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正确看待当前中国的周边形势

正确看待当前中国的周边形势

和平年代耳边的警钟

尽管已经远离了金戈铁马的饮水河，尽管已经用不着醉里挑灯看剑，尽管我们已经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可是，朋友，在你的心中是否还存在一片绿色呢？当前我国的的各种形势，需要我们去关注，去了解。

进入21世纪，中国周边地区形势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的存在与发展使周地区形势呈现出总体稳定与局部动荡并存的局面。中国作为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也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没有统一的大国，维护中国的利益，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是中国和平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必要条件。通过积极、有效、妥善应对周边不稳。

当前周边形势

周边地区在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中处于“首要”地位，中国的周边包括六大“板块”，分别是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以及西亚与南太平洋的部分地区，可将这六块地区统称为中国的“大周边”。当前中国周边地区的多个国家政局动荡不定，多个地缘方向滋生乱局，周边不稳趋于常态化、持久化、复杂化与联动化。周边形势动荡既有自身矛盾错综复杂的“内因”，也有大国角逐与干涉的“外因”。

日本政局持续动荡。先是鸠山由纪夫前首相因驻日美军基地搬迁问题等处臵失措于6月份被迫辞职，由菅直人出任民主党新党首并于6月8日出任新首相，接着是7月11日举行参议院改选，由于菅直人的消费税改革方案“得罪”选民，致使由民主党与国民新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失利，在野党占据了参议院过半数议席，在野的自民党赢得选举、成为参议院第一大党，日本由此再次出现了朝野政党分别控制众、参两院的“扭曲国会”，民主党执政难度进一步增大，日本政局前景自2009年9月“变天”后重又趋于动荡不定；

朝鲜政权“换代”进程明显加快。2010年9月28日，朝鲜劳动党召开党代表会议，选举朝鲜劳动党最高指导机关。在朝鲜劳动党历史上，党代表会议只在1958年和1966年举行过两次。此举表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培养“接班人”的“紧迫感”增加。与此同时，在南太（平洋）地区，连政局一向平稳的澳大利亚居然也发生“政变”，陆克文总理因矿产资源税政策失误等严重影响其工党年底选情，陆克文迫于工党内部巨大压力提前辞职，吉拉德出任工党新党首并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吉拉德于7月17日宣布将澳大利亚议会选举提前到8月21日举行朝鲜“货币改革”以失败告终，国内经济困境加剧。

当前中国形势

当前中国周边动荡呈现普遍化、常态化、复杂化乃至一定程度的联动化，其中又以一国内部的政局不稳居多，也有两国之间的冲突甚至对抗，还有大国强权 的介入与角逐，不同类型的问题相互交织，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并存，周边动荡加剧对中国构成诸多严峻挑战，中国应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

就经济而言：中国，目前处于守势，而日本，美国等国家是出于攻势。他们视中国为未来国际地位的最大挑战者。正是因为近年来中国的经济迅猛的发展，举世瞩目。成为21世纪的世界大国。

就意识形态，社会体制而言，中国目前处于转型期，相当于落后世界先进主流50年。但是这种珠江、形成的并且正在完善的社会体制一旦崩溃，势必将**频仍，民不聊生，对当前中国而言，最大问题莫过于台湾和朝鲜问题。台湾局势，关乎世界格局，牵涉中，美，日，俄世界各国，这也是中国和平统一的关键关口。而对中国台湾的回归有极极大异议的无疑是美国和日本，他们与台湾：“渊源”颇深，单在目前的形势下，大家都在观察对方的举动。中国与日本在东海的问题上也是纠葛不休，另外，日本首脑参拜神社也时常引发中国民众被屠杀留下的伤痛。

周边国家的重要性

首先，在国家安全上，周边地区是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捍卫中国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开展反分裂斗争的主战场，是中国防御外敌入侵的前沿与前哨，是中国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缓冲带与战略屏障。

其次，在政治与对外战略上，周边地区是保障中国国际政治利益的重要区域，是中国崛起与成为世界大国不可逾越的环节与必经之地，是中国今后崛起为多极格局中单独一极的主要支撑点与战略依托带，是中国与其他力量中心打交道的主要平台。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对外主要体现在对周边地区影响力的上升，周边地区是中国对外展示实力与施加影响的主要场所，是中国对外发挥国际作用的主要地区，是中国担当“负责任大国”力所能及的主要舞台。

再次，在经济上，周边地区关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中国重要的外贸市场，也是中国能源与资源进口的主要来源，还是中国能源资源进口战略通道（陆上油气输送管道与铁路、海上航线）的集中区域。

解决措施

应建立稳定和谐的周边环境：我国的周边外交立足于国家的战略利益，在与周边各国的交往中，我们注重外交理念的和平性，军事战略的防御性，安全政策的合作性，承认各国的自主性，尊重地区的多样性。

和平协商，合情合理的解决边界纠纷。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指出，一要尊重历史和现实，和平协商，互相尊重各国的利益，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

巩固的国防，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人民安居乐业。人民解放军正向精兵、合成、高效的方向不断发展和提高。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高效能的司令机关。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没有健全的、具有头脑作用的、富于科学的组织和分工的司令机关是不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发出了“建

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号召，强调“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队现代化”。这是对“建立强大的国防军”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目前，人民解放军正沿着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道路，为达到“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要求而继续奋斗在当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周边政治格局总体态势良好，局部地区比较动荡。我们只有与周边和睦相处，才能共同繁荣发展，只有贯彻“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 政策，才能有长期稳定与和平。只有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才能处理好外部事务，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需要制定妥善的战略，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强大的国防力量。科学技术创新。我们还应注意到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和矛盾所激化的隐患，联合一切联合的国际力量削弱，周边环境中不利因素，扫除和平发展的一切障碍。同时与周边国家相处过程中，积极参与亚洲多边及双边机制适用本国强大的综合国力，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发挥地区大国的作用，尽而实现中国的崛起。

从小学，中学，高中，我们都接受过教育。可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却未真的理解过当前中国的各种形势，这是一直在我心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正确认识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爱国需要激情，更需要理性，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将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转化为学习的动力，自觉维护我国安定团结稳定的大好局面。

第二篇：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周边形势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周边形势？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陈向阳（副研究员)周边地区在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中处于“首要”地位，中国的周边包括六大“板块”，分别是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以及西亚与南太平洋的部分地区，可将这六块地区统称为中国的“大周边”。当前中国周边地区的多个国家政局动荡不定，多个地缘方向滋生乱局，周边不稳趋于常态化、持久化、复杂化与联动化。周边形势动荡既有自身矛盾错综复杂的“内因”，也有大国角逐与干涉的“外因”。周边动荡加剧对中国构成诸多严峻挑战，中国应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通过积极、有效、妥善应对周边不稳，不仅为自身持续与完全崛起营造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而且也为周边的和平稳定与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应有的重要贡献。

一、周边各方向多个国家与多个地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动荡 中亚不稳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异动最为突出。2010年4月7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发生突变，首都比什凯克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在2005年靠所谓“颜色革命”上台的巴基耶夫政府被一举推翻，以奥通巴耶娃为首的反对派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巴基耶夫先是逃往南方，后流亡国外，而临时政府也一直难以有效掌控巴基耶夫前总统具有传统影响的南方地区。6月10日，吉尔吉斯斯坦南方重镇奥什的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之间爆发大规模族群骚乱，造成严重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大量乌兹别克族难民逃往邻国乌兹别克斯坦避难，吉临时政府先后向俄罗斯与美国提出求援，但俄罗斯除了加强其在吉军事基地戒备外一直按兵不动，而中国政府则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撤侨行动。6月27日，吉就新宪法举行“全民公决”，新宪法规定吉将由总统制改为议会制，公决获得高票通过。7月3日，吉临时政府总理奥通巴耶娃宣誓出任“过渡时期”总统，任期到2011年底。吉议会选举定于2010年10月举行，吉政局演变前景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变数。南亚则有多个国家政局剧烈动荡。阿富汗首当其冲，巴基斯坦紧随其后。美国奥巴马政府强力实施“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大举增兵阿富汗，对巴基斯坦一再实施越境打恐，引发极端势力与恐怖组织强烈反弹，致使南亚恐怖袭击活动有增无减。与此同时，美国干涉阿富汗选举，导致当选连任总统卡尔扎伊与“占领国”美国、“占领军”北约部队之间矛盾加深。美国于“9·11”后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已近九年，“塔利班”不但没有被美军剿灭，反而“愈挫愈勇”、影响力趋于增强。美国决策层内部对“阿富汗新战略”也存在严重分歧，前线指挥官麦克里斯特尔将军对奥巴马总统出言不逊，奥巴马为维护自身权威被迫临阵换将，将“战功卓著”的麦克里斯特尔解职，改以中央司令部司令彼得雷乌斯将军接任。对于美国“阿富汗新战略”的黯淡前景，英国《金融时报》载文指“美国正在阿富汗走进死胡同”； 巴基斯坦被美国绑上“反恐”战车，巴对本国部落区极端势力发动清剿，但遭致“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残忍报复，“巴塔”一再制造严重恐怖袭击活动，不断造成巨大伤亡，巴正陷入恐怖活动与“反恐”难解难分的“恶性循环”。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也严重受制于议会，大权趋于旁落； 尼泊尔在野的第一大党尼联合共产党（毛主义）发动大规模罢工，迫使尼总理尼帕尔在执政仅13个月后于2010年6月30日辞职，尼政局陷入新一轮“波动”；

作为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虽然政局总体稳定，但民族分离组织与反政府武装（印度“毛派”等）不时对印度安全部队发动突袭，破坏铁路等重要交通设施，造成严重伤亡与损失。

东南亚政局动荡以泰国为首。支持泰国前总理他信的“红衫军”反政府示威者从3月14日开始便占据首都曼谷的闹市区，与政府军及亲政府势力不时“擦枪走火”。泰国总理阿披实在“忍让”多时之后，于5月13日晚派军方封锁“红衫军”示威地点，试图逼走近万名示威者，“红衫军”军事领导人卡迪亚当场中弹身亡。泰国军队于5月19日开进“红衫军”集会区域，展开“清场”行动，双方冲突造成严重伤亡与财产损失。多名“红衫军”领导人于当天下午集体自首，宣布结束集会示威。阿披实总理于当晚发表电视讲话指，政府有信心使国家恢复正常和走上可持续复苏道路。5月25日，泰国刑事法院以涉嫌恐怖活动罪名，批准逮捕前总理他信，泰国内阁批准把在曼谷和23个府实施的宵禁再延长4天。7月6日，泰国政府决定将在曼谷等19个府已实施3个月的紧急状态法再延长3个月，以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泰国乱局虽暂时缓解，但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泰国社会矛盾依旧难解；

缅甸即将举行历史性的全国“大选”，缅甸军政府意图在选前进一步“收编”缅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引发后者反弹，加之军政府与“民主派”之间矛盾可能激化，致使缅甸局势变数增加；

菲律宾举行完总统大选，小阿基诺以“反腐败”为旗号高票当选，开始了六年任期；

东南亚地区形势动荡还体现在海洋方向上，尤其是南海形势更趋复杂，其中既有海盗活跃威胁海上通道安全，也有南海海洋权益争端加剧，包括岛礁主权争议、专属经济区划分冲突、海洋渔业与油气矿产资源矛盾等，而越南、菲律宾等国企图借助美国等域外大国介入南海争端，企图使双边争议“多边化”，美国也极力“插手”南海问题，致使南海形势更加敏感复杂。

