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李光耀讲话稿

环球网11月30日消息，新加坡前内阁资政李光耀发表新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披露了李登辉当年自比“摩西”（纪元前13世纪的犹太人先知）、以及导致后来两岸和新加坡合作设立船运公司失败的旧事。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书中提到，1994年4月李登辉接受日本小说家司马辽太郎访问时，自比为“摩西”，要“率领人民出埃及到应许之地”。大陆方面对此非常不满，导致两岸和新加坡合设船运公司的提案因此破局。

李登辉谈“摩西”，最早可能要追溯到1993年的年初，他在接见“立委”时就触及“摩西”的话题，虽引起了一些注意，但并未形成波澜，然而到了一年多后的1994年3月，他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福田辉一)对谈，再次提及“出埃及记”时，就引发了各界高度关注，包括大陆对此的痛击。

这次谈话中，李登辉还提出了“身为台湾人的悲哀”、“国民党是外来政权”的说法，而引述《旧约圣经》出埃及记摩西带领子民出埃及的故事，用以形容“台湾应该进行的政治追寻”。

李登辉当时跟司马辽太郎说，“我曾和内人商量过，在和您谈话时，什么话题比较好呢？她说《台湾人与生俱来的悲哀！》于是夫妇二人就谈到了旧约圣经上的‘出埃及记’。”司马辽太郎回应：“出生地，是由上帝所决定的咧！我想今天就和‘总统’来谈谈生长处所的痛苦„„虽然说是汉民族，但台湾总归是台湾人的‘国家’”。

李登辉回说：“台湾如果独立，(中共)必将攻打过来。”李登辉还在这次谈话中说，“以前，掌握着台湾权力的，全都是外来政权。最近，我可以满不在乎地说：即使是国民党，也是外来政权噢！只是为了统治台湾人而来的党！必须把他改成台湾人的国民党。”

这番言论在当时喧腾一时，并且大陆也注意到了，并在当年的《人民日报》与香港《文汇报》都有所指责(当时两岸关系尚属良好，前一年才举行了“汪辜会谈”)，《文汇报》以警惕李登辉的“台独”言行为题发表社论。而《人民日报》则进行罕见的激烈抨击，指责他背叛了“一个中国”的想法。

另外，对于学华语，李光耀表示，如果他不会中文，当年就无法和蒋经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台湾也不会代训新加坡的军队。李光耀还说，能与中国大陆之间营造某种融洽关系，主要是早期中国对美国及西方世界还缺乏足够了解，但现在不再需要新加坡当中间人了。

第二篇：如何评价李光耀？

几天前谣传他去世的时候，就有人邀请我答题，我没有说话。毕竟“盖棺论定”是对一个人的尊重。

现在李光耀去世了，维基百科页面被挤爆。各大媒体纷纷发文评论。

我也写点东西。

李光耀这个人，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你都得承认他是一个少见的明白人。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他都明确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以及如何得到它。到治国的时候，他也非常明白新加坡需要的是什么，以及如何得到它。

李光耀祖上是客家人，生活方式却已经西化。小时候家里想让他上华文学校，他去了一段时间，嫌老师水平太低，执意要去英文学校。

高中时遇上日本侵略。日本人没来之前，亚洲殖民地对日本还是很自豪的，认为这是打破西方优越神话的象征。日本人来了之后，亚洲殖民地人民无比怀念英国。

日军撤走后，李光耀去英国念书。去伦敦一开始接触的是拉斯基的社会主义理论，接触过费边主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著作。按照李光耀自己的回忆，他从拉斯基那里学到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外“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从费边主义那里汲取了殖民地争取独立和经济平等的重要性，从毛那里学到了政治斗争的技巧。也在这个时期，他对列宁式共产主义的憎恶扎下了根。这个人读书是真正“拿来主义”的，他觉得什么值得吸收借鉴，就主动去读什么。真正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剑桥毕业后，李光耀回到新加坡，当选议员。59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63年，新加坡与马来亚一道以马来西亚联邦的形式独立。

李光耀当时的设想是要留在马来亚联邦，成为大马来西亚的一部分。为达到这个目的，他曾对与他一道谋求新加坡独立的共产党开刀，动用各种强硬手段压制共产党。马来亚对他的反共政策是认可的，但是马来族害怕华人影响他们的主导地位，64年新加坡接连爆发种族冲突，65年马来西亚踢开新加坡，新加坡被迫独立。当时李光耀在电视上一度失态，记者会中止20分钟。

当时的新加坡就是一片渔村，第三世界水平，国内还有华人、马来人、各种来自英国和荷兰殖民地的移民，国际上与印尼关系不好，马来人还要抢回他们贸易中转地的位臵。所有人都不看好这个没有希望的国家。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李光耀开始超神。

李光耀的第一个举措，是练兵。

被踢出马来西亚4个月后，马来西亚驻新加坡步兵旅的准将来见李光耀，以保卫他安全的名义坚持要护送李光耀去国会开会。一国元首被另一国警卫队护送去开会，用屁股想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李光耀当时什么也没说，默默同意了。同年，新加坡秘密向印度、埃及、以色列求助他们帮助训练军队。前两个国家拒绝，以色列答应了。

也是在这一年，新加坡开始组织人民卫国军。李光耀的想法是用十年时间达到像以色列那样，虽然不要全民皆兵，但至少要有一批能够迅速动员成为战斗力的人民。

以前我曾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谈起，抛开意识形态偏见，单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讲，以色列和朝鲜的策略其实是类似的。它们都是地缘政治争端夹缝中的小国，都要强调共同体的团结一致、纪律严明，都要依靠反撬大国博弈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形势使然，没有办法。新加坡也不例外。

当然，金家在治理内政方面，基本是纯粹的垃圾。

在没有稳定国际环境的前提下，小国要想成功地生存，必须走集体主义、纪律严明、准军事化的道路，这是那些批评新加坡缺乏自由的西方媒体根本无法理解的。

李光耀有多硬？68年处死在新加坡引发爆炸事件的印尼突击队员，当年印尼就在新加坡旁边海面上搞军事演习。69年新加坡华人和马来人爆发激烈冲突，李光耀有先见之明从以色列进口了坦克和装甲车，开上街震慑暴徒——当时新加坡还很穷，没有钱，但马来西亚还没有坦克，被李光耀的坦克震慑了，所以没有敢在族群冲突中支持马来人。

