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莫言童年经验对其创作活动的影响研究

童年经验对莫言创作活动的影响研究

沧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韩丽梅

内容摘要：童年经验是莫言创作的重要源泉和动力，童年经验是莫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父亲的严格管教，母爱的救赎，极度饥饿与寂寞是莫言童年经验的几个重要要素。莫言的童年经验不仅直接进入到创作中，成为原型，还深刻地左右了莫言创作的整体风格和精神风貌。

关键词：童年经验 父亲 母爱 饥饿 寂寞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莫言就挟着一股“狂气”和“雄风”席卷中国文坛，他的创作突破了已有的成就、规范，解脱束缚，开始了独特的闯荡。莫言的小说独步当代，在世界文坛上创造了有独特风格的这一个。探究莫言独特的创作心理，追寻创作的重要源泉成为极其重要的课题。

几乎每一位伟大的作家都把自己的童年经验看作是创作的重要源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有生养他的父母，有养育他的故乡，有属于他的特殊的成长心路历程和大大小小的故事。每一位成名的作家都意识到自己的童年经验在他的事业中具有的重要地位。“童年经验是指从儿童时期（现代心理学一般把从出生到成熟这一时期称为“儿童期”）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体验。”[1]这种童年经验在作家内心深藏，轻易不会翻动，但一旦有外部的刺激与巨大触动，让作家不得不动用其中的深层矿藏的话，就一发不可收拾。莫言曾自述说，每个作家都有他成为作家的理由，我自然也不例外，但我为什么成了一个这样的作家而没有成为海明威、福克纳那样的作家，我想这与我独特的童年经历有关。莫言在多个场合总结自己的写作经验时谈到，到目前为止，他写作的素材还仅仅取材于二十岁以前的经验。莫言对自己的童年经验进行过痛苦又诙谐的总结，话语的背后承载着对童年经验的巨大无奈和无助，现代人不再拥有这份感伤。“由于我相貌丑陋，喜欢尿床，嘴馋手懒。在家庭里最不讨人喜欢的一员，再加上生活贫困，政治压迫长辈们心情不好，所以我的童年是黑暗的，恐惧，饥饿伴随我成长。”[2]伴随莫言成长的是一段难忘的灰色童年记忆。童年正是一个人心智成长的关键时刻，这一段灰色的童年记忆导致莫言形成内向、敏感、耽于幻想的性格。童年经验是莫言创作的重要源泉和动力，童年经验是莫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童年经验不仅直接进入到创作中，成为原型，还深刻地左右了莫言创作的整体风格和精神风貌。

“痛苦的童年经验是莫言的精神创伤。”“莫言的精神创伤首先在于其痛苦压抑的童年体验，使得他形成了内向敏感、自卑而又孤傲的性格，体现在其小说中，则呈现出强烈的悲剧色彩。”[3]莫言的创作动机来源于他受到的生活重压与深层的心灵创伤。他的作品或直接或间接表现了曾经深埋莫言内心的精神创伤与情感压抑，同时他的作品是压抑情感的最好释放。正如洪子诚教授所言，莫言作品的乡村图景，“来源于他童年的记忆，在那片土地上的见闻，以及他的丰沛的感觉和想象”。莫言对童年的记忆深刻而终身难忘，而苦难的童年是作家最好的教材。莫言说：“我近年来的创作，不管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我个人认为，统领这些作品的思想核心，是我对童年生活的追忆，是一曲本质是忧悒的、埋葬童年的挽歌，我用这些作品，为我的童年，修建了一座灰色的坟墓。”[4]

1、父亲的“阴影”

莫言的父亲管贻范，仁义耿直，性情刚烈，有责任感、敢担当。但由于出身贫寒，饱尝艰辛，生活境遇的不幸（家庭成分较高），生活负担极重，所以形成了暴躁、刚烈的性格。“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四十多岁，正是脾气最大，心情最不好的时候”“永远板着脸，不管我们是处在怎样狂妄喜悦的状态，只要被父亲的目光一扫，顿时就浑身发抖，手足无措，大气不敢出一声。父亲的严厉在高密东北乡是有名的。”[5]父亲对莫言的管教极其严格。有一次村里的保管员让一群孩子学狗叫，谁学的像就给谁吃豆饼，莫言也在其中。但为此事莫言遭到了祖父、父亲的严厉训斥。一方面是食物的巨大诱惑，一方面是正义崇高的宝贵人格，在童年莫言未必懂得其中缘由，但是父亲的严厉，时刻闪现了普通人身上的宝贵品质，呈现出一个民族在困苦中不堕落的精神魂灵。父亲严厉的爱与刚毅成就了莫言文学阳刚的一方面。

“父亲意象”是威严的象征，在父亲身上，他象征责任，理性，纪律，能力，秩序，权威等字眼。在儿童眼中父亲是具有巨大辐射力的人物。父亲管教因过于严厉，让莫言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强烈的创伤记忆。莫言曾自述童年时代也有撒野忘形的时候，只要有人在身后低沉说，你爹来了，莫言立马打一个寒战，脖子紧缩，呆若木鸡。莫言还有被父亲用鞭子教训，脱下裤子打的经历。上海作家程德培曾评论说：“在缺乏抚爱与物质的贫困面前，童年生活的黄金辉光便开始黯然失色。于是，在现实生活中消失的光泽，便在想象的天地中化为感觉与幻觉的精灵化为安徒生笔下那个小女孩手中的火柴微光。”“微光既是对黑暗的心灵抗争，亦是一种补充，童年失去的东西越多，抗争与补充的欲望就越强烈。”[6]莫言少年时最大的兴趣是喂养鸟雀，也被父亲扼杀了童趣，莫言曾撰文自述：“鲁迅先生早就呼吁要对父母们进行训练，他说仅仅爱并不及格，因为母鸡也会爱。何况最真挚的爱的另一面往往是最苛虐的酷政„„在某种意义上父母与子女是仇敌。”

即使父亲不打骂他，父亲已经在莫言心中树立了高大威严的形象，神圣而不可战胜。童年的一些经历对莫言心理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面对高大威严的父亲，童年莫言显得渺小而萎缩，家庭中未得到重视的现状让莫言产生了被边缘化的感觉。童年莫言如小兽一般在夹缝里偷偷生存，对他心理成长产生了巨大的阴影。“莫言的创作动机因在于其受到的压抑和深层精神创伤，他的作品是他的精神创伤的间接或直接的表现，是他压抑的情感的释放。”

父亲的严加管教给他带来了莫大的恐惧，莫言从心底惧怕了象征权威的东西和原则的东西，但从另一个角度讲，现实的不可战胜与不可满足，让年幼的莫言不得不归隐于内心，久而久之，莫言的内心活动异常活跃，产生较大的心灵自由，获得幻想的腾飞，这为日后创作奠定了丰厚的基础。短篇小说《枯河》中曾经细致地描写了一个孩子遭受全家的毒打最后致死的经过，其中就有莫言童年的影子。

2、母爱的救赎

“母爱意象”是世界上最无条件的爱。母亲永远与无私、温暖、善良、体贴、柔情、安慰、包容等字眼联系。童年莫言在父亲那里印下的心理阴影在母亲那里得到救赎。对母亲的依靠与依恋是莫言对母亲情感的核心。正如埃·弗洛姆所说：“母亲就是生养我们的家，她就是自然，她就是土地，她就是海洋。”[7]

