等不及，他们更愿意用法家思想，他们认为法家思想见效快，重实际。

秦朝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例子，在秦始皇之前几百年他们就开始用法家思想来治国了。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用五张羊皮买了奴隶百里羊，开始变法。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重农重兵，很快秦国开始富强起来。秦始皇更是任用韩非子的同学李斯为相，把韩非子的思想作为治国思想，很快便实现了统一六国的伟大事业。

但是治理国家和夺取政权是两回事。夺取政权的时候可以急功近利，但是治理国家的时候取需要长治久安啊。可惜秦始皇不懂得这个道理，在他取得天下的时候，继续实施法家道路，继续严刑峻法，结果这么强盛的一个国家，一个一举扫平六国统一天下的国家，14年之后，就被两个农民率先揭起的起义给推翻了。

刘邦取天下之后，儒生陆贾劝告他说：“乃公天下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深以为然，借鉴秦灭国的教训，废弃严刑峻法，采用简单的法律；采用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黄老之道，形成了王霸兼用的治国方针。到了汉武帝的时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开始了中国2000年儒法兼用、儒道兼修的治国策略。

儒为法本指的是法律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如果仔细研究过去的刑法，其实的确它们是以礼教为基础的，是为了维护礼教而建立的法律。法助儒威指的是法律是扶持道德的具体手段。黑格尔说过这样的话：“在中国……国家法律的一部分是民事的敕令，一部分是道德的规定……道德被当作立法的条例，而法律本身也具有一种伦理的形态。”

给我们在企业管理上的启示也是关于“情理法”的讨论。我们不能一味强调“法”，却忘了“情”，法和情应该左右互补。与此对应的有两种领导方式：“为之君”和“为之亲”。与此同样的逻辑，不能在领导上一味用“君”之道，却忘了“亲”之道，“君”和“亲”应该双手互博。在领导力模型的时候，我们会仔细研究领导力中的“君”和“亲”。

你认为汉武帝的治理理念有什么优点？如果有不足之处，你认为主要是什么地方的不足？

汉武帝治理理念

政治上；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春秋大一统。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办太学。

 经济上；货币官铸，盐铁专营，限制富商大贾。

1)．经济增长，国力增强。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之后，汉帝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武帝初年，仅仅登录在册的官马就有四十多万匹，一改高祖时期无马可用的窘境。人口增加到3500多万，较汉初，膨胀近6倍。汉帝国的实力大大增强。

2)．随着汉帝国长时间的和平安定和轻徭薄赋，人民对刘氏皇族的统治产生了较强的认同感，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已经形成。而边疆与中央的差距逐步缩小，也使得边疆对于中央的向心力增强，中央加强对地方控制的时机已经成熟。

 3.汉武帝时期，除宫廷礼仪更加复杂之外，在其它方面也进行了神化皇权的礼仪活动，如：

（1）汉武帝元封元年三月，封禅泰山，祝告天地，表示自己受命于天； （2）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开始使用年号，表示皇帝个人与国家休戚相关；

（3）颁布由国家制定的历法来指导全国进行农业生产

4.重用董仲舒等一批儒生，而后设立经学研究，规定选拔人才，必须是儒生，而道家、法家等学派的思想必须依附于儒学，才能进入官场，发挥治国作用。这样就可以以儒家所倡导的“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来约束官吏甚至所有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言论。

 5，（1）接受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酌金”策略，逐步削弱和翦除诸侯国；

（2）设置“内相”，夺取丞相的权力； （3）接受桑弘羊的建议，实行“平准”、“均输”等政策，打击囤积居奇的富商；

（4）在数个郡之上设置州，其长官是一个只有报告权、无决策权和固定治所且官阶低于郡守，这样中央加强对地方的监控，又不会形成地方做大，反抗中央；

（5）将盐、铁、酒收归官营，也不容许诸侯国私铸钱币；

1，虽然景帝时期镇压了吴楚七国之乱，但是各同姓诸侯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还是很大。而武帝要加强皇帝对中央，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就与外戚和同姓诸侯国产生了矛盾

2，由于汉初的宽松治理，导致兼并日剧，财产特别是土地大量集中于地方豪强手中，这些豪强凭借自己的力量隐蔽人口，逃避税收，甚至干预地方政治。同时一些富商也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扰乱物价，对国家政治经济已经带来的严重的损害。

.在对朝廷和地方的统治权和全国的经济权分别集中之后，汉武帝开始增加赋税，随后组建强大的军队，进行了三次对匈奴的大规模反击战，最终把匈奴赶入了大漠深处。

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中，以儒家为首的经典著作和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奠定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其中的治国安邦、民族精神、立人处事、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经验智慧，在今天仍有其生命力，值得我们来发扬光大。不可否认，这些经典著作、思想学说带有明显的时代和阶级烙印，但我们可以以科学的态度汲取精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主干，它经长期的整理加工、丰富发展，早已成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比较严密、完整的文化体系，对我国古代各民族的道德生活实践，产生过无比深远的影响。儒家所确立的道德规范，曾长期成为我国人民调解人与人相互关系的重要原则。而且在现今也深刻的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风格。

第三篇：儒家文化

我与大人之道

我天生就是一个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人，“对于儒家文化”既熟悉又陌生，现实生活中我们无时无刻不与“儒家文化”打交道：“礼、义、廉、耻、仁、爱、忠、孝”是最基本的做人道理。但我又对之知之甚少，因而也充满了好奇，选这门课程可以说是一个求知者对知识的一种渴望的追求吧！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可以说是包罗万象，里面有许许多多奇异的东西：有现实的物质，又有很抽象的理论，从人生的降临到死亡，从新事物的诞生到灭亡，她都有概括。而“儒家文化”之所以能五千年兴而不衰，之所以能保持生命力，就在于它探讨的是一些永恒的问题。从古到今人们总是能从“儒家文化”中挖掘出对国家和个人生存和发展指导意义：儒家文化所传授给我们的道理，可以给我们以启迪，促使我们去探讨和思索一些客观的实际存在的社会性问题、个人所遇到的社会和日常生活中诸多很难解决的问题，从而帮助我们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进而以有效的方式去解决现实中遇到和出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

