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改革开放以来家庭收入与消费水平变迁的调查报告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课 程 实 践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收入消费变化调查

学生：李鑫

学号：20086985 学院：重庆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班级：化学工程与工艺2008级6班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收入消费变化调查

重庆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2008级3班 李鑫

经过坚持不懈的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公认。同时应当看到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和即将发生的深刻变化，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各种各样的、大量的矛盾甚至会集中出现，如今关键的焦点问题还是主要放在了解决农村发展和改善农民生活环境以及提高生活水平，缩短与城市发展的距离，从原始的农业大国到现代的以科技发展为主题的新新国家转变需要很漫长的过程，而提高接近8亿农民的生活问题一直是难以解决的瓶颈，所以能否合理解决农民相关问题将决定着中国社会能否进入一个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的轨道。

于是，为了调查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家庭收入与消费水平的变迁，这次暑假我对自己家乡周边比较熟悉的完全以务农为生活开支来源的四户人家作了访谈和调查，并让他们家庭的主要成员填写了调查问卷。如下是此次调查的情况：

调查地区是西部地区农村：4户家庭的家庭成员数量为5到6人，家庭成员中家长最高的为高中学历，普遍都是初中辍学或者小学文化水平，除开四人外出打工其他人完全以种地种菜为生，年龄在31至67之间。其中主要是靠祖辈和父辈务农增加收入，子辈基本都还在读书，经济来源完全由家庭支撑。

照这样的家庭组合来看，他们即使下了岗，也是有机会找到工作的。可是我的家乡工业比较落后，自90年代企业体制大改革以来经济就更加萧条了，这类下岗人群不容易找到轻松的工作，无非是在服务业或是私人企业里打工，且工资较低。男士中最高收入的也顶多一千，最低的为三百；女士则仅有三四百，这些家庭为子女筹集学费是比较困难的。而那唯独的一户农民家庭中收入也仅靠男主人一人，收入为八百，家中还有两个正在读书的小孩。这很明显的反映出当今下岗家庭和农民家庭的生活状况不是很好。由于当地政府无力承担失业人员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收入结构变迁这一项的调查中低保失业与养老金这一项没有确数。结合我自己家庭情况而言，我的父母都是下岗工人，单位与工人协定，下岗之后可以买断工龄按工龄长短换取一些补偿金；一般的下岗工人当然选择拿点现金解决家庭生计问题。我的父亲还未卖断工龄，这样在他退休之后每个月还能够领取到够维持生活用的养老金，不过在退休之前每个月得缴纳经费，这也是不小的负担。家庭收入结构变迁中的工资与奖金在这20年中每十年都会有所增加，但是幅度不大，家庭月收入平均为79-89年500元，90-99年1100元，2000-2005年有的增加有的减少；家庭收入结构变迁中的其他项中，这些家庭中除了一户有些收入外，其余四户收入为零。

此次调查使我对下岗失业人群的态度由同情深化为不平与关心。我所调查的地区属于革命老区，既然这里的人民为国家浴血奋战过，辛苦劳动做过贡献，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的今天，这里的人民还是生活的这样艰辛。福建的闽南沿海地区发展是省内最快的，可以说整个省的经济就是那些地区支撑起来的。福建经济在全国排名第六，2004年上半年，全国31个省（区、市）中，人均收入最高的五省中福建就名列第五，为5879元；但是这些绝大部分归功于沿海地区。相比之下，革命老区的发展之慢，人民生活水平之差是有目共睹的，也令人着急。

但是这里的人民还是生性乐观，吃苦耐劳的。在调查中反映，被调查者普遍认为二十年来家庭收入较快；对现有家庭收入满意的1人，一般的3人，不满意的1人，对社会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看法是2人认为较公平，2人认为不公平，1人不确定。

他们的家庭收入都不大高，但是访谈中他们所流露出的那种祥和与希望的神情，以及平时和这些家庭的来往接触中，我能深深的感受到“人穷志不穷”这句话的深刻内涵！他们自己过着清贫的日子，但是家长即使自己省吃俭用也会让子女安心读书，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家长的苦心，也反映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全民思想的进步。这从他们的家庭各项消费中教育的支出仅次于食物的比重就能看出，而且自79年到2005年，每10年教育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重都会迅猛增长。其中一户家庭的教育消费调查数据显示，1979-1989、1990-1999和2000-2005三个阶段教育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重依次为10%，20%，65%，而期间的食物所占比例为88%，63%，25%。2000-2005年间教育支出已是食物支出的3倍！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千真万确，因为这家中一个孩子在自读本科，还有一个孩子在读大学！这户家庭中穿、通讯、医疗方面支出极少，而娱乐及其他几乎为零。再看其余4户，食物支出比重还是高于教育支出。这五户家庭的消费占收入的比例也是逐年提高，现今已占了总收入的百分之八九十。这和物价的上涨有关，但是侧面也能反映了人民的消费意识的增强，来看看以下的有关每户调查家庭中耐用消费品数量的数据：彩电一般自九十年代以来就会有一台，价格在一千到两千不等；洗衣机不是很普及，只有两户有；电话自90年代开始都有装，手机一般是2000年以后有使用。这些下岗家庭中均负担不起冰箱、空调、家用电脑、家用汽车这类价格高昂，使用时耗电耗钱多的高级消费品。而只有两户家庭拥有卫生间抽水马桶，其中有一户拥有2个。

综合他们对近二十年家庭收入与消费变迁的看法与意见，反映的有以下几点：

1、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家庭收入与消费都稳步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只是安全与稳定因素不够理想，生活水平是提高了，健康与平安水平反而降低了。