莫言母亲，高淑娟，一个极度坚韧而顽强的典型的中国农村妇女。在大家庭中，母亲勤劳、坚韧、刚强，默默奉献，忍受生活的重重磨难。母亲是大地母亲的象征。中国大地上不乏这样隐忍、坚强的女人，可以同时承担着劳累、饥饿、病痛而顽强地活下去，并以坚毅顽强的性格言传身教，影响着有幼年的莫言，让他时刻感知到母亲的伟大与坚强，忍辱负重与巨大的承受力。所以莫言在母亲身上加重了对于生存的理解。母亲是幼年莫言的精神支柱，身为幼子，他比别的孩子表现出来的对母亲的依恋非同寻常。

莫言在母亲那里得到了心灵的庇护，于是莫言对母爱产生了依恋，甚至依靠的畸形心态。相貌丑陋的莫言极度自卑，甚至遭到同村性格蛮暴的孩童的追打，内心敏感的莫言在周围人那里遭到的冷漠与嘲讽，不得不最后求助于母亲。母亲的话多少年后依然留存在莫言心头。“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莫言从母亲的鼓励的话语中得到了安慰，得到了心理上的支持与安慰。

母亲不识字，却从骨子里敬畏读书人、有知识的人。只要是莫言提出买书本，母亲都要尽量满足。即使莫言因为贪恋读书，而忘记了割草、干活，她都要想尽办法保护。母亲是童年莫言的保护神，在母亲那里可以得到精神的救赎。所以在莫言的最重要的作品《丰乳肥臀》中，莫言将一直淤积在心头的对母亲的依恋、感恩，更是对大地母亲的崇拜与思考，通过母亲的形象表达出来。小说热情地讴歌了生命最原始的创造者——母亲的伟大、朴素与无私，同时还塑造了一个患有恋乳症的上官金童，一个备受关注，精神萎缩、穷困潦倒、最终一事无成的男性。此书的腰封文字是，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你如果要了解我，应该看我的《丰乳肥臀》。彻底走进莫言的《丰乳肥臀》，就不得不全面了解莫言的童年经验。童年经验是触发文学创作的巨大动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莫言对母亲形象的塑造不仅是个人童年经验的艺术呈现，更是对中**亲的典型形象塑造。当然童年经验到文学形象是具有重大联系的两回事，我们既不能在两者之间划等号，又不能将两者完全隔离开，但两者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梳理莫言文学创作心路历程不无裨益。

3、“神奇”的爷爷与耽于幻想的寂寞童年

马尔克斯有一个擅长讲故事的奶奶，莫言则有一个神奇的庄稼活能手的爷爷。这是一位给予莫言无穷想象力的重要人物，在莫言的童年期与少年期，曾经给予莫言极大的情感抚慰，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诸多创作原型，提供了阔大的想象空间。在莫言1985年写成的短篇小说《大风》里，直接写到“我”跟随爷爷一起去大洼子割草的故事。《红高粱》里，小说开创的家族史式的叙述角度开创了战争小说崭新的叙述视角，叙述的就是“我爷爷”抗战的故事。甚至在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中，那位“全国唯一的单干户”蓝脸的形象，不得不让我们联想到在平日生活深谙农村各种活计的爷爷。

莫言1955年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有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哥哥以及母亲的大家庭里，衣食无着，莫言的降生只会给整个家庭的生存带来更多的困难，将整个家庭拖入更加贫困的深渊。莫言在这个家庭里是个被忽略的孩子，他在大人的夹缝中偷偷生长。童年莫言辍学在家，过早地脱离群体，排除在正常的学习生活之外，对莫言是极大的心理打击。劳动之余，莫言将大量的闲余时间，用在大量阅读和体味与大自然、动植物进行特殊交流上。莫言幼年爱书如命，通过读书，莫言认识了世界，找到了排解寂寞的突破口。莫言深谙动植物习性，建立了与动物通灵的感觉方法。童年的这段经历，为日后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是童年的生活磨砺了莫言观察生活，穿透生活的眼光与睿智的思维，培育了空灵的感觉，也孕育了小说《生死疲劳》中动物的六次轮回的创作灵感，才让读者在作品中真实地感喟与动物的通灵之感。

现实生活的阴影和无爱的童年，使莫言在心理上压抑而孤独，之间形成了内倾自卑的气质特征，在文学系的同学曾经这样评价莫言：“一颗天真烂漫而有骚动不安的童心，一副忧郁甚至变态的眼光，寡言而又敏感多情，自卑而又孤僻冷傲，内向而又耽于幻想。”

4、饥饿的无形压力

莫言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县东北乡的一个荒凉村庄的贫困家庭中，文革开始辍学回家，以放牛割草为业，二十岁以前没有离开过家乡。离开这块贫瘠的土地是童年莫言梦寐以求的事。饥饿——一个困扰莫言童年的早期重要记忆。童年期莫言长着一个永远不知道餍足的巨胃，正当他长身体的时，身体需要大量的食物和营养，遇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饥寒交迫的粮食大匮乏的年代，天灾人祸的打压下，让那时代的人充分理解生的巨大挑战。

40年后的202_年作者在斯坦福大学做演讲时，将这段回忆就附在《饥饿与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题下。莫言自比童年期的自己为“饥饿的小狗”，每天想的就是如何搞到食物。从树叶、树皮、树干到煤块都难逃孩子们饥饿的牙齿，孩子们都快成了啮齿类动物。莫言对童年的印象是缺爱少欢的，极其不愉快的。

饥饿的记忆几乎每每跃然纸上，在纸面上划出永不磨灭的印迹。《五个饽饽》、《粮食》、《铁孩》里写的不只是自己的饥饿，自己是饥饿的目击者、参与者或受害者，但是蕴藏在别人故事里的饥饿的体验却是私人的，没有挨过饿的人写不出那样的惨状。莫言从对食物的渴求与摄取欲望触发，发现了由事物匮乏而发生的对食物的控制权，构成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罪恶事实。所以当日后莫言在表达自己的童年经验时，几乎可以直奔主题，而扑向食物和对食物的摄取，并从中挖掘出隐藏着事实背后的社会权利以及社会伦理的主题。

食色之性，人之伦常。本能的记忆大约最难将息。莫言自述他成为他这样的作家，根本理由是他的童年经验，对于这一点，莫言自述说，“我认为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在今后的岁月里还可以继续从事写作这个职业的理由”。摆脱饥饿的强大动力将莫言推向了文学创作，同时，莫言又通过作品细腻地记录了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忆与心路历程，于是我们在《透明的红萝卜》中读到了关于饥饿、善良、灾难、尊严的悲剧；在《枯河》中读到了蕴藏着巨大时代阴影的悲剧；在《白狗秋千架》中品尝着爱情的悲剧。莫言的小说，不管在情节中设置了多少变化，也不管给它穿上多少件古怪的现代派外衣，其精神内核，其实质都是为了反映世世代代生息繁衍的那片神奇土地上的人民，故乡土地和父老乡亲们的那种既充满着复杂矛盾有终生难忘的深厚情义。无论莫言走多远，他均毫无好留地彰显着支持着他的生命并使之顽强地生存下来的是他对童年生活的真实体验。

参考文献：

[1]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文学评论》1993年第04期第54页。

[2]莫言：《超越故乡》[J]，《莫言散文新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2_年2月第1页。[3]杨茜：《心理探微：莫言小说中的精神创伤》[J],《当代文化与教育研究》202_年第6期第23页。

