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农村环境污染调查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四条成因

1、目前的环境管理体系及农技推广体系难以应对污染问题。

我国的农村现代化进程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二是居民在空间分布上迅速集中。

这使农村的产业结构从自然和谐型转变成自然危害型，农村原有的具有强大环境自净能力的自然循环被破坏，原本可以自然消纳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环境自净能力成害。

不仅如此，农村的各类环境污染也呈现出与城市污染迥异的特点。农业生产导致的面源污染具有排放主体分散、隐蔽，排污随机、不确定、不易监测。这使得对面源污染的管理存在成本过高，因此存在着只能对受害地监测，很难监控排污源的现状。

我国的环境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防治上的，对农村污染及其特点重视不够，加之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导致其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上不仅力量薄弱而且适用性不强。

目前，我国的农村环境管理体系呈现以下特点：环境立法缺位、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并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基本没有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我国目前的诸多环境法规，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对农村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体困难考虑不够。例如，目前对污染物排放实行的总量控制制度只对点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对解决面源污染问题的意义不大；对诸多小型企业的污染监控，也由于成本过高而难以实现。而未建立农业和农村自然资源核算制度。资源家底不清，对自然这样的利用动态缺乏真实的了解，不能不是我国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的一个基本原因。

另外，农业技术的选择缺乏环境政策制约机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几乎失效：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改革是以减少农技推广经费和鼓励自我创收为特点的。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财政拨款，农技推广系统不得不从事与业务无关的经营活动以获取收入，包括卖化肥和农药等。由于激励不相容，导致一些推广人员对指导农民提高农药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积极性，以致化肥、农药不合理施用情况一直在加剧。

2、财政渠道的资金来源不够，导致污染治理不力。

城乡分治战略使城市和农村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具体到环保领域，主要指城乡地区在获取资源、利益与承担环保责任上严重不协调。长期以来，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而农村从财政渠道却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

由于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致使农村的环境资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造成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对农业生产中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给予一定补偿，对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费用，实际上鼓励了农村居民采用掠夺式生产方式。2003年后执行的新的排污费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没有考虑农村污染的治理。

由于环境保护尤其农村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属于责任主体难以判别或责任主体太多、公益性很强、没有投资回报或投资回报率较小的领域，对社会资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须发挥主导投资作用。尽管国际上各种市场化的实践很活跃，但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不发挥主导投资责任和作用。

另外，目前我国在实施农业和农村环境保护建设项目上，还存在着资金分散、重复建设和“自上而下”的决策等现象。例如，面源污染的治理资金分散到农业、水利、环保等部门，导致一个需要环环相扣才可能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变成各部门步调不一致的局部行动，自然效果不佳；由于采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在政治目标最大化的激励下，对于能增加政绩的公共服务，呈现出一种较高的供给热情。而人居环境基础设施这样没有进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的公共服务，即便农民已经有了需求，也很难提到地方政府的操作层面上来。

3、扶持措施不力，导致农村污染治理的市场化机制难以建立。

我国对城市和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如排污费返还使用，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时征地低价或无偿、运行中免税免排污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还可以申请用财政资金对贷款贴息等。而对农村各类环境污染治理，却没有类似政策。由于农村污染治理的资金本来就匮乏，建立收费机制困难，又缺少扶持政策，导致农村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市场机制难以建立。

4、治理模式不适，导致农村污染治理效率不高。

农村的三类环境污染，套用解决城市污染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污染的主要手段——末端治理——都存在技术、经济障碍。除了面源污染难以收集污染物外，其它类污染用末端治理常会出现既治不起，也治不净的情况：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污染治理由于其污染排放的集中性、污染物相对的单一性和企业经营相对的大规模等特点，末端治理方法在多数情况下是适用的甚至惟一的。而农村的生活污染、乡镇企业污染以及集约化畜禽养殖场污染，采用末端治理则会因为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的最小经济规模限制以及高折旧率限制而不可行。

农村的三类环境污染问题

农村环境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支持者一直是城市污染的消纳方。近年来，我国在城市环境日益改善的同时，农村污染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在工业化、城镇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尤为突出。各种污染不仅威胁到了数亿农村人口的健康，甚至通过水、大气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渠道最终影响到城市人口。本文重点分析东部发达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典型污染问题并提出未来在全国层面上的对策。

——编者

1、现代化农业生产造成的各类污染。

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的开发已接近极限，化肥、农药的施用成为提高土地产出水平的重要途径，加之化肥、农药使用量大的蔬菜生产发展迅猛，使得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使用化肥、农药数量最大的国家。

