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题目: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与中国共产党

前言: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为避免类似文革中决策的失误而给国家带来更大灾难的发生，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了挫折中经验教训，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陆续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提上了党和国家工作的议事日程，党的十五大正式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写入了党章。厉行法治，依法治国是党领导方式的转变，而不是党领导地位的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党是我国政治生活的核心。深刻理解党在依法治国具体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对依法治国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意义。

一、法治思想在中国的建立

（一）法治思想的起源

法治思想最早出现于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中，“法治应包含两个重要意义：以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普遍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良好的法律。”这里亚里士多德强调了实现法治的标志是服从法律，又强调法律也是正义的法律，否则即使有法律的统治，也非实质意义上的法治。从这个原始的法治概念出发来给法治寻求定义可得：法治是指存在于法律是正义的前提下的一种“法律至上”“法律主治”的社会状态。

1700年后的今天，经历了人类史上的数次思想革命，政治领域中的民主观念、人权观念开始为普通人所关注，并逐渐根深蒂固。保障人权，尊重民主，维护公平，体现文明的观念也不断为大多数文明国家所接受，基于这种变化，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法治思想中的“法律至上”主义在近代有了新的意义。各国政治团体，政党派别更倾向于把法的至上性作为抑制民主被过分滥用的一个有效的武器来保障其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因为法制对民主的保障所具有的两面性：一方面保证其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又防止被人滥用，所以政治家们更关注法治的实施，学者们讨论的热点也集中在“法治”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是其具体内容有哪些。

英国学者戴西认为，法治的标准有三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宪法赋予个人权利与自由，而是个人的权利产生宪法。美国学者富勒也曾提出法治的八项原则，它们是法律的一般性，法律要公布，法不溯及既往，法律要明确，避免法律中的矛盾，法律不应要求不可能实现的事，法律要有稳定性，官方行动要与法律一致。1959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国际法学家会议专门以法治为议题形成的《德里宣言》把法治归纳为如下四个方面：①立法机关的职能是创造和维持个人尊严得到维护的各项条件。②法治原则不仅要求规范行政权力的滥用，也需要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护法律。但赋予行政机关以委任立法权要有限度，不能取消基本人权。③要求有正当的刑事程序，充分保障被告辩护权，受公开审判全，取消不人道和过度处罚。④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等。

如上学者关于法治标准的论述虽然说法各异，但却都突出了法治最基本的方面：尊重法的权威，保障个人人权的实现，严格依法办事。这些对我国全面而又有重点地理解法治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我国对法治思想的认识与接受

中国学界对法治思想的讨论明显晚于西方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上溯100多年，我国历经了无数次社会变革，遭致在中国大地上，从未有过一场真正意义上严肃的关于法治的讨论，虽然建国后，出现了短暂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时期，但却最终还是淹没在了混乱的中国政局之中。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个转折，这次大会前后在思想界引发的一场关于中国历史经验教训和现状的深刻反思与总结的讨论，打破了人们思想上的僵局，使法治思想的重生提供了可能。

当代中国人开始接受近代法治思想之初就不把它当作纯学理来看待。而是借鉴各国关于法治近代研究成果把其与政党、国家制度、及其周围环境因素综合起来考虑。

我国学者姚建宗在其著书《法治的生态环境》中对法治的生活立场、生存土壤、制度基调、人文情怀；时空领域，法律环境以及法治意义的现实载体多方面作了系统而又形象的阐述，提出了许多新的法治观点。法学理论界名宿张文显教授对法治意义也从“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的基本认识出发，作了全面而又富有特色的归纳，并提出了法治社会六大基本标志：①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社会关系均应纳入法律轨道，接受法律的治理，而法律是建筑在尊重民主、人权和潜能、保护和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公平、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基础上。②凝结着人民公意的宪法和法律高于任何个人、群体和政党的意志，有至上的效力和最高的权威。③国家一切权利根源于法律且要依法行使。④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因性别、种族、肤色、语言和信仰等特殊情况而有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差别，非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差别只能与职位相连，而职位对一切人开放。⑤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合法的或准许的，每个人只要其行为不侵犯别人的自由和公认的公共利益，就有权利按自己的意志活动。⑥公民的权利、自由和利益机会非经正当秩序和充分理由不受剥夺，一切非法侵害（不管使来自于个人或国家）都能得到公正、及时、合理的补偿。①

《宪政的中国之道》一书作者王人博也总结了法治八条原则：第一，法律必须使公开的、一般性的、明晰的；第二，法律应当使相对稳定的；第三，特别法（包括法律、命令和行政指令等）必须依据一般性的、公开的、普遍的和相对稳定的规则制定；第四，司法独立必须给予保证；第五，必须遵守自然正义原则；第六，法院应当享有审查权利以判断是否合乎法律；第七，到法院打官司应当容易、第八，不允许执法机构利用自由裁量权委曲法律。②

综合各家对法治标准的认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的法治化”：首先指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过程，是建立社会服从法律的秩序的过程；其次是指实现一种社会民主、法律至上、法律主治的社会状态。

二、“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

（一）“依法治国”的概念意义

（一）法是实现执政党政策的工具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国家从出现之初就以阶级统治的身份而存在着。任何阶级的政权都通过其代表人物或是代表组织来掌握和运用的。而其代表人物或是代表组织则往往是本阶级先进分子或是由其组成的机构。这样就形成了执政党来代表政权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形式。政党执政以后，把他们的纲领通过宣言或是宪法和法律的形式予以宣布和肯定。这样。在资本主义多党轮流执政的国家中，对轮流上台的执政党同所谓的“在野党”要求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执行执政党的政策，既保持了国家政策的稳定性，又充实和完善了他们的法律。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法的形式肯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对巩固共产党领导人民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纲领，贯彻各项方针，政策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二）党的政策是国家立法之源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树立党在国家活动中的威性是中国各项事业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必然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主要依靠党实行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前进。体现在我国党委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中，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与探索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往往先经党的代表大会讨论分析并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再由全国人大以法的形式予以公布。关于政治方面和重大经济，行政方面的立法，在制定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应将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呈报中国共产党中央审批。1982年以来，中国四次修改宪法均是在中国共产党随时代发展，国情变化，不断将党的理论创新战略性根本政策反映到宪法中去。近年来，在对社会问题的整治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对弥补法律的空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党的政策与法的灵魂的结合点

在我国，党的政策与法的灵魂二者统一于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实现党的领导首先要靠党的政策的正确。政策的正确与否一个重要的检验标准就是看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否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经的起检验，从而得到人民的拥护。而法的灵魂是实现公平与正义。法所要维护的就是其所辖范围下所有个体的权益并确保其公平。一切公民个人生存权，发展权，自由权，表达权与参与权无不通过法的形式得以肯定。

