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1927～1936年国共两党历史感想

1927～1936年国共两党历史感想

1927-1936这十年，是国民党确立在中国统治地位和国共两党对抗的十年，这十年伴随着大革命的失败、中央与地方军阀派系大战、国共战争、日本入侵等一系列的大事件。大革命失败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打倒列强除军阀”的运动高涨起来——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不断。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并迅速推进到了长江中下游流域和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给反动军阀和帝国主义沉重打击。但是，在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国民党反革命分子的叛变下，大革命很快失败了。

大革命的失败，虽然说很大程度上是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和共产党的不成熟造成的，但是国共两党的最终奋斗目标不同或许更能合理地说明国共的分裂的必然性，国共关系的破裂只是个时间时间问题。

大革命失败了，革命也暂时处于了低潮，但革命力量仍在不断发展壮大。

中共找到了出路——“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此后在攻打中心城市受挫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走向农村和山区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形成武装包围城市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路线方针，为中共的生存和发展壮大，为革命保存力量和最后的胜利作了保证，可谓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伟人不一定要时时刻刻都伟大，只要在某一关键时刻伟大一次就足够了。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正确革命方针的话，中国革命必定还要经历更多更漫长的曲折道路。因此，正确的路线方针是十分重要的，好的路线要比好的计策实在——宁可在正确的道路上缓慢前行，不可在错误的道路上急行。

军阀派系混战客观上有利于革命力量重新组合和壮大

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全国政权“统一”后，蒋介石集团挟中央政权，着力削弱各军事实力派，统一全国军事，先后爆发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

遭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后，中国共产党确实是命悬一线，不过新军阀的混战给了共产党一个绝好的喘息机会，在国民党第一次围剿红军时，红军已经在南方占据了许多革命根据地，红军也拥有相当的实力，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的4次围剿。蒋介石当时也许也没有想到共产党还会“死而复生”并且发展得如此迅速，对他的统治构成了严重的危胁。蒋介石把共产党作为心腹大患，在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时仍不忘记“攘外必先安内”或许还真是他的远见之处。

长征结束——中国共产党的又一次转危为安

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胜利，使中共再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但随着1934-1936年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共产党再次在夹缝中生存了下来。

革命的成功是要用血来换取的，但是更重要是要有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不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只有信念不动摇才能为革命事业奋斗一生。共产党正是有一种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才能在那样艰苦的生存环境下继续为革命事业而奋斗，这是十分可贵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或许这也正是共产党能领导中国革命成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吧！

“攘外必先安内”——国民党内外交困

国民党为了集中力量剿灭红军，在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对日采取不抵抗，使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日益加深。日本一步步进逼中国，1932年一二八事变、成立伪满洲国，1935年华北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

而在国内，剿共花了那么大的力和那么多的时间，不但没能将共产党剿灭反而共产党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壮大；国民党内部也有许多人反对对日的不抵抗；1935年一二九运动；

1936年西安事变。

可见，当时的国民党面临着方针政策失败内外交困的局面，放弃剿共和任由日本的无休止的入侵都不符合国民党的利益。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逐渐一致对外

西安事变给国共两党的再次和解提供了契机，中共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可以说是符合当时的实际，也是中共的高瞻远瞩的体现，在外国入侵的生死关头一致对外是必须的。

对于蒋介石来说多少有些无奈，但或许可以以抗战之名来巩固他的独裁地位，再者日本的侵略也到了他不得不考虑抵抗的地步，毕竟他也不愿意做日本的附庸。因此，抗战也符合蒋介石的利益。

结语

1927-1936十年中伴随着太多的战争与**。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府为了维护中央权威和***，消灭地方割据势力和剿共确实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任何一个中央政府都不想看到在地方还有许多反政府的武装存在。

共产党经受住了国民党的强大压力，几经挫折红旗还是迎风飘扬，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是与正确的指导方针和策略分不开的。

面对日本入侵，最后国共两党能联手抗日，符合中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第二篇：一九四九年国共两党文化名人争夺战

一九四九年国共两党文化名人争夺战

对于生逢鼎革的知识分子来说，1949年是短暂而漫长的一年。在这新旧政权更替之时，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地震般的分化与聚合。面临着激烈的文化抉择和人生选择。这一年，在政治军事大幕背后，蒋介石利诱文人赴台，中共则诚邀名士北上，演绎了一场20世纪中的文化名人争夺战。

国民党“抢救”的第一号人物

1948年11月、1949年1月陈布雷、戴季陶相继自杀，三个月内，蒋介石连失两位重臣，使他悲痛不已，终日唏嘘。

自己的身边已人才凋零。退守台湾也总是需要一些文人来支撑门面。于是，蒋介石考虑除了把国库的黄金储备以及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所、北平图书馆的图书文物运往台湾外，还着手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1948年1月底，平津形势趋紧。南京方面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在蒋介石授意下磋商谋划“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实施办法。很快，傅斯年草拟了一个详细的学人“抢救”名单，几乎是清一色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囊括四种必须“抢救”的知识分子：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在所谓“抢救”的学人名单中，院校负责人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杨振声、罗常培等，而身为北大校长亦曾担任国民政府要职的胡适自然位列“抢救计划”第一人。

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中共方面也对胡适进行了争取工作，并通过西山一带广播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1948年12月13日，蒋介石专门派大员飞抵北平劝胡适南下，但胡适以正忙于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为由不肯南下。第二天，蒋介石两次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南京，说时间紧迫不容再拖延。14日，蒋介石派出专机飞北平，“迎接”以胡适为首的一帮学人。事已至此，胡适这才下了走的决心。15日。胡适、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分乘两架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王世杰、蒋经国、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等在机场迎接，并把他们安顿在位于南京赤峰路的一家招待所。次日中午，蒋介石在宫邸设午宴为胡适一行接风。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正值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夫妇在黄埔路官邸再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蒋介石平日请客从不备酒，那天特为胡适备酒贺寿，可谓破格示敬。

