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的社会矛盾

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由于人治社会制度下的长期腐败，大量社会矛盾不但没有得到及时解决，而且被人为的掩盖、压制。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指导下，这些矛盾经过长期的演化、积聚，已演变为不可调和的社会对立和对抗。

贫富不均矛盾是目前中国社会最尖锐的社会矛盾，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矛盾的核心。社会越是发展，贫富不均的矛盾越是突出，老百姓越是不满。由于贫富的矛盾长期恶化，加剧了社会的不安和动荡。老百姓要求平等的呼声不绝，且日益高涨；老百姓对抗官员和地方政府的事件时有发生，并有蔓延的趋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不尽快推动社会制度的变革，一旦发生社会危机，老百姓长期被压制的情绪很有突然爆发

在送旧迎新之际，人们不得不去注意在2004年充分暴露出来的目前中国社会所存在着的两大互相矛盾的大趋势。第一大趋势可以领袖外交所取得的外交成果为标志，中国已经在国际社会迅速崛起。第二大趋势可以频繁发生的社会抗议运动为标志，中国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就要爆发的阶段。

这两大趋势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导着中国的发展，如果这对矛盾处理得不好，社会政治的稳定就会成问题。

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是很显然的。多年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迅速把中国推向国际政治舞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加入了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而且在近年开始走具有自己特色的和平崛起之路，多边主义、经济外交和睦邻政策等等构成了初生的和平崛起理论的主要内容。如果中国的内部发展是可持续的，中国的崛起只是一件指日可待的事情，这点是很少有人会怀疑的。

但问题就可能出在内部发展的可持续性。近年来，内部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大趋势就是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同地区之间，贫富分化和收入分配差异已经到了一个相当危险的边界。外部改革有国际压力

中国社会没有能够像很多人所期望的，成为一个多元社会，而是迅速向高度分化的方向发展。各社会阶层之间没有利益协调机制，互相缺少信任感。而政府调节社会矛盾的功能也在迅速下降。结果就是不同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的兴起。

为什么这两大趋势能够平衡发展？这就涉及到外部改革与内部改革之间的关系问题。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构成了中国过去二十多年来的发展主题。但是，总体上看，对外开放远远走在对内改革的前面。或者说，内部改革远远落后于外部开放。

这种情况与中国的改革模式有关。这个模式的特点就是先基本上不去触动既得利益，而是努力在既得利益的外围发展出新的利益。很显然，内部改革要触动巨大的既得利益，相比之下外部改革就比较容易。就是说，产生新利益比改革即得利益要容易。

外部改革进展迅速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外部的压力比内部压力要大得多。外部压力呈现为高度的组织化，可以说是外部众多主权国家对一个主权国家（中国）的压力。这有其表现在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方面。

所以，中国已经加入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所有的重要国际组织。中国在投资、贸易体制的改革和开放方面远远走在发展中国家的前列。即使在法制改革方面，一般认为比较困难，因为它涉及到内部利益，但在与外部开放有关的法律改革方面，中国显然也是走在前列的。外部改革的成功客观上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为国家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来吸引外资，促进贸易。相比之下，内部改革方面相当不尽人意。在法制方面，尽管有各种法律的出台，但国家并没有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党政干部的腐败仍旧严重。政府在推进市场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政府本身的社会调节功能不足，不能控制社会的高度分化。

政治改革上更是没有什么大进步。执政党调整了社会阶级基础，为新兴阶级提供了政治上的合法化，并修正宪法，从法律上保护私有财产。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把原来的工人农民阶层异化在体制之外，因为这些阶层并没有任何有效的管道来参与政治。内改的可持续性亟需重视

内部改革的不足本来就已经产生诸多消极的结果。外部改革的领先更是既存的问题雪上加霜。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无论在哪个国家，外部改革的好处往往流向很少一部分人。今天的全球化尤其如此，因为全球化的主动力乃是国际大公司和各国政府。