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主流价值观。“礼、义、廉、耻、仁、爱、忠、孝”的儒家思想基本价值观，它们一直是指导绝大部分中国人日常行为的基本意识规则。中华民族礼貌友善、温良忠厚和认真刻苦的气质，也是在儒家的教化下逐渐形成的。也正是因为“儒家文化”的存在，中国自古到今被誉为“礼仪之帮”。

张老师讲课自有他的一套，时时刻刻体现着一种谦虚，或者是羞涩吧。也许从老子开始，每一个有着渊博知识的人在给他的学生授课时都是抱着一种谦虚和谨慎吧！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是一个钻研“儒家文化”的学者在孜孜不倦的过程中所熏陶出来的一种修养吧！一个人能把他所学的知识在自己身上体现出来，可以说是一种境界，或者用老师的“儒”字三态学术说是到了“气态”的境界，至少是“液态”。他不仅将儒家文化“引导自己”，而且还将儒家文化用来“指导言行”——他自己的学生，包括他自己。“欲让他人为之，必己先为之”这也许是儒家文化传播者的为师之道了。

作为一个儒家文化学者，他创立的“儒”字三态学说，可以说是对事物的高度概括总结，它涵盖了物质的起源到灭亡再到起源的全部时期，人从诞生到求知为人，生老病死。就像太极八卦的阴阳相互转化一样，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可生阳阳可生阴。人诞生于气态，先有气息，再到液态，生出血液、体液，然后到固态，骨肉皮筋爪，形成婴儿。在倒回来，由固态的婴儿，依靠自己，立足现在，在老师的指导下过渡到液态，准备过河：下水、下海，去闯荡社会，开创自己的事业，最终到达最高态——气态，建功立业、成人！

从婴儿的呱呱坠地到成人的建功立业，人的出世入世，学习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而儒家文化注重教导人的自身修养，要与身边的人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对待长辈要尊敬讲礼貌。朋友之间真诚守信用，“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做人有自知之明，尽份内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统治者要仁政爱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对待其他人要

博爱，“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对待上司要忠诚，“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对待父母亲属要孝顺，“父母在，不远游”。“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提倡人要到达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境界，即就是儒家文化所提倡的“礼、义、廉、耻、仁、爱、忠、孝”的儒家思想基本价值观。

然而儒家文化教我们的不仅仅是学会做人的“礼、义、廉、耻、仁、爱、忠、孝”的基本价值观。它还指导人们如何去看待生活，如何处世、处事。人要有“乐”的旷达：“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举杯邀友共饮黄河之水天上来。人要有“信”独立：“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他人笑我太疯狂，我笑他人看不穿”。人要有“学”的谦虚： “学然后知不足！”；“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人要有 “志”的抱负：艰苦努力，矢志不移，向自己的理想前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中华的崛起而读书”。

学以致用才是真正的学者，学不只要在课本上学，还要在生活中学，在社会上学所理解、感悟，强化自己的身心素质。让自己在学习、生活中加深体会，验证自己的能力，并决定自己的人生发展方向和进取目标。建功立业，以己之学授人以渔，太极无形而运用之于有形，此也算是一种境界了。

学者之路漫漫，成人难，成大人更难。儒家之大，大家之儒，二者兼得可谓之“儒家之道”！大人也！

课程评价：

《儒家文化与生命系统潜能开发》这门课程在大学教育中还是具有很大价值的，它不但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传播，使更多的人感触到了儒家博大精深，更深一步来说，它是对中国优良传统的发扬，同时，人们将在学习中学到怎样去做人，做事，从而是人获益！

第四篇：孔孟思想

《论语》的主要内容及思想

《论语》共分二十篇，每篇由若干章节组成，篇名因每篇篇首字句而命名，并无特殊意义。如首篇《学而篇》，取篇首“学而时习之”的“学而”命名；次篇《为政篇》，取篇首“为政以德”的“为政”命名。二十篇中，除《乡党篇》集中记载孔子的日常生活，从侧面反映孔子的为人；《微子篇》记载孔子及古代圣贤在仕途中的选择与进退；《子张篇》记载孔子的几位著名弟子子张、子夏、子游、子贡等的言行；《尧日篇》记载尧、舜、禹三代的善政和孔子关于治理国家事务的基本要求外，其余十六篇均无统一明确的主题，并且篇与篇之间、章与章之间也无内在联系。但为了相对全面地了解孔子的思想体系，我们必须对其所反映的主要内容做简单的归纳梳理。

1、《论语》思想体系的核心“仁”

“仁”在《论语》思想体系中是最高的理论范畴，也是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其基本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1）孔子认为“仁人”应当具备五种品德：“恭、宽、信、敏、惠”（《阳货篇》），即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

“仁”是为人的最高准则，仁人要勇于牺牲自己的利益，对别人无所要求。孔子以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出发，提出仁者“爱人”，“克已复礼为仁。”（《颜渊篇》）“爱人”是仁的第一要义，是仁的实践中的理论基础。“爱人”就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为此，孔子还提出：“克已复礼为仁”，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克制个人欲望，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当时的伦理道德规范，从而能正确处理人际关系。

（2）从恢复和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的目的出发，提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学而篇》）

“孝”即爱自己的父母，“悌”即爱自己的兄弟和家族的同辈，然后广泛地爱其他一般的人，这是对“仁”进一步作出的补充。强调实行仁德必须从“孝悌”开始。

（3）从道德修养着眼，提出“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篇》）“仁者安仁”是说仁是一种高尚的道德，真正具有仁德的人，他的仁德要建立于内心信念的基础上。

（4）从道德完成，坚持真理着眼，提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篇》）作为仁者，必须勇敢地实践仁，坚持仁，要经得住考验，甚至不惜为此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论语》中“仁”与“礼”是紧密结合的，要彻底地研究“仁”，就必须研究“仁”与“礼”的关系。