化肥年使用量4637万吨，按播种面积计算，化肥使用量达40t/km2，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土壤和水体造成危害而设置的22.5t/km2的安全上限。而且，在化肥施用中还存在各种肥之间结构不合理等现象。化肥利用率低、流失率高，不仅导致农田土壤污染，还通过农田径流造成了对水体的有机污染、富营养化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目前，东部已有许多地区面源污染占污染负荷比例超过工业污染。

由于大棚农业的普及，地膜污染也在加剧。近20年来，我国的地膜用量和覆盖面积已居世界首位。2003年地膜用量超过60万吨，在发达地区尤甚。据浙江省环保局的调查，被调查区地膜平均残留量为3.78t/km2，造成减产损失达到产值的1/5左右。

２、由于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滞后产生的生活污染。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较快的地区，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落后于经济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现象并没有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改善，其对人群健康的威胁在与日俱增。

３、乡镇企业布局不当、治理不够产生的工业污染。

受乡村自然经济的深刻影响，农村工业化实际上是一种以低技术含量的粗放经营为特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反积聚效应的工业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仅造成污染治理困难，还导致污染危害直接。目前，我国乡镇企业废水COD和固体废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50%以上，而且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污染物处理率也显著低于工业污染物平均处理率。

近些年来，在人口密集地区尤其发达地区，集约化畜禽养殖蓬勃发展。这些地区可资利用的环境容量小（没有足够的耕地消纳畜禽粪便，生产地点离人的聚居点近或者处于同一个水资源循环体系中），加之其规模和布局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没有注意避开人口聚居区和生态功能区，造成畜禽粪便还田的比例低、危害直接。同时，在污染排放强度上并不低于工业企业的集约化养殖场，其污染危害更加严重：不仅会带来地表水的有机污染和富营养化污染以及大气的恶臭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畜禽粪便中所含病原体也对人群健康造成了极大威胁。

由于我国农村污染治理体系尚未建立，环境污染不仅将迅速“小污”变“大污”，而且已经“小污”成“大害”，给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中国农村有３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其中超过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导致的饮用水源水质不达标；中国农村人口中与环境污染密切相关的恶性肿瘤死亡率逐步上升，从1988年的0.0952‰上升到2000年的0.1126‰。对于基本排除在医疗保障制度之外的农民，这是极大的威胁。

第二篇：中国农村环境污染调查

中国农村环境污染调查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四条成因

1、目前的环境管理体系及农技推广体系难以应对污染问题。

我国的农村现代化进程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二是居民在空间分布上迅速集中。

这使农村的产业结构从自然和谐型转变成自然危害型，农村原有的具有强大环境自净能力的自然循环被破坏，原本可以自然消纳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环境自净能力成害。

2、财政渠道的资金来源不够，导致污染治理不力。

城乡分治战略使城市和农村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具体到环保领域，主要指城乡地区在获取资源、利益与承担环保责任上严重不协调。长期以来，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而农村从财政渠道却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

由于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致使农村的环境资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造成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对农业生产中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给予一定补偿，对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费用，实际上鼓励了农村居民采用掠夺式生产方式。2003年后执行的新的排污费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没有考虑农村污染的治理。

3、扶持措施不力，导致农村污染治理的市场化机制难以建立。

我国对城市和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如排污费返还使用，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时征地低价或无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还可以申请用财政资金对贷款贴息等。而对农村各类环境污染治理，却没有类似政策。由于农村污染治理的资金本来就匮乏，建立收费机制困难，又缺少扶持政策，导致农村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市场机制难以建立。

4、治理模式不适，导致农村污染治理效率不高。

农村环境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支持者一直是城市污染的消纳方。近年来，我国在城市环境日益改善的同时，农村污染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在工业化、城镇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尤为突出。各种污染不仅威胁到了数亿农村人口的健康，甚至通过水、大气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渠道最终影响到城市人口。本文重点分析东部发达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典型污染

问题并提出未来在全国层面上的对策。

1、现代化农业生产造成的各类污染。

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的开发已接近极限，化肥、农药的施用成为提高土地产出水平的重要途径，加之化肥、农药使用量大的蔬菜生产发展迅猛，使得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使用化肥、农药数量最大的国家。