第二，全球化倾向于破坏原来存在的社会保护机制和网络，对原来受这些网络保护的社会成员构成了威胁。这是西方各国强大的反全球化的两个主要原因。

在中国，这两方面的情况更为严重。多数社会阶层特别是社会底层在全球化和市场开放决策过程中没有任何发言权。政府具有高度的决策自主权，和国际接轨。

但全球化的所有负面效应都是要整个社会来承担的。例如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过程中农民并没有任何发言权，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农业的影响必须由农民来承担和消化。更为严重的是，很多社会成员本来就不受社会保障体系的保护，现在他们更赤裸裸地暴露在外部的威胁下了。

人们本来希望外部改革产生新的利益，而这些新利益能够继续推动改革，克服传统利益的改革阻力。但事情并非如此。新生利益马上成为了既得利益，反而成了继续改革的巨大阻力。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新利益往往和各级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能够通过各种管道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简直就是这些新利益的代理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内部发展的可持续性就令人怀疑了。外部开放已经没有回头的可能性。唯一的途径就是加速内部改革，从而达到内外部改革的协调发展。如果内部改革持续滞后，外部开放只能为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如果内部发展不能持续，外部开放也立即会成为空中楼阁可能被点燃，社会矛盾随之爆发。

第二篇：中国当前主要的社会矛盾

中国当前主要的社会矛盾——官民矛盾 什么阶级斗争，什么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中国并没有真正的意义。有意义只是一种矛盾，那就是延绵中国千年不绝的官与民的矛盾。庞大的官僚集团与芸芸众生之间的利益之争，一直主导着中国的历史。

案例1

河南省安阳市原劳动局局长、党组书记孙秀奇因犯贪污罪、受贿罪，今天被滑县人民法院一审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万元，对其受贿、贪污的赃款259200元予以追缴，上交国库。

另据纪检部门查明，孙秀奇还长期包养情妇。1994年12月至2001年4月，他婚外与一社会无业女青年先后在安阳、郑州、林州等地长期姘居，并于1999年2月在郑州生下一男孩，2000年12月又在安阳生下一女孩。经公安部门DNA鉴定，这两个孩子均属孙秀奇的亲子。

孙秀奇案在进入司法程序期间，有关部门已分别开除其党籍和公职。中共安阳市委曾就孙秀奇严重违法违纪案件向全市发出通报，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从中吸取教训，经得起权力、金钱、女色的考验，自觉抵制消极腐败现象的侵蚀。

案例2

李某某，现年42岁，大专学历，多年前就在郑州烟草

系统工作，为一位领导开车。后来被提拔为郑州市烟草局机关服务中心司机班班长，负责单位内车辆维修以及更换车上装具。

据知情人透露，李某案发，源于一次“偶然”。

2011年，侦查部门在调查另外一宗腐败案时，审计牵出了郑州市一家汽车修理厂，发现了烟草局车辆的非正常维修款。侦查部门深挖之下，李某罪行败露。

2011年10月24日，李某被郑州市二七区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人员控制。在反贪局，李某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侦查人员统计，自2009年3月至2011年3月，仅李某贪污的款项就多达100余万元，同时，还受贿9万余元。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一审结案，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5年半。

案例3某超市工作人员金某、某旅店工作人员刘某到某市工商局开发区分局办理食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等业务。在申办超市营业执照过程中，申办人刘某对工商业务不太熟悉，李某在受理中对申办人爱理不理，很不耐烦。之后，由于刘某在登记书上填写项目不全，李某爆出了“你填的什么东西”、“不要把公务员当成受气包”等不当言论，引起当事人的争辩和反感。

事情发生后，市工商局和开发区分局领导高度重视，迅速组成专班，对相关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在明确事实及相关责任的基础上，市工商局开发区分局对当事人李某作出严肃