东北亚形势主要因韩国“天安号事件”而骤然紧张。在朝鲜半岛方向，韩国于5月20日公布“天安”号事件正式调查结果，认为导致2010年3月26日韩国海军“天安”号警戒舰爆炸沉没的原因，是遭到了朝鲜小型潜水艇发射的鱼雷攻击，美国和日本政府随即分别表示“强烈谴责”导致“天安”号沉没的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同日表示，中方主张各方应冷静克制，妥善处理有关问题，避免局势紧张升级。朝鲜则于5月21日发表声明对此予以坚决否认，指如韩国以“天安”号事件为借口对朝鲜进行报复，朝鲜将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加以应对。韩国总统李明博于5月24日就“天安”号事件对国民发表讲话，要求朝鲜道歉，表示将禁止朝鲜船只进入韩国领海，中断韩朝贸易、合作与交流，并将与有关国家协商后将该事件提交联合国安理会。韩国同日还表示将恢复“对朝心理战”，更积极参与“防扩散倡议”，在近期举行韩美反潜军事训练。韩国并于6月4日致函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通报其联合调查结果，请求安理会做出反应。特别是，韩国与美国欲藉“天安号”事件于7月份在黄海一带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有传闻指美国核动力航母“华盛顿号”可能参演，由于黄海属于中国近海与高度敏感海域，美韩军演不仅临近中国领海，而且直逼中国的政治中心，何况“天安号”沉没迷团未解，美韩大规模军演不仅将进一步激化朝韩、朝美矛盾，更将威胁中国安全，也不利于东北亚的和平稳定，因而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经中国方面的努力斡旋，联合国安理会于7月9日通过了关于“天安”号事件的主席声明，声明未明确事件的责任归属，只是谴责了导致“天安”号沉没的攻击，并对韩国政府、人民、该事件遇难者及其家人表示深切同情和慰问，强调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和平、稳定，鼓励以和平手段解决半岛未决问题，鼓励半岛北南双方恢复直接对话和协商。而致力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已被搁置多时，半岛“无核化”进程仍然充满坎坷；

日本政局持续动荡。先是鸠山由纪夫前首相因驻日美军基地搬迁问题等处置失措于6月份被迫辞职，由菅直人出任民主党新党首并于6月8日出任新首相，接着是7月11日举行参议院改选，由于菅直人的消费税改革方案“得罪”选民，致使由民主党与国民新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失利，在野党占据了参议院过半数议席，在野的自民党赢得选举、成为参议院第一大党，日本由此再次出现了朝野政党分别控制众、参两院的“扭曲国会”，民主党执政难度进一步增大，日本政局前景自2009年9月“变天”后重又趋于动荡不定； 朝鲜政权“换代”进程明显加快。2010年9月28日，朝鲜劳动党召开党代表会议，选举朝鲜劳动党最高指导机关。在朝鲜劳动党历史上，党代表会议只在1958年和1966年举行过两次。此举表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培养“接班人”的“紧迫感”增加。与此同时，朝鲜“货币改革”以失败告终，国内经济困境加剧。

西亚动荡主要是“两伊问题”。伊拉克战争已爆发七年有余，美国扶植的伊拉克政府虽然渐已基本控制局面，美国也加快了从伊拉克“撤军”进程，但“基地”组织仍不时制造重大恐怖袭击活动，伊拉克安全形势难有根本好转。而伊拉克“大选”之后的新政府因为党派矛盾而一再“难产”，伊拉克政治前景也难以明朗；

伊朗朝野双方围绕2009年“大选”结果爆发激烈冲突的“选举后遗症”仍未彻底消除，而伊朗核问题更是错综复杂。联合国安理会于2010年6月9日通过了对伊朗制裁的1929号决议，而伊朗总统内贾德则对新决议不屑一顾，表示将继续推进“和平利用核能”。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单方面对伊朗新制裁，对伊朗多管齐下，一面强化军事威慑，一面加大颠覆渗透，而伊朗也是积极备战、毫不示弱，伊朗核问题前景更加堪忧。

在南太（平洋）地区，连政局一向平稳的澳大利亚居然也发生“政变”，陆克文总理因矿产资源税政策失误等严重影响其工党年底选情，陆克文迫于工党内部巨大压力提前辞职，吉拉德出任工党新党首并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吉拉德于7月17日宣布将澳大利亚议会选举提前到8月21日举行。综上所述，当前中国周边动荡呈现普遍化、常态化、复杂化乃至一定程度的联动化，其中又以一国内部的政局不稳居多，也有两国之间的冲突甚至对抗，还有大国强权的介入与角逐，不同类型的问题相互交织，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并存。尤其是“天安号事件”、吉尔吉斯斯坦“变天”、伊朗核问题僵局、巴基斯坦恶性恐怖活动频发等“四大危机”同时“发作”，并分别引发东北亚、中亚、西亚、南亚四大“板块”“震动”不已，致使中国周边形势复杂而严峻，“变”、“乱”、“险”交织，“变脸”不断、“乱象”纷呈、“险象”环生。面对“乱云飞渡”的周边环境，中国应准确“把脉”、从容应变。

二、周边国家政局动荡主要包括三种情形

中国的周边国家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少数属于发达国家，按其政治体制、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与“稳定程度”，也可大致分成“成熟民主国家”、“转型国家”与“问题国家”三大类，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可依此分为三种情形。

第一类是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局演变。如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其主要属于“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的范畴，包括主要政党围绕选举与执政权所展开的权力斗争，在野党对执政党的监督，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的权力制衡等，其政局波动具有周期性、规则性、暂时性与可控性，确定性相对较大，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华政策与双边关系的调整变化。

第二类是从所谓“威权体制”转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国家”的“转型阵痛”。中国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多数属于此类，其政局动荡具有中期性、常态性，不确定性与风险较大，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双边关系变化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易受冲击。此类国家大多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期，由于民主体制不健全、旧体制“惯性”强大、军方与权贵等既得利益集团尾大不掉、既有社会矛盾继续存在等，导致政府腐败严重、当局缺乏权威性与政局动荡，甚至不时发生政变等倒退现象。其中屡见不鲜的是外来移植的“民主”产生“水土不服”乃至扭曲变形，各方对选举结果产生争议乃至激烈“碰撞”，选输的不“服输”，以至“选举闹剧”不时上演、“选举综合症”频繁发作。例如，中亚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乌兹别克五个“斯坦”国家均系从“前苏联”解体而来，体制上不同程度带有“前苏联”的痕迹，哈、塔、乌三国政权“新老代际问题”突出，土国新总统尚在摸索之中。而吉尔吉斯斯坦自从2005年在西方大国策动下爆发“颜色革命”以来，虽然“复制”了西方“民主”，但前总统巴基耶夫实际上依旧推行家族式统治，导致民怨沸腾、最终重蹈其前任阿卡耶夫总统的覆辙。第三类则是西方所谓的“问题国家”的政局混乱，其发展极端则是成为严重影响地区稳定的所谓“失败国家”，其政局异动具有长期性、系统性、突发性与高度不确定性。例如，美国著名的国际问题刊物《外交政策》2010年第四期推出所谓“2010年失败国家排行榜”，将中国周边多个国家列入其中，包括“第六名”的阿富汗、“第七名”的伊拉克、“第十名”的巴基斯坦、“第十五名”的也门、“第十六名”的缅甸、“第十八名”的东帝汶、“第十九名”的朝鲜等。这些国家大多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其中有些还是与中国存在传统的“特殊关系”，是中国周边安全战略与地缘战略依托带的关键环节，对中国国家安全与周边和平稳定的潜在影响极大，需要重点关注与严密防范。由于这些国家国内矛盾严重激化、不同势力争权夺利白热化、当局治理失效、内外压力巨大、“选举综合症”严重等原因，致使其政局异常混乱，极个别的甚至反政府武装坐大与叛乱蔓延，其典型是伊拉克、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而伊朗、缅甸与朝鲜亦被西方归为所谓的“问题国家”或“失败国家”。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一所谓“排名”反映了西方的政治偏见及其惯于对外乱贴“政治标签”的话语霸权，是为西方对外干涉服务的政治工具，但对我们观察与前瞻周边环境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中国周边国家在该“排行榜”中“名列前茅”的还有：孟加拉国第二十四名、斯里兰卡第二十五名、尼泊尔第二十六名、伊朗第三十二名、乌兹别克斯坦第三十六名、塔吉克斯坦第三十八名、老挝第四十名、柬埔寨第四十二名、所罗门群岛第四十三名、吉尔吉斯斯坦第四十五名、不丹第五十名、菲律宾第五十一名、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五十七名。

三、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与各种根深蒂固矛盾是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的根源或“内因”

一是国内政治日趋“两极分化”与深陷“民主困境”所致。周边多个国家均已形成以两大主要政党为首的“两大阵营”和朝野对峙僵局，如日本的民主党与自民党、印度的国大党与人民党、泰国的“反他信”与“亲他信”势力等，对立双方分庭抗礼、长期相持不下，以至“党争”、“政争”不已。而“民主化”更使得周边一些国家政府权威下降，“政治生态”呈现为“弱政府、强社会”的失衡与无序状态，反对派力量壮大，非政府组织（NGO）活跃，反政府活动盛行，选举争拗与“街头政治”司空见惯，以至内耗不止。其中，日本2009年9月国会众议院选举导致自民党“丢掉”政权，民主党成为新的执政党，日本政治由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逐渐转向“两党制”，其政党结构在形成相对稳定的“两党制”之前日本政治将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而泰国“亲他信”的“红衫军”代表了“改革派”，现政府则代表了维护国王与军方权势的“保守派”，二者之间的改革与保守之争远未终结，彼此矛盾还将不时激化。

二是国内经济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国际金融危机更是激化社会矛盾。城乡与不同阶层之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趋于尖锐，各种弱势群体以暴力或非暴力手段激烈抗争。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周边国家经济发展，致使经济大幅下滑、失业问题严重、社会动荡加剧，例如吉尔吉斯斯坦与泰国等。对于泰国独特的“红衫军现象”，国际舆论指双方之间的争斗暴露并加深了泰国社会中的城乡阶级矛盾，“泰国破碎的民主”及其日益增长的政治无序状态对泰国经济极具破坏性，泰国政府驱散“红衫军”反而可能激化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城乡对立，泰国在找到解决该矛盾的持久办法之前，双方仍将陷入政治斗争的“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

三是“三股势力”（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与部族民族矛盾作祟。以“基地”组织为首的国际恐怖主义继续活跃于西亚、南亚、东南亚与中亚，伊拉克、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成为全球恐怖活动的“重灾区”，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来”，巴基斯坦“塔利班”正在向南亚以外地区流窜，印度反恐频繁拉响“警报”，印度尼西亚破获多起恐怖阴谋；印度东北部与缅甸等存在严重的民族分离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武装组织不时制造暴力事件；阿富汗、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部族与民族矛盾突出。

四、大国争夺激烈等其他因素催生与加剧周边动荡

一是大国在中国周边争夺地缘战略利益。为延续世界霸权与防范“主要战略对手”，美国奥巴马政府“主动顺应”世界地缘政治与经济重心“东移”亚太的态势，一改其前任布什政府一味“聚焦”“大中东”尤其是伊拉克的“偏颇”作法，不仅力图“平衡”兼顾“大中东”与亚太，在“西线”着力“反恐”与推进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同时，在“东线”着力遏阻中国这一“主要战略对手”，而且采取了软硬兼施的“巧实力”。美国不断加大对中国周边地区的渗透扩张，自西面推行所谓“大中东”与“大中亚”战略，将“反恐重心”由伊拉克“东移”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通过占领伊拉克与阿富汗、遏制伊朗、渗透巴基斯坦，进而“打通”西亚、南亚与中亚，并诱使中亚国家“向南发展”以削弱俄罗斯与中国的地缘利益；在东面借“天安号事件”强化美韩、美日同盟，加紧“重返”东南亚，对缅甸“诱”、“压”并举，企图以湄公河流域开发与南海问题为“抓手”、加大“介入”力度，加紧寻觅新的“战略支点”。与此同时，美国还对西太平洋第一、第二“岛链”军事部署加快重组，力图构筑多层次战略打击与纵深防御体系。尤其是，美国奥巴马政府更加“关注”亚太，加大“战略投入”，给亚太安全与中国周边形势带来复杂“效应”。美国在中国周边大肆进行地缘扩张引起有关国家的反弹，其中，中亚乃美国与俄罗斯地缘角逐“焦点”之一，双方围绕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事基地问题长年角力，俄罗斯对前总统巴基耶夫“脚踏俄、美两支船”早已不满，加之认为美国因深陷金融危机而无力反击，因而“力挺”吉反对派4月夺权，力图通过支持奥通巴耶娃“临时政府”重新夺回中亚“主导权”。

