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辛弃疾是清官还是贪官

物流管理 许哲源 41

重走一圈看稼轩

想起在《随笔》上看到的故事。民国时刘半农以其浪漫之笔深得年轻女性的欢心，某日在一舞会上，一女生听闻大名鼎鼎的刘半农竟也在场，定要前去膜拜，结果当然是，五六十岁的刘半农已经衰老不已，此女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写出“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光”的刘半农居然是这样一个糟老头子，从此情断白话情诗。

辛弃疾其人者，略去简历。上面的故事和南宋辛稼轩相差有些远，但都表明我们不能从一个人美好的成就反推臆想其美好的品性、经历、行为等等。从查找的资料看，似乎其历史主流形象一直是一位身处民族危亡而“武能定国，文能流芳”的豪杰志士，仅有少数文史界中人对其质疑不断。而今，我们的是非思维观却多受特殊时期影响，非黑即白是罩在人人头上沉重的铁帽，这重量使得我们难以客观地耐心地看待一个矛盾重重的人，撇开辛弃疾，又何人不是呢？

作为文采最好的将军，打仗最牛的词人，辛弃疾的麻烦事还真不少，整理了对他的“投诉”后主要集中以下两点：“能杀，能贪”，这可是能被中纪委双规多少回的“罪过”嗯。能杀，辛弃疾并不是原生态南方人，自小生于中原长于中原，一直在北宋金占的土地上生活，一身豪迈的英雄虎胆即此练就。史书有载其“肤硕体胖，目光有稜，红颊青眼，壮健如虎”，这样的体格想来也不适合细雨哝哝，扭扭捏捏。更有其光荣事迹诸如亲率五十骑从万军中擒回叛将，杀匪斩盗更是不在话下。史上的“能杀”之评主要来自辛弃疾斩杀赖文政八百茶商起义降兵，对了是活埋；以及在各处公安武警军队系统上“严酷”打击的各种盗匪、刁民奸商之流。前人或名家所述多用“听闻”、“传说”字样来记叙这些事情，难有确切详实之录，而诸多文章评述说辛弃疾之“酷”使得朝廷要员也与其拉开距离以避免青史留恶，见宋人张端义《贵耳集》卷下： “王（淮）丞相欲进拟辛幼安除一帅，周益公（周必大）坚不肯，王问益公云：‘幼安帅材，何不用之？’益公答云：‘不然，凡幼安所杀人命，在吾辈执笔者当之。’王遂不复言。”这也还只是说明辛弃疾“酷”的名声不好，并不能确切表明他就是个刽子手。我想除了出名的“刚毅果敢”外，还少不了辛弃疾是个“归化”之人的因素。为将者，耿直孔武一向是常态，况且辛弃疾是难得的军事将才（从其之前的经历可以看出这点），南宋纷争不安，是一个需要良将的时期，然而我们可以发现他出现在这些一线战场的机会并不是那么多。“英雄不问出处”，但这恰恰在关键的军事斗争当中却是个忌讳，身为北人的辛弃疾南下之后其身价就被朝廷打了折扣，加上其为人豪迈自信，刚拙倔强，难以在险恶圆滑的官场环境有所发展，历史记载其最高官阶仅为从四品龙图阁待制。其实我认为可以这么想，辛弃疾力主北上抗金但只能在一些省份当“治安官”，他是把他那种杀敌报国的热情和渴望融入到治理内政中来，他的爱国热情传世公认，同时希望有所作为而有一天能够被朝廷征召，再加上上文所述辛弃疾的性格啊就能理解辛弃疾是不能被贴上“杀戮狂”的标签的，更重要的是，一个一直力主抗击侵略之敌的人再把刀锋指向自己的同胞，这不是毫无意义而前后矛盾吗？

