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电影《一九四二》观后

不能忘却的家国之殇

——观影片《一九四二》有感

知道一九四二年河南旱灾，仅仅只是教科书上的一句话。具体灾情如何，当年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子，并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借助冯小刚的这部《一九四二》，或许能令大多数跟我一样过去不太了解这段历史的国人，重新审视这场悲天悯人的天灾人祸。

这是一部冰冷而绝望的电影，讲述了三百万人如何活生生饿死的过程，这无论如何都无法让人开心起来。一九四二年，在中国的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赤地千里，饿殍遍野，花枝，星星，瞎鹿，栓柱，老东家，他们在逃荒路上受了这辈子想都不敢想的罪，也吃了几辈子都吃不完的树皮草根柴火。但真正悲切的是在大灾难面前，无论贵贱、贫富、男女、老少，几乎每个人都是不能幸免的。花枝卖了，星星卖了，瞎鹿死了，栓柱死了，他们的老娘死了，就连刚刚出生的孩子也没有留成，只剩下老东家一个人，魂归何处？古人说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就是如此。整个观影过程，让人犹如看见变成人间炼狱的河南，以及那些坠入地狱的苦难大众饱受煎熬的历程，让人看得无比沉重。

大逃荒，一直闪烁在中国历史的深处。与此相伴的还有一句话，叫做：“倘能幸福安稳，谁愿背井离乡？”但对于这部影片，我特别想引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直面血淋淋的现实。影片创作者面对沉甸甸甚至被我们遗忘的历史，没有采取时下惯常的戏说或装神弄鬼的演义，而是直面并打捞那段残

存在我们民族深处的记忆，他们所承受的艺术痛苦，也便是这种直面。在一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年代里，回避记忆，抹掉记忆，热衷于失去记忆，已经是司空见惯。如果他们没有“直面”的能力，一九四二年的记忆，便沉睡于逝去的那段岁月那里，如果不是这部电影有意识地去唤回它们，恢复它们，它们有可能就会永远那样沉睡着，被我们自己更被时间所遗忘。直面，不是歌颂或者贬斥，而是如实的记录，是为找出灾难不再发生的任何形式的可能性路径。

观看《一九四二》的过程并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当你看着灾民在逃难中将个体尊严的外衣一件件剥落下来，却仍然改变不了像野狗一样死去的命运时，你的心底会生发出彻骨的冰冷。在救灾粮发放时，各方官员各执所词、各述其理，难、难、难。发放细节更是丑态百出，国难当头仍是倒行逆施，可叹、可悲！这是一种不忍目睹的绝望的冰冷，是在“活着”面前生命尊严、传统伦理和民族大义的全面崩溃，也是对视人民如草芥的强权的鄙视和无奈。结果怎样，不得民心者失天下。可以说，国民党政府对人民的忽视加深了这场灾难，也为自己失败的命运埋下了种子。

历史是一面镜子，弥足珍贵的是要引以为鉴。江河不洗今古恨，天地能知忠义心。历史上有些年头，是极具意义的，是不应该被忘记的。《一九四二》，让我们记住了这个饥荒、冰冷，残酷、屈辱的一九四二年„„

第二篇：《一九四二》观后笔记

《一九四二》观后笔记

《一九四二》这个故事里面，没有丝毫的亮色，只有绝望，只有绝境里面人无望的挣扎。幸存者也许是幸福的，但幸福也只是暂时的。二十年后，一场更大的饥荒又向他们逼迫而来。这次大饥荒，不是只有河南，而是整个中国都在哭泣。

很少观看这类的似苦，似酸，似辣的影片，但一向尊重历史的哥哥还是硬拉着我看完了整部《一九四二》。直到听完最后的片尾曲，我才眉头紧锁步履沉重地走出了电影院，内心感受就像某些人说的一样——“虐心”。

同情，无耐，一切看似无常的东西在这一刻侵入了我的世界。如果这部影片立意是让大家知道这段尘封的历史，那么冯小刚做的很成功。当我看完影片，回去后又查询了资料发现，我震撼的仅仅是逃荒者的凄惨遭遇吗？不，不是。我震撼的还有拨开历史尘埃看到部分真相的悲愤与悲凉。当时的蒋氏政府不作为，信息封锁，导致了河南死亡300万人。这其中有很多人是死在了逃荒的路上，有不少人死在日本人的轰炸中，也有人死在了中国军官的枪口上，甚至死在了做饭的锅里。