2、消费增长给下岗家庭带来了沉重负担，这些家庭失去固定收入，加之年龄偏大，社会难以就业，适应不了生存。对于日后疾病保健，社会养老保险，子女继续求学深造所缴纳的学费，都是沉重的负担。

3、收入增长不及消费增长物价上涨的快，仅靠少许储蓄，用于意外事件，不能适应现代消费开销，尤其是医疗疾病，建新房，将来子女上学。

4、近二十年家庭收入不够消费支出，劳动所得与收入不公平，物价飞涨，百姓叫苦。

5、有些人的消费观开始放得开，对大型电器的消费更有一定的需求。但是一般的工人阶级还是没有自己的房子，属于真正的无产阶级。那些住房贷款、提前消费的词在他们那简直是没敢想过的。

由此反映出的四个人民最为关心的问题：

1、九亿农民基本没有医疗保障 农民有“三怕”一怕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发展没底数；二怕老，老了没人管；三怕得病，缺医少药看病难。不少农民最后都死在家里。为什么？看不起病。小病扛、大病拖，实在不行就往家里拖，是许多农民的真实状况。现在医院的条件越来越好，收费也越来越高，一天的药费就是半年的庄稼钱。许多农村的医保几乎空白，得了绝症只好在家等死，生和死都不用出门。真的很想替那些农民家庭问问，看病为什么就这样贵，医保何时保到他们？

2、教育产业化让穷孩子读不起书 年年高招，年年有考上大学却因缴不起学费而无缘读书的凄凉报道。不要提内地欠发达地区，不要提广大乡村，更不要提“老少边贫”，就是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富庶地区，家庭经济建设稍未跟上时代步伐的市民，孩子考上大学也是一件让整个家庭布满愁云惨雾的“大喜事”。据现在的调查，大学生的家庭来源愈来愈集中，来自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学生越来越少，严格地说，没有。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当然很复杂，但高校畸形的高收费是一个最直接、最看得到的过滤器，将所有贫困家庭的孩子挡在了外面。

3、下岗职工：可有可无的失业保险 按照官方的估算，失业人数大约为550—600万人左右。而众多学者在研究失业问题时实际上往往还有另外三种口径：其一，是在政府发布的失业率上加上企业下岗职工，即再加上650万人左右；其二，是在第二种口径的基础上再加上现有企业的冗员，目前各方面对企业冗员的估计在1500—3000万人左右；其三，是再加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即每年3000万人左右。按照1999年条例规定，建立失业保险基金，用人单位按照工资额2％缴费，个人按照工资的1％缴费。失业金按照缴费时间计发，贡献多者标准高些，享受待遇时间长些。但是，在失业保障的力度方面，有的学者认为目前我们对失业提供的保障还过小，制度承受力不够。

4、社会福利严重落后。用GDP衡量经济发展是有缺陷的，比如经济发展的同时，伴随著贫富差距的扩大、政府的迅速腐败，生态环境的急剧破坏等等，所以发展经济学后来就慢慢的衰落了。早在90年代中期，已经有人意识到用GDP不能衡量社会发展。在中国用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至少带来很多问题比如GDP不能衡量社会福利的增长。社会福利以养老金来说，现在全国很多退休工人领不到养老金，全国总工会早在1996年就做过一个调查，除了一般退休工人的生活状态之外，那个调查中还提到一个特殊现象，很多历届的全国劳模退休后的生活都非常困难。这个报告是想说明：这些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全国劳模退休后生活都如此困难，一般工人就更不用说了。

从更大的角度去看，能反映出社会贫富差距一直都未曾很好的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基尼系数所反映出来的收入差距，总的来说呈现一种上升的趋势。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在党的富民政策的引导下，走上了富裕道路，并有上亿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另一方面，到2002年底，仍然有2820万农村贫困人口没有脱贫，城市依靠各种救济维持生活的也有2000多万人。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2003年已经至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到达危险的边缘。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465，并将在2005年逼近0.47。当前存在的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是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影响到经济增长，会加剧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混乱，甚至会威胁到社会政治稳定，还有可能会危害到民族团结和国土安全，已成为中国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个严重贫富分化的国家，同样也是无法长治久安的。所以解决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势在必行的。不能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来维护强势群体的利益，使社会财富向少数人一方聚集。这种利益流向的不平衡，会引发普通劳动者阶层和弱势群体的不满，会扭曲小康社会的目标。因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内容是要“惠及十几亿人口”，而不仅仅是“惠及”少数人。这就是为什么四中全会特别强调“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之所在。因此，应采取积极措施，防止居民收入差距的继续扩大。从当前来看，积极扩大就业，努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是维护群众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第二篇：暑假社会实践调查报告改革开放以来婚俗变迁情况

暑 假 社 会 调 查 报 告

改革开放以来婚俗变迁情况

——从嫁妆里看中国经济发展对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

从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变化最明显、影响最重要的是经济的空前繁荣。国家有钱了，人民也就有钱了，人民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作为一个新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少年，我有责任把这些功绩记录下来，供万世瞻仰。结婚是一个人一辈子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能和自己心爱的人一起走向婚姻的殿堂是非常幸福的。中国是一个注重礼仪的国家，不仅讲究门当户对，还要礼尚往来，因此嫁妆是结婚必不可少的物品。一个富裕人家，不可能置办粗布麻衣；一个穷苦人家，也买不起金银丝线。所以说嫁妆能够很恰当地反映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目的：此次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婚嫁习俗，了解婚嫁的整个过程，并知道相应的一些风俗和礼节，学习各个时期婚嫁的变化，从而探索出不同时期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人们的生活水平，思想观念等。从而感知传统文化的魅力，推揣时代对传统风俗的影响。