就在胡适等人飞离北平后，1948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同机到达南京的还有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清华大学教授杨武之等24位教授。梅贻琦到南京后即被国民党政府授予“教育部长”之职，可几天后他便辞职，自称是未能将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运出来，感到惭愧。

去留的历史抉择

20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的巨变，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文人的生存环境。上到最高层的国立大学校长、著名作家与教授、政学两栖的文化名流。下及普通的大、中学教员以及报刊编辑和后起的文学青年群体，无不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发生人格与人性的裂变。做出一种文化风气、学术资源、人生目标的选择。

与胡适恰恰相反，深受胡适栽培的吴晗则对北平的未来充满了期待。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吴晗曾潜心考据不问政治。1943年吴晗加人民盟后，不断追求进步，1945年便帮助民主青年同盟建立秘密印刷厂，翻印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毛泽东著作。这样，吴晗与胡适师生之间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1948年10月，吴晗为躲避国民党的逮捕进入解放区，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其新著赢得了毛泽东“将来成就不可限量”的嘉许。从解放区回到北平后。吴晗写信给毛泽东主动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直接投身革命运动。北平围城之后，吴晗多次全力挽留胡适均告失败。对此，吴晗深感惋惜。北平解放后，吴晗以副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从此步入仕途，开启了“书生从政”的人生道路。

同胡适一样，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选择了南下。在梅贻琦等候南下时，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被推举为校务会议临时主席，肩负起了“护校”的重任。事隔多年。冯友兰坦言：“我之所以在解

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1948年12月15日。也就是胡适乘飞机南下的同一天，冯友兰宣布，清华大学脱离国民政府。

胡适南下后，北大教授们自己成立了校委会，汤用彤被推选为校委会主席，成为事实上的北大校长。1949年1月31日，北京宣布和平解放。5月，北京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给汤用彤送来一份任命书，正式任命他为北京大学校委会的主席。

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离开北平，这里有学人们对文化氛围的眷恋，但更多的是强烈的爱国之情。傅斯年原来盘算许多名教授会“忠于党国”，大义凛然地飞回南京，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甚至有一天派了五架飞机到机场，却应者寥寥。傅斯年懊恼不已，不得不停止了飞机“抢救”。据季羡林回忆，胡适到南京后曾安排专机到北平，点名要接走几位老朋友，而他自己亲自到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航，舱门拉开，他满怀希望要同老朋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他想接的人大多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胡适当时大哭一场。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向来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生准则，虽与胡适一同登机抵达南京，可只在南京住了一晚，第二天便举家匆匆赶往上海。在上海，陈寅恪写信给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表达了愿去该校任教的心愿。陈序经马上答应为陈寅恪南下广州做安排。1949年1月19日，陈寅恪乘船到达广州，陈序经派出一位与陈寅恪一家熟识的得力秘书卢华焕前往迎接。次日，岭南大学学报就以《为国家教育人才，文院添聘教授多位》为题报道了陈寅恪来到岭南大学任教的消息，轰动一时。

傅斯年一直没有忘记继续拉拢大陆学人，如在北京的郑天挺、罗常培、向达、汤用彤、冯友兰、饶毓泰、叶企孙、曾昭抡、钱三强、周一良、沈从文等，特别是极力电催岭南大学的陈寅恪赴台，但终未成功。

1949年6月，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其中核心人物之一有时任教育次长的杭立武。他是国民党“抢救学人计划”与“抢运两院古物”最有力的倡议者。

杭立武一直念念不忘在岭南大学的陈寅恪，他曾多次派人劝说陈序经动员陈寅恪离开大陆，陈序经一直没有答允。杭立武深知二陈的价值，多次碰钉子后退而求其次，力劝二陈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再说，并说这样可以进退有据。最后，杭立武竟拉着“战时内阁”的财政部长徐堪找陈序经，要陈序经一同前往劝说陈寅恪赴港。杭立武此时已到了哀求的地步。他对陈序经说，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给陈寅恪10万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立即抢白道：“你给10万我给15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住。”

张伯苓先生是南开大学的创办者，对中国近代教育贡献殊大，为人忠厚谦虚，颇有人缘。这位著名的教育家早年立志“终身办教育，不做官”，有爱国激情，但却不懂政治，更不知政情。1948年7月，张伯苓到南京就任考试院院长，替蒋介石“跑龙套”。当他亲眼目睹“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现实后，对国民政府失望了。于是，张伯苓在南京就职不到一个月，就跑回天津。之后，张伯苓以养病为由，避居重庆，终日深居简出。1949年11月，蒋介石亲赴张伯苓住处，一再要求张伯苓离开重庆，去台湾或去美国都行，张伯苓未为之所动。蒋介石第二次来时，态度仍极为恳切，提出只要张伯苓肯走，什么条件都答应。张伯苓以人老多病作为借口推辞。蒋介石仍坚持道：“老先生要退休，到美国去休养，夫人、儿子和孙子，全家都去。不更好吗?去台湾也可以，无论去哪儿，生活一切都由我给想办法。”话到了这个份上，仍无回旋余地，蒋介石只好告辞了。张伯苓送到门外，二人站了很长时间，相对无语。

蒋介石飞离重庆后，又派蒋经国和张群来了一次，还是劝张伯苓离开重庆。事情仍无转机，蒋经国最后只得说：“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几时想走就几时走。”

这架飞机一直没有起飞。在飞机与故土之间，张伯苓选择了后者。

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74岁的张伯苓在新中国只逗留了短短一年两个月又二十余天。1950年5月，张伯苓到了新中国的首都，随后又返回天津，并亲临南开视察。他对发展新南开充满憧憬。但是，他的身体不遂人愿，于1951年2月23日病逝于天津。

北上!北上!