物流管理 许哲源 41 再谈“能贪”，在内部和平时期，“贪官”一词的被仇恨程度远远地甩开了“酷吏”。这一点，还真发现了实例。根据洪迈《稼轩记》的记载，辛弃疾在江西有一座中式庄园别墅，正是大名鼎鼎的“稼轩”,有十多个足球场一般，大名人朱熹看了都不由吃惊感慨。更有一次干脆就在朱熹面前栽了，辛弃疾用商船贩运牛皮，路经南康军，被朱熹截获，朱熹干脆就写到了《与黄商伯书》中，墨证如山。甚至他就被御使弹劾过“酷虐裒敛，掩帑藏为私家之物。席卷福州，为之一空。”福州都被他刮干了。诸多资料都记载辛弃疾的生活水准是不错的，有妻有妾有儿有女，再加上他原先的家产尽丧金地，而其在南宋的各种不算长久的官职也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财产，这样，他还真拉下了“巨额资产来源不明”的嫌疑。只不过，这些还是一种推测，没有证据也没有记录其究竟具体在哪些事项上犯下贪污之罪，贪污受贿并非是官人得财的唯一途径。我想，其实人们有个礼教思想下的价值判断强迫症，是否一个精神气节上优秀杰出的人物在物质上就得各种贫穷呢？这二者能构成二元对立吗？凡是受到人们拥护的，都得是精神饱满而揭不开锅的？封建制度下的扭曲经济观财富观在此仍旧余毒不浅。况且，假设辛弃疾确有贪污（即使算上被参的那些，他在中国古代贪官排行上仍局末位），从定位上讲，他仍然是一位“爱国词人”,总体分下降了，却还是一码归一码，我们不该揪住他的污点不放，更何况这仅仅是假设。

从另一个客观角度看，辛弃疾一生为收复旧山河呐喊奔走，这种激情热血从年少之时一直流淌到苍老也未曾冷却。“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他的爱国词人形象已经定格并流传千年。前述过我们不能以一个人的成就倒推其所有的品性、行为，而另一方面，我们鼓励怀疑，但不鼓励把怀疑当结论。或许我们更应该感到欣慰的是，即使他曾经有过那么不高尚的时刻，却留下了如此多传世佳作，仿若其人临风立岸，惆然而萧萧然。

参考资料： 赵晓岚《金戈铁马辛弃疾》人民文学出版社

闵泽平《唐宋才子的真实生活》崇文书局

第二篇：清官被诬陷为贪官

清官被诬陷为贪官，天理何在202_年正月初六，是一个多么好的日子，全国人民正沉浸在欢度春节的喜悦之中。然而在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临湖乡，岭山村。却发生了一幕民欺官的丑陋事件。因建设新农村，政府征地，而引得一些不法刁民想从中榨取移民款，带头到处闹事。当地村官屡屡劝告都无济于事，终于在一次翁正富故意把车停在学校路中间被本村村民蒙飞林看到，觉得他这样停车不好，那里小孩很多，这样很容易弄伤小孩而规劝他把车开到边上点停，翁正富沾着自己有七个亲兄弟，四五个堂表兄弟，无人敢欺，不仅不听，反而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起动手把蒙飞林打成重伤，蒙飞林子女听说自己父亲被人打伤非常气愤，就去找翁正富理论，不知道翁正富是出于理亏还是别的原因就一直没出现，这造成 人家家人更加不能谅解，于是在正月初六这天冲进翁正富店里，把翁正富的店砸了。那时村官刘益富正跟民警赶过来的路上，等赶到时已来不及阻止他们把店给砸了的事实，本村村官跟民警只能规劝蒙飞林子女先回去，并把其父亲送至玉山县中医院住院检查，待检查结果检查出来，真不敢相信，这些人下手真够狠的，把人家鼻梁打踏了，而且身上多处骨折，医学来讲就是 一级重伤。伤者家属实在气不过，就叫上自己的兄弟姐妹，在其村里堵翁正富。多日未果。

在经过本村村官多次联系翁正富，让他出来跟蒙飞林子女坐下好好谈谈怎样解决此事，可是翁正富人就是不出来，只让人带了一句话来，说愿意出三万块钱私了。这蒙飞林儿女不干了，他们说：“当我们没看过钱啊！要不出来道歉，要不就告他。”村官和临湖的政府多次调解，因翁正富躲着不出来而一直未果。这事就这样搁下了，但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村官在这劳心劳肺的帮翁正富解决这个事，他为什么还忘恩负义的在网上这样诬陷人家村官呢？这不是农民与蛇里的蛇嘛！

这年头清官本就少，这样被人诬陷，你说人家冤不冤啊！人民受冤有官跟政府，还有媒体帮申冤。那如果是人家当官的受冤该找谁啊？下面就是受害人住院的地址，有同个地方的网友可去证明下，蒙飞林住上饶市玉山县的中医院外伤科五楼。真诚地希望各位网友能将正能量传递下去，让恶民翁正富得到法律的惩治，也让受害人能够早日沉冤得雪。小妹在此先行谢过了！

