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论文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论文

摘要：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了辛亥革命序幕，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在此之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随后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年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然而封建王朝的没落，共和的表象下中华民族的磨难仍在继续。袁世凯篡得大总统之位，更与日本秘密签订二十一条，意在复辟帝制。在举国上下的声讨中，复辟闹剧黯然落幕，军阀混战又带来新的战火与伤痛。

国难当头，爱国志士与热血青年无不痛彻心扉，义愤填膺。有的人一心效法西方先进的理念与制度，有的人尊古复礼、修缮己身。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则在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中华民族新的希望。

关键词：建党90周年

辛亥革命

五四运动

心得体会

进入19世纪中叶，由于封建统治腐败和西方列强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黑暗，经济凋敝，社会残破，民不聊生。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却没有割掉封建残余的尾巴；革命党人势力单薄，不得不依靠传统势力“结束王朝，停止战争，走向共和”。最终，袁世凯攫取了革命的果实，而后又迫害革命党人，解散国会，甚至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尽管袁世凯在举国讨伐声中黯然死去，北洋政府却已经分崩离析，中国依然贫弱不堪。更加落后的是人们的思想，张勋带领鞭子军冲进参议院，解散了参议院，复辟了帝制，皇权思想依然存在在人们的意识里。中国代表团作为战胜国满怀希望的参加巴黎和会，力争夺回山东，夺回青岛，却遭受了大国间的不平等对待！

巴黎和会上的受挫，激怒了我们的青年学子。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6月11日，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也因此被捕。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另一方面，党的缔造者也在不断地探索着救国的道路。李大钊和陈独秀先前在日本学习救国救亡的方法；回国后，李大钊举起了中国第一面马克思主义旗帜；陈独秀也在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后因散发宣传进步思想的传单一度被捕入狱；出狱后人坚持革命。毛泽东曾当过兵，试图用武力救国，最后怀着对北洋军阀的失望离开了部队；后来又试图出国留学，把先进的知识学回来；最终他选择了留在国内，选择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地在工人阶级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思想。周恩来在领导学生运动中遭到北洋政府的逮捕，在狱中也不断学习，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出狱后又出国勤工俭学，在法国建立了中共旅法支部，为中国革命储备了重要的政治力量。

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下，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派出代表共13位代表，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了共产党的成立，并选举了中共第一届中央局成员，通过了党的纲领。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的无产阶级因此有了战斗的司令部，中国的劳苦大众从此有了翻身解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观《建党伟业》心得

放的希望，中国的革命从此焕然一新。

影片看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看着历史从辛亥革命推演到中共成立，十年，是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最重要的十年。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走向共和；到五四运动，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到中共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中国革命从此焕然一新。

清朝末年，统治腐朽，内忧外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受尽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不少仁人志士接受了先进思潮的熏陶，积极探索救国救亡的道路。光复会是清末著名的革命团体，著名的秋瑾烈士和徐锡麟烈士就是光复会的成员。光复会的政治纲领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这就反映出光复会宗旨的缺陷；他们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做出的贡献是值得后人肯定的，但他们的阶级局限性也导致了光复会的逐渐湮没。同盟会是清朝末年由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全国性的革命政党；同盟会在1912年造成大清帝国的覆亡，促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权——中华民国的建立；但是在辛亥革命后期，同盟会内部出现了党派分裂，斗争激烈，最终，由同盟会等革命团体重组的国民党也被袁世凯强行解散了。

这个时候的李大钊、陈独秀和毛泽东等人，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得到启发，认识到只有联合工人阶级，发动工人运动才能救中国。他们在学生和工人群体中广泛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共的成立建立了思想基础。而中国广大的无产阶级成为了中共成立的阶级基础。中共一大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除资本家私有制，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斗争结束”为奋斗目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就中国的国情而言，农民阶级领导的革命和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都有其局限性，无法带领全国人民将侵略者消灭干净。比如义和团运动和太平天国运动都以失败告终；而辛亥革命也没能赶走侵略者，让国家摆脱贫困落后的现状，资产阶级为了巩固政权甚至要向外国侵略势力妥协。所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的产物。

从此，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解放斗争。从南昌起义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东北抗日救亡运动，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又带领人民积极探索富国强国道路，虽然道路曲折，但前途光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建设的越来越好，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一步步提升。202_年，我们举办了北京奥运会；202_年，我们举办了上海世博会。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我们才有今天的成就！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我们用各种方式表达了我们对党的热爱和崇敬。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会越来越美好！

第二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论文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论文（202_-202_学年春季学期）

论抗日战争的胜利 及其历史意义

姓名：高金雪 学号：01115018 院系：经济管理学院 班级：国际经济与贸易

摘要：简述抗日战争时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及其影响，叙述抗日战争的大体进程，综述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抗日战争 九一八事变 华北事变 卢沟桥事变 一二·九运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国共合作

参考文献：

论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历史意义

1945年8月15日，经过中国人民8年的誓死抵抗，残酷的日本侵略者在各种压力下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中国人民胜利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20世纪中国和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使中华民族避免了遭受殖民奴役的厄运。

一、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

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逐渐发展成为军国主义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进一步控制日本政权，对内镇压人民，对外侵略扩张。日本成为亚洲的战争策源地。1929年，为摆脱经济危机，日本军国主义者决心加紧实施其既定的侵华政策。

1、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这就是所谓的“柳条湖事件”。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驻地，攻占沈阳。1932年2月，中国东北全境沦陷。同年次月，日本扶植清废帝溥仪做傀儡，伪满洲国建立。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日本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阶段由此开始，中国人民开始了局部抗战。

2、华北事变：1935年，日本又在华北制造一系列事端，要求使华北政权“特殊化”，自由出入华北，策动“防共自治运动”，制造傀儡政权。此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已处于亡国灭种的关键时刻。

3、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借口一个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拒绝，日军随即向卢沟桥一带开火，炮轰宛平楼，攻击卢沟桥。由此，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在东方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

二、从国共分裂到携手抗日

强大的外部压力促使内部的团结。面对日本全面侵华的威胁，也同时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国共两党最终终于达成共识，停止内战，开始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全国人民共同抗战。

1、国共分歧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的大举侵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一再退让，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认为“日本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下令采取不予抵抗态度。就在这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与当时国民党采取的不抵抗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即发表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目的是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并发布一系列文告，号召全国工农武装起来，进行民族的自卫战争。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

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1935年12月9日，北平（今北京）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喊出“反对华北自治”、“打到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这就是一二·九运动，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2、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