1948年8月下旬，一艘名叫“波尔塔瓦”号的苏联货轮，满载着中国东北的大豆、皮毛、猪鬃、人参等土特产品和用于租船、接济民主人士的大量黄金，驶向香港。货轮慢慢地驶进港口。等上船检查的海关人员离开后，一个全身煤灰、锅炉工打扮的人匆匆跑进了洗澡房，等他再出来的时候，已经换上一身新服装。

这个人就是钱之光，他奉周恩来之命。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来到香港，秘密迎送在这里的民主人士去解放区。

9月下半月的一天，钱之光安排的第一批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4人北上，利用黄昏的掩护，打扮成短衫工人的模样，在章汉夫的陪同下，乘小舢板登上了苏联货轮。开始了北上的旅程。

第一批民主人士安全北上后，中共大连方面又租用苏联的货轮。装载解放区出口的大豆、人参、药材等土产，以便接回第二批民主人士，并买进和运回解放区急需的西药、纸张、五金等物资。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中共香港地下党成立专营运输的“联合公司”。几个月间，解放区与香港的“生意”越做越大。原来的“联合公司”满足不了业务需要，又成立了由钱之光担任董事长的“华润公司”。公司的下一个工作重点，就是把李济深安全护送到解放区。

如何让李济深摆脱敌特监视，安全北上，“联合公司”筹划了一幕十分惊险的“金蝉脱壳”计。与李济深同坐这艘轮船的还有茅盾、朱蕴山、章乃器、王芸生等30多位著名的民主人士。为庆祝这次难忘的航行和1949年元旦的到来，1948年12月31日，茅盾特地请李济深题词。李信笔写道：“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其兴奋之情跃然纸上。

1949年1月7日上午，轮船平安抵达目的地——大连。茅盾这样描写道：“轮船驶进了大连港。大家蜂拥到甲板上，贪婪地眺望这片神圣的土地。啊!我们来到了!我们终于胜利地来到了!”

随着新政协筹备工作的全面展开，接送工作也在逐渐加快。1949年3月初，应邀参加新政协的柳亚子和叶圣陶乘坐一艘挂有葡萄牙国旗的货轮从香港北上。想到此行非同寻常。两人兴之所至。赋诗唱和。柳亚子唱：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

叶圣陶和：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与同舟。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

这两首诗鲜明地流露出民主人士在历史大转折时期的真实心态。各界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北上参加新政协，作为这个时期中国政治舞台上所发生的诸多重要事件之一，深深值得后人追记。

从1948年8月到1949年8月，由钱之光和香港分局安排秘密北上的民主人士共20批约350人，其中有119人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所搭乘悬挂外国国旗的轮船10多艘。

1949年3月秘密接送基本结束。周恩来在中南海听取钱之光等关于接送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和开辟对外贸易工作的汇报时，对这段工作大加赞叹。

第三篇：国共两党成败论

国共两党成败论

时间:202_-04-03 来源:原创 作者:夏宇飛 阅读:488次

国共的抗争最终以共产党的胜利告终，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太阳依旧红„„两党的成败世说纷纭，成王败寇，胜者为王。固然在电视上报纸上书籍上。。。人们对国民党的抗日战功褒奖不高，对国民党所谓反动势力大肆批评。共产党的军队都是雄狮和猛虎，国民党的军队都是一群弱夫不堪一击，经常听别人说林彪打国民党史多么多么威风，战功多么显赫。。淮海沈辽战役打得蒋阶石的嫡系部队魂飞丧胆，溃不成军，全军覆没。。。说林彪多么多么英明果断，用兵如神。。。其实我不觉得林彪有多么的英明，倒是觉得林彪确实像个土匪，土匪打仗可是非常的匹夫之勇一身的蛮力，何况当时中国这么多能为共产党做无谓牺牲的农民阶级，死了一批又一批，老毛又召集他的手下开会，去祖国的大江南北搞宣传，大肆宣扬共产党的思想和红色精神，所以在人力方面共产党没有问题，人没了又去找老百姓为这个党做所谓的贡献。所以林彪再打攻城战巷战的时候，是有一批敢死队做前锋的，死了一批又一批，第一次攻城败退不行又来第二次，以此往复无常，攻一座城起码尝试6，7，8次，林彪才摸索出攻城的胜利方略。那时共产党军队的武器落后，战术素养也很差，对抗当时美式武装的国军，自然死很多人，战斗十分的激烈，大多数是以多胜少，往往功一座城下来，国军死伤人数远比共军少很少。。。从这一点看我不认为中共的领导人明智，与其说中共是“最后的胜者”还不如说是“用人民的生命去窃取政权的政府”。这正符合中共是一群土匪起家的本质。

再说中共的领导层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毛泽东那样熟练兵法熟练带兵打仗，毛泽东是个深谙兵法的“狡猾”军事家，是对兵家“技巧”有过研究的人，毛泽东能够领导中共战胜蒋介石政府，是因为其个人的智慧和聪明才智，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发明了游击战，利用中国的地大物博，和敌人展开了持久战游击战，利用中国人民勤劳勇敢和不畏死亡朴实的智慧最终能把日本人赶出了家门，这点为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做了坚实的基础。

