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书评

《万历十五年》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黄仁宇先生是湖南长沙人，曾经学过工科，当过兵，后来又在美国攻读历史。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历史有了自己独特的思考。他在自序中提到他与明史的结缘是因为博士论文做的是明代的漕运。为了写书，他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读完了《明实录》133册。一本不厚的书竟用了7年的时间！而正因为他的严谨的治学作风才有可能写出如此有影响力的巨著。

《万历十五年》的英文名字叫做《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译过来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本书紧紧围绕万历十五年一些人和事,并在过去和将来两个时间维度展开诉述。本书围绕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人讨论了明代的政治发展、君臣关系、文臣集团、社会文化等内容。

活着的祖宗。

万历皇帝既是整个国家最高决策的核心也是被文官集团、中国式政治包裹的最紧的人。万历年间的国家阶段已经从吏治过渡到了政治的阶段，个别政治家的力量在体制面前闲的尤为弱小。万历少年也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他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在这套制度面前似乎每一件事都不能决断。立储之事就成了他的一个爆发点，万历皇帝开始怠政，一个王朝也在君主的怠政中加速滑向没落的深渊。“活着的祖宗”用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尚且在世的皇帝是何等的悲哀？作为那个供人膜拜的皇帝，他的无奈又怎能被“紫禁城”外的人看的清楚。

礼教千余年，杀人的“伦理道德”连皇帝也逃不掉。

世间已无张居正。

从教科书到《明朝那些事》，大家对张居正的评价都正面积极。但在黄老先生笔下的张居正虽然优秀却也是个常人。作者写出了一个有喜好、有优劣、有人味的张居正。国人有一个思维的定式：总喜欢将领导人非人化，将他们拔到一个常人不能所及的位置，使他们仅供我们瞻仰。

政治的道德化，是人治政治的必然选择。古代的中国排除了神，也没有树立理性的权威，那我们只有用对极高道德的追求和歌颂来代替对神灵、理性的膜拜和信仰。无论是对神、帝王、理性的崇拜或信仰都需要一种神秘感。这是一种天然的门槛，因为想要保持权威就必须有一定的神秘感。这种对于神秘感的追求不仅仅是一种制度的设计，而是人们的一种选择。

生活中理应有一种高于世俗的的东西，因为人们时刻有一颗窥视却不可得的心。这种臣服并不是一种奴性，而是人类的天性。现在人们崇拜的对象只是由神变为法，有神的旨意变为公众的合意，这是一个有抽象走向具象，有随意走向既定的过程，但不可避免的是它需要保留一定的抽象性和神秘性。

借用原文的话简单的说：“繁文缛节、形式排场、伦理道德都是一种需要，在一个没有神的国家，需要一个这样的人站出来，他是谁

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实际掌握这个国家的那群人知道有个人站在那里，而且符合要求的在那里，这样就有了一个被打造的出来的信仰。这样就有了一个可以让自己继续安心效忠的理由。”

字里行间透露的是历史的沧桑与黄老先生的睿智。平实的语言，寥寥数句，写的是我们走不出的怪圈，也是被标以魔咒的文化烙印。

古怪的模范官僚。

如果单单从是否被历史铭记这一角度来衡量一个人，海瑞无疑是“幸福”的。无论是谁，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评价海瑞，没有人可以否认他的廉洁，没有人可以怀疑他的正直。海瑞就像一块尖锐到能刺痛他人眼睛的礁石，突兀的矗立在历史的长河中。他强任他强，清风扶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海瑞用自己的行为来告诉读书人：孔孟之道，君子之理到底是什么！他永远不会是一个好的组织者，更算不上是一个好的政治家。但这样的人恰恰是因为他的“不合时宜，不识时务”被历史永远的记住。这样的人多了不见得是好事，可也恰恰是海瑞这类人扛起了我们民族的脊梁。

孤独的将领，那支戚家军。

历史上敢用某某家军的将领还真的不多，数得上的有：岳家军、杨家军、戚家军。威名赫赫，可惜没有一个有好下场。这个荣誉背后不仅仅是军队超人的战斗力，还是军队权力的私人化。这无疑是对皇权赤裸裸的的威胁。戚继光是一个伟大的将军，限于特定历史，他不能纵横疆场，也跳不出历史的“审判”。在一个不是群雄并起的时代想做一个真的名将，单单依托于皇权，怕只能空有雄心望阴山；不依

托于皇权一呼百应者，将军掌权至此！唯有“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想做一个“挑灯看剑”的将军，貌似只有独掌军权、黄袍加身。唐太宗、赵匡胤、朱棣无一不是如此。然而等到身为天子，战场的硝烟与鲜血也渐渐的远你而去，礼教会迅速的将你包裹到窒息。多么“可笑的现实”？借羊牯的话：“天下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

对李贽的印象，停留在高中课本，文曰：“著《焚书》、《藏书》。家庭有伊斯兰背景。李贽认为理存在于生活之间。”今天看来这种评价是何等肤浅，却又这般简约明了。张居正是政治家，李贽是哲学家，他们同样追求自由，有志于改革和创造，又同样为时代所扼止。

不知道为什么，这本书没有将王阳明先生单独列出来写，从个人情感上来说，甚是遗憾。“一生俯首拜阳明”日本天才军事家东乡平八郎的话，借此略表达对阳明先生的崇敬。

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短短的几十万字，一个帝国的维系，一套秩序的命脉。叹一声，俱往矣。历史无情的将这群人带入滚滚逝去的潮流中，在浪花间泛起点点白沫。

通读全书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那一句“繁文缛节、形式排场、伦理道德都是一种需要，在一个没有神的国家，需要一个这样的人站出来，他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实际掌握这个国家的那群人知道有个人站在那里，而且符合要求的在那里。”这句话概括了我们千年历史中最无奈的那一部分文化。有种叫规矩的东西将每一个人都网在其中。将这句话放大来看，我们的生活中也有太多东西、太多行为都只是一

种需要。它只是一种态度或姿态，它只是用来接受别人的目光和评价。这样的规则是好是坏？这套规则可以让一个王朝节奏缓慢的稳定的延续百年，这套秩序也扼杀了太多本来可以带来改变的契机。

黄老先生在书的开头说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这应该是对这套制度最好的注脚。

一般的史学名著总会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来描述一个王朝的兴衰，或者说总喜欢从一个比较抽象宏观的角度去解读历史。但是黄老先生却从历史中的人物的入手，以代表性的人物来贯穿全文，再从这一代表性人物身上剥离出他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或文化，以此来揭示我们封建社会的暗含的规则。在本书的第一章，作者就写道：“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位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时间。这些事件，表面上看起来虽似末段小节，但实质上确实从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本书深刻反思了我们的政治和国家之所以反复陷入僵化的深层原因；也反思了一个利用道德作为主要治理武器的社会最终会走向一个怎么样的结局。我们选择了人治就必然要承担人治所带来的弊端，我们也必然要承受那一整套带有太多形式色彩的规矩。

作者在书中末段总结：“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黄老先生点出明代那个庞大的帝国王朝的症结所在，这也似乎是所有封建王朝的晚期所需要改革的地方，甚至在时下的今天我们依旧可以反思生活中、体制中有多少被我们忽视却左右着我们生活的规则。

第二篇：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有一本书，英文名是《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直译过来便是：1957，平淡而无关紧要的一年。黄仁宇在书中叙说了一件又一件的“小事”。但就是这些看似细枝末节无关紧要的小事，恰恰预示着在偌大的明王朝乃至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即将走向灭亡。

被压抑的人性

若将万历儿时看做我们的当代，他原本聪明敏感、乐于上进，也曾经励精图治、喜欢读书，他本不是暮气沉沉、消极厌世的人，怨只怨那些作为臣僚的老师或家长，从不曾将他当作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确切的说是有尊严的独立个体来看待，同样也像像我们的学生时代，很多时候被当成了学习的机器，原本活泼好动、乐于思考，最终却极度厌学。诸如参加完升学考，要将书本剪碎或早上依旧习惯的坐在写字台前却不知道该干什么。所以，万历皇帝作为学生，臣僚做为教师，最大的失败之处，是大臣们剥夺了万历作为一个聪明的年轻人应有的个性、思想和活力。

张居正不让他练习书法，申时行不让他练兵，所有人都不让他立三皇子为太子，甚至与他生前形影不离的爱妃都不能与自己埋在一个坟墓里。失去了如此自由，就算做着皇上，又有什么趣味?但他毕竟是皇上，依然拥有无尽的奢华和整个国家，而普通百姓的悲哀何至于此。

道德代替不了法制

在那个封建的社会，皇帝的命令便是最高的法制。但是即使是这样，皇帝也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其中，最为重大的一件事便是立储君时候和群臣们的对立，常洛是长子，按照惯例，是应该毫无争议的被立为太子，然而万历皇帝更想要立的却是自己喜爱的皇贵妃郑氏的儿子长洵，但是在群臣的眼中，这是以幼凌长，自然不合于伦常之情。但是万历皇帝在这样一件事情上面也不愿意妥协，但是也并不能采取强硬的立场。因为“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的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皇帝和全国臣民都懂得父亲对儿子不能偏爱，哥哥对弟弟负有教导及爱护的义务，男人不能因为宠爱女人而改变长幼之序。正因为这些原则为天下人所普遍承认，我们的帝国才在精神上有一套共同的纲领，才可以上下一心，臻于长治久安。如果仅仅凭借法律条文作为治国的依据，则我们立国的根本就成了问题。”正是在这件事情上的一拖再拖，让皇帝彻底认清楚了自己的位置：他已经不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仅仅只是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作者黄仁宇先手明确指出本书着重批判的是儒家以德治国的思想：“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至其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黄仁宇还提醒读者，不要误以为本书作者在为明朝一个昏庸皇帝辩护，他的本意是揭示出整个社会机制具有比统治者个人(皇帝)更为强大的力量。可以说，作为明王朝统治者的万历皇帝，他的悲哀归根结底便是道德凌驾与法制之上所产生的后果。一国之主尚如此，何况在他统治下的千万万百姓？在西方世界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工业革命，思想启蒙之时。我们伟大的中国却仍然被一个迂腐的枷锁紧紧地束缚在原地，直到迎来鸦片战争的当头棒喝！观古思今，现在的国人们真的明白了么？

第三篇：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去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痰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宗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 本书英文本推出后，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并两次获得美国书卷奖历史类好快的提名；中文本问世后，获得如潮好评，成为众多作家、学者、企业家、高校师生的案头必备书，并入选《新周刊》和《书城》“改革开放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另有日文、法文、德文等版本。