193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第一次公开把蒋介石作为联合的对象。然而，蒋介石还没有根本改变对日本的态度，1936年12月初，仍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攻打陕甘红军。于是，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12日凌晨，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哭谏”无效后，发动西安事变，毅然实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不计前嫌，为实现国共联合抗日，派周恩来等到西安进行和平谈判，蒋介石被迫作出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承诺。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

3、共赴国难

七七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1937年9月，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共同抗日的战略态势。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全国性抗战的新时期。

三、抗战进行时

1、战略防御阶段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是战略防御阶段。在此阶段，日本侵略者以国民党军队为主要作战对象。因此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担负了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任务。然而，由于日军力量的强大，以及国民党战略指导方针上的一些失误，导致正面战场除了台儿庄取得大捷外，其他战役几乎都是以退却、失败而结束的。虽粉碎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阻滞了日军侵略的推进，但仍丢失了华北华中的大片领土，国民政府亦迁都重庆。而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提出一条依靠人民群众的全面抗战路线，并采取持久战的战略方针。1937年8月，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0月，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华中前线。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开辟敌后战场，主要从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

2、战略相持阶段

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敌后游击战成为主要的抗日作战方式（如彭德怀司令领导的百团大战就发生在这一阶段）。日本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在重申坚持持久抗战的同时，其对内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由片面抗战逐步转变为消极抗战，实行保守的收缩战略，以保存实力；反共倾向日渐增长，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妄图消灭共产党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则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领导解放区人民一面抗击日伪军的“大扫荡”，一面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至1943年12月，日军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迫收缩战线，华北方面军停止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3、战略反攻阶段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5月，苏军攻克柏林，德国法西斯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战争宣告结束。1945年8月，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作战胜利。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掷了两枚原子弹。8月上旬，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中国人民军队对日军的战略反攻全面展开。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中、美、英、苏等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

在八年的全国性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等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他们为坚持抗战、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永远辉耀史册的贡献。当然，这其中的抗日联军司令杨靖宇，狼牙山五壮士，王二小放牛郎，是千百万抗日军民不畏牺牲、血战到底的缩影。除了这些为后人传诵的英雄，更多为国捐躯的是普通士兵。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留下遗骸，甚至没有留下名字。

四、抗战胜利的意义及启示

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促进了民族团结，弘扬了民族精神。中国人民通过抗日战争的实践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正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世界各国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人民为最终战胜世界法西斯势力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了一个以弱胜强的范例。中国参与发起成立联合国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

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惨痛的民族历史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回忆这段历史，仿佛我们也曾经历那个战乱的年代，因此，我们深深知道和平来之不易。作为祖国的新生力量，我们更应记住这段历史，珍惜和平，时刻提醒自己：要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让世界见证东方雄狮的崛起而努力！！

第三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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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前后的中苏关系变化

摘要：朝鲜战争的爆发，历来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其各方发动战争、参加战争的动机，也不是一句话可以概括的。有观点认为，在这其中，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是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可以肯定，在朝鲜战争之前，中国与苏联的关系绝不是表面上那么团结友好，铁板一块。中苏双方的利益冲突，多多少少都对朝鲜战争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同时朝鲜战争也在很大程度上反作用于中苏关系，使得中苏关系的发展轨迹变得更加非同寻常。关键词：中苏关系、朝鲜战争、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隐患。

学术史回顾：

要谈从朝鲜战争看中苏关系变化，首先还要从更早的时候中苏关系开始说起。沈志华先生认为，毛泽东一开始并不是苏共的坚定支持者，更没有把苏联当做真正的朋友。根据沈志华先生的看法，前前后后毛泽东与苏联的矛盾一点也不少。比如早些的西安事变，中共是希望借此机会来审判蒋介石，而苏联则坚持要留下蒋。又如之后的皖南事变，毛泽东忍无可忍，认为必须在军事上、政治上全面反攻，而苏联则立即在重庆召见周恩来和叶剑英反来对毛泽东的意见，保护蒋介石。所以，不仅毛泽东不看中斯大林，斯大林也是不相信毛泽东的。用沈志华先生的一段话来概括，就是“斯大林从保证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在战后的亚洲继承了沙皇俄国的传统战略，制定了以夺取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为目标的外交方针。苏联实现这一目标的保证是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因此，斯大林对华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政府，重点在于保护和实现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则是苏联外交斗争中的借用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尽管存在着友好和互助的一面，但大体是在一种不愉快、不和谐的状态下开始的。”①可见，中苏关系并不是一直以来都像外表上看起来那么和谐统一。

回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人们对朝鲜战争的缘由历来争论不休，史迪文·戈德温在《中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缘起——60年之后的一个评述》中提到这样一种“相对客观的描述”：“朝鲜战争是在一个复杂形势下产生的一个复杂问题，不能用简单的判断来解决。从内部看，它是南北方矛盾积累并不断激发的必然结果；从外部看，战争根源在于美苏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和冷战对峙，使朝鲜被人为地一分为二。应该说，没有朝鲜的分裂便不会有朝鲜战争，1而没有冷战对峙，朝鲜是不太可能分裂的。”②我们着眼于外部，朝鲜战争是美苏斗争的结果。“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苏联就得到消息说, 美国曾经有一个‘把中共变成第二个铁托集团’的计划”③，这是苏联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警惕美国一切破坏中苏关系的计划，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成为苏联的重要任务。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经过艰苦谈判，终于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两个月之后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个铁板一块般的力量的成形，中苏之间的不信任仍然处处存在。沈志华总结道：“朝鲜战争是中苏结成同盟关系后第一次面临的最重大的国际问题，也是对这一同盟关系最重大的考验。而斯大林对这一问题的处理表明他对毛泽东是缺乏信任的，同时也反映出这一联盟中隐含的裂痕”④。从何看出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不信任？毛泽东在1949年12月访苏时曾明确向斯大林表示，中国刚刚建立，需要时间来发展经理，在此期间能否维持国际局势和平？斯大林表示，只要毛泽东和金日成不打，和平维持“20年都有可能”。但是在1950年1月 ①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2_年，第18页。②刘金质等编：《当代中韩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③沈志华：《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三部曲及其互动关系》，第175页。④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第158页。第 2 页