[4]莫言：《十年一觉高粱梦》[J]，《中短篇小说选刊》，1980年第3期。[5]莫言：《写给父亲的信》[J],春风文艺出版社，202_年10月第1版第3页。[6]程德培：《被记忆缠绕的世界——莫言创作中的童年视角》[J],《上海文学》，1986年第4期第81页。

[7]埃.弗洛姆：《爱的艺术》[M]，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7、38、39页。

作者简介：韩丽梅（1976--）河北沧州人。沧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儿童文学。

第二篇：童年经验对艺术家创作的意义和影响

以林语堂为例洞窥童年经验对艺术家创作的意义和影响

关健词：

童年经验 林语堂 坂仔风景 个性自由 林至诚 中西文化交融 林知乐 生活原型 初恋少女 赤足偏嗜

正文：

文艺心理学家们是这样定义童年经验的：一个人在童年（包括从幼年到少年）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童年时的各种感受、印象、记忆、情感、知识、意志等。心理学研究表明，童年是人生中重要的发展阶段，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和思维方式等的形成和经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在艺术家的创作中，童年经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艺术家创作题材的选择和作品情感情绪的基调。在国际文艺上，林语堂是一位颇具盛名的作家。他曾被美国文化界列为“20世际智慧人物”之一。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他为了更好的向外国人宣传中国的文化，直接用英文写作。这些作品如《生活的艺术》、《吾国吾民》所传达出的思想，影响过整整一代外国人的“中国观”。他本人则以自撰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生评宇宙文章”，向世人宣示了他在文艺上独特的追求。任何一个艺术家都不会是天生的艺术家。林语堂在文学上的造诣与其一生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毋庸置疑的是，林语堂的童年经验启着相当大的作用。闽南漳州平和县坂仔村，位于西溪河谷，是群山怀抱中的一块肥沃的盆地。林语堂就出生在这样一块风景秀丽的山谷中，并在这里度过了他快乐的童年。家乡的山水是他艺术生命中不竭的源头。在他所有的自传、回忆性文章中，他曾把他思想、观念、性格以致美学观、世界观的形成都归之于家乡秀美的山水风光。林语堂曾在他《西十自叙》中写道：“我本龙溪村家子，环山接天号东湖；十尖石起时入梦，为学养性全在兹”由此可以看出童年家乡的生活环境对他深远的影响。除此之外，坂仔村这种优美的环境还极大地陶冶了林语堂的情操，养成了他“山地上”孩子无拘的性格。这种在大自然环抱里自由打爬的童年，塑造了他酷爱个性自由的个性。数十年之后，使他能够沉心于构建自己“中西合璧”的文化体系，不盲从古今中外任何伟和任何主义，成为文坛上标新立异的作家。林语堂曾在《回忆童年》中谈到幼时所受影响时，把他的父亲林至诚放在了第一位。林语堂的父亲林至诚，不仅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牧师，还是一个崇拜儒家的同时具有维新思想的人。他的思想颇杂，在朋友的介绍下，曾阅读了大量的介绍西方宗教文化和科学文明的书刊。受其影响，林至诚决心要把家里所有的男孩送进教会中学，教会大学，直到出国“西学”。事实证明，林至诚不是一个空想家，而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乐天派、一个敢想敢做的实干家。他为林语堂指出了前进的路，为他后来驰骋文坛奠下了基石。不仅如此，林至诚在阅读了大量的报刊后，还向幼时的林语堂描绘了各国的风土人情、世界先进的科技知识。这些“异语”在林语堂幼小的心田里，播下了希望的种子。林语堂六岁启蒙，林至诚把儒家经典著作当作其启蒙读物。林语堂的国学修养，首先要归功于林至诚的“家庭学校”。数十年后，林语堂能以“两脚踏中西文化”而闻名于世，这种中西文化融合的始作俑者与其说是林语堂，还不如说是他的父亲林至诚。

事实证明，童年经验不仅作为即成的心理事实，影响了林语堂对后来人生经验的选择与吸收。而且，日后的人生经验也不断地被浸泡、濡染、改变，并且重塑着他的早期的经验。林语堂回忆往事的时候说“有一个在我生命中影响绝大，决定我命运的人物——那就是外国教士ＹＯＵＮＧ Ｊ ＡＬＬＥＮ”（摘自《林语堂自传》）这位传教士中文名字为林乐知，是中国十九世纪影响颇大的美国传教士。他的著作直接影响了，林至诚决定要让儿子们读英文和受西洋教育梦想的形成。使林语堂后来有机会就读教会学校直至出国。林乐知是当时西方文化的代言人，力图以西方文明来对中国文化进行彻底地改造。对少年林语堂的文化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使林语堂找到了通往西方文化的桥梁。但日后成熟了的林语堂，并没有反林乐知宣传的东西全部当作西方文化本身生吞活剥，而是弃之糟粕，取其精华。使之成为用来构建属于他自己的中西文化融合观的素材。为日后写作成哄动国内外的《吾国吾民》打下基础。在林语堂十岁那年，他的父亲林至诚因不满坂仔教会所办小学的师资和教学方法。把林语堂兄弟三个送到了厦门鼓浪屿的教会小学住读。在那里，林语堂结识了他的教母，并常常得到她的照顾。她精美的化妆品所散发出的高雅的香味，以及她为林语堂梳头发的情节，都给林语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温柔美丽的教母，却是传统道德规范下的牺牲品。后来，林语堂在塑造《京华烟云》曼娘这个人物时，就是以他的这位处女寡妇教母为有原型的。童年这段与教母相处的体验，深刻影响着日后的他的思想，成为他创作经验选

择与吸收外资的素材。

“痛苦的体验常常使艺术家具有敏感的心灵和博大的同情心，并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文艺心理学家们以简炼的文笔，精僻地指出了童年痛苦体验对艺术家们深刻的影响。这一点，就是在一生颇为风顺的林语堂身上，也是可以看到的。

林语堂与初恋少女赖柏英，是一对同龄的伙伴，自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赖柏英曾带给少年时代的林语堂很多欢欣的时刻。林语堂在《八十自叙》中曾说“赖柏英是我的初恋情人……”“她能献出无私的爱心，不要求回报，但是环境反我们分开了……”这段自幼时就建立起的感情被无奈地割舍，给予了林语堂很大的心灵创伤，是他心灵深处不可触及的秘区。这次失恋影响了林语堂文学创作的取材与构思。在现实中失落的东西，艺术家们总会试图在艺术的世界里寻求补尝。林语堂后来以这段恋情为原型，创造了自传体小说《赖柏英》，爆光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初恋。人们这时才发现，在林语堂众多作品中反复吟唱的故乡山水的秘密所在。他是以乡情、乡思、乡恋为载体，寄托了对这段刻骨铭心的初恋的追忆。林语堂非常喜欢赖柏英的赤足，并在《赖柏英》中借新洛之口，再次表达了对“赖柏英”赤足的偏嗜。“人生必有所痴，必有癖嗜。没有偏嗜的人，大半靠不住，而且就变为索然无味的不各趣的一个人了。”（林语堂《论趣》）失恋后，林语堂把对赖柏英赤足的偏嗜转移到了自己的脚上。宣传赤足、赞美赤足成为林语堂终生的偏嗜。在林语堂一部以超时代为背暗男∷怠对毒啊分校共煌┎辶耸橹腥宋锕赜凇俺嘧阒馈蔽侍獾奶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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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林语堂自传》——林语堂