“礼”，是我国古代的社会行为规范、仪式的总称。它的内容包括：制度(指官制)、刑法、仪文(指各种仪式和车服、器具的文饰)、伦理、道德规范等。

“仁”与“礼”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仁是“核”，礼是“表”。孔子认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篇》）礼与乐都是外在的表现，而仁则是人们内心的道德情感和要求，没有仁德的人，根本谈不上什么礼、乐的问题。

（2）仁是内容，礼是形式。所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篇》）也就是说不合于礼的不要看，不合于礼的不要听，不合于礼的不要说，不合于礼的 不要做。并且，礼早已有之，要尽量遵循。“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卫灵公篇》）即历法要遵行夏历，所乘之车按照殷代的样式，戴帽要戴周代的礼帽，娱乐当奏是舜时的《韶》乐。

（3）仁是统帅方面，而礼是被统帅方面，仁是改造方面，礼是被改造方面。

孔子着力强调了“礼”作为行为规范，对建构道德品质的“仁”，将起到重要作用，指出遵“礼”是学习和培养“仁”的重要途径。他曾评论“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公治长篇》）臧文仲在当时被人们称为“智者”，但他竟然不顾周礼的规定，修建了藏龟的大屋子，装饰成天子宗庙的式样，这在孔子看来就是“越礼”之举了。所以，孔子指责他“不仁”、“不智”。在孔子看来“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也就是说，君子通过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并且用礼来约束自己，才可以不离经叛道，实现“仁”的要求。

2、《论语》的政治思想

《论语》的政治思想，基本点是贯彻“仁者爱人”这个总的纲领的。其内容主要为，统治者要关心人民，减轻剥削，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统治者要以身作则，克制私欲，遵守国家法令和社会准则；要减轻刑罚，加强对人民的教育。

（1）关于仁德政治的思想：

第一，为政以德，关心人民。这主要表现在爱惜民力，减轻剥削，施惠于民。“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篇》）“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尧曰篇》）

第二，克已正身，以身作则。孔子强调国家统治集团，从君主到一般官吏，要克制私欲，恪守礼法，为人民作出榜样。“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篇》）。在孔子看来，要使政权巩固，要使统治者能得到人民大众的拥护，最根本的、最能长久起作用的办法，就是以德服人，以德治国。因此，统治者必须以德修身。孔子认为，作为统治者，道德修养的目的，不光是为自己，而是“修己以安百姓。”（《宪问篇》）

第三，“齐之以礼”，重在教育。孔子认为对待人民，教育为主，刑罚为辅。为政不能不用刑罚，但可以通过教育，减少刑罚的使用。“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篇》）

（2）关于举贤任能的思想：

孔子不但强调仁德政治，而且认为仁德政治的实现，还必须依靠贤人，即依靠德才兼备的人才。他曾打比方说“犁牛为之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棒舍诸？”（《雍也篇》）意思是耕牛产下的牛犊长着红色的毛，角也长得整齐端正，人们虽想不用它做祭品，但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作为统治者来讲，选拔重用人才，不能只看出身而抛弃贤才，必须突破门第界限，选拔出身贫寒而又很有才德的人作政府官吏，反映了举贤才的思想和反对任人唯亲的政治主张。同时，孔子提出选拔贤能是“民服”的重要条件，强调管理人才不要总是揪住小过错不放，必须“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篇》）并且“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颜渊篇》）通过选拔正直的人，罢黜邪恶的人，从而使邪者归正。

3、《论语》的伦理思想

（1）认识天命伦理在社会中的作用 孔子重视对现实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的研究，而对一切与现实较远的自然宇宙或鬼神问题，则采取不加深究的办法。对鬼神“敬而远之”，对鬼神问题“存而不论”。对祭祀也不否定，但也不采取宗教的狂热态度；只是把工作重点放在人事，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篇》）“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篇》）同时，也要承认命定论，尽人事，知天命。孔子指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篇》），认为人的生死富贵都是由命运决定的。孔子承认命定论，又提出“知命”，认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尧曰篇》）

（2）认识名分以及人伦纲常的重要作用

孔子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子路篇》）孔子的正名，就是从原两周政治结构(亦即宗法等级结构)的观点出发，来纠正当时政治领域中天子、诸侯、大夫这一等级序列中名实不符的情况，以保持他所希望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篇》）的政治稳定秩序。其目的是希望在保持旧的政治结构的前提下，在相对安定、和平的社会条件下，进行封建性的社会变革，从而达到天下的统一。这就是所谓的“王道一统”。

（3）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

仁，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的总原则，也是一种伦理道德规范，包括“忠、孝、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廉、耻、勇”等。孔子认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篇》），但这种“忠”是有条件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篇》），并非“愚忠”。孔子所谈论的“忠”，更多的是指交友、择友、待友的方法，即“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篇》）。此外，“孝”即“无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为政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篇》），“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卫灵公篇》），“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子路篇》），“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罕篇》）等，都是“仁”的思想在处理不同的伦理关系的具体体现。

4、《论语》的教育思想

（1）“有教无类”与“诲人不倦”

孔子认为人不分类别，不分阶级出身，都应有受教育的权利，“有教无类”（《卫灵公篇》）。在教育实践中，孔于还提出了—个影响深远的原则，即“诲人不倦”（《述而篇》）。孔子曾经认为很难与互乡（一个地方）的人沟通，但互乡的一个童子却受到了孔子的接见，学生们对此都感到迷惑不解。孔子解释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述而篇》），意思是“我是肯定他的进步，不是肯定他的倒退。人家改正了错误以求进步，我们应该肯定他改正错误，不要死抓住他的过去不放。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孔子“有教无类”和“诲人不倦”的教育思想。

（2）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孔子提出做人要重视全面发展，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篇》）即立志要高远，根据在于德，凭借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不努力学习知识，那就会有缺点，甚至犯错误；他还经常和学生探讨诗文，认为“不学诗，无以言”（《季氏篇》），借此培养学生的审美情操。（3）联系实际，因材施教

孔子主张联系学生实际，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特点采取适当的教学方法。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篇》）他很注意对自己弟子的观察了解，诸如“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雍也篇》），并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办事畏怯，所以要鼓励他；子路胆大过人，所以要故意抑制他，即“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篇》）

