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大亚湾不是切尔诺贝利

“大亚湾不是切尔诺贝利” ——记中国有关部门的一次公关宣传

由于煤电供应日趋紧张，尤其是近年来燃烧石化燃料过多而导致的“温室效应”及天气异常现象，加深了人们对核电优越性的认识。有关方面经过科学的分析和调查，认为发展核电不失为解决我国中长期电力增长问题的重要途径。于是我国决定在深圳大亚湾修建一座核电站。但是此时恰值核电业经受了1979年美国三里岛事件之后，在苏联又发生了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漏事故。消息见诸世界各国的报端之后，这一与人类生存攸关的重大问题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关注。一时间，我国在大亚湾修建核电站之事也成为香港各界公众的热门话题。香港各报辟出版面，对此间议论广泛报道，最后居然形成了一股反对在大亚湾修建核电站的社会舆论。香港公众为此组织了反核的专门机构，并发起香港各界100万人的签名运动。在为了“保障香港公众安全”的舆论调动之下，125万香港公众参加了签名运动。反核的专门机构派出了请愿团赴京请愿，将请愿名单送至北京。一时间，这股不利舆论汇成了汹涌的波涛。这时，有人主张“别管他”，其理由是，我们在自己的领土上修建核电站，又没在别国的领土上修建，任何人无权干涉我国内政。但是有关部门认为产生这种不利舆论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我们对大亚湾核电站的修建缺乏宣传，致使香港公众不了解有关情况而造成了误解。处理此事应采取全面的公关宣传，以“软处理”的方式化解这种不利舆论。于是有关当局采取了如下对策：

⒈立即组建核电站公关处，由一位高级工程师任处长，以增强公关宣传的针对性。

⒉通过新华社、中新社等新闻媒介如实报道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调查及援救工作开展的情况，并及时详尽报告了调查的结果——由于操作人员操作不慎所造成的而非技术性问题。

⒊由权威的核科学家和核电专家在香港举办关于核电站知识讲座。在宣传中，他们针对香港公众担心的问题，给予了耐心的解释和说明：

我国目前采用的安全标准是在国际上积累了几十年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制定的，具有很高的安全保障系数。在压水堆的设计上我们也采用国际上最成熟的技术，设立三道屏障，一是安全壳，二是压力壳，三是包壳，从而反应堆达到最安全性能，万无一失。世界核电史上的两次最大事故（三里岛事故、切尔诺贝利事故）均是由于操作人员操作不慎造成的，而非压水堆本身的技术问题。高标准、严要求是我们在核电建设中始终坚持的原则。另外，大亚湾核电站距香港五十公里，完全符合国际规定的选址要求。在美国、台湾的一些核电站的设立，距居住区都在五十公里以内，没有造成任何危害。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清理范围

也在三十公里以内。因此，五十公里的距离不算近，港人不必担心，相信该核电站投入使用后，也不会造成任何危害。核恐怖心理实际上是杞人忧天，大可不必。核电和原子弹是有本质区别的，核电站绝不会发生爆炸。它可能产生的泄漏事故也会因多层屏障的纵深保护而减少到最低限度。

所有这些针对性的公关宣传缓解了公众的核恐怖心理，成功地引导了公众舆论。

⒋组织香港人士参观大亚湾核电站的基地及设施，增加了工程决策、设计、施工、管理及技术等方面的透明度。

⒌中央有关领导会见请愿团，向香港公众做认真的说明和解释工作，沟通信息和情感，让香港公众感到我国政府对此是襟怀坦白的，从而增强了香港公众对我们的信任感。

⒍有关当局与香港一家有影响、有信誉的公关公司合作在日本的广岛举办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展览会，宣传核知识。

通过以上一系列公关活动的开展，一场反对修建大亚湾核电站的轩然大波终于平息了。

[评析]⒈在这则实例中，我国政府有关当局面临危机时所采取的一系列成功的公关对策，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可以借鉴的经验。但是纵观时事件发生、发展和结局的全过程不难发现，有关当局在公关工作中亦有不足之处。首先表现在缺乏双向沟通的公关意识这一点上。“公众必须被告知”是社会组织在开展公关工作时不可忽视的一个基本原则。因为公众对社会组织的行为不满或反对，常常是由于他们对社会组织的行为不理解或误解，而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又往往是由于社会组织在采取行动之前忽视了信息交流这一层次的传播工作。一个社会组织取得公众的支持大致要经过这样四个环节：传播信息，使公众了解情况，从而使公众理解组织的行动，进而获得公众的信任、支持与合作。大亚湾核电站的**恰恰是由于有关当局在行动之前忽略了传播信息和双向沟通工作所引起的。试想，如果在采取行动之前，先发布“安民告示”，介绍工程的有关事宜，沟通信息，从而求得香港公众的理解和支持，那么还会出现125万香港公众的签名行动吗？“公众必须被告知”这一现代公共关系的基本原

则要求每一个社会组织在进行双向沟通时还应该公开全部事实，隐瞒事实真相或愚弄公众的陈腐做法已越来越受到人民的谴责。

其次是缺乏公众意识。“与自己的公众一同发展”是对这种公众意识精辟的概括和总结。这种公众意识要求社会组织采取任何行动时首先应该想到的是自己的公众。大亚湾核电站引起的**集中反映出我们的一些同志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改革在思想观念上还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首先需要的是一种观念的改变，即少点自我意识，多点公众意识。虽然在大亚湾的**出现后我们的补救措施是成功的。但是为什么在事发前想不到与公众沟通信息呢？