其他大国也在中国周边加紧角逐：俄罗斯外交进一步“向东看”，通过“欧亚经济共同体”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重拾对中亚的传统影响，力争加入“东亚首脑会议”，凭借国力回升加大对东北亚、东南亚与南亚的投入；日本民主党政权更加强调亚洲，极力争夺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重点“经营”东南亚，同时加大对南亚与中亚的投入；印度崛起势头强劲，全方位拓展地缘利益，力图首先“坐大”南亚次大陆与印度洋，与此同时“北上”阿富汗与中亚、“东进”东南亚、“西入”西亚。

二是西方大国对中国周边调整与实施“民主改造”战略，激化干涉与反干涉矛盾，加剧周边动荡。美、欧等西方大国将中国周边作为“民主改造”重点目标，对中亚调整“颜色革命”策略、企图稳步推进“民主”，对伊拉克、阿富汗进行“民主手术”，对巴基斯坦推进“民主转型”，对伊朗、缅甸、朝鲜三大所谓“问题国家”软硬兼施，通过互联网、非政府组织、反对派等企图实现“政权更迭”。美国在中国周边持续实施“民主改造”的“终极目的”则是围堵所谓“威权大国”中国以及俄罗斯。西方大国一再在中国周边地区推行所谓“民主”，致使周边多个国家跌入“民主陷阱”、陷入“民主乱象”、难以自拔。三是周边资源与能源争夺加剧。美国在优先掌控伊拉克能源的同时，加大力度攫取阿富汗“万亿美元级”矿产资源，同时觊觎南海油气资源。俄、美、日、印度加紧角逐中亚、东南亚油气资源，各方围绕陆地能源输送管道建设与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展开复杂博弈。

四是周边“海权”角逐升温，海洋形势日趋复杂。各方围绕“海洋权益”与“制海权”展开较量，加紧角逐“海洋国土”、海上战略通道、海洋资源等，致使岛礁归属、专属经济区与外大陆架划分等海洋争端更趋复杂。同时，中国“海洋崛起”导致区域海洋格局重新“洗牌”，美国、日本等老牌海洋强国心有不甘，美国更是极力维护“海洋霸权”。特别是在近期，中国周边地区多个海域军事演习“扎堆”，周边海军竞赛浮出水面。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黄金海道”，国家间权力角逐与海盗等非国家行为体“活跃”并存交织，海洋安全前景堪忧。其中，黄海因韩国“天安号事件”与美韩军演而骤然“紧绷”；东海因中日专属经济区划分分歧与争端而形势复杂，日本极力强化对中国“钓鱼岛”的“事实占领”，并对中国海军穿越琉球群岛公海海域的正常之举一再反应“过敏”，不时大肆炒作中国军舰“突破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不断炮制“中国海军威胁论”；在南海，中国与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双边岛礁争议日趋复杂化，越南与菲律宾等国企图借助美国等域外大国对华施压，并力图将中越、中菲之间的双边争议“变质”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多边争议”，而美国则想方设法“插手”南海问题，企图以此增加对华制衡“筹码”；在印度洋，索马里海盗“作战半径”不断扩大，不时劫掠各国商船，致使远洋运输面临越来越大的安全压力。

五是中国周边地区重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危害周边各国。包括大地震（印度尼西亚、中国青海玉树等）、大旱灾（中国西南五省及中南半岛）、大洪水、台风、海啸、极端恶劣天气、重大疫情等，致使周边安全环境更趋严峻，周边乱局雪上加霜。

五、周边动荡对中国的挑战严峻而复杂

中国周边形势动荡不安尤其是不少国家政局不稳，对中国带来复杂影响。一方面，包括周边国家政局不稳在内的周边形势动荡，与中国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形成了明显反差，反衬出中国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的体制优势，凸显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影响力与软实力的显著增强，进而坚定了我们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周边乱局充分暴露出西方“民主”、“自由”泛滥的弊端与危害，有利于周边国家从各自实际情况出发、坚持走自己的路，有助于周边国家更好地维护本国主权独立、有效抵制西方大国以“民主”干涉其内政的企图；在周边某些邻国陷入长期“内耗”与难以自拔的同时，中国却能继续保持强劲崛起，彼此力量对比进一步朝中国倾斜，这将有利于中国对“和谐周边”的主动“塑造”。但另一方面，周边动荡也给中国的和平发展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

一是周边乱局“外溢效应”直接危及中国的沿边经济发展与安全。中亚、南亚、东北亚、东南亚地区持续不稳定，势必分别波及中国的西北、西南与东北沿边地区，影响中国“西部大开发”与“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例如，2009年8月缅甸军政府大举进剿缅北“民地武”（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导致数万难民逃往中国云南境内。尤其是，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等中亚、南亚与中国接壤的邻国持续动荡，境外的“东突”与“藏独”等民族分裂势力有可能趁机浑水摸鱼，获得新的立足之地，对中国策划实施恐怖袭击与暴力破坏活动，进而威胁中国新疆与西藏地区的和谐稳定。

二是邻国政局动荡、极端与恐怖势力猖獗严重威胁中国的海外利益。中国的对外投资经营、工程承包与商贸活动统称“走出去”，而周边地区则是中国经济加速“走出去”的重要方向，是中国开拓海外商品市场、投资场所与获取能源资源的重要地区，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拓展国际经济空间。而周边邻国政局动荡不定乃至发生政变与骚乱，将严重危及中国在当地的投资与人员安全。如2010年4-6月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突变，尤其是6月在吉南方爆发的严重骚乱，给中国在吉商人造成巨大财产损失，并引发了中国政府大规模的撤侨行动。而周边极端势力趁机滋长、恐怖活动泛滥、乃至民族排外情绪发酵，也将严重威胁中国的境外机构与人员安全，如中国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等国开展的重要投资与工程承包项目，其长期面临着巨大的安全保障压力。

三是周边乱局为某些大国“介入”提供了可趁之机，大国加紧争夺中国周边将危害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中国的地缘战略依托受到侵蚀，中国崛起更将面临“龙困浅滩”的危险。美国对中国周边“趁火打劫”与加大渗透，企图从多个方向、从陆地到海上对中国实施“立体堵截”，日本、印度、俄罗斯也趁机扩张；巴基斯坦、缅甸、泰国、朝鲜等“地缘支点”国家政局持续不稳，分别引发南亚次大陆、中南半岛、朝鲜半岛力量对比进一步失衡，其各自“地缘对手”印度、越南、韩国等的影响力显著增强，长此以往将不利于所在区域的长远稳定，美国等大国趁势“介入”更是挑战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此外，大国加紧角逐周边油气与矿产资源，中国获取稳定可靠的境外能源资源供应将面临更大的变数。

四是中国与邻国的既有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更趋复杂。随着中国全方位加速崛起，中国与邻国的实力差距不断扩大，这将引发周边某些国家的“反弹”，一些邻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更加突出，企图通过“大国平衡”战略、借助美国等“制衡”中国，而美国则极力“利用矛盾”。特别是与中国存在海洋争端的某些邻国，其“危机感”与“紧迫感”加深，唯恐争端解决的时间“站在中国一边”，遂加紧强化对中国海洋权益的非法侵占侵蚀，加大对美国的战略借重。

五是周边乱局严重掣肘亚洲经济一体化，影响中国的周边区域合作政策实施与推进。如泰国等东盟某些成员国的政局紊乱对东盟一体化、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10+1”）、中日韩与东盟经济合作（“10+3”）等“拖后腿”；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变天”对上海合作组织（“SCO”）的稳定发展构成棘手考验。

六是中国在周边的“大国责任”压力不断上升，周边外交“两难”困境加剧，“不干涉内政”原则备受冲击。西方大国视朝鲜、缅甸、伊朗等所谓“问题国家”为“眼中钉”，认为中国与其关系“特殊”，敦促中国在防扩散与维护地区稳定上承担“大国责任”，无理要求中国放弃“不干涉内政”原则，对“问题国家”施加影响，致使中国在“问题国家”与西方大国之间陷入两难。此外，中国沿边与沿海地区的和平发展、加速拓展的海外利益等面临周边动荡的严重威胁，传统的“不干涉内政”原则面临调整。中国在周边地区既要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尤其是领土领海主权等“核心利益”（“维权”），又要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维稳”）与自身和平发展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兼顾二者难度日益上升。

六、“乱云飞渡仍从容”

尽管周边动荡对中国构成了诸多严峻挑战，但如辩证地看，只要我们准确“把脉”周边乱局并“对症下药”，应对得当并主动作为，上述挑战也可被转化成提升中国周边外交能力、增强中国对周边地区影响力的难得战略机遇。事实上，针对当前周边多个“热点”，中国外交迎难而上、从容应对，充分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风范。首先，针对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突变，中国冷静观察、果断决策，在第一时间成立了由外交部负责牵头的跨部门快速反应工作组，分别进驻新疆乌鲁木齐与驻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大使馆，一面与吉临时政府积极接触、敦促其维护中国侨民人身与财产安全，一面派包机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紧急撤侨行动，将上千名中国商人安全撤离回国。

其次，针对伊朗核危机加剧之势，作为与伊朗传统友好国家及在伊朗有重大投资的国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统一，在各方之间展开积极斡旋，始终兼顾维护不扩散核武器国际机制与尊重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有效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坚决反对以武力方式解决问题，并在西方大国作出了实质妥协的情况下投票支持安理会通过“制裁”伊朗的新决议，为缓和危机、维护西亚地区和平稳定、促进有关各方适时重新启动谈判作出了不懈努力。

再次，针对缅甸即将举行的“大选”与中缅边境不稳态势，中国对缅政策将突出“睦邻、安邻、富邻”宗旨，加大经济援助，支持缅甸政府和平与公正解决缅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问题，加快推进中缅印度洋油气输送管道建设。中国总理温家宝于2010年6月初应邀对缅甸进行了正式访问，温总理对缅甸领导人表示，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缅甸主权和领土完整，祝愿缅甸稳定、团结、发展。中方愿与缅方继续共同努力，推动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在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中缅双方同意扩大能源资源等领域合作，实施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战略，共同维护两国边界和平稳定。

最后，针对“天安号事件”引发的朝鲜半岛骤然紧张局势，中国冷静周旋、多方协调，苦口婆心、劝和促谈，尽最大努力维护东北亚和平。2010年5月3-7日，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邀请，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胡锦涛在与金正日会谈时指出，推动中朝友谊与时俱进发展并世代相传是双方的共同历史责任，巩固和发展中朝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并就加强中朝合作提出5点建议：：一是保持高层交往。双方领导人通过互访、互派特使、互致口信等灵活多样的形式保持密切联系。二是加强战略沟通。双方随时和定期就两国内政外交重大问题、国际和地区形势、治党治国经验等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沟通。三是深化经贸合作。双方政府有关部门要就深化经贸合作进行认真探讨。四是扩大人文交流。双方要深化文化、教育、体育等各领域交流特别是青少年交往，使中朝传统友谊世代相传。五是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要加强协调，更好维护地区和平稳定。金正日指朝中传统友谊不会因时间推移和世代交替而发生变化，表示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朝方愿同各方一道，为重启六方会谈创造有利条件。双方认为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繁荣符合中朝两国乃至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双方将根据“9·19共同声明”的立场，为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目标而共同努力。双方认为六方会谈各方应该显示诚意，为推进六方会谈进程作出积极努力。