（4）启发诱导，循序渐进

孔子在教学中，不使用灌注式，而充分使用启发式。“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篇》）孔子认识到要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首先要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乐于学习。孔子特别重视学生在学习中的思维积极状态，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篇》）（5）慎言慎行，学以致用

孔子的教育方针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篇》）他经常向学生灌输“读书”与“从政”互为依存、相互补充的思想。他曾鼓励学生漆雕开去做官，但漆雕开认为“吾斯之未能信。”（《公治长篇》）即对自己做官这件事还没有信心，自认为尚未达到“学而优”的程度，要继续学礼，晚点做官，所以孔子听后很高兴。学诗时，孔子也要求学生把诗的思想运用到指导政治活动之中，否则“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篇》）意思是说，把《诗》三百篇背得很熟，让他处理政务，却不会办事；让他当外交使节，不能独立地办交涉；背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呢？

5、《论语》的学习思想（1）学习态度上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治长篇》），要“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述而篇》），并且认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篇》），就是说读书人要立志于追求道义、真理，要专心致志，不要为个人吃穿等生活俗事所拖累。甚至要有“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篇》）的精神。

（2）学习方法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篇》）“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篇》）与此同时，孔子还特别强调思学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篇》）要求人们把学习积累和钻研思考相结合，不能偏废。学习上还要精益求精，如诗经所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学而篇》），反对一知半解，浅尝辄止。

6、《论语》的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可以说是孔子“仁”的方法论，是其思想的最高层次，主要有：

（1）“过犹不及”思想。所谓过犹不及，就是讲过头和“不及”一样有害，处理—切事情既要反对过大，也要反对“不及”。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政治上，提倡“居敬而行简”，但又反对“居简而行简”；经济上，提倡“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文艺上，提倡“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道德伦理上、反对“以德报怨”，提倡“以直报怨”；教育上，提倡学思不可偏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2）和而不同思想。所谓和，就是矛盾对立面或各种不同因素的和谐结合。所谓同，就是人为地取消矛盾对立面的差异，或人为地去掉各种不同的因素，而强求简单的同—。这种思想，政治上，强调缓和矛盾，既要求人们不“犯上作乱”，又要求统治者克制私欲；强调 君臣之间交换意见，臣子对君主要“勿欺也，而犯之”。经济上，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孟子》的主要思想

孟子生于战国时代，诸侯黯武，政治腐败，民生疾苦，社会紊乱。再加上处士横议，异端并起，信伪驰骋。孟子眼见圣道衰微，正途塞蔽，于是在继承孔子“德治思想”的基础上，宣扬“仁政学说”。他首先主张人性本善，欲以此拯救人心之陷溺。进而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希望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孟子的思想学说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尤其对宋明理学影响巨大。宋以后，孟子学说与孔子思想并称为“孔孟之道”。

（一）“性善”学说 “性善”学说是孟子全部思想的基础。他认为人性本质，同具“善端”。譬如说：一个无知的幼儿，将要掉到水井里去 , 不论什么人看到了，都会产生“怵惕恻隐”之心；这种“怵惕恻隐”之心完全出于天性，没有其他任何因素掺杂其中, 这就是所谓的“不忍人之心”，也就是“善端”。因此孟子说：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告子上》），并且“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这就是著名的“四端”学说，也是孟子对其“性善”论的最直接的表述。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非有外铄于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这种与生俱来的善性，是“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他比喻道：“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上》）

孟子在强调人性本善之同时，认为人之所以会有不善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外界影响。他说：“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告子上》）二是人自身是否有向善的主观愿望，他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离娄上》）；“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尽心上》）他还认为，一个人如果不愿意向善，那就是“自暴”、“自弃”、“自贼”。

为了使人的“善性”能够保存和扩展，孟子提出了一系列修身养性的方法，如：

1、存心养性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尽心下》）孟子以为，人性既然有善端就必须加以存养，否则极易为后天之物欲所断丧。

2、顺性而为

“子能顺祀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祀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祀柳而以为桮棬, 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告子上》)孟子以“祀柳”（柳树）编制成“桮棬”（器具）为喻 ,质问告子：人性就像祀柳，仁义就像桮棬，你是顺着祀柳的性状编制呢？还是破坏其性状而为呢？借此论证只有顺着性之本然，才可以成为善人。

3、扩充善端

“凡有四端于我者，皆知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上》)孟子认为，人性之善端，犹如萌蘖初生，极为细弱，存养固然重要，但若不能扩充，则徒然存养也无济于事。因此，推己及人才是呵护“善端”的正确途径，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

4、舍生取义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告子上》)孟子认为，为了保持“善端”，一切惟义是从，至其终极，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

（二）“仁政”思想 孟子从其性善论出发，提出了他的“仁政”、“王道”政治学说。他指出，“仁政”源于“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由此，提出如下“为政”主张。

1、民贵君轻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他认为，一个国家组成的要素最重要的莫过于人民，有人民才有国家，有国家才有君主，所以人民最为尊贵。当齐宣王问孟子对“臣弑其君”的看法时，孟子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在那个君权至上的年代，有如此民本思想，足见孟子思想之开明，见识之卓越。

2、保民而王

孟子既然主张“民为贵”, 那么一切政治措施，都应该以“保民”为首务。倘若能够做到“保民而王”,则天下“莫之能御”。而保民之实，就是要使人民生活富足；富足之道，则在于“制民之产”，使其“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梁惠王上》）至于赋税，在郊门内不是井田的，采取“什一，去关市之征”（《滕文公下》）；在郊门外井田制度中，“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即八家共耕的公田收入即作为赋税。人民有了恒产，生活安定了，还要进一步“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梁惠王上》)使百姓明人伦，知礼让。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实现社会安定，天下太平。

3、因袭先王

孟子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离娄上》)孟子认为，只有遵循先王的法则治理国家，人民才能蒙受恩浑。所谓先王，指的是尧、舜、禹、汤、文、武, 历代圣王所实施的典章制度，正是他们从事经世济民之政治经验的结晶，顺之而行，治理国家便能达到完善的境界。与此相反，“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离娄上》)