这一切都是发生在新加坡经济腾飞之前的。新加坡一直实行全民服役，该你服役了，你不去公司工作，老板受损失，这些在大家眼里，都理所当然。

这是一个紧密团结的共同体。

我们的生存原则很简单，只有一个：新加坡必须比本区域其它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李光耀

李光耀的第二个举措，是发疯一样地招商。

现在大家只看得见新加坡的辉煌，看不见在此之前李光耀为了招商愁白了头。

新加坡一开始尝试过开造纸厂、陶瓷厂、造船厂，甚至还有鱼钩厂，全部失败。

67年李光耀访问马耳他，看见码头工人因为苏伊士运河关闭没工作，领着全薪打球，大为惊讶，一问，英国人因为该地的战略意义，给予全面支持。

李光耀当即决定，新加坡绝对不能走这样的依附道路。68年，英军开始撤离新加坡，到71年撤完，新加坡因此损失大笔好处费，李光耀眉头都没眨一下。

67-68年，李光耀多次亲自去美国招商。凭着优秀的口才和准确的判断力，一些美国商人被他吸引了。

当时的经济学受左翼思潮影响，批判发达国家对殖民地的剥削。但李光耀的观点是，反正新加坡没什么自然资源好剥削的，你无非是看着我们的人勤劳。我们的人本来就勤劳，有工作不是很好？难道所有人都一样懒，才叫不受剥削？

为了招商，李光耀提出第二个举措，那就是动用群众组织，把新加坡打造成一个在公共安全、个人安全、教育、服务方面能跟第一世界相比的国家，为投资者服务。

中国共产党如果能够利用这个办法，消灭所有的苍蝇和麻雀，我们没有理由不能协助人民改掉第三世界国家的习性。——李光耀他不是反共吗？你看看他怎么从共产党身上学习长处！

人民行动党虽然是一党独大，但快到大选的时候，党干部/候选人老老实实拉一张桌子去小区听选民意见，听选民说你去年哪里做得不好哪里要改善。这个一党制跟群众紧密联系的程度，根本不是某些党能比的。

新加坡为了把自己建成城市花园，连口香糖都会禁止。

当时恰好赶上大陆搞文革，很多人认为台湾、香港离大陆太近。李光耀把新加坡搞成全心全意为投资者服务的天堂后，吸引了一大批美资企业。到裕廊工业园区设立，新加坡就此开始走上腾飞道路。

李光耀的第三个举措，是把新加坡打造成金融中心

当时新加坡有一位经济顾问温斯敏，对新加坡助力良多。有一个关于他的故事广泛流传：他去见美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副总裁，说新加坡要打造金融中心。对方说，好，你过来。然后给他看地球仪：整个金融世界的活动，最早是苏黎世。苏黎世上午9点开市，然后是法兰克福，然后是伦敦。下午苏黎世先闭市，然后法兰克福，然后伦敦闭市，纽约就开市了。纽约完了之后是旧金山，等旧金山闭市了，全世界金融活动就睡觉了。而如果你新加坡做起来，全世界金融市场就会第一次全天候运作。

然后李光耀决定，做。

开始做之后，李光耀的原则就是，不向大国压迫新加坡货币汇率的要求低头，不向大公司的裙带关系要求。还是上文中那个副总裁，有一次为了国际信用商业银行跟李光耀求情，李光耀坚决没答应。91年，该银行因信用不佳停止一切业务。

李光耀对谁都不卑不亢。形势逼人的时候，他可以默默忍受，但从不低头屈服。

新加坡是个小国，周围所有国家都会下意识用大国心态来看他。不管李光耀怎么成功，他都改变不了新加坡不可能成为大国的事实。

想象一下今天的马云走在路上，来一个市长还能对他颐指气使的情况，你觉得他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李光耀就是这么过来的。

跟马来西亚的恩怨就不说了。

苏加诺访问新加坡的时候，指着新加坡的楼说，印尼人的钱都花在你们这盖楼了。

李光耀什么话也没说，一直看着苏加诺后来被推翻。

菲律宾政要曾经就阿基诺被刺之后的局势征询过李光耀的意见。李光耀委婉指出菲律宾不适合采纳美国式的分权制度，菲律宾没有听。

呵呵。李光耀跟中国的缘分很有意思。

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在东南亚的政治地位一下子变得很高大，毕竟是跟美国正面干过。李光耀在国内推行的许多举措，比如推广英文教学，比如关闭传统华人为主的南洋大学，比如反对共产党向该处渗透革命，其实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70年代的时候，周恩来曾托人带话给李光耀，奇怪他一个华人为啥这么害怕中国入侵新加坡。李光耀回复，他根本不担心中国侵犯新加坡，因为这样对中国一点好处都没有。他讨厌的是中国不断告诉其它东南亚国家应该搞共产主义革命。

76年，李光耀来北京见过毛泽东。毛对他来说，是一个巨人，他的国家一直都在这个巨人的影子里。而他对毛来说，什么都不是。

但李光耀看到的是这个巨人垂垂老矣，口齿不清，说话需要张玉凤递纸条。

李光耀坐车经过长安街的时候，大概暗暗比较了这里低矮的平房和灰蒙蒙的天空，与新加坡的城市花园。然后他坚信，尽管巨人依然横亘在他面前，但他自己才是对的。

李光耀跟邓小平之间的关系也很有意思。他第一次是在人民大会堂见邓小平，对大会堂里的痰盂印象极为深刻。新加坡全国公共场合都没有痰盂，78年邓访问的时候，李光耀专门让人准备了痰盂，但是邓没用。后来人民大会堂也不设痰盂了。李光耀专门在回忆录里记了这一笔。

插一句，1982年的时候邓小平跟撒切尔会谈，吐痰吐得把撒切尔看愣了。联想到78年邓到新加坡没用过痰盂，看来吐痰也是他的外交武器。

李光耀跟邓交谈的时候，曾经当面对邓说，中国不应该再输出革命。他没想到，邓接下来问他，我该怎么做？

李光耀愣了一下，然后说，停止对印尼和马共的电台广播，停止对游击队的支持。

邓小平照做。马共总书记陈平彻底丢掉了在湖南的电台主播这个工作。

78年越南入侵红色高棉政权，现在还有人拿这个黑TG。但当时东南亚国家，比如像泰国这样的，人心惶惶。李光耀当时就致电泰国首相克良萨，绝对不要接受越南人开出泰国保持中立的条件。同年见到邓小平的时候，李光耀告诉邓，克良萨决心把泰国生死托付给中国，只看中国是否对越南举动不闻不问。