而蒋介石是个贵族世家，史学家评价他是个非常善于运用权术的政治家，是个非常深谙权术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这一点是那个时代无人能及的！这一点在那个时代包括打败他的毛泽东，再也没有人能高过他。从军阀时期到北伐时期及民国十年，蒋介石就是利用在这一点战胜和他抗衡的所有对手，蒋介石利用分化瓦解，金钱收买，挑拨离间，拉拢合纵等权术，及利用江浙财阀的权势，打败和他抗衡的所有对手，在那个时期。在那个时期，我不得不说两个令我非常欣赏的将领。就是桂系的将领白宗喜和李宗仁，可以说这两个人是和蒋介石同生共死的人，从建党时期到壮大党再到北伐（在第一次北伐和第二次北伐时期他们两个都在几次重要战役中立功，龙潭战役就是其中最经典的战役），以及蒋介石两次下野（第一次是在民国十年期间宁汉之争在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当了大汉奸，第二次在解放战争后期），以及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在李宗仁做总统时期，白宗喜仍率领100多万国军与共军抗衡（长江保卫战和大西南保卫战，其中还是因蒋在幕后操纵导致全盘失败），两个桂系将领都在战争白热化时期站了出来战斗到最，从军事家的角度去评价他们两个，我认为无论如何他们两个都是当之无愧的最优秀的将领、军事专家。我能为广西有这样战功卓著的优秀的将领感到骄傲，广西当时能够繁荣昌盛富可敌国也得益于两个将领的才能、智慧、英明强干。。。而在当代的广西却时不时还被人称做“南蛮”，南边的蛮夷之地，到处是贫瘠的大山和山区，落到这种下场，也只有在中共领导人拙劣的领导力领导下„„在当时广西可是能与上海南京比美的强省，如今的广西到处是贫困县，在贫困的山区人们喝水用电看病都是个问题，从这一点讲在广西中共的领导还不如国民的领导。

自从抗日战争后，国民党的主力大大削弱，而共产党在抗战时不但不削弱而且越来越壮大，据资料记载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军共死伤亡人数远远超过共军，国民政府军事力量死伤总数约为3216079人，而中国共产党正规军事力量才损失了584267人，两个数据相比，国军远比共军死伤大，在当时国军以民族的利益为首要任务，抗敌卫国，在淞沪会战，南京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徐州会战，豫湘桂战役等等战役中死伤惨重。而共军几乎没重大战役和死伤。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利用中国的地大物博，农民阶级是当时社会的主体，提倡持久战游击战，利用兵家的技巧，采用避实击虚，声东击西，围点打援，敌疲我打，敌强我退，以多胜少，以众敌寡，采用运动战，伏击战，闪击战，夜袭战，突袭站，围歼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消耗战，破袭战等等战术在抗日战争中不仅能与敌人抗衡，而且还保存了共产党并且壮大了共产党。大大降低了共产党军队的死伤，并且也大大的提高了共产党军队的素质，战术素养。而蒋介石本人跟注重权谋，跟注重与盟国的军事合作，利用盟国的优势和自身的优势与法西斯抗衡，利用自身仅有的军事力量与敌人在正面战场上抗衡，打阵地战，打防御战，打攻坚战。与敌人一决高下与城池之中，拼实力拼武器，拼气势拼优势，拼技术拼素养，妄图在短时间内与敌人一决高下，把敌人赶出国门，但这种方略并未在抗战中使国军受益，反而在战斗中死伤惨重，节节败退，众不敌寡，败如山倒。。。从这点上看在国难当头国军并不畏惧强敌反而奋勇抗敌，越战越勇。即便实力不如强敌也要战死沙场保围国家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国人敬仰的。从这一点上说蒋介石损失了军队却保卫了国家，而毛泽东保存了自身的实力壮大了自己的实力，却在战争中毫无成就，人民饱受敌人的迫害蹂躏踏践„„

世界反法西斯抗战胜利后，日本也底下了他的头颅投降了，到了解放战争，毛泽东的游击战越来越成熟了，跟注重现实与理论的结合，毛泽东算是用兵如神了，在战斗中更注重知彼知己，围点打援，避实击虚，声东击西，敌进我退，敌退我打„„蒋介石虽然有很多黄埔名将，但是在战斗中也敌不过老毛的军队，在战斗中战事不力，经济衰颓，民心尽失，军心低落，士气不挣，兵败如山倒，从当初王牌师被剿到嫡系的覆没再到长江防御的不利和最后败退台湾。。。这都归咎与蒋介石不谙兵法，不知民心，不团结党内的分歧，不思党国的轻重，轻浮与个人的得失与利益，独断专横，迂腐轻浮，在关键时期不思进退„„如若在战斗中能沉着冷静，不计较一时的得失，深思敌人的优与劣，审视自己军队的优与劣，在战斗中不慌乱、不盲目、不急躁，注重防御扼要而守、不与敌人做无谓的周旋，顾全大局，敌来袭时能做游刃有余的防御和回击，敌人做誓死较量时能够左右逢源，左右策应，一边能做稳固的防守，打则能打，守则能守，在战斗中能够锻炼出一批与共军相比美的较有实力的游击队和特战部队，以及侦查部队，所谓知彼知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师以长技以制强，如若能做到这几点蒋定能得势于战场之中，再思劳苦大众与水深火热之中，定能够军心民心得于天下，平乱党于蛮夷之地，得民心于祖国大江南北，控成败于须臾之间，论成败与草庐之中。（附说一句，黄埔的精英大多都是蒋一手培养出来，而毛泽东的手下有一批黄埔的精英，像徐向前、陈赓等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等等）