4、尊贤使能

孟子曰“惟仁者宜在高位”(《离娄上》)，又曰“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尽心下》)他认为“仁者”应当被提拔到“高位”，而“尊贤使能”关系到国力之强大；他还主张“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尽心上》），“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公孙丑下》），即要罗致贤能之士，国君首失必须忘掉自己的权势，而且必须对贤能之士致敬尽礼，否则贤能之士不会为之所用。大多贤能之士有其气骨，不会为权势所屈，所以国君不仅要对他致敬尽礼，还得要优遇重用之。

5、反对战争

孟子的政治思想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所以坚决反对一切攻城掠地的残酷战争。孟子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豁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公孙丑下》)他认为，为政者要想统治天下，绝不是靠着兵革的坚利，而是要获得民心的支持。如果昏庸无道，失去人民的支持，乃至亲戚都叛离他，即使兵革再坚利也是无用的。并且，孟子最厌恶那些自以为善于战阵的人，也最不喜欢那些自谓能为君主开疆辟土，充实府库，能为君主结交盟国，战无不克的人。孟子曰“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尽心下》)又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告子下》)如此鲜明的态度可以看出孟子是极力反对武力和战争的。

（三）教育思想

和孔子一样，孟子是伟大的教育家。在“性善学说”中，孟子主张人性皆有善端，仁、义、礼、智都根植于心，所以教育也要顺着人的本性，使“善端”自动扩充，从而到达圣贤的境界。这样便能达到教育的目的。因此，孟子的教育主张有:

1、循序渐进 孟子曰：“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闲而不用，则茅塞之矣。”(《尽心下》)他认为学习就如走山间的小路一样，不断地行走使用，自然就会成为一条大路；倘若隔一段时间不走, 茅草就又会把它塞起来了。他还用宋国人“揠苗助长”的生动比喻，告诫学生学习的过程一定不要急功近利，否则徒劳无益。只有一步一个脚印，循序渐进，长期不懈，德业才能日进有功。

2、教有准则 孟子提倡教育必须要遵循一定的准则。他打比方说：“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告子上》)意思是：羿教人射箭，总是期望把弓拉满，学的人也总是期望把弓拉满；高明的工匠教人手艺必定依照一定的规矩，学的人也就必定依照一定的规矩。彀和规矩都代表一种抵达目标的准则，教育也应当如此讲究原则。并且教育的准则一旦确立，就不要因人而异。孟子说：“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尽心上》标准既定，就不宜因学者的能力不足而降低，道有定体，教有定法，只要师者“中道而立”，做好示范，有能力的人就会自然而然地效仿他，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

3、学贵质疑

在孟子的教育理念中，教有定法，但学贵质疑。他有一句名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心下》）就是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轻信、不盲从，应该通过积极的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进而发表独立的见解。

4、环境造人

孟子认为，环境对人的教育影响巨大。除了我们熟悉的“孟母三迁”外，他对因出身和生活环境的不同，而导致人的善良的本性会被扭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告子上》）富岁收成好，青年人因为富裕而变得游手好闲；凶年收成坏，青年人因为穷困而变得残暴，这都是环境造成的变化。他还进一步用播种五谷作比喻：撒的种子一样，播的方法一样，种的时间也一样，但是到了收成的时候，收获量却是不一样的。这是由于土地的肥沃程度、雨露的滋润程度、耕作的勤劳程度都不一样的缘故。人的教育亦是如此，外界的力量影响巨大。但同时，孟子也认为困逆的环境塑造人才，往往有德行、有才智的人都成长在忧患之中。“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人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告子下》)这段熟悉的文字告诉我们：艰苦的环境能够激励斗志，激发潜能。环境的改变，无论对个人的进德修业，还是对国家的兴衰存亡，都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孟子》一书还体现出主张中用，不偏不倚，羞恶明耻，责己恕人等行为哲学。总之，作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孟子思想对于人心之振靡、国家之治乱、社稷之兴衰都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倘能多加了解，相信无论律己治学，还是经世济民，都将受益匪浅。

第五篇：孔孟对比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

内容提要：孔子孟子同为圣人，但精神人格却不尽相同，孔子温文尔雅，孟子血性刚烈。孔子的风格适用于官场职场，孟子的精神适用于内在修养。结论：继承孟子遗产应当坚持“内孟外孔”。

（1）只有扬弃孟子精神人格，才能将其发扬光大。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气质性格，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既以后天习得为主，也受遗传基因的先天影响。孟子后裔有两点与始祖密不可分。其一，血管里流动着孟子的热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物质无限可分，基因代代相传，无论经过多少次重组与整合，孟子的基因在其后裔的身体里永远像一江春水那样剪切不断；其二，举凡孟子后裔，无论是否识字，都会真心向往孟子的精神人格，自愿接受孟子思想文化的熏陶。前者归为基因影响，后者化入后天习得，久而久之，孟子的的精气神，渐次充盈在每个孟子后裔身心之中，成为无形的孟家族徽。

然而，自然地接受孟子的基因遗传和后天影响，不如自觉地扬弃孟子的精神人格，更能把始祖的宝贵遗产发扬光大。如何扬弃和发扬光大，值得广大宗亲深入思考和研究，现将我对孔孟思想比较研究的断想写在下面，就教于大方之家，并以期引起讨论。

（2）孟子是儒学的传人和“终结”者。

据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春秋以降，儒者宗师仲尼。战国时期，儒学一分为八，其中主要有两派，一是孟子出子思一系传道，二是荀子出子夏一系传经，而后学多以孟子的传道派为正宗。孟子之少也，其舍近墓，后孟母迁其舍至市旁，再迁至学宫之侧。孟子嬉戏乃设俎豆，揖让进退。及长乃学六艺，卒成大儒之名。唐代鸿儒韩愈断言：儒学之道始于孔子，传于孟子，其后不得传。窃以为此言不虚。