《林语堂传》——施建伟

《文艺心理学》——童庆炳、炳程正民

第三篇：浅析福克纳对莫言的影响

浅析福克纳对莫言的影响

［摘 要］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福克纳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深远而持久，其中最具典型的代表便是莫言。本文运用比较文学中的主要研究方法，从写作环境、布局方法、女性意识等几个方面对福克纳和莫言的主要作品进行具体分析，试图说明福克纳对莫言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福克纳，莫言，意识流，多视角，女性意识

一

莫言，山东高密人，从1980年代中期起，他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在中国的文坛上，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问学”的代表作家。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和意识流创作方法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202_年8月，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其创作明显受到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

莫言在读完《喧哗与骚动》的序言之后说：“福克纳不断地写他家乡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终于创造出一块自己的天地。我立刻感到受了巨大的鼓舞，跳起来，在房子里转圈，跃跃欲试，恨不得立即也去创造一块属于我自己的新天地。” 他立刻明白了其实他所生长的高密东北乡也是他的一笔财富，他要写那里的土地、河流、树木、庄稼、花鸟虫鱼、痴男浪女、地痞流氓、刁民泼妇、英雄好汉„„他要创建一个文学的共和国，并做这个共和国开国的皇帝，主宰这里的一切。

莫言说：“我与这个美国老头（指福克纳）建立了一种相当亲密的私人关系。我经常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我还用见到他的书就买这种方式来表示我对他的敬意。”

二

提到福克纳，就不得不提他的约克纳帕塔法。约克纳帕塔法是福克纳根据自己所热爱和眷恋的故乡,为他的许多小说所虚构出来的一个县城，包括杰弗生镇连同周围的乡野。福克纳独创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把对美国南方历史的反思与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联系起来，不仅是美国南方的历史缩影，而且是全人类发展的一种象征，具有深厚的美国南方性质，也是作者故乡的体现，都包含了浓重的美国梦思想。

在“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中，福克纳写贵族世家，例如沙里多斯家族，康普生家族和麦

卡斯琳家族。其中《喧哗与骚动》的故事便发生在杰弗生镇上的康普生家，写了康普生家后代四人的命运：长子昆丁始终被一种没落感追随着，敏感而又孱弱，把妹妹的贞操与门第的荣誉甚至自己生与死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最终选择自尽。女儿凯蒂从“南方淑女”的规约下冲出来，走过了头，成了一个轻佻放荡的女子。次子杰生成为一个实力主义者，仇恨与绝望有时有使他成为一个没有理性、不切实际的复仇狂与虐待狂。而小子班吉则是一个先天性的白痴。曾经的繁华只是昙花一现，瞬间便湮没在了纷繁复杂的社会之中。福克纳还写贫穷白人和“新南方”的发迹者，《喧哗与骚动》中的杰生便是后者的代表。

而回顾莫言的主要作品《蛙》、《酒国》、《枯河》、《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红高粱家族》、《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檀香刑》等等，这些书名，这些大地的意象，这些强悍的生命之力的征象，它们共同组成了莫言的故乡，一个辽阔的无边的文学故乡：高密东北乡。其中《檀香刑》便是莫言潜心五年完成的一部长篇力作。在这部小说中，莫言以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仓皇出逃为历史背景，其间穿插多种地方标志性意象，例如“猫腔”便是一种极具特色的地方小戏种，唱腔诡谲，唱词激昂，充满着力量和鼓动性。凤头部和豹尾部的每一章开头都引用一段猫腔唱词，地方色彩浓郁，滑稽而朴实，更加重了高密东北乡的文学故乡地位，用摇曳多姿的笔触，大悲大喜的激情，高瞻深睿的思想，活龙活现地讲述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一场可歌可泣的兵荒马乱的运动，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

由此我们似乎能看到约克纳帕塔法和高密东北乡的相似之处，同为一个博大的环境，为作者孕育了诸多代表性的作品；同为作者灵魂的寄托之处，感染着作者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处细节；却只是前者为虚构，后者为莫言土生土长的故乡。直到如今，莫言还是时常回到山东高密，下到田间，感受那里的一草一木，寻找自己写作的灵感和素材。

三

作为英美意识流小说的代表，福克纳的意识流小说《喧哗与骚动》可以称得上是其颠峰之作，是一部在创作技巧和艺术风格上独树一帜的典型的意识流作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填补了20世纪意识流小说创作中的某些空白。在表现技巧上，福克纳大胆地采用了多角度叙述、意识流和“神话模式”等手法来展示人物的精神世界与意识活动。《喧哗与骚动》共分4个部分，详尽地叙述了4天中发生的事情。其中第一、三、四部分的时间分别是1928年4月7日、6日和8日3天；而第二部分则叙述了1910年6月2日昆丁在自杀前的意识活动，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时间顺序，不按时间顺序来交代故事，而是跨越时空界限，将各种生活片段拼凑在一起。而这四部分又分别由4个人进行叙述，将自己感受最深的部分突显出来，将多视角叙述的技巧运用得淋漓尽致。《喧哗与骚动》还是福克纳运用“自由联想”意识流手法的代表作，在班吉的部分其意识流手法更为突出。例如班吉看到车房里的旧马车，思绪立马牵扯到有关坐马车的一段回忆，他看到牲口棚，脑子里又出现圣诞节前与凯蒂去送信，来到牲口棚附近的情景。据统计，在“昆丁的部分”里，这样的“场景转移”发生得最多，超过二百次。《喧哗与骚动》的译者李文俊先生认为，福克纳之所以如此频繁地表现意识流，除了他认为这样直接向读者提供生活的片段能更接近真实之外，还有助于刻画特殊的人物形象。

莫言曾经说过：“没有象征和寓意的小说是清汤寡水的。”他的《红高粱》和《檀香刑》都是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却也赋予了这个小小的地方以深刻的象征和寓意。《红高粱》和《檀香刑》均写了外国侵略者带给东北乡的灾难，前者以大片大片的红高粱寓意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气节、生生不息的战斗力和火一般的热情与激情，而后者则通过夸大而残忍的描写，刻画统治者的残暴荒诞行为带给百姓的灾难。在结构上，莫言的《檀香刑》采用传统的凤头、猪肚、豹尾的结构形式，却也不乏新颖之处。在凤头部，他分别写了眉娘浪语、赵甲狂言、小甲傻话、钱丁恨声；在豹尾部，他又分别写了赵甲道白、眉娘诉说、孙丙说戏、小甲放歌、知县绝唱；而在猪肚部，他则采用了全知全能的视角，用直白的叙述描写一段传奇。整部《檀香刑》采用了多方位、多视角的布局手法，将情节穿插在其中，单看每个人的叙述都是不完整的，可是当把所有人的内容组合起来便可以发现，莫言淋漓尽致地为我们呈现了封建王权和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和非人道性。

四

福克纳所生活的南方社会当时正处于社会发展转折的十字路口，而美国南方以种植园经济为主，封闭落后。在这样以男权为中心的背景下，女性不可避免地备受压抑和痛苦，女性从内心深处爆发出一种打破桎梏束缚的叛逆精神。《喧哗与骚动》中的凯蒂与她女儿小昆丁都是叛逆者的典型代表。凯蒂是《喧哗与骚动》的核心人物，全书虽然没有任何一节取自凯蒂的视角，但是四个主人公的叙述却完全没有逃离凯蒂这个主题。凯蒂漂亮、热情，富有同情心，是人性的美好体现。但是,在众人眼中，凯蒂轻佻放荡，行为不检，但是她的叛逆、她的悲剧是对整个社会的控诉。像母亲一样，小昆丁的叛逆行径也与“南方淑女”的形象大相径庭，但是她敢于离开这个冷漠而残酷的家，追求自己的希望。其实福克纳是在赋予她们力量，这是对女性的同情，更是肯定。在《喧哗与骚动》中，福克纳还满怀激情地歌颂了地位卑微的黑女佣迪尔西，福克纳说过：“迪尔西是我自己最喜爱的人物之一，因为她勇敢、大胆、豪爽、温存、诚实。她比我自己勇敢得多，也豪爽得多。”