在此我将根据我对改革开放以来嫁妆和婚礼的变化的调查来得出结论。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家时代生活在农村，因此我调查的只是我所生活的农村地区。但我的家乡并不闭塞，而且农民在我国的数量是最多的，所以我的调查具有普遍性，至少能够得出正确的的结论。

（一）婚恋观的改变

在封建社会，由于强大的封建思想的盛行，婚恋全都由父母决定，本人根本无权选择。封建社会的后期，由于早期的资本主义小经济的出现，人们的思想也得到了一定的解放，这就出现了少数的婚恋自由，一部分人去尝试自由婚恋，也有一部分人去接受这样的婚恋形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推行以国家为导向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一切国家大小事和重要的个人私事都是有国家和集体决定，人们有了比较开放的自由婚恋思想，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的婚恋对象，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选择，虽然最终还得经过集体的同意，但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文化思想遭遇了严重的打击，人们的自由婚恋思想和外国发达国家相比更是落后的不可想象。刚刚兴起的婚恋自由的思想再次被打压下去，谈对象必须小心翼翼，选择自己的婚恋对象必须看对方的上辈的阶级状况和社会地位，婚恋已不是个人的事，已经关乎到全家的命运了，这样的婚恋不能说是自由和幸福的。而改革开放在维护社会主义地位不变的前提下，彻底的改变了中国落后的状态，不仅是在经济上，还在思想文化上，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更新。中国在经济上实行了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这样的经济更加进步，更加开放，更加自由，也就导致了人们思想的进步，开放和自由。在自由婚恋方面更是得到了体现，身体和思想上的真正解放使人们可以完全自由的去婚恋，自由地去选择自己的婚恋对象，人们的择偶观念越来越实际，更加注重对方的学历、能力和才华。人们开始认为，单纯以貌取人并不实际。“才子才女”们今后不仅有能力承担起生活重担，而且在社会地位方面也能受人尊重。由于有共同用语言，彼此相处时，也相对通情达理。由于成长环境发生变化，年轻人在择偶条件上更强调自我，要求有独立的生活空间。在对另一半的性格要求上，豁达、坚韧、容易相处、情绪稳定等因素，已显得越来越重要。这些在以前不能想象和不敢想象的如今都能够实现。这归咎到底还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他带来了先进的经济意识，完善的技术，合理的管理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带来了进步的文化思想，带来了理想的自由婚恋思想，让我们有自由追求自己幸福的可能。

因此可以得出：先进的经济催生先进的思想，反过来先进的思想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嫁妆的演变

上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一户农民一年的收入大约在二三十元至七八十元之间，用大红的的鞋袜、锄头做嫁妆也就不足为奇。一般来说，农村姑娘成年后，就开始纳鞋底、做布鞋，这种布鞋的鞋底很特别，是用布做的，农民们把它叫做千层底。出嫁那天，几十双鞋和鞋垫一起放进男方迎亲队伍带来的彩盒里。这种传统的嫁妆花钱不多，又很体面。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婚车就

时兴手扶拖拉机了，车架上的花被面换成了鲜艳的绸缎了，这时就是两辆车，一车拉人，一车接嫁妆。这时嫁妆就有“小八件”和“大八件”之分，条件较好的人家，就会送一个条几，一个写字台，两张吃饭桌，两只红木箱，两把椅子。到了八十年代后，嫁妆就开始了变化，从三大件的嫁妆，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又多了电视、冰箱、洗衣机，还有一套时髦家具，还有收音机。九十年代，农村姑娘的嫁妆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化的组合家具、洗衣机、电冰箱、彩电、摩托车等一应俱全，农村姑娘也逐渐配置了戒指、耳坠、项链“三金”首饰。然而，进入21世纪，人们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开始有了更高的追求，对嫁妆也开始向高科技产品迈进。在这个物质丰富的年代，结婚的嫁妆，房子、车子、票子不能少，结婚必需品“三大件”不断变迁，“三大件”为液晶电视、空调、笔记本电脑。

看来，透过嫁妆，不仅可以看出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还可以看出人们观念的变化。从经济关系的角度而论，嫁妆是亲家之间为了建立长久的婚姻关系而采取的交换关系中的一部分。这种交换关系不仅可以联络亲家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在传统习俗看来，没有嫁妆的婚姻是不能成立的，所以，嫁妆是婚姻合法化的重要因素。同时，嫁妆通常也被看成是妇女价值所在的象征，或者是对新娘家庭抚育儿女的合理补偿。嫁妆的作用则明显的具有提高妻子的地位，并加强对她的保障。因此小小的嫁妆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变迁的浓缩物，嫁妆消费的内容及不同时期人们为什么送嫁妆、送什么档次的嫁妆的动机也具有时代的深刻烙印。

（三）婚礼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结婚就像和电视剧演的一样。结婚有哭嫁、拜堂、揭红盖头，在床头向新人枣子莲子花生等习俗，在那个时候新娘的样宾客都是看不到的，新娘和新郎拜完堂后，新娘就直接送入洞房，之后由新郎揭开红盖头。改革开放之初，婚礼都非常朴素。那是在家办酒席的居多，婚礼前就要早早准备好所需物品、酒水等，婚礼当天在院里架起炉灶，请来亲戚、朋友帮忙，一场婚礼往往要吃几餐。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用自行车接新娘，进洞房还要闹洞房等。到了九十年代，人们生活逐渐富裕起来，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婚礼更加丰富多彩。婚纱影楼、婚庆公司开始遍布大街小巷，于是乎，婚纱照、花车、礼服、酒宴，逐渐