30日，斯大林就在回复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抱怨苏联不让自己出兵南朝鲜的电报中表示，同意金日成的进攻计划。史料显示，中国高层对此虽然并不是一无所知，但“未能参与战争的详细谋划令毛泽东在后来相当愤怒”①。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出兵之前，苏联与中国仍然对战争的走向存在分歧。1950年10月1日，斯大林给毛泽东发来电报，建议毛泽东“立即向三八线推进，哪怕只有五、六个师也好。”10月2日，毛泽东回电，指出现在不是中国出兵的的有利时机，特别是如果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对抗”，将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现阶段不如“‘保持克制，暂不出兵’，2‘朝鲜在暂时失利的情况下可将斗争方式转变为游击战争’”②。在之后几天，斯大林再次致电毛泽东分析出兵与否的利害关系，毛泽东表示了对这些分析的赞同并且还表示中国可以出兵，但提出了苏联给予空军支援和武器装备贷款的条件。显然毛泽东是“完全了解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所面临的极大困难”的③，最终中共能够达成统一意见决定出兵，绝不是像苏联那样一开始就想好将直接军事援助朝鲜的责任抛给中国那么简单直接的。

那么中苏关系的变化的明显转折点在哪里呢？我们认为，这个转折点，正是中国出兵朝鲜。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952年对丘吉尔说，在朝鲜战争之前，中苏分裂似乎是‘一种真正的可能性’，但是，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使这个希望看来十分遥远，目前不可能实现”④。中苏关系的明显变化可以从美国的判断中察觉到。中国出兵之前，斯大林把中国看成是“半个铁托”，但在中国的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那一刻，让斯大林真正放下心，从此将中国视为是真正坚定且不可或缺的盟友。毕竟中国出兵，不仅仅是为朝鲜作战，为中国作战，也是在为苏联作战，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作战。自此以后，中国与苏联迎来了第一个蜜月期，关系紧密程度节节攀升，让美国不得不将分裂中苏视为“一个长远的目标，只能寄希望于未来，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⑤。

总而言之，中苏关系在朝鲜战争之前是保留、猜疑较多的准同盟关系，在正式成为同盟之后，也有相当一段时间的不信任，直到朝鲜战争开始，中国派兵入朝，中苏同盟关系才真正变得坚定而亲密。

一、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的与相关国家的政治背景

1.朝鲜战争前的中朝关系背景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在“国内经济困难重重，军事上有没有充分准备和必成把握的不利条件下”，坚决主张派兵赴朝鲜作战，其历史与政治背景有着巨大的作用。

首先“从历史上来讲”中国曾长期保持着对朝鲜的宗主国的地位，由于地域上的相邻，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长期有着广泛的文化与经济交流形成了唇齿相依的关系。特别是到了近代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觊觎，朝鲜常常被用作侵略中国的基地和跳板。

中国和朝鲜同时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威胁，共同的命运把它们联系起来。日俄战争，特别是1910 年日本吞并朝鲜以后，大量的朝鲜人移民中国东北，并在那里开始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分散在中国北方的各种朝鲜抗日力量逐步联合起来，归属到中共和八路军的领导下。⑥ ①史迪文·戈德温：《中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缘起——60年之后的一个评述》，第13页。

②刘淑春：《俄刊公布斯大林就中国出兵朝鲜问题与毛泽东、金日成的往来函电》，《国外理论动态》，1996年第23期，第178页。

③沈志文：《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第12页。④李莉：《美国对中苏关系的认识与反应——从朝鲜战争爆发到苏共二十大》，第1页。⑤同上，第2页。

⑥沈志华：《“唇齿相依”还是“政治联姻”》，第2页。第 3 页

因此，朝鲜的命运与中国息息相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朝鲜共产主义者一直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许多朝鲜共产主义者就开始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一些朝鲜革命志士还加入了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金日成本人也曾一度是中共党员。上世纪30年代还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的对日作战。30年代末40年代初，又有一批朝鲜共产主义者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他们帮助中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中国内战开始以后，朝鲜作为中共军队的战略大后方，为中共打

3败蒋介石国民党军提供了巨大帮助。①

所以，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不可能忘记朝鲜人民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但是在另一方面，中朝关系也有着不和谐的一面。首先，金日成并不想让中国“过多干预朝鲜军事进攻计划”，所以在出兵之前并没有征求毛泽东意见。而金日成“迫于斯大林要求在5月12日秘密访问北京通报饿朝之间谈话结果”时，毛泽东有所保留，没有公开支持军事统一的计划，但是他也没有明确提出反对。但是毛泽东本人来讲，他不希望这个时候“在东北边境出现战争危机和紧张局势”。而朝鲜方面也并不希望中国过多的介入到朝鲜战争中去。

而从朝鲜方面来看，金日成既依靠中国，同时又警惕中国对朝鲜的过多干预。“在朝鲜战争爆发前，金日成在党内的权利受到了以朴宪永为代表的“南方派”和以朴日禹、金雄和武亭为代表的“中国派”的挑战。”而且，北朝鲜军队中的大量干部和士兵都是从中国回去的，有的还曾在延安接受过革命思想的洗礼。“在这种背景之下，金日成不可能将自己完全与中国紧紧地捆在一起，给予中国政府以充分的信任。”②

由此，中朝之间的关系并非想象的那么和谐，就在这时，中苏之间的关系，推动了中国出兵的事实。

2.朝鲜战争前的中苏关系背景

在朝鲜战争前，中苏关系大体上是基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当时，美国的亲共势力占了上风。1月5日杜鲁门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台湾问题的演说，“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如果在台湾海峡地区发生军事冲突，那是中国内战，美国不会干预。”并且因此，“在中苏谈判进入关键的时刻，美国的公开表态显然刺激了莫斯科，看来需要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关系。”

于是，在1949年时“由于毛泽东的固执态度，以及西方舆论对中苏关系现状猜测而形成的压力，斯大林在谈判中被迫让步”③，同意并且最终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这一同盟建立的重要基础是“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付美国的威胁”。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需要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以遏制美国干涉中国内战和颠覆新中国的企图”。而苏联与美国在亚洲的冷战中也需要“借助中国来牵制和打击美国的势力”④这一相互需要的关系，促进了条约的建立。

但是从经济和外交的角度观察中苏两国对新的条约的理解就不尽相同了。

首先，苏联的让步让中方在条约中收回了1945年失去的主权和利益。这一点，可以说是中方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所取得的一大收获。可是，却也正是这一点，让中方欠了苏联一个大大的人情。

另一方面，在斯大林心中，虽与中国结成了互助同盟关系，但是中国不像朝鲜，完全是在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下建立起来的。斯大林还是对毛泽东和北京政权存在有疑虑和不信任。于是，借由中方收回主权利益这一点，斯大林提出作为一定的补偿措施，朝鲜问题需要加入 ①②吴宏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泽东出兵朝鲜艰难决策的背后》，第2页、第3页。③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根据俄国档案文献的最新证据》，第6页。④吴宏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泽东出兵朝鲜艰难决策的背后》，第6页。第 4 页

