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联合国：印度人口2028年左右将超中国

联合国6月13日发布《世界人口展望》报告称，下个月全球人口将达到72亿，2025年将增加到81亿，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6亿，2100年预计达到109亿。人口增长主要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其中超过一半增长将发生在非洲，发达国家人口基本不变。到2028年左右，印度人口将达到14.5亿，超过中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经社事务部）当天在纽约正式发布《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修订版》报告。经社事务部人口司司长约翰·威尔莫思说，尽管由于出生率大幅下降，世界人口增长近年来整体呈显著放缓趋势，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地区，人口仍在快速增长。当天发布的报告预计，到2050年，发展中国家的总人口将从目前的59亿大幅增加至82亿，而同期发达国家的总人口将一直维持在13亿左右。

威尔莫思说：“从现在到2050年，预计人口增长总体上将发生在31个“高生育率国家”，其中29个集中在非洲和一些人口大国，例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美国。报告预测，人口增长最快的将是49个最不发达国家，其总人口到2050年将翻一番，从目前的约9亿人攀升至18亿人。”

报告预测，印度人口将在2028年赶上并超过中国，成为人口第一大国，并在2050年超过16亿；中国人口将从2030年开始减少，到本世纪末减至11亿。报告还预测，到本世纪末，中国可能连全球第二人口大国的地位也保不住，人口快速增加的尼日利亚可能争夺这一地位。到2100年，非洲总人口将从现在的11亿增加至42亿。

报告还预测，世界人口的预期寿命也将继续增加。到2050年，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将达到76岁；到2100年，发达国家人口的平均寿命将达到89岁，发展中国家人口的预期寿命将达到81岁，最不发达国家将达到78岁。

第二篇：2050年中国老龄化人口将超三分之一

2050年中国老龄化人口将超1/3 人口红利成为过去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2年04月24日 14:05我要评论（1）

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金砖四国中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财经网专稿】记者 闫蓓 4月24日，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和瑞士再保险（Swiss Re）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表明，中国“人口红利”将成为过去，到205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将增至近4.4亿人，占中国人口总数的34％。瑞士再保险中国总裁魏希霆（Robert Wiest）表示：“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金砖四国中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该报告显示，数十年来，“人口红利”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长期增长。然而，在未来五年，这一增长将放缓，并最终出现负增长，15岁至59岁的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达到峰值，并在这之后开始减少。到205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将从2010年的约1.65亿人激增至近4.4亿人，甚至远远超过另一个面临严重人口结构变化问题的日本，日本预计在205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将占总人口超过40%，日本被认为是发达国家中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该报告建议，如果中国不能在生产率方面实现重大突破，那么经济增长则受到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影响放缓乃至负增长。同时，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将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压力。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国家养老保险制度长期资金不足，依赖于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补贴，养老金赤字在过去五年中以25%的年均复合增长率攀升。在2010年达到1950亿元，相当于GDP的0.5%。在养老保险制度方面，强制性社会保险制度的保障可能将无法跟上生活成本的上涨步伐，而自愿性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尚不完善。此外，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移以及“四二一”家庭结构（四位祖父母、两位父母以及一个孩子）弱化了传统的家庭支持网络。在医疗保险制度方面，治疗范围、服务和药品仍具有局限性，同时在长期护理方面存在较大的供给缺口。BCG北京办公室合伙人黄河表示：“中国能否应对这些挑战将极大地影响到其未来数十年的繁荣程度。”

该报告敦促中国政府着眼于现有养老体系改革，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两项预案：需要改革国家养老保险制度，提高普及覆盖率，减少养老金赤字以及确保提供的福利更上生活成本的上涨步伐。潜在的措施包括：增加缴费率、使福利与通胀挂钩，重新制定投资政策来提高长期回报率以及与外部的管理机构合作。