２、由于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滞后产生的生活污染。

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生活污染物因为基础设施和管制的缺失一般直接排入周边环境中，造成严重的“脏乱差”现象：每年产生的约为1.２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几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产生的超过2500万吨的农村生活污水几乎全部直排，使农村聚居点周围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

net３、乡镇企业布局不当、治理不够产生的工业污染。

受乡村自然经济的深刻影响，农村工业化实际上是一种以低技术含量的粗放经营为特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反积聚效应的工业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仅造成污染治理困难，还导致污染危害直接。

由于我国农村污染治理体系尚未建立，环境污染不仅将迅速“小污”变“大污”，而且已经“小污”成“大害”，给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中国农村有３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其中超过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导致的饮用水源水质不达标；中国农村人口中与环境污染密切相关的恶性肿瘤死亡率逐步上升，从1988年的0.0952‰上升到2000年的0.1126‰。对于基本排除在医疗保障制度之外的农民，这是极大的威胁。

第三篇：中国农村环境污染调查

中国农村环境污染调查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四条成因

1、目前的环境管理体系及农技推广体系难以应对污染问题。

我国的农村现代化进程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二是居民在空间分布上迅速集中。

这使农村的产业结构从自然和谐型转变成自然危害型，农村原有的具有强大环境自净能力的自然循环被破坏，原本可以自然消纳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环境自净能力成害。

不仅如此，农村的各类环境污染也呈现出与城市污染迥异的特点。农业生产导致的面源污染具有排放主体分散、隐蔽，排污随机、不确定、不易监测。这使得对面源污染的管理存在成本过高，因此存在着只能对受害地监测，很难监控排污源的现状。我国的环境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防治上的，对农村污染及其特点重视不够，加之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导致其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上不仅力量薄弱而且适用性不强。

目前，我国的农村环境管理体系呈现以下特点：环境立法缺位、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并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基本没有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我国目前的诸多环境法规，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对农村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体困难考虑不够。例如，目前对污染物排放实行的总量控制制度只对点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对解决面源污染问题的意义不大；对诸多小型企业的污染监控，也由于成本过高而难以实现。而未建立农业和农村自然资源核算制度。资源家底不清，对自然这样的利用动态缺乏真实的了解，不能不是我国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的一个基本原因。

另外，农业技术的选择缺乏环境政策制约机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几乎失效：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改革是以减少农技推广经费和鼓励自我创收为特点的。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财政拨款，农技推广系统不得不从事与业务无关的经 1

营活动以获取收入，包括卖化肥和农药等。由于激励不相容，导致一些推广人员对指导农民提高农药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积极性，以致化肥、农药不合理施用情况一直在加剧。

2、财政渠道的资金来源不够，导致污染治理不力。

城乡分治战略使城市和农村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具体到环保领域，主要指城乡地区在获取资源、利益与承担环保责任上严重不协调。长期以来，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而农村从财政渠道却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由于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致使农村的环境资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造成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对农业生产中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给予一定补偿，对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费用，实际上鼓励了农村居民采用掠夺式生产方式。2003年后执行的新的排污费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没有考虑农村污染的治理。

由于环境保护尤其农村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属于责任主体难以判别或责任主体太多、公益性很强、没有投资回报或投资回报率较小的领域，对社会资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须发挥主导投资作用。尽管国际上各种市场化的实践很活跃，但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不发挥主导投资责任和作用。

另外，目前我国在实施农业和农村环境保护建设项目上，还存在着资金分散、重复建设和“自上而下”的决策等现象。例如，面源污染的治理资金分散到农业、水利、环保等部门，导致一个需要环环相扣才可能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变成各部门步调不一致的局部行动，自然效果不佳；由于采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在政治目标最大化的激励下，对于能增加政绩的公共服务，呈现出一种较高的供给热情。而人居环境基础设施这样没有进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的公共服务，即便农民已经有了需求，也很难提到地方政府的操作层面上来。

3、扶持措施不力，导致农村污染治理的市场化机制难以建立。

我国对城市和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如排污费返

还使用，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时征地低价或无偿、运行中免税免排污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还可以申请用财政资金对贷款贴息等。而对农村各类环境污染治理，却没有类似政策。由于农村污染治理的资金本来就匮乏，建立收费机制困难，又缺少扶持政策，导致农村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市场机制难以建立。

4、治理模式不适，导致农村污染治理效率不高。

农村的三类环境污染，套用解决城市污染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污染的主要手段——末端治理——都存在技术、经济障碍。除了面源污染难以收集污染物外，其它类污染用末端治理常会出现既治不起，也治不净的情况：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污染治理由于其污染排放的集中性、污染物相对的单一性和企业经营相对的大规模等特点，末端治理方法在多数情况下是适用的甚至惟一的。而农村的生活污染、乡镇企业污染以及集约化畜禽养殖场污染，采用末端治理则会因为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的最小经济规模限制以及高折旧率限制而不可行。