成为婚礼必不可少的元素。可以说，这个时期是婚庆成为一种产业开始崛起的时代。而这时期闹洞房的花样更是推陈出新，除了传统的点烟节目外，更多了让新郎背着新娘到处走，让新郎新娘当众亲热等等节目，更有甚者，闹客还有对新人摸脸拉手的轻薄举动。从九十年代开始，婚礼也越来越多元化。三轮车婚礼、户外婚礼、仿古婚礼，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步入二十一世纪，婚礼仪式越来越隆重，特色婚礼也越来越多。西方的教堂婚礼也开始被人们接受，年轻人更加崇尚个性，草坪婚礼、烛光婚礼、纯西式婚礼、集体婚礼，还有更新奇的海底婚礼、空中婚礼。个性化婚宴也已拉动婚礼消费的主力。

结论：婚礼形式的转变，反映了中国人思维的一种转化，这种思维的转化又建立在丰厚的物质基础上。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都在向前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打破过去旧的思维模式，使自己的生活多样化。结婚礼俗的变化从侧面反映了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婚礼的多样性容纳了对生活方式的不同追求，是对个体的更加尊重，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婚礼的演变，正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具体而微妙的展示，折射的是一种社会进步。简约而文明的现代婚礼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高效率，简单化本身就是一种美，更体现了现代人意识观念的进步。因此，婚礼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它本身，而在于它体现出的是一种社会文明程度和社会的进步，值得大力提倡和推广。

第三篇：改革开放以来工商局的变迁

基层工商执法工作取得质的飞跃

-----改革开放以来***工商局的变迁

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西南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随着新西藏各项事业从一贫如洗的落后状态下欣欣向荣的发展起来，党和国家从维护西南边陲县城市场秩序的决策出发，决定在县一级行政区域设立基层工商行政部门，由此*******也应运而生。

******成立之初，仅有4名干部，干部职工生活环境极端简陋，办公条件差、工作基础薄弱，工商业务主要以收费监管型模式为主，当时部门机关办公在土坯房、住在土坯房，受到当时交通条件制约，干部职工生活极其艰难，一周内只能吃到两次蔬菜；医疗卫生条件就可想而知，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坚持守在岗位上，坚持在艰苦的第一线，点点滴滴铸就了今天**工商事业的基石。

在我国工商事业的发展步伐的加快，使得**县工商局机关建设和业务发展各方面有了长足进步。工商行政机关在业务和满足日益壮大的市场管理方面有了显著提高。机关办公室相续拥有了自己的电脑、复印机、传真机等先进的办公设备，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再次将办公条件台上新的阶梯。特别是2008年9月1日以来，全国工商系统“两费”正式停征。20多年的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收费监管型模式逐步向“监管执法服务型”转变。给茁壮成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工商行政管理局从无到有，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经受住艰难环境带来的种种阻力，**县工商局面对停征“两费”和“新三定”方案的落实。以“更新观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发展理念来引导职能转变，把人民满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服务群众的第一信号；以利民为己任，不推不拖、爱岗敬业；以创新监管模式、提高行政执法效能、严宽结合、切实把人民的利益发在首位，多渠道，多方位的开拓，为消费者服务的窗口和平台，完善了“12315”消费维权体系、构建快捷便利的维权机制。将工商行政部门的职能与地方经济发展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村落，开展工商行政执法，**县工商行政部门就从稳定市场、维护权益等全方位出发，确保了当地消费群众的消费权益，在消费者中树立了执法部门的威信，取得了**工商行政管理局在角色转换、服务群众方面新的成绩，再次迈向了新的征程。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工商人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契机，努力做到“四个统一”积极推进“四化建设”，全面落实“四高目标”进一步开创**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新局面，开拓创新、扎实进取，为构建和谐**、平安**、小康**而开创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为推进**跨越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第四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研究

赵妍妍

11000519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由社会结构变迁和经济体制转轨、全球化的文化开放和文化碰撞、主体自我意识的日益觉醒等原因造成，给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带来重要影响。构建和谐社会价值观，引导是关键。

关键词：中国 改革开放 社会价值观念 变迁

一、社会价值观的定义和作用

价值观是关于什么的是非曲直观念？社科人文的各个学科因研究对象的不同，各自关心的价值观也就不同。哲学关心与“真、善、美”有关的是非曲直观，历史学关心与历史判断有关的是非曲直观，人类学关心人类再生产——性与生育方面——的是非曲直观，伦理学关心与人类基本道德相关的是非曲直观，心理学关心影响心理健康的是非曲直观，经济学关心那些与市场机制运行相关的是非曲直观，社会学关心影响社会（向现代性）变迁的是非曲直观，政治学关心各种被称为“主义”的是非曲直观。

强调社会价值观对社会关系的作用是本文的基本出发点。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问题。邓小平科学地破解了这个课题。

于是，经历了最近三十年的变迁之后，在物质生产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伟大成就之后，“发展”、“改革”、“与国际社会接轨”这类一度被视作天经地义，拥有社会共识的词汇丧失了原有的磁力，而中国式保守主义思潮开始自下而上地兴起。一个潜在的“中国学派”呼之欲出了。

中国式保守主义的主要特征有三个。(1)要求重新评估中华传统政治文明，将三千年与最近三十年的成就连在一起。既然传统政治文明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生存方式的结晶，就不能用一个西方的负面概念“专制”来简单地概括和否定。(2)要求重新评估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建立的社会主义传统，将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成就连在一起。前三十年的传统貌似与“改革”相左，却为中华由小农文明跨人工业文明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3)要求重新评估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将其不仅与新中国六十年的成就连在一起，而且与新中国的挫折连在一起。西方文明趋于极端，不仅激励进步，也带来掠夺和异化；不仅应当学习，而且还可以批评。

仅仅将这种中国式保守主义思潮斥为“极端民族主义”是无益的，这思潮的崛起有国内和国际的思想基础。

在新的三十年开始之际，“否定之否定”的轮回开始出现，批判精神再度兴盛。在城市，批评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市场化，以及对国际需求的依赖和对国内需求的轻视。在乡村，批评以“海选”和“费改税”为名的改革摧毁基层政权，使政府在乡村沦为空中楼阁，把权 1