此外，政府应为自愿型养老保险以及医疗保健和长期护理计划创造更加有力的监管环境，比如为企业和个人提供税款优惠政策以鼓励购买养老相关保险产品、确保自愿性养老计划的可转移性以及建立风险交易平台。

第三篇：模拟联合国印度立场性文件

应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

尊敬的秘书长：

尊敬的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

尊敬的各位代表：

女士们，先生们：

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已危如累卵！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由1990年的10亿增加到目前的13亿。这些人每人每天只有不到1美元的收入。在发展中国家中，8000 万人完全不能享受医疗服务，8.4亿人营养不良，2.6亿人不能上学,1 亿儿童流浪街头。在非洲6.3亿人口中，约有一半挣扎在饥饿线上。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我国政府务实前行！

近10年来,针对如何解决贫困问题,我国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1.改革粮食公共分配系统，实施“自我就业计划”和“国家农村就业保障计划”；2.实施营养工程——午餐计划,激励贫困家庭儿童入学；3.实施“全国农村卫生计划”等。但因农业总体发展落后，经济结构不合理,，反贫困政策效果不理想等一系列原因，我国贫困率仍居高不下。因此，创造就业、实现社会公正、消除贫困仍将是我国政府今后长期的政策目标。

我国政府认为：发展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措施，因此，在之后的时间里，将继续在如下方面做进一步努力：1.经济方面：坚持发展印度特色的资本主义，走私有制与国有制相结合的道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2.教育方面：实现“精英教育”向“全民教育”的转化，不过分倾向于培养“IT技术人才”。3.人口方面：充分发挥青壮年劳动力比例大的优势，注重全民族素质的培养，提高粮食生产率，以求解决最广大农民的生活问题。4.社会保障方面：加强立法，维护困难群体的基本权益，使扶贫措施真正惠及贫困群体。继续世界银行2004年发展报告的主题“让服务惠及穷人。”5.国际援助：我国政府将积极争取更多基金援助。

在自省之余，我国政府对国际社会提出如下建议：1.国际社会应引导全球化的平衡发展，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平等参与权和决策权。2.我国政府认为国际发展援助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国情，增加受援国自主权与参与权，以提高援助效果3.国际社会应建立公平的多边贸易体制，充分考虑发展中成员和新加入成员的利益。4.发达国家应切实减免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使更多的资金用于发展。

总而言之，跨越过贫困这道障碍是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共同心愿，我国期待在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等组织的支持和推动下，各国能进一步达成一致并付诸实践，以保证各国社会更加稳定，人民生活得到提高。我国政府愿与所有负责任、谋合作、求发展的国家一起，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做出不懈的努力和应有的贡献。

第四篇：中国vs印度

多极世界中中国印度的觉醒

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印度和中国的人口总和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

一。现在，两国的经济动力十分强劲，他们正在准备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多年以来，印度和中国仅仅是邻国，但是现在，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越来越靠近了。现在的问题也越来越清晰：合作还是竞争？

一、综述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相互联系

今天，中国人口有13亿，印度有11亿，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以喜马拉雅山脉为共同边界。

印度和中国对人类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四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有两个宗教诞生于印度。中国贡献了至今为止意义深远的儒教。世界上最早的四个发明文化，产生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三角洲和中国的几个大型三角洲地区，其中有最后两个幸存下来。中国和印度在各自世界的中心，保持文明与文化，历经数年而不衰。受儒教影响的中国和印度教影响的印度，在大部分时期是友好合作的，文化交流颇为频繁。印度向中国输送了佛教，佛教继而从那里散布到中国各地以及东南亚世界。直到18世纪初，两国都属于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由于欧洲殖民帝国的日益强大，这两个国家随后同时被罚为无名小卒，或者说被变为殖民地。

两个帝国都深受西方列强帝国主义之害。中国在19世界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变成了一个分裂的但仍有主权的国家，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与此同时，印度的大部分领土直接出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大约在同一时期，即20世界中期，两国重新走上世界政治的舞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7年，印度取得了政治独立。