⒉社会组织面临信誉、形象危机之时不能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这种态度不仅不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且还会给社会组织招来更为不利的后果。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危机一旦发生，尤其是见诸报端之后，这已表明社会组织的信誉和形象在较大范围内受到损害。这时，如果指望不利舆论自行消亡是不太可能的。结局只有两种：一种是社会组织通过公关活动缓解和消除危机；一种是任其自由发展、扩散，从而使危机辐射范围不断扩大，事态不断恶化，最终闹得不可收拾，使社会组织蒙受更大的损失。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水门事件”被披露于报端之后，最早所采取的态度就是置之不理。尼克松曾对他的两名高级助手说；“我们对此事少说为妙。传闻自会过去，不必为此顾虑。”由于他采取了这种闭口不谈、充耳不闻的“鸵鸟政策”，更激起了公众急切想了解事情真相的欲望。最后尼克松终因失策而被撵下了总统的宝座。由此可见，危机一旦发生采取置之不理的策略是不可取的。那么采用“坚决反击”是否可以呢？我们说：“置之不理不可取；‘反击’更是下策。”众所周知，继“水门事件 ”之后，美国总统里根执政时期又曾出现了“伊朗门事件”。当这一丑闻轰动世界之后，里根所采取的态度就是坚决反击。他开始声色俱厉地斥责《华盛顿邮报》是“极不负责”的捏造。这反而更激起了记者要将事情弄个水落石出的决心。最后还是以里根在1987年1月27日的“国情咨文”演说中公开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并表示“愿意为此承担全部责任”而告终。

这则案例充分说明了一个道理：当一个社会组织遭到信誉形象危机之时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绝对不会达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结局。只有采取正确的对策，才能使社会组织化险为夷，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

张利庠等．《公共关系学》．第一版．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

关于公关案例“大亚湾不是切尔诺贝利”的分析报告：

通过反复对“大亚湾不是切尔诺贝利——记中国有关部门的一次公关宣传”这个案例的正文进行阅读、分析，我们发现案例本身有些内容需要商榷。为了更好地阐述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这则案例本身进行分析，理清其从面临问题到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的线索。

从案例本身来看，有关部门作为大亚湾核电站的公关组织面临的问题就是包括百万签名运动在内的香港民众反对在大亚湾建设核电站的不利舆论。公关组织面临的问题不会是纯粹客观的现象存在，而是体现在对问题的分析和认识上。有关部门对其面临问题的分析、认定是极明了的：“产生这种不利舆论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我们对大亚湾核电站的修建缺乏宣传，致使香港公众不了解有关情况而造成了误解。”鉴于这样的问题分析，有关部门在策划公关方案时，就体现了以公关宣传为核心。事实上，从案例对策的六个方面内容来看，公关宣传构成了这次公关活动的全部内容。最后，一句话就对这次公关活动作了“成功”的总结。

可是，如果将案例所述公共关系活动要解决的问题、对问题的分析、解决问题的对策以及最后的公关效果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案例分析缺乏深化，分析有不妥之处。关键之处主要体现在对问题的分析、确定上。

表面上看，有关部门面临的公关难题是香港人反对在大亚湾建设核电站。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析，除了案例中的分析、断定以外，还可以有别的思路。香港人反对在大亚湾建设核电站，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反对和平利用原子能。那是为了什么？“保障香港公众安全”体现了香港人最担心的问题。香港人害怕核泄漏，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害怕未来建成的、离香港很近的大亚湾核电站出现核泄漏，象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那样。那么，造成核泄漏的可能性在哪里呢？不过是两个方面：一是设备方面，如设备本身的质量、工程设计和施工质量等；二是人员技术操作方面。可是从三里岛事件和切尔诺贝利的事故发生来看，事故发生的根源皆在人员操作不规范而不是设施的质量问题。这样以来，问题的核心就集中在核电站的人员操作规范化的问题上了。虽然我们不能说大亚湾核电站的设备如何如何好，但是只要在设备购置、安装和运行方面严把质量，科学操作，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相比较而言，问题的核心就是更难以保障的——核电站的人员操作问题。鉴于如此的问题分析，公共关系的对策就必

须紧紧围绕所发现的问题——核电站人员操作问题而展开。这样，该公共关系活动的内容大致分为两部分：⑴提出保障人员操作规范的措施，并加强实施，使人员操作水准达到国际标准，接受国际原子能权威机构的随时监督。⑵对我们关于人员操作问题的认识、对策进行广泛传播，尤其是对香港地区的公众。此外，案例中有关宣传的六个步骤也在其中，力求借助传播媒介，在内容上让香港公众对大亚湾核电站各方面的情况了解得更多，在形式上加强对香港公众的传播力度。从公共关系理论上讲，上文的⑴是基础，是“做”，⑵是关键，是“说”。对于公关而言，这两个方面是不能偏废的，必须兼顾，并且兼顾的同时必须突出重点。无论如何，公共关系的重心应该在“做”的方面。正如公关专家所言：公共关系90%靠做，10%靠宣传。该案例的对策部分只有宣传是不够的，是片面的。

