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当代中国老龄群体社会管理问题研究

当代中国老龄群体社会管理问题研究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是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严重滞后，未富先老。由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殊性决定，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运行面临一系列困难。应对挑战的出路在于巩固和加强家庭在养老保障中的地位，及早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社会养老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特征是两头小中间大。但是从趋势上看，人口年龄结构快速向人口倒金字塔形发展。形成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一是由于年龄金字塔底部少儿人口规模增长持续减慢；二是由于年龄金字塔顶部的老年人口规模大速度增长，即出现了人口学所谓的由底部老龄化到顶部老龄化的演变。发达国家的这一演变过程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而在我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的双重影响，底部老龄化与顶部老龄化对人口年龄结构形成“夹击”之势，人口老龄化的形势越发严峻。早在1999年2月，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就已经超过10%，2000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7%。这标志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形成的压力是极为严重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当代中国老龄群体的社会管理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老龄人口的结构特点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力老龄化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但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影响，也是极为严重的。

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

第一，大幅度减少经济活动人口，供养率提高。人口年龄结构预测表明，1990年我国经济活动人口对老人赡养比为13.7%，2000年上升为15.6%，预计到2025年将上升到29.46%，2050年将上升到48.49%。如果再加上对幼年子女的抚养，经济活动人口的总抚养比将上升更快，2025年可达到59.5%，2050年可达到76.8%。人口老龄化将使经济活动人口的经济负担日益沉重，甚至会使未来经济活动人口的基本生活和创造能力受到较大程度的影响。

第二，影响投资、消费、储蓄和税收等主要生产活动。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从来都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非经济活动人口无力储蓄，人口老龄化使经济活动人口急剧减少，使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成为单纯消费人口，成 1

为经济活动人口即纳税人的赡养人口。其结果是缩小了税基，减少了税收，储蓄率下降，投资率比例降低，纯消费增加。这种情况虽然可以在近期内促进消费增长，扩大内需，进而促进生产，但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决定了必须不断扩大积累，增加生产资金投入，否则就难以供养日益庞大的非经济活动人口。

第三，加大财政支出，加重政府负担。国内外经验表明，国家的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建设至关重要。由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加深，财政中用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的支出不断增加。财政支出的增加，无疑会使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公共支出减少，影响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和社会成员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

第四，改变家庭结构和家庭的赡养功能，使居家养老这一能够有效减轻社会养老负担的养老组织形式受到破坏。随着生活的改善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提高，高龄老人日益增多，三世同堂的家庭比例很大，家庭“少子化”标志着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而弥补家庭养老功能不足的前提条件，即实行社会化养老，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但目前我们还不具备充分的条件。

第五，影响脱贫计划的顺利完成。毫无疑问，老年人口是收入少、疾病多、社会资源贫乏的弱势群体。而未富先老加重了养老负担，扩大了财政支出，因而影响了有效脱贫。

第六，造成大批高危家庭，影响社会和谐。“一胎化”的长期实行早就了成千上万的独生子女家庭。在现代社会，各种社会风险极为普遍，一旦独生子女出现不测，当事家庭将无法承受打击，影响社会和谐和稳定，进而对社会协调构成一定负面效应。

二、当代中国老年社会问题

老年社会问题的状态和趋势是老年社会管理的重要依据，解决好老年管理问题，必须弄清楚老年社会问题，找到出现问题的原因，对症下药。

1、老年贫困问题

（1）问题描述及社会后果

我国老年贫困的基本类型可以划分为三种：环境恶化造成的环境型贫困、经济转型形成的贫困、因病因残形成的生理型贫困，这三种贫困大多具有不可逆转

性，解决起来难度相当大。

无论是发生在城市里的老年贫困，还是发生在农村中的老年贫困，都会影响社会稳定，也影响社会稳定和老人的生活质量。其后果主要有二：第一，家庭养老功能减弱，影响精神文明建设；第二，导致敬老爱老意识淡化，家庭养老功能丧失，影响代际关系和社会稳定，阻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解决对策