邓小平面色凝重。第二年，中越战争爆发。

李光耀在位时鞭打过美国人，美国官方说他是理解中国的最好桥梁。

李光耀一生坚决反共，***说他是值得尊敬的长者。

因为这个在最绝望的时刻领导一个国家摸爬滚打出来的人有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实用哲学，他用这套哲学不偏不倚地对待这个世界上的每一股力量，不会有隐瞒，不会有偏袒。他自信跟着这套实用哲学走，而不是跟着某些主义或意识形态走，才会成功，不管对谁都一样。

这个人尽管自我，但是公道，所以他说的话可靠。所以他的对手还是朋友，都会尊重他。

看看李光耀的奋斗史，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不是一个政治家的成功史，这是一个企业家的成功史。李光耀的故事基本上跟马云一样励志。

我认为这才是对李光耀的正确理解：他是用管理企业的方式管理国家。

李光耀74年的时候成立淡马锡控股公司，这家公司到13年投资组合价值大概1690亿美元，年盈利83亿美元，比腾讯高10亿美元。这家公司全面控股新加坡的银行、报业等机构，规模比东南亚其他地区华人银行资本加起来还要大。

这家公司的CEO是李光耀的儿媳妇何晶。

新加坡还有一家更神秘的公司，就叫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控制的资产超过3000亿美元，甚至还持有盛大12%的股份。

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就是李光耀。

这两家银行加起来，能够掌控新加坡绝大部分的不动产、金融、媒体行业。所以新加坡的事，李家人在饭桌上就能决定。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大资本为底气，新加坡才能成功地搞公积金制度和居者有其屋制度。新加坡人想要有房，基本都能有房。李光耀在评价新加坡福利制度时说，我们不搞施舍，不学欧洲那一套。新加坡不养懒汉。

当然了！如果你从企业高管的角度出发，你肯定不愿意雇懒汉！新加坡人在李光耀眼中，就是他的员工！所以他那么重视住房和教育，提倡新加坡人要早结婚多生孩子，这一切都是劳动力资本再生产！

我觉得看明白这一点，就能客观看待新加坡了。新加坡的问题跟不民主、不自由没有什么关系，而在于这个家族企业选的接班人可靠吗？家族企业未来的投资方向靠谱吗？少了第一代创业者，企业董事长的眼光会不会出问题？

在目前可以预判的将来，新加坡的国际优势，也就是马六甲海峡通道和金融中心地位尚难改变。跟香港不同，新加坡离大陆足够远，暂时不会受到上海崛起的挑战，但受到影响是难免的。李光耀不卑不亢的作风能使他赢得周围大国的尊重，但李显龙有没有这个本事，那就难说了。

至于国内，我对新加坡反对派的看法跟香港年轻人差不多。他们没有生于动荡因而不理解新加坡为什么要像军队一样纪律严明，他们不是英国人而做着英国梦，想要改变却不知道要变到哪里去。真正靠谱有为的年轻人，是关注新技术、新产业这些真正改变世界力量的人，而不是上街闹革命的人。新加坡的未来系于这样的年轻人有多少，以及威权政府是不是能像过去一样成功吸纳这些有为的年轻人。至于这条道路到底好不好，我不评价。

我只能说，在这个世界上，政治组织形式丰富多样的程度，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道路的好与坏，最终只能以是否能够可持续地保障其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为标准。

第三篇：李光耀中英文简介

Late founder remembered

李光耀：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Lee Kuan Yew, the founding father of Singapore and one of postwar Asia’s most revered and controversial politicians, passed away at 91 early in the morning on March 23, the Singaporean government announced.新加坡政府日前宣布，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于3月23日清晨逝世，享年91岁。他是二战后亚洲最受尊敬、也是最具争议的政治家之一。

Lee, a Cambridge-educated lawyer of Chinese descent, led Singapore from 1959 to 1990 and remained a member of parliament after leaving the office of prime minister.He resigned as “Minister Mentor” in 202_.His son, Lee Hsien Loong, is Singapore’s third and current prime minister.身为华裔的李光耀曾在剑桥大学学习法律，并获得律师资格。1959至1990年期间，他一直担任新加坡总理。1990年，李光耀辞去总理职务，但仍以议员身份留在国会；直至202_年，李光耀辞去“内阁资政”一职。其子李显龙是新加坡的现任总理，也是第三任总理。

“To many Singaporeans, and indeed others too, Lee Kuan Yew was Singapore,” Lee Hsien Loong said in a televised address to the nation’s 5.4 million people.President Xi Jinping praised Lee as an “old friend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said he was widely respec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a strategist and a statesman.在电视讲话中，李显龙对540万新加坡人民说道：“不论是在很多新加坡人眼中，还是在其它国家的人眼中，李光耀就是新加坡。”习近平主席曾称赞李光耀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并表示，他是一位广受国际社会尊重的战略家和政治家。Lee oversaw Singapore’s independence from Britain and separation from Malaysia.A New York Times article says that Lee saw himself in a never-ending struggle to overcome the nation’s lack of natural resources, a potentially hosti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a volatile ethnic mix of Chinese, Malays and Indians.李光耀见证了新加坡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而独立，也见证了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评论道，为了克服新加坡匮乏的自然资源、应对潜在的恶劣国际环境、稳定新加坡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动荡不安的民族关系，李光耀一直在不懈努力。

Lee cemented Singapore’s status as the most business-friendly location in the region by eliminating corruption and building a politically neutral jurisdiction based on the British legal system.A BBC obituary says: “His greatest achievement was to promote the concept of good governance in Southeast Asia, a region long plagued by corrupt, inefficient governments.”