农村的三类环境污染问题

农村环境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支持者一直是城市污染的消纳方。近年来，我国在城市环境日益改善的同时，农村污染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在工业化、城镇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尤为突出。各种污染不仅威胁到了数亿农村人口的健康，甚至通过水、大气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渠道最终影响到城市人口。本文重点分析东部发达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典型污染问题并提出未来在全国层面上的对策。

——编者

1、现代化农业生产造成的各类污染。

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的开发已接近极限，化肥、农药的施用成为提高土地产出水平的重要途径，加之化肥、农药使用量大的蔬菜生产发展迅猛，使得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使用化肥、农药数量最大的国家。

化肥年使用量4637万吨，按播种面积计算，化肥使用量达40t/km2，远远超过发

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土壤和水体造成危害而设置的22.5t/km2的安全上限。而且，在化肥施用中还存在各种肥之间结构不合理等现象。化肥利用率低、流失率高，不仅导致农田土壤污染，还通过农田径流造成了对水体的有机污染、富营养化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目前，东部已有许多地区面源污染占污染负荷比例超过工业污染。农药年使用量约130万吨，只有约1/3能被作物吸收利用，大部分进入了水体、土壤及农产品中，使全国9.3万km2耕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并直接威胁到人群健康。2002年对16个省会城市蔬菜批发市场的监测表明,农药总检出率为20%～60%,总超标率为20%～45%，远远超出发达国家的相应检出率。这两类污染在很多地区还直接破坏农业伴随型生态系统，对鱼类、两栖类、水禽、兽类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威胁。化肥和农药已经使我国东部地区的水环境污染从常规的点源污染物转向面源与点源结合的复合污染。

由于大棚农业的普及，地膜污染也在加剧。近20年来，我国的地膜用量和覆盖面积已居世界首位。2003年地膜用量超过60万吨，在发达地区尤甚。据浙江省环保局的调查，被调查区地膜平均残留量为3.78t/km2，造成减产损失达到产值的1/5左右。２、由于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滞后产生的生活污染。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生活污染物因为基础设施和管制的缺失一般直接排入周边环境中，造成严重的“脏乱差”现象：每年产生的约为1.２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几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产生的超过2500万吨的农村生活污水几乎全部直排，使农村聚居点周围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较快的地区，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落后于经济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现象并没有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改善，其对人群健康的威胁在与日俱增。

３、乡镇企业布局不当、治理不够产生的工业污染。

受乡村自然经济的深刻影响，农村工业化实际上是一种以低技术含量的粗放经营为特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反积聚效应的工业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仅造成污染治理困难，还导致污染危害直接。目前，我国乡镇企业废水COD和固体废物等主

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50%以上，而且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污染物处理率也显著低于工业污染物平均处理率。

近些年来，在人口密集地区尤其发达地区，集约化畜禽养殖蓬勃发展。这些地区可资利用的环境容量小（没有足够的耕地消纳畜禽粪便，生产地点离人的聚居点近或者处于同一个水资源循环体系中），加之其规模和布局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没有注意避开人口聚居区和生态功能区，造成畜禽粪便还田的比例低、危害直接。同时，在污染排放强度上并不低于工业企业的集约化养殖场，其污染危害更加严重：不仅会带来地表水的有机污染和富营养化污染以及大气的恶臭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畜禽粪便中所含病原体也对人群健康造成了极大威胁。

此外，由于污水灌溉、堆置固体废弃物、承受了大量工业污染的转移，农村土壤的重金属污染已经延伸到了食品污染。我国污灌面积由1978年的约4000km2增加到2003年的30000km2，约占全国总灌溉面积的10%。全国因固体废弃物堆存被占用或毁损的农田为1300km2。

由于我国农村污染治理体系尚未建立，环境污染不仅将迅速“小污”变“大污”，而且已经“小污”成“大害”，给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中国农村有３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其中超过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导致的饮用水源水质不达标；中国农村人口中与环境污染密切相关的恶性肿瘤死亡率逐步上升，从1988年的0.0952‰上升到2000年的0.1126‰。对于基本排除在医疗保障制度之外的农民，这是极大的威胁。