而在莫言的作品中，女性意识也表现得极为突出。莫言自己曾说过，《蛙》中的主人公“姑姑”是他身边的亲属，他生活中的确有一个从医50年的姑姑。在高密东北乡，姑姑是被当做圣母一样看待的人，她接生的婴儿有数千个。当然，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姑姑也为那些“违规”怀孕的孕妇做过很多引产手术。而莫言刻画“姑姑”这个形象，是既有爱也有恨的，当计划生育高峰袭来时，姑姑宣称：“党指向哪儿，我就冲向哪儿。”她坚守革命，没有原则，没有思想，甚至是野蛮地执行任务，“喝毒药不压瓶，上吊给根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出生率降低，这也是中国为全人类作贡献！”她做了很多荒唐之事，但是她的人性之中并不缺乏同情和爱，她为母牛接生时充满温情，当搜捕到王胆那一刻时，她伸出了手，迎接了这个新生命。她说，“没有出锅门，就是一块肉，出了锅门，就是一个生命。”这时的她，不再是对生命的“政治控制”，而是对生命的一种深深的敬畏，她遵守了自己职业操守的底线。莫言是赋予了姑姑以救赎机会的，他不愿让这样的一个女人被冠以“恶人”的罪名，他的内心是希求这个人物温柔而充满爱心的。

在《檀香刑》中，莫言塑造了孙眉娘这一女性形象，一反往常的矜持、娇贵，而赋予了她强烈的反抗意识：她虽红杏出墙，遭人鄙夷，但却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她反对传统封建礼教，却成了一个自由自在、充满原始气息的实实在在的真人。在当时的社会，所有的女性都被“三从四德”所束缚，但是莫言却不乐得让每一个女性都失去生命最原始的尊严和张力，他看重女性，更敬重女性，强烈的女性意识也表现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例如《红高粱家族》中的戴凤莲、《透明的红萝卜》中的菊子等，都让莫言的作品丰富生动起来。

五

莫言的创作深受马尔克斯、福克纳等世界级大师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吸引了众多海外读者。莫言曾满怀信心地说：“中国文学离不开世界。”

中西文化在最高境界上是相通的，莫言的作品表现了人类相通的领域，表现了人类在精神上、物质上的向往和追求。他在借鉴外国文学时对“化境”的追求，既表现了中国人的气派，也是他的作品对外国读者有难以抗拒的魅力之源。

著名学者刘再复曾经给予莫言这样的评价：

莫言没有匠气，甚至没有文人气(更没有学者气)。他是生命，他是搏动在中国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他的作品全是生命的血气与蒸气。八十年代中期，莫言和他的《红高粱》的出现，乃是一次生命的爆炸。本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作家，没有一个像莫言这样强烈地意识到：中国，这人类的一“种”，种性退化了，生命萎顿了，血液凝滞了。这一古老的种族是被层层叠叠、积重难返的教条所窒息，正在丧失最后的勇敢与生机，因此，只有性的觉醒，只有

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只有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烧，中国才能从垂死中恢复它的生命。十年前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和赤热的《红高粱》，十年后的《丰乳肥臀》，都是生命的图腾和野性的呼唤。十多年来，莫言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在叙述方式上并不重复自己，但是，在中国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中，他始终是一个最有原创力的生命的旗手，他高擎着生命自由的旗帜和火炬，震撼了中国的千百万读者。

［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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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仝志敏、杨大亮.试析福克纳意识流小说的叙事风格[N]，上海电力学院学报，202_（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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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刘再复 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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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莫言.檀香刑 [M]，长江文艺出版社，202_.04 [ 9 ] 莫言.蛙 [M]，上海文艺出版社，202_.12

第四篇：鲁迅童年生活对其创作的影响（小文档网整理）

（二）同年生活与创作

1、童年生活与鲁迅创作心态和作品中的情绪基调

与任何一位伟大的作家一样，鲁迅是说不尽的。而对鲁迅的小说作品，就像而对着一块融铸着多种优良成分的合金，你不能不被其中那种质感极强的黑色基调所吸引。那种基调在人们心理上所引起的感觉往往是沉郁的、压抑的，也是坚实、明澈、富于爆破力与穿透力的。可以这么说，鲁迅的小说作品存在着一种情绪上的连贯性，仿佛它们全都随着同一股水流在移动。作为读者，我们常常不能自己地受着这种忧郁的寂寞的水流的浸润和带动，渐渐沉入到鲁迅的小说世界里。这是一个弥漫着浓烈的悲剧气息的世界，聚集着中国数千年封建文化的压迫、病痛和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苦闷悲哀。在这个世界里，季节往往是严冬寒秋，天气总是阴沉凄冷，时辰总在黄昏夜半，景色常常枯索苍凉;而人物，不是形容枯搞，日见颓唐，便是每况愈下，穷苦潦倒，默默地走向死路。

鲁迅小说作品中这种浓烈的悲剧气息是与其对“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关切密不可分的。鲁迅在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里曾经说他是“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鲁迅全集第2卷)。实际上，鲁迅写的最多的也是最为成功的还是“下层社会的不幸”，还是各种各样的悲剧。这些不幸不仅涉及到贫困、疾病和欺凌，而且最多的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它包括了多种多样不幸的死亡。这里有不幸的夭折和自杀，悲惨的被杀和倒路而死，幼儿的病故和野兽的吞噬;这里有死亡的仪式与生者的哀痛。这一切，归根结底，是鲁迅童年经验对他创作心理的影影响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因为叙事中起作用的更基本的力量是心理力量，是童年心理的发展决定着什么故事被讲述，而不是外部世界的力量使然。

在探讨人的无意识方面卓有成效的精神分析学派告诉我们，个人的童年经验是他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索。童年经验对于个人的心理倾向和特点的形成是至为关键的。一个人在童年时对环境中的人、事或物的体验，多半会影响他成长后的政治观点、职业选择、生活方式等。对于作家，则会影响到他对题材的选择和主题的定向，甚至本人创作风格的形成。

童年经验或早期经验，首先无疑主要是对家庭和家庭成员以及家庭生活的印象与经验。对于鲁迅而言，基本上是在一种被压抑的和沉重的氛围中度过他的最重要的一段童年时光的。在鲁迅的童年经验中有着他的对于不愉快的和压抑的早期生活的极为敏感的记忆，或者说，早期生活的压抑感及其记忆，构成了鲁迅童年经验中最显著和最重要的内容。就像人们己经熟知的，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福清家的最大的灾难和厄运，就是1893年，周家的家长介孚公因犯“科场案”遭捕入狱，并被判“斩监候”。这无疑使正家道败落的周家又遭釜底抽薪之灾，自此更加一蹶不振。