虽然案例最后断言，公共关系活动是成功的。但是从我们的分析看，这成功实属可疑。

[关于“评析”的评析]分析要精当，这是对公众案例分析的基本要求。为了体现这一点，我们将对案例后附带的“评析”加以评析，这样既可以加强我们对案例的理解，也可以进一步理解案例分析的基本要求。

“评析”共有两大点：一是根据“公众必须被告知”的理论，指责案例中的社会组织缺乏双向沟通和“与自己的公众一同发展”的公关意识。其分析的重心在于谈社会组织对公众的漠不关心导致了形象危机的发生。二是从反面论述“社会组织面临信誉形象危机之时不能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就总体而言，“评析”给人以偏离主题的感觉。从“评析”的第一个要点来看，该案例被看作是危机公关案例。危机公关的内容无非两个方面：一是危机来临之前，采取措施，防御危机出现，避免给社会组织形象带来损失。二是危机发生之后，社会组织积极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解决实质问题，加大宣传力度，争取社会公众的理解、支持与合作。如果说上文的案例是危机公关案例，那么其内容是在危机之前，还是在危机之后呢？显然，其活动是在危机之后。既然如此，案例分析的重心就不应该放在危机之前的预防上，而应该放在社会组织对公关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上。分析问题的准确与解决问题的有效应该是案例分析的核心之核心。案例中如何分析问题、认定问题、如何解决问题及其效果如何构成案例分析报告的主要内容。“评析”的第一个要点谈危机的如何发生，很有点“事后诸葛亮”的色彩。虽然分析有些道理，但是分析的重心却不应该在此。“评析”的第二个要点，几乎没有提及案例的

问题分析与解决方式和效果，只是从纯理论的角度论述，信誉形象危机之时不能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并且将公关史上典型的反面案例——尼克松辞职拿出来当论据。案例“评析”离题太远主要是体现在第二个要点上。因为大亚湾核电站并未步尼克松后尘，而是积极采取措施，扭转形象。所以说，在这个案例分析中不能大谈遇形象危机置之不理，而应该重点谈社会组织如何面对危机，如何开展工作。

“评析”的最后谈到了案例分析的结论——“说明了一个道理”。可是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经过分析，这个结论根本不是从上文的案例中分析出来的，只不过是围绕危机公关问题谈了一个一般性的、与此案例无紧密联系的结论而已。

第二篇：大亚湾不是切尔诺贝利

大亚湾不是切尔诺贝利 ——矫正型公共关系案例

由于煤电供应日趋紧张，尤其是近年来燃烧石化燃料过多而导致的“温室效应”及天气异常现象，加深了人们对核电优越性的认识。我国政府有关当局经过科学的分析与调查，认为发展核电不失为解决我国中长期电力增长问题的重要途径。于是我国政府有关当局决定在深圳大亚湾修建一座核电站。然而，正当我国政府有关当局开始在大亚湾修建这座核电站的时候，从前苏联传来了一个令世人震惊的噩耗——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核泄漏事故。事故发生在1986年4月25日星期五的深夜到星期六的黎明，而新闻界4月28日才对外发表正式消息。在此之前，欧洲一家新闻社报道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所发生的核泄漏这一事故已造成了二千人死亡。而后，各国新闻媒介从不同渠道获得了各种消息并纷纷加以报道。新闻媒介的推波助澜，一时间使世界舆论哗然。尤其是发表正式消息过晚，致使流言四起，谣言广为传播，引起了混乱。1988年4月27日至30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的第11届公共关系世界联盟大会上，一位苏联教授曾做了题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以来的两年》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我们认为事故发生后消息公布过晚是一个很大失败。流言搅得人心惶惶，谣言令人谈“核”色变。核电这一与人类生存攸关的重大问题不能不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关注。香港公众亦将我国在大亚湾修建核电站之事列为热门话题。报纸辟出版面，电台、电视台开设专题节目。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浮动。有关人士慷慨陈词，极力反对在与香港毗邻的大亚湾修建核电站。一些公众为此还组织了反核的专门机构，并发起了香港各界100万人的签名运动。在强大的舆论影响之下，125万香港公众参加了签名运动。反核的专门机构派出了请愿团赴京请愿，并将请愿名单送至北京。不利舆论汇成了汹涌的波涛。面临这种不利舆论，我国政府有关当局究竟应该怎么办?如何平息这场不利舆论，矫正政府形象这一重大问题，不能不令我们认真研究。这时，有人理直气壮地提出．我们是在自己的领土上修建核电站而并没在别国的领土上修建，这完全是中国人民的内政。任何人无权干涉中国的内政。显然这种说法是无懈可击的。但是随后也有人提

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产生这种不利舆论的原因通过调查已得知有两点：一是我们对大亚湾核电站的修建缺乏宣传，致使香港公众不了解有关情况而产生了误解，二是客观上受到了苏联切尔诺见利核电站核泄漏嵋冲击波”的影响，人们产生了“核恐怖”心理。处理这种公关危机应采取全面的公关宣传，以“软处理”的方式化解这种不利舆论。于是我国政府有关当局通过研究决定采取如下对策：