片中蒋介石说过这样一段话：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羡慕两个人，一个是甘地，一个是毛泽东，他们两个人都没有负担，可以融合到民众。这段话安排在剧中可以说是有画龙点睛之笔，融汇的时机也是恰到好处。也正是这一段话，让我对《一九四二》有了另一种认识。当时，宋美龄访美，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丘吉尔感冒。在此背景下，讲述了老东家和佃户一路逃荒的故事。可想而知，个人在这样的故事背景下，卑微的如同蝼蚁。在生死攸关的绝境中，发生着多少折射人性或者说折射中国人的人性的故事。少东家先是利用家中粮食欺负花枝，而后立马又被抢粮的灾民杀了，死前还被花枝老公瞎鹿暴打。瞎鹿前一分钟还是伙同老东家偷洋人记者白修德的驴，后一分钟就被几个痞子兵杀死在汤锅里了，也许根本无需捞出来，直接就被煮吃了。媳妇刚断气，婆婆就抱起孩子趁着人还热乎让孩子吃口奶，可后来她和孩子也没能挨过这场灾，先后死掉了。瞎鹿要把女儿卖掉，给母亲买药，母亲死在了日本人枪下，而女儿后来从火车上摔下，估计也难幸存了。日本人的飞机对灾民狂轰烂炸，国军又开始了推动，抢车抢粮抢女人，抢劫没有完日本人第二轮轰炸又来了。蒋介石对灾民视而不见，直接导致了灾情严重死了300万人。而影片结尾，他也没保住江山，逃到台湾去了。老东家一家最后只剩下他一人，默默往家的方向走，路上收养了一个小女孩，就是讲述者俺娘。她再也不吃肉……

《一九四二》这个故事里面，没有丝毫的亮色，只有绝望，只有绝境里面人无望的挣扎。幸存者也许是幸福的，但幸福也只是暂时的。二十年后，一场更大的饥荒又向他们逼迫而来。这次大饥荒，不是只有河南，是整个中国都在哭泣。

我陷入了更深的思考中。

第三篇：电影一九四二 观后感

《一九四二》观后感

小编导语：冯导的电影《一九四二》已经上映了，在这个爱国情感高涨的2012年，和一二九运动纪念日到来之际观看《一九四二》这部影片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影片会给人很多的思考，如果还没有看过《一九四二》，不妨先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评价《一九四二》的吧！更多关于《一九四二》，的观后感、影评尽在巨人作文网！

看完《一九四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冯小刚这个级别的导演还对影片能否过审战战兢兢。它的过审是一次电影对意识形态的胜利以及对民族性反思的胜利。

《一九四二》是这样一部特别的电影：在抗战和民族灾难之时，我们的党和我军将领完全缺席，而忙前忙后的主角变成了国民党极其及其军队。因为意识形态的缘故，这在以前内地的主流电影中绝少出现的。记忆中，这种我党我军在重大历史面前缺席而把主角让位于国民党的电影，还算是1986年的《血战台儿庄》；《建国大业》在这方面也做了历史性的进步，国共有了平分银幕的机会，并难能可贵地对蒋介石进行了人性化处理；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抗战的也只是国民党军官和战士，但却在身份上做了模糊处理，且只作为电影的时代背景。在《一九四二》中，虽然也表现了蒋鼎文等国民党将领的麻木不仁，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贪污腐化，但同时，你可以感受到蒋介石在内政外交上的无奈，他也需要向国际力量寻求庇护，也需要向地方财团寻求帮助，影片施与了这个我们传统意识形态中的异端分子以同情。这种表现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也说明我们的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正在逐步软化，很多创作禁区正在被逐步打开，需要的只是时间。而这些正是在以冯小刚为代表的电影人逐步争取下实现的。

这是一部“在路上”的电影，灾民因饥荒而流徙。冯小刚和编剧刘震云采取了灾民、军队、政府、宗教、记者五条线索并行推进的叙事手法，让这五类人面对饥荒，从而做出反应。从剧作的角度来说，19个主角，50个次要角色，这不论在戏剧，还是电影中都是大忌，何况各方面人物又互不交叉，这对影片的戏剧性提出了巨大的考验，风险性极高。事实也确实如此，多线叙事必然会分散角色的情感力量，让习惯于追随几个人物命运的观众无所适从，而且从成片来看，张涵予和蒂姆。罗宾斯饰演的两个神父的线索是可以被砍掉的，太游离于故事主线之外，我想，冯小刚在最初的故事设计中应该有更多的想法，但碍于整体结构，无奈剪掉了很多的戏份。