商议的日程之中。

对比当时，中国远远不可能脱离苏联，在各方面都需要俄方对于进攻台湾提供军事、政治上的援助。于是，稳固这一条约变成了中方所需要完成的最为迫切的事。

在当时新中国立足未稳，并且共产党正在加紧准备进攻台湾的事实下，中方并不希望中国的边境上爆发战争。这一点，俄方也是十分明确地。所以，当朝鲜战争爆发时，毛泽东非常清楚自己所处的尴尬境地，“袖手旁观”会受到朝鲜人民和莫斯科的指责，陷于不义之地。而且刚刚结成的中苏同盟关系就会遭到破坏。更主要的是中国还要“依靠苏联的支持来恢复经济和完成解放台湾的统一大业”。毛泽东并不希望在中、朝、苏三国关系上看到“朝鲜的天平偏向苏联一方”，同时“尽可能地保持对朝鲜的影响”，以“减少金日成对自己的猜忌以

4及斯大林对中国发展的疑虑和对其本人的不信任。”①

从此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初期，中苏同盟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冷战时期的苏联，为了全面抗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非常需要“有中国这样东方大国来作为保证其远东安全的屏障”，同时也是其对“美国政策和实力进行试探的工具”。在战争条件下“维持这种同盟关系更是中国和苏联实现各自战略目标的必要保证”②。

二、中国参战前后中苏关系的具体分析

1949年的春天，有消息说美军即将从朝鲜南部撤出。而李承晚政权正在积极准备对北方的进攻。金日成此时一方面向斯大林寻求武器装备援助，一方面向毛泽东要求提供兵力支持。此时毛泽东的态度是同意让中共军队的朝鲜族军队全副武装开赴朝鲜。之所以毛同意将朝鲜族部队送往北朝鲜，是因为他支持通过武装革命来完成国家统一，并且他怀有崇高的革命道义。但是根据如下史料记载，“全朝鲜同志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因为北方采取的进攻会引起美国的干预，而中共的军队主力已经南下，“不可能迅速有力地给予支持。”③可以知道，中国此时是不支持金日成开战的。

9月3日，金日成向苏联使馆提出了一项主动进攻计划，即抢先“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夺取瓮津半岛及从瓮津半岛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希望莫斯科批准采取这一行动。对此，苏联驻朝鲜大使和军事总顾问什特科夫表示支持。9月下旬，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朝鲜的请求，并给予答复，拒绝批准金日成的计划。苏联一方面认为北朝鲜政治和军事都没有做好准备，另一方面，斯大林也十分忌讳美国的反应。莫斯科的意见是“在南朝鲜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解放区和准备全民族起义”④，同时加强军事力量，一边在南方发动进攻是实施反击。这就是说斯大林同毛泽东一样，赞同金日成实现祖国统一的主张，但反对直接使用军事进攻的手段。

1950年1月中旬,金日成通过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向斯大林再次提出了武力统一朝鲜的问题,这一次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改变。1月3 0日,斯大林回电什特科夫, 要他转告金日成说,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3月间,苏联满足了北朝鲜关于提前使用1951年贷款以及军事和技术援助的要求。4月,金日成一行访问了莫斯科。⑤这次会议上，斯大林最终同意了金日成的方案。为什么苏联会在此时改变态度呢？我们分析认为，此时正值《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不久，为了弥补苏联在中国东北即将失去的权益,苏联支持金日成发动战争,武力统一朝鲜。而同意北朝鲜的军事行动对苏联可以产生一举两得的效果。北朝鲜的军事行动如果成功, 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如果失败,由此而导致的中朝和中苏、苏朝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将迫使中国政府把注意力转移到上述地区来, 推迟解放台 ①吴宏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泽东出兵朝鲜艰难决策的背后》，第7页。②刘淑春：《俄刊公布斯大林就中国出兵朝鲜问题与毛泽东、金日成的往来函电》，第3页。③④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第2页 ⑤宋晓芹，《苏联与朝鲜战争》第2页 第 5 页

湾的行动。假如美国进攻到同时，沈志华先生也认为，苏联支持朝鲜的进攻计划是因为斯大林对局势估计过于乐观。他认为北朝鲜的实力远远大于南朝鲜,相信北朝鲜不需要中国的帮助,就能在短时间内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从而排斥中国插手朝鲜问题。在之前，斯大林最关心的是美国的动态。而在此时,美国开始改变远东政策,从亚洲收缩兵力。1946年6月美国已经完成了从朝鲜半岛的撤军,而这“标志着美国在亚洲基本上完成了以收缩力量和防线为特征的战略调整”。莫斯科注意到,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的讲话中提到美国的远东防御范围时是把韩国排除在外的。金日成的作战计划中也反复说明这场战役将会迅速取得胜利，没有美国插手的时间。所以，斯大林最后同意了北朝鲜的计划。

正如前文所说，莫斯科在朝鲜战争即将爆发时态度是十分积极的。当时苏联向朝鲜军派遣了大量的军事顾问。并且，1950年，苏联支援朝鲜的军事物资就达到八亿七千万卢布。斯大林对朝鲜的战局十分关心，他希望苏联支持的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总的来说，在美军仁川登陆之前，苏联对朝鲜战争采取的是非常积极的方针，但是有一点斯大林十分明确，就是莫斯科不能公开和直接卷入这场战争。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并没有引发中国政府的特别重视，在美国决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同时，全国重心都还集中在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上，因此中国方面战争开始时的应对措施只是外交上的沟通与交涉。在美国介入后，苏联首先让驻华大使罗申几次转告中国领导人，提出与朝鲜方面尽快联系，决定是否在边境集中兵力待敌人越过三八线后进行支援等建议。

仁川登陆后，朝鲜方面战况急转直下。中国陆续发表声明，表明了己方立场。9月22日，称“居留在中国的朝鲜人民有权力回去保卫祖国”。9月25日，聂荣臻对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制止美国的侵略行径”。9月30日，周恩来发表演说：“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①

中国方面表达了逐步明确的参战态度，在国际局势上缓解了盟友苏联在朝鲜半岛的压力，但是美国方面并没有重视中国方面的意见，继续扩大战果。只有态度没有行动是不够的，随着朝鲜战局的变化苏联和中国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同盟双方开始对是否出兵进行了比较直接的电报交流，甚至周恩来和林彪亲赴苏联与斯大林面谈就出兵一事磋商。