由此可见，政党政策所予以终极指向的与法所诉求的共同点都着眼于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始终服从于，服务于人民大众的利益。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与时俱进，再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为所谋，情为民所系，每一个印象都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党性。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成功与否得益于人民群众的拥护。当前，着眼于这个全局，实行依法治国是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

四．在依法治国各个具体环节中坚持党的领导

（一）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转变

依法治国这一方针政策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是中国治国方略上的重大战略选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形态发生的最具历史意义的转型。目前，真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以及新时期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以及党政关系的新模式都仍处于探索之中。

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中强调，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性质、任务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需要我们党实现领导方式尤其是执政方式的变革，实行依法行政。实施和坚持依法治国的第一步就是中国共产党实行和坚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法治国家对于政党活动的基本要求。政党活动的法治化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特征，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再则，共产党是法定的执政党，党的各级领导机构从法理上讲虽不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但是实际上党的执政活动总是同国家机构管理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各级国家机构的政治中心和领导核心，党始终拥有决定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实质性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执政方式科学化、标准化才是保证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关键。真正理解和把握依法治国的精神和关键就是要从依法执政这个党执政方式转变的高度来认识和领会。关于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实行依法行政这一思路最初形成于邓小平同志关于十年**之后对党当时的现状的思考与总结中。邓小平强调，“健全法制的同时，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随着党富国强民执政使命的不断驱使，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在实践中已发生了巨大转变，并不断改善。今天，我们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在解决自身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上的实践性探索成果的同时，我们还要站在历史选择与发展进程的高度，敏锐洞悉中国政治体制变革面临的重大实践课题，在选择与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历史作为面前，正确把握中国政治体制变革与发展的方向与原则。努力倡导法制文明，创建有中国特色，可以超越或与现代西方文明并驾齐驱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们唯一正确的前进方向。

（二）立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是要逐步建立社会服从法律秩序的社会观念

中国法治化首先指的是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过程，是指建立社会服从法律的秩序的过程。在立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目的是要使国家各项立法工作紧紧围绕党的工作重心，进而使各项规范化的政策通过法的形式得以巩固，确保了立法的正确方向。同时，以法的形式来肯定党的政策，不仅是执政党政策实现的保证，也使宪法和法律得到了尊重。立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服从于服务于国家工作的大局，自觉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进而成为全社会一体化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立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的另一面是党必须正确对待自身在社会活动中的地位。因为我党是国家之中的执政党不是国家之上的执政党，所以党不仅是立法的主体，还是法治的对象。党的十二大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个人都不享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写入党章，就是从党对自身行为规范的角度来完善在立法工作中作为的成熟之举。

在立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正确对待党的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是建立社会服从法律秩序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党的政策对我国各个时期完成国家各项工作具有至观重要的作用。法律是政策的上升，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政策与法律都决定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有益组成部分。但只有法律才对全社会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公布的法律有最大权威性。这就要求在具体的立法工作中，党组织及党员要建立宪法至上的观念，深刻理解宪法精神，明确区分作为一个党员与国家干部，人民代表三者之间的职责与义务，用法律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避免用党的政策干涉太多法律事务，逐步提高立法中的宪法至上意识。同时也要求党组织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时，应当与宪法和法律的基本原则和规定相一致，要有利于法律的实施，不能与现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目前，宪法和法律已经成为各级国家政权机关施政的出发点和基本手段。相信，随着党在依法治国方略实施过程中对新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探索的不断深入，党的政策与法的关系的处理将更加和谐，更加成熟。

（三）依法行政中坚持党的领导重在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中国当前政治发展的突出问题大多集中在党对干部任命权与重大事务决策权的垄断，以及党对权力监督不力所带来的权力腐败与党对用人，决策中失误问题的处理不力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否直接影响现行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合理性，也是关系到“以党统政”与“依法治国”政治秩序与治国方略的实际绩效与历史命运。制约权力监督，防止腐败的滋生，改变高度集权的现状，要注意如下事项：

1.首先要正确对待党政关系

在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党政关系体现在两部分：一是党与政府的行政权之间的关系；二是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前者从政治层面上讲，指的是与政协中的各个政党各人民团体以及各界代表或组织的关系。后者从国家组织层面上讲指的是党与政权中的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按照我国权力结构模式，政府是从人大产生并向人大负责，向人大汇报工作，接受人大的监督。人大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才是权力机关与执政机关的关系。因此，党如何正确处理同人大的关系才是中国党政关系首要问题。党与人大的位置摆正了，党同政府的关系就自然易于处理了。显然，近年来，来自中央到地方的实践都有迹象表明人大的地位已下降到了党委及政府之下，进人大工作被认为是领导干部的退居二线。人大更是被中外学者形象地称之为“橡皮图章”这就是党委和政府权力不断扩张，人大权力逐渐缩小的必然结果。

2.理清了党政关系，我们就要采取具体措施来制约权力滥用了。制约权力滥用是一项非常复杂，难度很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全方位多层次构建，既要立足于体制，机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又要致力于党员干部队伍的培养与教育为一体的建设，方能取得成效。

（1）改革当前人大制度，提高办事效率，使各级人大真正成为人民参政议政的活动场所。科学合理严格规范民主程序，扩大民主范围，提高公众集体议事决策度，以集体权力来制约个人权力，为扩张人大权力，限制党委越权办事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2）着力调整权力配置，对领导干部权力的合理分解，明确界定。具体包括：明确权力内容，明确权力运作规则，明确用权规则。真正实现权力运行法规化，程序化与权责一体化，保证权力行为的严肃性，减少随意性。另外，按照政府体制改革步骤与方式推行政府权力下放，精简机构，严格限制领导干部权力，防止权力“越位”等，要在全党范围内，要求各级党委尤其是领导干部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杜绝以党代政，以党代法，以权压法等现象的出现。

（3）努力培养，精心选拔，创造出适应并能够促进法治化进程的政治领导层。同时，对在职的党员干部还要大力加强其权力观教育，法制观念教育，特别是宪法观教育，通过提高行政工作人员法律意识，形成作为一个具体行政活动执行者的从政道德观念来抵制私欲的膨胀，阻断公权与私利的结合，杜绝权力异化现象的发生。另外，通过思想教育的方法，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使国家工作人员真正弄明白，“过去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作什么，将来身后留点什么？”自觉地讲奉献，体现人生价值，自觉地做到奉公守法，依法行政，依法办事。