第四篇：中国农村环境污染调查报告

中国农村环境污染调查报告

中国村落境况混浊观察

作者：王志强-

村落境况混浊题目的四条成因

1、现在的境况治理体系及农技推广体系难以应对混浊题目。

我国的村落当代化历程有两个昭着的特点：一是产业优先增长和依托产业确当代化农业快速成长，二是住民在空间漫衍上敏捷集结。

这使村落的财富布局从自然和睦型转酿成自然危害型，村落原有的具有强盛境况自净本领的自然循环被毁坏，本来可以自然消纳的生存混浊物因超过境况自净本领成害。

不但这样，村落的百般境况混浊也出现出与都会混浊迥异的特点。农业生产导致的面源混浊具有排放主体疏散、隐藏，排污随机、不确定、不易监测。这使得劈面源混浊的治理存在本钱过高，因此存在着只能对受害地监测，很难监控排污源的近况。

我国的境况治理体系是成立在都会和重要点源混浊防治上的，对村落混浊及其特点重视不敷，加之村落境况治理体系的成长滞后于村落当代化历程，导致其在管理村落境况题目上不但气力单薄并且实用性不强。

现在，我国的村落境况治理体系出现以下特点：境况立法缺位、村落境况治理机构贫乏、境况保卫职责权限分裂并与混浊的性子不配合、根本没有形成境况监测和统计职业体系。我国现在的诸多境况规矩，如《境况保卫法》、《水混浊防治法》等，对村落境况治理和混浊治理的具体困难思考不敷。比方，现在对混浊物排放执行的总量控制制度只对点源混浊的控制有用，对管理面源混浊题目的意义不大；对诸多小型企业的混浊监控，也由于本钱过高而难以实现。而未成立农业和村落自然资源核算制度。资源家底不清，对自然这样的使用动态缺乏真实的懂得，不及不是我国生态境况趋于恶化的一个根本因为。

别的，农业技能的选择缺乏境况政策制约机制，农业技能推广体系实在失效：20世纪80岁月中期开始的农业技能任事体系革新因而削减农技推广经费和激励自我创收为特点的。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财务拨款，农技推广体系不得不从事与业务无关的规划运动以获取收入，包罗卖化肥和农药等。由于鼓励不相容，导致一些推广职员对指导农人升高农药和化肥操纵效果缺乏主动性，以致化肥、农药不公道施用境况不断在加重。

2、财务渠道的资金来历不敷，导致混浊治理不力。

城乡分治战略使都会和村落间存在着紧要的不屈正表象。具体到环保范畴，主要指城乡地域在获取资源、益处与承当环保责任上紧要不当洽。长久以来，中国混浊防治投资实在全部投到产和都会。都业会境况混浊向村落扩散，而村落从财务渠道却实在得不到混浊治理和境况治理本领建筑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

由于村落地皮等资有用的经济方法，对农业生产中社会利润大于私家利润的局部赐与必定赔偿，对社源产权干系不清楚，致使村落的境况资源具有必定的“大众属性”，造成实在没有会本钱大于私家本钱的局部收取必定用度，现实上激励了村落住民采纳劫掠式生产方法。2003年后执行的新的排污费制度在集结操纵上仍然没有思考村落混浊的治理。

由于境况保卫尤其村落境况保卫自己是一项大众奇迹，属于责任主体难以鉴识或责任主体太多、公益性很强、没有投资回报或投资回报率较小的范畴，对社会资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务必发挥主导投资作用。即使国际上各类市场化的实践很活泼，但没有哪个国度的政府不发挥主导投资责任和作用。

别的，现在我国在履行农业和村落境况保卫建筑项目上，还存在着资金疏散、重复建筑和“自上而下”的决定等表象。比方，面源混浊的治理资金疏散到农业、水利、环保等部分，导致一个必要环环相扣才或许行之有用的治理方案酿成各部分程序纷歧律的局部动作，自然成效欠安；由于采纳“自上而下”的决定机制，在政治目的最大化的鼓励下，看待能增加政绩的大众任事，出现出一种较高的提供热情。而人居境况基本步骤这样没有进来父母官员政绩审核体系的大众任事，即便农人已经有了需求，也很难提到地方政府的操纵层面上来。

3、扶助方法不力，导致村落混浊治理的市场化机制难以成立。

我国对都会和范围以上的产业企业混浊治理，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如排污费返还操纵，都会浑水治理厂建筑时征地低价或无偿、运行中免税免排污费，范围以上产业企业混浊治理步骤建筑还可以申请用财务资金对贷款贴息等。而对村落百般境况混浊治理，却没有近似政策。由于村落混浊治理的资金历来就贫乏，成立收费机制困难，又缺少扶助政策，导致村落混浊治理基本步骤建筑和运营的市场机制难以成立。

