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对策建议

赵守飞

武先骐

武廷会

一、安徽省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业的积极性不足。

在美丽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治理、秸秆禁烧等工作中，很少看到农民群众自愿参与的身影。乡村干部在干、群众在看甚至抱怨、有时还捣乱的现象比较突出。不少村民过于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集体、公众和他人的义务和责任，成为“无公德的个人”。

二是，能够有效助力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的乡村公共精神和公共文化建设水平较低。

基层党委政府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力度不足，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没有得到有效发扬传播并发挥作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和新道德的传播宣传过于流于表面和形式，没有有效让农民群众入脑入心见行动，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道德素养、家国情怀、集体意识和公共精神比较缺乏。

三是，村规民约“大体检”工作不实，多数村庄的村规民约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不少县区党委政府相关部门没有真正重视村规民约“大体检”工作，多数村庄没有真正发动村民参与村规民约的制定完善，村规民约没有真正落地实施。村庄的“无规矩”感突出，村规民约没有真正发挥其引领村民“向美向善向上”、约束村民“恶言恶行无德”的作用，导致“村庄的好人吃亏、好人有怨气，坏人恶人占便宜”的现象凸显。

四是，上级半数以上“下压工作”没有实质性意义，乡村干部负担过重、压力较大、职业疲惫感较高，乡村治理成效难以持续。

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超强导致包办式治理、检查式治理和刚性问责式治理现象突出，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治理、协商式治理和柔性情感式治理不足。调研中，不少乡村干部表示有60%的上级“下压工作”实质性意义不大，绝大多数乡村干部表示至少50%的“下压工作”没有实质意义，但是乡村干部的这些真实感受和真实话语没有得到切实重视。过于繁重的“下压工作”和“属地管理”使“五加二、白加黑”成为乡村干部的工作常态，乡村干部正常合理的休息时间难以保障，绝大多数乡村干部呼唤能够保障他们法定休息时间和合理家庭生活时间。由此导致，乡村干部正常的家庭生活受到较大影响，应该承担的家庭责任难以承担，职业疲惫感较高，对职业的认同感和价值感较低，乡村治理已经取得成效难以持续。

五是，村党组织可支配资源严重缺乏，村庄党群关系不够紧密。

调研发现，不少村庄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力，大多数村庄数字乡村建设刚刚起步，不少行政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发挥作用不大，大多数自然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没有建立，大量上级公共资源由上级相关部门直接下发给村民或者直接由市场主体承接运作，村党组织可支配的物质、精神和信息资源严重缺乏，村党组织和农民之间物质、精神和信息联结载体缺乏、联结机制不畅、联结关系疏离，村党组织缺乏引领群众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有效抓手。村党组织和村民之间表面上处于一种看似美好和谐的“相安无事””状态之中，但是两者之间很少发生实质性互动关系，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号召力不足，党的群众基础不够牢固，村庄党群关系不够紧密。

二、提升安徽省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健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相关制度体系

一是，建立健全县区与乡镇之间的民主协商联动机制、乡镇与行政村之间的民主协商联动机制和行政村与自然村（村民小组）之间的民主协商联动机制，形成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制度体系。

由此，县区党委政府可以实现推进乡村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治理、协商式治理和柔性情感式治理，消除自上而下的包办式治理，消减检查式治理和刚性问责式治理带来的消极作用，增加县区和乡镇党委政府的刚性问责式治理与柔性情感式治理的协同效应，增强检查式治理把握大局、铆钉目标、以上促下的积极作用。

二是，县区和乡镇层面建立“完善村规民约内容，推动村规民约有效实施”相关制度。

行政村层面建立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分制”并将其纳入村规民约，以此推动各行政村不断完善村规民约并有效落地实施，让乡村治理“有规矩”可依，让“好人好事有好报”，让“恶人恶行受惩戒”，让“无公德的个人”变成“有公德的公民”。

三是，建立健全强大村党组织可支配资源相关制度，加强村党组织和村民之间的物质、精神和信息联结，加强村庄党的群众基础，密切村庄党群关系。

为此需要建立把更多的上级下发公共资源以村党组织为主渠道进行分发制度，建立健全大力支持村集体经济发展相关制度，建立大力支持建立自然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制度，建立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制度。

四是，建立“党建+三项清单制度”。

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通过协商民主方式由村庄协商组织把“村庄问题和村民需求清单、资源清单和项目清单”协商梳理出来，然后由基层党组织根据“三项清单”组织开展工作，以此促进村民的组织化参与，推进党意和民意的联结，推动基层行政管理和村庄自治的有些联动，推进村庄问题和村民合理需求的解决，推进村民全面发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助推村民过上美化幸福的生活。

五是，建立推动培育和发展“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村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组织相关制度。

通过这些制度，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培育和发展一大批能够协助村两委推动乡村振兴的农村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一致强大农村专业社工队伍，大力提升乡村治理专业化水平。