3.监督权力的实施是另一个至观重要的问题，针对当前执法监督机制不健全问题，努力加强权力机关监督，专门机关监督的法律制度的建设是当前促进我国法制监督体制构成的主要目标。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完善公示制，听证制，承诺制，质询制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权力运作全过程，疏通人民群众向权力机关提出意见的渠道，维护公共权力，从外部有效抑制滥用权力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要完善党内监督机制，增强党内监督实效。党内监督的重点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核心问题是保证领导干部行使和运用权力。其中最重要的是让广大党员干部真正作为主体参与党内监督，形成一种良好监督氛围。党内各项事业都应在党内公开，都要经过党内讨论，民主评议。对党员中权力的持有者，执行者，严格按照德、能、勤、绩、廉多层次多角度评议，确立其升、降、惩、罚.奖等。通过经常召开民主生活会的形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行相互监督。机制上，要强化纪检机关监督职能，扩大纪检权限，减少纪检过程中其他人为因素的干扰等。充分发挥党内纪检监督谨戒性作用。对严重违纪的国家工作人员，严肃处理，以铁的纪纪律和法律告诫当权者依法行使职责。

（四）司法工作中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是一把“双刃利剑”

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主要通过组织领导和政治领导来维护司法机关的分工合作，互相配合，相互制约，为其提供秉公办事，独立司法的外部环境。司法工作中，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坚决贯彻党对公民、团体权益的保障与维护的政策是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实现社会正义的一把利剑。在民间。作为国

家公诉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其公诉人检察长被人们形象的称之为象征忠、义、勇的“红脸关公”；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其法官又被赋予善于主持正义力量的“黑脸包公”。人民对于司法机关工作在打击犯罪，惩治违法行为，维护社会政策的稳定，保障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等方面的工作给予高度肯定。同时，我们也要想到，至高荣誉中也包涵着人民对于国家司法工作的期望。司法工作通常被看作是国家法制文明的窗口，司法工作肩负着司法和监督双重职责，尤其对国家行政工作人员的监督是各种社会监督中最重要的力量。

建党这么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以一向的善于律人律己，从严治党避免了重蹈苏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覆辙，赢得了国际政坛的尊重。但是与此同时，另一个与高度集权同时滋生、相互助长的事物------掌权者的腐败也不容乐观地增长了。我国的腐败现象尤其是发生在共产党领导人身上的腐败事例比许多国家都严重而普遍。中纪委向党委的十五大，十六的提交的两份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组数据，1992年至2002年的两个五年期间，全国处分的党员数分别为669300名和846150名，后者比前者增加26.4%，开除党籍人数分别为121500和133711名，增加13.3%，因为腐败问题处分的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分别为78名和98名，增加25.6%。从这组数据加上各种民意调查和各种案例分析，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认识到反腐败的形势不是“比较严峻”而是“仍然严峻”，不仅要反对腐败，而且还要反对和防止腐败。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挽救党的紧迫感与响应民意的责任感，中国共产党在世纪之初，不仅两次出台中央纪律检察报告，而且大力改革司法体制，尤其是监察体制，颁布《监察》法，与党内的腐败分子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殊死斗争。随着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对腐败案件的曝光日渐增多，一个新的历史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如何才能不断增强党防腐拒变的能力？

当前，对于这一历史性课题的具体解决方案尚在探索之中，但是勿庸质疑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必须依靠不断加强和完善司法监督制度才能逐渐减少甚至防止腐败的发生。

按照我国司法体制的特点，检察机关对国家在职人员的职务犯罪享有侦查权，对诉讼享有监督的职能，是国家法定监督机关。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而且也应当是社会监督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

但是在具体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检察机关却承担着既要向党委请示和汇报又要接受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双重职责。如果两种力量同时向其施加压力，检察机关在选择是忠于党还是忠于法律的问题上就会存在分歧。因此，党如何用法律监督的职能来完善自身的领导比起党在领导法律来维护法的尊严、公民权利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

当前，我国正努力构建的在党委领导下，法律授权下，以检察机关为第一主体地位的社会化依法预防体系系统工程是一项既有益于加强党对司法机关工作领导的，又有益于改善党的领导的有益尝试。相信随着党领导方式的不断改善，检察制度的大力改革和完善，司法机关所体现出来的监督作用将愈加明显，中国司法体制将愈加完善。

综上所述，厉行法治，实施依法治国，彻底建设法治国家任重而道远，要将党在立法、行政、司法工作的执法活动彻底纳入到法治轨道，既要实现党政活动的法治化，政府行为合法化，权力结构法治化，民主参与法治化，又要中国共产党同其他一切组织和个人一道守法、护法、在宪法和法律的指引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自发地将整个国家系统的法治建设向前不断推进。

在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各个环节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党的主张，还是人民的整体意志。只有靠拥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作指导，捻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既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又具有丰富的组织经验和崇高的政治威望，能够率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统一行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目标的顺利实现。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成为我国立法的政治设计者，执法的组织协调者，守法的行动带头者，普法的思想引导者。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为我国法治建设的最大政治资源。

参考书目：

1、张光博著《论法》，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王人博著《宪政的中国之道》，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孙宗灵著《现代西方法理学》，北大出版社，2003年版；

4、张之显著《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应松年著《法学专题讲座》，国家的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6、《社会主义法制理论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7、吴邦国《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 法质量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而奋斗》、《求是》，2004年第3期；

8、宋树涛《更好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求是》，2004年第2期；

9、陈建国《修已正身、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求是》，2004年第2期；

10、姚建宗著《法治的生态环境》、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1、王寿林著《当代社会主义民主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学校出版社，2002年版；

12、丁丽华《论邓小平行政法治思想》、《毛译东思想研究》2004年版第1期。

题目: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与中国共产党(第5页)一文由www.teniu.cc搜集整理，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二篇：再谈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和中国共产党

高喜平武汉理工大学学士学位论文 优秀类

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为避免类似文革中决策的失误而给国家带来更大灾难的发生，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了挫折中经验教训，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陆续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提上了党和国家工作的议事日程，党的十五大正式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写入了党章。厉行法治，依法治国是党领导方式的转变，而不是党领导地位的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党是我国政治生活的核心。深刻理解党在依法治国具体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对依法治国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意义。

一、法治思想在中国的建立

（一）法治思想的起源

法治思想最早出现于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中，“法治应包含两个重要意义：以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普遍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良好的法律。”这里亚里士多德强调了实现法治的标志是服从法律，又强调法律也是正义的法律，否则即使有法律的统治，也非实质意义上的法治。从这个原始的法治概念出发来给法治寻求定义可得：法治是强调在法律正义的前提下的一种“法律至上”与“和法律主治”的社会状态。

1700年后的今天，经历了人类史上的数次思想革命，政治领域中的民主观念、人权观念开始为普通人所关注，并逐渐根深蒂固。保障人权，尊重民主，维护公平，体现文明的观念也不断为大多数文明国家所接受，基于这种变化，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法治思想中的“法律至上”主义在近代有了新的意义。各国政治团体，政党派别更倾向于把法的至上性作为抑制民主被过分滥用的一个有效的武器来保障其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因为法制对民主的保障所具有的双重作用：一方面保证其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又防止被人滥用，所以政治家们更关注法治的实施，学者们讨论的热点也集中在“法治”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是其具体内容有哪些。