多线并进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是会形成一种大气的格局。而这种格局对历史题材来说是提升水准的一个要求。一位传媒学者曾如此描述过理想化的传媒品格：“一种仰天俯地的境界，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大彻大悟的智慧。”我无意用这种品格去对应任何一个导演或者是作品，因为那是一种理想。在《一九四二》中，冯小刚反其道而行，他的立意不在于追求这种理想，更多的是暴露丑恶。他曾说，《一九四二》就像一面镜子，镜子里面他的脸很丑，不好看，但是最起码它能让他“知丑”，总比糊里糊涂地臭美好。拍完《一九四二》，他也不会再有盲目的民族自豪感，在向历史学习的过程中，他学会了“知耻”。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冯小刚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在面对饥荒的时候，国人的猥琐、自私都呈现出来。这种批判跟斯皮尔伯格在《辛德勒的名单》中对犹太人的批判有着相似之处，在那部影片中，犹太人即使是遭遇死亡，依旧不忘记贪财的本性。

第四篇：电影《一九四二》观后感

电影《一九四二》观后感

1942年，一个遥远的年代，充满了战争和饥饿，恐慌和死亡。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白热化阶段。燎原之火，生灵涂炭，天灾人祸，哀鸿遍野。

军事家和政治家的目光聚集在一城一郭的征伐劫掠之时，几乎鲜少有人注意到古老的中原河南正爆发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旱灾。1942年，河南大旱，转眼下一年，紧接着又是一场特大的蝗灾，连番的自然灾害导致了一场几乎遍及整个河南的大饥荒。饥饿如魔咒一般降临到3000万人身上，吞噬了至少300万人的生命，迫使300万人流落他乡。那时，已有1/3土地被日军占领的河南，仍然是国民党手上最丰产的省份，国民政府从那里征购粮食供应着整个西北的军队、官僚和城市需求，这样的负担，令河南的农民在往年储藏下的粮食早早告罄。在传统的中国，应对自然灾害，强大的集权政府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当1940年代，河南的灾荒已成事实时，国民政府或耽于抗战，或碍于国际形象，却迟迟不见任何及时有效的行动，广大的灾区简直就是无政府的状态。于是，当遍地绝望的时候，茫然无助的灾民，只有向着更远的有粮食的地方逃难。

影片的主角老东家，狡猾，市侩，典型的封建地主，可即便如此也无法对抗这史无前例的灾难，他被迫逃荒，亲眼见证着儿子、儿媳、老伴等亲人的种种死状。他的遭遇是三百万灾民的缩影，面对这群人的苦难，无论是高高在上的蒋委员长，还是深入民间报道灾难真

相的美国记者白修德，以及海内外的每一个人，怎么能从这眼前的人间炼狱之景侧目，绝望无止的逃生，中华民族多舛的命运。

人性是复杂的，当真正获得了生存机会的时候，人性便开始闪耀光芒，花枝出卖自己，更多的是为了自己孩子的继续生存，并将自己比较完好的棉裤换给了栓柱；栓柱为了保护花枝的孩子不惜生命的回去找丢失的孩子，并最终为了保留住孩子的纪念物惨遭杀害；甚至腐败的军需官听到星星吃撑了而不能弯腰的叙述我也多少有些动情。

影片真实再现了当年社会的生活状态，让我们这群80后不禁感慨自己生活在多么幸福的时代，有吃有喝，和平的时代。小时候曾听爸爸妈妈讲60年闹灾荒，小时候穿不上衣服，吃不饱饭。妈妈姊妹6个，姥姥就是一把糠野菜熬一锅稀饭，大家都是抢的吃。地上长得能吃的都吃了，什么树叶子能吃就吃什么，听起来像天方夜谈。根本没什么油水，家里炒菜的时候都是用筷子在油瓶里面蘸一下，滴两滴在锅里。四姨吃的拉不出来，姥姥就用手给她抠„„原来爸妈讲过的自己小时候的生活，在这部影片里我真实看到了，看得我心里难受，眼里湿润。