10月2日和3日，来自毛泽东的电报被转达给斯大林。但是，同一时间，中俄方面却有两份内容关于出兵但是决定却迥异的电报。经过很多学者考证，大致确定这两封电报都出自毛泽东，只不过只有一封由苏联大使罗申被转达给斯大林，另一封没有发出去。

未发的一封对于中国立即出兵朝鲜是持支持态度的，电报的一部分是这样的：“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②，除此，电报还有提到不利情况、初步战略部署、物资援助等方面。

然而发出的一封电报对立刻出兵持暂缓态度，列举了几点不利后果，“首先，派遣几个师过去，是很难解决朝鲜问题的„„其次，这样做极有可能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对抗，其

5后果是把苏联也卷入到战争来„„”③，充分表达中国方面的谨慎态度。两封截然不同的电报表明了中国方面的立场：中国没有盲目地服从或是接受盟友苏联方面的建议，而是更多的考虑到自身利益。同盟双方还处于没有多少信任和合作，仅仅是互相试探的谨慎的同盟阶段。这一点从周恩来参加的黑海会谈也可以看出来。

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康一民回忆说周恩来参加黑海会谈的目的就是向苏联告知中国的出兵决定，并商讨武器装备的援助问题。通过一份署名为“第4784号密码电报”的重要档案，①潘力：《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兼论冷战在亚洲的起源》，第146页。②同上，150~151页。③同上，第159页。第 6 页

可以知道在1950年10月11日周恩来与斯大林会谈上，双方已经商定中国军队不再开赴朝鲜作战。从原文中第一点“尽管国际形势有利，但中国军队目前尚未做好准备，就不要越过朝鲜边界，以免陷于不利局面”①可以直接看出。当然，苏联的军事援助是中国方面对于中苏同盟的最重要最急迫最关切的问题。电报中同时也揭露了中国拒绝先出动陆军的主要原因——苏联空军援助两个月后才能出动。周恩来本人后来说到：他是带着两种意见去的，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主要就是希望得到苏联的空军援助。会议的内容和立场众说纷纭，最后结果却可以确定。中国暂不派军队入朝作战，同时建议金日成撤离北朝鲜。这一点是得到周恩来和斯大林共同认可的。

黑海会谈并没有达到双方开始最想要的结果，即中国出兵同时苏联出动空军进行援助，但考虑到种种复杂利益纠纷，最后双方还是达成了一致。尽管双方就这一决策达成一致，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都没有做出很大的牺牲或妥协，但对于一个战略同盟来说却并无益处，特别是朝鲜方面继仁川登陆后开始走向颓势，开始败退。

其中关于苏联对中国的空军援助问题就能够反应两个国家在自己的利益立场上的一些考量。斯大林之前曾答应过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军队。6斯大林在7月13日经罗申转给中国领导人的电报中再次明确表示：“我们尚不知道您是否已决定在中朝边界部署9个中国师。如果您已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么我们准备给您派去一个配备1 2 4架飞机的喷气式歼击机师，用于掩护这些部队。”；“我们打算由我们的飞行员培训中国飞行员两到三个月，然后把全部装备转交给你们的飞行员。我们打算让在上海的航空师也这样做。”②由此可以推断，在美国军队尚未越过三八线时，斯大林极力鼓动中国出兵，并表示愿意出动空军给以协助，以便稳定朝鲜战局。当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出兵态度又犹豫不决，此时制胜的可能性便大大减小。又根据沈志华先生在论文《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提到，此时美国空军不断对苏联进行挑衅。这种情况下，为了极力避免与美国的冲突，斯大林自然对中国要求空军援助采取推脱的态度。也正因为如此，当1 3日毛泽东再次通报中国陆军可以先行出动，但要苏联保证两个月后提供空中支援时，斯大林不得不明确表示，即使将来苏联空军出动，也不会进入朝鲜上空作战。这就是说，中国军队必须孤军奋斗。

最后，当中国军队在朝鲜第一次胜利后，苏联战斗机也终于出现在鸭绿江上空。总结起来，苏联空军的援助可谓来的一波三折。根据中苏条约，早在战争之前苏联空军就已经来到中国。当北朝鲜面对美国军队节节溃败时，中国出兵便被提上日程。而苏联方面，这时并不想中国过早出兵，因为这涉及到其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问题，空军援助上态度也含糊不清。到美军突破三八线时，斯大林担心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也怀疑毛的诚意，拒绝了中国的空军援助请求。直到中国军队开向朝鲜，并取得阶段胜利后，斯大林才组建空军航空师为中国军队后方提供空中掩护。并且，从始至终，苏联空军都只在后方活动。

我们可以看见，朝鲜战争是一场以小见大的战争。苏联将朝鲜视作自己在远东的一片重要势力范围。相比于朝鲜战争的得失，苏联更注重在这个过程中与美国的全球博弈的得失。在前期，基于合理考虑，苏联和中国的立场是一致的，都不支持金日成的进攻计划。可是斯大林逐渐开始认为，北朝鲜有相当大的获胜把握，美国也难以借机插手朝鲜战争，他便同意了北朝鲜的军事进攻。并且决策期间并没有让中国参与其中。很显然，苏、中双方都明白这个决策的受益者无疑是苏联，中国有很大可能会成为受害者。

前期，的确，北朝鲜一路凯歌高奏。可当美军参与战争后，形势迅速逆转。但此时苏联并没有支持中国马上出兵。因为苏联不想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也对中国的诚意充满怀疑，甚至仍然想着通过秘密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此时，中国的境况十分窘迫。假设放弃北朝鲜，苏联势必让金日成在东北建立流亡政府，而美国则会继续大举进犯。而根据中苏友好条约，①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第10页。②同上，第12页。第 7 页

苏联将派大军援助中国。即使是以胜利告终，好不容易争取回来的东北利益又会重回到苏联手上最后，当毛泽东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决定派兵入朝作战，挽救朝鲜及社会主义阵营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斯大林对中共的疑虑，于是理所当然的，中苏的同盟关系在那时变得更为紧密了。

中苏关系的亲密有哪些具体体现呢？比如在1950年12月4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在与中国大使王稼祥谈话时就强调，中国人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机会，并建议中国军队“趁热