英国学者戴西认为，法治的标准有三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宪法赋予个人权利与自由，而是个人的权利产生宪法。美国学者富勒也曾提出法治的八项原则，它们是法律的一般性，法律要公布，法不溯及既往，法律要明确，避免法律中的矛盾，法律不应要求不可能实现的事，法律要有稳定性，官方行动要与法律一致。1959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国际法学家会议专门以法治为议题形成的《德里宣言》把法治归纳为如下四个方面：①立法机关的职能是创造和维持个人尊严得到维护的各项条件。②法治原则不仅要求规范行政权力的滥用，也需要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护法律。但赋予行政机关以委任立法权要有限度，不能取消基本人权。③要求有正当的刑事程序，充分保障被告辩护权，受公开审判全，取消不人道和过度处罚。④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等。

如上学者关于法治标准的论述虽然说法各异，但却都突出了法治最基本的方面：尊重法的权威，保障个人人权的实现，严格依法办事。这些对我国全面而又有重点地理解法治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我国对法治思想的认识与接受

中国学界对法治思想的讨论明显晚于西方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上溯100多年，我国历经了无数次社会变革，遭致在中国大地上，从未有过一场真正意义上严肃的关于法治的讨论。

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开创者，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早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是当时中国人民的大宪章。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中国法制基础薄弱、人们法制观念淡薄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毛泽东等曾设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比较理想的法制国家，并为此做出过巨大努力。1950年4月30日，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1954年，毛泽东亲自领导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强调了宪法应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并指出：“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明确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同时，他还强调指出：“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 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讲到“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后来他又讲到“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 但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党和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形势估计的失误，加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准备不足等原因，党的指导思想陷入了“左”倾，并逐步走向极端。阶级斗争被盲目扩大化，同时社会上个人崇拜、个人专断之风盛行，法律形同虚设。短暂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最终还是被淹没在了混乱的中国政局之中。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个转折，这次大会前后在思想界引发的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了人们思想上的僵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科学地总结了建国以来法制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并逐步将民主与法制建设提上政府议事日程，这就进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法制建设历史时期。对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完成的我国法制建设工作，邓小平是持批判地继承态度的，既肯定和继承了其合理成分，又将一些错误予以及时的纠正。同时在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法治思想与列宁建国法治思想的理论的基础上，结

有极大权威性，有一定公正性的法治原则作为保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注意力和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这就需要发挥法律调整经济关系的重要作用，将保护经济建设顺利进行作为法制发展的首要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法制发展的重要原则。只有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使法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不应当是盲目的、随意的，应有计划，有意识地进行。而这种计划性、意识性就应该体现我国现时期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行，牵动着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即带动各领域的共同发展，同时也受到各领域发展的制约。要保障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就要以法制来确立一个有序的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的确立应当照顾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但有一个前提，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例如我国有关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一方面保护了智力劳动的成果，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另一方面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商标法》即确立了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同时又营造了正当竞争的良好市场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以将党和国家发展经济的重大战略方针和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使之规范化、条文化，便于操作，并赋予它们普遍的约束力，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贯彻实施，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从党的政策上进一步深化了上述宪法修正案。它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法制建设。它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要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做到改革开放与法制建设的统一，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以法的形式来规范市场，促进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社会问题的整合，制度合法性危机的消减过程中，社会主义法治也趋于完善，中国法治化已初显端倪。这一点从哲学原理上讲就反映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映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客观规律。

另外，法制文明属于制度文明范畴，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大文明建设中，法制有其特殊的功能，法制政策的建立与实施反映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愿望。法制文明的社会排斥家长制，一言堂，搞特权，权大于法，较之独断专行，高度集权，政府权力不受制约无比优越。因此，法治反映的是事物的发展规律，体现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依法治国既保证两个文明建设的高效持续发展，又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讲，无论中外，“法”从一出现就是正义、公正的化身。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法的内容和形式几经变更，但却都与其所处时代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息息相关，彼此相应。“一部由低级到高级状态演变的法律状态和思想史是整个人类文明由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发展历史的缩影。”当然，绝对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公正与正义，因为历史的局限性束缚着人的思维与意识，所以阶级社会的法虽然存在着不合理性，但是法本身所诉求的正义精神却是不变的，而且随着时代发展逐渐趋于真正的正义与公正。

从历史的经验教训来讲，曾经我们放弃过民主、践踏过法律，结果是带来国家十多年的贫穷与落后，几乎党亡国亡。十年浩劫后，以邓小平为主要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作了深刻的思考与总结。并最终找到了问题的答案：“认真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邓小平数次讲话中都用很形象精辟的语言概括了这样的道理：法制建设必须与民主建设相结合，法律制度应具有稳定性，法的意志应始终高于领导人的意志。在他的许多前期论述中，虽然没有用“人治”和“法治”的概念，但却从政治家的角度对法治的主要内涵，优于人治的明显特点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了十分精彩和透彻的概括。后来，他更明确指出，要通过改革来走依法治国的道路，才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正是我们不断发挥法律的作用，确立依法治国方略，民主政治建设才取得重大的发展，国家政权才得以有了前所未有的巩固。

三．党的政策与法的关系

党的正确主张与法意志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党领导人民制定和修改宪法，把党的主张上升为宪法，反映的就是人民的意志，因为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是广大人民群众愿望、要求、利益的体现。宪法是党的正确主张和人民共同意志相统一的法律体现。

（一）法是实现执政党政策的工具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国家从出现之初就以阶级统治的身份而存在着。任何阶级的政权都通过其代表人物或是代表组织来掌握和运用的。而其代表人物或是代表组织则往往是本阶级先进分子或是由其组成的机构。这样就形成了执政党来代表政权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形式。政党执政以后，把他们的纲领通过宣言或是宪法和法律的形式予以宣布和肯定。这样。在资本主义多党轮流执政的国家中，对轮流上台的执政党同所谓的“在野党”要求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执行执政党的政策，既保持了国家政策的稳定性，又充实和完善了他们的法律。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法的形式肯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对巩固共产党领导人民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纲领，贯彻各项方针，政策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二）党的政策是国家立法之源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树立党在国家活动中的威性是中国各项事业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必然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主要依靠党实行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前进。体现在我国党委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中，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与探索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往往先经党的代表大会讨论分析并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再由全国人大以法的形式予以公布。关于政治方面和重大经济，行政方面的立法，在制定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应将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呈报中国共产党中央审批