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早年辗转于求学、从军之途，曾梦想成为中国的拿破仑，然而时代却不允许他有这样的机缘。其后赴美研习历史于一番逼仄煎熬之中提出大历史观，主张要“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而不能简单地以首先评价笼罩一切。中国少了一个拿破仑，却多了一个以其睿智打开人们视野的历史学家。

代表作有《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他传奇性的一生以及大历史观的由来详见自传《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1976年的夏天，五十八岁的华裔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用英文完成了《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其中文本名<万历十五年》。这一年，是美国建国十百周年。而在黄仁宇的祖国—-中国，这一年，“文革”终于结束了

至今，三十年过去了。

三十年前，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黄仁实事求是个陌生的名字，但是，《万历十五年》改变了这一切。在黄先生一生丰富的著述之中，《万历十五年》无疑是他影响最大的菱，它使得黄先生毕生倡导的“大历史观”为整个学术界所熟知。而他却已经在二十世纪的第一年，2000年，遽归道山了。

为了纪念《万历十五年》问世三十周年，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本“增订纪念本”。《万历十五年》中文本是黄先生据英文本亲自译写的，1979年5月交中华书局。编辑部对文字作了加工润色，再经黄先生审定后，最终定稿，于1982年5月出版。两年之后再版时，增入两段附录和《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一文，后者是黄先生应中华书局《书品》杂志约稿而写作的。此后，本书重印。此次出版“增订纪念本”，我们依据黄仁宇先生手定的“校正本”及致编辑部的信函所示，并参考了英文本，对全书的文字重新作了详细校订，核对了引文种注释，细检了标点和人格分裂，改正了多处错误，使全书文字更趋完善。

附录是重新编写的。两篇《神宗实录》编为附录一。附录二则收录了黄先生的两篇文章，除《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之外，另一篇是黄先生在该文中提到的《1619年的辽东战役》一文。这场战役发生于万历四十七年，是关系明朝生死存亡的转折点。而明军的失利，其根子仍在其官僚制度。这对理解《万历十五年》的主旨是有力的补充。

附录三收入了三篇文字。第一篇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高寿的富路特先生为英文本所作的序言，文字虽短，但见解精辟。第二篇是美国著名作家欧蒲台的长篇书评。他在给黄仁宇折信中说：“我从纽约《时代周刊》获悉您的大作。虽然它与我的知识范围相距甚远，但我还是请求在《纽约客》上为它写一篇书评。”它代表了当时美国的知识界对此书的看法。第三篇文字是黄先生的妹妹黄粹存女士写的。这是一篇对《神宗实录》中万历皇帝与申时行对话纪录的读后感。黄先生在给中华书局编辑部的信中提到，“这随笔可以代表一般读者的意向”，并希望可以发表。

《万历十五年》的英文本出版时，插入了十六页的图片。中文本初版时，因为技术原因，未用插入，为此，黄先生深感遗憾。实际上，在他着手写作此书时，就希望呈现给读者的不光是文字，还应该有“很丰富的视觉材料”，甚至他还为无法得到明代的“听觉材料”而遗憾。为了了却黄先生生前的愿望，此次新版，我们依据英文版的图片资料和说明文家，配合全书的文家内容，重新精选了一部分图片，分别制为随插图和彩图。希望读者能够借助这些插图，更好地理解全局的内容。

此次编辑《万历十五年》“增订纪念本”，得到了黄仁宇哲嗣黄培乐先生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发行人兼总编辑林载爵先生的鼎力支持，在此沉静谢意。富路特序言和欧蒲台书评，由徐卫东翻译，五瑞玲＼胡永华校订；随文插图说明文字由徐卫东从英文本转译，在此一并致谢。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译文中引用《万历十五年》的原文，与中文本字不尽相同，是因为引文所据为英文本．

中华书局编辑部 ２００６年６月

我对明史感觉兴趣，说来话长。１９５９年，我在密支根大学历史系读书，选定了“明代的 运”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这一研究过程花了五年。论文完成后，算是对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并图对明代的财政与窥其全豹，开始收集材料，撰写书。当时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实录》，此书为明代史料的渊薮，自然在所必读。全书一百三十三册，又无索引可资利用，所以史好硬着关皮，在教书之余每周阅读一册。这一走马观花式的阅览就花去了两年半。队此而外，参考 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理著作，费时更多。此书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历时时长年，１９７４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

结论从材料中来。多年以来摸索于材料之中，我对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开始摆脱了人云亦云的束缚。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当，但多少总可以有助于学术界的探讨。

比如，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如果意在说明当日的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 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十六世纪末，全国田额最重的为南直录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此外名府县一般都在百分之十以下，其中又有轻重的不同，山东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百分之九；去苏州不远的溧阳县，情形就更为奇怪，约在百分之一到五之间。而以比例而言，与此同时的日本大名政权，税额占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总额而言，十七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五百万，税收每年竟达七百万英镑，折全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倍的中国大体相埒。据此而作进一步探求，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注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主，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为明太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为管中窥豹。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亲自指示，让人民纳税实物不入仓库，直接供应于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给军饷，并规定先在应天府抽派若十税民，和金吾卫的五千军士对口。试验一年以后，朱元璋认为成绩良好，护通令全国一体施行。这一办法之脱离实际，窒碍难通，自不待言而自明，于是只好虎头蛇尾，销声匿迹。这种安排虽然不再执行，但与之相应其他经济措施，则依然危害极大。如果军需税收总收总发，国内的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的进步，次之则银行业＼保险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名地区既互通有无，以后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况而发展其生产技术。西欧各国在十四世纪已经朝着这一方向向前进，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复如是。而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则和民间经济的发展相脱节。万历二十年，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相称，他每年要向二十七个不同的机构交款，总数则不出白银二千两。与此相似，全国布满了这短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一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１９７２年，我去英国剑桥，参加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历时一年，兹后我又几次有机会旧地重游，向李公学习。上述看法，我们已写为一文，曾在罗马和香港现两处发表。李公１９７４年４月３０日在香港演讲，也以此文为讲稿，后节译为英文，刊载于香港的《七十年代》杂志。

我们也很难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明代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为ＣＭＣ，即商品交换为货币，货币又再交换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增进。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

明代张瀚所著的《松窗梦语》中，记载了他的家庭以机杼起家的经过。中外治明史的学者，对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说明当时工商业的进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其实细阅全文，即各大张瀚所叙其祖先夜梦神人授银一锭＼因以购机织布云云，乃在于宣扬因果报应及富贵由命的思想。姑不论神入授银的荒诞不经，即以一锭银而论，也不足以购买织机，所以引说显然不能作为信史。同时代的书法家五世懋，在《二酉委谈》中提到江西景德镇烧造瓷器，火光烛天，因而称之为“四时雷电镇”。当代好几位学者据此而认为此即工业超时代发展的征象。实则王世懋的本意，是在于从堪家的眼光出发，不满当地居民穿地脉，以致没有人登科中举：而后来时局不清，停窑三朋，即立竿见影，有一名秀才乡试中式。

如是等等的问题，其症结到底何在，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认真考虑的。笔者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首先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这一看法，在著财政史》中已肇其端。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其中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多，大学士张居正，申行，南京都察院都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揽胜的人物，如冯保，高拱，鲸，郑贵纪，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刘綎，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是的制度也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在上述前提之下，对具体历史人物的具体评论，就难免有与国内外明史研究专家有出入之处。例如万因皇帝，历来均以为昏庸，而读者在读毕本书以后，也许会认为笔者同情这位皇帝。如果真有这样的批评，笔者将不拟多作无益的谅解。本书论述万历，本在于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个人。又比如海瑞，这也是一个容易惹起是非的题目，十五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们记忆犹新。在本书中专设海瑞一章，并不是要在这段已经了结的公案再来画蛇添足，而意在向读者介绍当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态。有关十六世纪地方行政的资料不多，沈榜的《宛署杂记》所载，为京师的情形而非一般概况，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过于琐碎，唐 征的叙南直隶，归有光的叙浙江长兴县，也都有欠完整。相形之下，海瑞的遗墨，涉及当日地方政府的名个方面，最具参考价值。研究海瑞其人其文，可以使我们对当日的情形有更具体的了解。当然，问题还远不止此，比如何以万历的立储问题业已解决而争执却绵延不断？何以岛国日本可以侵犯中国天赐 中国却不能远征日本？何以当日的西欧已经用火器改进战术以侵犯中国而中国却不能远征日本？何以当的西欧已经用火器 改进战术而中国还在修筑万里长城？何以人人都说海瑞是好官而他却偏偏屡遭排挤？这些具体问题，无疑和上述总的密不可分，然而却名有其特殊的原因。笔者写作此书时，虽忆不同于过去的暗中摸索，但下笔时仍然颇费踌躇。书中所提出的答案，均属于一得之见，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的过去，禁忌特多，所以说话作文时有陷晦，或指披而喻此，或借古以讽今，这在明朝人更为惯技。本书论术明朝时事，举凡有所议论 否，都是针对十六世纪的历史而发的。如果我要对今珍今事有所议论，自当笔直书，决不愿学明朝人的办法，否则就是违反了自己写书的目的。当然，另一方面，以古为鉴，今人也示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本书由英文译为中文，国为国内外情况的差别，加之所译又是自己的其余，所以这一翻译实际上是一种译写。笔者离祖国已逾古十年，很少有阅读中文和使用中文写作的机会，而三十年来的祖国语言又有了不少发展，隔膜更多。幸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沈玉成先生将中文稿仔细阅读一过，作了文字上的润色；又承中华书局编辑部璇琮先生的关注，经常就各种技术问题与笔者书函磋商。所以，本书与记者见面时，文字方面忆较原稿流畅远甚。其遣辞方面根本性的不妥，当然仍应由笔者负责。又，廖沫沙兄为笔者年轻时报的患难之交，蒙他在百忙中挥翰题签，为本书生色不少。谨此一并致衷心的谢意。

黄仁宇

１９８１年１月于美国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隆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万历十五年》题作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专著呢？ 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去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期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由于表面看来是末端小节，我们的论述也无妨从小事开始。

这一年阳历的三月二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晶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过来皇帝陛下要举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乘轿的高级官员，还有机会在轿车中整理冠带；徒步的低级官员，从六部衙门到皇城，路程逾一里有半，抵达时喘息未定，也就顾不得再在外表上细加整饰了。

站在大明门前守卫的禁卫军，事先也没有接到有关命令，但看到大批盛装的官员来监，也就以为确系举行大典，因而中询问。进大明 门即为皇城。文武百官看到达端门午门之前气氛平静，城楼上下也无朝会的迹象，既无几案，站队点名的御史和御前侍卫“大汉将军”也不见踪影，不免心中揣测，互相询问：所谓午朝是否讹传？