力真空留给黑社会和外来宗教势力去填补。当传统的工农联盟丧失了基层政权这条纽带，农民的利益与国内和国际资本求扩张的利益就经常呈对抗性质。于是，“发展”和“改革”不再拥有绝对的政治正确性。“发展”依然是目标，但“发展”必须以“和谐”为前提。“改革”依然有正当性，但破坏了社会和谐的改革也是改革的对象。于是，追求“社会和谐”开始崛起为一股官民共有的强劲思想潮流。换言之，随改革开放进程而来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分裂危险是中国式保守主义兴起的国内因素。

在这最近的三十年，市场的全球化提速和互联网技术的崛起使得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价值观与国内生产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联系日益显得含糊不清，反而与全球生产体系所决定的社会关系相关，与世界体系内的霸权话语系统密切相关，与西方的“自由民主”霸权话语系统密切相关。一批激进学人把改革开放时期取得的一切成就归于哈耶克，一切弊端归于现存的党政制度，急不可耐地要求“改革闯关”，要求照美国政府的模样进行“根本的”政治制度变革。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解释在现行党政体制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成就反倒成了他们遇到的最大障碍。1987——1989年间风靡我国知识界的理解是：没有政治“民主化”(可以读作竞争型选举)，就没有经济市场化。历史证明，那时的流行理解大错特错，经济的市场化与政治的选举化并无必然关系。不仅如此，我们今天还认识到，完全的市场化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可能，也不值得追求。而今仍有激进学人试图把西方政治学里的“合法性”观念套用于我国社会，继续论证社会关系多样化与奉行多党选举政治必然联系的“规律”，证明竞争型选举能减少腐败的“规律”，证明只有竞争型选举才有政府“合法性”的“规律”。但在逻辑和历史面前，这种“规律”业已阵脚大乱。最新的趋势是放弃论证“规律”，号召信仰和服从“普世价值”。谁坚持“实事求是”，不与西方富国俱乐部同声高喊“自由、民主、宪政、人权”之类的空洞口号，就给谁扣上“反对人类普世价值”的大帽子。苏联不是被经济挫折打败的，不是被科技创新打败的，也不是被陆海空军的武器打败的。苏联是被观念打败的，是被符号打败的，是在解构和建构核心价值观的混战中采取鸵鸟政策而失败。苏联输掉的是“冷战”，但损失的惨重程度却远远超过“热战”。于是，在思想战线上和世界体系中求生存、求独立自主，就构成了中国式保守主义兴起的国际因素。

否定是思想解放，否定之否定还是思想解放，是新一论思想解放的标 志。是自信地总结“中国模式”的起点。

有些社会关系是基本的。基本的社会关系不稳定，社会就不团结，就陷于分裂。我把基本的社会关系分成七个层类：(1)个人与他人的关系，(2)人与自然的关系，(3)个人与群体的关系，(4)群体与社会整体的关系，(5)人民与政府的关系，(6)人民与国族(国家政治疆界内的所有公民，如美利坚民族，中华民族)的关系，(7)国族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对应这七层类基本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是社会核心价值观。我把社会核心价值观分成七层：(1)道德观、(2)自然观、(3)群体观、(4)整体观、(5)政治观、(6)国族观、(7)世界观。当代每个国族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体系都是以道德观为核心构成的七层同心圆。

生产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迁通常不足以撼动基本的社会关系。但对应基本社会关系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却是脆弱的。核心价值观因一些神话式的典型符号而在社会中流行，而现代的社会大众传媒可以在很短时间里解构或制造出大众神话，导致核心信仰符号的变化。核心信仰符号的变化能够撼动基本的社会关系，使这种基本的社会关系发生紊乱，甚至使超级大国出现玛雅文明那样的自杀行为。

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内核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的基本行为准则，也就是人类的基本道德。人类的基本道德，正如《圣经》中的“十戒”所言，是禁止杀人、抢劫、偷窃、欺骗、遗弃、强奸。道德的存在区分了人与动物的行为，也是人类社会普适的，见于中外各种古老的习惯法之中。“食色，性也”，理性地追求物欲享受是人的动物本能；为此孔子曾哀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价值观不是本能，是人类进化出的观念，即“人性”。有了道德约束，人类就脱离了动物世界，高于动物世界。然而，一夕之间，我国冒出了对“机会平等”和“程序正义”之类的绝对信仰，赞美弱肉强食自然法则下的“自由”和“理性”，开始流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心灵里的普世道德迷失了，社会就出现分裂堕落的危险。尽管我国前三十年里有此偏差，但最近的反弹是强有力的，国人在汶川大地震中展现的爱心惊天地、动鬼神，证明我中华社会的道德基础依旧牢不可破。诡异的是，我国居然有大型媒体把这人道之“爱”的道德看作西方近代启蒙运动的结果，而我国至今还有待“启蒙”，有待与西方“接轨”，有待西方“普世价值”的光芒普照。这与断定墨子和孔子是康德的儿子一样荒唐。“泛爱”，只是在抽象的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而言是普世的。爱心主要与社会是否失序有关，也同道义文化的历史沉淀有关，还同自身生活圈的范围有关。生活圈的范围与通讯和交通手段有关，还受生活圈的界限约束。民族国家的疆界由重兵把守，是人类福利的主要界限，也就成为爱心的主要界限。

既然价值观是人们关于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价值观的主要源泉就是社会关系，价值观变迁的主要动力就是社会关系的变迁。生产技术在进步，社会分工在变迁和细化，社会在运动演化，社会关系也在运动演化。倘若社会关系变动不拘，人们对自己身份的界定就变动不拘，人们内心深处与身份相关的行为准则也就不稳定。在一个高速变迁的社会，社会关系不可能稳定，价值观也不可能稳定。