7打铁”①，越过三八线，继续乘胜追击。第二天，周恩来就美苏上述两项备忘录发表了题为《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声明》。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它必须参加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与签订”关于台湾、澎湖列岛、萨哈林岛南部及千岛群岛的归属已经分别由开罗宣言和雅尔塔协定予以解决，“完全没有重新讨论的理由”。声明还谴责美国不愿从日本撤军，“并且利用日本作为侵略朝鲜、侵略中国的战争基地”，以及公开武装日本和企图使日本成为美国的殖民地②。这些意见自然是反映了苏联的立场，只是莫斯科不愿直接出面而已。并且就在两国大使会谈的前一天，毛泽东就在会见金日成时提出：“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 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 方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 而且拿下汉城, 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 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③毛泽东之所以和苏联方面的意见不谋而合，如此的默契绝不是凑巧，而应当是中苏两方密切交流的结果。而可想而知，中国和苏联在这次可看成天衣无缝的合作中关系又大大加深了。除此之外，《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声明》是中国政府首次全面地阐述对日媾和问题的观点和立场，而中国政府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气魄，不仅仅是因为自身的强大决心，还有因为身后强大的苏联大国“后盾”。

三、总结

在朝鲜战争之前，刚刚建立的中国需要长期的平稳发展，需要与周边国家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但是复杂的形势，不允许中国冷眼相对、袖手旁观。为了在国际范围内更富有竞争力，中国必须选择与苏联走的更近，即便这意味付出相当沉重的代价。前期中国与苏联的互相猜疑，互相保留，在当时看来是难以避免的，毕竟两个接壤巨人国家在都渴望成为一方强国时，是不可能毫无冲突的。苏联在朝鲜战争之前希望在让中国有一定发展的同时又控制、牵制住中国，既让中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力量，又避免其成为主要力量。中国则希望借助苏联的帮助来大力发展自身，摆脱贫困窘迫的状态。但朝鲜战争的爆发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大家的计划。后来，中国在自身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进军朝鲜，还是让苏联十分感动的，这大大加强了中苏的同盟关系。两国关系前所未有的高涨，也让中国从中收获了不少利益，在朝鲜战争后为自身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不过，不得不说，当时苏联虽然与中国关系紧密，但处处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在战争中还是做出了一些对中国不利的决策，也没有提供足够的帮助。这是中苏关系在变得相当紧密之后任然存在的一些隐患。

其实中苏关系，并不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话题，也不是一个鲜有人涉足的领域。那么，为什么我们小组仍然选择这个话题作为论文主题呢？因为我们认为，无论是当时的中苏关系，还是当今的中俄关系，都是影响到中国能否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因素。因此对中苏关系的分析，有利于我们以史为鉴，使得自身在今后的发展中更加顺畅。①沈志华：《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史料丛刊（48），202_年7月, 第635—636页。

②世界知识出版社：《国际条约集（1950—1952）》,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1年, 第354—358、360、361页。

③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一1976）》,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_年, 第135页。

第四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论文 -戊戌变法

青岛农业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论文

论文题目：浅谈戊戌变法

学生专业班级：食品10级质检3班

学生姓名：QQ582251001

任课教师：

完成时间：202_年11月2日

202_年11月2日

戊戌变法

前言：戊戌变法是否有立宪性质问题，从它的领导者来看，康有为是此次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变化，以及反映其思想的言论、奏折成为判断戊戌变法性质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戊戌变法 康有为 梁启超 维新运动

1895年4月，日本逼迫中国在日本马关签定《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这次上书，对清政府触动不大，却轰动了全国。“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为了把维新变法推向高潮。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鼓吹变法；组织强学会。1896年8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强学会，创办了《湘报》。在康、梁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法国强租广州湾,英国强租借后来被成为新界的地区和威海卫，全国人心激愤，维新运动从理论宣传转到政治实践。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为变法维新作了直接准备 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新政从此日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在此期间，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新政措施虽未触及封建统治的基础，但是，这些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清政府中的一些权贵显宦、守旧官僚对新政措施阳奉阴违，托词抗命。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百日维新”开始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9月中，光绪皇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但维新派既无实权，又束手无策，只得向光绪皇帝建议重用袁世凯，以对付荣禄。

16、17日，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18日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劝袁杀荣禄，举兵救驾。事后，被袁世凯出卖。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政变”成功。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以戊戌变法宣告失败。：根本原因；（1）19世纪末民族危机严重。——历史使命：救亡图存。（原因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重要原因是清政府腐朽统治。（2）19世纪末（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历史使命：发展资本主义。原因见前。（3）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标志——1894年“公车上书”）（4）90年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进一步发展。（早期维新思想：时间：19世纪60年代后；原因：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传入和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代表人物：王蹈、郑观应。主张：经济上发展民族工商业，与外国展开商战；文化上学习传播西方的自然科学；政治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

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出现前所未见的改变。接连的外忧内患，使清政府及一众知识份子逐渐醒觉到必须要改变以自强。咸丰、同治年间开始，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希望能够“师夷长技以制夷”，改良生产技术。各地先後引入外国新科技，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培训技术人材；在军事上亦建立了远东最具规模的北洋水师。1894年至1895年发生甲午战争，清政府被日本打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证明只靠经济上洋务运动未能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後。于是出现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

维新运动开始于1895年于北京发生的公车上书。当时齐集在北京参与科举会试的十八省举人，收到《马关条约》中，中国割去台湾及辽东，并向日本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一时间群情激动，4月，康有为、梁启超作成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及变法的主张，得到一千多参加科举考试的人的连署。5月2日，康、梁二人，十八省举人及数千市民，集合在都察院门前要求代奏。因为外省举人到京是由朝廷的公车接送，事件亦被称为公车上书。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没有得到直接实质的後果，但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之後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当中由康、梁二人发起的强学会最为声势浩大，更曾一度得到帝师翁同龢、南洋大臣张之洞等清朝高级官员的支持。

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为了把维新变法推向高潮。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鼓吹变法；组织强学会。1896年8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报》。在康、梁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全国人心激愤。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为变法维新作了直接准备。

1897年末，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列强意图瓜分刚败于日本的中国，在朝中再次敲响了警钟。

光绪皇帝虽然在1887年十七岁时已在名义上亲政，但实权一路仍然是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面对列强瓜分的危险，光绪于1898年（戊戌年）向慈禧要求实际的权力，让他进行朝政的改革。1898年6月8日，徐致靖上书《请明定国是疏》（康有为代拟）请求光绪帝正式改变旧法，实施新政。上书后第三天6月11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亦是百日维新的开始。之后光绪召见康有为，调任他为章京行走，作为变法的智囊。其后又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