4、治理模式不适，导致村落混浊治理效果不高。

村落的三类境况混浊，套用管理都会混浊和范围以上产业企业混浊的主要方法——末尾治理——都存在技能、经济障碍。除了面源混浊难以搜集混浊物外，另外类混浊用末尾治理常会出现既治不起，也治不净的境况：范围以上产业企业的混浊治原由于其混浊排放的集结性、混浊物相对的简单性和企业规划相对的大范围等特点，末尾治理要领在多数境况下是实用的乃至惟一的。而村落的生存混浊、州里企业混浊以及集约化畜禽养殖场混浊，采纳末尾治理则会由于混浊治理步骤建筑和运行的最小经济范围局限以及高折旧率局限而不行行。

村落的三类境况混浊题目

村落境况作为都会生态体系的支持者不断是都会混浊的消纳方。比年来，我国在都会境况日益改进的同时，村落混浊题目却越来越紧要，在产业化、城镇化水平较高的东部发达地域的村落尤为突出。各类混浊不但要挟到了数亿村落生齿的康健，乃至经过水、大气混浊和食品混浊等渠道最终影响到都会生齿。本文重点剖析东部发达地域当代化历程中的榜样混浊题目并提议将来在寰宇层面上的对策。

——编者

1、当代化农业生产造成的百般混浊。

我国人多地少，地皮资源的开垦已靠近极限，化肥、农药的施用成为升高地皮产出程度的重要途径，加之化肥、农药操纵量大的蔬菜生产成长迅猛，使得我国已成为寰宇上操纵化肥、农药数目最大的国度。

化肥年操纵量4637万吨，按播种面积谋略，化肥操纵量达40t/km2，远远超出发达国度为防备化肥对泥土和水体造成危害而配置的22.5t/km2的安好上限。并且，在化肥施用中还存在各类肥之间布局不公道等表象。化肥使用率低、流失率高，不但导致农田泥土混浊，还经过农田径流造成了对水体的有机混浊、富营养化混浊乃至地下水混浊和氛围混浊。现在，东部已有很多地域面源混浊占混浊负荷比例超出产业混浊。

农药年操纵量约130万吨，只有约1/3能被作物汲取使用，大局部进来了水体、泥土及农产物中，使寰宇9.3万km2耕地遭受了差别水平的混浊，并直接要挟到人群康健。2002年对16个省城都会蔬菜批发市场的监测证明,农药总检出率为20%～60%,总超标率为20%～45%，远远超过发达国度的相应检出率。这两类混浊在许多地域还直接毁坏农业陪同型生态体系，对鱼类、两栖类、水禽、兽类的生存造成庞大的要挟。化肥和农药已经使我国东部地域的水境况混浊从通例的点源混浊物转向面源与点源连合的复合混浊。

由于大棚农业的广泛，地膜混浊也在加重。近20年来，我国的地膜用量和遮盖面积已居寰宇首位。2003年地膜用量超出60万吨，在发达地域尤甚。据浙江省环保局的观察，被观察区地膜均匀残留量为3.78t/km2，造成减产亏损到达产值的1/5左右。

２、由于小城镇和村落聚居点的基本步骤建筑和境况治理滞后发生的生存混浊。

小城镇和村落聚居点的生存混浊物由于基本步骤和管束的缺失平常直

接排入周疆域况中，造成紧要的“脏乱差”表象：每年发生的约为1.２亿吨的村落生存废物实在全部露天堆放；每年发生的超出2500万吨的村落生存浑水实在全部直排，使村落聚居点周围的境况质量紧要恶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村落当代化历程较快的地域，这种基本步骤建筑和境况治理落伍于经济和城镇化成长程度的表象并没有随着经济程度的升高而改进中国村落境况混浊观察

来历：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6-03-01 09:44:00 ] 作者：苏杨 编辑：studa9ngns

３、州里企业结构欠妥、治理不敷发生的产业混浊。

受农村自然经济的深刻影响，村落产业化现实上是一种以低技能含量的粗放规划为特性、以捐躯境况为价钱的反积蓄效应的产业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但造成混浊治理困难，还导致混浊危害直接。现在，我国州里企业废水COD和固体废物等主要混浊物排放量已占产业混浊物排放总量的50%以上，并且州里企业结构不公道，混浊物治理率也明显低于产业混浊物均匀治理率。