近侍宦官宣布了确切消息，皇帝陛下并示召集午朝，官员 们也就相继退散。惊魂既定，这空穴来风的午朝事件不免成为交谈议论的话题：这谣传从何而来，全体官员娄以千计而均受骗上当，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对于这一颇带戏剧性的事件，万历皇帝本来大可付诸一笑。但一经考虑到此事有损朝迁体统，他就决定不能等闲观之。就在官员们交谈议论之际，一道圣旨由执掌文书的宦官传到内阁，大意是：今日年间之事，实与礼部及鸿胪寺职责攸关。礼部掌拟具仪注，鸿胪寺掌领督演习。该衙门明智午朝大典已经多年未曾举行，决无在仪注未备之时，仓猝传唤百官之理。是以其他午门既已以讹传误，该二午门自当立即阻止。既未阻止，即系玩忽职守，着从尚书、寺卿以下官员各罚俸两月，并仍须查明究系何人首先论传具具奉天。

礼部的调查毫无结果，于是只能回奏i当时众口相传，首先讹传者无法查明。为了使这些昏 昏 然的官员拓所儆戒，皇帝把罚俸的范围由礼部、鸿胪寺扩大到了全部在京供职的官员。

由于工作不能尽职或者奏事言辞不妥，触怒圣心，对几个官员作罚俸的处分，本来是极为平常的事。但这次处罚竟及于全部京官，实在是的严峻。本朝官俸微薄，京城中高级官员的豪华生活，区区法定的俸银所能维持。如各部尚书的官阶为正十品，全年的俸银只有一百五十二两。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地方官的馈赠，各省的总督巡抚所 送的礼金或礼品，往往一次即可相当于十倍的年俸。这种情况自然早在圣明的洞鉴之中，传旨罚俸，或许正是考虑到此辈并不赖官俸为生而以示薄惩。但对多娄低级官员来说，被罚俸两月，就会感到拮据，甚至付不出必要的家开支了。

按照传统观念，皇帝的旨意总是绝对公允的，圣旨既下，就不再允许有任何的非议。这一事件，也难怪万历皇帝圣心震怒。从皇帝到臣僚都彼此心照，朝廷上的政事千头万绪，而其要点则不出于礼仪和人事两项。仅以礼仪而言，它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我们的帝国，以文人管理为数到千万、万万的农民，如果对全部实际问题都要有朝廷和盘托出，拿来检讨分析，自然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们的祖先就抓住了礼仪这个要点，要求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为全国的榜样。现在全体京官自相惊扰，狼奔豕突，实在是不成体统。

万历皇帝是熟悉各种礼仪的君主。1587年3 月，他已年满二十三，进入二十四，登上皇帝的宝座也快有十五年了。他自然会清楚记得，在他八岁那 一年的冬天，他的父亲隆庆皇帝为他举行了象征成为成人的冠礼。他被引导进入殿前特设的帷帐里，按照礼仪的规定更换衣冠服饰，前后三次都以不同的装束出现于大庭广众之中。既出帷帐，他就手持玉圭，被引导行礼，并用特设的酒杯饮酒。全部节目都有礼官唱导和音乐伴奏，所需的时间接近半天。第二天，他又被引导出来坐在殿前，以最庄重的姿态接受了百官的庆贺。

几个月这后，隆庆皇帝龙驭上宾。这位刚刚九岁的皇太子，就穿着丧服接见了臣僚。按照传统的“劝进”程式，全部官员以最恳切的辞藻请求皇太子即皇帝位。头两次的请求都被皇太子拒绝，因为父皇刚刚驾崩，自己的哀恸无法节制，哪里有心情去想到个人名位？到第三次，他才以群臣所说的应当以社稷为重作为理由，勉如所请。这一番携推辞和接受的过程，有条不紊，有如经过预习。既然登上皇帝的宝座，他就必须对各种礼仪照章办理。在过去的十五年，他曾经祭天地，祀神庙，庆元旦，赏端阳。他接见外国使臣、解职退休和著有勋劳的官员耆老。他还曾检阅军队，颁发战旗，并在一次战役获得胜利以后接受“献俘”。这种献俘仪式极为严肃而令人悚惧，皇帝的御座设在午门城楼上，他端坐其中，俯视着下面花岗石广场上发生的一切。他的两旁站立着授有爵位的高级军官，还有许多被称为“大汉将军”的身材魁伟的御前侍卫。在广场上大批官员的注视下，俘虏被牵着进来，手脚戴有镣铐，一块开有贺孔的红布穿过头颅，遮胸盖背，被吆喝着正对午门下跪。这时刑部尚书起步向前，站定，然后大声朗读名个俘虏触犯天地、危害人类的罪行。读也又宣布，这些罪人未能无可逭，请皇上批准依律押赴市曹斩首示众。皇帝答复说：“拿去！”他的天语纶间为近旁的高级武官二人传达下来，二人传四人，而后八人、十六人、十十二人相次联声传喝，最后大汉将军三百二十人以最大的肺活量齐声高喝“拿去”，声震屋，旁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每年阴历的十一月，皇帝要接受下一年的日历，并正式分行于全国。它的颁行，使所有臣民得到了天文和节令的根据，知道何时可以播种谷物，何日宜于探访亲友。翰林院官员们的集体菱，例如《实录》之类，也成香烟、乐队的簇拥下，呈于皇帝之前。书籍皇帝接受并加览，就在为“钦定”，也就是全国的唯一标准。

在同样穿起来的仪式下，万历皇帝授予他的兄弟叔侄辈中的一些人以“王”的称号，封他们的妻子为“王妃”，批准他们子女的婚姻。而最隆重的仪式，却是把“仁圣皇太后”的尊号上赠给他的嫡母隆庆的皇后陈氏，把“慈圣皇太后”的尊号上赠给他的生母隆庆的皇贵妃李氏。

慈圣皇太后对万历皇帝有极大的影响，因为除了她，没有第二个人再以给他以真正的天性之爱。但是在万历登极以后，根据皇家的习俗，一种无形的距离就存在于太后和皇帝之间，使母子之间的天性交流变得极为不便。例如前此不久万历曾下令修葺装潢慈民居住的宫室，竣工之后，她的感谢不是用亲切的口吻加以表达，而是请学士写成一篇文章，赞赏皇帝的纯孝，在他下跪时逐句诵读。这篇文章，因为能对全国臣民起表率和感化的作用，所以就成为本重要文献。有时，万历用宫内的傀儡戏来读取太后的欢心，在她下轿之前，他也必须跪在庭前恭候慈驾。但是母爱毕竟是一种最深刻的感情，在多年之后，尽管万历皇帝监朝的机会越来越少，每当十一月慈圣的生辰，他却仍然亲临皇极门接受百官的庆贺。

也就是在此之前不久，万历册封他的爱妃郑氏为皇贵妃，并预先公布礼仪以便各有关衙门作必要的准备。消息传来，就有一位给事中止疏提出异议，其理由为：按照伦理和习惯，这种尊荣应该首先本末颠倒。这一异议虽然引起万历的一时不快，但风风雨雨典礼仍按原计划进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小小的插曲，竟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斗争的契机，导致了今后数十后接皇帝与臣僚的对立，而且涉及到了整个帝国。

参加各项礼仪，皇帝需要频繁地更换冠服，有时达一日 数次。服饰中的皇冠有一种为金丝所制作，精美绝伦，而又不同于欧洲式的全金属皇冠。皇帝在最隆重的典礼上使用的皇冠是“冕“，形状象欧洲学者所戴的”一片“，不过冕上布长方形而非正方形，前后两端各缀珍珠十二串。这种珠帘是一种有趣的道具，它们在皇帝的眼前脑后来回晃动，使他极不舒服，其目的就在于提醒他必须具有端庄的仪态，不能轻浮造次。和冕相配的服装是饰有豪华刺绣的黑色上衣和黄色下裙，裙前有织锦一片，悬一腰带之上而垂地两腿之间，靴袜则均为红色。

在次一级隆重的典礼上，皇帝服用全部红色的“皮弁服”，实际上也是他的军装。其中的帽子，和今天体育家所用的瓜形圆盔极为相似，有带，系在脖子上。这种帽子和当时武将军士所用的头盔也并没有多大区别，不过将士的盔是布质内藏秩片，装铁钉;皇帝的皮弁则以皮条折缀而成，外缀宝石以代铁钉。

黄色的龙袍，常常被作中国皇帝的标准服装。其实在本朝，这种服装只在一般仪式上服用。不在举行仪式的时候，皇帝的常服则是青色或黑色的龙袍，上缀绿色的滚边。

皇帝是僵臣民无上权威的象征，他的许多行动辄带有象征性，每年在先农坛附近举行“亲耕”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事例。这一事例如同演戏，在“亲耕”之前，官方在教坊司中选取优伶演风雷去雨各神，并如今大兴、宛平两县的农民约二百人作为群众赏。这幕戏开场时有官员二人牵牛，耆老二人扶犁，其他被指定的农民则拾各种农具，包括粪箕净桶，作务农之状，又有优伶扮为村男村妇，高唱太平歌。至于皇帝本人当然不会使用一般的农具。他所使用的犁雕有行龙，全部漆金。他左手执鞭，右手持犁，在两名耆老的搀扶下在田里步行三次，就完成了亲耕的任务。耕毕后，他安坐在帷幕下观看以户部尚书为首的各官如法炮制。顺天府尹是北京的最高地方长官，他的任务则是播种。播种覆土完毕，教坊司的优伶立即向皇帝进献五谷，表示陛下的一番辛劳已经收到卓越的效果，以致五谷丰登。此时，百官就向他同呼万岁，致以热烈祝贺。

但是皇帝所参与的各项礼仪并不总是这样轻松有趣的，相反，有时还付出精神力气。譬如每天的早朝，即在精力充沛珠政治家，也会觉得持之以恒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以致视为畏途。万历皇帝的前几代，已经对它感到厌倦，虽说早朝仪式到这时已大为精简，但对他来说，仍然是一副职务上的重担，下面的叙述就是这一结论的证明。