1．全面了解这种不利舆论产生的原因，衍生和辐射的范围，以及已经产生和将要产生的影响。

2．立即组建核电站公关处，由一位高级工程师任处长，以增强公关宣传的针对性。

．

3．通过新华社、中新社等新闻媒介如实报道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调查及援救工作开展情况，并及时详尽报道了调查结果——由于操作人员不慎所造成，并非技术问题。

4．由具有权威的核科学家和核电专家在香港举办关于核电站知识的讲座。在宣传中，他们针对香港公众所耽心的问题，给予了耐心的解释和说明。

我国目前采用的安全标准是在国际上积累了几十年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制定的，具有很高的安全保障系数。在压水堆的设计上我们也采用国际上最成熟的技术，设立了三道屏障，一是安全壳、二是压力壳，三是包壳，从而使反应堆达到最佳安全状态，可谓万无一失。世界核电史上的两次最大事故(美国的三里岛核电站和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均是由于操作人员操作不慎造成的，而并非压水堆本身的技术问题。高标准、严要求是我们在核电建设中始终坚持的原则。另外，大亚湾核电站距香港50公里，完全符合国际规定的选址要求。在美国、台湾的一些核电站的设立，距居住区都在50公里以内，没有造成任何危害。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清理范围也在30公里以内。因此，50公里的距离不算近，港人不必耽心，相信该核电站投入使用后，也不会造成任何危害。核恐怖心理实际上是杞人忧天，大可不必。核电和原子弹是有本质区剐的，核电站不会爆炸，它可能产生的泄漏也会因设有多层防护屏障的纵深保护而被减少到最低程度。

所有这些有针对性的公关传播，大大缓解了公众的核恐怖心理，成功地引导了公众舆论。

5．组织香港有关人士参观大亚湾核电站基地及设施，增加了工程决策、设计、施工、管理及技术等方面的透明度。

6．中央有关领导会见香港赴京请愿团，向香港公众代表做了认真的解释和说明工作，沟通了信息与情感，让香港公众代表感到我国政府对此是襟怀坦白的，从而增强了香港公众对我们的信任感，打消了对我国政府的误解。

7．我国政府有关当局与香港一家有影响有信誉的公共关系公司合作在日本的广岛举办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展览会，宣传核知识和我们对核的一贯态度。

通过以上一系列公共关系活动的开展，一场反对修建大亚湾核电站的轩然大波终于被平息了。

第三篇：大亚湾不是切尔诺贝利

大亚湾不是切尔诺贝利

——矫正型公共关系案例

由于煤电供应日趋紧张，尤其是近年来燃烧石化燃料过多而导致的“温室效应”及天气异常现象，加深了人们对核电优越性的认识。我国政府有关当局经过科学的分析与调查，认为发展核电不失为解决我国中长期电力增长问题的重要途径。于是我国政府有关当局决定在深圳大亚湾修建一座核电站。然而，正当我国政府有关当局开始在大亚湾修建这座核电站的时候，从前苏联传来了一个令世人震惊的噩耗——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核泄漏事故。事故发生在1986年4月25日星期五的深夜到星期六的黎明，而新闻界4月28日才对外发表正式消息。在此之前，欧洲一家新闻社报道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所发生的核泄漏这一事故已造成了二千人死亡。而后，各国新闻媒介从不同渠道获得了各种消息并纷纷加以报道。新闻媒介的推波助澜，一时间使世界舆论哗然。尤其是发表正式消息过晚，致使流言四起，谣言广为传播，引起了混乱。（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发生后，苏联政府没有及时的、公开的发布消息，告知公众，使得非正式的消息被新闻媒介报道，引起了舆论哗然，社会公众人心惶惶，谈“核”色变。公开坦诚的态度和及时不断的沟通才是联结组织与社区关系的纽带。苏联政府的做法不仅会引起社会的混乱，也将使得苏联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大大减低。）1988年4月27日至30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的第11届公共关系世界联盟大会上，一位苏联教授曾做了题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以来的两年》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我们认为事故发生后消息公布过晚是一个很大失败。流言搅得人心惶惶，谣言令人谈“核”色变。核电这一与人类生存攸关的重大问题不能不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关注。香港公众亦将我国在大亚湾修建核电站之事列为热门话题。报纸辟出版面，电台、电视台开设专题节目。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浮动。有关人士慷慨陈词，极力反对在与香港毗邻的大亚湾修建核电站。一些公众为此还组织了反核的专门机构，并发起了香港各界100万人的签名运动。在强大的舆论影响之下，125万香港公众参加了签名运动。反核的专门机构派出了请愿团赴京请愿，并将请愿名单送至北京。不利舆论汇成了汹涌的波涛。面临这种不利舆论，我国政府有关当局究竟应该怎么办?如何平息这场不利舆论，矫正政府形象这一重大问题，不能不令我们认真研究。这时，有人理直气壮地提出．我们是在自己的领土上修建核电站而并没在别国的领土上修建，这完全是中国人民的内政。任何人无权干涉中国的内政。显然这种说法是无懈可击的。但是随后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产生这种不利舆论的原因通过调查已得知有两点：一是我们对大亚湾核电站的修建缺乏宣传，致使香港公众不了解有关情况而产生了误解，二是客观上受到了苏联切尔诺见利核电站核泄漏嵋冲击波”的影响，人们产生了“核恐怖”心理。处理这种公关危机应采取全面的公关宣传，以“软处理”的方式化解这种不利舆论。于是我国政府有关当局通过研究决定采取如下对策：