通过消灭腐败，并以英国法律体系为基础建立政治中立的司法机构，李光耀巩固了新加坡在地区内“最友好商业环境”的地位。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其讣告中写到：“李光耀最大的贡献，就是在饱受政治腐败和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困扰的东南亚，推广了‘良政善治 ’的理念。”

Up the ladder 勇攀高峰

That helped propel Singapore from an economically adrift port city in the 1950s with a per-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f just $550 to an Asian financial powerhouse with a GDP per-capita of $55,000, says a Financial Times article, citing data from the World Bank.《金融时报》所援引的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二十世纪50年代时，新加坡还是一个经济落后的港口小城，人均GDP仅有550美元；在李光耀“良政善治”理念的指导下，现在的新加坡已经成为人均GDP55000美元的亚洲金融中心。Lee was famous for his “Singapore model”, sometimes criticized by the West as soft authoritarianism, including centralized power, clean government and economic liberalism.李光耀以其“新加坡模式”闻名于世。该模式包括中央集权、廉洁政府以及经济自由主义，但这种模式也一度被西方批评为“软权力主义”。

Lee was a master of “Asian values”, a concept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adopts a paternal role and the good of society took precedence over the rights of the inpidual.His strict rule was reflected in the clean, modern and affluent city that Singapore is today.With low taxes, good schools, low crime and investment-friendly laws, Singapore became a popular place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es to base their employees and operations focused on Southeast Asia and East Asia.李光耀同样精通 “亚洲价值观”。这一观念强调政府的“父亲角色”以及社会利益高于个人权利。他严明的治理铸就了今日整洁、现代、富足的新加坡。加之低税负、良好的教育、低犯罪率以及有利投资的法律法规，这些都让新加坡成为诸多跨国公司东亚或东南亚总部的首选之地。

A New York Times article says Singapore reflected Lee: efficient, unsentimental, incorrupt, inventive, forward-looking and pragmatic.《纽约时报》的另一篇文章则认为新加坡反映了李光耀个人的品质：高效、冷静、廉洁、富有创新精神、高瞻远瞩、脚踏实地。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Lee’s sharp intellect meant his advice was sought by US presidents from Lyndon B Johnson to Barack Obama, and by European leaders such as Helmut Schmidt, the former West German chancellor with whom he remained close, according to the Financial Times.据《金融时报》报道，在国际舞台上，李光耀智慧过人，包含林登•约翰逊和奥巴马在内的美国总统都曾向他请教。此外还有一些欧洲领导人，比如西德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曾与李光耀一直交往甚密。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to spot the potential of China under Deng Xiaoping, the former Chinese leader whose pro-market reforms unleashed the economic juggernaut that is now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on purchasing parity terms, says the Financial Times.《金融时报》还写到，李光耀也是最先看到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潜力的人之一。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释放了中国的经济活力。若以购买力平价来衡量，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 controversial video

[,kɔntrə'və:ʃəl]

adj.有争议的；有争论的

 Singaporean video

[,siŋɡə'pɔ:riən]

n.新加坡人adj.新加坡人的；新加坡的

 hostile ['hɔstail,-təl] video

adj.敌对的，敌方的；怀敌意的n.敌对

 volatile ['vɔlətail] video

adj.[化学] 挥发性的；不稳定的；爆炸性的；反覆无常的n.挥发物；有翅的动物

 ethnic ['eθnik] video

adj.种族的；人种的

第四篇：李光耀廉政建设艺术初探

李光耀廉政建设艺术初探

肖立国

【专题名称】国际政治 【专 题 号】D7

【复印期号】1998年08期

【原文出处】《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桂林)1998年02期第75～80页 【内容提要】 李光耀在新加坡廉政建设成功的秘密，主要在于他善于吸收东、西方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为新加坡的廉政建设巧妙地构筑了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政治文化，精心地设置了民主与精英相结合的基本政治制度，周密地制定了有利于新加坡廉政成功的切实可行的具体制度和措施。【关 键 词】李光耀/廉政措施/廉政建设艺术

李光耀自1959年担任新加坡总理开始，30多年来一直矢志于新加坡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30多年里，新加坡经济平均每年增长8.4%，至1995年按人均收入为2.23万美元，超过了英国和新西兰。更为难得的是，新加坡在经济腾飞的同时，避免了一般发展中国家所付出的惨重代价，不但没有出现腐败丛生的局面，相反政府始终保持高效、廉洁，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成功地预防贪污腐败现象发生的国家之一。

李在新加坡廉政建设方面是非常成功的，这一点举世公认。然而，李在新加坡廉政建设方面成功的秘密何在？至今为止学术界尚缺乏必要的系统的研究。本文拟对此作出探讨。

一

所谓廉政建设艺术，是指政治家通过对廉政规律的深刻体验和自如运用而表现出来的具有审美意义的廉政经验和廉政活动。

李光耀的廉政建设艺术，就宏观、深层次的意义而言，则是巧妙地实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和谐交融，精心地构筑了符合新加坡国情的现代政治文化，为新加坡的廉政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本文之所以把李光耀的廉政建设经验说成是艺术，首先就是因为李所构筑的新加坡式政治文化，确实能给人以美的感受。李的高明之处在于，不照搬东方的或西方的文化传统，而对东方、西方文化的吸收利用完全是适用性的。李并不赞成全面西方化，也从未提出全面的东方化。李善于根据新加坡的具体特性，在东、西方文化中找出最适合新加坡发展的具体部分，并加以适度的糅合或改造。具体地说，首先，李光耀选择了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思想的主要基础，这是考虑到了新加坡多元性的社会特征。其次，李并没有忘记新加坡社会76%以上是华人这一特殊国情，因而在他构筑新加坡政治文化的时候，也有选择地吸取了中国儒家传统政治文化精华。大体上，李注意在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组织及制度性廉政建设方面，以西方的一套为基础，再按照新加坡的特性作适当的改造，而在人的完善如人伦道德、社会和谐等人的自律性廉政建设方面，则倾向于东方文化传统。李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在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中建设一个面向现代化的民主法制国家，最终形成既包容了两种文化精华，又超越这两者的新加坡式政治文化。

但是，李光耀并不照搬西方文化的现成模式，如新加坡的议会制度并不照搬英国的两院制，而是采用一院制；政党竞争上并不照搬英国的两党制，而是实行一党独大制。同时，他也从没有单纯出于文化的原因或仅仅为了与西方人相区别，而盲目地、僵化地遵循孔子的教义。相反，他对儒家智慧的吸收完全是适用性的，有选择的。即使是一样的词语，到了新加坡后也赋予新的解释。如李光耀所提倡的“忠”，并不是要求新加坡人像孔子所主张的那样忠于君主或某个最高领导人，而是忠于国家，尽心尽意为国家服务，要具有国民意识，即对新加坡的归属和效忠意识、国家利益至上意识、集体精神。