第三篇：【百家论坛】为什么清官有时比贪官更可恨

为什么清官有时比贪官更可恨

李文军

【载于《百家讲坛》（红蓝版）202_年第10期】

清官是整个社会大加提倡的道德楷模，在现实中却不见容于官场，这确实让清官们百思不解：贪官污吏对他们的切齿痛恨能够不以为意，名臣士林的批评对他们来说却不啻晴天霹雳。爱惜羽毛的他们最看重的就是清议对自己的褒扬，而这种批评却无疑是社会精英阶层对他们所谨守的东西表示不以为然。

清官信仰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一大特色，千百年来老百姓对清官乐此不疲的期盼和传颂，使得这种信仰甚至形成了一种文化。包拯、海瑞等著名清官的名字即使三尺之童也耳熟能详。作为反映社会普通民众心理的一面镜子，宋元时期，清官文学（包括公案小说、话本、杂剧等）开始大量涌现和流行；到了现代社会，电视剧中还有大量的清官戏来延续这种传统。老百姓为他们的“青天大老爷”立庙塑身，四时享祀，香火千年不绝。这既是因为清官自身所具有的可贵品质—清正廉洁、刚正不阿、铁面无私、体恤民情等等，也从反面说明这样一个可悲的问题：那就是贪官污吏层出不穷，“滔滔者天下皆是”，老百姓处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境地，孤立无援，迫切希望有人能为民父母，为他们做主。清官的事迹正是百姓这种心理需求的集中反映，悲观一点说，是一种画饼充饥式的心理补偿。

在普通民众心中，清官可谓是完人，是神的化身，身上只有耀眼的光环而不可能有哪怕是白璧微瑕的黑子。然而，翻阅古人留下的笔墨，我们却能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群体意识断裂”—士大夫阶层对清官的评价实在是不能令普通百姓满意，有时甚至大相径庭。

晚清小说家刘鹗对这一问题有直接的阐述。他在《老残游记》中说：“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为了支持这个论断，他在书中塑造了玉贤和刚弼这两个以清廉自居但同时又刚愎自用、滥施重刑、草菅人命的酷吏形象，并让他们办了许多冤假错案。

刘鹗认为，清官的毛病在于道德上有一种绝对的优越感，这使他们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都问心无愧，从而容易陷入自以为是甚至刚愎自用的境地。对自己的行为盲目自信，做事所凭恃的只是道德上的居高临下，现实情况、世俗人情一概斥之为乡愿，只顾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心态是极其有害的，往小的方面说，比如听理刑狱时，容易滥用刑罚、草菅人命；往大了说对国计民生无所补益，反而会误事。

古代士大夫阶层对清官的批评远早于刘鹗，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就对清官的盲目自信提出了批评。他在上宋仁宗的《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中，对包拯作为风宪官劾罢两名大臣后接替其职位的做法表示了否定，认为这样做会使“言事之臣，倾人以觊得，相习而成风”。包拯辩解他本无此心，欧阳修说：“夫心者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见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犹手探其物，口云不欲，人谁信之。此臣所谓嫌疑之不可避也。”他还很有针对性地对包拯的道德优越感做了抨击：“夫有所不取之谓廉，有所不为之谓耻。近臣举动，人所仪法。使拯于此时有所不取而不为，可以风天下以廉耻之节。”

欧阳修的看法代表了相当一批宋代士大夫的态度：他们对包拯的节操无疑是赞赏的，但是政事有其自身的特点，与个人修为不可等量齐观。包拯仅仅重视道德上的无可指摘，却忽视了其行为对朝政风气的影响。这样仅凭道德自信的一意孤行，“朝廷事体或有不思”，“思虑不熟，处之乖当”。