当树皮被扒光，草根被吃净，人们丧失了人性，更可恶的是竟然到了人吃人的地步，里面残忍不堪的镜头更是让人触目惊心。白修德拍到的狗吃人的照片让蒋委员长面目何堪？政府的腐败，官员的贪污，即使在这样的大灾之年也毫不逊色，可恶的政府在惩治他们的时候，还要求灾民也来观看，要求形式主义。这是蒋委员长在政治上的一场大失败！当河南省长李培基告之河南省灾荒政府统计死亡1062

人，实际上有300万人时，他不禁潸然泪下，走进教堂向上苍祈祷。朴实的栓柱，宁死也不吃日本人的馒头，也不帮日本人打仗，可是又有多少为了活下去的老百姓在给日本人干活？被国民政府军当做包袱放弃的灾民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为了继续生存只能选择日本人“刺刀上的馒头”得以苟活，但其倒向日本人的根源不正是因为国民政府军放弃了河南，放弃了灾民，放弃了人民，所以恶毒的日本人才能通过发放“刺刀上的馒头”得逞，这些侵略者才能在一定范围内得到灾民的支持。蝼蚁尚且偷生，何况这些已经异化的市民。

这样的历史让我们震撼，我们炎黄子孙更不能忘记。感谢冯小刚导演这部影片，只有让历史的苦难昭然若揭，我们才能更清晰地认知我们这个民族，认识到我们如何走到了今天。在这物质丰盈，社会和谐的社会阶段，为我们上演了一道精神大餐。无论影片的角度如何，无论它所提供的政治背景是否正确，我们确实有过这样的历史。当今社会发展之速度，我们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是老一辈人的苦难我们不能忘记。在提倡节俭，不浪费的今天，看过了电影《一九四二》更加迫使我们追求简朴的生活，懂得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不禁重温儿时“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

第五篇：电影一九四二观后感

谈《一九四二》

灾年常有，首先向雅安地震中的遇难同胞祈福。

——题记

怀着复杂的心情，又看了一遍《一九四二》。

“一九四二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因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与此同时，世界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情：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 电影在一个男人以河南话的平静独白中拉开帷幕。将“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与“斯大林格勒战役”等相提并论，可以想见，冯小刚导演是真下了要说出点儿事的决心了。

张国立饰演的老东家是一丝线，一扇窗，跟着他走，我像是一步步探险，渐渐地看清了一九四二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的人会说，逃荒，主要是逃荒。是的，就像是影片中《时代》杂志的记者白修德问一位中国官兵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因为旱灾而流离失所时，这位官兵的回答是“蚂蚱，主要是因为蚂蚱。”对！这部影片讲的就是逃荒——300万河南人的逃荒……可这部电影据称又是经历十年拍摄的艰辛之作，冯小刚导演之所以花这么大心血怕不仅仅是为了展现那从河南延津至陕西潼关蔚为壮观的逃荒场景吧？

是生的本能。

影片中出现最多的一个字，是“饿”。一开场，就是地主与佃户之间关于吃的一场惨不忍睹的厮杀：少东家因为花枝来借一升小米而提出要跟她“睡觉”，当此时恰好佃户们举着火把杀到了老东家院墙下，花枝才得以逃脱。紧接着让人印象极深的便是抢粮而引发的佃户之间血腥的厮杀——不管是铲是叉，抓住什么就是什么 不论眼睛还是心脏，统统地刺去……残忍、血腥、揪心，同时又没有对与错，大家都只有一个目的——生存！就像领头打劫老东家大院的佃户刺猬说的：“大爷，没办法，饿呀！”

正是这一场劫难使老东家——唯一不需要逃荒的一户——一夜之间倾家荡产，从而加入了逃荒的行列。本来老东家一家的逃荒路也应该比其他人要“轻松”一些的，因为虽然家被“抄”，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老东家的马车上装满了粮食。然而，一九四二这个灾年不比往年——逃荒路上一共遭遇四次日军飞机的残忍轰炸。飞机像乌鸦一样袭来，本来就已经饿得摇摇欲坠的手无寸铁的河南农民干脆也不躲避。有的只是妇女和孩子的哭叫，有的只是血肉掺和着泥土在炸弹冲击波的作用下漫天横飞，有的只是轰炸机队列呼啸而过后大地的呻吟，有的只是掉头回来进行二次轰炸和机枪低空扫射的飞机带给人们的心理防线的彻底的土崩瓦解和绝望……