在韩国“天安号事件”上，中国始终坚持“兼听则明”与“以事实为依据”，反复强调“冷静、冷静、再冷静”与“克制、克制、再克制”，敦促南北双方切实负责和以“大局”为重，强调对事件“真相”的调查应坚持客观、公正、充分与第三方参与的原则，反对仓促武断、鲁莽行事与挑衅滋事。中国一再努力缓和半岛紧张与化解矛盾，力争避免南北双方擦枪走火乃至冲突升级失控，并为朝核问题重回解决轨道争取转机。5月28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应邀访问韩国，温总理同韩国总统李明博先后进行了约4个小时的深谈，他表示，“天安号事件”是一起不幸事件，我们理解韩国人民尤其是遇难者家属的悲痛心情，中方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对韩国人民和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温总理强调，中国是主持正义、负责任的国家，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私利，“不会袒护任何一方”，中方一贯主张并致力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反对和谴责“任何”破坏半岛和平稳定的行为，中方将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客观、公正作出判断，决定立场。温总理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防止事态升级，尤其要避免发生冲突，共同维护半岛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经中方努力斡旋，联合国安理会于2010年7月9日通过了关于“天安号事件”的主席声明，该声明充分体现了平衡兼顾各方立场的特点，强调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和平、稳定，以及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重要性，鼓励以和平手段解决半岛未决问题，鼓励半岛北南双方恢复直接对话和协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随后对外表示，希望有关各方继续保持冷静克制，以此为契机，尽快翻过“天安”号事件这一页，早日重启“六方会谈”。

七、周边地区对中国的和平发展越来越重要

对于中国外交与中国崛起而言，周边外交与“周边工作”具有“无比重要性”。中国外交有“四个布局”之说，即“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其中，周边不仅占据了“首要”地位，而且周边也是“四个布局”交织并存的地带：周边地区集中了当今世界主要的大国美、中、俄、日、印度等，“周边外交”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大国外交”；周边地区绝大部分属于亚洲与大洋洲的发展中国家，“周边外交”在相当程度上属于“发展中国家外交”；周边地区存在各类次区域与区域合作组织，各种多边机制蓬勃发展，“周边外交”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多边外交”。由此可见，“周边外交”“浓缩”了“大国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多边外交”，是中国外交“四个布局”的高度统一，故周边对中国外交“无比重要”。

进一步分析，周边外交与周边工作的“无比重要性”也是由中国的国际定位所决定的，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属于地区大国与地区强国，也即周边地区大国，周边是中国国家利益对外而言的主要所在，也是中国综合实力的主要所及。具体而言，周边外交的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国家安全上，周边地区是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捍卫中国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开展反分裂斗争的主战场，是中国防御外敌入侵的前沿与前哨，是中国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缓冲带与战略屏障。其次，在政治与对外战略上，周边地区是保障中国国际政治利益的重要区域，是中国崛起与成为世界大国不可逾越的环节与必经之地，是中国今后崛起为多极格局中单独一极的主要支撑点与战略依托带，是中国与其他力量中心打交道的主要平台。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对外主要体现在对周边地区影响力的上升，周边地区是中国对外展示实力与施加影响的主要场所，是中国对外发挥国际作用的主要地区，是中国担当“负责任大国”力所能及的主要舞台。

再次，在经济上，周边地区关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中国重要的外贸市场，也是中国能源与资源进口的主要来源，还是中国能源资源进口战略通道（陆上油气输送管道与铁路、海上航线）的集中区域。

周边地区集中了中国海外能源供应与资源保障的主要地区，尤其是西面的中亚与西亚地区，东南面的澳大利亚，以及北面的俄罗斯远东地区。能源与资源进口对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周边地区的三个方向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一是西面的中亚与西亚两大地区，中亚里海盆地因拥有2000亿桶潜在石油储量而被誉为“第二中东”，中国对该地区开展了大量能源投资。中东地区石油的储量、日均产量与日均出口量分别占全球的64.7%、30.5%与36.7%，而中国原油进口的约50%来自中东，其中来自沙特、伊朗与阿曼的进口占中国全部原油进口量的43.3%；二是东南面的澳大利亚，仅西澳大利亚州，就生产了全世界17%的铁矿石、21%的氧化铝，18%的镍、45%的钽、32%的锆等，其中相当部分出口到中国；三是北面的俄罗斯远东地区，俄远东油气资源仍将是中国进口的一大重点。

简言之，周边地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平发展、最终崛起与民族复兴具有特殊重要性，是中国对外维护与拓展国家利益的关键所在，其局势稳定与否也将直接关系到中国国内的发展。而中国周边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为中国集中精力于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营造与塑造一个基本安定的周边环境，使其不干扰与分散中国的主要精力，并尽量避免被卷进周边地区的战乱与动荡之中。八、一脉相传而又与时俱进的中国周边外交方针 当前的中国周边外交是历史的延续与时代的发展，中国的周边外交方针具有强烈的历史连续性，以及中华文明“和、和平、和睦、和谐”的鲜明特色，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周边外交“思想脉络”及其实践，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周边外交，其主要标志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中国与印度、缅甸等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主要成就之一是中国与大部分接壤邻国明确划分了边界。

二是从改革开放到二十世纪末期的周边外交，其主要标志是“睦邻外交”大发展，中国率先摆脱了国际“冷战”格局的羁绊，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改善了与有关邻国的关系，最终与所有邻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为集中精力于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总体上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

三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周边外交，周边外交方针实现了一系列的创新发展：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2003年10月，温家宝总理在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发表题为“中国的发展与亚洲的振兴”演讲，将中国的睦邻外交政策进一步概括为“睦邻、安邻、富邻”六字方针，他指出：“‘睦邻’、‘安邻’和‘富邻’是中国实现自身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睦邻’，就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亲仁善邻、以和为贵的哲学思想，在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的原则下，共筑本地区稳定、和谐的国家关系结构。‘安邻’，就是积极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合作增进互信，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为亚洲的发展营造和平安定的地区环境。‘富邻’，就是加强与邻国的互利合作，深化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积极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与亚洲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在2004年召开的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正式提出“周边是首要”。在2005年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并提出了“和谐世界”的重要战略思想，而周边地区与周边外交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战略都具有关键意义。在2006年8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又提出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互利共赢”、“以人为本”等重要战略思想。

四是自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周边外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顺势而上”与“大周边”成为新的“关键词”。面对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范围“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面对中国崛起加速与“亚洲崛起”加快同步并进，面对周边环境错综复杂的现实“热点”、“难点”，中国的周边外交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多管齐下、全方位推进。特别是在 2009年7月17-20日召开的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阐述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强调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不断提高外交工作能力和水平，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其中的“四个力”说（政治影响力、经济竞争力、形象亲和力、道义感召力）兼顾了物质硬实力与精神软实力，发展与充实了综合国力思想，对当前与今后的中国周边外交必将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胡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还升华与发展了中国外交“四个布局”的战略思想，即“运筹好大国关系，做实做深构筑周边地缘战略依托工作，巩固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外交全局中的基础地位，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大力加强各领域外交工作，同时还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依法维护我国公民和法人海外合法权益。”胡总书记讲话对周边外交强调“做实做深构筑周边地缘战略依托”，不仅将周边外交定位为“地缘战略依托”，而且提出了开展周边外交的侧重点与方式方法——“做实做深”，所谓“实”即务实、扎实，所谓“深”即深入周边、“深耕”周边、不浮在表面。

而当前中国周边外交的一大“亮点”，便是从多个方向稳步推进的区域多边合作，如中亚方向的上海合作组织、东南亚方向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10+3”、东北亚方向的中日韩三国合作与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

例如，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中日韩三国在东亚经济合作进程中的关键“份量”，适时加速推进中日韩三国合作的机制化程度也就显得更加重要而现实，在2010年6月举行的中日韩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总理温家宝就加强三国合作明确提出，推动合作机制和框架建设，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尽快达成中日韩投资协议，加强标准化合作，设立三国合作秘书处。会议发表了《2020年中日韩合作展望》等共同文件，确定三国在机制化建设、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人文交流等领域以及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加强合作，包括于2011年在韩国设立三国合作秘书处，加强旨在消除技术壁垒的标准化合作，争取2012年前完成中日韩自贸区联合研究，尽快完成三国投资协议谈判，扩大三国人员特别是青少年和大学交流等。会议为今后十年中日韩三国合作指明了方向，就三国重点合作领域进行了规划，三国合作的前进步伐将更加坚实，并将有力地带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

又如，在2010年6月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深化务实合作维护和平稳定》的重要讲话，就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深化合作提出6点建议：一是巩固团结互信，夯实本组织发展的政治基础。二是加大反恐力度，构筑本组织发展的安全环境。三是深挖合作潜力，增强本组织发展的持续后劲。四是扩大友好交流，巩固本组织发展的人文基础。五是完善内部建设，健全本组织发展的决策机制。六是秉承透明开放，营造本组织发展的良好环境。

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中“逆风飞扬”与稳健崛起，中国的实力与潜力进一步凸显，中国的卓越表现与辉煌前景引发了周边一些国家的心态失衡、心理落差乃至疑惧。面对不少邻国对中国强大的“担忧”，“增信释疑”成为了国际金融危机大背景下中国周边外交的当务之急。2010年1月22日，中国外交工作的主管领导——国务委员戴秉国在位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东盟秘书处发表演讲，诚挚而朴实地“表白”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对外战略与周边外交宗旨，他指出，“从我们的根本政策看，不称霸，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和战略选择。中国不称霸，要友好，在周边就是要始终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就是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就是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的长治久安、发展繁荣对周边邻国是机遇，而不是挑战，更不是灾难。相反，有13亿人口的中国如果不稳定、不发展，反倒会拖累你们。甚至会给你们带来祸害。”针对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普遍“追捧”中国与“中美共治论”（所谓“G2”）甚嚣尘上的情况，戴秉国国务委员还特别强调，“现在世界上有人给我们戴很多高帽子，说什么我们已经是发达国家了，很快与美国平起平坐了，等等。朋友们，你们不要相信，那是神话！我们自己不谋求霸权，也不会同别国在我们这个地区争夺霸权，或搞什么共同霸权。你们知道，我们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与任何国家结盟，主张大家的事情由大家商量着办，反对由一两个国家或某种国家集团主宰国际事务。”他并郑重重申，“我们愿意永做东盟和亚洲各国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我们的意图是透明的、善意的。如果还有人不相信，想再看一看中国到底想干什么，那就请看下去，只是别把同中国合作的机遇看掉了，那样就不划算了。”

九、以“四片经营”基础，对周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首先，对东北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邻国有蒙古、俄罗斯、朝鲜、韩国与日本，以及一个“特殊的邻国”——美国。

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伙伴是俄罗斯，中俄两国在经济与军事合作、维护各自国家的统一以及维持国际力量对比的战略平衡上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两国之间还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美国是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对手，美国在日本与韩国维持着大量驻军，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将该地区作为其设想的主要战场，美国还在距该地区不远的关岛基地大力加强了远程投送与远程打击能力，美国将中国的正常崛起视为挑战其霸权地位的主要战略威胁，并与中国的台湾地区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包括坚持对台军售。

日本则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美国的战略盟国，它既没有对其侵略历史认真反省，又对中国的发展强大心怀不满，也不愿看到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和平统一；另一方面，日本也不满足于仅仅作为美国的附庸国，完全受美国摆布，而希望成为更加独立的“正常国家”，日本对中日之间的经贸合作潜力也非常看重。故日本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中可以争取的对象，即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应继续支持半岛的和平统一，同时大力发展中韩关系，并利用共同的儒家文化传统与历史渊源关系来争取韩国，使其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中国还将继续致力于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与“无核化”目标，积极化解矛盾、缓解危机。

其次，对东南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邻国主要是作为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的十个国家，中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为南海问题，即与东盟有关国家在南海岛礁及其海域划分上的争端，中国的主要对手为东盟有关国家以及美国对其给予的支持，而中国的主要伙伴也是东盟的其它有关国家。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南海问题（其中又以南沙群岛及其海域最为突出）现已成为异常棘手、甚至难以逆转的“老大难”问题，东盟有关国家对中国的南海岛礁及其附属海域的非法侵占早已是既成事实，中国的主权领土及其宝贵资源遭到了众多东盟小国的侵吞瓜分，南海问题可谓积重难返。