第一，努力发展经济，为贫困老人拜托困境提供积极支撑；第二，弥补社会养老资源不足，充分发挥家庭在社会养老保障中的作用；第三，建立必要的养老机构；第四，减少分配不公，缩小贫富差距。

2、老年犯罪问题

（1）问题描述

由于社会的、个人的、环境的原因，老年犯罪已经成为我国城乡比较严重的社会现象。老年犯罪的原因主要有：法制观念淡薄；受西方腐朽思想影响严重；思想空虚，心理比那台，需求畸形发展而引起犯罪。

（2）预防对策

第一，进一步完善老年人的社会福利制度，切实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第二，加强法制宣传，提高全社会的法制观念；第三，采取多种形式教育青少年尊老爱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第四，努力缔造健康文明的人际关系，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环境，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第五，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努力促进社会和谐。

3、老年心理障碍问题

（1）问题描述

老年人随着生理上的衰老，生活自理能力和思维能力不断下降，心理危机也就越来越明显。老年人若产生了不良心理，对家庭、对社会、对自身的健康都将产生消极影响。老年人的心理障碍及其成因较为复杂，总结起来主要有：忧郁心态；孤寂心理；狂躁心态；悲观心态；多疑心态和牵挂心态。

（2）解决对策

克服老年心理障碍必须处理好一下几个关系：第一，处理好老有所为与身心衰老的矛盾；第二，处理好角色转变与社会适应的矛盾；第三，处理好安度晚年

与意外刺激的矛盾；第四，正确处理社会保障条件不充分与老有所养的矛盾。

三、社会养老保障政策的回应度与制度设计

老年人是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成效信息的直接感受者，老龄群体对社会养老政策的满意度和支持率应该成为衡量社会养老制度运行质量的主要标准，作为社会养老制度设计的重要依据。根据我国国情，应届人口老龄化高峰，实现社会养老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是利用有限的社会养老资源，保持适度的社会养老待遇水平。因此，提高社会养老的政策回应度、减少养老资源浪费、保证养老待遇的适度性和有效性，对于我国安全度过人口老龄化高峰，保持社会的协调与稳定无疑是一种明智选择。

针对提高我国社会养老政策回应度，可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进一步健全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目前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不尽如人意，医疗保险市场化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质疑和挑战。

其次，进一步挖掘养老资源，建立稳定的资金来源渠道。建议政府采取强制和吸引相结合的政策，扩大社会养老参保覆盖面，积极向非公企事业单位征缴社会养老保障金，通过实施代际养老解决问题，创造代际公平和代内平衡的实现条件，协调代际关系。

再次，以社区服务体系为依托，满足老龄人口各方面的生活需要。在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建立以居家养老为主、社区照料为辅的养老制度，努力实现居家养老和社会机构养老的有机结合。

此外，还应该加强对青少年一代的尊老爱老教育，巩固和强化家庭养老制度，解决老年人所需要的精神慰藉需要，创造迎接老龄化高峰更大冲击的人力资源条件。

第二篇：80后农民工群体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问题研究

80后农民工群体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问题研究

摘要：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具有“农村人”和“城市人”双重身份的特殊群体.虽然他们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和生活,但没有被城市所承认,更没有被城市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所吸纳.伴随身份差别导致的待遇差别、社会福利差别、社会活动权利差别等,使得农民工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群体、城市社会的“边缘人”。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妥善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维护农民工权益，巩固执政基础的政治任务。

作为边缘人口的农民工,他们既被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所排斥,又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存在着隔阂,其生活状况令人担忧.要保障农民工的基本生活权益,必须建立一套既针对农民工自身特点,又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相联系的过渡性社会保障制度,以便为将来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实践经验.关键词：农民工； 社会保障； 社会保险制度。

前言：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他们一方面离开了传统的农业经营，导致土地的保障功能大大减弱；另一方面加入现代产业，又使其面临着比传统产业更多的社会风险。虽然客观上他们强烈需要受到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但是由于传统的二元社会体制等原因导致他们几乎处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境地。因此，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尤其是从国家“十一五”规划中首次明确提出要“认真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问题”可以看出，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正文：