敌机过后，没有粮食和马车之说，能苟延残喘地活着已是万幸。

没有吃的不行，要活！所以吃树皮、泥土。当老东家儿媳妇生产之时，星星把她比自己的生命看得还重的小黑——一只猫——奉献了出来，当老东家对自己的女儿万般“感恩戴德”时，星星说了一句：“爹，我也要喝猫汤。”当白修德以“卧底”的身份加入逃荒之列时，老东家唆使栓柱和瞎鹿在晚上抢了白修德的驴和饼干，当栓柱拿着相机要吃的时候，白修德高呼：“饼干、驴你们牵走，相机留下，相机不能吃……”

栓柱本是老东家请的长工，为了逃荒路上把他留住开马车，老东家答应会把星星许给他，当栓柱将一快饼干递到星星面前时，星星要吃，而栓柱的要求却是“你先和我弄”，星星挣扎而逃，花枝却来了，她拿了两快饼干在手里，说：“给我两快饼干，我跟你弄。”栓柱呆了，花枝见此拿起饼干走，又说：“这两快饼干算是给瞎鹿偿命的（花枝的丈夫瞎鹿因找驴而被国军扔进开水锅），一条命，值两快饼干……”

这些因为饥饿而自然表现出的行为和语言，足以让观众体会到死亡对难民的威胁已至何种地步；当生存的最基本条件都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一切道德的准则已不复存在……

是对人性的思考。

白修德，《时代》杂志的记者，你说他是亲共派也好，你说他是民主派也罢，可以不加任何头衔，但可以把他看作是普罗米修斯的一位使者，或是一位穿越至一九四二的观众——一位带着人性本能思考的观众。

起初他向美国驻重庆大使馆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反映他所听说的河南大批灾民逃荒与饿死的状况时，这位秘书长给他的回答是：“这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有百姓向西迁徙，那也是为了躲避战争。”他想让中国的官员关注河南的情况，无奈之下只好亲自去看看河南的真实情况。当他经历飞机对难民的轰炸和扫射之时，这个西洋人用英语对着天空哭骂：“混蛋！停下……”而当他看到人吃人、狗吃人的时候，他的心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先是呆立了半天，然后迅速拿起相机，伴和着抽泣的声音，将眼前的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景象记录下来……

饥饿，驱使着难民向西挣命。而与此同时，蒋介石还要求河南要像保豫军队提供三千万斤军粮……

印证了一句话：在极端环境下，人的潜力是无穷的。拖着由于饥饿导致的严重虚脱的身躯，灾民们到了洛阳。随后是不顾生命危险地爬开往陕西方向的火车，连车顶上都堆满了人…… 到了潼关！该高兴了吧？并不，好像解脱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正如同在爱情中受到伤害的一方，总要伤好久。栓柱因为发现自己的儿子被挤下了火车而跳车去找，终于在不肯忍受日本人的屈辱之下而被军刀贯穿大脑；可惜的是还忘了落在火车上的三升小米——那可是他用老婆换来的！

说到卖老婆，相信有一个场景让很多人都刊心刻骨。星星因为对生存的强烈渴望而向老东家主动提出要他把自己卖到工厂里去，结果她却被卖到了妓院；当一位前来“潇洒”的官爷要求她为他洗脚时，她却端着脸盆，半晌说出：“不是我不愿伺候您，是因为我吃得太多，蹲不下去……”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极度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所显现出的无可奈何的行尸走肉般的落魄；我们看到的，是一切象征人类文明进步的元素在这里变得毫无意义；我们看到的，是人性的泯灭，人不再为人！

正因为如此，对“生”的追求才成为了“万物之主”，所有的心似乎都被奴化了，所有的脑海中只有一个所谓的“信念”，那就是“寻吃的”。这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灾民的普遍状况……而老东家，本来是这个范本，和其他难民在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只是主要通过他的家庭遭遇使我们跟着灾民走了一遍逃荒路；可是当火车抵达潼关的时，到陕西了，老东家只身一人，却不和灾民同往陕西进发了，而是往回走。一位难民看他一个人拄着拐杖往相反的方向去，便问他：“不往陕西去了？往回走，就是个死呀！”老东家并没有顿足，迈着蹒跚的步伐，边走边答：“家里人都死光了，就剩下我一个了……死也要死的离家近些……”