明代的海瑞同样也招致了士大夫阶层的批评，而且比包拯更甚，几乎已经到了不见容于当世的地步。海瑞一生廉洁耿介，平时所学以刚为主，自号刚峰，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但命途多舛，道不得行，几次为官开场时轰轰烈烈，却都黯然收场。其中原因，当然并不仅仅因为“天下皆浊我独清”。万历皇帝给他的断语是：“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表面上肯定了海瑞的长处，实际上是一种批评和否定。万历皇帝对海瑞的廉洁操守深信不疑，但他认为这位耿介的忠臣只在道德风化方面有榜样作用，在国计民生的事功上并不能有所建树。康熙皇帝对清官问题有其自身的认识，他在一道诏书中说：“清官多刻，刻则下属难堪，清而宽方为尽善。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为清，乃为真清。”康熙的意思很明确，清官要把道德优越感丢掉，对人不可苛责太严，施政不能一味地依靠近乎偏执的强硬。身为一国之君，他当然不是鼓励贪污，而是不希望出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局面，使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施公案》中的主人公施仕纶，是和包拯、海瑞一样被民众称为“青天大老爷”的人物。有人荐其出任湖南按察使，康熙皇帝说：“朕深知仕纶廉，但遇事偏执，民与诸生讼，彼必袒民；诸生与缙绅讼，彼必袒诸生。处事惟求得中，岂偏执?如世纶者，委以钱谷之事，则相宜耳。”最终改授其为湖南布政使。看来，康熙是深明清官运用之妙的。

普通民众和社会精英对清官的评价出现差异是耐人寻味的。士大夫（乃至皇帝）对清官的批评集中在一个“刻”字上。这个“刻”意义很广，既包括用法严苛，也包括对属下和部民苛责，还包括在施政中偏执、强硬，不近人情。清官一般都是道德完人，有道德洁癖，对人太过苛责，如果别人不能达到他们的标准，就一概斥为泥猪、癞狗、污秽小人。这种心态导致了他们在施政中用法严苛，而这一点却恰恰是老百姓推崇清官的原因。

老百姓对清官的期许不外有三：抑制欺压百姓的权豪势要；打击鱼肉乡里的泼皮无赖；惩戒贪赃枉法的贪官污吏。清官对这些人打击越严厉就越符合老百姓“吃大户”的朴素愿望，才是“爱民”。如《拍案惊奇》里的梁太守看见拐带妇女、弄出人命的泼皮无赖汪锡只被判了充军，于是大怒，“喝交皂隶重责六十板，当下绝气”。这种擅杀行为却受到了作者的肯定，称他极有正气。

士大夫阶层对清官的这种“刻”是很反感的，除了忠恕之道的价值观因素外，考虑到治国施政的现实情况是更主要的原因。正如康熙皇帝所说，“处事惟求得中”，政事不同于个人修为，它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是各方利益博弈的棋局；施政要想有所作为，就不能仅凭道德上的居高临下，一味的偏执强硬。据司马光《涑水纪闻》载：“包希仁知庐州，即乡里也„„有从舅犯法，希仁戮之。自是亲旧皆屏息。”这段大义灭亲的“佳话”总让人产生其他的想法：若从舅有可死之罪，杀之则可；若罪不至死，包拯为了表示自己铁面无私就从严惩处，杀之以博直名，这种“杀妻求将”的行径无疑会使我们对他的崇敬大打折扣。

包拯如此，海瑞更甚，他的家庭悲剧为其性情做了一个绝好的注脚：他的前两个妻子被休，第三个妻子暴死，一个妾自杀身亡，致使他不得不前后九娶。而他的女儿因吃了家仆给的一个饼，就被他逼得绝食而死。可见其性情之苛刻。

除此之外，海瑞还是一个严刑峻法的赞赏者，他对明初朱元璋“剥皮楦草”的残酷惩贪措施怀念不已，并建议恢复“毫发侵渔者加惨刑”的祖制。他的建议不但让官场震恐，连万历皇帝也认为太过了。

《海忠介公年谱》中载，海瑞被任命为应天巡抚后，“飙发雷厉，郡县官吏凛凛竟饬，贪污者望风解印绶而去。权豪势官，敛迹屏息，至移他省避之”。这种让贪官污吏、权豪势要望风而逃的杀气自然也是海瑞平日所作所为产生的效果。然而，属下挂冠求去，大户外逃也让海瑞的利民大计无法得以实施，最终黯然收场。

清官是整个社会大加提倡的道德楷模，在现实中却不见容于官场，这确实让清官们百思不解：贪官污吏对他们的切齿痛恨能够不以为意，名臣士林的批评对他们来说却不啻晴天霹雳。爱惜羽毛的他们最看重的就是清议对自己的褒扬，而这种批评却无疑是社会精英阶层对他们所谨守的东西表示不以为然。难道真的是“天下皆浊我独清，天下皆贪我独廉”使然吗？非也。