第四篇：国共两党202_新年贺词

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202_年新年贺词 PK 马英九:202_年元旦贺词 来源： 杨叶的日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

新年钟声即将敲响，人类就要进入202_年。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我很高兴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各族人民，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向世界各国的朋友们，致以新年的祝福！

202_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面对国际国内环境的复杂变化，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开拓前进，成功举办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战胜青海玉 树强烈地震、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着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胜利实现“十一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经济实 力和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中国加强同各国的友好合作，积极参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核安全等问题的国际合作，发挥建设性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 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在这里，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今年以来在各方面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的各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202_年是中国进入“十二五”时期的开局之年。在新的一年里，中国人民将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着力保障和 改善民生，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我们将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紧紧依靠 广大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努力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我们将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继续推进两岸交流合 作，不断造福两岸同胞。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但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仍将艰难曲折，气候变化、能源资源 安全、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前所未有。加强国际合作，携手应对人 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借此机会，我愿重申，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 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各国的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合作，继续同各 国人民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此时此刻，世界上还有不少民众经受着战火、贫困、疾病、自然灾害等带来的苦难。中国人民 对他们的不幸遭遇抱着深深的同情，衷心希望他们早日摆脱困境。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向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相信，只要各国人民携手努力，世界发展前景 一定会更加美好，各国人民福祉一定会不断增进。

最后，我从北京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幸福安康！

————————————————————————————————————————————————————————————————————马英九:202_年元旦贺词

编者按：马英九今天在台湾总统府大礼堂主持中华民国100年开国纪念典礼暨元旦团拜，并以「壮大台湾 振兴中华」为题发表元旦祝词。全文如下：

今天是中华民国一百年元旦，这是一个值得庆祝和感恩的时刻。

一百年前，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几乎亡国，国父领导革命，推翻满清，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向人民许下富强的承诺。一百年前，中国历史只有朝代的更替，人民不能当家做主。中华民国的建立，向人民许下民主的承诺。

一百年前，中国社会贫富悬殊，文盲遍地。中华民国的建立，向人民许下均富与教育的承诺。

这些承诺，正是三民主义的理想；这些承诺，透过世代的努力，一字一句写入我们的宪法，逐步实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今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向缔造中华民国的先烈先贤，致上最崇高的敬意。当年如果没有与妻诀别的林觉民，没有「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秋瑾，没有热血牺牲 的英勇烈士，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民国。

这一百年的足迹，不只是建国的奋斗史，也是反抗帝国主义的血泪史，更是参与重建世界秩序的精彩诗篇。

民国初年军阀割据，国民政府北伐统一全国，开始十年建设。八年抗战，我们粉碎日本侵略的野心，废除了百年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台湾因而重回中华民国版图。

二次大战后，中华民国更参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不仅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更协助草拟「世界人权宣言」，将儒家精神镕铸其中。

民国三十五年在南京，由全国各地选出的制宪国大代表，结合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的精髓，制定了亚洲最进步的民主宪法。

民国三十八年内战失利，大陆沦陷，政府迁台，这是中华民国重大的挫败。但是我们没有灰心丧志，反而痛定思痛，改造重生，逐步在台湾实现中山先生的理 想。

六 十多年来，中华民国在台湾推动「三7.5减租」与「耕者有其田」、扶植民营企业、推动十大建设、促进产业升级；我们废除养女制度、建置劳工保险、实施 九年国教、开办全民健保、通过国民年金；我们实施地方自治、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平反「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冤案、推动国会全面改选与总统直选，并实现政权和平轮替。

这些改革无一不是历史的里程碑，让中华民国成为全球开发中国家政经发展的楷模，也彻底破除了民主不适合华人社会的偏见。

如今，中华民国已经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尊敬。我们的援外团体走遍世界；我们的科技产品营销全球；我们的护照即将在九十六个国家与地区通行无阻；我们的 创新能力让国际社会刮目相看，我们的年轻人在世界舞台表现亮丽，充满自信。

各位先进、各位同胞，今天在台湾的每一个人都共同经历了台湾成长转型的岁月，拥有共同的记忆与经验。我们曾为中华棒球队扬威国际，感到兴奋；我们曾因 失去联合国代表权，感到愤怒；我们也曾为了在国际场合升起国旗，流下热泪。

是的，就是那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让我们团结！让我们振奋！让我们感动！当年它曾是支持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精神力量，也是我们从小一起看着 长大的共同记忆，更是凝聚我们爱国情怀的焦点。

英 九身为总统，承担继往开来的重任，秉持「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的施政理念，始终牢记经国先生推动十大建设时讲过的名言：「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 悔」。所以，多少任政府无法推动的重大改革，我们都不畏艰难，开始启动，包括行政院组织再造、县市合并升格、制定「农村再生条例」、推动二代健保与实施国 民年金。我们也推动两岸和解，使台海从过去的冲突热点，变成今天的和平大道。

各位先进、各位同胞，未来的十年是国家发展升级的关键时刻，我们要打造台湾的「黄金十年」，为中华民国第二个一百年奠定昌盛的基础。让「黄金十年」成 为和平的十年，建设的十年，也是幸福的十年。

英九对未来有四项期许：

一、百年树人：

教育是国力的根基，孩子是未来的希望。为了让青少年有更合理的教育环境，英九在此宣布，台湾教育将迈入新纪元，今年开始启动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分阶段逐 步实施，先从高职做起，预定民国一○三年高中职学生全面免学费、大部分免试入学。同时，今年实施五岁幼儿入学免学费，未来视财政情况，逐步将学前教育免学 费延伸至四岁到三岁，以减轻父母的负担，但学前教育不纳入学制。