老东家在最后时刻的“觉悟”似乎是导演有意而为之，唤醒了人对亲情的意识，也引发观众对影片中人性的进一步思考。

国家。

这是不可能绕开的话题。虽说是战争时期，主要的国策是“安内必先攘外”，可是当人民处在这样的生存危机之下，政府难道不应该体恤一下他的子民吗？

我清楚地记得，当白修德记者历尽周折，最后经过宋庆龄的关系见到蒋介石时，他向蒋介石动容地带着哭腔地汇报河南的真实惨况，并将“狗吃人肉”的照片递交给他；白修德走后，蒋介石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在办公室怒摔杯子，指责这个美国佬“多管闲事”，并要求宣传部长“封口”……

在豫军作战正是势头有利之时，蒋介石却从缅甸发回了电报，要求豫军“有序地撤出河南”。收到电报后，河南战区指挥官一言不发，其副手说道：“国家贫弱，只有甩包袱，这样才能

顾全大局……在危险苦难时刻，国家、民族、领袖、主义，一个比一个不靠谱……”

是啊，当道的不是共产党。虽然我也将成为共产党员，但这绝不是为共产党歌功颂德，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是共产党，他们将会比老百姓先饿死，而不一定是战死。

所以，看到蒋介石放弃河南，豫军西撤的时候，日本人停止了对河南的正面进攻——因为连野蛮的日本人也对这个惨无人道的举措一时想不出对策，当然，肯定不是说日本人有多么善良——日军指挥官在飞机上看到大批军队正撤出河南的状况时，与下属说道：“中国政府已经放弃河南了，如果我们把军粮发给灾民，他们会怎样？”下属说：“他们可是中国人啊！”日军官又说：“别忘了，他们首先是人……”

我们暂且不论日本人给河南灾民发军粮后那些灾民是否一定会投靠日本人，仅就一个国家而言，正经受着自己的子民因为“吃”而背叛它的危机，这是一个民族何等的悲哀？而当蒋氏集团得知日本人的这一举动时，一位官员感叹道：“日本人真是太恶毒了，他们居然给灾民发粮食。”天可怜见他听到此闻后首先想到的竟不是政府的失民！这也就难怪灾民宁可信“主”而不信政府了。

然而在这多重的灾难而又孤立无援的处境下，“主”似乎也不灵了。当逃荒路上的教父找到神父并向他哭诉灾民的悲惨处境时，他说：“你不是说这世上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安排的吗？那他为什么这么做！”神父说：“灾难不是主的旨意，是魔鬼的诅咒……”教父则失声痛哭：“如果上帝斗不过魔鬼，那信他还有什么用……”

这一句话，道出了人民心中多么希望能有一个靠山来抵挡这灾难。

唯一让人感到几丝欣慰的也带有几分悲凉的场景，是老东家从陕西往回走时，路边上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正在哭着叫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她的妈妈，她不知她亲爱的相依为命的妈妈已经走了；老东家看此景便过来，用手指探了探这位妈妈的鼻孔，对小女孩说：“你的妈妈已经走了，”小女孩一下哭得更厉害了：“妈妈走了，我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了……”老东家拉起她那饿得皮包骨头的小手，含泪道：“吖呀，你叫我一声爷，咱们两个就算认识了……”两个背影，一老一少，在雪地里走着，步履蹒跚，导演让这一个画面持续了很久，像是一个天问，给中华民族……

死，虽然过程的残酷很难让人想象，但对灾民来说，却无疑是最好的归宿，最完全的解脱。如老东家在其母病死后所说：“死了好，早死早托生。来生千万别托生到这个地方了……” 当然，震撼人心的不仅仅是人所面临的绝望深渊，更是——死了，死了太多的人。当蒋介石问河南省主席李培基：“河南到底死了多少人？”李培基顿了一下，吞吞吐吐地答到：“政府统计，一千零二十六人，”蒋又问：“实际呢？”李培基尴尬地低下头说道：“三百多万。”三百多万……

一九四二年，当甘地绝食、丘吉尔感冒的时候，我们的祖国腹地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 今天，雅安地震了，同是灾难，与河南大逃荒不同的是，雅安背后，有靠山。

二零一三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