在参加早朝之前，凡有资格参加的所有京官和北京地区的地方官，在天色未明之际就要在宫门前守候。宫门在钟鼓声中徐徐打开，百官进入宫门，在殿前广场整队，文官位东面西，武官位西面东。负责纠察的御史开始点名，并且记下咳嗽、吐痰等以至牙笏坠地、步履不稳重等等属于“失仪”范围的官员姓名，听候参处。一切就绪以后，皇帝驾到，鸣鞭，百官在赞礼官的口令下转身，向皇帝叩头如仪。鸿胪寺官员高唱退休及派赳各省任职的官员姓名，被唱到的人又另行对皇帝行礼诱谢恩。然后四品以上的官员鱼贯进入大殿，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官员向皇帝报告政务并请求指示，皇帝则提出 问题或作必要的答复。这一套早朝节目在日 出时开始，而在日出不久之后结束，每天如此，极少例外。

本朝初年，皇帝创业伊始，励精图治，在早朝之外还有午朝和晚朝，规定政府各部有一百八十五种副手必须面奏皇帝。只是在第六代的正统皇帝登极时，由于他只有九岁，所以朝中才另处新规定，早朝以呈报导八件事情为限，而且要求在前一天台书面的方式送达御前。此例一开，早朝渐成具文。可是直到十五世纪末期，早朝这一仪式仍然很少间断，即使下雨下雪也还是要坚持不辍，仅仅是由于皇恩浩荡，准许官员可以在朝服上加披雨衣，1477年又下诏规定各官的张伞随从可以一并入宫。有时皇帝体恤老臣，准许年老的大臣免朝，但这又是属于不轻易授予的额外恩典了。

这种繁重的、日复一日的仪式，不仅百官深以为苦，就是皇帝也无法规避，因为没有他的出现，这一仪式就不能存在。1498年，当时在位的弘治皇帝简直是用央告的口气要求大学士同意免朝一日。除此而外，皇帝的近亲或大臣去世，也得照例辍朝一日 到三晶以哀悼。然而这种性质的辍朝，得以休息的仅是皇帝一个，百官仍须亲赴午门，对着大殿行礼如仪。

首先打破这一传统的是第十代的正德皇帝，即万历的叔祖。正德的个性极强，对于皇帝的职责，他拒绝君臣所代表的传统观念而有他自己的看法和做法。他在位时，常常离开北京，一走就是几个月甚至长达一年。而住在北京期间，他又打破陈规，开创新例，有时竟在深夜举行晚朝，朝罢后又大开宴席，弄到通宵达旦。对这些越轨的举动，臣僚们自然难于和他合作，他也就撇开正式的负责官员而大加宠用亲信的军官和宦官。对负主要行政责任的内阁，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个传递消息的机构而已。凡此种种，多数文臣认为迹近荒唐，长些以往，后果将不堪设想。

幸而正德于1521年去世，又未有子嗣。大臣们和皇太后商议的结果，迎接万历皇帝的祖父入承大统，是为嘉皇帝。作为皇帝的旁支子孙而居帝位，在本朝尚无前例。大臣们乘此机会，清了正德的亲信，其劣迹尤著的几个人被处死刑。嘉靖登极的前二十年可以是上尽职。他喜欢读书，并且亲自裁定修改礼仪。可是到了中年以后，他又使臣僚大失所望。他对举行各种礼仪逐渐失去兴趣，转而专心致志于修坛炼丹，企示长生不死，同时又迁出紫禁城，住 在离宫别宛。尤其不幸是的，这个皇帝统治了帝国达四十五年之久，时间之长在本朝仅次于万历。

万历的父亲隆庆，在本朝历史上是一个平淡而庸碌的皇帝。在他御宇的五年半时间里，开始还常常举行早朝，但是他本人却对国政毫无所知，监朝时如同木偶，常常让大学士代答其他官员的呈奏。后期的几年里，则索性把这如同具文的早朝也加以免除。

1572年，万历皇帝即位，关于早朝这一仪式有了折中的变通办法。大学士张居正的安排，一旬之中，逢三、六、九日早朝，其他日子则不朝，以使年轻的皇帝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攻读圣贤经传。这一规定执行以来已近十五年，越到后来，圣旨够朝的日子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其他礼仪，如各种祭祀，皇帝也经常不能亲临而是派遣官员代祭。实际上，万历皇帝的早朝，即使按规定举行，较之前代，已经要省简多了。首先是早朝的地点很少再在正殿，而且在一般情况下早朝人员都不经午门而集结于宣汉门，所有骏马驯象的仪仗也全部减免不用。其次，御前陈奏也已流于形式，因为所有陈奏的内容都已经用书面形式上达，只有必须让全体官员所知悉的事才在早朝时重新朗诵一过。

万历登极之初，就以他高贵的仪表给了臣僚们深刻的印象。他的声音发自丹田，深沉有力，并有余音袅袅。从各种迹象看来，他确实是一个早熟的君主。他自己说过他在五岁时就能够读书民，按中国旧时的计算方法，那时他时实足年龄仅在三岁至四岁之间。尽管如此，在他御宇之初，由于年龄太小，监朝时还需要在衣袖里抽出一张别人事先为他书写好的纸片，国看边答复各个官员的呈奏请示。他自然不能埃塞俄比亚明白纸片上所写答道的含义，而只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儿童在简单地履行皇帝的职责。

他既为皇帝，在他的世界里没有人和他平等。在两位皇太后之外，他所需要尊敬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张居正先生，另一个是“大伴”冯保.这种观念，不消说是来自皇太后那里。张、冯两人结合在一起，对今后的政治形势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这一点，自然也不是当时不满十岁的万历皇帝所能理解的。

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眉目轩朗，长须，而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痕分明。他的心智也完全和仪表相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辞简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于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万历和他的两位母亲对张居正有特殊的尊重，并称之为“无辅张先生”，其原因说来话长。在隆庆皇帝支世的时候，高拱是当时的“首揆”，即首席内阁大学士。高拱自以为是先皇的元老重臣，不把新皇帝放在眼里。新皇帝有事派人询问高拱的意见，他竟敢肆无忌惮地对使者说：“你自称奉了圣旨，我说这是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孩的话。你难道能让我相信他真能管理天下大事吗？”在他的眼里，天子不过是小孩子，太后不过是妇道人家，这种狂妄跋扈是和人臣的微分决不能相容的。幸而上天保祐，还有忠臣张居正在，他立即献上奇计，建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高拱。1572年夏，有一天百官奉召在宫门前。一个宦官手执黄纸文书，这是两位太后的懿旨，也是新皇帝的圣旨。黄纸文书一经宣读完毕，跪在前列的高拱不禁神色大变。他已经被 去官衔职位，并被勒令即日出京，遣返原籍。按照惯例，他从此就在原籍地方官的监视之下，终身不得离境。张居正在艰危之际保障了皇室的安全，建立了如此的殊勋，其取高拱而代之自属理所当然。

除了首揆以外，张居正又兼管万历的教育事务。小皇帝的五个主讲经史的老师、两个教书法的老师和一个侍读，都是他一手任命的。他还编订了讲章作为万历的教科书，有机会还亲自讲授。

万历皇帝学习的地方是文华殿。1572年秋天以后，他每天的功课有三项内容“经书、书法、历史。学习完经书 以后，授课老师可以到休息室小憩，但皇帝本人却并不能那么清闲。这时候就出现了大伴冯保和其他宦官，他们把臣僚上奏的本章进呈御览。这些本章已经由各位大学士看过，用墨笔作了”票拟“。在冯保和其他宦官的协助下，皇帝用朱笔作出批示。

中午功课完毕，小皇帝在文华殿进午餐。下半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不过他仍然被嘱咐要复习功课，练习书法，默记经史。小皇帝对这种嘱咐丝毫不敢忽视，因为第二天必须背诵今天为他所讲授的经书和历史。如果准备充分，背书如银瓶泻水，张先生就会公布扬一辈子的圣明;但如果背得结结巴巴或者读出别字，张先生也立即会拿了严师的身分加以质问，使他无地自容。

在2578年大婚之前，万历和慈圣太后同住在乾清宫。太后对皇帝能否克尽职和勤奋学习均极为关怀，皇帝的其他行动也经常得到她的指导。至于冯保，当万历还是皇子的时候就是他的伴侣，提携捧抱，兢兢业业地细心照护，所以后来才被称为“大伴”。到这时候，冯保已经擢升为司礼监太监，也就是职位最高的宦官。他经常向慈圣太后报告宫内外、包括皇帝本人的各种情况，慈圣因此而能耳目灵通，万历却因此而渐生畏惧。慈圣太后教子极为严格，如果大伴作出对皇帝不利的报告，太后一怒之下，皇帝就会受到长跪的处罚，有时竟要达到几个小时之久。

在这样来严厉的督导之下，万历的学习不断取得进步。他被教导说，做皇帝的最为重要的任务敬天法祖，也就是敬重天道，效法祖宗。这种谆谆的教导在万历身上起到的作用很快就为一件事情所证明。当他登极还不满四个月，有客星出于阁道 旁，基大如盏，光芒烛地。这颗被 今天的天文学家称为的出现，在当时被人们看成是上天将要降灾的警告。按照张先生的教导，万历赶紧检讨自己的思想、语言和行动，加以改正，以期消除天心的不快。这次“星变”延续了两年之久，皇帝的“修省”也就相应地历时两年，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不得不注意节俭，勤勉诚恳地处理政务和待人接物，力求通过自己的努力化凶为吉。

学习的进步更加突出地体现在书法上。慈圣太后和大伴冯保都是书法爱好者，他们对皇帝在这方面的进步时时加以鼓励。万历年方十岁，就能书写径尺以上的大字。有一次，他让张居正和其他大学士观看他秉笔挥毫，写完以后就赏赐给了这些臣。张居正谢恩领爱，但在第二天他就启奏皇帝：陛下的书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现在已经不宜在这上面花费过多的精力，因为书法总是末节小枝。自古以来的圣君明主以德行治理天下，艺术的精神湛，对苍生并无补益。像汉成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和宋徽帝、宁帝，他们都是大音乐家、画家、诗人和词人，只因为他们沉缅在艺术之中，以致朝政不修，有的还身受亡国的惨祸。对于这忠心耿耿的进谏，小皇帝自然只能听从。在1578年之后，他的日课之中就取消了书法而只留下了经史。

物力的节约也成宫内开始。过去一个世纪，每逢正月十五上元佳节，各宫院都有山烟火和新样宫灯，辉煌如同白昼。在张居正的提议下，这一铺张浪费的项目遂被废止。万历曾想为他母亲修理装潢宫室以表示孝恩，张居正却认为各宫院已经十分富丽完美，毋须再加修饰。他又针对万历关心宫内妇女喜欢珠玉玩好一事，指出为人主者，应当随时注意天下臣民的衣食，至于珠玉玩好，饥不能食，不能衣，不值得陛下亲垂关注。