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两国的基础条件还大致相同，在过去几十年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超过了印度。自90年代初，印度正在追赶上来。在过去的几年，双方近身接触，2005年4月辛格总理访问北京后，两国关系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辛格和温家宝称赞印中兄弟走到一起，是为改变世界秩序而迈出的第一步。经过友谊的桥梁，已经开启了这个亚洲的世纪，应该说这首先是印度和中国的世纪。说做就做。两国首次开始认真调解多年来的边界冲突。在信息技术领域已经出现了第一次协同作战：中国此时已成为最大的计算机生产商，而印度正在上升为最重要的软件制造者。

中国和印度目前都处于巨大的变革中，迅速上升为世界顶尖国家，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任何国家都不是处于真空当中，而是在地球的某一个区域，那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竞争，两国之间以及它们与各自邻国之间关系所带来的风险和威胁，使双方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着问题、挑战和危险。欧洲18~19世纪的历史表明，可以出现和平崛起的大国，并且与其他国家没有冲突，但是不一定„„那么中国和印度如何抉择呢，下面主要进行中印经济关系的比较。

二、中国印度的经济状况比较

印度和中国规模相似，地理位置相邻，同时出现政治、经济方面的崛起，两国传统上在经济方面有一定的竞争，这一点在印度人的意识中始终是根深蒂固的，比中国人的意识更强烈。中国日益成为一种尺标，印度人，常常将其在全球背景下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发展，按照中国的尺标进行比较。

（一）两国的相似之处主要表现为：

1，两国中，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劳动岗位远远不够，因此，特别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是，以出口为主导，依赖外国投资。

2，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印度，在增长过程中出现了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其购买力不断提高。同时，两国也收到了尖锐的社会分化的冲击。在光鲜明亮的中国大都市，也有明显的贫困和事业，印度的国防部长在1998年还将中国视为印度最大的敌人，而在2003年访问中国时说到：“我们坐在一条船上”。

3，两国都有一个相似的问题，农民工问题。在印度，民主体制好比一根避雷针，疏导了社会中不满情绪；而在中国，由于僵化的机制，整体社会的稳定可能会脱离控制。

（二）中国领先于印度的方面：

1，在直接投资方面，情况对比鲜明。早在80年代，流向印度的直接投资净

值，只有中国相应数值的17%。此后，中国在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一路领先。境外直接投资的来源不同，是两国经济发展出现差异的重要原因。流向中国的境外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东南亚，特别是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的大型海外华人社团。与此相比，海外印度人的投资数额则少得可怜。另一个优势在于，海外华人网络建立了信息丰富、灵活多变的体系，经历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考验。

2，在外汇储备方面，中国也领先于印度。70年代末，印度的外汇储备有83亿美元，是中国的187%。到1995年，印度外汇储备与中国的比例收缩到了25%。由于中国的美元储备大幅增加，2006年初已经达到941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而印度的外汇储备这时下滑到只有中国储备的18%。

3，在扶贫方面，印度要赶上中国还需要做很多事情：印度人口中有四分之一的人日收入不足1美元，而中国只有17%。

4，在储备率和投资率方面，中国也比印度高出三分之一，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城市化，居民寿命和识字率方面，中国都遥遥领先，印度完全没有社会保障制度，而中国至少还有一个不太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经济方面的分析总结明显的有利于中国，其原因之一在于，中国开始实施经济改革的时间远远早于印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的潜在实力落后于中国。客观地分析，印度也有其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与优势。

（三）中国落后于印度的方面：

1，在中国，私有企业的发展是缓慢的，而印度则相反，有许多强大的家族企业拥有悠久的传统。其响亮的品牌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到目前为止，印度私营企业的产值已经达到60%，而在中国的大型企业还是国有的。与中国企业相比，印度企业经营得更好效率更高，总体上有更高的公司管理水平，他们一般来说账务公开透明，经理人员也具有国际性，这也可以解释，虽然与中国相比发展速度较慢，为什么印度的总体资本利润率却明显高于中国。