孟子是世人公认的孔子之后最大的儒家学者。他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那么孟子所“私淑”的“诸人”是何许人呢？《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汉书.艺文志》本注则说孟子是“子思弟子”。有人以为《汉书.艺文志》是对的，《史记》错在“门”字之后衍一“人”字。而据考证和推论，即使子思活到八十岁，距孟子出生还有三十多年，孟子不可能直接受业于子思。孔子去世后，儒学歧路亡羊，邹鲁学者大多只对孔子学说中的“礼容末节”感兴趣，而“不见其大”者；只有子思“上探本与天道，下及经纶天下之大经”，继承弘大了孔子学说。孟子受其影响而进一步发扬光大，使儒学面目一新。可见子思是孟子所私淑的诸人中对他影响最大的。除子思外，他还研究借鉴了许多其他学者的言论和学说，所以才说“私淑诸人”。

（3）孟子为弘扬和发展孔子学说做出了重大贡献。

孟子做为亚圣和儒家学派的第二把手，其思想和学说主要渊源于孔子，并为弘扬和发展孔子学说做出了两个最大贡献：其一，在儒家思想传统中，辟斥“异端”，弘扬儒道，历来被视作儒者的天职，不如此则不足以成为圣人的门徒。而能够立于儒家道统之本位，视当时充斥天下的杨朱墨翟之言为“违戾正道”之“异端”力加辟斥者，始於孟子。其二，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孔子认为仁是人的最高德性。但孔子论仁，往往就事论事，随问而答，缺乏集中而详尽的论述。综观孔子对仁的界定，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爱人”，二是“克己复礼”，二者各有应用的范围，前者是以仁待人，后者是以仁律己，二者合起来涵盖了人类道德生活的全部范围。然而，仁从何来？人为什么必须以仁待人和律己？这些问题，孔子并没有作出回答，更深层面的理论论证，基本是由孟子完成的。孟子提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并从心、性、仁三者的关系上对仁进行了论证，视仁为人心的本质属性和人性的基本内容，从而解决了仁的来源和根据问题，把孔子的仁学推进到心性论的深度和本体论的高度，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儒学大师朱熹评价说：“孟子发明四端，乃孔子所未发。人只道孟子有辟杨墨之功，殊不知他就仁心上发明大功如此。”（见《朱子语类》卷五十三）

（4）孟子精神人格英气逼人，气贯长虹。

宋儒评价孟子“有英气”。孟子那种以个体人格为中心的倨傲风范，那种“说大人，则藐之”的狂狷人格，那种“圣人与我同类，万物皆备于我”的主体意识，那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那种“民贵君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万古流芳的豪言，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确实英气逼人，气贯长虹！若将古语“儒侠同源”比之孟子，亦可谓信矣哉！

孟子英气逼人，英气迷人，确是难能可贵的大好事，但好事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转化成坏事。优点与缺点常常是一体两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真理再向前走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误，优点和长处用得不是地方就会变成缺点和短处，遭遇麻烦。孟子的“三不主义”，他的“冻死迎风站，饿死挺肚皮”精神，以之砺志则可，用来指导处世就要作分析。换言之，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做事（包括说话）如果也要这样做，那就难免到处碰壁。

以孟子本人为例试析之。

孟子出道之时，正是“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皆以图存获利为目的的时代；能言善辩的游说之士，仅凭口舌之辩，即可一夜富贵。当其时也，策士如云，无不投人所好，比较著名的就有公孙衍、陈轸、苏代、苏厉、甘茂、淳于髡、鲁仲连、范雎、郭隗、公孙龙、虞卿、蔡泽、姚贾等一大批人。他们各持一说，到处游说，而且大都投机取巧，随机应变，苏秦、张仪者流更是朝秦暮楚，纵横捭阖，先后博得六国相印。先是，商鞅曾以帝道、王道游说秦孝公不成，然后即以霸道——“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耳”，于是商鞅受到秦国重用。商鞅入秦时孟子约十一二 岁，商鞅被杀时，孟子三十四五岁。春秋无义战，战国战无义。孟子目睹连年战乱，痛心疾首，在痛苦的探索中形成了以王政而不以战争安邦治国、统一天下的学说和主张，年逾五十开始游说梁惠王，指望惠王推行其道。然而惠王不能用，三年后孟子离梁返邹入齐，五十四五岁做了齐国的客卿（客卿是给外籍官员的封号），后以母丧归葬于鲁，鲁不能用，复入齐。齐攻占燕国，孟子建议齐王见好就收，为燕国立一傀儡君主而后撤出，齐王以为此议不妥，未予采纳。不到两年齐军就遭到燕人的反抗；各诸侯国也怕齐国因此而更加强大，纷纷反对齐国吞并燕国，齐军在各国压力和燕人反抗之下败退撤回。为此，齐宣王自觉既没面子，又愧对孟子，孟子也觉得再呆下去很没趣，在花甲之年辞官离齐，返邹，过宋，为滕制井田。然滕国地域偏狭，终不能有大作为，遂告老还乡，与弟子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胸怀大志，才华横溢，却怀才不遇，不受赏识，在哪个国家都没呆上三年。何耶？除“陈义既高，不为时主所悦，又以道自重，不肯下人”外，也与其言行充满狂狷之气关系极大，是“故难进易退，所至之国，未尝有所终三年焉”！孟子的狂狷人格之不受欢迎，可以从他与孔子的对照中得到说明。

（5）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二圣学说同中有异。

孟子学说源出孔子，又与孔子学说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正如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进入同一河流，两个人就更不可能；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也不会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

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他认为志士仁人应当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成全仁德，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而孟子则在孔子“仁”学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义”的学说，所谓孔曰杀身成仁，孟曰舍生取义是也。仁和义有同也有异：“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仁者爱人，义者助人；仁者博爱（泛爱众），义者广利；仁是尚慈，行仁需要“奉献爱心”；义是豪举，守义需要“见义勇为”，拿来出勇敢精神。孟子的“义”，凝聚着广利天下的高尚情操和政治理想，他把“义”看得比生命还要珍贵，他坚持正义的信念“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因此，虽然“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认为，有“义”在胸，即可成为奉行“三不主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6）孔子温良恭让，孟子血性刚烈，二圣气质区别明显。