和以前的各个时代相比，本朝的宫廷开支最为浩大。紫禁城占地四分之三方里，各个宫止盖琉玻,前后左右有无数的朱门和回廊，宫殿下面的台阶都用汉白玉石砌筑，真是极尽豪华。皇城球绕紫禁城，占地三方里有余。皇城内有驰道和人工开，的湖泊，以备驰马划船和其他浏览之用。建筑物除去皇家别墅之外，还有寺院、高级宦官的住宅。为皇帝服务的机构，例如烤饼坊、造酒坊、甜食坊、兵胄坊、马房以至印书的厂库也都集中在这 里，使皇室所需要的百物，都不必假手于外。各个厂库、寺庙、坊舍均由专任的宦官掌握，共有二十四个机构，习称二十四监。到万历初年，宦官的总数已逾二万，而且还在不断膨胀。最高级的宦官，地位可与最高级的文武官员相埒。宫女的数字，至少也在三千以上。为这些人的死亡所准备的棺木，一次即达二千口之多。

从本朝创业之君开始，就形成了如下的一种观念，即普天下之下，莫非王土，不需要有专门的皇室庄园收入，以供宫廷开支之用。宫廷所需的物品，来自全国税收中划出来的一大部分实物和，包括木材、金属等各种原料，也包括绸缎、瓷器等制成品。皇家的开支可以不受限制，官员们却只能在极度节俭的原则下生活，更不必说这些宦官宫女。所以，本朝的官员、宦官的法定薪给都十分微薄。

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当然不能持久。到十六世纪，大部分的高级官员和宦官都已经过着十分奢侈的生活。尤其是高级宦官更为人所艳辣羡，他们不但在皇城内筑有精美的住宅，而且根据传统习惯，他们也有想好的宫女，同居如同夫妇。他们没有子女，但不乏大批干儿、侄子、外甥的趋奉，因而也颇不寂寞。至于招权纳贿，则更是题内的应有文章。

一般的宦官也有他们的额外收入。掌管皇家的各个仓库，就是他们生财之道。各省上缴给皇室专用的实物，必须经过检验，认为质量合乎标准才能入库，否则就拒绝接受，解送实物的人员就会长期滞留 在北京而不能回家。实际上，所谓质量并无一定的规格，可以由宦官及其中介人随心所欲地决定。如果解送实物的人员懂得其中的奥妙，赠送中介人以相当款项，中介人扣佣金后再转手送给宦官，所缴实物就可以被接纳入库。

既然纳贿可以使劣质物品变为优质，所以，除了皇室成员自用的物品以外，以次充好的现象就不断发生。其中受到损害最大的是京军。按规定，他们的服装也是由宦官掌管的，以次充好的结果使他们获得的军服质量极为低劣。当时最有权威的仓库中介人名叫李伟，爵封武清伯，他是慈圣太后的父亲，当今皇帝的外祖父。劣质的棉布能过他而进入仓库，再发给军士，就势所必至地引起了无数的怨言和指责。万历皇帝接到臣僚们对此事的控告，亲自处置。这时，大学士张居正施展了他的政治才能，他出面高低有，达成了一个保全太后一家面子的协议：李伟须向法庭报到，他所爱的惩罚是被召唤到宫门外申饬一顿中，保证不得再犯。事情各一段落以后，张居正又在冯保的合作下乘机大批撤换管理仓库的宦官，并很算作地向别人表示，这种需索}铺垫费“的陋习习业已禁 绝。

总的来说，万历即位以后的第一个十年，即从1572年到1582年，为本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十年。北方的“虏患”已不再发生，东南的倭患也已绝迹。承平日久，国家的府库随之而日 见充实。这些超出预计的成就，自不能不归于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这就怪不得张先生偶感腹疼，皇帝要新手调制标汤面给先生食用。慈圣太后对张先生也是言听计从。她一向是一个虔诚的俯视奉佛的女人，有一次曾准备用自己的私药蓄修筑涿州娘娘庙，后来听从了张居正的劝告，把这笔钱改用妻修筑北京城外的桥梁。万历皇帝出疹子痊愈以且，太后本来打算在宫内设坛谢菩萨的保祐，也由于张居正的反对而作罢。还有好几次，慈圣太后想在秋决前举行大赦，但是张居正坚持以为不可，太后也只能被迫放弃原来的意图。在这些事例中，张居正的主张无疑都是很正确，但是这种铁面无私的态度，以以后也并不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

在平日，皇帝一天要批阅二十至三十件本章。这些本章都写在一张长纸上，由左向右折为四叶、八叶、十二叶不等，因而也简称为“折”。本章的各类很多，式样、字体大小、每叶字数以及行文口气等都因之而各不相同。但概括说来则可分为两种：其一，名衙门以本衙门名义呈送的称为“题本”。题本由通政司送达宫中，其副本则送给给事中办事处，即六科廊房。题本中的内容大都属于全靠公事，很少会引起争执。其二，京官以个人名义呈送的称为“奏本”。奏本所呈奏的事项十九在呈奏者的本职之外，例如礼部官员议论军政，军政官员批评礼仪。因为属于个人的或建议，所以事先不必通知自己的上级，也不必另备副本。奏本由呈奏者自己送到会极门，由管门太监接受。由于这样，奏本的内容，在皇帝指示并送交六科廊房抄写公布以前别人是无从知悉的。在全体臣僚中引起震动的本章，往往属于这一类奏本。

万历登极之初批阅本章，只是按照大伴冯保的指导，把张先生或其他大学士的“票拟改用朱笔指定就算未完成了职责。其中有些本章的指示极为简易，例如“如拟”、“知道了”，简直和练习书法一样。而且按照惯例，皇帝仅仅亲自指定几本，其他的指定，就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朱笔代劳。这朱笔所代表的是皇帝的权威，如果没有皇帝的许可而擅用朱笔，就是“矫诏”，依律应判处死刑。

但即使是这些全靠的批评，不到十万历皇帝恐怕还是无法理解它的全部含义的。例如“知道了”，实际的意义是对本章内的建议并未接受，但不必对建议者给予斥责。这些深奥妙之处也只有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加深理解。

重要官员的任命，即人事大权，也是决不容许由旁人代理的。作出这一类决定，总是先由张居正和吏部提出几个人的候选名单，而由皇帝圈定其中之一。万历皇帝虽然年幼，他已经懂得排在第一的是最为称职的人选，只要拿起朱笔在此人的名字上画上一圈就可以体现他的无上权威。他从即位以来就不断受到这样的教育：他之所以能贵为一辈子乃是天意，天意能否长久保持不变则在于人和。要使百姓安居乐业，他应当审慎地选择称职的官吏;而要选择称职的官吏，他又必须信任张先生。

上述情况表明，张居正在人事任免中起着实际上的决定作用，这就理所当然地招致了不满。在万历十二岁的那一年，他儿次接到弹劾张居正的本章。有人说张居正擅作威福，升降官员不是以国家的利益为前提而是出于个人的好恶。有人更为尖锐，竟真说皇帝本人应对这种情况负责，说他御宇三年，听信阿谀之臣，为其蒙蔽，对尽忠办事的人只有苛求而没有优待，这不是以恕道 待人，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天意的不再保佑。

本朝有一个习惯，以气节自许的大臣，如果遭到议论攻击，在皇帝正式表明态度之前，自己应该请求解职归田，以示决不模棱两可，尸位素餐。张居正既然受到直接间接的攻击，他就立即向皇帝提出辞呈，说他本人是是非姑且不论，但有人说他成了皇帝陛下和之间的障碍，他在御前所能起到的作用已被这种议论一扫而光。既然 如此，留亦无益。

万历当然不会同意张先生的请求。他向张先生生大伴冯何表示，奏事的人必须受到惩处。张居正于是面奏说，任何人替陛下做事，都免不了作威作福。因为误事的官员必须降，尽职的官员必须提升，所以不是三教九流就是福。二者之外，难道还有其他？张居正的慷陈辞和冯保的支持加强了皇帝的决心。他于是决定，第一个攻击张居正的官员夺官阶，降为庶人。第二个攻击者已经明智朕意，仍然执迷不倔强，即是蔑视君上，应该押至午门外，脱去袍服，受延杖一百下。延杖是本朝处罚文臣的标准型型具，很多人在受型时被立毙杖下，幸而得存者也在臀部留下了永久性的伤痕。

这时张居正显示了他的宽容。他恳请对犯官免加体罚，改为流放到边远省份，受当地官吏的监视。这种雅量使万历极为感动，无端遭受别人的攻击，还要代这个人说情，可见他确实是不计个人恩怨，有古大臣之风。然而万历所不会理解的是,权倾朝野的张居正，他的作威福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凡是他所不满的人，已经用着他亲自出面而自有其他的内外官员对此人投井下石，以此来讨好首辅。果然，在几年之后，万历皇帝获悉当日免杖刑的这位官员，竟在流放的地方死去，其死情极端可疑。

经过这种种争论，加上年事日长，每天攻读史书也可以从中借鉴前代的，万历皇帝终于逐渐理解了问题的症结。

本朝的群主制度有一点与历朝不同。以前各个王朝，凡君主年幼，必定有他的叔父、堂兄这样的人物代为摄政，而这恰恰为本朝所不能容许。按照规定，所有皇室的支系，包括皇帝的叔父、兄弟以至除皇太子以外的儿子，一到成年就应当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谓之“之国”。之国也就是就藩，其居于各省，有极为富丽闳大的王府和丰厚的赡养，但不得干预地方政事，而且非经皇帝同意，不得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这种类似放逐和圈禁的制度，目的在于避免皇室受到支系的牵制和干涉。

与引相类似的制度是防止母后引用家人干政。后妃选自良家，但多非出自有声望的巨家大族。以万历的外祖家族为例，李伟家境，直到女儿被封为皇妃，他才得到了伯爵的封号。但所谓伯爵，不过是军队中的一个名誉军官，除了朝廷举行各项礼仪进位居前列以外，并不骨任何特殊的权利，而且俸给甚低，甚至不敷家用。李伟在京城中大做手电筒纳物资于仓库的经纪，原因之一即在于此。他还有一个儿子，即慈圣太后的弟弟，微分却是宦官。

本朝在开国之初曾经设立过丞相的职位，但前后三人都为太祖洪武皇帝所杀，并下令从此不再设置，以后有敢于建议复设丞相者，全家处死。经过一个时期，内阁大学士在某种程度上就行使了丞相的职权。但从制度上来说，这种做法实有暧昧不明之处。