这时，鲁迅仅十二、三岁，正值天真无忧的少年时光。在此之前，鲁迅也有过快乐的童年生活。但是，祖父的入狱却结束了这一切，并以此彻底改变了鲁迅今后生活的色彩和走向。他不仅被讥为“乞食者”，而且此后不久，父亲又突发急症，两三年即告谢世。在这段时期中，鲁迅作为长子长孙不得不过早地分担起家庭的重负，在世人的冷眼中受尽了“侮蔑”和炎凉，遭到和忍受了种种难堪、屈辱、自卑和压抑。如果说祖父的入狱和父亲的病逝使他幼嫩的心灵曾为家庭的不幸而感到悲伤，那么，被称为“乞食者”的轻蔑和长辈亲朋的倾轧以及乡邻的流言，还有那药房与当铺间的连年奔走，则使他过早地尝遍了还不能完全理解的人生酸苦。这一切，他在其后的《呐喊?自序》等作品中曾有过些反映。鲁迅对人生的印象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而目。”（鲁迅全集第一卷）显而易见，鲁迅对这段早期生活的经验、记忆是极为深刻的，他以后多次由此而提及自己的出身、家庭和早期生活。

但是，对鲁迅少年心灵的影响又何止是这种世态的炎凉。弥漫在他的生活、他的家庭周围的封建传统意识氛围，几乎在他童蒙末开之时，就形成了一张无形的巨网，企图把他永远地禁锢并扼杀在其中。鲁迅是怀着一种受到伤害的心情走向人生、社会的。在对人世的感慨和洞观的背后，不知隐藏了他多少滞重的记忆。

如果说上述经历使得鲁迅对旧的社会与旧的人生方式感到彻底绝望与憎恶并最终决定他成为封建阶级的逆子贰臣的话，那么他的大姑母的惨死、小姑母的早逝以及他的继祖母与母亲等人的不幸命运，则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隐痛与沧桑之感，并在一定程度上使他进入了对人生的形而上的思索。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极其重视群体价值和血缘关系的文化环境中，任何一个亲人的不幸与离世都会给其他亲人带来极深的刺激与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感触直至探索。

正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我们发现了鲁迅在中西、新旧两种文化观念冲突下内心的矛盾与无奈。特别是在他童年经验的另一部分，当他看清了聚族而居的周氏家庭那种纠缠、复杂的关系、那种令人伤怀的“窝里斗”与不安宁之后，除了与之“决绝”、“逃到异地”之外，实无更好的选择。但逃避毕竟不等于解决，当鲁迅数年后在创作中重新面对它们的时候，也就不能不感到“无法排遣的悲哀”与无法解决的“懊恼”、“无聊”。正是这种童年经验影响了他创作中那种以一贯之的情绪潜流。他虽然对旧的社会、旧的人生在理智上充满了憎恶与绝望，但他在情感深处，在潜意识中却不能甚至不愿像别人那样慷慨激昂甚至兴高采烈地埋葬它，因为那社会、那人生里毕竟有着他的一份血和肉。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竭力张扬个性的鲁迅身上不仅仅看到他的敏感与决绝，同时也体会到了那种无可奈何的、难以彻底解脱的“寂寞”、“无聊”，乃至“孤独”。所以我们说，鲁迅的“孤独”决不仅仅是“前行者”的孤独，它更是种徘徊于“明暗之间”，对人生无法做出圆满调和与拯救的“影”的忿闷与孤独。正如蒂利希所说的那样:“绝望的痛苦是这样一种痛苦：由于非存在的力量，存在者知道无力肯定自己。”（美保罗?蒂利希《存在的勇气》）这一点在其创作早期的小说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2、童年经验与创作的取材、立意

鲁迅的童年经验不仅仅影响了他的特定的创作心态与作品中的情绪基调，而且还直接影响了他小说创作的取材与立意。己经有许多论者明确指出，鲁迅叙事作品中的大部分人物及故事与其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和家庭生活都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在他的众多作品中，有很多自己生活的影子，特别是自己少年时期生活的影子。鲁迅的生活经历对他的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鲁迅的作品中，有一系列的可以称为鲁迅童年回忆录的作品，比如《社戏》、《故乡》、《阿长与山海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鲁迅寄予了很多很多美好的理想和对童年美好生活的回忆。

童年对许多人来说，是快乐美好的，是一段难忘的体验。在成人后回忆往事时，对当时的人和事，更是怀着一种浪漫的情感。在《社戏》这篇文章中，鲁迅塑造了一群淳朴可爱的农村孩子的形象，如双喜、阿发、桂生等。《社戏》展现了一幅作者记忆中理想的农村画卷。小说写的是“我”小时候在外祖母家和小朋友们一起去邻村看社戏的情景，处处洋溢着夏天的温馨，一切让人觉得那么和谐，自然，充满生趣。这些小伙伴聪明活泼、胆大心细、热情友爱。“我”看不成戏，“他们都叹息而且表同情”；开船时“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较大的聚在船尾”以防万一；看戏时桂生殷勤地为“我”买豆浆舀水；回家的路上阿发以“我们的大得多”为由，建议去“偷”自家的豆。这些都是他们纯真童心的突出表现。而《故乡》虽然整体感情基调是沉重悲哀的，反映的是封建统治下农村经济的凋敝和人民生活的困苦，但中间穿插的有一部分鲁迅对少年时可爱伙伴闰土的回忆，也是对美好童年的追忆。童年时期，守瓜田，捕麻雀的少年闰土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是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少年。“他的父亲十分爱他”，他的生命是有活力的，他的思想是自由的，他的心地也是善良的。“这不能，须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猹。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猹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在这些话里，跳动着的是一个活泼的生命。少年闰土较之少年“我”更是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少年，是一个有更多的新鲜生活和新鲜感受要表达的少年。少年“我”的知识像是从书本当中获得的，少年闰土的知识则是从大自然中，从自己的生活实感中获得的。他生活在大自然中，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中，他比少年“我”更像一个语言艺术家。他的语言多么生动，多么流畅，多么富有感染力啊！这些作品是作者描写已经逝去的美丽的童年，赞美劳动人民的质朴、诚实的心灵。这些美好的回忆，对每个人的一生来说，都是永远无法抹去的深深眷恋之情。

但人生中悲哀的是美好的东西不能长久。童年的生活是无忧无虑幸福而快乐的，这如同百草园、三味书屋、安桥头一样美好。这是因为世界还未将黑暗和肮脏的一面展示给他，他还是个在温暖与欢乐中过着士大夫家庭生活的少爷。他不知道这个社会除了衣食无忧，开心快乐，还是一个黑暗的人间地狱。而他，以后的道路就是要拯救在地狱中受苦受难的人们。《故乡》中的闰土长大成人后，在兵、匪、官、绅的重重压榨下，在封建的礼法关系的教育下成长为一个“老实人”，一个讲“道德”的人。但一旦把这种礼法关系当成了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准则，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感情就无法得到正常的交流了，人与人的心灵就融合不在一起了。这就是在“我”和闰土之间发生的精神悲剧。“我”怀念着闰土，闰土也怀念着“我”，他们在童心无忌的状态下建立了平等的、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两个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美好的、温暖的、幸福的回忆。“我”想到故乡，首先想到的是闰土，闰土实际上也一直念着“我”。“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次面。”只要想到他和“我”在重年一起玩耍的情景，我们就能够想到，闰土的这些话绝不是一般的客气话。两个人重新见面时，“我”“很兴奋”，闰土也很兴奋：“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说明他心里颤抖着多少真挚的感情呵！但封建的礼法关系却把所有这些感情都堵在了他的内