孔子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不同的环境，应该拿出什么表情、什么动作、什么语言，都是一丝不苟，准确而稳妥。据《论语》一书记载：孔子在本乡之地，显得温和恭敬，就像不会说话一样。但他在宗庙里、朝廷上，却很善于言辞，只是说得比较谨慎而已。他同下大夫说话，温和而快乐；同上大夫说话，正直而公正；在国君面前，他又表现出恭敬不安的样子，并且仪态适中。国君召他去接待宾客，他的脸色会立即庄重起来，脚步也快起来，向和他站在一起的人作揖，手向左或向右作揖，衣服前后摆动，整齐不乱。他快步走的时候，像鸟儿展开双翅一样。宾客走后，他还要向君主回报说：“客人已经不再回头看了。” 孔子走进朝廷的大门时，总是显出一副谨慎而恭敬的样子，好像那里没有他的容身之地。站，他不站在门的中间；走，他也不踩门坎。经过国君的座位时，他的脸色会立刻庄重起来，脚步也随之加快，说话时好像中气不足一样。当他提起衣服下摆向堂上走的时候，就表现出恭敬谨慎的样子，屏住气息，好像不喘气似的。退出来时，走下了台阶，脸色才舒展开来，显出怡然自得的样子。走完了台阶，又快快地向前走几步，姿态仍像鸟儿展翅一样。回到自己的位置，还表现出恭敬不安的样子。孔子出使别的诸侯国时，手持圭片，恭敬谨慎，像是举不起来的样子。向上举时好像在作揖，放在下面时好像是给人递东西。脸色庄重得像战栗的样子，步子很小，好像沿着一条直线往前走。在举行赠送礼物的仪式时，他显得和颜悦色。和国君举行私下会见的时候，心情更是轻松愉快。

孟子的言谈举止则是谦柔不足，刚强有余，他是一位“抗上”之人。第一，孟子主张君臣关系应以道义为基础，如果君主无道，臣民不仅可以抛弃之，甚至可以推翻之诛灭之。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加犬马，则臣视君如同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是向君主要平等，简直无疑于与虎谋皮；第二，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公然把老百姓置于帝王之上。这样的观点，即使在今天的世界上，也未必能有通约性，何况那个时代！第三，孟子与君主谈话，常常话题尖锐，口气咄咄逼人，他向齐宣王问话时，直问得对方无言以对，只能“顾左右而言他”，转头去看其他大臣们，扯些别的话题。这样的下级，会受青睐吗？第四，君主召见孔子时，孔子不等马车驾好就动身出发了。而孟子却反其道而行之，有一次他正要去见齐王，不料齐王派人对他说：“我本该来看望你的，但是我有怕冷的毛病，不能吹风。明天早晨，我将临朝听政，不知你是否肯来让我见一见？”孟子却回答说：“我不幸生了病，不能到朝廷上去。” 其实那天他并没有病。套用一句俏皮嗑：上级说有病就有病，没病也有病；你没病说有病，有病也没病。啊，君主说自己有病你不高兴，让你去见他一面，你却说自己也有病，这不是成心吗！第五，他给别人出主意，别人照他的话去做却丢了官，这样的事也是有的。孟子对一个叫蚔蛙的齐国大臣说：你请求担任法官，已经几个月了，还不可以进谏吗？ 蚔蛙向齐王进谏而不被采纳，便辞官而去。齐国有人议论说：“孟子替蚔蛙出的主意倒是很好了，他怎么为自己考虑，就不知道了。”第六，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孟子却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跟大人物谈话要藐视他，别把他高高在上的样子放在眼里！呵呵，你不把他放在眼里，他怎么能把乌纱放在你头上啊！

（7）孔子讲究实际，孟子过于清高。

“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三个月没有君主任命孔子做官，孔子就会遑遑不可终日，每次出境都要随时带上送给其他国君的见面礼。孔子甚至说过：“富而可求之，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如果富贵是可求的，那么即使是给人执鞭的下等差事，我也愿意去做。而孟子却不同，他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他还拿古人说事儿，说君子“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他提出，君子即使出仕，也不可以“钻穴”，不可以“穿”，不可以“诡遇”，不可以“枉尺直寻”，不可以“逆取顺守”。直到无官可做回乡养老时，弟子问他擅长什么，他还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令人在钦佩之余，不免想起一句名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8）孔子中庸，孟子狂狷。

尽管孔子也说过对待父母之仇要“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这样具有阳刚之气的话，但总体来说，“仲尼不为已甚者”，强调“过犹不及”，中庸之道把握得很好。他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孔子深知“事君数斯辱矣”的道理，所以对君主吃人肉也不置一词。晋文公继位以前曾被迫害，到处流亡，没有吃的，介子推就割自己的肉给他吃。孔子曾赞扬晋文公的政绩，可从没有谴责过晋文公吃人肉。孔子重视修身齐家，不过，他也坚持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很是精明，有时他还把伦理放在法制之上，主张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孔子在人际交往上也很善于动脑筋，特别注意方式方法，他与阳货的交往就很能说明问题。阳货是鲁国一个奸臣，也是孔子的宿敌，他总想和孔子见面套近乎，但孔子始终不愿见他。有一天他去见孔子没有见到，就留下一只火腿送给孔子，给孔了出了一道难题。因为按当时的礼节，孔子收到有这样身份之人的礼物，必须回拜才行。孔子把这件事处理得非常巧妙，他先让学生去搞情报，打听到阳货不在家这一天去回拜。后来出了差子，他没有料到会在路上遇到阳货。阳货是个大政客，他连续提出两个问题让孔子回答，然后又对孔子耍花腔，说，日月每天不停地运转，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人也一天天走向衰老，等年龄大了，想救世救国，精力就不够了，岁月不可能永远停在年轻阶段的。逼得孔子终于说出真话：是啊，我马上就要出来做官了！

鲁昭公娶同姓女子为夫人，违反了礼的规定，而孔子却说他懂礼。此事说明孔子是故意为鲁昭公袒护，即“为尊者讳”。孔子一贯以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为最高原则，所以难免自相矛盾。事后，他还自嘲一样地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这说明他自己也明白偏袒鲁昭公是个过错。