近些年来，在生齿繁茂地域尤其发达地域，集约化畜禽养殖繁盛成长。这些地域可资使用的境况容量小（没有足够的耕地消纳畜禽粪便，生产处所离人的聚居点近大概处于统一个水资源循环体系中），加之其范围和结构没有得到有用控制，没有注意避让生齿聚居区和生态效力区，造成畜禽粪便还田的比例低、危害直接。同时，在混浊排放强度上并不低于产业企业的集约化养殖场，其混浊危害特别加倍紧要：不但会带来地表水的有机混浊和富营养化混浊以及大气的腐臭混浊乃至地下水混浊，畜禽粪便中所含病原体也对人群康健造成了极大略挟。

别的，由于浑水灌溉、堆置固体废弃物、秉承了大量产业混浊的转移，村落泥土的重金属混浊已经延伸到了食品混浊。我国污灌面积由1978年的约4000km2增加到2003年的30000km2，约占寰宇总灌溉面积的10%。寰宇因固体废弃物堆存被占用或毁损的农田为1300km2。

由于我国村落混浊治理体系尚未成立，境况混浊不但将敏捷“小污”变“大污”，并且已经“小污”成“大害”，给作为弱势财富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人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中国村落有３亿多人喝不上清洁的水，此中超出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导致的饮用水源水质不达标；中国村落生齿中与境况混浊亲密关连的恶性肿瘤升天率逐步上升，从1988年的0.0952‰上升到2000年的0.1126‰。看待根本清除在医疗保险制度之外的农人，这是极大的要挟。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

第五篇：中国农村环境污染调1

中国农村环境调查报告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四条成因

1、目前的环境管理体系及农技推广体系难以应对污染问题。

我国的农村现代化进程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二是居民在空间分布上迅速集中。

这使农村的产业结构从自然和谐型转变成自然危害型，农村原有的具有强大环境自净能力的自然循环被破坏，原本可以自然消纳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环境自净能力成害。

不仅如此，农村的各类环境污染也呈现出与城市污染迥异的特点。农业生产导致的面源污染具有排放主体分散、隐蔽，排污随机、不确定、不易监测。这使得对面源污染的管理存在成本过高，因此存在着只能对受害地监测，很难监控排污源的现状。

我国的环境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防治上的，对农村污染及其特点重视不够，加之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导致其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上不仅力量薄弱而且适用性不强。

目前，我国的农村环境管理体系呈现以下特点：环境立法缺位、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并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基本没有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我国目前的诸多环境法规，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对农村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体困难考虑不够。例如，目前对污染物排放实行的总量控制制度只对点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对解决面源污染问题的意义不大；对诸多小型企业的污染监控，也由于成本过高而难以实现。而未建立农业和农村自然资源核算制度。资源家底不清，对自然这样的利用动态缺乏真实的了解，不能不是我国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的一个基本原因。另外，农业技术的选择缺乏环境政策制约机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几乎失效：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改革是以减少农技推广经费和鼓励自我创收为特点的。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财政拨款，农技推广系统不得不从事与业务无关的经营活动以获取收入，包括卖化肥和农药等。由于激励不相容，导致一些推广人员对指导农民提高农药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积极性，以致化肥、农药不合理施用情况一直在加剧。

2、财政渠道的资金来源不够，导致污染治理不力。

城乡分治战略使城市和农村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具体到环保领域，主要指城乡地区在获取资源、利益与承担环保责任上严重不协调。长期以来，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而农村从财政渠道却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

由于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致使农村的环境资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造成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对农业生产中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给予一定补偿，对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费用，实际上鼓励了农村居民采用掠夺式生产方式。2003年后执行的新的排污费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没有考虑农村污染的治理。

由于环境保护尤其农村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属于责任主体难以判别或责任主体太多、公益性很强、没有投资回报或投资回报率较小的领域，1

对社会资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须发挥主导投资作用。尽管国际上各种市场化的实践很活跃，但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不发挥主导投资责任和作用。

另外，目前我国在实施农业和农村环境保护建设项目上，还存在着资金分散、重复建设和“自上而下”的决策等现象。例如，面源污染的治理资金分散到农业、水利、环保等部门，导致一个需要环环相扣才可能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变成各部门步调不一致的局部行动，自然效果不佳；由于采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在政治目标最大化的激励下，对于能增加政绩的公共服务，呈现出一种较高的供给热情。而人居环境基础设施这样没有进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的公共服务，即便农民已经有了需求，也很难提到地方政府的操作层面上来。