清代名吏汪辉祖在其《学治臆说》中以自己为官数十年的经验提出了忠告：清不可刻。清只是治术的一端，并不足以解决现实中的所有问题。道德洁癖、偏激的个性和强硬的手腕是其不见容于当世、不能于国计民生有所裨益的病根。诚如康熙皇帝所言：“清而宽方为尽善。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为清，乃为真清。”这并非是乡愿之言，而是对清官爱之深、责之切的期许。

将清廉和贪腐寄予个人道德修养，本身就是悲剧，所以讨论清官、贪官的优劣没有现实意义。当今之世界，凡政治相对清明的国家，无不是以完善的制度和严格的执法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如此我们还需要清官吗？贪官还有市场吗？反思历史不能以误勘误，否则得出的结论将是荒谬的。

第四篇：李文军：为什么清官有时比贪官更可恨范文

李文军：为什么清官有时比贪官更可恨？

发布时间:202_-12-15 12:02 作者:李文军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7243次

清官信仰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一大特色，千百年来老百姓对清官乐此不疲的期盼和传颂，使得这种信仰甚至形成了一种文化。包拯、海瑞等著名清官的名字即使三尺之童也耳熟能详。作为反映社会普通民众心理的一面镜子，宋元时期，清官文学（包括公案小说、话本、杂剧等）开始大量涌现和流行；到了现代社会，电视剧中还有大量的清官戏来延续这种传统。老百姓为他们的“青天大老爷”立庙塑身，四时享祀，香火千年不绝。这既是因为清官自身所具有的可贵品质—清正廉洁、刚正不阿、铁面无私、体恤民情等等，也从反面说明这样一个可悲的问题：那就是贪官污吏层出不穷，“滔滔者天下皆是”，老百姓处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境地，孤立无援，迫切希望有人能为民父母，为他们做主。清官的事迹正是百姓这种心理需求的集中反映，悲观一点说，是一种画饼充饥式的心理补偿。

在普通民众心中，清官可谓是完人，是神的化身，身上只有耀眼的光环而不可能有哪怕是白璧微瑕的黑子。然而，翻阅古人留下的笔墨，我们却能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群体意识断裂”—士大夫阶层对清官的评价实在是不能令普通百姓满意，有时甚至大相径庭。

晚清小说家刘鹗对这一问题有直接的阐述。他在《老残游记》中说：“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为了支持这个论断，他在书中塑造了玉贤和刚弼这两个以清廉自居但同时又刚愎自用、滥施重刑、草菅人命的酷吏形象，并让他们办了许多冤假错案。

刘鹗认为，清官的毛病在于道德上有一种绝对的优越感，这使他们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都问心无愧，从而容易陷入自以为是甚至刚愎自用的境地。对自己的行为盲目自信，做事所凭恃的只是道德上的居高临下，现实情况、世俗人情一概斥之为乡愿，只顾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心态是极其有害的，往小的方面说，比如听理刑狱时，容易滥用刑罚、草菅人命；往大了说对国计民生无所补益，反而会误事。

古代士大夫阶层对清官的批评远早于刘鹗，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就对清官的盲目自信提出了批评。他在上宋仁宗的《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中，对包拯作为风宪官劾罢两名大臣后接替其职位的做法表示了否定，认为这样做会使“言事之臣，倾人以觊得，相习而成风”。包拯辩解他本无此心，欧阳修说：“夫心者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见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犹手探其物，口云不欲，人谁信之。此臣所谓嫌疑之不可避也。”他还很有针对性地对包拯的道德优越感做了抨击：“夫有所不取之谓廉，有所不为之谓耻。近臣举动，人所仪法。使拯于此时有所不取而不为，可以风天下以廉耻之节。”

欧阳修的看法代表了相当一批宋代士大夫的态度：他们对包拯的节操无疑是赞赏的，但是政事有其自身的特点，与个人修为不可等量齐观。包拯仅仅重视道德上的无可指摘，却忽视了其行为对朝政风气的影响。这样仅凭道德自信的一意孤行，“朝廷事体或有不思”，“思虑不熟，处之乖当”。

明代的海瑞同样也招致了士大夫阶层的批评，而且比包拯更甚，几乎已经到了不见容于当世的地步。海瑞一生廉洁耿介，平时所学以刚为主，自号刚峰，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但命途多舛，道不得行，几次为官开场时轰轰烈烈，却都黯然收场。其中原因，当然并不仅仅因为“天下皆浊我独清”。万历皇帝给他的断语是：“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表面上肯定了海瑞的长处，实际上是一种批评和否定。万历皇帝对海瑞的廉洁操守深信不疑，但他认为这位耿介的忠臣只在道德风化方面有榜样作用，在国计民生的事功上并不能有所建树。