1．全面了解这种不利舆论产生的原因，衍生和辐射的范围，以及已经产生和将要产生的影响。

2．立即组建核电站公关处，由一位高级工程师任处长，以增强公关宣传的针对性。

3．通过新华社、中新社等新闻媒介如实报道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调查及援救工作开展情况，并及时详尽报道了调查结果——由于操作人员不慎所造成，并非技术问题。（通过利用比较有知名度与公信力的报纸媒介，告知公众，与公众进行沟通，发布正式的、官方的消息，破解舆论的传播，树立政府负责任的形象，将民众的言论引向良好的方向。）

4．由具有权威的核科学家和核电专家在香港举办关于核电站知识的讲座。在宣传中，他们针对香港公众所耽心的问题，给予了耐心的解释和说明。（举办关于核电站知识的讲座，并有专业权威的专家为公众答疑解惑，消除他们的疑惑和不安，将误会解除，纠正公众错误的观念，树立政府形象，提高政府对社区民众的影响力。）

我国目前采用的安全标准是在国际上积累了几十年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制定的，具有很高的安全保障系数。在压水堆的设计上我们也采用国际上最成熟的技术，设立了三道屏障，一是安全壳、二是压力壳，三是包壳，从而使反应堆达到最佳安全状态，可谓万无一失。世界核电史上的两次最大事故(美国的三里岛核电站和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均是由于操作人员操作不慎造成的，而并非压水堆本身的技术问题。高标准、严要求是我们在核电建设中始终坚持的原则。另外，大亚湾核电站距香港50公里，完全符合国际规定的选址要求。在美国、台湾的一些核电站的设立，距居住区都在50公里以内，没有造成任何危害。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清理范围也在30公里以内。因此，50公里的距离不算近，港人不必耽心，相信该核电站投入使用后，也不会造成任何危害。核恐怖心理实际上是杞人忧天，大可不必。核电和原子弹是有本质区剐的，核电站不会爆炸，它可能产生的泄漏也会因设有多层防护屏障的纵深保护而被减少到最低程度。

所有这些有针对性的公关传播，大大缓解了公众的核恐怖心理，成功地引导了公众舆论。

5．组织香港有关人士参观大亚湾核电站基地及设施，增加了工程决策、设计、施工、管理及技术等方面的透明度。（将工程透明化，开放令公众不安的环节让公众参观，将之展示给社区公众，使得公众对工程有更多的了解）

6．中央有关领导会见香港赴京请愿团，向香港公众代表做了认真的解释和说明工作，沟通了信息与情感，让香港公众代表感到我国政府对此是襟怀坦白的，从而增强了香港公众对我们的信任感，打消了对我国政府的误解。（政府主动向香港公众示好，派出领导人员拜访，向香港公众解释有关大亚湾核问题的疑问，使得香港公众感到政府对此事的重视和对自己的尊重，软化公众的态度，加强公众与政府的感情沟通。）

7．我国政府有关当局与香港一家有影响有信誉的公共关系公司合作在日本的广岛举办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展览会，宣传核知识和我们对核的一贯态度。（与知名公司合作，举办介绍组织的展示活动，以此表明组织的立场。）

通过以上一系列公共关系活动的开展，一场反对修建大亚湾核电站的轩然大波终于被平息了。

第四篇：切尔诺贝利

1986年4月26日凌晨，位于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首府基辅以北130公里处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猛烈爆炸，反应堆机房的建筑遭到毁坏，同时发生了火灾，反应堆内的放射物质大量外泄，周围环境受到严重污染，27万人因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患上癌症，其中致死9.3万人。这造成了核电史上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事故。

2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进入切尔诺贝利，苍穹之下，袅袅炊烟从荒凉的村落升起。继续生活下去，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大灾难之后的选择和勇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位于前苏联基辅市北130公里的地方，是前苏联1973年开始修建，1977年启动的最大的核电站。

1986年4月25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4号动力站开始按计划进行定期维修。然而由于连续的操作失误，4号站反应堆状态十分不稳定。1986年4月26日对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来说是悲剧开始的日子。凌晨1点23分，两声沉闷的爆炸声打破了周围的宁静。随着爆炸声，一条30多米高的火柱掀开了反应堆的外壳，冲向天空。反应堆的防护结构和各种设备整个被掀起，高达2000℃的烈焰吞噬着机房，熔化了粗大的钢架。携带着高放射性物质的水蒸气和尘埃随着浓烟升腾、弥漫，遮天蔽日。虽然事故发生6分钟后消防人员就赶到了现场，但强烈的热辐射使人难以靠近，只能靠直升飞机从空中向下投放含铅（Pb）和硼（B）的沙袋，以封住反应堆，阻止放射性物质的外泄。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带来的损失是惨重的，爆炸时泄漏的核燃料浓度高达60％，且直至事故发生10昼夜后反应堆被封存，放射性元素一直超量释放。事故发生3天后，附近的居民才被匆匆撤走，但这3天的时间已使很多人饱受了放射性物质的污染。在这场事故中当场死亡2人，至1992年，已有700O多人死于这次事故的核污染。这次事故造成的放射性污染遍及前苏联15万平方公里的地区，那里居住着694．5万人。由于这次事故，核电站周围30公里范围被划为隔离区，附近的居民被疏散，庄稼被全部掩埋，周围7千米内的树木都逐渐死亡。在日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10公里范围以内将不能耕作、放牧；10年内100公里范围内被禁止生产牛奶。不仅如此，由于放射性烟尘的扩散，整个欧洲也都被笼罩在核污染的阴震中。临近国家检测到超常的放射性尘埃，致使粮食、蔬菜、奶制品的生产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核污染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上、心理上的不安和恐惧更是无法统计。事故后的7年中，有7000名清理人员死亡，其中1／3是自杀。参加医疗救援的工作人员中，有40％的人患了精神疾病或永久性记忆丧失。时至今日，参加救援工作的83．4万人中，已有5．5万人丧生，匕万人成为残疾，30多万人受放射伤害死去。