心里。形容不出来了，表现不出来了。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在这里，我们能够听到两颗原本融合在一起的心灵被生生撕裂开时所发出的那种带血的声音。这是多么让人悲哀的事情！作者怀着悲愤的心情，对造成这一悲惨图景的社会势力提出了沉重的控诉，同时又期望被迫害者能够醒悟过来，开辟自己的生活道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

鲁迅称封建社会为吃人社会，说它只有两个时代：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为什么？儒学和礼教教化的功德，奴隶们浑浑噩噩麻木不仁，吃人的筵席才能持久地排下去。鲁迅痛心疾首于成年闰土们的麻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生所致力的就是给被压迫大众的启蒙工作。鲁迅在描写被压迫人民的不幸时，常常是期望他们奋起抗争，同时还以极大的愤怒来揭露封建阶级、封建思想的残酷统治，显示了作者是从被压迫人民中站起来 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他反映农民问题的深刻性，反封建的彻底性，都是中国过去的文学作品所未曾达到的。

3、童年经验与其小说创作中的深层叙事结构

所谓深层叙事结构，在我们看来，应该是一种单一的、能够阐明不同的表层结构的意义模式，它实质上是一个作家深层的知觉结构，是作家人生观或世界观的基本结构。它常常规定着我们对于经验的感知与反应、评论与表现。换句话说，任何一位作家创作的深层叙事结构实质上都对应着他个人对经验、人生的独特知觉结构。这种联系着“更为普遍的有关生活、社会和宇宙的概念”的知觉结构，它的雏形与基本支架实际上与个人的早年生活经验(包括青少年时期)有着直接的决定性的关系。这种宏大与复杂的结构直接影响着作家对生活的认识深度与广度，也潜在地制约着一个作家作品思想内涵的丰富与深刻。这一点在鲁迅的创作与生平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正像前面所提到过的那样，鲁迅的小说创作是弥漫着极其浓重的悲剧气息的，这种悲剧气息的发生是与鲁迅童年所经历的无数悲剧事件分不开的。在鲁迅的人格与心理发生与发展的最关键的十多年里，家庭一直是变故迭起，厄运不断，似乎人世间所有的悲剧都集中在鲁迅的而前，让他不能不看，不能不记，纵使多年之后也“不能全忘却”。不仅如此，更使他倍感悲凉的是，在他留学日本期间，从幻灯中看到的中国人的麻木冷漠以及创办《新生》的失败都给他深深的刺激与失望，加重了他的寂寞与悲哀，如臵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正像鲁迅自剖的那样:“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后来也亲历或尝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己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既激昂的意思了。”（《鲁迅全集》第一卷）由此可以看出，寂寞感、孤独感以至于对人生的无聊感，是鲁迅童年经验以及青少年经验所留给他的最深刻最主要的心态与情绪，这也是他把整个社会与人生看作一个“铁屋子”的必然原因，是鲁迅个人对于过去与现在的绝望的根本所在，是他把希望寄托于“孩子”与“将来”的深刻缘由。正如他所说，“希望是在于将来”，而在他则是“我之必无”，尽管在别人那里“他之所谓可有”。鲁迅之所以感到即使是创作与回忆也无“意味”但却还是要创作，用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看来，不能不归因于他早年的经验在他心理上所造成的“压抑”过重而不得不将之“升华”。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深刻剖析道:“所谓回忆者，虽然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己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鲁迅全集》第一卷）“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鲁迅全集》第一卷）总的来说，鲁迅即使在写作《呐喊》与《仿徨》之时，那种对人生的寂寞感、无聊感和痛苦感也是毫无改变的。这种对人生的深刻悲剧感决定了他笔下的人物必然都是悲剧人物，且有着必然的不幸命运与悲剧结局。因为在鲁迅看来，这整个人生与社会就是“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力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鲁迅全集》第一卷）正是基于这种人生观和社会观，鲁迅创作前期的小说作品中写了两类悲剧：一类是父辈的悲剧，也就是“昏睡者”的悲剧，或者叫做“日常几乎无事的悲剧”;另一类就是子辈的悲剧，也就是“较为清醒者”的悲剧，“不幸的少数者”的悲剧，或者说是“孤独者”的悲剧，他们的悲剧更深更痛。正是在前一类悲剧里，鲁迅反映出了“中国大众的灵魂”（《鲁迅全集》第二卷）。在这里，他写了死于科举梦的孔乙己、陈士成，写了在恶梦中沉默的华老栓与闰土和偶尔唱了两声而终至死去的阿Q,更写了在铁屋子中挣扎着而终于窒息的祥林嫂。而在第二类悲剧里，鲁迅则写了在铁屋子中呐喊的狂人与夏瑜，撞了一圈铁屋子而又终于昏死的吕纬甫、魏连殳、子君以及并末放弃希望的涓生等。

很明显，这些悲剧起码在表层结构上是绝不相同的。但细心的读者进步也许会发现，无论是第一类人物还是第二类人物，无论是他们的死亡或者不幸，都很难找到具体的凶手与负责者。除了《阿Q正传》，其他作品中并没有假洋鬼子与赵白眼，悲剧人物周围的具体的人似乎都有罪，但似乎又都没罪(即使按照法律)，正像《狂人日记》里的大哥、陈老五和赵贵翁们一样，他们谁都没有吃过人，但似乎又都吃了人。即如孔乙己，直接毒打他的只有丁举人，但他并不是丁举人最后打死的;祥林嫂也是这样，你不能斩钉截铁地断言她的死应该由婆婆或鲁四老爷负责。至于魏连殳，他直接的死因是痨病……但他们又的确是间接地死于周围人的精神虐杀里，而且这虐杀大都伴随着一定的物质压迫。实际上，在《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故乡》、《阿Q正传》、《白光》、《祝福》、《在酒楼上》、《长明灯》、《示众》、《孤独者》、《伤逝》和《离婚》这十多篇故事后面，我们其实听到的只是同一个故事：群体对个体的嘲冷、侮蔑、挤压与虐杀。这个群体作为对手，又是无形的或是不确定的，这正像一个武林高手陷于八卦大阵一样，周围任何一个人都是你的对手，但又没有任何一个人为你最后的死负完全的责任。他们每个人都在消耗、分散你的体力、精力、心神与武功，但你决说不出你究竟死于谁人之手，你只能无限憾恨地说你是死于“阵”而非死于个人。这个“阵”在鲁迅的小说中就是愚昧麻木而又冷漠无情的“闲人”“看客”、自私狠毒怯弱狡猾的“举人”“老爷”等，或者说就是那本性“吃人”的反动文化。

第五篇：莫言创作特色

莫言创作特色 高密东北乡

202_年3月，莫言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表演讲《福克纳大叔 你好吗？》说：“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尤其让我明白了，一个作家，不但可以虚构人物，虚构故事，而且可以虚构地理。”正是受到福克纳的启示，莫言将“高密东北乡”写到了稿纸上，莫言表示：“我也下决心要写我的故乡那块像邮票那样大的地方。”于是从1985年《白狗秋千架》开始，莫言高举起了‘高密东北乡’的大旗，如同一个草莽英雄现世，创建了自己的文学王国。正如托马斯·哈代笔下的英格兰南部的“威塞克斯”地方，或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描写的南美乡镇马孔多。通过对自己故乡的生活方式和一般生活状况的描写，传达了某种带普遍性的人性内容和人类生存状况，将一般的乡情描写转化为对人的“生存”的领悟和发现。这样就使得莫言的作品超越了一般“乡土文学”的狭隘性和局限性，而达到了人的普遍性存在的高度。