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

(一)背景

目前，全国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总量规模巨大。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快速调查和分析，2005年5月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规模约为1．2亿人，进城农民工约为l亿，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民工约为6000万(按照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80％进入城镇、50％跨省流动的假设估算)。

农民工最显著的特点是流动性大，不仅往返流动于城乡之间，并在单位之间、城镇之间频繁地变动工作岗位，而且外出的人群每年都在不断变动，新老农民工进行着代际更替。农民工总量一直保持不断扩大的趋势，从农民工就业类型看，有的属于正规就业，相当部分已成为企业生产技术骨干，这些农民工有明显的城市化倾向，渴望长期留在城镇工作和生活，但现在的城镇公共服务系统仍不能做到平等对待；有的属于灵活就业，工作极不稳定，随时可能返乡。从就业的行业分布看，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在第二产业中农民工占全部从业人员的58％，其中在加工制造业中占68％，在建筑业中接近80％；第三产业中的批发、零售、餐饮业中，农民工占到52％以上。显而易见，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

(二)现行社会保险制度没有排斥正规就业的农民工

对于在用人单位正规就业的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问题，虽然国家尚未为其建立专门的制度，但在《劳动法》实施后，进入城镇用人单位的农民工原则上也同样适用该法，应当参加法定的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可以说，现行城镇职工基本社会保险制度在制度层面并不排斥正规就业的农民工，这部分人员参加各险种的通道是敞开的。

(三)农民工参保率普遍偏低

《劳动法》和199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以及2001年劳动保障部《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对农民合同制工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作出了明确规定。目前，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为15％左右。部分地区如广东、大连参保率也仅达到20％左右。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分析

(一)农民工就业状态不稳定导致参保困难

在城镇就业的大多数农民工没有稳定工作。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查，农民工在一个单位工作以上的只占20％～30％。由于技能不高，又面对工资低、劳动强度大，且受到不平等对待，为寻找更好工作机会，多数人频繁流动。这一方面使经办的工作量倍增；另一方面，在农民工社保关系不便转移的情况下，增加了管理难度，凸现现有的信息系统不能适应需要；此外，高流动性还导致单位和本人都缺乏参保积极性，也给劳动保障部门缴费基数核定及监察执法等工作带来困难。

(二)农民工、用人单位和地方政府各有顾虑

农民工对现行社会保险制度缺乏信任，对自己以后能否享受养老待遇心存疑虑和担心。由于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规定按月享受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为15年，而农民工流动频繁，如果不能实现转移接续，多数很难达到该年限标准。有的地方还规定退休前5年必须到该地参保，这实际上把农民工的养老问题排除在外。所以农民工在离开参保地时普遍不愿将钱放在社保机构，一般都选择退保。这实际反映出农民工对现行社会保险制度的不了解和不信任。农民工所在单位多为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乡镇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主要集中在建筑、餐饮、服装等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用人单位为追求利润，千方百计减少人工成本，主观上也不愿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强调企业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不高，只能维持低成本竞争，如果按照城镇企业社会保险办法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单位负担过重，担心会因此影响本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

(三)社保制度门槛高、转移难，导致农民工权益难以保障

1.费率过高。由于承担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的负担，企业缴纳的基本养老、医疗和失业三项保险费平均为工资总额的28％，个人缴费为11％，企业和农民工个人普遍感到负担太重。

2.社会保险关系接续难。养老和医疗等主要的社会保险制度被分割在2000多个统筹单位(多为县市级统筹)内运行，各统筹单位之间政策不统一，难以互联互通，养老保险关系无法转移接续。现行转移政策以及管理手段不适应农民频繁流动的需要。农民工流动性大，不仅在同一个城市频繁地变动工作岗位，而且还经常跨地域流动，以及阶段性转入非农领域就业。由于外来农民工一般来自不发达地区，其户口所在地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般没有建立，已经建立的也还很不健全。一旦他们离开原工作的城市，其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难以转回原籍，农民工的社保关系转移困难。