核电虽然是目前最新式、最“干净”，且单位成本最低的一种电力资源，但由于可能的核泄漏事故造成的核污染却也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迄今为止，除了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以外，英国北部的塞拉菲尔核电站、美国的布朗斯菲尔德核电站和三喱岛核电站都发生过核泄漏事故。除此之外，在世界海域还发生过多次核潜艇事故。这些散布在陆地、空中和沉睡在海底的核污染给人类和环境带来的危害远不是报道的数字能够划上句号的，因为核辐射的潜伏期长达几十年。

些遗产是很明显的：

-切尔诺贝利附近的普里皮亚季市成了死城，100年之内不能住人；-13万居民成了核难民，终生不能返回故乡；

0万抢险大军中，超过一半的人已经在过去20年里死去，剩下的人余生都将饱受病痛折磨；

-发生爆炸的4号反应堆，虽然被混凝土封闭了，但是这个“石棺”并不牢固，需要重建；

-事故的善后费用，每一年都非常庞大，成为了乌克兰政府沉重的财政包袱。上面这些只是看得见的遗产，还有看不见的遗产：那就是苏联政府的信用完全破产。

这个政府隐瞒事故、欺骗人民、组织抢险混乱低效，而且修改和销毁相关档案，使得有些真相可能永远无法大白于天下。它彻底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仅仅五年以后，列宁创立的苏联就解体了，一个希特勒都无法打败的政权就这样消失了。就像记录片中的一个研究者所说，“切尔诺贝利最大的灾难，并不是辐射，而是谎言。”

也许未来人类的科技发展，会使得核能不再危险，但是只要专制政权还在地球

十八

切尔诺贝利降下了第一场雪，这对当局证明了石棺的密闭性。石棺至少能密闭30年，他们如此预估。

清理人返回故乡了，1，2，3号反应炉又恢復了运作。抢救切尔诺贝利第一战宣告胜利，却预示了苏联的解体。

但对许多人来说，这代表一场战争的开始。过了20年，这场战役仍未结束。过了20年，普里皮亚季依然是一座鬼城。

在伊戈科斯汀陪同下，尤莉亚想去看看，当年和家人在疏散那天弃守的公寓。与他们被告知的相反，没有任何居民还能够回来这些废弃建筑居住。“我认不出我妈妈的画。……对了，就是那个，我想起来了。” “那个？” “对。”

“摸一下墙壁吧，这是你家。”

对伊戈科斯汀来说，这次探访也勾起了痛苦的回忆。在报导切尔诺贝利抢救行动的7个月中，他暴露在致命的辐射里。从此之后，他每年都得入院治疗两个月以上。“这件事影响了我一生。”

对成千上万的原子难民，以及成千上万的切尔诺贝利战士来说，对抗无形敌人的战役尚未结束。所有到过切尔诺贝利的人，依然遭受体内吸收到的放射线所折磨。

在事故发生后几个月，清理人涌入苏联各地的医院。20年后，存活下来的人仍不时前往6号医院求诊。他们所患的病症，被专家称为“切尔诺贝利症候群”。

“我们全都有一堆症状，心脏，胃部，肝，肾，神经系统都出了毛病。我们整个身体极端不适。”

苦于辐射，化学与暴露造成的新陈代谢变化，清理人精疲力竭地返乡，无力恢復正常的生活。20年后，许许多多还活下来的人，都残障且无法工作。当局显然无视他们的困境，而削减了他们的福利金。

“阿富汗战争的退役军人依然活著，我们却逐渐憔悴。我对此写了一首诗：我心充满悲怅/满满的乡愁与苦痛/有如太阳穴的子弹/怎样也无法止息/母亲偷偷对上帝祈祷/恳求饶恕他的命。”

多数奉命前往对抗原子的人，都还不到30岁。

如今幸存者不但已经50岁，还必须如老年人一般地奋力求生。根据军方说法，50万名清理人当中，有2万人已经死亡。而有20万人宣告残障。

“你不知道自已还能再活多久，或是自已会死于何种疾病。你不知道自已的孩子会受到何等影响，如果你能有孩子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些问题，也知道体内正被无形的敌人鲸吞蚕食。我们的战争仍在持续，而我们正逐渐从这个世界萎逝。”

然而20年后，只有59人的死亡，被官方归咎于切尔诺贝利灾变。

没有任何关于该区13万名难民的研究，没有任何关于50万名清理人状况的统计数字，也没有任何数字是关于继续住在切尔诺贝利附近与污染区的人口，这些人未曾被告知他们所暴露的真正辐射值。