中国的南海岛礁及其附属海域不仅扼守着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便捷通道及将中东石油运送到东亚地区的海上生命线，其在地理位置上占有特殊的重要性，而且本身还蕴藏着丰富的海底油气资源与渔业资源，它不仅受到东盟有关国家的觊觎，而且还引起了美日两国的高度重视，并由此而使南海问题更为复杂化与尖锐化。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要对手是菲律宾与越南两国，越南是因其占据着为数最多的南沙岛礁，菲律宾则是因其态度蛮横且不断带头对中国挑起事端，并仰仗美国的撑腰而忘乎所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策一方面既要现实可行与量力而行，要等待时机，加快自身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发展，以备后用；另一方面也应尽快开展行动，而不可拖延或一味消极地“搁置争议”。当务之急应坚持南海争端的“双边属性”，避免形势进一步恶化，并对有关国家的无理取闹及强权行径采取更为有力的坚决措施，决不手软，同时调整对南海资源进行“共同开发”的政策。

中国应继续加强与东盟有关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以争取其支持，例如泰国、缅甸以及印度尼西亚、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应缓解中越两国在南海岛礁上的矛盾，并对美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卷入保持必要与足够的警惕。

再次，对南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邻国是印度与巴基斯坦，中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悬而未决的中印边界争端（印度非法占领了中印边界东段近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中国的主要“竞争者”是印度，而主要伙伴则是巴基斯坦。

对于同样正在快速崛起的印度，中国的南亚政策应保持“平衡”：一是继续联合巴基斯坦并给予其更大支持，避免巴基斯坦对美国依赖太深及其安全形势恶化失控，防止南亚力量对比进一步失衡与印度“独大”；二是正视印度的大国身份及其国际地位，大力增强中印两国的经贸合作与科技交流，并与印度就南亚稳定和国际格局多极化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增进中、俄、印之间的三边合作；三是对美国自“9·11”之后在南亚地区军事存在与政治影响急剧增加之势，包括其“阿富汗-巴基斯坦战略”前景、美印军事合作等予以密切关注与高度警觉。第四，对中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邻国主要是俄罗斯与中亚五国，中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来自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即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这三股恶势力，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合作伙伴是俄罗斯以及与中国接壤的三个国家，而中国的主要对手则是“东突”恐怖势力与“疆独”民族分裂组织。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任务有两点，一是维护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捍卫国家统一，包括为此开展的反分裂与反恐怖斗争；二是密切结合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大力发展中国西北内陆边疆地区经济，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中邻能源开发合作。中国的中亚政策将坚持“安全”与“经济”并举的“双轮驱动”，坚持双边合作与上海合作组织多边合作兼顾的“双管齐下”。

对美国自“9·11”之后在中亚地区军事及政治存在显著增加之势，中国既应保持足够的警觉，也可与美国就反恐等问题进行对话与合作。

十、以“大周边战略”为方向，远近结合、稳步拓展

面对当前中国周边地区动荡加剧的态势，我们需要严密关注与持续跟踪，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对周边乱局既要分门别类，又要统筹应对，积极促进周边总体和平稳定与发展，切实维护自身地缘战略利益。

一是大力强化“周边是首要”与“维稳”、“维权”并举的意识，集中精力、加大投入、专注周边，科学研判、及时反应、积极引导。应树立“和平发展、重在周边”与“和谐世界、始自周边”的战略意识，整合处理周边事务的体制机制、形成合力，对周边重点国家政局演变前景及其原因深入调研、突出预警性。

二是适时制定“大周边战略”，拓展中国周边的内涵与外延，“做深、做实”周边工作。在坚持“四片经营”的基础上，统筹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与南太“六大块”，打破不同区块之间的分割，形成联动机制。稳步推进区域经济与安全合作，整合与创新周边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建构和谐、有序、安全、繁荣的周边新秩序。三是周边地缘战略坚持“东西兼顾”、“陆海并举”和“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统筹”方针，妥善兼顾地缘“西线”与“东线”，同步开拓“陆权”与 “海权”，统筹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

四是针对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的“三种情形”，对症下药，强化危机管控，维护正当权益。针对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局突变，防止其冲击与中国的双边关系；针对所谓“转型国家”的政局异动，防止其对华政策出现严重倒退；针对所谓“问题国家”的政局“混沌”，妥善维护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有效防范海外利益重大风险。五是有效应对大国地缘角逐，夯实地缘战略依托。与主要大国增加沟通、协调与战略互信，积极应对其对华渗透、挤压与围堵，致力于共同促进有关国家与周边稳定。在反恐、防扩散、抢险救灾、发展援助、“维和”行动等方面自主承担力所能及的“大国责任”，维护中国“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形象。

六是与时俱进、调整与发展“不干涉内政”原则，有效应对周边乱局。改进对所谓“问题国家”的政策，既要反对外力粗暴干涉，又要敦促所谓“问题国家”应以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大局为重。

七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确保周边总体和平稳定，坚决捍卫中国沿边地区的安全与发展。大力强化中央统筹，充分发挥沿边与沿海省份的积极性。有效防范邻国乱局的“外溢效应”，有效遏制境外敌对势力趁机进行渗透破坏活动。

第三篇：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周边形势

形势与政策-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周边形势

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归根结底取决于国家自身的实力；也取决于建立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和调整。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平问题没有解决，发展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南北差距愈来愈大。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稳定的态势继续发展，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也在不断增多，新挑战新威胁不断出现。当前，我国的发展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国家安全形势上看，我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只要工作做得好，那将是机遇大于挑战；否则，则将是相反。

周边地区在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中处于“首要”地位，中国的周边包括六大“板块”，分别是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以及西亚与南太平洋的部分地区，可将这六块地区统称为中国的“大周边”。当前中国周边地区的多个国家政局动荡不定，多个地缘方向滋生乱局，周边不稳趋于常态化、持久化、复杂化与联动化。周边形势动荡既有自身矛盾错综复杂的“内因”，也有大国角逐与干涉的“外因”。周边动荡加剧对中国构成诸多严峻挑战，中国应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通过积极、有效、妥善应对周边不稳，不仅为自身持续与完全崛起营造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而且也为周边的和平稳定与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应有的重要贡献。

以下是我从政局方面上看待我国的周边形势：

一、周边各方向多个国家与多个地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动荡

中亚不稳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异动最为突出。2010年4月7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发生突变，首都比什凯克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

南亚则有多个国家政局剧烈动荡。阿富汗首当其冲，巴基斯坦紧随其后。美国奥巴马政府强力实施“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大举增兵阿富汗，对巴基斯坦一再实施越境打恐，引发极端势力与恐怖组织强烈反弹，致使南亚恐怖袭击活动有增无减。对于美国“阿富汗新战略”的黯淡前景，英国《金融时报》载文指“美国正在阿富汗走进死胡同”。

东南亚政局动荡以泰国为首。支持泰国前总理他信的“红衫军”反政府示威者从3月14日开始便占据首都曼谷的闹市区，与政府军及亲政府势力不时“擦枪走火”。此外东南亚地区形势动荡还体现在海洋方向上，尤其是南海形势更趋复杂，其中既有海盗活跃威胁海上通道安全，也有南海海洋权益争端加剧，包括岛礁主权争议、专属经济区划分冲突、海洋渔业与油气矿产资源矛盾等，而越南、菲律宾等国企图借助美国等域外大国介入南海争端，企图使双边争议“多边化”，美国也极力“插手”南海问题，致使南海形势更加敏感复杂。

东北亚形势主要因韩国“天安号事件”而骤然紧张。在朝鲜半岛方向，韩国于5月20日公布“天安”号事件正式调查结果，认为导致2010年3月26日韩国海军“天安”号警戒舰爆炸沉没的原因，是遭到了朝鲜小型潜水艇发射的鱼雷攻击，美国和日本政府随即分别表示“强烈谴责”导致“天安”号沉没的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同日表示，中方主张各方应冷静克制，妥善处理有关问题，避免局势紧张升级。朝鲜则于5月21日发表声明对此予以坚决否认，指如韩国以“天安”号事件为借口对朝鲜进行报复，朝鲜将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加以应对。此外日本政局持续动荡，朝鲜政权“换代”进程明显加快。

西亚动荡主要是“两伊问题”。伊拉克自伊拉克战争以来安全形势难有根本好转，而伊拉克“大选”之后的新政府因为党派矛盾而一再“难产”，伊拉克政治前景也难以明朗。伊朗朝野双方围绕2009年“大选”结果爆发激烈冲突的“选举后遗症”仍未彻底消除，而伊朗核问题更是错综复杂。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周边动荡呈现普遍化、常态化、复杂化乃至一定程度的联动化，其中又以一国内部的政局不稳居多，也有两国之间的冲突甚至对抗，还有大国强权的介入与角逐，不同类型的问题相互交织，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并存。尤其是“天安号事件”、吉尔吉斯斯坦“变天”、伊朗核问题僵局、巴基斯坦恶性恐怖活动频发等“四大危机”同时“发作”，并分别引发东北亚、中亚、西亚、南亚四大“板块”“震动”不已，致使中国周边形势复杂而严峻，“变”、“乱”、“险”交织，“变脸”不断、“乱象”纷呈、“险象”环生。面对“乱云飞渡”的周边环境，中国应准确“把脉”、从容应变。

二、周边国家政局动荡主要包括三种情形

中国的周边国家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少数属于发达国家，按其政治体制、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与“稳定程度”，也可大致分成“成熟民主国家”、“转型国家”与“问题国家”三大类，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可依此分为三种情形：

第一类是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局演变。如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其主要属于“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的范畴，包括主要政党围绕选举与执政权所展开的权力斗争，在野党对执政党的监督，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的权力制衡等，其政局波动具有周期性、规则性、暂时性与可控性，确定性相对较大，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华政策与双边关系的调整变化。

第二类是从所谓“威权体制”转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国家”的“转型阵痛”。中国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多数属于此类，其政局动荡具有中期性、常态性，不确定性与风险较大，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双边关系变化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易受冲击。例如，中亚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乌兹别克五个“斯坦”国家均系从“前苏联”解体而来，体制上不同程度带有“前苏联”的痕迹，哈、塔、乌三国政权“新老代际问题”突出，土国新总统尚在摸索之中。

第三类则是西方所谓的“问题国家”的政局混乱，其发展极端则是成为严重影响地区稳定的所谓“失败国家”，其政局异动具有长期性、系统性、突发性与高度不确定性。例如，美国著名的国际问题刊物《外交政策》2010年第四期推出所谓“2010年失败国家排行榜”，将中国周边多个国家列入其中，包括“第六名”的阿富汗、“第七名”的伊拉克、“第十名”的巴基斯坦、“第十五名”的也门、“第十六名”的缅甸、“第十八名”的东帝汶、“第十九名”的朝鲜等。

三、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与各种根深蒂固矛盾是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的根源或“内因”

一是国内政治日趋“两极分化”与深陷“民主困境”所致。周边多个国家均已形成以两大主要政党为首的“两大阵营”和朝野对峙僵局，如日本的民主党与自民党、印度的国大党与人民党、泰国的“反他信”与“亲他信”势力等，对立双方分庭抗礼、长期相持不下，以至“党争”、“政争”不已。而“民主化”更使得周边一些国家政府权威下降。

二是国内经济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国际金融危机更是激化社会矛盾。城乡与不同阶层之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趋于尖锐，各种弱势群体以暴力或非暴力手段激烈抗争。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周边国家经济发展，致使经济大幅下滑、失业问题严重、社会动荡加剧，例如吉尔吉斯斯坦与泰国等。

三是“三股势力”（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与部族民族矛盾作祟。以“基地”组织为首的国际恐怖主义继续活跃于西亚、南亚、东南亚与中亚，伊拉克、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成为全球恐怖活动的“重灾区”，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来”，巴基斯坦“塔利班”正在向南亚以外地区流窜，印度反恐频繁拉响“警报”，印度尼西亚破获多起恐怖阴谋；印度东北部与缅甸等存在严重的民族分离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武装组织不时制造暴力事件；阿富汗、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部族与民族矛盾突出。