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变法从此正式开始，直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商讨变法具体步骤和措施。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了几十道新政诏令。其中经济方面主要有：设立农工商总局，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业；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改革财政，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军事方面主要有：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减绿营，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编练陆海军。文教方面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改书院和淫祠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准许民间创立报馆、学会；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政治方面主要有：广开言路，准许各级官员及民众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删改则例，撤消重叠闲散机构，裁汰冗员；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这些抵制和反对措施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传播，受到维新派和地主阶级开明人士的热烈欢迎

第五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

义和团悲剧

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专业：应用化学

班级：202_级1班

姓名：胥兴钰

学号：2009071846

义和团悲剧

这学期新开了一门课程“中国近现代史”，每次坐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都感慨万分，还有同学们的演讲都那么的绘声绘色。近来在图书馆看到几幅八国联军和清兵杀戮义和团团民的照片，不禁恻然心动，思绪沉重，久久难平。

一个民族，倘若没有记性，大约总难免重蹈覆辙；一个民族倘若不知从苦难中汲取教训，怕是要万劫不复。应当有记性，应当懂教训的，首先应当是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和它的有历史责任感的民众。

其中一张：行刑完毕，被砍掉的几颗脑袋滚了一地，那些无头的尸体佝偻着倒在地上，身子还被捆绑着，地上一大滩乌血，旁边一些人在袖着手默然观看。

另一张：一群义和团团民被清兵押上刑场，这些即将被杀头的汉子们大都木然无表情，亦可说是沉着自若，绝无罗丹雕刀下的“加莱义民”那种痛苦万状的神情，亦无希腊雕刻家刀下的“拉奥孔”那种被毒蛇缠身的痛苦和绝望的表情。我不知道他们心里是否有被出卖的沉痛感。

然而，使我格外注意的是，中间一位精壮的汉子，赤着上身，腰间束一根布带，脚上趿着一双破布鞋，两臂交叉在胸前，脸上微微露笑，神态泰然自若，似乎在等着领奖，或是去就餐，这表情决不是几分钟后就跪在地上，引颈就戮，鲜血喷溢，身首异处了。

义和团民这种视死如归的气度，这种面对死亡冷静沉着的神态，这种丝毫不露内心痛苦的性格，大约是国人那种对生命的理解的一种外现：大丈夫不成功便成仁；死则死耳，何饶舌也？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是的，他们也许就是这样一批追求理想的农民，象他们的几世孙红卫兵那样青春无悔，死亦无悔，至今还在为往日的风光而自豪。

执行死刑杀他们的，是手执大砍刀，一脸横相的大清刽子手。别忘了，这些将要被杀的汉子们，当初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扶清灭洋”四字，现在他们要被大清帝国杀戮无赦。

洋人杀中国人，则用洋枪；此时，他们待在一边作壁上观，欣赏这东方野蛮的杀人奇景。

这就是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时北京街头的真实情景。九十六年前，大批慷慨激昂、仇洋杀洋的中国农民就是这样被历史白白牺牲掉了。洋人没杀多少，他们自己却在老佛爷的出卖和洋人的围剿下成群地喋血故土。

这些死者若是活着，至少应当是一百二十岁的老翁了；他们若是有后代，现在应当是五世孙了。不知这些儿孙们是在跑单帮呢，还走在种地？是在乡下开小店呢，还是跑到大城市去打工？是落草为寇了呢，还是在酝酿着新的教派？是在浑浑噩噩地聚众赌博呢，还是在读书求知？

义和团是上个世纪末年（兴盛期为1898—1900）在中国北方山东农村自发兴起的民众组织。它最初名为义和拳。不久之后，他们改为义和团，口号为“扶清灭洋”，标志着这个民间组织在性质上的改变，显示出它己经被清政府利用，成为这个腐败政府的一群家奴和粗野的打手。这是义和团走向历史大悲剧的一个根本性质的转变。

反清灭洋可能也以悲剧告终，但是却和扶清灭洋而失败大不相同。反清，标志着一种独立的政治倾向、清醒的头脑和正义的立场，至少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打击和扫荡清政权的腐败因素，促使它的政权内部产生某种变化；而扶清却起到了为这个病入膏肓的腐败政权加剧罪恶的消极作用，不仅使中国的国际形象丧尽脸面，而且使中国陷入空前灾难和极度耻辱的境地。这些只有血勇而缺乏清醒头脑的农民作了一件十分可悲的蠢事，不仅惨遭国际帝国主义力量的残酷绞杀，而且也遭到慈禧政权翻脸无情的迫害。

毫无疑问，最初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有着相当的民族正义性质和反抗**的政治性质。这一运动的重要起因之一，就是反抗某些洋教人士在中国的不法活动和对某些恶徒的包庇。他们的活动，严重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农民对此已经忍无可忍。

时人记载：“当时耶稣教民恃势惯与平民争讼，而官吏畏之如虎，一遇词讼，对于教民无不左袒，故积而成仇。加以甲午而后，强邻肆虐，中国怯弱，人民益愤，因思外洋所恃者枪炮，必有避枪炮之术，乃能御之，而金钟罩神拳之说兴矣。”

“去岁拳民抢教，牵连数府，到处响应，其事虽出于拳民之太过，其根实由于教民太横„„地方官畏之如虎，明知教民不是，反责押平民。甚至教士为教民包揽词讼，该教民不递诉状，但凭教士函片，即签票传人，差役又需索骚扰，片

纸下乡，中业倾产，曲直未判，真伪未分，而良民已受无穷之累犊连篇„„近数年来，何省不兴教案？而抑之愈深，激之愈甚。若不釜底抽薪，而徒恃搜拿以镇压，窃恐柔懦者尽趋于洋教，强悍者愈增其不平，一位御使道：“山东义和等团，非欲谋乱也。平日受侮教堂，久已痛深骨髓。自德人占据胶澳，教焰益张，宵小恃为护符，藉端扰害乡里，民间不堪其苦，以致衅端屡起，地方官不论曲直，一味庇教而抑民。遂令控诉无门，保全无术，不得已自为团练，藉以捍卫身家。”这些历史记载，清楚地勾画出这样一幅末世怪现状：洋人欺压农民；官府怕洋人，反过来压迫中国百姓；百姓走投无路，揭竿而起。

清政府对中国民间自发组织和秘密结社一向采取严厉镇压和取缔手段（例如对白莲教，天地教），视为政权之大敌。然而，他们对待义和团却采取安抚和利用的手段，这是很耐寻思之事，显然它对了掌权者的胃口和需要。