西方现代主义

在莫言的小说中，可以很容易发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有意识流小说的内心独白、心理分析、感觉印象、幻觉梦境、时空颠倒等；有魔幻现实主义的隐喻、象征、预言、神秘、魔幻；也有荒诞派戏剧的夸张、变形、荒诞；还有结构主义、感觉主义、象征主义等等。在西方作家中，莫言最推崇两位，即威廉·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莫言小说结构的最大特点就是不断的场景切换和时空颠倒，具有明显的空间形式小说的特征，与福克纳的风格遥相呼应。而他引用神话传说以及动物角度叙事则明显带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意识流是莫言作品的重要表现手法，这在莫言早期的作品里就已经明显体现出来，比如他发表于1985年的《枯河》，小说运用了意识流的蒙太奇手法将过去与现实交融在一起，并且以儿童“小虎”的感觉描写代替叙事，令故事诗意化和梦境化。还有《爆炸》里的意象比喻，《球状闪电》里的慢镜头描写，《欢乐》里的自由联想等等，都是莫言意识流艺术的体现，莫言在运用意识流手法的过程中，兑现了自己对于仿梦小说的追求，形成了他独特的幻觉现实主义。

莫言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借鉴是广泛的，不只局限于福克纳和马尔克斯。《天堂蒜薹之歌》中对于农民被收各种花样的赋税的夸张描写就具有黑色幽默的风格；《幽默与趣味》写人进城市后变成猴子，则有着卡夫卡《变形记》的荒诞。但莫言并非单纯的借鉴，他对西方现代主义极具探索精神，《十三步》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而他发表于1993年的《酒国》更是一部史无前例的创新实验性小说，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

中国传统说书艺术

莫言在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同时，很快意识到要逃离那些像福克纳、马尔克斯等西方现代派大师那样的“灼热的高炉”，逃离的结果便是回到他的文学故乡“高密东北乡”。他努力从齐鲁文化、蒲松龄《聊斋志异》、《封神演义》、元杂剧，从民间故事、民间艺术（包括高密扑灰年画、高密泥塑、高密剪纸和茂腔等）等传统和民间文化资源中汲取营养。尤其是《聊斋志异》，对莫言影响极大，莫言曾评价《聊斋志异》是一部“化腐朽为神奇”的著作，202_年莫言在瑞典发表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讲故事的人》时说：“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生死疲劳》是最能体现《聊斋志异》对莫言影响的一部小说。

莫言从自己家乡东夷文化遗存中大量出现的鸟仙、狐仙、鬼神等等各种各样民间艺术、传说和古代偏于神鬼演义方面的文学文本如《封神演义》中的土行孙和《聊斋志异》中的席方平等形象中获得灵感，又从丰富的现实生活中获得鲜活的养料，在局部或部分模拟历史与现实的同时，使自己的创作插上了自由想象的翅膀，进而在心理上、逻辑上达到了高度的真实性和高超的艺术创造性的近乎完美的结合，从而在继承川端康成、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等现代派大师的基础上，又扎根于本土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大地，实现了文学从“现代主义在中国”到“现代主义中国化”的飞跃。

暴力美学

莫言作品具有强悍的暴力主义，发表于1986年的《红高粱》是一个初级文本，仿佛是一种原始的语典，收录了通奸（野合）、纵酒、砍头、剥皮等等基本暴力语汇。它们是一种证词，以验证“民族的原始生命力”的存在。之后莫言成为了坚定的酷语书写者，如《酒国》里的红烧婴儿，《筑路》中的剥狗皮，《食草家族》里的剥猫皮，《灵药》中的对死人开膛取胆，《白棉花》里的清花机搅碎人等等，莫言以独特的感官描写展示暴力带给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感受。

《檀香刑》是最能代表莫言暴力美学的巅峰之作，他在小说第九章《杰作》中用了一万四千多字描写了对钱雄飞的凌迟过程，莫言以他深厚的语言功底和惊人的想象力向读者呈现了一个鲜活生动、惊心动魄的酷刑场面。每一次利刃的割戮和受刑者的呼痛，都汇聚成了一种话语的奇诡快感，流动在小说的语句之间，仿佛一种来自地狱的悲惨光辉。这不是卡夫卡式的阴郁的刑罚，而是一种混合着极度的虐待与受虐的肉体狂欢，犹如帝国没落前的最后的盛宴。这样极致的暴力描写，令读者的评价也两极分化，不喜欢的人立刻扔书呕吐，喜欢的人则欲罢不能。正如莫言作品的英文译者、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所说：“《檀香刑》非常残忍，非常可怕，但你还是想看下去，看到最后，你会问自己为什么要看呢？”

语言狂欢

纵观莫言的创作，他是以狂欢化的眼光观察世界，以小丑，傻瓜等被官方文化贬低的边缘人物作为小说的主人公，由从民间撷取的粗鄙语言与独白式的“ 高雅”语言相混杂，努力发掘出藏污纳垢的乡土民间中的狂欢精神，使自己的小说创作具有了狂欢化风格的先锋色彩。

莫言与生俱来的叛逆精神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使他不断进行文本形式的探索和语言的创新。例如语言的反常修饰，这种语言的反常修饰集中体现在逻辑矛盾的修饰上，如《红高粱》里“ 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在小说《红蝗》里，当莫言描绘一对近亲恋爱的祖先遭受家族的火刑，在熊熊大火中亲吻拥抱死去时，他这样来评价: “ 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悲剧，这件家族史上骇人听闻的丑闻，感人的壮举，惨无人道的兽性，伟大的里程碑，肮脏的耻辱，伟大的进步，愚蠢的倒退”。类似的语言在其作品中比比皆是。这是一种褒贬并置的语言，这种语言正是莫言狂欢化思维和艺术感受的集中体现。

莫言的语言狂欢还体现在语类的大杂烩，大杂烩的语言也体现出狂欢化的平等性，颠覆性和大众性。如《红高粱家族》中的语言，有时一泻千里，如“ 高密东北乡的土匪种子绵绵不绝，官府制造了土匪，贫困制造了土匪，通奸情杀制造了土匪，土匪制造了土匪”;有时既典雅又诗意盎然，如“ 湾子里水平如镜，映出半天星斗„„”，有时又极粗俗，惊世骇俗，如“ 治男人阳痿不举，那怕你蔫如抽丝的蛋.......”这是一种不拘一格，纵情挥洒，千姿百态的语言，它颠覆了文学语言的规范，从而也使莫言的语言更富表现力。此外，莫言在小说中还杂烩了俚语，俗语，咒语，顺口溜，民间歌谣，官方语等等。这些话语的碎片相互嵌入，混杂，使得卑俗与崇高的等级界面消除了，被淹没在多重声音的混响话语洪流中，这种混响的声音形成了一种典型的狂欢化风格，它既是感官的狂欢，也是话语的狂欢。

莫言小说的狂欢色彩还体现在对狂欢节日和狂欢场面的描绘。例如《四十一炮》里的“肉食节”、《丰乳肥臀》里的雪集、《檀香刑》里的叫花子游街和檀香刑行刑过程中的“万猫合唱”等等，以狂欢的方式叙述了社会现象，在狂欢性原则下建立起来虚构话语世界，与制度化的生存世界之间形成鲜明对照。狂欢性的节日、狂欢性的场景和狂欢式的人物都在其小说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