四、大国争夺激烈等其他因素催生与加剧周边动荡

一是大国在中国周边争夺地缘战略利益。美国不断加大对中国周边地区的渗透扩张，自西面推行所谓“大中东”与“大中亚”战略，将“反恐重心”由伊拉克“东移”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通过占领伊拉克与阿富汗、遏制伊朗、渗透巴基斯坦，进而“打通”西亚、南亚与中亚，并诱使中亚国家“向南发展”以削弱俄罗斯与中国的地缘利益；在东面借“天安号事件”强化美韩、美日同盟，加紧“重返”东南亚，对缅甸“诱”、“压”并举，企图以湄公河流域开发与南海问题为“抓手”、加大“介入”力度，加紧寻觅新的“战略支点”。与此同时，美国还对西太平洋第一、第二“岛链”军事部署加快重组，力图构筑多层次战略打击与纵深防御体系。

二是西方大国对中国周边调整与实施“民主改造”战略，激化干涉与反干涉矛盾，加剧周边动荡。美、欧等西方大国将中国周边作为“民主改造”重点目标，对中亚调整“颜色革命”策略、企图稳步推进“民主”，对伊拉克、阿富汗进行“民主手术”，对巴基斯坦推进“民主转型”，对伊朗、缅甸、朝鲜三大所谓“问题国家”软硬兼施，通过互联网、非政府组织、反对派等企图实现“政权更迭”。美国在中国周边持续实施“民主改造”的“终极目的”则是围堵所谓“威权大国”中国以及俄罗斯。西方大国一再在中国周边地区推行所谓“民主”，致使周边多个国家跌入“民主陷阱”、陷入“民主乱象”、难以自拔。

三是周边资源与能源争夺加剧。美国在优先掌控伊拉克能源的同时，加大力度攫取阿富汗“万亿美元级”矿产资源，同时觊觎南海油气资源。俄、美、日、印度加紧角逐中亚、东南亚油气资源，各方围绕陆地能源输送管道建设与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展开复杂博弈。

四是周边“海权”角逐升温，海洋形势日趋复杂。同时，中国“海洋崛起”导致区域海洋格局重新“洗牌”，美国、日本等老牌海洋强国心有不甘，美国更是极力维护“海洋霸权”。特别是在近期，中国周边地区多个海域军事演习“扎堆”，周边海军竞赛浮出水面。五是中国周边地区重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危害周边各国。包括大地震（印度尼西亚、中国青海玉树等）、大旱灾（中国西南五省及中南半岛）、大洪水、台风、海啸、极端恶劣天气、重大疫情等，致使周边安全环境更趋严峻，周边乱局雪上加霜。

五、周边动荡对中国的挑战严峻而复杂

中国周边形势动荡不安尤其是不少国家政局不稳，对中国带来复杂影响。一方面，包括周边国家政局不稳在内的周边形势动荡，与中国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形成了明显反差，反衬出中国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的体制优势，凸显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影响力与软实力的显著增强，进而坚定了我们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周边乱局充分暴露出西方“民主”、“自由”泛滥的弊端与危害，有利于周边国家从各自实际情况出发、坚持走自己的路，有助于周边国家更好地维护本国主权独立、有效抵制西方大国以“民主”干涉其内政的企图；在周边某些邻国陷入长期“内耗”与难以自拔的同时，中国却能继续保持强劲崛起，彼此力量对比进一步朝中国倾斜，这将有利于中国对“和谐周边”的主动“塑造”。但另一方面，周边动荡也给中国的和平发展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

一是周边乱局“外溢效应”直接危及中国的沿边经济发展与安全。中亚、南亚、东北亚、东南亚地区持续不稳定，势必分别波及中国的西北、西南与东北沿边地区，影响中国“西部大开发”与“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二是邻国政局动荡、极端与恐怖势力猖獗严重威胁中国的海外利益。中国的对外投资经营、工程承包与商贸活动统称“走出去”，而周边地区则是中国经济加速“走出去”的重要方向，是中国开拓海外商品市场、投资场所与获取能源资源的重要地区，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拓展国际经济空间。而周边邻国政局动荡不定乃至发生政变与骚乱，将严重危及中国在当地的投资与人员安全。

三是周边乱局为某些大国“介入”提供了可趁之机，大国加紧争夺中国周边将危害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中国的地缘战略依托受到侵蚀，中国崛起更将面临“龙困浅滩”的危险。

四是中国与邻国的既有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更趋复杂。随着中国全方位加速崛起，中国与邻国的实力差距不断扩大，这将引发周边某些国家的“反弹”，一些邻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更加突出，企图通过“大国平衡”战略、借助美国等“制衡”中国，而美国则极力“利用矛盾”。特别是与中国存在海洋争端的某些邻国，其“危机感”与“紧迫感”加深，唯恐争端解决的时间“站在中国一边”，遂加紧强化对中国海洋权益的非法侵占侵蚀，加大对美国的战略借重。

五是周边乱局严重掣肘亚洲经济一体化，影响中国的周边区域合作政策实施与推进。如泰国等东盟某些成员国的政局紊乱对东盟一体化、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10+1”）、中日韩与东盟经济合作（“10+3”）等“拖后腿”；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变天”对上海合作组织（“SCO”）的稳定发展构成棘手考验。

六是中国在周边的“大国责任”压力不断上升，周边外交“两难”困境加剧，“不干涉内政”原则备受冲击。西方大国视朝鲜、缅甸、伊朗等所谓“问题国家”为“眼中钉”，认为中国与其关系“特殊”，敦促中国在防扩散与维护地区稳定上承担“大国责任”，无理要求中国放弃“不干涉内政”原则，对“问题国家”施加影响，致使中国在“问题国家”与西方大国之间陷入两难。此外，中国沿边与沿海地区的和平发展、加速拓展的海外利益等面临周边动荡的严重威胁，传统的“不干涉内政”原则面临调整。中国在周边地区既要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尤其是领土领海主权等“核心利益”（“维权”），又要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维稳”）与自身和平发展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兼顾二者难度日益上升。

六、“乱云飞渡仍从容”

尽管周边动荡对中国构成了诸多严峻挑战，但如辩证地看，只要我们准确“把脉”周边乱局并“对症下药”，应对得当并主动作为，上述挑战也可被转化成提升中国周边外交能力、增强中国对周边地区影响力的难得战略机遇。事实上，针对当前周边多个“热点”，中国外交迎难而上、从容应对，充分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风范。

首先，针对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突变，中国冷静观察、果断决策，在第一时间成立了由外交部负责牵头的跨部门快速反应工作组，分别进驻新疆乌鲁木齐与驻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大使馆，一面与吉临时政府积极接触、敦促其维护中国侨民人身与财产安全，一面派包机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紧急撤侨行动，将上千名中国商人安全撤离回国。

其次，针对伊朗核危机加剧之势，作为与伊朗传统友好国家及在伊朗有重大投资的国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统一，在各方之间展开积极斡旋，始终兼顾维护不扩散核武器国际机制与尊重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有效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坚决反对以武力方式解决问题，并在西方大国作出了实质妥协的情况下投票支持安理会通过“制裁”伊朗的新决议，为缓和危机、维护西亚地区和平稳定、促进有关各方适时重新启动谈判作出了不懈努力。

再次，针对缅甸即将举行的“大选”与中缅边境不稳态势，中国对缅政策将突出“睦邻、安邻、富邻”宗旨，加大经济援助，支持缅甸政府和平与公正解决缅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问题，加快推进中缅印度洋油气输送管道建设。中国总理温家宝于2010年6月初应邀对缅甸进行了正式访问，温总理对缅甸领导人表示，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缅甸主权和领土完整，祝愿缅甸稳定、团结、发展。中方愿与缅方继续共同努力，推动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在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中缅双方同意扩大能源资源等领域合作，实施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战略，共同维护两国边界和平稳定。

最后，针对“天安号事件”引发的朝鲜半岛骤然紧张局势，中国冷静周旋、多方协调，苦口婆心、劝和促谈，尽最大努力维护东北亚和平。在韩国“天安号事件”上，中国始终坚持“兼听则明”与“以事实为依据”，反复强调“冷静、冷静、再冷静”与“克制、克制、再克制”，敦促南北双方切实负责和以“大局”为重，强调对事件“真相”的调查应坚持客观、公正、充分与第三方参与的原则，反对仓促武断、鲁莽行事与挑衅滋事。中国一再努力缓和半岛紧张与化解矛盾，力争避免南北双方擦枪走火乃至冲突升级失控，并为朝核问题重回解决轨道争取转机。

七、周边地区对中国的和平发展越来越重要 对于中国外交与中国崛起而言，周边外交与“周边工作”具有“无比重要性”。中国外交有“四个布局”之说，即“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其中，周边不仅占据了“首要”地位，而且周边也是“四个布局”交织并存的地带：周边地区集中了当今世界主要的大国美、中、俄、日、印度等，“周边外交”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大国外交”；周边地区绝大部分属于亚洲与大洋洲的发展中国家，“周边外交”在相当程度上属于“发展中国家外交”；周边地区存在各类次区域与区域合作组织，各种多边机制蓬勃发展，“周边外交”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多边外交”。由此可见，“周边外交”“浓缩”了“大国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多边外交”，是中国外交“四个布局”的高度统一，故周边对中国外交“无比重要”。进一步分析，周边外交与周边工作的“无比重要性”也是由中国的国际定位所决定的，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属于地区大国与地区强国，也即周边地区大国，周边是中国国家利益对外而言的主要所在，也是中国综合实力的主要所及。具体而言，周边外交的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国家安全上，周边地区是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捍卫中国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开展反分裂斗争的主战场，是中国防御外敌入侵的前沿与前哨，是中国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缓冲带与战略屏障。

其次，在政治与对外战略上，周边地区是保障中国国际政治利益的重要区域，是中国崛起与成为世界大国不可逾越的环节与必经之地，是中国今后崛起为多极格局中单独一极的主要支撑点与战略依托带，是中国与其他力量中心打交道的主要平台。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对外主要体现在对周边地区影响力的上升，周边地区是中国对外展示实力与施加影响的主要场所，是中国对外发挥国际作用的主要地区，是中国担当“负责任大国”力所能及的主要舞台。

再次，在经济上，周边地区关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中国重要的外贸市场，也是中国能源与资源进口的主要来源，还是中国能源资源进口战略通道（陆上油气输送管道与铁路、海上航线）的集中区域。周边地区集中了中国海外能源供应与资源保障的主要地区，尤其是西面的中亚与西亚地区，东南面的澳大利亚，以及北面的俄罗斯远东地区。能源与资源进口对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周边地区的三个方向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一是西面的中亚与西亚两大地区，中亚里海盆地因拥有2000亿桶潜在石油储量而被誉为“第二中东”，中国对该地区开展了大量能源投资。二是东南面的澳大利亚，仅西澳大利亚州，就生产了全世界17%的铁矿石、21%的氧化铝，18%的镍、45%的钽、32%的锆等，其中相当部分出口到中国；三是北面的俄罗斯远东地区，俄远东油气资源仍将是中国进口的一大重点。

简言之，周边地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平发展、最终崛起与民族复兴具有特殊重要性，是中国对外维护与拓展国家利益的关键所在，其局势稳定与否也将直接关系到中国国内的发展。而中国周边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为中国集中精力于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营造与塑造一个基本安定的周边环境，使其不干扰与分散中国的主要精力，并尽量避免被卷进周边地区的战乱与动荡之中。八、一脉相传而又与时俱进的中国周边外交方针 当前的中国周边外交是历史的延续与时代的发展，中国的周边外交方针具有强烈的历史连续性，以及中华文明“和、和平、和睦、和谐”的鲜明特色，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周边外交“思想脉络”及其实践，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周边外交，其主要标志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中国与印度、缅甸等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主要成就之一是中国与大部分接壤邻国明确划分了边界。

二是从改革开放到二十世纪末期的周边外交，其主要标志是“睦邻外交”大发展，中国率先摆脱了国际“冷战”格局的羁绊，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改善了与有关邻国的关系，最终与所有邻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为集中精力于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总体上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