3.退保实际上损害了农民工权益。由于现行政策允许农民工退保，结果导致农民工流动时反复参保、退保，有的甚至在同一地区更换工作单位时也先退保、再参保。广东省有的地区农民工退保率达95％以上。退保使农民工只参保、不受惠，不仅直接损害了农民工享受社会保障的对等权益，而且反过来又影响了用人单位的参保积极性。这种状况也影响了政府的形象。

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基本思路

(一)基本原则

1.适应城镇化、老龄化和国家长远发展的需要，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险。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一方面是由社会保障的公平属性所决定的。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利，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享有社会保障权利，农民工在用人单位与其他职工同样劳动，作为

劳动者也必然应依法享有同样的社会保障法定权利。另一方面，农民工社会保障又不单纯是保障问题，还涉及我国城镇化和“三农”问题。如果农民工长期游离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根本不可能在城镇稳定下来，势必影响城镇化进程及其质量，也不利于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此外，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广泛实行和农村年轻一代向城镇的迁移，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和农民的老年生活风险明显，农民亟须相应的保障措施化解老年风险。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险也有利于提升企业人力资本竞争力，稳定生产技术骨干，确保人力资源的可持续供给。

2.保护农民工利益，适应流动的需要。目前，农民工参保率之所以一直在低位徘徊，与参保后其利益得不到保障有直接关系。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由于农民工频繁流动，单位和农民工参保缴费后，社会保险关系难以转移和接续。因此，要吸引和促进农民工参保，制度设计必须适应农民工的高流动性。

3.根据农民工的保障需求与现实可能逐步推进。在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脱离土地的情况下，他们在年老或生病后面临丧失生活来源的风险，也面临工伤、职业病以及其他疾病等风险，与其他职工同样需要规避各种职业和社会风险。

(二)制度选择

1.进入现行城镇社会保险制度。进入现行制度的好处是企业之间、群体之间公平性较好；也有利于农民向城镇转移，促进城镇化进程；同时，还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基本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2.单独建立农民工个人账户制度。为农民工专门建立过渡性的个人账户制度，优点是为农民工提供了低费率的保障平台，由于缴费较低，易为用人单位和农民工本人所接受；账户权益可累计计算，农民工看得见、摸得着，有利于调动其参保积极性；便于跨地区转移，适应农民工频繁流动需要不断转移和接续社会保险关系的情况；待遇依据个人账户储存额确定，政府只承担有限责任。

3.倾向性意见。农民工社会保险模式选择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在养老保险尚未实行全国统筹的情况下，很难用一种制度安排将所有的农民工全部覆盖进来。鉴此，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选择应充分考虑其群体细分情况，根据亚群体的不同就业状况选择相应的保障制度。

(三)农民工社会保障目标

1.对稳定就业农民工的保障目标。对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结合完善现行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其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目标是：

(1)通过强化征缴扩大覆盖面，努力实现应保尽保。

(2)完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目前，由于养老、医疗保险统筹层次低，接近退休年龄的人在工作变动之后，转入地不愿接受其社会保险关系，需要对此作出全国统一的规定。

(3)降低社会保险缴费水平。目前的社会保险缴费，特别是养老保险缴费门槛偏高，有必要结合基础养老金的全国统筹，在更大范围内均衡用人单位负担，适当降低缴费比例，同时将基本养老金替代率水平控制在一定水平以内，收支缺口作为国家对历史债务的责任由中央财政支付。

2.对不稳定就业农民工的保障目标。

(1)制度建设目标——建立适应不稳定就业农民工特点的低门槛的过渡性保障制度。养老保险为可方便转移和携带保险关系的个人账户制度，以便进可向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靠拢，退可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转移；工伤保险进入现行制度；医疗保险则在现行城镇职工基本制度框架内适当变通，只参加住院保险，采取低费率、雇主缴费、保当期的办法予以解决。