力腐败与党对用人，决策中失误问题的处理不力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否直接影响现行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合理性，也是关系到“以党统政”与“依法治国”政治秩序与治国方略的实际绩效与历史命运。制约权力监督，防止腐败的滋生，改变高度集权的现状，要注意如下事项：

1.首先要正确对待党政关系

在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党政关系体现在两部分：一是党与政府的行政权之间的关系；二是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前者从政治层面上讲，指的是与政协中的各个政党各人民团体以及各界代表或组织的关系。后者从国家组织层面上讲指的是党与政权中的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按照我国权力结构模式，政府是从人大产生并向人大负责，向人大汇报工作，接受人大的监督。人大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才是权力机关与执政机关的关系。因此，党如何正确处理同人大的关系才是中国党政关系首要问题。党与人大的位置摆正了，党同政府的关系就自然易于处理了。显然，近年来，来自中央到地方的实践都有迹象表明人大的地位已下降到了党委及政府之下，进人大工作被认为是领导干部的退居二线。人大更是被中外学者形象地称之为“橡皮图章”这就是党委和政府权力不断扩张，人大权力逐渐缩小的必然结果。

2.理清了党政关系，我们就要采取具体措施来制约权力滥用了。制约权力滥用是一项非常复杂，难度很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全方位多层次构建，既要立足于体制，机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又要致力于党员干部队伍的培养与教育为一体的建设，方能取得成效。

（1）改革当前人大制度，提高办事效率，使各级人大真正成为人民参政议政的活动场所。科学合理严格规范民主程序，扩大民主范围，提高公众集体议事决策度，以集体权力来制约个人权力，为扩张人大权力，限制党委越权办事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2）着力调整权力配置，对领导干部权力的合理分解，明确界定。具体包括：明确权力内容，明确权力运作规则，明确用权规则。真正实现权力运行法规化，程序化与权责一体化，保证权力行为的严肃性，减少随意性。另外，按照政府体制改革步骤与方式推行政府权力下放，精简机构，严格限制领导干部权力，防止权力“越位”等，要在全党范围内，要求各级党委尤其是领导干部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杜绝以党代政，以党代法，以权压法等现象的出现。

（3）努力培养，精心选拔，创造出适应并能够促进法治化进程的政治领导层。同时，对在职的党员干部还要大力加强其权力观教育，法制观念教育，特别是宪法观教育，通过提高行政工作人员法律意识，形成作为一个具体行政活动执行者的从政道德观念来抵制私欲的膨胀，阻断公权与私利的结合，杜绝权力异化现象的发生。另外，通过思想教育的方法，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使国家工作人员真正弄明白，“过去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作什么，将来身后留点什么？”自觉地讲奉献，体现人生价值，自觉地做到奉公守法，依法行政，依法办事。

3.监督权力的实施是另一个至观重要的问题，针对当前执法监督机制不健全问题，努力加强权力机关监督，专门机关监督的法律制度的建设是当前促进我国法制监督体制构成的主要目标。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完善公示制，听证制，承诺制，质询制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权力运作全过程，疏通人民群众向权力机关提出意见的渠道，维护公共权力，从外部有效抑制滥用权力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要完善党内监督机制，增强党内监督实效。党内监督的重点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核心问题是保证领导干部行使和运用权力。其中最重要的是让广大党员干部真正作为主体参与党内监督，形成一种良好监督氛围。党内各项事业都应在党内公开，都要经过党内讨论，民主评议。对党员中权力的持有者，执行者，严格按照德、能、勤、绩、廉多层次多角度评议，确立其升、降、惩、罚.奖等。通过经常召开民主生活会的形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行相互监督。机制上，要强化纪检机关监督职能，扩大纪检权限，减少纪检过程中其他人为因素的干扰等。充分发挥党内纪检监督谨戒性作用。对严重违纪的国家工作人员，严肃处理，以铁的纪纪律和法律告诫当权者依法行使职责。

（四）司法工作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是确保司法独立和公正的要求

依法治国需要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法治最重要的内容。法治意味着法律的普遍适用和至高无上；法律平等地约束社会一切成员的法治原则，必须经由公正的司法活动来贯彻实施。德沃金说：“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公正的司法，不仅在于惩恶扬善，弘扬法治；同时也是对民众遵纪守法的法治观念的教化；是对经济活动当事人高效有序地从事合法交易的规制。司法历来都以公正作为自己的理想。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司法公正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首先，司法公正是司法的最本质要求。司法就是要公正地解决一定社会矛盾及其相应的法律冲突。它是国家这一公共权力因冲突着的各方无法自主地解决纠纷，而为其设定的由国家专门机关予以裁决的纠纷解决机制。其次，司法公正是司法赢得群众的最基本保证。司法权力是国家权力的构成部分，它的直接来源是国家权力的分配与赋予；它的最终来源则是民众权力的让渡。我们认为司法权力最终来自人民，一是从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意义上讲的，二是从司法机关官员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意义上讲的，司法机关的设立在历史缘起上，是人民愿意将其所涉及的纠纷交其裁决的共同意愿，当然包含着大多数民众对其的信赖。司法机关的继续存在，也离不开人民的继续信赖和支持。而枉法的裁判、不公的裁判，不仅扭曲了是非，混淆了正义与邪恶，而且会造成民众对法律的权威性的怀疑、不信任甚至蔑视，法律虚无主义的观念由此滋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成果，将因此而遭受毁灭性的摧残。正如培根所指出的，“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司法不公，已经成为非法治国家的普遍存在的重大社会问题。这是法治国家决不能允许的。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确保司法公正。

然而我国权力结构体系上本身存在着干扰司法公正的因素，再加上当前市场经济的冲击，司法

第三篇：中国法治化进程的阻碍及对策

中国法治化进程的阻碍及对策

摘要：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早在秦初就已经出现法家思想的短暂盛行。然而，当代中国在发展、倡导和进行现代法治方面却明显不足。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开始了法治化的进程，但是进程缓慢。在选择法治的进程中，各种困难严重阻碍着中国法治的发展。但是法治化的进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最终形成法治优于人治的一种状态。因此进一步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完善相关理论、培养全民的崇高的法律意识、加强国家法治整体建设是克服法治化进程中困难的必要选择。关键字：中国法治化

阻碍

法律意识

法治建设

一、中国法治化的进程

法治是一种悠长的意识形态，其字面含义为法律的规制、法律的统治。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包含两层意思，普遍守法和良法[1]。启蒙学者讲法治都与权利、自由、平等相关，但很少明确指出法治含义[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行过两次关于“法治”问题的讨论。第一次是80年代初，那次讨论的主要成果是解决了实行法治的必要性问题。讨论中，对什么是法治，法治与民主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但没有很深入。第二次讨论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1996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举办的法制讲座上提出要“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以后，讨论进入了高潮。这次讨论在进一步探讨了实行法治的必要性基础上，着重探讨了法治与民主的关系，以及法治是什么的问题[3]。“法治中国”作为法治在当下中国的政治表达[4]，正在从一个命题具体化为全面改革的行为逻辑，预示着中国法治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的来临，必将对中国的法治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5]。