三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周边外交，周边外交方针实现了一系列的创新发展：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2003年10月，温家宝总理在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发表题为“中国的发展与亚洲的振兴”演讲，将中国的睦邻外交政策进一步概括为“睦邻、安邻、富邻”六字方针，他指出：“‘睦邻’、‘安邻’和‘富邻’是中国实现自身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是自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周边外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顺势而上”与“大周边”成为新的“关键词”。面对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范围“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面对中国崛起加速与“亚洲崛起”加快同步并进，面对周边环境错综复杂的现实“热点”、“难点”，中国的周边外交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多管齐下、全方位推进。

九、以“四片经营”基础，对周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首先，对东北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邻国有蒙古、俄罗斯、朝鲜、韩国与日本，以及一个“特殊的邻国”——美国。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伙伴是俄罗斯，中俄两国在经济与军事合作、维护各自国家的统一以及维持国际力量对比的战略平衡上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两国之间还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美国是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对手，美国在日本与韩国维持着大量驻军，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将该地区作为其设想的主要战场，美国还在距该地区不远的关岛基地大力加强了远程投送与远程打击能力，美国将中国的正常崛起视为挑战其霸权地位的主要战略威胁，并与中国的台湾地区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包括坚持对台军售。日本则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美国的战略盟国，它既没有对其侵略历史认真反省，又对中国的发展强大心怀不满，也不愿看到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和平统一；另一方面，日本也不满足于仅仅作为美国的附庸国，完全受美国摆布，而希望成为更加独立的“正常国家”，日本对中日之间的经贸合作潜力也非常看重。故日本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中可以争取的对象，即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应继续支持半岛的和平统一，同时大力发展中韩关系，并利用共同的儒家文化传统与历史渊源关系来争取韩国，使其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中国还将继续致力于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与“无核化”目标，积极化解矛盾、缓解危机。

其次，对东南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邻国主要是作为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的十个国家，中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为南海问题，即与东盟有关国家在南海岛礁及其海域划分上的争端，中国的主要对手为东盟有关国家以及美国对其给予的支持，而中国的主要伙伴也是东盟的其它有关国家。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南海问题（其中又以南沙群岛及其海域最为突出）现已成为异常棘手、甚至难以逆转的“老大难”问题，东盟有关国家对中国的南海岛礁及其附属海域的非法侵占早已是既成事实，中国的主权领土及其宝贵资源遭到了众多东盟小国的侵吞瓜分，南海问题可谓积重难返。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要对手是菲律宾与越南两国，越南是因其占据着为数最多的南沙岛礁，菲律宾则是因其态度蛮横且不断带头对中国挑起事端，并仰仗美国的撑腰而忘乎所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策一方面既要现实可行与量力而行，要等待时机，加快自身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发展，以备后用；另一方面也应尽快开展行动，而不可拖延或一味消极地“搁臵争议”。当务之急应坚持南海争端的“双边属性”，避免形势进一步恶化，并对有关国家的无理取闹及强权行径采取更为有力的坚决措施，决不手软，同时调整对南海资源进行“共同开发”的政策。中国应继续加强与东盟有关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以争取其支持，例如泰国、缅甸以及印度尼西亚、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应缓解中越两国在南海岛礁上的矛盾，并对美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卷入保持必要与足够的警惕。

再次，对南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邻国是印度与巴基斯坦，中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悬而未决的中印边界争端（印度非法占领了中印边界东段近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中国的主要“竞争者”是印度，而主要伙伴则是巴基斯坦。对于同样正在快速崛起的印度，中国的南亚政策应保持“平衡”：一是继续联合巴基斯坦并给予其更大支持，避免巴基斯坦对美国依赖太深及其安全形势恶化失控，防止南亚力量对比进一步失衡与印度“独大”；二是正视印度的大国身份及其国际地位，大力增强中印两国的经贸合作与科技交流，并与印度就南亚稳定和国际格局多极化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增进中、俄、印之间的三边合作；三是对美国自“9·11”之后在南亚地区军事存在与政治影响急剧增加之势，包括其“阿富汗-巴基斯坦战略”前景、美印军事合作等予以密切关注与高度警觉。

第四，对中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邻国主要是俄罗斯与中亚五国，中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来自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即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这三股恶势力，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合作伙伴是俄罗斯以及与中国接壤的三个国家，而中国的主要对手则是“东突”恐怖势力与“疆独”民族分裂组织。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任务有两点，一是维护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捍卫国家统一，包括为此开展的反分裂与反恐怖斗争；二是密切结合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大力发展中国西北内陆边疆地区经济，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中邻能源开发合作。中国的中亚政策将坚持“安全”与“经济”并举的“双轮驱动”，坚持双边合作与上海合作组织多边合作兼顾的“双管齐下”。对美国自“9·11”之后在中亚地区军事及政治存在显著增加之势，中国既应保持足够的警觉，也可与美国就反恐等问题进行对话与合作。

十、以“大周边战略”为方向，远近结合、稳步拓展 面对当前中国周边地区动荡加剧的态势，我们需要严密关注与持续跟踪，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对周边乱局既要分门别类，又要统筹应对，积极促进周边总体和平稳定与发展，切实维护自身地缘战略利益。

一是大力强化“周边是首要”与“维稳”、“维权”并举的意识，集中精力、加大投入、专注周边，科学研判、及时反应、积极引导。应树立“和平发展、重在周边”与“和谐世界、始自周边”的战略意识，整合处理周边事务的体制机制、形成合力，对周边重点国家政局演变前景及其原因深入调研、突出预警性。

二是适时制定“大周边战略”，拓展中国周边的内涵与外延，“做深、做实”周边工作。在坚持“四片经营”的基础上，统筹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与南太“六大块”，打破不同区块之间的分割，形成联动机制。稳步推进区域经济与安全合作，整合与创新周边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建构和谐、有序、安全、繁荣的周边新秩序。

三是周边地缘战略坚持“东西兼顾”、“陆海并举”和“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统筹”方针，妥善兼顾地缘“西线”与“东线”，同步开拓“陆权”与 “海权”，统筹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

四是针对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的“三种情形”，对症下药，强化危机管控，维护正当权益。针对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局突变，防止其冲击与中国的双边关系；针对所谓“转型国家”的政局异动，防止其对华政策出现严重倒退；针对所谓“问题国家”的政局“混沌”，妥善维护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有效防范海外利益重大风险。

五是有效应对大国地缘角逐，夯实地缘战略依托。与主要大国增加沟通、协调与战略互信，积极应对其对华渗透、挤压与围堵，致力于共同促进有关国家与周边稳定。在反恐、防扩散、抢险救灾、发展援助、“维和”行动等方面自主承担力所能及的“大国责任”，维护中国“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形象。

六是与时俱进、调整与发展“不干涉内政”原则，有效应对周边乱局。改进对所谓“问题国家”的政策，既要反对外力粗暴干涉，又要敦促所谓“问题国家”应以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大局为重。

七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确保周边总体和平稳定，坚决捍卫中国沿边地区的安全与发展。大力强化中央统筹，充分发挥沿边与沿海省份的积极性。有效防范邻国乱局的“外溢效应”，有效遏制境外敌对势力趁机进行渗透破坏活动。

心一 2011-05-30

第四篇：当前中国周边形势及大国关系

当前中国周边形势及大国关系

政治与行政学院

2012级2班

201203140240 杨皎

摘要：当前,国际格局正处于“一超多强”向多极化的巨大转变之中,大国关系也显露出明显的变化,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冷战后，世纪之交的世界处于“一超多强”格局。美国凭借其超级大国的实力暂居主导地位，中美关系既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最大变数 ,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当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虽然比较稳定 ,但仍然存在一系列的潜在危险。当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面对的最大挑战有朝鲜半岛安全问题、中日钓鱼岛主权问题等。

关键词：合作共赢，和平发展，战略互惠，朝核试验，六方会谈 中美关系发展现状及特点

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

我国正处于经济相对快速发展的时期，因此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和平的，繁荣的国际环境与经济环境，所以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够发展好中美关系，以展开更多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上的合作，以便发展自己。相比之下，美国处于一个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其政府更关心维护国家利益和他的霸主地位，美国现阶段的对华战略方针应该在大体上维持现状，尽量将中国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轨道，同时防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

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也曾经出现了多次起伏和危机，但是中美关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经济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影响两国关系的负面因素也不容忽视，诸如人权问题、贸易问题、军售问题和台湾问题等，其中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影响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最容易导致中美两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敏感问题。中美关系的现状似乎还跟一件事有关系——“911事件”。在911事件之后，布什似乎略有收敛，因为他推行的“单边主义”已经引起了很多国家，甚至是盟国的不满。美国人也意识到：脱离整个世界，美国是无法生存与发展的。因此，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进一步好转，以利用中国加强他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并帮助他进行反恐斗争。

稳定同美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关键。同舟共济、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新航程的显著特色。新的航程展现新的前景。只要中美两国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原则，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中美关系就能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就能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不断作出贡献。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无论是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还是从地缘文化来说，中日两国人民的利益都是紧密相关的。中日关系的发展走向，影响并制约着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全面发展，还影响着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中日关系现存在的主要特点有四：一是经济合作日趋密切，政治摩擦接连不断；二是重要性上升，信任感却下降；三是合作与摩擦并存，但双方都努力防止关系的破裂；四是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受制于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发展变化。

由于是东亚邻国，又存在着难以解扣的“历史情结”，中日之间在战略层面上的“不信任”短时间内难以消除，“安全困境”的作用较诸中美关系更形明显。同时，两国又都处在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型期，中国正在崛起，而日本正在争取成为“正常国家”。经济崛起的中国与政治崛起的日本之间“不信任”与“安全困境”的消极作用，使两国在政治及军事安全领域的战略互信短时间内尚难建立。

在国家层面，中日关系中的“认同危机”反映在两国国民心理上，表现为情绪对立和感情龃龉。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推波助澜，加大了两国民众的感情距离和心理落差，应有的友好求同气氛渐渐为国家利益碰撞的现实所替代。钓鱼岛问题、东海油气田问题、台湾问题、两国军事力量发展及今后各自战略动向等问题相互交错，使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及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几乎超越了中美关系。

近年来，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变和对外政策的调整，中日两国关系正从“特殊”向“普通”的方向转变。通过两国首脑互访，中日关系出现了改善和发展态势，为缓解双方相互疑虑，增进战略共识与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因此，外界舆论把2006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和2007年4月温总理访日分别形容为“破冰之旅”和“融冰之旅”。福田首相2007年年底访华和2008年5月胡主席访日，启动了国家最高层次对话，为构筑日中战略和解与合作“双赢”的“战略互惠关系”起到了“铺石垫路”作用。“共同的战略利益”终于催生出中日两国间的战略互惠关系。

当代,和平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主流。中日两国也会在这个大前提下发展两国关系，和平发展在相当长一段时内是两国关系的重点。我们要努力使两国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合作发展中达到共赢。以更长远的眼光和更具战略性的视角寻求两国共同利益。共同致力于实现地区稳定和繁荣。克服双边关系的脆弱性，稳定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集中力量解决互利合作的现实问题，维护和发展战略互惠的长远利益，理智爱国，实现中日两国永久和平友好合作的大目标。

朝核问题及中国对策

朝鲜是世界上经济较落后、军事支出占国民收入比例较高、国民生活质量偏低的国家之一，现国家总体水平相当于中国60年代。

中国和朝鲜自古以来就是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1949年10月6日，中朝两国建交。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抗美援朝，到1961年7月11日，两国签署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朝鲜战争开始，中国克服自身经济的严重困难，向朝鲜无偿提供了几百亿人民币的资金和几百万吨的物资。中国一直还以很低廉的价格把矿产品出售给朝鲜。中朝双方宣布成立罗先经济贸易区管理委员会和黄金坪、威化岛经济区管理委员会。朝鲜与中国是一体的。甚至可以说，朝鲜是中国打的牌。朝鲜是中国在东北亚的缓冲，中国不会轻易丢掉它。可以这么说朝鲜为中国的“小兄弟”。