我们深知，少子女化问题将严重影响我们的国力，政府决定从婚、生、养、育等四方面着手，多管齐下，以提升生育率。

二、百年生机

本 世纪最大的挑战是全球气候变迁，最大的机会是数字科技革命。我们已有全方位的规画，将重整国土计划与灾防体系，积极发展新能源产业，贯彻节能减碳，要为后代子孙留下好山好水。台湾经济必须转型，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产业，势必淘汰。绿色经济是未来的趋势，也是政府扶植的重点，我们要让中华民国生机永续盎 然。

为因应数字时代的挑战，我们将推广数字高画质电视，并全力投入宽带网络的基础建设，使网络的速度更快、质量更好、价格更低，让数字生活成为国民的基本 权利。

三、百年公义

我们要打造一个公义的社会，让这个社会中人人发展机会均等，司法公正廉明，贫富差距缩小，人权受到保障。

我们社会有丰富的爱心与巨大的关怀力量，未来政府要结合志工，致力消除城乡落差、南北落差与数位落差。

我们也要持续推动「全民司改」，在公正、质量与效率三方面全力改善，以切实保障人权，赢得人民对司法的信赖。

台湾老年人口日益增加，已经步入高龄化社会，我们要积极推动长照保险制度，提供充分的照顾人力与设施，以加强对长者的社会及医疗服务。同时，我们也要 推广敬老爱老的文化，普及适合赡养的建筑与公共设施，让长辈们生活得健康、自在、舒服。均富是中山先生坚持的理想，我们要增进赋税公平，改善就业与创业环境，强化社会福利制度，让经济成长的果实为全民所共享。

四、百年和平

台 海和平是东亚和平与繁荣的基石，这是两岸共同的责任。过去二年多，我们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下，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以「九二共 识，一中各表」为基础，恢复与大陆协商。迄今完成双向直航、陆客与陆生来台观光、就学，还签订包括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在内的十五项协议，大幅缓和台海紧 张情势，为区域的稳定繁荣作出贡献。

我们认为搁置争议，争取台海长期和平发展是两岸人民共同的愿望。两岸当局应以和解消弭冲突，以合 作取代对抗。现阶段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主张，都会影响 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两岸炎黄子孙应该透过深度交流，增进了解，培养互信，逐步消除歧见，在中华文化智慧的指引下，为中华民族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各位先进、各位同胞，中华民国的第二个一百年，即将在我们的眼前展开。我们要发下宏愿：

未来一百年，中华民国要做中华文化的领航者。台湾没有大陆的文革**，六十多年来，台湾保存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从生活美感到艺术美学，它的传统韵 味，让世界惊艳。

台湾更有海洋文化的开放与创新，中华文化在台湾，早已吸收西方当代文明的精华，创造新的艺术表现。从舞蹈、音乐、戏剧、视觉艺术到影视等等都得到世界 高度肯定，形成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

台 湾也是全球实践儒家思想最普遍、最彻底的华人社会。仁义、孝亲、尊师、勤奋、善良、纯朴等儒家倡导的美德，早已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台湾也具有扎 实的公民社会、多元的社团宗教、自由的媒体舆论、兴旺的志工运动。英九相信，只要发挥文化的创造力，台湾的魅力可以吸引全世界。唯有台湾，最有条件成为中 华文化的领航者。

未来一百年，中华民国要做华人世界的民主模范。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的存在，不仅保障台澎金马的安全与尊严，同时也证明中华民族在自由、民主的环境里，可以走出一条崭新的道路。台湾的民主还很年轻，却带动了蓬勃又有活力的政党政治。民主是台湾的力量与骄傲，更是朝野竞争与合作的基础。

我们希望有一天，所有炎黄子孙都能和台湾人民一样，享有自由、民主与法治的多元生活方式。我们深信，这样的梦想并不遥远，因为这些价值在台湾都已经实现，不是西方人的专利，台湾经验应可作为中国大陆未来发展的借镜。

两岸间不应该是政权之争，不应该是统独之争，不应该是国际空间之争，而应努力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上，彼此激励，相互提升。我们关心大陆的人权发展，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珍视的核心价值，也是测量与拉近两岸距离的重要指标。

未来一百年，中华民国要成为全球的创新中心。经验告诉我们，创新与研发所带来的附加价值最大，创新与研发愈发达的国家，国力也愈强盛。

台 湾的产业发展已经逐渐从代工走向品牌与创新，每年获得专利件数在全世界名列前茅；我们青年人参加国际发明展，屡屡在好手如云的竞争中，拿下世界冠 军。我们深信只要加强研发，鼓励创新，培养自制能力，保护知识产权，台湾有优越的条件成为全球的创新中心，世界顶级品牌的摇篮。

未来一百年，中华民国要成为受人尊敬、让人感动的国家。仁政与王道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未来我们要以这种「进取而不掠夺」的精神，积极关怀全球议题，参 与国际事务。

世界是我们扬帆的蓝海，全球是我们驰骋的中原。中华民国身为国际社会的成员，愿意承担责任，贡献一己力量，成为和平的缔造者、人道援助的提供者、文化交流的推动者以及新科技与商机的创造者。我们要让中华民国在国际上成为受人尊敬、让人感动的国家。

各位先进、各位同胞，中华民国一百年的历史，像是一场跨世纪的接力，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关切国家的前途，奉献青春与理想，投入国家建设与社会改造，才能开创中华民国的今天。