法治优于人治，法治最终取代人治是社会的必然。从人类社会的政治模式来看，伴随着人类历史进程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一个由“德治”或“礼治”为主，辅之以“神治”和“人治”的统治，过渡到以“人治”为主，辅之以“神治”和“法治”的统治，进而过渡到现代社会以“法治”为主的统治，在这一转变过程之中，其联结点其实是“人”的统治。在人类的历史上，绝不存在所谓的单纯的“人治”社会或“法治”社会。相反，两者总是密切联系的，共同发挥治理作用[6]。两者的不同可能只是表现的历史时期不同，而当今社会正是需要以“法治”为主，因此法治中国这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我国法治化建设的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各种困难阻碍着中国法制化的进程。

二、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的阻碍

（一）传统思想的羁绊

以孔子为创始者的儒家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为本位，主张“礼治”和“德治”，即“人治”。儒家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在德与法的关系中强调德治，在人与法的关系中强调人治。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极，后世无 针对法治中国的概念演进，学者指出，“法治中国”经历了“从学术命题到政治命题”再到“宪法命题”的变化，参见韩大元：《简论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的关系》，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非是进行修补，并未对其根本产生动摇，这样在中国历史上独霸两千余年[7]。封建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影响着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生活，甚至影响法律等层面。物极必反，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单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即为专制[8]。

封建专制思想抑制了民众的民主意识[9]。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一直是大一统的君主集权国家。君主集权在中国具有独特而悠久的历史。由于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集权统治，使封建专制思想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社会，使中国历史上的多数学派和思想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尊君思想的影响，甚至出现了大批的绝对尊君论者。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民主意识很难形成，即使是在公众心目中有所萌动，也会遭到传统力量的无情扼杀，根本无法形成规模，更不用说成为“正统”思想。正是由于中国传统观念中遗留的专制思想过于浓厚，抑制了广大民众现代民主意识的产生和传播，致使中国民众现有的民主和民主参与能力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客观需要尚有一定的差距，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个制约因素。

当然，中国古代也有出现法制。秦初法家思想主张的就是“法治”，并且对中国古代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从本质上讲，法家的“法治”与儒家的人治都不代表绝大多数社会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不能算的上是真正的法治，但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法治的开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提出法治中国的设想，这也成为中国法治步人健康发展轨道的一个新起点。但在法治化进程中能正确认识法治精神，进而竭诚推动现代法治进程的人却不多，仅有的一部分开明人士以法学专家或学者在不断的努力。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或因知识文化的欠缺，或因阅历视野的局限，客观上难以透彻领会现代法治精神，因而只能停留在传统的工具主义的角度认识法治，成为倡导现代法治精神的一大阻碍；对于手中掌握权力的“人治”而言，或因不愿意丧失既得利益，或因同样愚昧，只是在空喊法治口号，其主观上并不赞成推行现代法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法治化的建设，成为厉行现代法治的另一大阻碍。

（二）发展水平的限制

法治国家建立必须依赖的社会条件是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和意识的科学化。而在我国城乡经济差距大，西部经济相对落后，使得某些群体、地区法治化的进程缓慢，影响了全国的法治化进程。当然，随着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小康建设的全面启动，经济问题已大有好转，但仍然在特定的范围内阻碍着法治的建设。

法是伴随经济的市场化而产生的，法治则是伴随着高度的市场化而逐步产生形成的，市场经济是法治形成的经济基础，经济的市场化是法治建设的经济动力。中国缺乏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因此，法治的生长受到了经济基础的严重制约。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必然会将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推向更高水平。

（三）与国情缺乏磨合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化被认为是属于从西方引进来的，因此缺少本土文化资源的导向，甚至和本土文化中某些方面相矛盾。也就是说，公民思想一开始就缺少现代法治文化的润泽，且法治文化的培养又非一蹴而就的事情。这与中国的现有国情缺乏必要的磨合，因此不能直接全面的实现中国法治化，导致公民缺乏法律意识，而法律意识要求包含的法律权力意识、法律权利与义务意识在中国公民的思想中也无法完整的找到。

（四）乡镇法治化发展不足

乡镇政府是我国最基层的政权机构，其作为一级执法组织，在实际生活中仍表现出“无限政府”的特征。对乡村社会民众依法行使自己民主权利的过程及其结果，乡镇政府缺乏执法的严肃性和强制性，常常是以党代政、以言代法、权法不分，从而形成了一种有法不依的现状。这往往又影响了乡村农民守法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乡镇政权组织并没随改革开放的深入适时地转变职能的观念，其权力和职能无限扩张，使得农民的权利、利益和自由受到限制和控制；这样，他们在运用和执行法律时，难免出现偏离和误解，形似而质变，从而使得法律越接近基层越面目全非。

由乡村群众依法选举产生的村民居委会，作为社区群众的自治性组织，本已排斥在行政序列之外；但在强行政治干预下，却有名无实地，成了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村干部则主要是代表上级政府和部门行使管理农民的职能，其权力和行为游离与群众的监督和约束之外，村民自治名存实亡，结果是有法难依[10]。

三、解决中国法治化困难的对策

中国法治化面临的困难很多，解决中国法治化的困难是一项大型工程。因此，中国法治发展的现实路径应市政府推进型法治，而且需要全社会全方面努力，这里讨论的对策仅是更新、加快中国法治化的必不可少的比较紧迫的几点[11]：

（一）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健全各项法律制度，为法治化提供必要的基础

针对社会问题反映出来的法律空白进行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工作。以宪法为根本法，建立起实用性强、理论充足的社会法律体系；针对长期以来执法监督机制不健全问题，加强权力机关的监督、专门机构的监督、群众监督的法律制度的建设，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监督体制的构成与发挥作用；要尽快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确保也发不能够存在，违宪可诉。

加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政治原则。按照十三大提出的“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此外，党还应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并建立相应的外部约束机制。

建立科学的权力制衡机制，保障国家权力法定行使。长期以来，我国客观存在的权力机关缺乏应有权威，行政权力缺乏规范与制约，司法独立名不副实等政治体制上的弊端，很大程度是由于没有科学的权力制衡机制所致。在现代民主、法治条件下，国家权力的分配与行使都应是依法进行的，国家权力的分配只能由宪法加以明确，国家权力的行使则应根据宪法精神和宪法原则制定的专门法的规定进行，简言之，在现代民主、法治条件下，国家权力必须法定分配，法定行使。