还有一件事，更有意味，那就是孟子曾津津乐道的孔子离鲁之事。孟子说：“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以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孔子在鲁国当司寇不被信任，跟随鲁君去祭祀，连祭过的烤肉也没按规矩送来。于是孔子离开鲁国。不了解孔子的人以为他是为了几块烤肉而闹情绪，了解他的人以为他是由于鲁国君相无礼才出走；只有孔子自己清楚，他是为了不暴露君相的过错，宁可让自己带上一点小罪名离开鲁国。瞧，孔子为上级想得多么周到！

与孔子相比，孟子就大不相同了。梁启超在论及孟子时谈到：孟子以为人所以能宏道者，由其有良知良能，故言性善。此善性当务自得而有诸己，故言存养。此善性当博极其量，故言扩充。其教人在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故与曾子一派专务致谨于容貌辞色之间者有异，与子夏一派专讲进退应对之节传章句之文者亦有异，其示人入道之途有二：曰狂，曰狷。狂者进取，故勇于自任，以圣人为必可学，以天下事为必可为；狷者有所不为，故尚名节峻崖岸，不屑不洁，终未尝枉道以循乎人也。狂狷各得中道之一体，合之即成中道。不狂不狷而欲自托于中道，则为言善行恶、媚世贼德之乡愿而已。凡《孟子》书中教人以发扬志气坚信自力者，皆狂者之言也；凡《孟子》书中教人以砥厉廉隅峻守名节者，皆狷者之言也。故学孟子之学，从狂狷入焉可耳。

狂狷是孟子的重要精神人格特点，在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上，孟子充分体现了他的狂狷品格。

一、他贬斥君主：“不仁哉，梁惠王也！”

二、他责备大将。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意思是说，不经过训练就让老百姓上战场，这不是让他们去送死吗？慎子勃然不悦，马上打断孟子的话，说：我搞不懂你什么意思。

三、与人交谈时单刀直入，不留情面。魏国的相国、水利专家白圭对他夸耀自己的治水本领比得过大禹，他就当即反驳说：“你说错了。大禹治水是把四海当作大水沟，你是把邻国当作大水沟，洪水都流到别国去了，你怎么能与大禹相比呢？你错了。”

四、他恃“礼”傲物。齐国大臣公行子的长子死了，齐王的宠臣王子敖去吊孝，刚一进门，在场者就纷纷和王子敖攀谈，但孟子却无动于衷。王子敖很不高兴，说：“只有孟子不和我说话，这是故意怠慢我。”孟子知道后，说：“我是按礼节行事”。五，他树敌太多，认为“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一杆子打倒一船人。

六、他收了人家的礼品却不回谢：孟子“处于平陆，储子为相，以币交，受之而不报。”理由是储子没有亲自到平陆去看望他，“礼仪配不上礼品，等于没有送礼”。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9）孔子循循循善诱，孟子往往抬杠。

孔子教导弟子，回答提问，也有严厉的时候，如樊迟问稼一节。但他通常常是循循善诱，和风细雨，此类事迹，《论语》、《孔子家语》等典籍中都有很记载。

而孟子有时对学生的态度就显得不近人情。一次，孟子的学生乐正子到齐国，因为没有马上安顿好，未能当天去看孟子。第二天当乐正子去见孟子时，孟子很不高兴，乐正子赶紧解释，说昨天没有及时到老师那里，是因为住所尚未落实好。可孟子一点也不宽容，继续责问：“你难道听说过，一定要住所找好了才来求见长辈吗?”乐正子只好向孟子承认“这个我有过错”。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孟子一直揪住不放，对师道尊严的维护，超过了对学生的宽厚和关心。

孟子有时回答问题还喜欢抬杠。任国有个人问孟子的学生屋连：礼和饮食男女哪个重要？屋连说，礼重要。那人又问：如果以礼求食就得饿死，以礼求妻就得不到老婆，而不以礼行事这二者都可以得到，那是不是一定要以礼行事呢？屋连答不上来，去问孟子。孟子讲了一篇道理后，说：“你去问他：扭伤哥哥的胳膊就可以得到食物，跳墙去搂东邻的女孩子就可以得到老婆，不这样做就什么也得不到，那你会这样做吗？”像这样极而言之地回答回答问题，实际上并非以理服人。

（10）孔子懂得潇洒，孟子倾向苦行。

《论语》记载：子路、曾点、冉有、公西华陪孔子闲坐，孔子让他们分别谈谈自己的志向。子路说可以治理千乘之国，冉有说可以治理六七十里的小国，公西华说愿意学做赞成礼人，而曾点则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有人说，曾点的话是用这个比方表达他的政治方略，可我觉得不太像哦！

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韶》乐是当时流行于贵族当中的古乐。孔子对音乐很有研究，音乐鉴赏能力也很强，他听了《韶》乐以后，在很长时间内品尝不出肉的滋味，欣赏古乐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

孔子在饮食上也有很高的标准，粮食不嫌舂得精，鱼和肉不嫌切得细。粮食陈旧和变味了，鱼和肉腐烂了，不吃。食物的颜色变了，不吃。气味变了，不吃。烹调不当，不吃。不时新的东西，不吃。肉切得不方正，不吃。佐料放得不适当，不吃。席上的肉虽多，但吃的量不超过米面的量。只有酒没有限制，但不喝醉。从市上买来的肉干和酒，不吃。每餐必须有姜，但也不多吃。他跟学生要的学费是束修，也就是腊肉吧，孔子后裔如果开饭馆，应当把腊肉列入家常菜。

孟子则强调“君子远庖厨”，很少谈到他的饮食爱好。如果非要说说孟子喜欢什么食物，那大概只能举出鱼和熊掌来。他还是一位苦行僧主义者，主张欲当大任者，“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11）孔孟之别海了去了，恕不一一赘举。

结论：孟子的精神人格是孟子后裔必须紧记在心，时刻用来约束自己立身做人的无价瑰宝，一定要世代相传，不可丢失；但是人在职场、官场，却不可不借鉴孔子温良恭让风范。一句话：弘扬孟子精神，一定要对孔孟思想兼蓄并收，坚持“内孟外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