3、扶持措施不力，导致农村污染治理的市场化机制难以建立。

我国对城市和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如排污费返还使用，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时征地低价或无偿、运行中免税免排污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还可以申请用财政资金对贷款贴息等。而对农村各类环境污染治理，却没有类似政策。由于农村污染治理的资金本来就匮乏，建立收费机制困难，又缺少扶持政策，导致农村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市场机制难以建立。

4、治理模式不适，导致农村污染治理效率不高。

农村的三类环境污染，套用解决城市污染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污染的主要手段——末端治理——都存在技术、经济障碍。除了面源污染难以收集污染物外，其它类污染用末端治理常会出现既治不起，也治不净的情况：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污染治理由于其污染排放的集中性、污染物相对的单一性和企业经营相对的大规模等特点，末端治理方法在多数情况下是适用的甚至惟一的。而农村的生活污染、乡镇企业污染以及集约化畜禽养殖场污染，采用末端治理则会因为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的最小经济规模限制以及高折旧率限制而不可行。农村的三类环境污染问题

农村环境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支持者一直是城市污染的消纳方。近年来，我国在城市环境日益改善的同时，农村污染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在工业化、城镇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尤为突出。各种污染不仅威胁到了数亿农村人口的健康，甚至通过水、大气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渠道最终影响到城市人口。东部发达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典型污染问题并提出未来在全国层面上的对策。

1、现代化农业生产造成的各类污染。

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的开发已接近极限，化肥、农药的施用成为提高土地产出水平的重要途径，加之化肥、农药使用量大的蔬菜生产发展迅猛，使得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使用化肥、农药数量最大的国家。

化肥年使用量较大，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土壤和水体造成危害而设置了安全上限。而且，在化肥施用中还存在各种肥之间结构不合理等现象。化肥利用率低、流失率高，不仅导致农田土壤污染，还通过农田径流造成了对水体的有机污染、富营养化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目前，东部已有许多地区面源污染占污染负荷比例超过工业污染。

农药年使用量也较大，且能被作物吸收利用的很少，大部分进入了水体、土壤及农产品中，使全国许多耕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并直接威胁到人群健康。这两类污染在很多地区还直接破坏农业伴随型生态系统，对鱼类、两栖类、水禽、兽类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威胁。化肥和农药已经使我国东部地区的水环境污染从常规的点源污染物转向面源与点源结合的复合污染。

由于大棚农业的普及，地膜污染也在加剧。近20年来，我国的地膜用量和覆盖面积已居世界首位。

２、由于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滞后产生的生活污染。

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生活污染物因为基础设施和管制的缺失一般直接排入周边环境中，造成严重的“脏、乱、差”的现象。每年产生的农村生活垃圾几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产生的超过千万吨的农村生活污水几乎全部直排，使农村聚居点周围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较快的地区，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落后于经济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现象并没有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改善，其对人群健康的威胁在与日俱增。

３、乡镇企业布局不当、治理不够产生的工业污染。

受乡村自然经济的深刻影响，农村工业化实际上是一种以低技术含量的粗放经营为特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反积聚效应的工业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仅造成污染治理困难，还导致污染危害直接。

近些年来，在人口密集地区尤其发达地区，集约化畜禽养殖蓬勃发展。这些地区可资利用的环境容量小，没有足够的耕地消纳畜禽粪便，生产地点离人的聚居点近或者处于同一个水资源循环体系中，加之其规模和布局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没有注意避开人口聚居区和生态功能区，造成畜禽粪便还田的比例低、危害直接。同时，在污染排放强度上并不低于工业企业的集约化养殖场，其污染危害更加严重：不仅会带来地表水的有机污染和富营养化污染以及大气的恶臭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畜禽粪便中所含病原体也对人群健康造成了极大威胁。

此外，由于污水灌溉、堆置固体废弃物、承受了大量工业污染的转移，农村土壤的重金属污染已经延伸到了食品污染。全国因固体废弃物堆存被占用或毁损的农田非常严重。

由于我国农村污染治理体系尚未建立，环境污染不仅将迅速“小污”变“大污”，而且已经“小污”成“大害”，给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中国农村有３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其中超过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导致的饮用水源水质不达标；中国农村人口中与环境污染密切相关的恶性肿瘤死亡率逐步上升，对于基本排除在医疗保障制度之外的农民，这是极大的威胁。

在这次调查中，我感受到家乡的种种变化，也感受到家乡的人对环境问题的关心，同时也发现了许多危机，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的严重性有待慎重考虑。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