（二）加快发展法学教育，培养法律相关人才，提高公民法律素质，大力倡导现代法治文明。

针对我国尚有为数不少的社会民众法治意识不强、法治信仰不坚定和法治技能低下的现状，提高公民法律素质既是当务之急，又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提高公民法律素质应着力解决好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提高社会民众的法律素质；二是造就高素质的法律专业队伍。提高社会民众的法律素质，就是要让民众知法，让社会民众信法，让社会民众掌握运用法律的基本技能。让社会民众知法和逐步掌握运用法律的基本技能，主要通过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来达到目的。同时，还应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等各个环节来感召人们的思想信念。

培养高素质的法律专业人才，造就发达的法律职业，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标志之一，高素质的法律专业人才包括法学理论人才和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实践人才。这需要通过加强法学教育工作尤其是高等院校的法学教育工作来培养。同时，还要建立适宜法律职业兴起的社会机制，可以预见，随着广大社会、民众法律素质的日益提高，我国法治化进程了必将越来越快。

现代法治、是世界发展的潮流，是中国展的方向，由于中国传统理念中缺乏对代法治文明的认知，所以必须大力倡导代法治文明。大力倡导民主思想，摒弃专制思想；大力倡导自由思想，摒弃宗法思想；大力倡导平等思想，摒弃法律实用主义。

（三）促进经济的建设，缩小贫富差距，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进一步开放市场。一是进一步完善国内市场；二是进一步面向国际开放中国市场。就国内市场而言，当前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行为在一些地方或部门还比较突出，直接妨碍公平竞争，阻挠经济发展，一些省、市、区、县为了保护本地产业，常常通过行政手段排斥外地同类产品进人本地市场。久而久之，一个完整的国内大市场被肢解成若干个相对封闭的小市场，使人流、物流、资金流受阻，不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利于造就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最终不利于经济发展。就面向国际开放中国市场而言，由于受诸多复杂的因素的影响，权衡利弊得失，中国某些领域的市场只能逐步开放。所以，应当采取切实措施铲除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打通和完善国内市场;同时，积极创造条件，面向国际社会逐步开放中国市场，最终都将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2.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经济的市场化，必然导致经济活动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加纷繁，交易规模较大，交易频率加快，经济纠纷骤增，各种经济违法犯罪活动在暴利的趋使下滋生蔓延，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安定、公众利益构成极大的危害，为了最大限度的趋利避害，必须切实加强市场监管。

3.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市场竞争的基本法则是优胜劣汰，但人类发展的崇高目标应是共享繁荣，如何把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与共享繁荣的人类理想这一对矛盾有机地统一起来，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正视和解决好的一个重大课题。建立可靠的社会保障体系，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创造的有益经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应当在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做得更好，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终级目标。切实加强诚信建设。中国经济尚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构建还不完善，当前经济领域诚信度差，欺诈行为相当普遍，已成为危及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一大公害。因此，切实加强诚信建设已是当务之急。

（四）加强乡镇法制化建设，促进乡镇居民权力保障，促进法治新农村建设

要解决乡镇法治化进程的问题，必须大胆革新中国法制，并在市场经济的土壤上，依照现代法治精神来指导变革旧法制，使我们走上宪政、法治社会的道路。

首先，应限制广泛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实验”服务行政“„给给付行政”原则；其次，全国人大应在加快立法进程的同时，更应注意加强执法监督；再者，强化法治意识，树立法治观念，加强对法治状态的整合；最后，改革现行的乡镇财政体制，提高乡镇公职人员的经济保障安全[12]。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任然.浅析法治的含义[J].法制博览(中旬刊),2012,07:102+78.[3]张春生,阿喜.准确把握“法治”的含义[J].中国法学,1998,05:3-7.[4]韩大元.简论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的关系[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05:9-11.[5]汪习根.论法治中国的科学含义[J].中国法学,2014,02:108-122.[6]王志林.“人治”与“法治”的含义探析——兼论“人治”与“法治”对立的原因[J].当代经济,2002,12:55.[7]宋文卓.论儒家思想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D].郑州大学,2005.[8]张爽,王佳.浅谈中国法治化困惑与对策[J].法制与社会,2007,03:254-255.[9]蒋颖.论中国法治的阻力及对策[J].公民导刊,2005,04:52-54.[10]唐晓腾,舒小爱.影响中国乡村法治化进程的因素和阻力[J].战略与管理,1999,03:110-112.[11]王禹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研究[D].山东农业大学,2014.[12]许莉.中国农村法治化进程初探[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04:69-70.

第四篇：农民的法律意识与农村法治化进程

农民的法律意识与农村法治化进程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农村的发展在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中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伟大战略目标的实现也有赖于农村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民的法律意识是农村法治化进程中深层的内生精神因素，它构成了农村法治化建设乃至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的基础性工程。因此，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农民的法律意识，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意义。本论文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要求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和现代法社会学关于法律意识的基本原理，全面收集和系统整理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法律意识理论的主要研究成果，以及我国法社会学界关于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研究的实证调研报告，结合笔者自己所做的相关社会调查研究的资料和成果，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文章首先对农民法律意识现实变迁的社会背景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分析，然后基于实地调查问卷数据和访谈材料，较为科学系统地提出了农民法律意识的基本构造，主要包括农民的法律知识水平、对法律的评价、对权利义务关系的看法、处理权利义务问题的态度及法律需求等。经过多年的法律宣传和教育，农民的法律意识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仍存在着较多的模糊不清之处，而且由于工作性质、社交范围、自身素质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从事种养殖业农民、乡镇企业或进城工人、从事商业手工业农民以及农村干部这四个主要农民阶层的法律意识水平具有较为明显的不同之处，各自体现出鲜明的职业特色。农民的法律意识在农村法治化进程中具有核心的地位和作用，它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村民自治制度、农村执法与司法状况等影响农村法治化进程的其他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并从国家尤其是农业立法、农民自觉守法和农村中法律的适用这三个环节深刻影响着农村的法制运作。

内容来自来吧法律助手网转载http://

第五篇：对税收法治化进程的探讨（范文模版）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税收法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税收法律体系比改革前大为发展，实体税法基本统一，已具备了通则性的税收程序法（《税收征管法》），税收立法进程明显加快，税收立法程序逐步健全，税收执法监督逐步加强，税收立法规划也提上日程。经过几代人的艰苦探索和不懈努力，实行市场经济与建设法治国家已成为当代中国的两大主题。我们欣

喜地看到，我国税收法治化的进程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经济、政治生活和整个社会的法治进程。当前，我们要继续积极推进我国税收法治化的进程，将我国的税制改革继续推向前进。