然而，由于出于国家安全、经济建设、社会信心、外交突围等多因素的原朝因朝鲜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一再的在领土上进行了危险的核武器研究和试爆。严重危害了中国周边及国际环境的安全。自2002 年10 月以来，朝核问题一直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朝鲜核试验带来的影响：

1、朝鲜核试验破坏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2、朝鲜核试验使东亚地区成为了潜在的战争策源地。

3、朝鲜核试验使美日关系更加紧密。

4、对中国东北的边陲的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

为解决解决朝鲜核危机朝鲜、韩国、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日本六国共同参与六方会谈。会谈于2003年8月27日开始，到2007年9月30日为止，共举行过六轮会谈。2009年朝鲜宣布退出之后，六方会谈至今一直没有复会，被普遍认为已经名存实亡。但是，即使在目前形势下，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仍坚信必须通过和平方式和外交手段解决朝核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六方会谈虽然并非完美有效的方式，但仍是在目前形势下外交解决朝核危机的唯一为各国接受的现实方式。

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积极参与对朝鲜核问题进行的系列国际管理。朝鲜半岛局势和平稳定符合中国战略利益，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中国坚持和平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参与调和朝鲜核问题争端。中国政府明确对朝鲜核问题的立场。即 主张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以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符合有关各方的共同利益。；维护核不扩散体制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希望各方保持冷静，避免采用使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行动。走和平崛起的道路！

在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和摩擦会更加激烈，但和平、合作是历史发展的主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将是整个世界共同追求的目标。中国的经济外交，既为中国利益而来，更为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利益而来。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丘吉尔。

时殷弘：中美关系与中国战略【J】，《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1期

.韩一敏：试论中美关系正常化与台湾问题【J】，《理论导刊》，2006年第11期

郭震远：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变化与影响【J】，《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2期.时殷弘：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的战略形势【J】，《国际经济评论》，2007年7月 巴殿君：21世纪中美双边关系中的台湾问题【J】，《东北亚论坛》，2007年9月 黄大慧：《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政治--中日复交政治过程分析》，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203页

黄大慧：《日本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页。史桂芳：《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与中日关系》丛书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页。朝核问题-百度百科

第五篇：中国周边形势

中国周边形势

摘要：我国疆域辽阔，东临太平洋，西接亚洲腹地，四周分别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相邻。我国周边各地缘方向的政治格局表现出横向的差异性及纵向的变动性。从东、南、西、北各地缘方向看，周边环境也呈现出不同态势，大致可归纳为“北稳、南和、东紧、西动”。从海陆地缘方向看，周边环境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大体可概括为“陆稳海动、陆缓海紧”。即陆地环境明显趋于和缓，而海洋环境则趋于紧张和严峻。进入21世纪后，我国周边政治格局依然呈现出“陆缓海紧”的态势。在这样的环境下，只有处理好周边关系才能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关键词：周边关系 冲突矛盾 共同发展 战略安全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维护中国的利益，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消除危及国家安全隐患，加强对战略安全的研究，为中国和平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创造条件。我国周边关系发展可具体分析为以下八个方面：

一、朝鲜半岛

进入21世纪后，美国政府对朝鲜采取强硬姿态，最终导致朝美第二次核发机的爆发，半岛局势再度趋紧。在东北亚地区，朝鲜半岛的局势发展始终牵动着大国利害关系，影响着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朝鲜半岛问题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冷战遗产，朝鲜半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缘意义，是各大国利益的交汇点，半岛两国的战略选择，将与大国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虽然朝鲜和韩国都在竭力谋求统一，但是双方存在的理念与利益冲突，造成了一种一致谋求统一却又坚持对抗的局面。近些年来，双方的各项交流合作逐步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朝韩关系的发展已成大势所趋。但是新时期初期的半岛局势仍将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发展态势。一方而，促进和解、推动谈判、制约战争的内外因素继续存在和发展。特别是“六方会谈”进程的继续为和平解决争端提供了重要机遇，半岛和平进程有可能在曲折中前进；另一方面，朝鲜与美国、朝国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各自的国家利益和政策目标大相径庭，半岛局势的发展仍存在较大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不排除出现武力对抗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朝鲜半岛是中国东北部安全的战略缓冲，半岛局势的紧张将破坏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将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综合而论，新世纪初期的半岛局势仍将呈现出时起时伏、复杂多变的发展态势。半岛南北双方真正走向和解，只有在中美等大国的支持下，才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二、日本

2009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7周年。中日关系呈现改善和发展的良好势头。但是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并且目前正处于转型过程，其走向将直接牵涉到我国的东部安全。而近几年日本在对外政策上加快谋求政治大国或“正常国家”的步伐，强化日美同盟，防范和牵制我国的行动不断升级，使日中关系在发展中却有存在着许多隐患。人本政府对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强硬态度，严重影响地区的稳定，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态度也引起众多亚洲国家的不满，钓鱼岛问题也激化了中日两国在东海问题上的矛盾。虽然我国政府从大局出发，采取了理性和负责任的态度，但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日关系重新定位的过程中，矛盾和摩擦不可避免。进入21世纪后，日本不断突破向海外派兵的限制，扩大对美军事支援的范围。日本实施海外军事干预意志和能力的增强将成为东亚地区的潜在威胁和中日冲突的隐患。

三、美国

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并有新的进展。双方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在一些热点问题上加强沟通，双边关系的战略内涵更加丰富。两国军事交流与互信得到增强。在我国的周边政治格局中，美国是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因素，也是对我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苏联解体后，其继承者俄罗斯对我国周边格局的影响回缩到我国北部方向，而美国作为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对我国周边格局的影响力进一步上升，已成为最主要的外部因素。美国的影响在地域分布上具有全方位性，在性质上具有根本性，在程度上具有严重性，在时效上具有长期性。美国的影响在手段和方式上亦具有多样性，一是保持直接的军事存在，二是发展同我国周边国家的军事合作，三是介入和干预地区热点问题和危机。当然，目前美国对我国周边安全的威胁大都是间接和潜在的，而且其对华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在遏制我国的同时，也同我国进行“接触”与合作。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或延缓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美国对我国的威胁。

四、中亚

与中亚国家关系不断深化。2009年是我国与中亚国家建交17周年。17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成功解决边界问题，不断增进互信，共同建立“上海五国”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已成为新型国家关系和区域合作的典范。中亚地区面临着颜色革命的冲击，国家政局动荡不安。中亚地区毗邻我国西部边境，自古以来就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中亚五国作为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国家，地理上位于大陆心脏地带，是大国政治势力和地区政治势力缓冲区和交汇区。在经济上，其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文化上，中亚是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和儒教文明的结合部。我国和中亚各国是长期睦邻友好的关系，并应继续保持良好的关系，成为长期的政治、经济贸易伙伴，以保证边疆地区的稳定。

五、俄罗斯 中俄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两国高层互动频繁。我成功在俄举办“中国年”活动，举行300多项活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从沙俄时期到至今，一直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邻国和影响中国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从地缘政治上，中俄之间有漫长的边疆线，我国北部地缘方向仅有俄罗斯和蒙古两个邻国。俄远东地区和蒙古的形势相对稳定，不存在重大现实热点和安全隐患。同时，我国与俄罗斯的睦邻友好关系处于良好状态，并且在近期内不会发生动摇。因此，该地区的政治格局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从综合国力上看，俄罗斯仍是世界性大国，并有可能再度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作为俄罗斯的邻居，中国尤为关心，俄罗斯拥有雄厚的军事技术实力的丰富的石油气资源，是中国实现国防现代化可以借助的力量，尽管俄罗斯处于经济持续恢复阶段，但对华能源战略已透露出俄罗斯未来的战略运筹信息。俄在对外政策上，其作为欧亚大国的地缘政治决定其外交政策的平衡性，实施欧亚并举的双头鹰外交。西部，把外交重点放在独联体地区，对欧盟签署“通往未来路线图协议”。对美，虽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和分歧，但短期之内不会发生直接的冲突与对抗。在东方，则加强与我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全方位关系，同时积极参与朝鲜核问题。两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也表明两国的军事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是两国政治走向合作的体现，为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奠定了基础。强大的邻国就像一把双刃剑，假如它对你友好并能给你带来利益，就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居而使这样利益倍增，这个邻居越强大，你所获得的利益可能越大，反之亦然。所以说，复兴后强大的俄罗斯对中国安全的影响是中国周边国家无法无拟的。

六、南亚

与南亚国家关系稳步发展。在南亚地区，印巴冲突由来已久，印巴冲突是包括领土、民族、宗教和军备之争的综合性、长期性矛盾与争端。印度和马基斯坦的冲突直接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重要隐患。近年来，两国在核军备和常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在克什米尔冲突时紧时缓，印巴冲突对南亚安全局势，和我国西部边境的安全有重大关系。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其21世纪军事战略是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威慑巴基斯坦，制弱小邻国，遏制中国，拦阻地区外大国向南亚渗透，实现控制印度洋，跻身世界一流大国行列的目标。印度洋是中国与中东、波斯湾、地中海、东非等地联系的海上必经这路，印度控制了印度洋，就等于控制了中国的通往这些地区的海上通道威胁中国的石油安全。印度作为一个区域性大国的地位在升高，国际影响也在不端加强，而中印关系也已得到大幅度的改善和发展。双方的经济贸易逐步扩大，且中印双方都致力于经济的发展，都需要良好的周边华宁，共同利益将决定两国在今后较长时间里保持密切的关系。我国与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则将会长期维持下去，两国关系将获得不断的发展。我国与南亚的关系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七、东南亚 东南亚诸国的对外战略对于大国关系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其地理位置上，东南亚国家对外战略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依托于一个地区性的同盟。受到政局动荡和恐怖主义的影响，东盟各国的经济受到打击，海外市场缩小，外资流入减少，旅游业衰退，如何实现国内政治的稳定和经济复苏成了东盟国家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东盟可以说是我国崛起的一个战略支点，我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负责任的表现，促进了东盟国家与我国关系的新进展。在印度洋海啸灾难中，我国伸出援助之手，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建立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启动和我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使我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和政治互信达到了新的水平。但是我国与一些东盟国家之间也存在主权争端，自近现代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洋权益的冲突争议日益增多。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非法占领我南中国海的岛屿，开采油气资源，严重损害我国领土主权和经济权益，越来越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南海之争，不仅存在岛屿之争，还有海域划界和资源开发之争。这些问题都是关于资源和地缘优势争端，而这些海洋权益一旦丧失，将危害中国国土安全。但总体形势是平稳和可控的。双方在经济上有竞争，在政治上有共同的战略利益，两方的关系必将在过去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密切，无论是合作的内容还是合作的层次，都将上一个新的台阶。

八、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

近年来，我国周边地区的恐怖主义不断发展，已经成为了我国构建稳定的周边政治格局的严重威胁。阿富汗和中亚地区是国际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重要基地和活动场所，中亚地区出现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的影响不断扩大，已经给中国的西北边疆带来了巨大压力，中亚某些国家公开号召境外民族回归“历史祖国”。在此背景下，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疆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分子，与境外（包括中亚国家）的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分子相结合，制造了一系列恐怖活动，使得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恐怖威胁。在东南亚，当地的伊斯兰激进势力与“基地”组织相勾结，制造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已成为东南亚地区安全的现实威胁。在南亚的印、巴等国，恐怖主义活动也出现新的发展势头。坚决打击恐怖主义，是我国维护周边政治格局的重要手段。在当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周边政治格局总体态势良好，局部地区比较动荡。我们只有与周边和睦相处，才能共同繁荣发展，只有贯彻“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才能有长期稳定与和平。只有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才能处理好外部事务，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需要制定妥善的战略，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强大的国防力量。科学技术创新。我们还应注意到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和矛盾所激化的隐患，联合一切联合的国际力量削弱，周边环境中不利因素，扫除和平发展的一切障碍。同时与周边国家相处过程中，积极参与亚洲多边及双边机制适用本国强大的综合国力，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发挥地区大国的作用，尽而实现中国的崛起。参考文献

[1] 2009形势与政策论文

[2] 周边安全形势与中国安全战略选择 [3] 09中国周边形势 [4]论我国的周边政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