（二）建立健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相关组织体系

一是，建立县区党委政府和乡镇党委政府之间的协商联动组织，可以称之为“县区善治工作领导小组”，可以由县委领导，由县人大和县政协牵头，由组织、民政、农业农村、政法、文明办等相关部门相关负责人参与，由其推动县区和乡镇之间的民主协商工作和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联动工作。

二是，建立乡镇党委政府和行政村之间的协商联动组织，可以称之为“乡镇善治工作领导小组”，由其推动乡镇和行政村之间的民主协商工作和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联动工作。

三是，建立健全行政村内可以协助两委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协助治理类村庄社会组织和农民互助合作经济组织。

行政村层面重点加强社区协商工作委员会和新乡贤理事会建设，有效作实行政村妇联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大力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经济组织；自然村（村民小组）层面加强自然村（村民小组）党小组和村民理事会建设，留守妇女较多的自然村可以推动自然村妇女代表会建设。另外，可以根据村庄实际需要建立自然村红白理事会和道德评议委员会。

四是，大力培育和发展村庄外的“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村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组织（乡镇社工站和村社工服务中心）。

（三）建立健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相关平台体系

一是，加强行政村层面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使其成为整个行政村的新时代文明理论、政策的宣传和实践场所、新时代文明成果（行政村优秀人物事迹榜、文明家庭光荣榜、星级文明户等）的展示展览场所，使其成为指导各个自然村（村民小组）新时代文明实际点建设的枢纽平台，成为村民代表和党员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发展和公共事业建设的协商议事平台，成为村民的公共活动场所和读书读报学习场所。

二是，加强自然村（村民小组）层面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建设。

在自然村（村民小组）建立“自然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点”，使其成为自然村新时代文明理论、政策的宣传和实践场所、新时代文明成果的展示展览场所，成为自然村村民和党员的协商议事场所，成为自然村村民读报聊天、棋牌娱乐等公共文化活动场所。

三是，加强网络空间虚拟平台建设。

在行政村层面需要加强村庄公众号、党员微信群或者QQ群、新乡贤微信群或者QQ等网络虚拟平台建设。在自然村（村民小组）村民需要加强微信群或者QQ群建设。

（四）加强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相关行动，大力推动实施乡村治理相关项目。

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关键在于行动，关键在于通过行动解决村庄问题，满足村民合理需求，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村民全面自由发展。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行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自然村（村民小组）村民村民的党员和村民协同的协商议事行动。

通过这项行动，党小组和村民理事会组织党员和村民把自然村的问题和村民的合理需求、自然村已有和可以整合的资源、自然村可以完成的项目和需要行政村或者上级政府支持完成的项目协商梳理出来。自然村利用自己的资源可以做的项目，党小组和村民理事会自己行动起来，通过项目制方式运作，解决自己的问题，满足村民的合理需求。

二是，行政村党员和村民协同的协商议事行动。

通过这项行动，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代表会议、村协商委员会把行政村的问题和村民的合理需求、行政村已有和可以整合的资源、行政村可以完成的项目和需要上级政府支持完成的项目协商梳理出来。行政村利用自己的资源或者整合的资源可以做的项目，村两委和村协商委员会自己行动起来，通过项目制方式运作，解决行政村的问题，满足村民的合理需求。

三是，乡镇善治工作领导小组组织推动乡镇和行政村之间的民主协商行动。

通过这项行动把县级党委政府下发的工作任务、行政村层面面临的问题和村民的合理需求、乡镇和村庄的资源、乡镇可以自己完成的项目和需要上级支持完成的项目协商梳理出来。乡镇利用自己的资源或者整合的资源可以做的项目，乡镇党委政府自己行动起来，通过项目制方式运作，解决乡镇的问题，满足村民的合理需求。

四是，县区善治工作领导小组组织推动县区和乡镇之间的民主协商行动。

通过这项行动把省市党委政府下发的工作任务、乡镇层面面临的问题和村民的合理需求、县区和乡镇的资源、县区可以自己完成的项目和需要上级支持完成的项目协商梳理出来。县区利用自己的资源或者整合的资源可以做的项目，县区党委政府自己行动起来，通过项目制方式运作，解决县区的问题，满足村民的合理需求。

五是，加强对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有贡献的个人和组织激励行动。

需要建设村庄“美德义行光荣榜”，将村内好人好事、各项评选、表彰活动的优胜者登榜，永久留存。需要建立乡村治理志愿者积分激励制度，量化个人贡献，并给予一定的精神激励和物质表彰。

作者：赵守飞，安徽财经大学中国乡村（小岗）振兴研究院院长。武先骐和武廷会皆是安徽财经大学行政管理系硕士研究生。

本文是安徽高校协同创新项目“安徽城乡基层治理创新与重大风险防范化解研究”（项目编号：GXXT-2019-03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