李光耀在新加坡构筑的具有东、西方交融特色的政治文化，贯穿于李廉政建设艺术其他一切具体方面。

二

李光耀的廉政建设艺术，体现在中观层次即基本政治制度上，则是精心地设置并实现了议会民主、一党独大与精英政府三者之间的和谐统一。这为新加坡的廉政建设奠定了稳固的政治基础。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李坚持在新加坡实行议会民主、政党竞争等基本民主制度。

在思想信念上，李首先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李认为，每一个公民必须有权根据他自己的选择选出一个政府；新加坡独立后，基于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应继续存在，但必须根据新加坡的需要作适当的修改；对所有重大问题都要坚持民主和公开讨论并在议会里投票表决。因此，李执政后，坚持在新加坡实行议会民主、政党竞争等基本民主制度，始终把人民自由选举看作是对他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的一种定期的强有力的鞭策和监督。

由于新加坡在政党竞争上采用一党独大，而不是西方式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因而新加坡的民主制度一度被某些人所怀疑。其实这种怀疑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新加坡的一党独大，并不违背民主原则，它完全不同于一党专制。因为，在新加坡，第一，其他政治派别也有组织政党的自由；第二，各种政党可以参加竞选，执政党的地位是由人民选举决定的，而不是靠宪法垄断或其他形式垄断所决定的；第三，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有可能随着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变化而变化。在新加坡，有20多个政党合法存在，每次大选都有几个政党参与竞选。过去30多年中，新加坡共举行过8次大选，人民行动党每次都获胜，这只能说明人民行动党深得新加坡人民的拥护。正是这种坚持民主基础上的一党独大制，突出地表现了李光耀的高超领导艺术。

新加坡廉政建设成功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但适合本国国情的基本民主制度功不可没。这一点过去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同处东南亚地区，许多国家腐败成风，独有新加坡享有“清廉先生”美誉，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国家没有建立起适合本国国情的基本民主制度。因为民主的制约是防止政府腐败的最有力的制约。

（二）李坚持在新加坡实行精英治国主张。

李所说的精英，是指既有非凡智能，同时又有高尚道德的人。

李信仰民主，也信仰智力。他并不认为所有的人在智力上是相同的，也不认为所有的人在一切方面都应受平等对待，只有在法律面前、机会面前应人人平等。在李看来，有创造精神有才能的人，有资格比那些没有这样天赋的人得到较高的地位和较好的报酬。为此，他坚决反对那种认为让平凡人治国同样能治理好的论调。他强调，治理国家不能像在新加坡广播局拍戏那样，拍不好，重新来。“如果你叫一名普通的新加坡人治理我们的国家，内阁由普通的新加坡人组成，这就是我们的末日。”（注：新加坡《联合早报》社编：《李光耀40年政论选》，1993年11月第3版，第518页。）

在智能方面，李特别强调受教育的重要性。他所说的能力，首先是指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人。他指出：“的确，赫鲁晓夫从来没有进过大学，„„但是你们对于这些事，如果听之任之，那么你们是在把你们自己的生命和命运当儿戏”，“即使像赫鲁晓夫那样肆无忌惮的一个人，如果经过一个系统的培养过程，懂得了历史必须的和人类经验必须提供的所有基本准则，然后再接受领导权，那就会好得多。”（注：阿列克斯·乔西著：《李光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82页。）

李在强调智力的同时，也特别重视品德的重要性。他指出：“世界上为数惊人的有高度知识的人，对他们同胞的幸福，一点也没有贡献。有一种还无法确知的，或者更可以说是还不可能估量的质量，叫作‘品德’，加上了你的智力，或者知识，或者训练，那就会对领导有利。”（注：阿列克斯·乔西著：《李光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因此，李十分推崇中国古代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认为治国者首先必须是正人君子，“只有那些有能力、有献身精神，而又正直的君子，才有资格为新加坡人服务。”（注：新加坡《联合早报》，1988年8月19日。）

在品德上，李非常推崇中华传统美德，提倡把儒家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新加坡国民的行动准则。李尤其强调廉洁的重要性，认为政府廉洁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能否生存。

总之，李光耀认为的精英就是指那些德才兼优的人。他认为，新加坡政府尤其是高层领导应由这样的人来组成。

（三）李在新加坡实现了议会民主与精英政府的和谐统一。议会民主或精英治国，孤立地看都不是李在新加坡首创。前者来自近代西方，后者则更古老，孔子的圣人治国是最典型的代表。然而，民主与精英两者有机结合，和谐统一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当中，则是李在新加坡首创，属于李的政治艺术杰作。

中国古代虽提倡圣人治国，也确曾实行科举取仕。但却一直排斥民主，民主与精英不能共存。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产生靠世袭、靠血缘关系，不受人民的监督和制约。因而，国家机构里常常是昏君当道、奸臣横行、腐败丛生。因此，中国古代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精英政府，更无法保证政府廉洁。

近代西方，虽然建立起了所谓“民主制度”，但由于片面强调制度因素，忽视人的因素；片面强调“人人平等”，忽视人的差异存在。因而通过所谓选举产生的政府人员，往往是一味迎合民众心理，没有主见，没有原则，首鼠两端的庸碌政客，以至无才无德、品质低劣的人也充斥其间。因此，西方社会也无法保证政府廉洁和高效。

李光耀在选举过程中常常向人民呼吁，在选举谁的问题上，不仅要看他能否代表人民说话，而且要看他本人是否德才兼优，决不能让平庸政客进入国家机关。这样，新加坡的民主选举，基本上能保证精英人物入选政府，从而较好地实现了民主与精英的和谐统一。

因为新加坡政府由精英组成，受民主制约，因而能够保证政府的廉洁与高效。正是由于新加坡政府长期由精英来领导，因而能够制定出一系列有关国家现代化和廉政建设同步发展的英明决策。这是新加坡廉政建设成功的关键，也突出地体现了李的廉政建设艺术特点。

三

李光耀的廉政建设艺术，体现在微观层次即具体的廉政措施上，具有周密性和严肃性等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李光耀既注意严格自律，也注意全民教育，在廉政反腐上真正做到了全民动员、举国一致。

李认为，要确保政府廉洁，首先高层领导人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树立榜样。一旦主要领导人廉洁程度不够，则整个政府的廉洁就会弱化而终于崩溃。因此，李非常注意自身及主要领导人的严格自律，将其作为一条反腐败措施严格执行。