最高苏维埃一名代表发现，当局有系统隐瞒切尔诺贝利事故真正的后果。就在苏联帝国于1991年瓦解时，趁着当时的无政府状态之便，她设法取得了最高机密文件影本。那是中央委员会的600页报告，撰述时间是在抢救切尔诺贝利一役仍在进行时。

“我读到这些文件时，发现一切都有很大的出入。这才知道，党领导人对我们说了漫天大谎。” 12号法令叙述：1986年5月12日，已经有10198人住院治疗，“345人显示放射性病变症状”。

“但是这同时，他们却告诉我们一切都很好，没有什么大碍。我这才发现他们说了多大的谎言。”

艾拉指出，她还透过其他管道发现，当局恣意更动标准，把正常人体能接受的辐射值提高了5倍。

“他们把标准提升后，人们就瞬间奇迹似的痊愈。医院也让他们回家，那是犯罪行为。” 这并非苏联唯一一次操弄数字。1986年8月底，秘密举行了第一场评估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国际会议，会议由布利克斯主持。没有任何记者或外界观察员获准进入会场。苏联代表团由勒加索夫院士所率领，他在抢救切尔诺贝利进行时，主掌政府的委员会。“我们任命他负责准备对国际原子能总署的报告，授权他提报一切事实。” 他提出了一份很详尽的报告，内容让与会人士震惊不已。

勒加索夫的发言长达3小时。他的报告断言，在接下来10年里，应该会有4万人死于切尔诺贝利事故引发的癌症。

西方世界拒绝直接接受这项预估。这引发了一场名符其实的东西协商，这是根据广岛模式所做出的理论推算。

“上头说在这么高的辐射之下，根据广岛经验，长期来说就会造成多少人死亡，辐射量增加十倍，死亡人数也会增加十倍。我认为这数字并非真正的经验谈。”

这数字同样具有惊人的弹性。会议结束时，讨论的可能死亡数字，已经不是4万而是4千。将近20年后的2005年9月，这个数字成为官方死亡人数。

法国坚决反对苏联的透明政策。该国尽可能否认，境内有放射性云层。

“法国上方有异状吗？没有，风并非往这边吹，而是吹向逆时钟方向。没什么好担心的，民众的健康绝对没有危险。”

20年后在法国，尤其是在科西嘉地区，出现的甲状腺癌病例，性质与严重性跟切尔诺贝利附近区域所提报的病例相同。

“切尔诺贝利反应炉释出的最危险元素并非铯或钸，而是谎言。”

“我称之为86年最大谎言。谎言有如辐射越滚越大，在全国跟全世界散播开来。” 1988年4月27日，灾变发生已届两年，努力揭开真相的勒加索夫院士决定结束自已的生命。

如今，反应炉爆炸后所喷发的放射性粒子，持续毒害著这片大地。事故发生20年后，切尔诺贝利地区依然不宜居住。

5年内，放射性核种在污染土壤里下沉了5公分，所以在20年后，它们已经深埋在地底下20公分，继续污染整个地球。要彻底清除它们，就得挖起20公分深的土壤，然后密封在掩埋区的地底。这个工程非常浩大，不可能完成的。

如今有8百万人住在乌克兰，俄罗斯，特别是白俄罗斯的污染区。20年来，他们接触着一点一滴毒害他们的放射性食物。

1986年维也纳会议中，苏联代表团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却遭到刻意忽视。如今有1152名幼童因罹患甲状腺癌，于1986年至2002年期间在明斯克专科中心开刀。其他城市又还有多少病例，至今尚未出现公开的全球统计数字。

白俄罗斯，明斯科，一位名叫尤里班朵斯基的医生，在事故发生后，研究了污染地区人口的疾病。他在1996年发表研究结果，随即遭到谴责。他遭到逮捕，并获判腐败罪在牢里关了5年。2005年11月，他依然遭到软禁。

“看看怀孕妇女遭到铯污染后，会有什么影响？看看单一家庭中，出现多少畸形病例：兔唇，缺眼，骨骼变形。”

“这些胚胎来自喂食哥麦尔地区遭到污染青草的仓鼠，结果生下了一整窝的畸形后代。食用铯污染食物的动物胚胎，其畸形发育数量让我惊骇不已。我在2周内就得到惊人数量的畸形发育。”

没有任何的官方研究，是关於切尔诺贝利事故引发的基因突变，但是却出现了数百个病例。尽管在事故后几个月内，出现了数千件流产与堕胎，似乎还是有几百个孩子受到辐射影响。这些孩子身上出现的畸形症状，与班朵斯基的仓鼠非常类似。目前在白俄罗斯，有30万名幼童受到污染的荼毒。

国际绿十字机构（NGO），是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下台后所成立。该机构提供切尔诺贝利受害者，开放治疗与支持中心。他们同时安排治疗营，目标是教导污染区的下一代如何与辐射共处。例如这样，测试食物是否遭到污染。这还要持续多少年？800年吗？直到耶稣复活？

“我们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并成立国际科学中心。寻找更安全的能源资源，这才是最重要的课题。”

“不管是友是敌，我都不会希望任何人经历此悲剧。没有人应该经历，我们在切尔诺贝利经历的一切。我们所有人类都不该经历这一切。”