大学士原来属于文学待从之臣。由于殿试时文理出众，名列前茅，就可以进入翰林院，给博览群书的深造机会。翰林院几经升转，其中最突出的人物就可以被任命为大学士，供职于文渊阁，基职责为替皇帝撰拟诏诰，润色御批公文的辞句。由于文渊阁是皇帝的文书机构，和皇最为接近，在不设丞相的情况下，这个机构的职权就由于处理正事的需要而越来越大，大学士一职也变成了皇帝的秘书而兼顾问，虽然他们并不负有名言上的行政责任。

在万历的祖父嘉靖皇帝以前，内阁大学士为三至六人，皇帝可能对其中的一个谘询较为频繁，但从名义上说，亿和另外的几们大学士仍然牌平等的地位。这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张居正名为首辅，或金特尔 元辅，其他大学士的任命则出于他的推荐，皇帝在圣旨中也明确规定他们的职责是辅助元辅办事。大学士之中有了主次之分，造成了今后朝臣间的更加复杂的纠纷局面。

本朝这种以阁臣代行相职的制度，来源于开国之君为了巩固政权而做出的苦恼设计，目的是使皇权不被分割，也不致为旁人取代。这种皇帝个人高度集权的制度在有明一代贯彻始终。从理论上讲，皇帝的大权不应旁落，但这种理论并不总是能和实际相一致的。万历皇帝九岁监朝，又如何能指望虼纲独断，对国家大事亲自来做出决定？多年之年，万历皇帝回顾当时的情况，也会清楚 地记得他不过是把大拦冯保的提示告诉元辅张先生，又把元辅张先生的票拟按照大拦冯何的建议写成朱批。对于年幼的万历皇帝，张、冯两人都不可或缺。但在他冲龄之际，自然也决不可能预见到内阁大学士和司礼太监的密切合作，会给今后的朝政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一般人往往认为明代的宦官不过是宫中的普通贱役，干预政治只是由于后期皇帝的昏庸造成的反常现象，这是一种误解。诚然，有不少宦官出自贫家，因为生活困难秉性无赖而自宫，进入内廷。但如果把所有的宦官统统看成无能之辈，不过以阿谀见宠，因宠弄权，则不符事实。从创业之君洪武皇帝开始，就让宦官参顾政治，经常派遣他们作为自己的代表到外国诏谕其国王，派遣宦官到国内各地考察税收的事情也屡见不鲜。中叶以后，宦官作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皇帝每天需要阅读几十件奏章，这些奏章文字冗长，其中所谈的问题又问题使用儒家的传统观念和语言来加以表达，很不容易弄清其中问题的评奖和它的真正信访，更不用说还夹杂了极多的专门名词和人名地名。所以皇帝必须委派五六名司礼监中的大监作为“秉笔太监”，由他们仔细研究各种题本奏本，向自己作扼要的口头汇报。秉笔太监阅读研究这些奏章需要付出很魇耐心和花费很多的赶时间，他们轮流值班，有时要看到夜半，才能第二天在御奏章的内容作出准确的解释。经过他们的解释，皇帝对大多数的奏章就只需抽看其中的重要段落、注意人名地名就足够了。皇帝阅读过的奏章，通常都要送到文渊阁由内阁大学士票拟批答。从道理上说，皇帝可以把大学士的票拟全部推翻而自拟批答。但这并不是觉的现象，因为这种做法表示了他对大学士的不信任，后者在众目睽睽之下会被迫辞职。按本朝的传统原则，为了保持政局的稳定，如果没有特殊事故，大学士决不轻易撤调，所以情况是必须尽量加以避免的。一个精明的皇帝能够做到让大学士的票拟永远体现自己的意图而不发生争执，这种微妙的关系又少不了秉笔太监的从中协调。

公凭皇帝的宠信，目不识丁的宦官被擢升为御前的司礼太监，在本朝的历史上虽非绝无仅有，但也屈指可数。一般来说，秉笔太监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当他们在十岁之前，就因为他们的天赋聪明而被送入宫内的“内书堂”，也就是特设的宦官学校。内书堂的老师都是翰林院翰林，宦官在这里所受的教育和外边的世家子弟几乎没有不同;毕业之年的逐步长迁，所根据的标准也和文官的仕途相似。有些特别优秀的秉笔太监，其文字水平竟可以修饰同于大学士之手的文章辞藻。所以他们被 称为秉笔，在御前具有如上述的重要地位，决非等闲侥幸。

他们和高级文官一样服用绯色袍服，以有别于低级宦官的青色服装。有的人还可以得到特赐蟒袍和飞鱼服、斗牛服的荣宠。他们可以在皇城大路上乘马，在宫内乘户，这都是为人臣者所能得到的最高待遇。他们的威风权势超过了六部尚书。但是这种显赫的威权又为另一项规定所限制：他们不能走出皇城，他们与文官永远隔绝，其任免决定于皇帝一个人的意志，他们也只对皇帝直接负责。

这种秉笔太监的制度及其有关限制，如果执行得当，可以成为文臣和太监之间的平衡者，左提右挈，收相互制约 之效。然而情况并不能经常如此。几十年前就曾出现过刘这样权倾朝野、劣迹昭著的太监，到此时，冯保既与张居正关系密切，而惟一足以驾驭他的皇帝又正直冲龄，因时际会，他就得以成为一个不同于过去 “无名英雄”式的宦官。当然，在小皇帝万历的心目中，绝不会想到他的大伴正在玩弄权力，贻害朝廷。冯保给人的印象是平和谨慎，虽然算不了学者，但是喜爱读书写字，弹琴下棋，有君子之风。他之得以被任为司礼太监，也有过一段曲折。原来在嘉靖时期，他秉笔太监之一。隆庆时期，他被派掌管东厂。东厂是管理锦衣卫的特务机构，乃是皇帝的耳目，根据过去的成全，管厂者必升司礼太监。而由于他和大学士高拱不睦，不骨能够升任这个太监中的最高职位。直到万历即位，高拱被逐，他才被太后授予此职。

1577年秋天，朝廷上又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大学士张居士的父亲在湖广江陵去世，按规定，张居正应当停职，回原籍守制，以符合“四书”中所说的父母三年之丧这一原则。张居正照例报告丁忧，这使得龙啸九天历大为不安。皇帝当时虽然已经十五岁，但是国家大事和需要元辅的不可缺少的襄助。再说过去由于地位重要而不能离职的官员，由皇帝指令“夺情”而不丁忧守制，也不是没有先例。于是皇帝在和两位皇太后商量之后，决定照此先例慰留张先生。在大伴冯保的协助之下，皇帝以半恳请半命令的证据要求张先生在职居丧。张居正出于孝思，继续提出第二次和第三次申请，但都没有批准。最后一次的批示上，皇帝还说明慰留张先生是出于太后的懿旨。这些文书从文渊阁到宫内来回传递，距离不过一千米内外，但是有意思的是，不论是奏章或者朱批还都要送到午门的六科廊房发抄，使大小官员得以阅读原文，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

然而官员们的反应并不全如理想。他们不相信张居正请求离职丁忧的诚意，进而怀疑夺情一议是否出自皇室的主动。翰林院中负责记述本朝历史的名位编修均深感自身具有重大的责任，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要在记述中体现本朝按照圣经贤传的教导办事的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朝廷就一定不能管理好天下的花生赤子。统治我们这个庞大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而这一切都需要朝廷以自身的行动为天下作出表率。很多翰林来自民间，他们知道法治的力量有一定的限度，但一个人只要懂得忠孝大节，他就自然地会正直而守法。现在要是皇帝的老师不能遵守这些原则，把三所的父母之丧看成无足轻重，这如何能使亿万小民心悦诚服？

在万历并未与闻的情况下，翰林院的几十名官员请求事吏部尚书张瀚和他们填下去到张居正的每户邸向他当面提出劝告，想让张居正放弃伪装，离职丁忧。他们还认为，即使为张居正个人的前途着想，他也应当同意大家的意见居丧二十七个月，以挽回官员们对他失去信心。但是劝说不得结果。张居正告诉他们，是皇帝的圣旨命令本人留在北京你们要强迫本人离职，莫非是为了想加害于本人“

吏部尚书张瀚，一向被认为是张居正的私人。他在张居正的破格提拔下揣居要职，在任内也惟文渊阁的指示是听。当他参加了这次私邸劝告以后，就立即被人参奏，参奏中一字不提他和元辅的这次冲突，而是假借别的小事迫使他下台。这一参奏引起了官员们更大的愤怒，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朝廷伯纠察官员即一百一十名监察御史和五十二名给事中，都属于张居正夹袋中的人物，他们从来只纠察对张居正不利的论。

官员们的愤怒使他们下定决心采取另一种方式，他们直接向万历参奏张居正。严格地说来，翰林编修上本是一种超越职权的行为，遭到反击的机会极大。但是他们熟读孔孟之书，研究历史兴亡之道，面对这种违反伦常的虚伪矫情，如果不力加诤谏而听之任之，必然会影响到本朝的安危。而且，本朝历史上集体上书的成例具在，最先往往由职位较低的人用委婉的文字上奏，以后接踵而来的奏章，辞句也会越来越激烈。皇帝因此震怒，当然会处分这些上奏的人，但其他 的高级官员会感到这是公意所在，就要请求皇帝的宥免，同时双不得不对问题发表公正的意见。这样就迫使整个朝廷卷入了这场争端，即使抗议失败，鼓动论，发扬士所，揭发纠举的目的已经达到。哪怕有少数人由此牺牲，也可以因为坚持了正义而流芳百世。

纠举张居正的事件按照这一程序开始。最先由两名翰林以平静的语调在奏章中提出：因为你丧而带来的悲痛，使张居正的思想已不能如以前的绵密。强迫他夺情留任，既有背于人子的天性，国家大事也很难期望再像以前那样处理得有条不紊，所以不如准许他回籍丁忧，庶几公私两便。在两各翰林之后，轩父母之恩于个人名利之下。如果皇上为其所惑，将带给朝廷以不良的观感，因此恳请皇上勒令他回籍，闭门思过，只有如此，才能对人心士气有所挽回。

张居正既被参奏，就按照惯例停止一切公私往来，在家静候处置。但是暗中的活动并不骨停止，他的意图会及时传达到冯保和代理阁务的二辅那里。个中详情，当然没有人可以确切叙述。人们所能知道的就是严厉的朱笔御批，参张的官员一律受到严惩。他们的罪名不在于触犯首辅而在于藐视皇帝。