2，印度还有一个坚实可靠的司法体系，私人财产受到保护，有基本的民主制度，言论自由及发展良好的私人领域。

3，中国从很早就开始致力于普遍提高民众的识字率，而印度的重点放在学术教育上。根据企业咨询机构麦肯锡公司的报告，印度每年的高校毕业生，是中国的1.5倍。教育系统与经济需求紧密联系方面，印度比中国进步得多。根据瑞士IMD商学院对30个国家开展的调查结果，在提供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工人方面，印度排名第三，而中国则降到倒数第二。

4，中国的英语不够普及也会使其在服务领域的发展机会受到局限。这个领域的利润空间比制造业大得多。中国的软件和外包行业被严重分割，没有必须具备的规模和专门技术，难以吸引国际大型项目。按照企业咨询机构麦肯锡公司的报告，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10家IT企业，只占据了20%的市场份额，而印度在这个行业的10强却占有了45%的份额。

两国的发展模式不同，印度主要建立在服务业的基础上，由于经济主要集中于服务行业，印度得意成功克服经济发展中的艰难险阻，如，残缺的基础设施，较低的直接投资以及相对较低的储备率。中国则不同，特别是其加工产业尤为突出，其消费品领域的产品现在主导者世界市场。政府很早投资于基础设施，加上巨额外国直接投资以及众多海外华人的帮助，推动了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建立和改建，包括轻工业以及重工业领域。

三、竞争还是合作

纵观两国的贸易往来情况，1962年的边境战争，曾使双边贸易全面陷于瘫痪，直到1984年，相互授予“最惠国”地位，经济合作才重新出现兴盛。印度出口到中国的大部分产品是医疗、半成品和钢材。因此，印度的怀疑论者担心，一旦中国的建筑繁荣慢慢结束，印度的出口繁荣就会戛然而止。过去，中国和印度几十年来的关系一直很紧张，直到今天，仍然充满着竞争和不信任。自从2003年起，印度一直保持与中国的贸易顺差，从心理上对印度的自我意识具有很大的意义。在与中国成绩不断进行的比较中，印度感觉受到了歧视，成为经济竞争中的失败者。随着中国迅速地取得成就，印度几乎产生出一种自卑情结，对国外关于官僚主义、关税限制和腐败现象的批评，反应过度强烈，以此来发泄不满情绪。同时，过分强调并宣传印度道路。国家不太注意外国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这就使得，腐败的政治和受到国家保护的印度企业，以及产业家族，转向反对更开放的自由化，相反，由于国际竞争的压力，自己的权力基础受到损害，担忧创新压力过大，已经成为主要问题。

现在，印度已经发现，它与中国有相似的战略性的经济利益。事实上，双边的经济、贸易潜能，是关系升温背后决定性的推动力。此后，经济发展的逻辑将带动政治进程。印度公司看到了中国工业生产的成功，而中国的IT企业，愿意学习印度服务业的成功经验。印度和中国已经认识到，双方能够从经济合作中赢

得更多。两国在世贸组织诉讼中，向西方工业国家指出了贸易壁垒的矛盾之处，以及专利保护的限度。两国都在推进亚洲公债市场和货币基金的发展，以减少对金融机构的依赖。两国都在努力建立全亚洲的自由贸易区，形成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平衡力量。中国和印度正在重新解释全球化，重新评价传统的西方价值：他们希望今后利用最好的技术，及其巨大的国内市场，确定技术标准的开发，并掌握整个行业。中国的硬件和印度的软件专利协同作用，可以树立一个光辉的典范。中国的温家宝总理热情洋溢地称两国为IT行业的“双塔，一个负责程序，一个负责硬件。”温家宝认为，双方可以共同敲响“IT行业的亚洲世纪”的钟声。