同时，李也非常重视对一般政府官员进行道德品质教育和经常性的反贪污、贿赂教育。李认为，政府官员的工资不如医生、律师、大企业家，而辛劳程度却大大超过这些人。因此，在新加坡当官，能维持自身廉洁的人必须是有卓越才能又有献身精神的人。为了造就这样的人才，李很重视道德素质培养，在公务员队伍中提倡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美德，特别是儒家学说“礼、义、仁、智、信”中的积极因素，经常进行忠国爱民、遵纪守法的教育，努力造成一种良好的官场风气。为此，新加坡设有公务员培训中心和公务员学院，负责对公务员进行为政清廉、遵纪守法教育，对公务员进行防止贪污、贿赂教育。

李也非常注意对全民进行道德和廉政教育，尤其注意从青少年抓起。在新加坡，各中学普遍设立廉政和反贪课程，使青少年认识到“贪污和贿赂如同黑社会和吸毒问题一样，都是严重的社会罪恶。”对社会不同行业和不同阶层，则有针对性地举行讲座、讨论会、展览和通过报纸、电视等形式进行肃贪倡廉教育，力求在全社会形成廉洁光荣，贪污可耻的氛围。

（二）李光耀为新加坡设置了非常严密的廉政监督网络。

为了确保政府官员为政清廉，李在新加坡逐步建立起了内外结合、纵横协调的立体监督网。这一网络中的各个部分各自独立行使职权，同时又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牵制，形成了一个有机、严密的监督网络。主要包括有： 1.总统和国会的监督。总统主要负责对总理及内阁进行监督。其监督的主要方式有三：一是通过批准或否决财政预算权进行监督；二是通过对高级官员的批准和任免权进行监督；三是通过贪污调查局进行监督。如总统可以直接命令贪污调查局局长调查或查询对任何部长贪污的举报。同时，国会也有权对政府及内阁进行监督。政府内阁要向国会负责，接受国会的咨询和监督，每年的财政预算、公债发行都要经国会通过后方可实行。

2.公共服务委员会的监督。在新加坡，专门成立了独立于政府以外的公共服务委员会，负责公务员的招聘、审查、任用、纪律处分等事宜，从政府外部对公务员实行监督。其组成人员由总理提名、总统任命，或直接由总统任命。公务员一旦出现渎职、贪污受贿行为，该委员会可以会同贪污调查局联合查处，也可以自己成立案件调查小组单独查处。

3.审计署的监督。审计署主要对政府各部实施财务监督。它也是法定独立的机构，直接向国会负责。它有权审计政府所有部门、公共服务委员会、国会、法院等一切公共机构的账目，检查被审计单位是否执行法定的财务制度。可查阅、摘录任何公共机构的账簿、文件、目录、凭证、现金、印花、证券以及其他财产。4.贪污调查局的监督。该局是负责调查和预防政府机关以及企业中的贪污受贿行为的专门职能机构，拥有广泛的权力。如局长和特别调查员可以不用逮捕证逮捕涉嫌贪污的任何人；可以行使警方调查的特别权力；有权入屋搜查；有权进入各部门要求任何人提供所需的内部材料。

5.在野党的监督。李不主张搞两党制或多党制，但却重视多党存在的现实，强调通过在野党的监督，不断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李把每四年一次的多党参与的国会大选看作是对自己及人民行动党的定期考试和监督，从获得选票的多少，看人民行动党的政绩和在群众中的威望，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完善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

6.政府机关内部的组织监督。在新加坡有15万公务员，而公共服务委员会只有100余名员工，光靠委员会对公务员进行经常性监督显然不够。为此，新加坡政府在每个部专设一个常务秘书，其地位仅次于部长和副部长，专门负责管理和监督本部门的公务员，将对公务员的日常监督同人事组织管理紧密结合起来。公务员的一般违纪行为，均由本部门的常务秘书处理。情节严重的，则报请公共服务委员会查处。此外，各部门还设有专职的监察人员，在常务秘书领导下，对部门公务员执行纪律和规定的情况、行为举止进行日常检查。

（三）李光耀在新加坡实现了廉政具体措施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首先，李在新加坡实现了廉政措施的制度化，建立了相当完善的廉政制度。主要有：

1.严格的选拔和录用制度。新加坡实行比较严格的公务员制度，招聘公务员一直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正式录用之前，必须过三关：即考试关、审查关和试用关。采用严格的考试录用制度，可以将无才无德者拒之于政府之外。2.严格的品德考核制度。在新加坡，对任职后的公务员也要进行品德跟踪考核。方式有二：一是个人品德记录。政府每年要发给公务员一个笔记本，以记录个人品德。公务员随身携带并将自己的活动随时记上，每周一上午呈交主管官员审查。二是行为跟踪。贪污调查局依法有权对所有公务员进行行为跟踪，暗地调查他们的日常活动。如私生活是否正常、有无嫖赌以及出入酒吧的行为等。一旦发现有违规行为，将采取相应措施处理。

3.严格的财产申报制度。公务员出任前，必须申报个人财产。已婚的还必须将其配偶的财产予以申报。申报后，由贪污调查局审查核实。审查的内容包括：财产申报是否属实，有无故意将财产转移到他人名下等。若发现公务员私人财产骤增，又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者，将以其不当获利的嫌疑而受到审查追究。4.高薪养廉制度和严厉的惩罚制度。在新加坡，为吸引优秀人才到公务员队伍中来并使其保持廉洁，政府采取了许多优惠措施：一是职务上的晋升要比在私人企业工作的快；二是为其修建专门的价廉质优住房；三是为其进修培训提供优厚奖学金；四是高工资待遇；五是实行公务员退休养老金制度和中央公积金制度，使其老有所养。据估计，一位司局级官员在退休时，一般在其帐户上已存有50万新加坡元的公积金，足以安享晚年。可见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十分优厚。但在优厚的背后是严厉的惩罚。公务员若涉嫌贪污并查有实据，不但要革职、坐监、曝光出丑，而且其大笔退休公积金将全部没收充公。故中央公积金又起到了廉洁保证金的作用。