圣旨一下，锦衣卫把四个犯官逮到那午门之外。两个翰林各受廷杖六十下，并予以“削籍”，即夺民文官的身分而降为庶民。另外两个官员因为言辞更加孟浪，多条二十下。打完以后再充军边省，终身不赦。掌刑人员十分了然于犯官的罪恶，打来特别有力。十几下以后，犯官的臀部即皮开肉绽，继之而血肉狼籍。受责者有一人昏死，嗣后的复苏，也被认为是一个奇迹，另一个受刑痊愈之后，出宫门之外，听凭家属领回治疗。有些官员向犯官致以慰问，被东厂的侦缉人员一一记下姓名，其中的某些人且在以后被传讯是否同谋。

皇帝的行动如此坚决而且迅速，无疑大出于反张派的意料之外。皇帝紧接着又降下敕书，内称，参奏张居人的人假借忠孝之名掩盖一个大不道 的上的，即欺负朕躬年幼，妄赶走辅弼，使朕躬孤立无，而得遂其私。此次给予杖责，不过是小示儆戒，如果有人胆敢继续顽抗，当然要给予更严厉的处罚。这样严肃的语气，等于为再敢以行动倒张的官员预定了叛罪，使人已无抗辩的余地。这一恐吓立即收到应有的效果工。除了一名办事进士名叫邹元标的双继续上疏弹劾以外，没有别人再提张居正的不忠不孝。事情就此结束。最低限度在今后五年之内不再有人参劾元辅，非议夺情。至于那个邹元标，由于奏章呈送在敕书传遍百官之前，因此加恩史予廷杖并充军贵州。

此人在以后还要兴风作浪，这里暂时不表。

张居正用布袍代替锦袍，以牛角腰带代替玉带，穿着这要瓣丧服在文渊阁照常办事。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停发他的官俸，但同时命令宫中按时致送柴火油盐等日用品，光禄寺致送酒宴，以示关怀优待。倒张不遂的官员大批挂冠离职，他们推托说身体衰弱或家人有故，所以请求给假或退休。此时北京城内还发现传单，内容是揭露张居正谋不轨。东厂人员追传单的印制者没有结果，只好把它们销毁，不再呈报给皇帝，以免另生枝节。

次年，即1578年，张居正服用红袍玉带参与了皇帝的大婚典礼。礼毕后，又换上布袍角带回籍葬父。他从阳历四月中旬离京，七月中旬反京，时间长达三个月。即使预离京期间，他仍然处理重要政务，因为凡属重要文件，皇帝还要特派飞骑传送到离京一千里的江陵张 请张先生区处。

张居正这一次的旅行，排场之浩大，气势之赫，当然都在锦衣卫人员的耳目之中。但锦衣卫的主管者是冯保，他必然会合分寸地呈报于御前。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元辅的坐轿要三十二个轿 抬扛，内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僮两

名在内伺候。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委派，而鸟铳在当晶尚属里有的火器。张居正行经各地，不仅地方官一律郊迎，而且当地的藩王也打破传统出府迎送，和元辅张先生行宾主之礼。

队伍行抵河南新郑县，张居正见到了被废乡居的故友高拱。两人个相见，恍如梦官。张居正尽力弃嫌修好，指着自己的边白发，对高拱感慨不已。高拱当时已经老病，两人见面后仅仅几个月，他就与世长辞了。张居正有预料到，他和高拱之间嫌隙，不仅没有随着这次会面而消弭，而且还在他们身后别生枝节，引出了可悲的结果。

1578年前后，年轻的皇帝对张居正的信任达到最高点。这种罕见的情谊在张居正离京以前的一次君臣谈话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张先生启奏说，他前番的被攻击，原因在于一心为朝廷办事，不顾其他，以致怨谤交集；万历则表示他非常明白，张先生的忠忱的确上薄去天。说完以后，君臣感极而泣。张居正回籍葬父，这三个月的睽违离别，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所以更显得特别长久。待至无辅返京，万历在欣慰之余，更增加了对张先生的倚重。这年秋天，张居正的母亲赵氏，经由大运河到达北京。不久她就被 宣召进与两人们太后相见，加恩免行国礼而行家人之礼，并赠给她以各项珍贵的礼品。在接受这些信任和荣宠之际，张居正母子不明白也不可能明白这样一个事实；皇室的情谊不同于世俗它不具有世俗友谊的那种由于互相关怀而产生的永久性。

1578年皇帝的大婚，并不是什么震撼人心的重大事件。当时皇年仅十四，皇后年公十三。皇后王氏是平民的女儿，万历和她结婚，完全是依从母后慈圣的愿望。她望孙心切，而且是越早越好，越多越好。皇后一经册立，皇帝再册立其他妃嫔即为合法，她们都可以为皇帝生儿充女。

王皇后是一个不幸的女性，后来被谥为孝端皇后。她享有宫廷内的一切尊荣，但是缺乏一个普通妻子可以得到的快乐。实际上，她只是一种制度的附件。按照传统的习惯，她有义务或者说是权利侍候皇帝的嫡母仁圣太后，璧如扶持太后下轿；皇帝另娶妃嫔，她又要率领这些女人告祖庙。这种种礼节，她都能按部就班地照办不误，所以被 称为孝端。但是，她也留给人们以另一种记忆，即经常拷打宫女，并有很多人死于杖下。

万历并不只是对皇后滑兴趣，他对其他妃嫔也同样没有兴趣。在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女人还要在几年之后才与他邂逅相遇。这时，他感到空虚和烦躁。宫廷固然伟大，但是单调。即使有宫室的画栋雕梁和其他豪华装饰，紫禁城也无非是同一模式的再三再四的重复。每至一定的节令，成百成千的宦官宫女，把身上的皮裘换成绸缎，又 换成轻纱，又按照时间表把花卉从暖谬误上取出，或者是把落叶打扫，御沟疏通，这一切都 不能改变精神世界中的空虚和寂寞。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白色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这种冷酷的气氛笼罩一切，即使贵为天子，他很难有所改变。大婚之后，年轻的皇帝脱离了太后的日夜监视。不久，他就发觉大婚这件事，在给予他以无聊的同时，也带给了他打破这单调和空虚的约好机会。他完全可能获得一种比较有趣的生活。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有一个名叫孙海的宦官，引导皇帝在皇城的别墅“西内”举行了一次极尽欢乐的夜宴。这里有湖泊、石桥、宝塔，风景宜人喇叭寺旁所蓄的上千只白点缀其间，使得在圣贤经传的教条之中和太后的严格管教之下长大的皇帝恍如置身于蓬莱仙境。新的生活天地即经打开，万历皇帝更加碎紫禁城里的日月。在西内的夜游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他身穿紧袖衣衫，腰悬定刀，在群阉的簇拥之下，经常带着酒意在园中横冲直闯。1580年，万历已经十七岁在一次夜宴上，他兴高采烈地付费要两个宫女歌唱新曲。宫女奏称不会，皇帝立即龙颜大怒，说她们违抗圣旨，理就押首。结果是截支了这两名宫女的长发以象征斩首。当时还有随从人员对皇帝的行动作了劝谏，此人也被拖出来责打一，全部如一场闹剧。

这一场闹剧通过大伴冯保而为太后所知悉。太后以异常的悲痛责备自己没有尽到对皇帝的督导教育，她脱去簪环，准备祭告祖庙，废掉这个失德之君而代之以皇弟潞王。年轻的皇帝跪下恳请母后开恩。直至他跪了很久以后，太后才答应给他以自新的机会，并且吩咐他和张先生商量，订出切实的改过方案。

元辅良师责令皇帝自己检查过失。引导皇帝走下邪路的宦官被勒令向军队报到，听候处理。经和冯保商议之后，张居正大批斥退皇帝的近侍，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活跃分子。他还自告历勇承担了对皇帝私生活的照料，每天派遣四名翰林，在皇帝居时以经史文墨娱悦圣情。

但是不论张居正如何精明干练，皇帝私生活中有一条他是永远无法干预的，这就是女色。皇宫里的几千名宫女都归皇帝一人私有，皇帝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发生有关系都合理合法。作为法定的妻子，一辈子有皇后一人，经常有皇贵妃一人，还有数量更多的妃和嫔。有鉴于正德皇帝死而无后，朝廷内外都有一致皇帝应该拥有许多妃嫔，以广子嗣。万历一天而册封九嫔，就得到过张居正的赞助。

大量的宫女都出身于北京及附近郊区的清白之家。经过多次的甄别与淘汰，入选者被女轿夫抬进宫门，从此就很难跨出宫六一步。这些妇孩子的年龄在九岁至十四岁之间，她们的容貌和生活经常成为骚人墨客客笔下的题材。其实以容貌而论，一般来说，仅仅端正惊人的美丽并不是选择的标准。至于她们的生活，那确实是值得同情的。皇宫里真正的男人只有皇帝一个，得到皇帝垂青因而风去际会，像慈圣太后的经历一样，这种机会不是没有，但毕竟是极为罕见的。绝大多数的宫女在使婢生涯中度过了青春，中年以后也许配给某个宦官作伴，即所谓“答应”，也可能送到紫禁城的西北部老打杂。经历过这可悲可感的一生，最后老病而死，还不许家属领取尸体。她们的尸体经过火化后，埋葬在没有标记的坟墓里。

极为罕见的机会居然在1581年来到。这一年冬天，慈圣太后跟前的一个宫女偶然地被皇帝看中。这个年轻的宫女就是后来所称的孝靖王娘娘，万历称之为妃王氏。她在和万历发生关系不久就有了身孕。万历起初还在不敢让母后知道这件事，所以到1582年阳历三月，他一日而娶九嫔的时候，她还不在其选。等到后来太后发现了这件事，不仅没有发怒，反而因有了抱孙的机会而大为高兴。王氏在七月被封为妃，八月生子，就完全合法。此也被命名为常洛，是万历的长子。当时宫里内外喜气洋洋，诏告全国减税免刑，而且特派使节通知和本朝同德同心友好的朝鲜国王。但在各种正式文书之中，常洛的头衔只是皇长子而不是太子。太子或任何“王”的头衔必须经过正式的仪式郑重册封。

1582年可谓多事之秋。朝廷上另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接着发生，元辅张居正没有来得及参与这次大庆，竟溘然长逝。开始得病，所说只是腹疾，有的医生建议用凉药下泄即可痊愈。但不久即病情剧而至不冶，这实非意料之所及。张先生一心想整理全国财税，曾于1580年终以万历名言实施全国耕地丈量。量后统计还未开始，而他竟然赍志以没，抱恨终天。像他这样具有充沛精力的活动人物享年公五十七岁，使很多人为之惊悼，但也有多人在私下额手相庆。在他去世前几天，万历加封他以太师衔，这是文臣中至高无上的官衔，在本朝二百年的历史中从未有人在生前得到这个荣誉。但是由于疾病很快奔去了他的生命，他已经无法利用这个新的荣誉再来增加自己权威。