可以预见，在今后的数十年中，两个巨人会逐渐地共同生长在一起。在经济和政治接触的过程中，那些潜在的合作领域会渐渐凸现出来。实际上，印度和中国的经济体制中，有一部分是明显互补的。印度高效率的服务领域，如果与中国的高度竞争力的产业联合起来，那将是难以战胜的。他们共同的实力，会动摇IT领域的根基，不管怎样，可以预料，今后数年中，两国将关注各自的弱项，这样，较大的差异就会逐步拉近。

第五篇：中国与联合国

巨龙崛起

一九七一，十一月十一，万里大江横渡，一望长空尽碧。此去欲何为？擒虎子，入虎穴！―――乔冠华

1971年，经过20多年的外交斗争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的首批代表乔冠华和黄华无比欣喜。

中国在联合国创建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1949年以后，由于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化，再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走过一段弯路。

从1949年算起，新中国政府没有与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那时，中国对联合国的看法也是很负面的，看作是美国手中的工具。这种状况直到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决定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驱逐出去，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中的一切合法席位之后，才大有改观。

从1971年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后，中国对联合国事务的参与，经历了一个由陌生，到逐渐熟悉的过程。上世纪70年代，中国刚刚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时候，我们对联合国很多工作不熟悉，没有积极主动参与，更多地是从原则性的角度发表看法，包括在联合国大会上。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中国的战略发生了大的变化，需要为建设现代化社会营造一个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需要在国际社会争取更多的朋友。在这种情况下，在联合国，我们主张积极开展多边合作，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上发挥作用。对联合国的认识和看法发生了变化，提高了参与意识。比如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过去中国是不参与的。但是到80年代以后，认识发生了变化，积极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的行动，在五大国家中，是目前参与维和行动最多的国家。

另外，中国在一些大的问题上，始终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积极为他们伸张正义，坚定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他们争取应有的权利。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惟一的发展中国家，在很多方面，中国与很多发展中国家有共同的遭遇，能深刻理解他们的需求。(郑启荣)

乔冠华―――代表新中国完美亮相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第1976次全体会议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2758号决议。

“一九七一，十一月十一，万里大江横渡，一望长空尽碧。此去欲何为？擒虎子，入虎穴！”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在飞机上满怀壮志地写下了这首词。

时年58岁的乔冠华是有名的才子，不仅说得一口流利的日语和德语，英语水平也是有口皆碑。

新中国成立后，乔冠华在外交领域大显身手，并于1964年出任外交部副部长。

1971年11月15日上午10时，风度翩翩的乔冠华率领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会议大厅，正式参加第26届联大会议。中国代表团一出现，立刻成为了全场关注的焦点。记者们里三层外三层地把中国代表们团团围住，此时，有记者问：“乔团长，你能不能讲讲你现在的心情？”满面春风的乔冠华仰头大笑，那自豪的、淋漓尽致的笑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片刻后，他只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现在的心情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他的笑容，被在场的摄影记者抓拍了下来，在普利策新闻奖中定格为永远的历史。乔冠华讲话后，几十个国家的代表在走廊里排起长队，纷纷向他表示祝贺。作为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的亲历者，乔冠华的夫人章含之曾回忆说：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想就是1971年11月15日乔冠华在联合国中国席位上就座的时刻，以及他在联大代表中国作第一次发言后长龙般排队向他祝贺的场面。

那是乔冠华一生外交活动的辉煌时刻，他不仅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华与文采，更体现了中国这个泱泱大国的风度和气质，使中国代表团以近乎完美的表现完成了在联大的首次“亮相”。（荆晶）

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中国与联合国:10余次参与维和

1988年9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1989年中国首次派人参加了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协助团，帮助纳米比亚实现从南非独立的进程。1992年4月，中国第一支“蓝盔”部队―――军事工程大队赴柬埔寨执行任务。