1986年4月26日，世界上最严重的核事故在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乌克兰基辅市以北130公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灾难性大火造成的放射性物质泄漏，污染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国际社会广泛批评了苏联对核事故消息的封锁和应急反应的迟缓。在瑞典境内发现放射物质含量过高后，该事故才被曝光于天下。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前苏联最大的核电站，共有4台机组。4月，在按计划对第4机组进行停机检查时，由于电站人员多次违反操作规程，导致反应堆能量增加。26日凌晨，反应堆熔化燃烧，引起爆炸，冲破保护壳，厂房起火，放射性物质源源泄出。用水和化学剂灭火，瞬间即被蒸发，消防员的靴子陷没在熔化的沥青中。1、2、3号机组暂停运转，电站周围30公里宣布为危险区，撤走居民。事故发生时当场死2人，遭辐射受伤204人。5月8日，反应堆停止燃烧，温度仍达300℃；当地辐射强度最高为每小时15毫伦琴，基辅市为0.2毫伦琴，而正常值允许量是0.01毫伦琴。瑞典检测到放射性尘埃，超过正常数的100倍。西方各国赶忙从基辅地区撤出各自的侨民和游客，拒绝接受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进口食品。原苏联官方4个月后公布，共死亡31人，主要是抢险人员，其中包括一名少将；得放射病的203人；从危险区撤出13.5万人。1992年乌克兰官方公布，已有7000多人死亡于本事故的核污染。5月9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布利克斯应苏联政府邀请，乘直升飞机从800米高空察看核电站的情况，他认为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核事故。

灾后两年之中，26万人参加了事故处理，为4号核反应堆浇了一层层混凝土，当成“棺材”埋葬起来。清洗了2100万平方米“脏土”，为核电站职工另建了斯拉乌捷奇新城，为撤离的居民另建2.1万幢住宅。这一切，包括发电减少的损失，共达80亿卢布(约合120亿美元)。乌克兰政府已作出永远关闭该电站的决定。白俄罗斯共和国损失了20%的农业用地，220万人居住的土地遭到污染，成百个村镇人去屋空。乌克兰被遗弃的禁区成了盗贼的乐园和野马的天堂，所有珍贵物品均被盗走，也因此将污染扩散到区外。靠近核电站7公里内的松树、云杉凋萎，1000公顷森林逐渐死亡。30公里以外的“安全区”也不安全，癌症患者、儿童甲状腺患者和畸型家畜急剧增加；即使80公里外的集体农庄，20%的小猪生下来也发现眼睛不正常。上述怪症都被称为“切尔诺贝利综合症”。

土地、水源被严重污染，成千上万的人被迫离开家园。切尔诺贝利成了荒凉的不毛之地。10年后，放射性仍在继续危胁着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约800万人的生命和健康。专家们说，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后果将延续一百年。

第五篇：切尔诺贝利

切尔诺贝利

1986年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的泄露事故，是人为造成的最大核灾难。放射性物质泄露，导致50人死亡，数千人在此后数年患上各种癌症死亡。当地食物和水源受到的影响，几十年来依然没有消除。煤炭毒泥

在美国有600多座火力发电站，几乎所有的发电站都有大量煤灰。2008年12月，由于一座大坝坍塌，大量煤灰淤泥从田纳西州金斯顿石化厂溢出，致使10多亿加仑有毒淤泥流入一个社区。尽管只有几个家庭被毁，但煤泥中含有的汞、砷等有毒物质，已经渗入水源和土地中，足以杀死所有生命。雨林开荒

在过去十年间，巴西亚马逊雨林遭到的破坏大大增加，农民和伐木者的滥砍乱伐每年毁掉了上万平方公里雨林。世界上50%的野生动植物、40%的氧气来自这里。工业采矿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工业采矿都是经济的驱动力之一，但人类为此付出的环境代价也异常巨大。开采矿后土质松软，可能导致生态系统的平衡被扰乱，矿区很难再恢复。比如，印度奥里萨邦苏金达谷堆积了印度95%的亚铁矿，导致那里成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地区。过度渔猎

在过去20年间，人类可食用的各种鱼类数量都在大幅下降。北极和地中海地区的需求增长和供应下降，导致金枪鱼和北极鳕鱼群体崩溃。2009年过度捕鱼文件报告称，海洋生态系统的关键联系被切断，已经影响人类生存。石油钻探

世界上最严重的石油泄露事件发生在1991年波斯湾战争期间，当时萨达姆故意向波斯湾倾倒了100万加仑石油，导致那里的鸟类和鱼类灭绝。但石油泄漏造成的损失不能凭借石油泄漏的多少衡量。早在1989年，美国埃克森·瓦尔迪兹号油轮在阿拉斯加东南部搁浅，1100万加仑石油尽泄海中。

有害气体

1984年，在印度Madhya Pradesh附近一家杀虫剂厂大量有毒气体泄露，导致10000多人死亡。此次工业灾难造成的影响，几乎难以衡量。

引水灌溉

20世纪60年代开始，咸海开始干涸，今天，实际上它已经消失，只剩下淤泥。几十年前，苏联政府曾引咸海水进入沙漠灌溉棉花，但却在当地引发温室效应。现在那里地下水都很少，居民们呼吸的空气中几乎没有水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