在这里，我们暂且放下张先生的悲痛而接着叙述他和女人的关系。在九嫔之中，有一位后来被封为后贵妃、当时被称为淑嫔的郑氏。万历时年已经十八，但对这一个十四小女孩一往情深。当她一经介入万历的生活之中，就使皇帝把妃王氏轩于脑后。更不寻常的是，他们的热恋竟终生不渝，而且还由此埋伏下了本费劲儿 一个极重的政治危机。

但是热并不等于独占皇帝的枕席。万历共有八子十女。为八个不同的女人所生。郑氏之所以能赢得万岁的欢心，并不是具有闭月羞花的美貌，而是由于聪明机警，意志坚决，喜欢读书，因而符合皇帝感情上的需要。如果专恃色相，则宠爱决不能如此地历久不衰。

自从张居正去世以后，万历臁出了翰林学士的羁绊；而自人他成为父亲以来，慈圣太后也不再干预他的生活。但是，我们的皇帝在这个时候确实已经成年了，他已经不再有兴趣和小宦官去胡闹，他变成了 一个喜欢读书的人，

第四篇：万历十五年

读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评价很高，作者是黄仁宇。《本书的英文名字叫做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万历十五年》是一部改变中国人阅读方式的经典，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谈到这本书先说说黄仁宇先生其人。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曾经学过工科，在报社工作过，当过兵，后来又在美国攻读历史。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历史有了自己独特的思考。他在自序中提到他与明史的联系，博士论文做的就是明代的漕运。为了写书、做论文，他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读完了《明实录》133册，再加上写书的时间，一本不厚的书竟用了7年的时间！如此严谨的态度，坚持不懈的精神都是令人敬佩的。而正因为他的治学作风才有可能写出如此精彩，有影响力的巨著。

看完《万历十五年》之后的感觉就是佩服作者对历史的所用观察视角。通常一般的作家，不管是哪类作家写历史总要从整个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来找这个朝代的衰落过程，然后再从这些研究结果来证明这个朝代的各式人物或成或败的原因。但是黄仁宇老先生却不同，他是反着来。他是从各式的人物命运的起落中梳理出当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是以是一种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并且以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各式人物（如张居正、戚继光、海瑞等）的悲剧结局来推导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且里面引经据典，用的都是在史料中有真实记载的文献资料作为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这就保证了它的可靠性和学术性。

《万历十五年》的英文名直译过来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正是这本书的独到所在，其实这一年大明王朝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所以不为一般研究者所注意，但在这一年发生的许多琐细小事，却如青萍之末成为帝国走向崩溃的前兆。元辅张居正已去世五年，海瑞在这一年也故去了，一代名将戚继光也在年底殁了，时年29岁的努尔哈赤在东北崛起了：始建宫室，布教令于部中，禁**，戢盗窃，立法制„„然而朝廷却未予注意；西班牙无敌舰队即将出征英吉利，揭开世界历史新的一页„„在本书的第一章，作者写道：“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位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时间。这些事件，表面上看起来虽似末段小节，但实质上确实从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本书也正是紧紧围绕万历十五年发生的一些事一些人对从前和将来的发展展开详细，独到的诉述。

本书中最有趣的莫过于那些例子，完全颠覆了我们一般在影视作品或者文学作品当中所见到的历史。在这里历史总是很有趣甚至是幽默甚至是不可能，根本不像是真的历史，倒像是作者杜撰的小说。比如戚继光也会向张居正行贿，首辅申时行因为一时的妥协放过了剿灭皇太极的机会导致后来的明朝被皇太极所灭，万历皇帝和当时的朝臣是对立的两派，最惊讶的莫过于当时倭寇的入侵并非单纯的外敌入侵，而是由于万历皇帝关闭了当时的海关大门，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致使原来沿海经贸比较发达的对外贸易关系受到重创，农民不堪其苦便纷纷联合海盗里应外合反抗朝廷，万历皇帝的这一举措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了本来已经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又被消灭了。这些都跟一般历史书上的记载和坊间流传的完全相反，但从作者对这些看似小说里才会出现的例子的中又可以让我们找到史料上的出处，这些例子的确都是有文献记载的真实史料，而非作者杜撰或者臆造的。

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的中国，谈不上风雨飘摇，也不能说是病入膏肓，这个外强中干的大帝国只是患上了慢性病，就如千里之堤上出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蚁穴。这一年，实在是平淡无奇。在这无关紧要的岁月里，有灰心朝政的当朝皇帝；有变法失败的前任首辅；有维持现状的现任阁僚；有无人效仿的模范文官；有知音难觅的优秀将领；还有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思想家。

作者认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为了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本书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共分七章，每章的标题分别为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世间已无张居正、活着的祖宗、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戚继光——孤独的将领、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作者在文末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其中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

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作者自序）。

此书重点描述了几个的人物：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申时行，模范官僚——海瑞，将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在书中我看到了一位皇帝的无奈，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有很多东西去不由他抉择。旁人可能觉得皇帝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职务，但是在立储这件事上它却无法平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体现出了皇帝的苦恼。由此，万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团怄气，但他应该知道，实际上文官集团的力量是一个皇帝难以约束的。我终于知道，一个不好的皇帝往往是由于一些原因，从作者对文人集团的深刻，犀利的理解中有了一些理解。从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万历少年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他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一件件事的不能决断，他终于无法忍受。而立储之事就成了他的一个爆发。他终于在这件事上开始怠政。而一个王朝也由于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

在书中我看到了世态炎凉，做一个好官特别是做好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是多么的困难。由于万历皇帝继位时非常年幼，张居正又当老师，教育培养小皇帝，又为了国家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大力改革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但由于居官高位，独揽大权，有时候也难免有一些错误和问题。但这些个人的私欲，缺点引起的问题在张居正死后被朝中大臣利用，翻出各种证据使皇帝无法容忍，张居正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开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致使刚刚中兴的明朝，又走开下坡路。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世间已无张居正！

这本书对当代中国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部经典之作。它的重要在于，这本书提供了一种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具有颠覆意义的叙述历史的新方式。在此

之前，国人的历史写作，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政治宣传的一部分。几乎所有的历史书都是一种模式，一种口吻，一种角度，只提供了一种画面。黄仁宇的这本书，给我们开放了另一个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就像一道匕首，撕开了由意识形态统治历史写作的铁幕。

作者在书中末段指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作者一语点出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王朝的症结所在，这也是我们大明王朝乃至我们所有的封建王朝的晚期所需要改革的地方。

以史为鉴，中国政治不能成为数字化的工具，以道德代替法律，去造成中国政治一系列的弊端。我们要做到真正的依法治国，任人唯贤，切莫让这段历史仅仅成为遗憾，这篇精悍粹美的文字成为我们茶余饭后的一段消遣，我们要让他透过黄先生的笔触奏成一段振聋发聩的警钟！

第五篇：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王俊逸 101121402

54《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曾经在购物网站的图书排行上看到过，那时只是一扫而过，但是当国史纲要老师要求我们看这本书时，我便确定这是一本好书，一定要买来阅读。

书的文字有些艰涩，阅读不总是很顺利，经常会停下来思考，但我感觉很好，因为本书结构严谨，论点清晰，作者从一个很不起眼的时间入手，写了当时社会上的一些重大的事情，体现了作者大方向上的历史观。

书的最后：“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这句话总结了书的主要内容，也体现了作者通过本书所要表达的思想。

说实话，刚刚放下书，记在脑子里的东西已经不多，我想可能好多的东西也只有在今后的生活产生共鸣才能回想起来，如果是这样，我已经是很满足了。像这样的史书不读个几遍，也就只能了解个皮毛而已。等以后我再大些，阅历再多些时，回过头来再读，可能会理解的更深。这本书是个美籍华人写的，他叫黄仁宇。所以，与国内的史学家写的风格自然不同。客观的东西更多一些，虽说可能没有国人写的更加深入，但也为研究历史提供新的方向。书一开始就是介绍紫禁城里皇家的一些很是琐碎的事情，就像是写一个大家庭的日常生活，还是很有意思的，了解很多真实的情况。后来的几章介绍了明末的几个重要人物——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和李贽。其实在写这几个人物时还是主要从侧面来写万历皇帝的，来说明他是一个怎么从不懂事的小皇帝到一个有了抱负的青年皇帝，然后又是怎么在无奈中放弃了自己的理想，而做了个无赖的中年皇帝的。从这本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皇帝根本就不像是想象的那样至高无上，他不像个人，而像个操纵国家的机器，他的意志根本不可能决定国家，真正控制国家的是道德。我很同情万历，就连他和自己心爱的人多待一会儿，他的大臣都要说他生活淫乱！虽说写那几个重要人物是为了从侧面来写万历，但每个人物也自成一体，也独立成章。对每个人物的分析很客观，和以往在教科书中看到的评价是有很大出入的，在否定一个人的同时也承认他对帝国的贡献，肯定一个人的同时也揭露他与帝国的不和谐，总之是使人物更加的像是个人，而不是神化每个人物。海瑞是个大清官，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作者就在承认他的同时，也指出了他只是个卫道士，不通人情，他只是遵

循古法，不会变通。戚继光是个民族英雄，但这个不能说明他就是个廉政的人，书中也指出他也是有很多来历不明的钱。等等这些都是很能颠覆你原有印象的。

黄仁宇在自序中就说，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中国人的传统，向来重道德而轻法制，在这本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虽然万历皇帝因为立储的问题而消极怠工，在这一问题上，万历也有责任，满朝的大臣更不同说了。他们思想僵化，不能变通，这是儒家道德思想在作祟。此后，朝堂上在道德问题上纠缠不休，逐渐把大明拖向了毁灭的深渊。张居正在道德上有缺陷，所以死后遭到了清算。而由他主持的万历新政也随之付之东流，则让后人唏嘘不已。道德，对一个人来说很重要，但对一个国家来说则未必如此，法制才是最关键的。历史的教训是很深刻的。这本书还让我感到了历史人物的复杂，这是不能以单纯的好坏来做出评价的。从此我对以前在课堂上学到的历史产生了怀疑和动摇。这本书也让我感受到了历史细节的重要，而历史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如今的社会提倡道德，但是在某些层面上法治的力量应该大于道德。社会上仍然存在法制受道德影响或约束的案例，这点应当引起大家的重视与警觉！没有法制，没有必要的技术手段，必然导致社会的落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