康熙皇帝对清官问题有其自身的认识，他在一道诏书中说：“清官多刻，刻则下属难堪，清而宽方为尽善。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为清，乃为真清。”康熙的意思很明确，清官要把道德优越感丢掉，对人不可苛责太严，施政不能一味地依靠近乎偏执的强硬。身为一国之君，他当然不是鼓励贪污，而是不希望出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局面，使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施公案》中的主人公施仕纶，是和包拯、海瑞一样被民众称为“青天大老爷”的人物。有人荐其出任湖南按察使，康熙皇帝说：“朕深知仕纶廉，但遇事偏执，民与诸生讼，彼必袒民；诸生与缙绅讼，彼必袒诸生。处事惟求得中，岂偏执？如世纶者，委以钱谷之事，则相宜耳。”最终改授其为湖南布政使。看来，康熙是深明清官运用之妙的。

普通民众和社会精英对清官的评价出现差异是耐人寻味的。士大夫（乃至皇帝）对清官的批评集中在一个“刻”字上。这个“刻”意义很广，既包括用法严苛，也包括对属下和部民苛责，还包括在施政中偏执、强硬，不近人情。清官一般都是道德完人，有道德洁癖，对人太过苛责，如果别人不能达到他们的标准，就一概斥为泥猪、癞狗、污秽小人。这种心态导致了他们在施政中用法严苛，而这一点却恰恰是老百姓推崇清官的原因。

老百姓对清官的期许不外有三：抑制欺压百姓的权豪势要；打击鱼肉乡里的泼皮无赖；惩戒贪赃枉法的贪官污吏。清官对这些人打击越严厉就越符合老百姓“吃大户”的朴素愿望，才是“爱民”。如《拍案惊奇》里的梁太守看见拐带妇女、弄出人命的泼皮无赖汪锡只被判了充军，于是大怒，“喝交皂隶重责六十板，当下绝气”。这种擅杀行为却受到了作者的肯定，称他极有正气。

士大夫阶层对清官的这种“刻”是很反感的，除了忠恕之道的价值观因素外，考虑到治国施政的现实情况是更主要的原因。正如康熙皇帝所说，“处事惟求得中”，政事不同于个人修为，它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是各方利益博弈的棋局；施政要想有所作为，就不能仅凭道德上的居高临下，一味的偏执强硬。据司马光《涑水纪闻》载：“包希仁知庐州，即乡里也„„有从舅犯法，希仁戮之。自是亲旧皆屏息。”这段大义灭亲的“佳话”总让人产生其他的想法：若从舅有可死之罪，杀之则可；若罪不至死，包拯为了表示自己铁面无私就从严惩处，杀之以博直名，这种“杀妻求将”的行径无疑会使我们对他的崇敬大打折扣。

包拯如此，海瑞更甚，他的家庭悲剧为其性情做了一个绝好的注脚：他的前两个妻子被休，第三个妻子暴死，一个妾自杀身亡，致使他不得不前后九娶。而他的女儿因吃了家仆给的一个饼，就被他逼得绝食而死。可见其性情之苛刻。

除此之外，海瑞还是一个严刑峻法的赞赏者，他对明初朱元璋“剥皮楦草”的残酷惩贪措施怀念不已，并建议恢复“毫发侵渔者加惨刑”的祖制。他的建议不但让官场震恐，连万历皇帝也认为太过了。

《海忠介公年谱》中载，海瑞被任命为应天巡抚后，“飙发雷厉，郡县官吏凛凛竟饬，贪污者望风解印绶而去。权豪势官，敛迹屏息，至移他省避之”。这种让贪官污吏、权豪势要望风而逃的杀气自然也是海瑞平日所作所为产生的效果。然而，属下挂冠求去，大户外逃也让海瑞的利民大计无法得以实施，最终黯然收场。

清官是整个社会大加提倡的道德楷模，在现实中却不见容于官场，这确实让清官们百思不解：贪官污吏对他们的切齿痛恨能够不以为意，名臣士林的批评对他们来说却不啻晴天霹雳。爱惜羽毛的他们最看重的就是清议对自己的褒扬，而这种批评却无疑是社会精英阶层对他们所谨守的东西表示不以为然。