至2003年，中国军队已先后参加了10余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最近一次较大规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是2003年4月向刚果（金）派遣一个175人的工兵连和一个43人的医疗分队，目前，这支部队仍在刚果（金）执行任务。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坚持联合国50多年来公认的三项原则：一是开展维和行动需要当事国或当事方的同意；二是保持中立；三是在自卫情况下才能使用武力。

联合国维和特派团的士兵不向联合国效忠。自愿派遣军事人员和民警的政府保留对在联合国旗帜下服务的各自部队的最终权力。联合国按照每个士兵每月大约一千美元的统一费率偿还那些自愿派遣人员参加维和的国家，联合国还偿还各国的设备费用。（胥金章）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中国与联合国：5次使用否决权

所谓的否决权指的是，联合国非程序性事项的决议需要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9个理事国的赞成票，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反对（即否决票）都会使一个议案无法通过，即使该议案获得了足够的票数。但弃权不被视作是否决。这样每个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内就享有一票否决权。

从1945－2004年，五大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总共使用过257次否决权。其中，中国5次，法国18次，英国32次，美国80次，苏联/俄罗斯122次。

第一次：1955年12月13日，台湾国民党集团占据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否决了安理会关于蒙古加入联合国的决议草案。

第二次：1972年8月25日，中国否决了安理会关于孟加拉国加入联合国的决议草案。第三次：1972年9月10日，中国否决了英国等西欧国家在安理会上提出的有关中东问题的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修正案草案。

第四次：1997年1月10日，中国否决了安理会关于向危地马拉派遣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决议草案，理由是危地马拉与台湾维持外交关系以及每年在联合国总务委员会上联署所谓要求台湾“参与”联合国的提案。

第五次：1999年2月25日，中国否决了安理会关于同意联合国驻马其顿预防性部署部队延期的决议草案，理由是马其顿政府在当年1月与台湾进行所谓“复交”。

联合国成立60周年背景资料：12次挫败台独闹剧

台湾当局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从1993年开始，每年用重金拉拢、唆使极少数国家在联合国提出台湾“参与”联合国提案，但这一做法年年遭到国际社会的唾弃。

第59届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2004年9月15日作出决定，拒绝将乍得等极少数国家提出的所谓台湾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提案列入本届联大议程。台湾当局妄图在联合国内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闹剧第12次遭到挫败。

第60届联合国大会本周登场，台湾当局欲通过“参与案”和“和平案”，“两案并推”再度闯关。但相信必然遭受第13次挫败。

新闻背景：中国与联合国关系大事记

1945年4月，联合国通过并签署《联合国宪章》。

1945年4月，联合国正式成立。

1950年11月，中国代表伍修权在安理会上发言，谴责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这是新中国代表第一次出席联合国的会议。

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1971年11月，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大会议。乔冠华团长发表重要讲话。

1974年4月，邓小平在第六届特别联大发表讲话，深刻阐明了中国外交政策，并庄严宣布中国永远不称霸，不做超级大国。

1985年1月，中国国际法学者倪征担任国际法院法官。

1995年10月，江泽民主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2000年1月，中国政府向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派遣15名民事警察。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派出民事警察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

2000年9月6日―8日，江泽民主席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万海）

历史档案：中国历任常驻联合国大使

黄华(1971年1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陈楚(1977年5月至1980年6月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凌青(1980年8月至1985年6月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李鹿野(1985年8月至1990年5月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李道豫(1990年5月至1993年3月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李肇星(1993年3月至1995年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

秦华孙(1995年至2000年2月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

王英凡(2000年2月至2003年6月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王光亚(2003年4月至今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历史档案：中国历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唐明照：1972年至1979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负责政治事务、非殖民化、托管地工作。

毕季龙：1979年至1985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负责技术合作与发展事务。谢启美：1985年至1992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负责技术合作与发展事务。冀朝铸：1991年至1995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负责技术合作与发展事务。金永健：1996年至2001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陈健：2001年8月起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至今。负责联合国大会和大会事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