绝大部分价值观的变迁是被动的，会跟随、反映、并润滑社会关系的变迁。大部分价值观的变迁只会让一部分人“不大适应”，却不会引发社会动荡。比如，当家庭由三世同堂变成核心型的小家庭，再变成“丁克家庭”（没有孩子的家庭），原有“家庭伦理”相应地逐步解体是当然的。同样的道理，先进避孕技术的普及和男女同工同酬，使性与生育的必然关系不复存在，关于性关系的观念也发生显著变化。当交通、通讯、运输技术产生重大突破，IT业成为重要的产业部门，关于劳动的观念，关于雇主与雇员关系的观念，关于休闲娱乐的观念，关于言论自由的观念，关于师生关系的观念，关于政府权威的观念，等等，就都与小农社会和机器社会里的观念显著不同。

如果社会结构变迁太快，社会关系变迁太快，就会造成同一时代里不同年龄人之间的价值观出现“代沟”。当权的长者跟不上社会关系变迁的实际，强行灌输保守的价值观，会招致年轻人的逆反心理。同样，年轻人不懂得尊重传统价值观，浅薄地嘲弄那些光荣时代确立的价值观，也会招致长者的激烈反应。

二、社会价值观的种类

价值观分为两大类，即“核心价值观”和“非核心价值观”。反映基本的、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价值观就是核心价值观。或者说，能维持社会基本团结的价值观就是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以外的对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都是非核心价值观。在一个社会里，多元的非核心价值观能增进社会活力，统一的核心价值观能阻止社会分裂。

基本的社会关系“应当”比较稳定，社会核心价值观也“应当”比较稳定。基本的社会关系没有变，核心价值观变了，可以使基本的社会关系发生“不应当的”紊乱。在任何时代，人际关系出现急剧恶化都是“不应当的”，而普适道德观迷失后就会发生。这说明，与非核心价值观的被动变迁不同，核心价值观的变迁是主动的，有其自身的变化逻辑，相对独立于社会关系的变迁。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变迁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有什麽特点？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一元价值观和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素所构成的两两对应的价值观形成了一种张力关系。

1主流价值观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2两两对应的价值观形成了一种张力关系

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变迁的原因分析

价值观变迁总是有其深刻根源的，导致社会价值观变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1与社会结构变迁和经济体制转轨同步

社会变迁与价值观变迁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一方面表现为两者的互动，即两者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另一方面表现为两者互为前提的关系，关于社会变迁对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影响和作用，我们通常可以从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和革命与思想观念的革命性变化的关系来加以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大表现之一，就是社会主义过程的不断推进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由此带来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巨大变迁。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经济社会的形成，也都需要建立与其相适应的价值观念体系。如果说，非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是“一种定命论的群体主义的自然主义”的话，那麽，在市场经济社会，主体性意识、个体性意识、功利意识三者共同构成了市场经济存在的观念条件。

2与全球化的文化开放和文化碰撞共进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步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这是历史赠与中华民族的一份厚礼。从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与全球化在双向互动中前行。文化的全方位开放既是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前提；邓小平曾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在这个开放的世界里，要按照“趋利避害”的原则处理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针对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不加甄别一概批判“左”的做法，邓小平认为：“对于 4

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一方面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的文明成果，一方面又要坚决抵制、反对和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消极和腐朽的文化。对于混在资本主义文化中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的东西，尤其应该按照邓小平同志所确定的上述原则进行认真分析和对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生的。中国社会价值观从一元价值观向一元价值观和多元价值观互动的变化、从整体价值观向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融合的变化、从理想价值观向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共存的变化、从精神价值观向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并重的变化等变化，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相互作用中进行的。可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所形成的张力关系，也表现在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之中。

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开放和文化碰撞,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上述分析是平面化和白描式的。还须指出, 应该辩证地看待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对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

3与主体自我意识的日益觉醒相得益彰

主体意识或主体观念是价值观念的核心；社会主义的主体观念，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然而，在计划经济时期，“人”这个主题不断被虚无化，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主体甚至被消解掉，人完全成为一种政治工具而被客体化和异化。然而，如果说那时还存在所谓的主体的话，也只是作为唯一的、最高的和整体化的主体—国家。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单项行政控制来强化自己的作用，国家代替了一切社会主体和个人主体，因此，不仅社会结果，而且人们的价值观都显示出“铁板一块”的状态，这也是当时社会价值观之所以是高度一元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主体意识的觉醒和高扬。

改革开放以来主体意识的觉醒和高扬, 以及市场经济之作为多元主体经济的作用，首先就使中国社会价值观发生从一元价值观向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互动的变化成为一种必然。价值观的多元化首先就是价值主体多元化的必然结果。只有一个价值主体即一元价值主体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多元价值观的，可以说，计划经济时期的价值观就是这种情况。而在价值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每一个作为主体的个人和群体，其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必然就是多维的、多向的、多层次的和立体化的。

五、引导树立正确社会价值观念的途径和措施

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

将“以德治国”提到战略高度来认识 强化价值观的创新

加强对价值冲突的引导和调控 要改革价值观教育的方式方法

六、结语与展望

人们关于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就是“社会价值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的特点在于：（1）社会主流价值观发生了一定的变化；（2）一元价值观和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素所构成的两两对应的价值观形成了一种张力关系。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概括为：社会结构变迁和经济体制转轨；全球化的文化开放和文化碰撞；主体自我意识的日益觉醒。当前的社会现实已经给我们的价值观宣传和教育提出了挑战。对此，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深入研究价值观问题，倡导并引导建立先进的社会价值观，弘扬主旋律，打好主动仗，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1] 于树贵；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念的新变化 [J]；高校理论战线；2001年02期