(2)工作推进目标——本着分类指导、逐步推进的原则，用3年时间将农民工全部纳入工伤保险；在5年内将农民工基本纳入大病医疗保险；考虑到养老保险成本较高，制度建立的难度相对较大，用5～10年的时间逐步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

政策建议

(一)按《工伤保险条例》为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

所有用人单位都要按《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为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原已参加商业保险的有关行业要转为参加工伤保险。为进一步保障农民工权益，要努力扩大覆盖面，进一步推进农民工集中的矿山、建筑等高风险企业和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促进农民工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要进一步完善高风险行业和企业参加工伤保险的政策。要强化工伤预防工作，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伤预防工作模式和工作机制，从源头上遏制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

(二)为不稳定就业农民工建立大病医疗保险

在现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框架内，针对农民工流动性强、收人水平低的特点，开展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着重保当期住院医疗；同时，为切实降低用人单位和农民工本人的负担，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单独管理，根据农民工大病发病率实行低费率，费率一般控制在2％以下，农民工本人可不缴费。同时，要根据农民工的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医保的起付线、等待期、住院押金、个人支付比例、护理等方面的政策。农民工凡已参加城镇职工大病医疗保险的，原则上不再同时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如本人不愿或无能力在城市治疗的，应制定相应的措施，将大病医疗保险关系和资金转入农村合作医疗。

(三)依法为稳定就业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

稳定就业的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一样参加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已参保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要继续参保，不得退保，并确保其享受同等待遇。用人单位要依法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保障部门要强化社会保险费征缴，督促用人单位为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缴纳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费，努力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社会保险权益。

(四)积极探索、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虽然我国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已粗具规模，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展缓慢。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养老和其他社会保障问题日渐突出，迫切需要构建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此，应建立由国家、集体、农民三方负担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并在经济发展快的地区推进城乡协调的社会保险制度，实现农村社会保险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接轨和社会保险关系的接续。

(五)建立农民工应急救助机制

农民工在城镇缺乏生活基础，是城市中最困难的群体之一。为保障其基本生活和权益，应建立农民工应急救助机制。一是通过政府和有关民间机构维护农民工权益，开展针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二是对遭遇意外伤害或重大疾病生活陷入困境的农民工，由当地民政部门给予临时性的应急援助。

参考文献：田萱 《人口学刊》 2004 第4期 ；孙超 《内蒙古农业科技》 2007 第6期；新华网《工人日报》。

学号：110304223

姓名：穆昆鹏

第三篇：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推荐）

中共中央政治局３０日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民安居乐业，对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对形成和发展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管理制度进行了长期探索和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党和国家不断就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制定方针政策、作出工作部署，有力推进社会管理改革创新。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我国建立了社会管理工作领导体系，构建了社会管理组织网络，制定了社会管理基本法律法规，初步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管理与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总体上是适应的。

会议认为，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任务更为艰巨繁重。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同时，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我国社会管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法律政策、方法手段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既十分紧迫又需要长期努力。

第四篇：当代中国人口流动问题研究

当代中国人口流动问题研究

——人口流动四大态势分析

作为国家人口计生委2009年关于流动人口问题的部分调研成果——《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于近日在北京举行的 “人口流动迁移与城镇化国际研讨会”上首发。《报告》指出，2009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2.11亿人。未来二三十年，人口流动将呈现四大基本态势。这四大态势是：1.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增加，但增速逐步放缓。2.经济危机为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契机，促进了人口的重新分布。3.未来我国流动人口的分布将逐步形成以东部沿海连绵城市带为重心，以内陆城市群为中轴，以西部中心城市为集聚点的流动人口分布格局。4.人口流动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针对这四大态势我将对其原因进行逐一分析。