站 在建国一百年的起点，英九想起八十多年前台湾先贤蒋渭水先生讲过的名言：「同胞须团结，团结真有力」。我们要相互扶持，彼此勉励，国家的前途、台湾的未 来，都掌握在我们二千三百万人手中，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们要以实力捍卫中华民国主权，以行动维护台湾尊严，以智慧打造台湾未来，让我们共同开创下一个百 年盛世！

现在，请大家站起来跟我一起高呼：

中敏感词万岁！

台湾民主万岁！

第五篇：梁实秋谈国共两党

梁实秋谈国共两党 作者：傅国涌

来源：民主中国 202_年第7期 本站发布时间：202_-7-13 阅读量：161次

提起梁实秋，１９４９年后，海峡此岸的人们大概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篇中学课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句经典的鲁迅式的谩骂几乎笼罩了梁实秋的一生，如同一个挥之不去的咒语，一个鬼魅般的标签，长期以来遮掩了梁实秋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真实面目。梁实秋生于１９０３年，比鲁迅晚生了２０多年，１９２６年，他结束在美国３年的留学生涯，一年后新月书店出版他的第一本著作《浪漫的与古典的》，他以一个年轻的教授、文学批评家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的重要一员。他与鲁迅的交恶也始于那个时候。然终其一生，他对鲁迅杂文、散文、小说的评价基本上都是客观的。自上一世纪８０年代“

解冻”以来，世人往往也只注意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他的莎士比亚翻译、他的英汉辞典。最近看到广告，《梁实秋全集》将要面世，透过他的全集，人们将有可能较为全面地了解梁实秋其人。

在我看来，最值得一提的，还是莫过于梁实秋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新月》，以及３０年代中期在北平自办的《自由评论》上，所发表的那些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文章，对此人们陌生已久。如果说他对国民党毫不留情的批评只是表现出他足够的良知和勇气，那他对共产党的深刻批评就显示了过人的见识和智慧。

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３０年，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在《新月》杂志发表一系列猛烈抨击国民党政权无视人权、一党专制、压制思想自由的文章，连蔡元培、张元济等德高望重的知识界前辈都为之叫好。当然，同时也遭到了当局的围剿、反扑。新月书店结集出版的《人权论集》无疑已成为中国人争取人权的一本经典，一部纪念碑式的著作，是数千年长夜中的一束光亮。其中收入了梁实秋在《新月》第２卷第３号首发的《论思想统一》一文，在这篇脍炙人口的名文中，２６岁的梁实秋为思想自由和发表思想的自由大声疾呼：

“思想是独立的；随着潮流摇旗呐喊，那不是有思想的人，那是盲从的愚人。有思想只对自己的理智负责，换言之，就是只对真理负责；所以武力可以杀害，刑法可以惩罚，金钱可以诱惑，但是却不能掠夺一个人的思想。别种自由可以被恶势力所剥夺净尽，惟有思想自由是永远光芒万丈的。一个暴君可以用武力和金钱使得有思想的人不能发表他的思想，封书铺，封报馆，检查信件，甚而至于加以‘反动

’的罪名，枪毙，杀头，夷九族！但是他的思想本身是无法可以扑灭，并且愈遭阻碍将来流传的愈快愈远。”

为此，他发出了“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我们主张自由教育！”的呐喊。那一年，他还在《新月》第２卷第９号、第１１号接连发表两篇文章，继续围绕着自由、尤其是思想自由问题展开凌厉的攻势。

在《孙中山先生论自由》一文中，他在列举了“批评政治的报纸杂志随时有被禁止取缔的危险，人民随时有被党部行政机关及军队逮捕的危险，„„人民随时有被非法征税的危险”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真有自由的，只有做皇帝的，做总统的，做主席的，做委员的，以及军长师长旅长，他们有征税的自由，发公债的自由，拘捕人民的自由，包办言论的自由，随时打仗的自由，自由真是充分极了！可是中国人民有什么自由呢？”

在《罗素论思想自由》文中，梁实秋首先引述了罗素１９２２年３月２４日在伦敦演说《自由的思想与官方的宣传》中的一番话，“俄国的压迫思想比起无论哪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都严酷”，布尔什维克强迫著名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从马克斯的观察点”来教美学，“美学上的节奏学说如何能与马克斯主义发生关系，他实在没有法子办，但是为了免于饿死，他也只好尽力地去发现那种莫须有的关系。”

最终却未能免于穷困而死的下场。梁实秋赞同罗素的见解，他说：“天下最专制的事无过于压迫思想，我们小的时候做‘秦始皇焚书坑儒论’的时候，大概都可以知道这是秦始皇的愚民政策”，但他对罗素羡慕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抱有怀疑态度。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梁实秋和张东荪、罗隆基、冰心等朋友在北平创办《自由评论》周刊，晚年他在《槐园梦忆》中忆及此事曾说：“我对政治并无野心，但是对于国事不能不问。所以我办了一个周刊，以鼓吹爱国提倡民主为原则。”

他在创刊号发表的《算旧账与开新张》（此文同时作为《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发表）中开宗明义指出，“国民党自执政以来，最使知识阶级分子感觉惶恐不安者，即是其对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缔干涉，且其设计之工推行之广手段之严，皆远过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之所为。”“一二九”运动发生后，他在《我对于学生运动的感想》文中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废除***，实现民主宪政，保障国民的舆论自由。在《宪法上的一个问题》文中他直言“假如一个政府对外只知道在睦邻的美名之下屈服，而对内则在建立中心思想的名义之下实行统制，我敢断定这个政府是不会长久的”。