[2] 徐贵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范型的转换[J]；探索与争鸣；2004年05期

[3] 徐贵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化之研究透视 [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06期

[4] 金盛华，辛志勇；中国人价值观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3期

[5] 帅学明；我国现阶段社会价值观探析 [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03期

第五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价值观念的变迁

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价值观念的变迁

摘 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民物质生活改变的同时,另一方面精神生活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本文基于社会愈益重视三农问题的的背景，透过农民价值观的变迁管窥当前困扰农民的主要问题，梳理三十年来农民在这一方面的变化，借以探寻市场经济对当前农民的具体而深刻的影响。关键词:农民；价值观念；变迁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完善,在三十余年的农村经济实践过程中,不仅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而且农民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亦相应地发生深刻的变迁。透过农民观念上的变化，揭示农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从而解决困扰国家和社会的三农问题，无疑是一个极好的窗口。

一、农民价值主体的个性化特征

改革开放没有使农民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代替传统的以家庭为本位的价值观,但在以家庭为本位的框架内,价值主体出现了个性化特征。

传统农民的价值观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在传统农民的眼中,家是一个长长的系列,是世世代代的生命之延续。农民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以整个家庭的利益为轴心的。在传统村落中,土地由家庭共同占有,农民以家为单位组织农业生产活动,作为一家之主的家长,总是代表着整个家庭的利益,他的言行也总能成为其它家庭成员的“尚方宝剑”。这样,每个农民的社会经济活动虽然有为自己谋利的动机,而且往往有很大的离心倾向,但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势力的强大,以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制约,在广大中国农民的价值观念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家庭观念,他们以家庭为本位组织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以家庭为本位判断一切事物的价值。

农业的集体经营改变了土地所有制和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然而,在大多数农民的心目中,家庭仍是他们关注的中心和生活的寄托。多数农民之所以维护集体利益是因为他们想到集体的利益之中也包含有他的家庭利益,农民以家庭为本位的价值观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又回归到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以家庭为本位的价值观念再一次得到加强。家本位价值观在新时代仍支配着多数农民的思想和行为,集体本位价值观遭到很大程 度的削弱。自己的社会经济活动,都紧紧围绕家庭而展开。

改革开放也从另一个方面冲击着农民的传统价值观念。在家庭本位的框架内,个人意识也滋长起来了。过去抽象、贫穷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被抛弃后,一些人在家庭本位价值观的另一极有了离心倾向。这一变化可从下列观念的变化中得到印证：

1、从业观的变迁

数千年以来,农民务农,工人做工,商人经商,这是天经地义的社会分工和传统的从业观念。

“以农为本”的思想长期禁锢和束缚着中国农民的意识和行动。而在三十多年来农村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大潮中,在商品经济的有力冲击下,传统的从业观被一扫而光。农民不仅从事农业生产,而且把从业范围扩大到农产品加工、运输、销售以及工业、交通运输、建筑、商业、服务业等一系列非农业生产部门。我国农民从业观的变迁经历了一个由被动、自发、盲目到主动、自为、自在的发展过程。

伴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融合进行,城乡联系日趋加强,各种类型的农村市场相继稳定建立,社会需要的各种产品有了相对稳固的产销渠道,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必不可少的原料、技术、资金、信息、人才等亦有了比较规范的来源;同时,农民对于商品经济与市场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农民从事商品生产的能力在实践中也日趋提高,这样广大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就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素质、社会市场信息来选择能最大限度发挥才能,获取最佳经济效益的非农产业。所以,此时农民的从业观,就由自发、盲目、被动的择业阶段,步入自在、自为、主动的从业阶段,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向更高层次发展。

2、致富观的变革

我国农村改革起始阶段,农民有一句“劳动致富”的致富经。很多农民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把承包的责任田侍弄得肥沃高产,温饱问题解决了。但是,农民并不满足于物质上的富裕,他们追求“小康”生活，追求精神上的更大的满足，我国农民致富观,已从出力转到动脑。他们肯定人是目的,强调以个体存在、发展为出发点,强调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强调个体在群体、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强调个体权利权益的维护。期间，在个人实现富裕后才会由只顾个人富裕转变到共同富裕。这一致富观转变是在党的“共同富裕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下出现的。为此可以有先富后富之分,但先富不仅仅是个人发家,而是通过先富带动后富而实现共同富裕。可见,农民价值观念的这一变化时期又回到了传统重视家庭利益的道路上，当然，这是一次升华，农民开始出现私有财产概念。改革开放的发展唤醒了农民的自我意识和个体价值意识,逐步克服了传统的以家庭、社会、群体的角度审视个人,把个人的生命、利益、人格贬低甚至淹没的价值观念,在处理个人与家庭、社会、群体的关系时,部分农民已开始奉行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

二、市场经济观念的萌发

改革开放把广大农民推向了市场,从而也把农民的价值观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虚幻的重义轻利观念中解放出来,广大农民开始敢于最大限度地追求实效性经济价值,实现了价值目标的现实化。

传统农民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一家一户的农民,自给自足。他们判断事物是否有用的标准应是这一事物是否有利于他们个体、家庭的生存、发展与延续。然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念却给中国农民的价值观念蒙上了一层虚幻的面纱。