一．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增加，但整体逐渐放缓。2009年我国人口流动数量达到2.11亿，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这个数字超出了许多国家人口的总量。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原因主要是：1.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人口流动政策发生了转变，特别是户籍政策的改变为人口大规模的流动提供了政策基础与前提条件。这一政策的转变可以使得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2.改革开放使得我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村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剩余劳动力开始转向城市。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开始出现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民工的流动构成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3.我国人口政策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经济的发展迅速且较为持续。我国人口政策，特别是户籍政策，一直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才使得我国的人口流动数量的增长得以持续。同时经济发展迅速持续，经济发达地区对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使得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据报告统计到2050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可达3.5亿左右。但每年新增流动人口由近600万逐步下降到2050年的300万左右，这也就说明我国的人口流动规模整体逐渐放缓。我国的人口流动的主体是民工，随着民工的大量涌入城市，多数城市的工作需求呈现饱和状态，特别是经济发展较早的东部沿海地区，其表现的更为明显。同时许多民工选择定居工作所在的城市，从某方面来说对于人口的流动规模的减缓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

二．经济危机为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契机，促进了人口的重新分布。2008年全球爆发了一次较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导致了经济发展速度减慢，大量的企业倒闭，城市对于劳动力需求减弱，长距离人口流动减少，短期内沿海地区人口集聚趋势有所弱化，出现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流动态势，但流动人口继续向沿海、沿江、沿主要交通线地区聚集的长期趋势不会改变（引自（报告））。虽然经济危机对于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迫于生活压力仍旧会选择迈向城市，不过他们选择的城市将会以就近城市为主，例如一些省会城市以及一些二线城市。这使得长距离人口流动减少，在短时间内沿海地区人口的聚集趋势将会有所减弱，这和此次经济危机的爆发有着密切关联。不过人口向经济发展地区的流动这一大的趋势是不会发生变化的。经济的发展程度与速度对于人口的流动有着密切关系。

三．未来我国流动人口的分布将逐步形成以东部沿海连绵城市带为重心，以内陆城市群为中轴，以西部中心城市为集聚点的流动人口分布格局。像上文提到一样，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的流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对于人口流动的方向的影响，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对于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使得大量的劳动力流入东

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等地区，一直都是人口流入的重点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城市构成了我国流动人口分布的重心。同时随着我国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政策的提出，我国人口的流动在某种程度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例如西安、银川、乌鲁木齐等城市，在近几年随着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转入中西部地区，这使得这些城市的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强，大量劳动力开始转向流入中西部中心城市。这便形成了未来我国的人口流动分布格局——以东部沿海连绵城市带为重心，以内陆城市群为中轴，以西部中心城市为集聚点的流动人口分布格局。但我们必须还要认识到，虽然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在最近几年得到了快速发展，可是东部地区仍旧是我国人口流入的重点地区，这一点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很难发生改变。

四．人口流动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人口的流动主要是生存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迫于生计开始涌入城市，他们的工作地和长期定居地是分开的，在城市主要是为了工作，为了生计。他们的长期居住地仍旧是农村地区。最近几年我国人口流动的类型开始发生了转变，逐步有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流动人口受教育年限比全国平均水平略高，年龄结构趋于成年化，性别结构逐步均衡，举家迁移比例上升，在流入地长期定居倾向明显。产生这一转变的原因主要是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最为明显的就是我国的贫困人口的迅速减少，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的目的不再是简简单单为了生存，提高其生活水平开始占据了主要地位和目的。大量的外来人口开始定居城市，成为所谓的城市人，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人口流动类型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对其转变起到了决定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这一转变使得我国的我国的流动人口的民生问题和服务管理体制改革压力增大。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定居城市，所带来的管理问题，子女受教育问题，以及社会保障问题也变得日益突出。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的人口流动仍旧会保持在2亿以上，以市场为主导方式，以发展为目的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将会是影响我国未来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

参考资料《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

国家人口计生委统计数字

社会0801黄永彬学号 0820300101

第五篇：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研究

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 对这个主旋律的理论关注和理论阐释, 构成所谓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在我国, 严格意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起步于80 年代, 兴盛于90 年代, 至今方兴未艾。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迅猛推进, 为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注入了深厚的现实根据和丰富的经验材料, 使其呈现出自身的一些特征。