在最初阶段，地方政府当局对义和团的态度并不一致，有的官员主张采取镇压手段（例如袁世凯），有的官员则采取招抚和引导的态度（例如大学士刚毅、端王载漪、山东巡抚毓贤等）。他们在对待义和团问题上，互相对立。这是一种有趣的末世现象，也是一种大有学问的新式宫廷斗争手段。镇压者，是为了整个统治集团利益；而招抚和利用者，乃是为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为了那一部分更自私更保守的集团的利益。这种引民间力量来向国内反对派或国外干涉者示威的手法，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中开了先河。

义和团在反洋教问题上采取的那种横扫一切的态度，那种由反对不法教士到反洋教，发展到反对一切西方文化和科学发明的立场，那种由杀教士、烧教堂发展到凡是西方发明的东西都要摧毁，于是干起扒铁轨、倒电杆、毁电线之类的愚蠢行为。诚如一位智者所言，这些人“口诵咒语，能避火炮，且能闭火门，而不使之发。然能是者，百人中二三而已，且可暂不可久。总之，虽有法力，只可以倡乱，不足以成事。„„闻者惊以为神术，遂开千古未有之奇祸„„四月，保定有烧电杆，毁铁路之举。不知电杆，铁路乃国家营造者，既悬“保清灭洋”之旗，而又烧焚公家之物，是直与国家为难，非乱民而何。„„而老成谋国者，以为乱民不可恃，兵端不可开。”

这种野蛮行为一方面强烈地表现出中国民众对于近几十年来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剥削产生的痛恨和反抗情绪，另一方面则深刻地表现出中华民族

文化本身的某些保守性心态。不思社会发展，自私腐败的清帝国造成了西方列强欺凌中国的结果，使西方文化在中国成为征服者文化，使中国人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而失去平衡，从而把羡慕变成了仇恨。究其原因，皆因中国社会与政治的长期不长进，不能给人民以进步，尊严与富强。

这种野蛮和愚蠢的行为终于使痛恨西方列强的慈禧集团眼睛一亮，发现从贫瘠的黄土地上冒出一支完全可以利用的力量。这对于镇压变法因而陷入穷途末路的慈禧集团，无疑是一个绝望中的惊喜。不走现代化道路，不走政治改革道路，难道就真的没有路，就真的要受帝国主义的窝囊气，挨帝国主义的打么？你瞧，这天兵天将不就在老佛爷脚下的黄土地泉水般涌出来了吗？此时正是民心可用，何不创造一场历史大奇迹？

于是，在最高统治者支持下，义和团在京城到处设坛，香火极盛一时。中国农民组织从来没有得到过专制君主如此的青睐，竟然能够破天荒地受到皇家的如此殊荣，能够在天子脚下，皇宫前面，如此张扬，如此自由，如此“造反”。

时人记载：“光绪二十四年，近畿各省遂秘密有义和拳之组织，设坛吞符降神，不伦不类，自诩枪刀不入，耍刀舞枪，到处皆是。甚至妇女亦托真神附体，自诩能于空中飞舞，名为红灯照。其奸滑之徒，滥混其间，藉图私利。光绪二十五年，义和拳事暴发，各处杀戮外人，肆无忌惮。”

在慈禧集团的支持和鼓动下，义和团愈走愈远，大开杀人毁教之风：“自称符咒种种灵验，可避刀枪，愈传愈远，愈远念妄，„„其迫害教民也，以逐西教士为第一意。伪称奉太后懿旨，故受其蛊惑者日益众。七八月之间，遂千百成群，依势作威，而天主教民适逢其怒，被抢数十村，耶稣教尚无恙也。至中秋节前数日，匪焰更炽，于是不论天主教，耶稣教，既是教民不免惨害矣。„„先惟劫掠财物，后则毁教堂，害教民，杀教士，无不可矣。”

客观地说，慈禧老妇在接见和怂恿苦大仇深的农民“造反”上，是中国史无前例第一人。这些义和团，实在是六十六年后北京红卫兵的老祖爷。

此时的义和团，已经成为清政府卵翼下的一支别动队。他们愈发无所顾忌，很象是六十六年后那位红司令麾下的红卫兵。在慈禧集团支持和鼓动下，义和团们愈走愈远，有恃无恐。在这种情绪下，官兵们也同样疯狂起来，不久发生杀死德国公使克林德、日本使馆人员杉山彬被杀事件，乃至围攻和炮轰外国使馆，从

而挑起严重的外交纠纷和战争。于是，八国联军大兵压境，攻陷京城，慈禧集团仓皇鼠窜，把中国这个满是文化宝物的烂摊子丢给别人收拾。

袁世凯说得很明白：“（山）东省民教不和，大半由于地方官办理未能持平。前任（指前任巡抚毓贤）自己怕洋人而煽动百姓与人闹事，未免太左。”

就慈禧本人来说，她对走火入魔的义和团，本来持比较谨慎的怀疑态度，这老妇毕竟不是年幼的娃儿，大约应当知道这些乡野农民常常会有的那些戏法和骗招，大约知道他们会闹出麻烦。她对于这种厉害攸关的事情，最初还是较为小心的。

可是，满街满城那么多风风火火的拳民，如此高涨的反洋情绪，不正是民心可用么？中国百姓从未没有这么热气腾腾地反洋鬼子的情绪和这种性质的群众运动，此气正可鼓而不可泻，这种情绪正可以使她对洋人的仇恨心情得到发泄。不过，她也实在害怕惹出大事，那会使她的江山为之倾倒，乃至光绪复辟。那些围在身边各怀鬼胎的王公们一味鼓噪，力主民心可用，对外宣战，终使这老妇支持了那些造反暴民的行为：“会慈禧太后谋废立，各国公使不允，仇洋特甚。拳匪则以教徒之横，适树‘灭洋’之帜，中经希旨诸臣之鼓惑，而太后遂欲令拳匪灭洋，匪得密旨，因于‘灭洋’之上，加‘扶清’二字，而滔天之势成矣。” 慈禧利用义和团杀洋人，可以说当初有一箭三雕之妙：一可因势利导，把农民对满清政权的痛恨转移到仇外上去；二则，可以教训洋人，让他们今后少对中国说三道四；第三，万一出了麻烦，农民不敌洋人，也可推到“暴民”头上，他们毕竟不是政府的军队，清廷可以转嫁责任。但是，慈禧完全打错了算盘，大大的错估了“刀枪不入”的力量。她从此一蹶不振。

一个悲哀的民族。

参考文献：《庚子大事记》、《庚子记事》

《近代史资料》

《义和团源流史科》

《陵县续志》

《义和团档案史料》

《茌平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