难道真的是“天下皆浊我独清，天下皆贪我独廉”使然吗？非也。

清代名吏汪辉祖在其《学治臆说》中以自己为官数十年的经验提出了忠告：清不可刻。清只是治术的一端，并不足以解决现实中的所有问题。道德洁癖、偏激的个性和强硬的手腕是其不见容于当世、不能于国计民生有所裨益的病根。诚如康熙皇帝所言：“清而宽方为尽善。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为清，乃为真清。”这并非是乡愿之言，而是对清官爱之深、责之切的期许。

将清廉和贪腐寄予个人道德修养，本身就是悲剧，所以讨论清官、贪官的优劣没有现实意义。当今之世界，凡政治相对清明的国家，无不是以完善的制度和严格的执法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如此我们还需要清官吗？贪官还有市场吗？反思历史不能以误勘误，否则得出的结论将是荒谬的。

来源: 《百家讲坛》（红版）| 来源日期：202_年第10期 | 责任编辑：凌绝岭

第五篇：历史上第一个贪官是谁

历史上第一个贪官是谁

早年流行一部电视剧，叫做《宰相刘罗锅》，目的在于宣传清官的廉洁清正，不想刘罗锅一去不返，扮演贪官的和珅却一炮走红，从此和珅的角色逐渐活跃于银屏，看起来人们似乎不太关心清官的死活，对于贪官却骨子里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气概。今天江湖就给大家介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贪官的故事。

所谓贪官，自然就是有权的贪婪之人，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不义之财的官员，所谓千里来做官，为了吃和穿，看看字，“官”头上戴有一顶大盖帽，下面张着两张口，并且以笔直的一竖连接着。这就是说，“官”头戴什么样的帽，就得始终如一地为“什么样的它”说话、为“什么样的它”执政，而不是把官帽当成一个大口袋，什么样金银珠宝，都统统装在这个口袋里，如此那是装不下去的。

有史以来，记载的第一个贪官是春秋时期的羊舌鲋，他的哥哥可是大大的有名，叫叔向，羊舌肸。羊舌鲋虽然才能出众，却贪得无厌。晋昭公三年，晋国以羊舌鲋为代理司马，在平丘召集诸侯。当时，晋国军队驻扎在卫国，羊舌鲋为向卫国索赂，故意不管随意刈草的人。卫国派屠伯送给叔向羹和一箧锦，请求他的帮助。叔向收下了羹，而将锦交给屠伯。并告诉他，以国君的名义将锦赐给羊舌鲋。屠伯照做了，结果还没等他从羊舌鲋那里离开，禁止乱刈草木的命令就下达了。可见这个羊舌鲋真的不是一个好鸟。不过你幸运了一次，未必能次次幸运。当时晋国大臣邢侯和雍子争夺田产，羊舌鲋授命此案。本来只需要主持公道即可，可惜犯案的雍子很有门道，他有一个宝贝女儿，长得娇媚婉转温柔可亲，这雍子自己知道肯定会输掉官司，就把自己的女儿送给羊舌鲋，羊舌鲋一见到娇滴滴的美人，立刻说话不利索了，等到春风几度，居然判处邢侯有罪。

邢侯也不是省油的灯，自然恼羞成怒，居然在大堂上就把羊舌鲋和雍子给杀死了，并口口声声说抓住了什么把柄，后拉大家才明白，原来羊舌鲋是拿人家的手短。国君问叔向怎么办？叔向说：“他们三人同罪，处决活着的人，再将死者戮尸就行了。雍子贿赂，叔鱼卖狱，邢侯专杀，他们的罪行是一样的。自己有错却想夺得美名是为错，贪以败官是为墨，杀人不忌是为贼。《夏书》说：‘昏、墨、贼、杀。’这是皋陶制定刑罚。请按这样做吧。”于是邢侯被杀，雍子和叔鱼的尸体都被弃于市。羊舌鲋以贪坏法，卖法纵贪，被定为墨，贪墨一词也来源于此，雍子为躲避罪责，把女儿送给了主审的官员，开了性贿赂的先河，后来贪墨专指攫取美女。

有了索贿的，就要受贿的，所谓各取所需吧，从此贪官的市场一发不可收拾，王亚南曾经说：中国一部二十四史，其实是一部贪污史。如此贪污的历史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而这个叫羊舌鲋的也因为美色而一命呜呼，真的是可惜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