其次，李在新加坡实现了廉政措施的法制化。

依法肃贪，是新加坡防治腐败的主要手段，为此该国制定有严密的反贪污法，使反腐斗争有法可依。该法严密、详细、具体、全面，具有相当高的可操作性。主要特点是：第一，“非法所得”定义广泛，甚至包括一杯咖啡；第二，罪名成立条件简单；第三，有犯罪意图也要被惩罚；第四，公职人员的财产说不清者作有罪推定等等。由于该法详细、具体、严厉和易操作，公务员一般都能依法而行。

新加坡反腐肃贪不仅有法可依，更重要的是执法必严。严格执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不允许任何人有法外特权。李执政期间从不向违法者宽容半步，即使是得力助手、亲朋好友也不能幸免。如政务部长黄循文、职工总会主席彭由国、发展部部长郑章远，违法都遭严惩。

由于李在新加坡实现了廉政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使得新加坡的廉政肃贪斗争能够长期取得成效，没有出现“人存政举、人亡政亡”局面。这表明，新加坡的廉政建设是持续有序的，是严肃认真的。

李光耀的廉政建设艺术，是在适应新加坡特殊国情（即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移民社会、城市国家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的特殊国情不同，这就决定了中国在廉政建设上不能照搬新加坡的廉政建设经验。中国不能照搬新加坡实行资本主义，实行民主社会主义、议会民主。在我国进行廉政建设，首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因为马克思主义比民主社会主义更科学；其次必须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因为社会主义民主比资本主义议会民主更民主。但是，李光耀的廉政建设艺术仍然可以给我们许多重要的启示，集中到一点，中国的廉政建设要想取得成功，也必须善于吸收古今中外的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和廉政建设成功经验，并且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第五篇：李光耀评中国抗美援朝

李光耀评中国抗美援朝：最伟大的战略出击

李光耀说朝鲜战争后，他在英国时腰杆才直了些；日本一军史专家说云山之战（入朝第一大仗）的意义不亚于对马海战；一位记者说；72年时大陆GDP还赶不上美国军费多、尼克松为什么过大洋来到长城脚下？

朝鲜战争至少有以下结果：

一、解放军越打越强，3年中由土八路变成了洋八路，影响深远。

二、“几乎一夜之间”成了空军强国，至少在亚洲如此。

三、苏联斯大林“看得起”中国了，不再把中国当“崽子”而是称兄道弟了，说朝鲜不仅为中美关系定了调，更给中苏关系定了调。

四、最重要的是朝鲜战争是立国之战。49年建国，但到朝鲜战争结束，才真正使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共和国立稳了脚跟。证明狂风吹不倒她，暴雨冲不垮她。

朝鲜战争使西方听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更加刺耳！

朝鲜战争是在怎样情况下打的呢？

一、内战余烟未消，东北再起战火。十数年外战、内战未得喘息，百孔千疮、百病缠身、百废待兴。

二、军力异常悬殊，美军一个团的火炮比解放军一个军还多；美军有睡袋，解放军西线入朝后冻伤减员比战斗减员还大；美军上有飞机，下有坦克，且非“老爷兵”多是经二战炮火洗礼过的。

朝鲜战争可以不打吗？

很可能。

主和派多，主战派少，林、罗等都主和，毛主战。

若陈兵鸭绿江畔按兵不动，很可能避此一战。美国似乎并无意对东北大动干戈（小动作是少不了的）麦帅的“圣诞节让孩子们回家过年”恐非虚言。

若少了朝鲜战争，则58金门炮战，69珍宝岛之战都不会是那个模式，越战历史也要重写，共和国的历史都将重写。

朝鲜战争并非只是历史书上的字码，它一直都深刻影响着你和我，当然包括当前台海风云。

不知有谁还能说出自1840年以至今天还有哪场战争胜得过朝鲜之战。

结论：朝战伟大的精神财富就在于他伟大的战略出击精神，吾辈能继承之、发扬之、光大之，则中华帝国千年之复兴有望矣！能不勉呼！

中国人的尊严－－外国人评朝鲜战争(转载)

朝鲜战争给积弱的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尊严，也给被人歧视惯了的中国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荣耀。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朝鲜战争前他在欧洲旅行，人们常对华人持歧视态度，可是新中国出兵朝鲜并接连获胜后，西欧海关人员一见华人都肃然起敬。从此，李光耀开始认真学习汉语。

若说李光耀是亲华人士，所说要打折扣的话，那么“汉奸”的话大概不用打折扣吧。据一被俘志愿军战士的回忆录，审讯他的“汉奸”（因为是美籍华人，所以汉奸打上引号）在审讯间隙，美国人不在时，诚恳地对他说：不管是不是“侵略”，（因为他在审讯时和志愿军战士争论过中国是不是“侵略”朝鲜）中国能打出国门，并和联合国军打成这样，让我这个华人也感到自豪，现在美国人对我们都比以往客气多了。赢得中国看来真是理所应当啊，就是比逃到海岛上的那个老头子强多了。

若说这“汉奸”还不够“反 共”，那么我们听听一位“反 共义士”的故事吧。某国民party老兵，家里是富农，土改时受了的“迫害”，所以死心塌地地跟着国民party。去了台湾后，因不受重要，又去了美国，在美国没有找到他理想中的世界，反而受尽白眼冷遇，就又去了北美的一些小国家做些小生意谋活路。几年的海外漂泊，早已使他淡忘了国家的概念，祖国在他心目中远没有一杯热咖啡有价值。53年的一天，他在北美的一个小国家坐公交车，一位当地人拍了拍他的肩膀，问他：先生，你是中国人吗？他迟疑了一下，回答说是。那个当地人对着全车的人大声说：看哪，这就是中国人！就在昨天，我们那个蛮横的邻居在朝鲜停战协议上签字了，不可一世的美国佬就是被和这位先生一样的中国人打败的，我们面前就站着一位了不起的中国人！于是全车的人都起立鼓掌，并纷纷与老兵握手，向他表示祝贺。那一刻，老兵的内心世界被强烈震撼了，作为中国人而拥有的尊严使他热泪盈眶。从此他开始关注并怀念故土，改革开放后毅然回归祖国，并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这件让他刻骨铭心的往事