一、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实践性特征

发展问题是20 世纪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它不仅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急迫任

务, 也是发达国家亟待重视的严峻现实。国际范围的社会发展研究, 是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真正确立和繁荣起来的。当时正值二战结束不久, 各国都面临着医治战争创伤、寻求经济社会复兴之路的现实问题, 这些问题的强烈现实性和极端紧迫性, 诱导许多学者热心于这些问题的探索, 以便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理论观点、战略方案和政策建议等。六十年代初, 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人口爆炸等引发的全球问题, 进一步推进了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兴起, 是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启动和推进密切相关的, 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产生、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中国社会的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 从此, 发展成为当代中国最突出、最重要的议题。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 发展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 并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名言向人们展示了发展之对于中国社会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一个“硬”字, 既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落后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的严峻现实, 也蕴含着老一辈革命家矢志领导中国人民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决心和毅力。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 就是发展不足的社会主义。只要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发展就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题。只要确认发展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题, 就必须确认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是当代中国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 是现实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理论课题。

从国际范围看, 狭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是以相对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问题为对象, 主要探讨了关于这些国家现代化的理论、模式、战略方针乃至具体政策。广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则是探究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从全球背景阐明各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现状及未来, 关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一般理论问题和相关实践问题。我国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是关于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和发展手段等问题的研究, 它通过追踪时代轨迹, 把握时代脉博, 探索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道路来体现自己的实践性理论品格。它将密切关注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并从理论上给予科学地求解, 为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发展的跨世纪转换, 提供理论支点。

二、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系统性特征

社会是一个有机系统, 社会发展表现为生态自然、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本身等诸多因素的协调和全面发展, 社会越向前发展就越凸现出其协调性和整体性趋向。当代社会是以“自然——社会——人”作为宏观背景系统的, 它以经济发展为基础, 追求社会与自然、社会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协调互动、共同进步。有关社会发展的问题是诸多理论学科共同关注的。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社会发展问题, 形成发展社会学, 它侧重研究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结构分化、城市化、人的行为方式及价值观的变革等问题;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社会发展问题, 形成发展经济学, 它侧重研究工业化的发展道路、模式及战略等问题;从哲学角度研究社会发展, 形成发展哲学, 它侧重研究社会发展的文化价值基础和终极价值取向等问题;等等。社会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总体性范畴, 带有多维性质, 社会发展研究的显著特点是其综合性、交叉性、边缘性。在社会发展研究中, 把某一学科视界独断化、绝对化是片面的, 应在不同学科之间建立“对话”机制, 实现融合。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 有关社会发展的理论研究, 是处在支离破碎的分隔状态之中的, 不仅各学科未能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来展开自己的理论视野, 而且各学科内部的各个派别, 也未能达到对本领域社会问题的整体性把握。当代社会发展整体性特征日趋明显, 我们清楚地看到,虽然并非所有社会发展理论都应对全部社会发展问题给出总括性回答, 但是, 任何一种社会发展理论, 即便是关于某一个别领域的社会发展理论, 都应把思考的问题置于社会发展的总体联系中加以考察, 如此才能对自己所涉及的问题, 做出具体而正确的回答。

过去, 人们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理解社会发展的, 认为社会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和人均国民生产值的提高, 相信经济发展了, 其它一切社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是, 到20 纪纪60 年代, 许多国家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 主要表现为, 社会二元结构基本未变,甚至出现局部强化的趋势;人口的增长抵消了国民收入的增长, 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有下降趋势;出现了贫富悬殊乃至两极分化;等等。正是这种“有增长无发展”的现实引起众多学者开始反思传统发展观, 在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美国学者伊利奇曼和巴加瓦指出:“一些经济学家至今提出的那些主要战略只是在非常特定的环境下才有实用价值。而且, 这种环境并不是单由经济因素来决定的。它们还决