一、税收法治的理念与意义

由于我国有着根深蒂固的人治传统，因此政府行为的法治化对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重要。财政法治化是政府行为法治化的关键之一，而政府预算法治化和税收法治化则是实现财政法治化的基本途径。要解决财税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必须解决好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问题，必须走财政税收法治化之路。税收法治的根本是保障纳税人的权利。税收法治要求涉及征税的所有规则必须具有法律的规定，遵循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将税收的立法、执法、司法全部置于法治的规范中。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税法至为重要的基本原则或称税法的最高法律原则，对于法治主义的确立乃至宪法的诞生均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当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以民为本”、“为民谋福”的经济社会背景下，更突出了全方位保障纳税人权利的法治要求。为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继续积极推进我国税收法治化进程已经成为决定我国未来税制改革方向的一个根本性因素。

以下分别就税收立法与监督、税收执法与监督、税收司法与监督几方面的制度安排说明我国近期继续推进税收法治化进程的一些重要事项。

二、税收立法与监督制度

在继续完善税收立法方面，突出的问题是要提升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的效力级位。目前已列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的，首先是增值税立法，即由暂行条例上升为正式法律。从2009年1月起，增值税已在全国范围扩大抵扣范围，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积极推进我国主体税种增值税立法，完善增值税法律制度应是2009年～2010年推进财税立法的重头戏。其次是关于个人所得税法的修订。“十一五”规划已确定“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因此抓紧探讨实行这种税制模式的配套条件，力求将个人所得税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改革付诸实施，同时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级距，适当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合理调整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费用扣除标准，将是该法修订的一些重点。

列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的实体法方面还有一些单行税法的修订或制定。其中，一是对1993年12月由国务院发布的《资源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进行修订。为了最大限度地促进国家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维护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要在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上明确规定，有效遏制当前一些地方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建议对原油、天然气、煤炭等由从量定额征税向从价定率征税转变。二是推进环境保护税的立法，把排污等收费改为开征环境保护税，促进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三是继续推进房地产税或不动产税的立法，妥善设计物业税税制各要素并探讨我国遗产与赠予税法的设计与立法。

在程序法方面，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将《税收征管法》的修订列入了第一类立法项目。我国自2001年开始实施《税收征管法》。8年多来，实施该法的整体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已发生了重大变化。部分条文与其他法律的冲突，更凸显了修改该法的必要性。《税收征管法》的修订，需要完善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制度，构建我国的纳税人权利体系；进一步明确税收法律责任，完善税收司法保障制度；加强部门协调，建立税收行政协调制度；完善税务登记制度、纳税申报制度；完善税收保全措施与税收强制执行制度、税款追征期制度；及时反映税收征管活动的最新发展，促进依法治税。

就我国当前实际而言，由于以行政授权为主的立法模式使税法效力层次偏低，无法充分体现税法应有的权威性，且各单行税法之间缺乏共性的法律约束，为总揽和协调税收法律制度的全局，使税法具有更高层次的权威和法律效力，形成更加统一的税收执法环境，应加快设立作为统领税法的宪法性规范的《税收基本法》。

《税收基本法》是针对我国税收活动中的共同问题、原则问题、重大问题和基本问题所作的法律规范，是一部带有全局性和综合性的税收法律，在整个税法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同时也是实现税收法治的基础，是税法体系建设的灵魂和核心，是构建纳税人权利保障体系的基石。目前，《税收基本法》的研究已取得了重要成果，有关该法的立法规模与体例结构、立法框架、适用范围、基本概念的规定、基本原则的表述等，大都已有共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税制改

革的进一步推进，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所提出的“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的改革精神，迫切需要通过制定《税收基本法》，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中央和地方税收管理的权限，进一步明确地方税的性质、立法原则、管理体制，促进中央和地方税收法律体制的完善。尽管由于各种因素，《税收基本法》的立法未被列入本届全国人大立法

规划，我们还是建议继续不懈努力，争取创造条件使该法尽快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

借鉴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的立法经验，在推进税收立法过程中，应使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前介入税法草案的起草过程中。要增强立法审议阶段的公开性和科学性，一旦税收立法草案被正式提交全国人大进行审议，则应尽可能将其向社会公开。草案在这个阶段公开和透明，既有利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也有利于人民监督自己的代表是否正当、合法地行使了立法权。还要完善税收行政法规立法程序和税收部门规章立法程序，进一步改进税收立法技术和完善税收立法规划。

在对税收立法的监督方面，主要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国务院税收行政立法的监督，以及国务院对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税收立法的监督。建议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立专门的立法监督机构———全国人大立法监督委员会，加强全国人大对税收立法的监督。还要努力完善税法立法监督的实体与程序制度，完善税法立法监督的执行机制，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审查和备案制度等，并考虑待条件成熟时，在我国税法立法监督中逐步引入税法司法审查制度。

三、税收执法与监督制度

在税收执法方面，目前我国还未能很好地建立起一套对外监控有力，对内科学分工、相互制约的高效运转的执法新体制。我们必须从法律上明确税收执法权的范围，充分实现税收执法权。

税收执法权的实现是指税务机关依据税法，通过行使税款征收权、税务稽查权、税务处罚权、税务行政复议裁决权和其他税务管理权等法定权力，从事税收管理活动，保障税款征收，进一步达到税收立法目的的整个过程。

建议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纳税申报制度、税收强制执行制度，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增强税收优先权、税收代位权和税收撤销权等权利行使的可操作性。要完善税务稽查制度，构建强有力的税务稽查组织体系，提高税务稽查执法效率。要树立以纳税人为本的税法理念，从制度上保证公正执法，切实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要完善税收执法监督制度，包括完善税务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落实税收执法责任制；完善对税收执法的审查监督制度，加强对整个预算财政收支状况的检查，确保各项财政收支都依法进行；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加强纳税人对税收执法行为的监督，鼓励纳税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积极行使申诉、申辩、听证、复议、诉讼等合法权利等。

四、税收司法与监督制度

我国的税收司法制度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一是健全税收司法机构体系，如在目前的法院体制下构建税务法庭；二是健全税收行政司法制度，如完善举证责任制度；三是健全税收刑事司法制度，如完善涉税刑事案件的初查制度等。

完善我国税收司法监督机制和制度，一要完善对法院涉税审判的监督机制。主要是完善立法机关对法院涉税审判的监督制度，包括推进立法机关对法院实施个案监督的法制化，完善立法机关对法院涉税司法解释的监督制度；完善检察机关对法院涉税审判的监督制度；完善对法院涉税审判的内部监督制度等。二要完善对检察院涉税检查的监督制度。三要完善对公安机关涉税侦查的监督机制。

从我国税收法治化进程的长远来看，既要建立立法机关对行政税收执法的制约机制，也要创造条件逐步建立税法司法审查制度，通过司法审查监督税收立法与执法行为，并在条件成熟时，尝试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的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