如果说以上都是中国人，骨子里总会向着中国的话，那么我们不妨看看我们当时的敌人是怎么说的。李奇微在《朝鲜战争》中坦白地承认：“当仁川登陆的胜利使我们处于可以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的有利态势时，我们最初的目标（抗击侵略，将侵略者赶出南朝鲜并恢复南朝鲜的和平）曾发生过急剧的变化。我们当时悄悄地将自己的任务改变成占领和统一整个朝鲜，这是李承晚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也是对麦克阿瑟诱惑力很大的目标。中国的参战迫使我们对目标又进行了修改，以至到最后我们再次决定，只要能使南朝鲜保持独立，不受的控制就算达到了目的”。不错，是中国“迫使”美国人改变了既定目标，一向是被世界左右命运的中国，这次左右了世界。

再看看与朝鲜战争毫不相干的印度人的评论，在印度某著名BBS上有这样的一段对话：“你记得韩战么？ 我知道那段历史，中国人很能打仗，我们的教授同我们说起韩战历史简直难以令人置信，我们不能用62年的中国军队的表现来评价中国军队，那只是他们的边防部队，而我们的军队是著名的王牌军，胜利是理所当然的。我怀疑，换了他们的王牌军队，我们还能不能战胜他们。中国人刚建国一年，就敢于同十几个联合国家军队对抗，并且占领了半个朝鲜半岛，让人敬佩。特别是他们的陆军，被美国军队看作是不可挑衅的对手，直到现在，美国人仍旧十分尊重中国陆军。也正是由于韩战，中国才确立了大国地位，我们印度也应该打一次大战来确立地位，而不是整天检阅我们的军队而已”。（大家不必介意阿三们对62年惨败的意淫，一个不能正视自己失败的民族是无法真正强大的，让他们去意淫吧。）

志愿军以鲜血给中国人重铸了尊严，在中国参战前，麦克阿瑟曾傲慢地说：如果中国胆敢参战，那将是一场惨烈的屠杀。但战争的结果使《简氏军评》在评价各国陆军素质时有这样一句话：如果朝鲜战争中志愿军和美军装备对换，那才真正是惨烈的屠杀。

一位国民党御用文人在一篇文章中由衷地哀叹：69年中苏交恶，内有“文革”，外有美苏日印台四面环伺，但慑于军队在韩战中的出色表现，各方均莫敢先发，以致“错失良机”。这由衷的哀叹，恰是对志愿军战力的最佳注解。

李奇微是这样评论志愿军的：“南朝鲜军队缺乏得力的领导，他们在中国军队的打击下损失惨重，往往对中国军队有非常的畏惧心理，几乎把这些人看成了天兵天将。脚踏胶底鞋的士兵如果突然出现在南朝鲜军队的阵地上，总是把许多南朝鲜的士兵吓得头也不回地飞快逃命。他们没有秩序，丢掉武器，没有领导，完全是在全面败退。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逃得离中国军队越远越好”。转自美第八军军长范佛里特则是这样评论的：“以个人而论，中国士兵是一个顽强的敌人。他们没有防弹背心，没有钢盔。他们只穿上军服，戴上军帽，踏着一双帆布鞋。他们携着步枪，腰上皮带配有二百粒子弹。他们所携带的数枚制造粗劣的手榴弹，爆炸力不如美军的一半。粮食是用米和杂粮磨成粉状而成的，装在一条长管形布袋里，必要时可维持十几天。中国军队医疗设备简陋，万不能和我们的医疗队，前线救护站，以及完善的后方医院相比拟。但是，他们永远是向前作战，奋不顾身的，有时甚至渗透到我们防线后方，令我们束手无策”。

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政府严正警告美国，不得越过北纬17度线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总统约翰逊说他相信中国说的话，始终不敢命令美国地面部队越过北纬17度线，这正是汲取了朝鲜战争的教训。当时李奇微对一些人扩大战争的鼓噪很担心。他说：“当我听到有影响的人物向我们担保中国‘不敢’采取这种或那种行动时，我感到不安。我相信，我们军界的决策人再也不会由于错误地判断中国的意图而产生麻痹情绪了”。

前几年一位中国旅游者访问西点军校时曾与一名美军教官有一次私人对话，旅游者问：“美国人为何不愿提朝鲜战争？与闹的纷纷扬扬的越南战争相比，真好象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其中有什麽特别的原因吗？”美军教官坦率地答道：“对我们美国军人来说，这两场战争的意义和意味都是完全不同的。越南战争是政治上的失败，并不是军事上的失败。美国军队是在被束缚手脚的情况下打仗，由于惧怕中国参战，不准许美军越过17度线对北越的目标和基地进行有效的军事攻击。终于打成了一场烂仗，最终只能撤出了事。而朝鲜战争则是完完全全的军事失败，一个世界公认最强大的国家的陆海空叁军联合立体作战，却没能打过一个贫穷国家装备原始的陆军。尤其，是在对我们有利的大兵团野外攻防战而不是游击战的状况下失利，而且输的很惨。这是我们美国军队和美国国家永远的耻辱和疮疤。不堪回首，不谈也罢。”

志愿军是英勇的，同时也是仁慈的，对美军战俘很人道，李奇微在《朝鲜战争》一书中曾叙述道：“有一次，中国人甚至将重伤员用担架放在公路上，尔后撤走。在我方医护人员乘卡车到那里接运伤员时，他们没有向我们射击。有很多次，他们同俘虏分享仅有的一点食物，对俘虏采取友善的态度”。因此美军甚至告知士兵，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尽量选择向军队投降而不是北朝鲜军队。凤凰卫视曾采访一位美国老兵，此人讲到他当时作为俘虏被一个北朝鲜人带进一间小屋，然后被枪顶着脑袋，并且亲眼看着他20多个战友一一被枪杀，正在他感到绝望时，他说：“不知道是不是上帝的使者，一个中国士兵此时冲进来夺走了北朝鲜人的枪并大声斥责，然后我被中国人带走了”，死里逃生的老兵在说到此事时眼中饱含着热泪。

关于战争的起因我借用美国著名作家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的作者）的一句话：“中国出兵朝鲜，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是不得已。如果苏联侵略墨西哥，那么美国在5分钟之内就会决定派军队去的”。

关于战争的结束我借用克拉克的评论，他说：“这协定暂时停止了（我虔诚希望它永久终止）那个不幸半岛上的战争。对我来说，这亦是我40年来戎马生涯的结束，它是我军事经历最高的一个职位，但是它没有光荣。在执行我go-vern-ment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次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都有同感。”

英勇的先人们，感谢你们用鲜血替国家铸就的尊严，请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