农民是小私有者,他们天生有占有财富、获取财富的心理,因为,财富拥有的多少往往是农村家庭是否能获得尊敬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农村评价一个人能力大小的尺度之一。对于获取财富的方式,农民认为只有凭借个人劳动获取的财富才是正路,才是可靠的,而没有付出劳动的东西,如树林、果实、野生动物等等,被农民视为“上苍的东西”或“天生的东西”,谁也不能阻止他们的使用。正如前苏联社会学家B.H.米罗诺夫在分析俄国小农的财产观所指出的:“农民不认为砍伐林木、采摘果实、在(荒野的)草地上(虽然它不归谁所有)放牧牲畜是侵犯了所有权。”这种情况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有反映,例如,有些农民在大肆砍伐天然森林、大量捕杀野生动物,甚至破坏、盗窃公共设施时,农民还不认为这是盗窃、犯罪,除了因缺乏法律知识外,与他们这种财产观也不无关系。

在农民的文化心理中,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从农民法制意识的观念看,这些财富都不是不可侵犯的。农民认为可以暗中悄悄地从老爷那里把财产拿归己有,要暗中悄悄地干,因为官方的法律保护这些财产。随着农奴制 的废除,地主总是抱怨农民侵占自己的土地、砍伐林木、践踏禾苗、盗窃田地的果实。”因此在农业文明中形成的社会生产方式中,无法产生商品经济所要求的现代意义上的财产观。

农业的私有化改造给中国农民带来了希望之光。广大农民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意识形态灌输下所培养的普遍流行的高度政治化的理想主义,英雄价值观念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传统道德相结合,多少把农民带入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农民的社会经济活动以及他们对其社会经济活动的价值评价都开始脱离了一条现实的轨道。农民对现实价值目标的追求被政治化的空想所淡化。

改革开放给农民送来了市场。市场经济的本质讲求的是社会和自然资源的最佳有效配置,最大限度地追求高效率、高利润是其应有之义。因此,追求实用、高效的价值观念是市场经济最基本、最突出的要求。随着改革开放在农村的逐步展开,市场对农民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日益增大,农民的价值追求日趋实际和功利化。农民的价值目标从“无私奉献”的“五彩云端”降临到现实人间,扎根于社会生活。

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利益经济。农民对实效性经济价值的追求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农民价值观念的这一变化虽然也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因素,如少数农民的见利忘义,拜金主义思想,农民经济活动的盲目性和短期性对国家经济的不良影响以及一些优秀传统道德的沦丧等等,但是总的说来,这一变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它为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一个坚固的价值基础，开拓了农村市场，刺激了居民消费的增长，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强大的活力，有着并将继续保有这种历史作用。

三、道德价值观念的多元化

市场经济为广大农民提供了多种机遇和可能,大大冲击了农民的道德价值观念,改变了价值选择的单一固定模式,实现了价值选择的多样化和价值标准的相对化。

建国以来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使农民附属在支援祖国四化建设的专列上。农民丰富而复杂的思想观念被高度地统一, “劳模热”“参军热”“英雄热”一度成为农民价值选择的轴心。在现代化,特别是改革大潮的冲击下,农民的道德 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道德价值在农民价值体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农民对价值的追求不再局限于道德价值所限定的范围。价值的选择呈现多样化趋势,价值标准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单一固定,有相对化趋势。

在农民道德价值观念变化中,最显著的是“公私”观念的变化。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被附属于集体土地上,农民整个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依靠在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而得到的分配物。集体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重要性使得农民即使在暗地里盘算自己私人收入的同时,也不得不考虑集体的利益。在长期的集体生活中,许多农民已养成了自觉维护集体利益的道德观念,大多数农民能自觉抵制“损公肥私”现象。集体主义精神在农民的道德价值观念中,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实行农业家庭经营后,利益取向趋于家庭化,农民的集体主义意识开始淡化,小家庭意识,个人意识开始增长。虽然许多农民对“损公肥私”现象,仍然深恶痛绝,但在集体利益与私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农民往往能大胆地站在私人利益一边,集体利益与私人利益的位置发生了逆转。

农民的婚恋观、家庭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政府大力提倡自由恋爱,建立新型的恋爱、婚姻、家庭关系,但一直未见显著成效,大多数农民在婚恋家庭问题上然遵循传统习俗,格守传统道德。而集体劳动时仍然存在的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也使广大农村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未得到根本改观。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使大多数农民开始抛弃传统村落文化,大多数农民的婚恋家庭观趋向于现代化,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健康、文明向上的婚恋家庭关系在农村中已开始盛行。当然,在另一方面,遗弃老人和女婴现象也有所增长。

在农民道德价值观念变化的同时,许多农民也不再像以前一样热衷于追求道德价值。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代又一代的农村青年追求的是并非奢华的物质生活,劳动模范、英雄人物、解放军叔叔才是他们热烈崇拜的偶像,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许多农民虽然依然保持着中国农民勤劳俭朴的传统美德,但英雄人物的光环已很少萦绕他们心头。在他们人生价值体系中,最大的愿望莫过于“发家致富”。当然,追求道德价值的农民也并非消声匿迹,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也涌出了不少雷锋式的好农民。总的趋势是,农民的价值选择开始多元化,既有努力发家致富从经济上实现人生价值的农民,也不乏从 政治和道德上实现其人生价值的农民。

与此相适应,由于价值选择的多样化,也引起农民价值标准的相对化。农民一改过去相对单一和固定的价值标准,把价值标准放到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放到了有利于个人与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道德、文化各个领域。总之,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有史以来中国农村变革最深刻的三十年。农村深刻的社会变革影响了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广大农民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变化是极其复杂而微妙的。他对农民的思想行动乃至整个国家公民的价值判断都将产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袁银传.中国农民传统价值观浅析[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0(1).[4] [美]格尔哈斯·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 [M].上海：三联书店，1979.[7] [苏]B·H·米罗洛夫.历史学家和社会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8]李建春.论当代中国农民价值观念的变迁[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9]郭雄伟.我国农民价值观念变革浅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19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