在对国民党口无遮拦的批评之外，他发表了《我为什么不赞成共产党》一文，明确表示“我一向不赞成共产党和共产党主义。”虽然他说“我不是研究政治经济的人，从学理上讨论共产主义，那不是我所能胜任的事。”但他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最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对于民族精神的蔑视。共产党的理论，重视阶级而不重视民族。他们的革命的策略是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国内的一个单纯革命党，它是听命于第三国际的，它是世界革命的一环，它是为阶级斗争。第二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的对于私有资产的仇视。我自己不是资本家，我也不依靠资本家维持生活，并且对于一般资本家大地主之剥削民众，我也深恶痛绝，但是对于私有资产这个制度，我仍是拥护的。我至今还以为私有资产制度不应废止；而资产之应加以限制，贫民之应加以救济，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们要的是公平，不是平均。共产党所采取的是报复手段，要造成恐惧，这是我所不能赞成的。第三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他们的反民主手段。在政治方面，他们是要***的；在思想方面，他们也是要排斥异己，定于一尊。此种不容忍的态度，与民主的理想背道而驰。所以，我站在民主的立场，便觉得法西斯蒂之专政，共产党之专政，国民党之专政，都同样的不是妥当的办法。议会制度，也许是不能成为最有效率的政治制度，但民主的精神，即服从多数意见，尊重少数人之权利，最大量之个人自由，公开讨论的风气等，是任何国家所不可少的。只有民主的国家里，才有个人自由之可言。民主精神是人类几千年来付了很大代价才获得的一点智慧，凡反民主的姿势，都是开倒车。”

这些言论，尤其是第三点，即使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感到痛快淋漓。在梁实秋看来，“政治上最不公道的是***”。他不是三民主义者，他认为作为一党的党义，国民党自有在其党内宣传并要求党员信奉的自由，但不能强迫党外的每个人接受。他不赞同共产主义，但当国民党以刺刀将共产党人淹没在血泊中时，他公开为共产主义辩护，“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有很大一部分是合理的，事实上亦有很大的一部分被一般有思想的人接受了。言论自由应包括共产党人宣传自己主张的自由。

”为此他主张在大学中开设“共产主义”的课程，请有学识的无党派人士纯粹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讲授，他在《如何对付共产党？》一文中认为：

“共产党的问题也是社会的不公道所酿成的。从历史上看，没有一次革命与变乱没有它的政治或经济的背景，绝非仅仅是‘好乱成性’的少数人所能煽惑掀动的。”

为此他直截了当地发出了“加入共产党，不犯罪；信仰共产主义，不犯罪；组织共产党团体，宣传共产主义，亦不犯罪，因其未作武力扰乱故也”的声音。他同时认为，“共产党人或信仰共产主义者若以暴力扰乱程序攘夺政权，则是犯罪，当明正典刑”。就事论事，客观中立，反对暴力，这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以和平、理性的方式，不屈不挠地争取不折不扣的思想、言论等自由，就是他们的全部追求，是手段也是目标。

作为白璧德的信徒，一位吸收了西方人文主义精髓的文学批评家，梁实秋对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深恶痛绝，“‘文艺’而可以有‘政策’，这本身就是一个名辞上的矛盾。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的根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是暴虐，以政治的手段来剥削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是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艺的清一色。”“无论谈到什么，总忘不了‘

阶级’，总忘不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方面，其优劣所在，自然还值得讨论，可是共产党人把这理论的公式硬加在文艺的领域上，如何能不牵强？我想有一天他们还要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数学，马克思主义的物理化学罢！”（《所谓“文艺政策”者》）

在《文学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这位文学人性论的倡导者强烈地质疑了“

文艺工具论”的观点，“把文学当作‘武器’！这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把文学当做宣传品，当做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这与文学本身无害的，但是我们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

尽管如此，当他面对上个世纪３０年代中国苦难的现实时，他也认为，“福建江西各处农工苏维埃是不能用‘匪区’二字来一笔抹杀的。这共产党的活动是否可以挽救中国大众的苦痛，姑且不论，不过这运动之足以震撼人心，尤其是知识分子及青年，是不容讳的事实。”（《所谓“题材的积极性”》）

这是梁实秋当年的真实想法，他信仰思想自由，主张各种思想多元并存，兼容并包，独立思考是他的生命线。在国、共两党两种不同思潮截然对立的时代，他坚持不依附大权在握、颐指气使、生杀予夺的国民党，也不赞同共产党暴力革命的道路，而是作出了自己独立的判断。他在１９３５年说：“这十年来国内研究经济的学者们，有谁可能堂堂正正地发表过反对共产的论著？共产问题在中国是这样严重的大问题，而学者名流、思想家，竟躲避着这一个最迫切的问题，而不痛切地表示意见。”其实，在他之前，１９２９年罗隆基曾在《新月》发表过《论中国的共产

——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一文，在他差不多同时期，丁文江、周炳琳也在《独立评论》“堂堂正正地发表过反对共产”的文章，不用说在他之后，储安平在《客观》与《观察》周刊上那些论共产党的文字。他们的看法代表了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基本认识。这些文章，白纸黑字共同证明了左翼的迷雾并未蒙蔽所有知识分子。在“多少”与“有无”之间，他们当年曾有过极为清醒的判断。１９４９年是个历史的转折关头，在去留之间，因种种原因，他们作出的选择并不相同。罗隆基的左转，储安平、周炳琳等选择留下，注定了他们后来的悲剧。尽管梁实秋不满国民党的专横，写过许多锋芒毕露的批评文章，但“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和胡适、傅斯年等一大批知识分子作出了另外的选择。时光流转，在经历了“反右”、“文革”等一系列连绵不绝的灾难之后，我们不得不欣赏他们当年的眼光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