定于重大的政治、社会和行政因素。唯一可行的‘发展’战略是有政治家在其中起重大作用的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产物。”(转引自威尔伯:《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第50 页)美国学者迈克尔·托达罗论证了发展是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重组在内的多维过程;英国学者杜德利·西尔斯认为, 减少贫困、增加就业、促进平等是社会发的三个最基本目标;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 发展应包括五大目标, 即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随着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的形成和传播, 国际社会兴起了落实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目标的各种社会运动, 较为著名的有:“增长加公平战略”、“满足基本需求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等。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更加理性、更加自觉地创造社会历史的阶段, 人们正在对社会发展做出更加完整而又系统的总体设计。

中国目前尚处于现代化起步阶段, 面临着社会的全面转型, 遇到的问题众多, 存在的矛盾错综复杂, 要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 仅凭某一学科视界的求解是不可能的。必须超越学科域限,在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中进行整体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已进入到这样一个阶段, 它要求必须把一般性理论研究与具体的问题研究统一起来, 把分学科或分领域的研究与整体的综合研究统一起来, 把针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与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统一起来, 把实证分析与逻辑推论统一起来。我国是后发展国家, 我们有可借鉴的经验教训, 也有可吸取的成功范例, 我们在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系统性方面更易达成共识。

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民族性特征

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伴随着一场救亡图存的民

族复兴运动而起步的, 它一开始就带有强制性和被动抉择性。相对于欧美等国自

然演进的“内发型”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是“外发型”的。有人把“外发型”现代化归结为“被现代化”。事实上,“被现代化”仅具有发生学意义之上“外发”的意义, 决不意味着后来者的现代化是被动的无创造性的适应过程。一般地说, 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少不了三大要素, 一是地理环境, 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基础;二是人类自身, 这是社会发展的能动主体;三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从这个意义讲, 中国的现代化又不是纯后发——外生型的, 它深深植根于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之中, 是在中华民族固有的社会文化基础上嫁接成长起来的, 它不能不具有这种嫁接后的中外融合的变异特性, 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实际上, 任何“外发型”现代化, 只有在由异质文化的外来刺激转化出传统内部的创造活力时, 才可能获得真正成功。比如, 现代化的基本问题之一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 由于中国“外发型”现代化的特殊历史条件, 这个问题在中国转换成了“中西文化”问题的特殊形式, 不论人们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都难以抹煞其民族性色彩。“传统”是民族性的, 中国的传统从文化学意义讲, 表现为以儒家为核心的文化思想体系, 它已经积淀为中国文化模式和民族心理的基本素质, 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不以传统文化为其精神动力和创造源泉之一, 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文化根基之一。超越西方社会发展模式, 走一条符合中华民族特点和文化理想的现代化道路, 在现代化进程中保存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 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 中国的发展要走自己的路, 要有中国特色, 归为一点, 就是中国的发展要有自己的民族特色。

当代社会发展的全球化、一体化特征愈益明朗。全球化意味着现代化社会所具有的跨越民族国家的地域、社会、政治与文化疆界, 并因此将全球日益连接成一个网络化的整体的过程。我们倡导对外开放, 是对社会发展的这种全球化趋向的一个回应。但是, 社会发展的全球化趋向,并不意味着其民族性特征的消逝, 恰恰相反, 全球化趋向给我们显示的仍然是一个民族性的课题, 这就是: 中国如何走向世界和世界如何接纳中国。没有深厚的民族特色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宏观背景, 中国就不可能真正参与到国际社会, 也不可能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民族性特征, 首先体现在, 它是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发展问题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 邓小平理论既是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又是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其次, 它是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民族性问题”为基本内容的。我国是后发展国家, 又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两点构成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条件, 也是所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现实基础和基本出发点。在现代化的征途上, 我们会遇到诸多世界性的问题, 但更多遇到的, 将是民族性的问题, 研究这些问题是整个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比如, 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没有从内部发生现代化过程, 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低度发展”何以出现, 中国现代化道路和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和建构, 等等, 这些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中重大的“民族性”课题, 值得研究和求解。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国要在全球化浪潮中, 谋求自己的发展, 就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要有自己的民族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