处理：写出书面检讨，并向当事人赔礼道歉；给予行政警告处分；待岗一个月并扣除当月绩效奖金；调离窗口单位；在全市工商系统予以通报批评。

案例4

某县

第三篇：社会矛盾

社会矛盾“大调解”网络格局

天门乡社会矛盾“大调解”办公室编

二零一四年三月

社会矛盾“大调解”网络格局

天门乡构建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是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又一重要举措。我们建立了“三纵三横”的大调解工作格局，“三纵”：既在全乡建立由党委政府领导亲自挂帅纵向到底的垂直领导，实现自上而下的垂直联动；完善由司法所牵头，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参与的人民调解体系，实现调解工作范围的延伸。加强综治维稳机构对村屯工作站组的管理，健全不稳定因素的排查预报机制；“三横”:既在乡、村、屯搭建三级调解工作平台。在乡一级设立综合调处中心，实现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有效衔接与互动；村级设立调解委员会、综治维稳工作站、警务工作室，完善了基层综治维稳调解工作联动机制；自然屯设立调解、治保、排查三位一体的综治维稳民调小组，延伸了综治维稳调解工作触角。目前，全乡有调处中心1个，乡级人民调解委员会1个，村级人民调解委员会12个，村级警务工作室12个，村级综治维稳工作站12个，综治维稳民调小组51个，调解人员101名，维稳信息员51人。

天门乡大调解其“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的网络格局，有效地调解民间纠纷，解决了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问题，充分发挥了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中的“第一道防线”作用，调解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轨道。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探索创新，进一步健全完善社会矛盾“大调解”体系，实现“大调解保大稳定，大稳定促大发展”的工作目标。

第四篇：联合早报报出中国社会矛盾之根源

联合早报报出中国社会矛盾之根源

原题:中国社会信任的解体及结果(作者郑永年)

近年来，越来越多社会基层的案件在中国发生，例如贵州的习水案、浙江的丽水案、重庆买处案和最近湖北巴东案。这清楚地呈现出中国社会令人忧虑的两大发展趋势。

首先是基层官员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准灰暗面令人吃惊，不得不让人感觉到四处蔓延着一种大面积的制度性的道德腐败。笔者已经论述过，这些现象表明中国基层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表明民与权之间、民与钱之间的对立。

政府本来应该提供社会安全这种公共产品的。如果政府官员的行为、权力的运行本身让人感到不安全，还有什么比这种由政府本身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更可怕的呢？至少，这比丛林法则更无安全。在丛林法则下，个体之间况且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互相竞争。但在政治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下，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的生存空间就荡然无存了。

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社会信任正处于一种解体状态。在中国，社会不信任已经盛行多年，并且表现和深入到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包括人与人之间、家庭成员之间、民与官之间、官员之间、政府上下级之间等等。在传统的话语里，这是一种“礼崩乐坏”的状态。

失去对法律的信任最可怕

在所有社会信任关系中，最恐惧的莫过于社会对法律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法律是任何一个社会运行的框架，但当法律不被社会信任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暴力就会泛滥起来。

就是说，法律起作用的前提是信任。在民与官、民与钱之间没有一点社会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就起不上任何作用。

法律是任何社会必须具备的一个底线，并且往往是穷者和弱者需要法律的保护。如果不相信法律，那么穷者、弱者怎么来保护自己呢？如果他们相信法律俨然成为了富者和强者的工具，那么他们要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呢？暴力就是这样产生的。

浙江杭州的富家子弟飚车撞死浙江大学的学生，肇事人激起了多么大的民愤！但假如是一个出租车超速行驶撞死了人，那么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中国的很多社会群体中，莫名其妙的一个“恨”字正在泛滥开来。人们心中有“恨”，但往往不知道向谁去发泄。因此一旦出现任何一个机会，“恨”就很容易也很自然爆发出来。

杨佳案件很典型。在这个案件中，警察其实也是受害者，但为什么民心都是在杨佳身上呢？湖北邓玉娇这个案子里，为什么没有人去同情死者呢？所有这些案例里可见民愤已经积累到很大的一个程度。

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已经超越了法律本身。很显然，当法律失去保护弱者的作用时，愤怒就会泛滥，而愤怒会进一步削弱法律的价值。这种恶性循环的情况非常让人担忧。长此以往，一个“恨”字就会越来越凸显，就会失去社会的稳定乃至安全。

权力和金钱结合，凌辱、欺压底层的弱者，这些年来，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社会底层是最大的受害者。社会作为一个集体毫无保护，社会中的个体更没有得到保护。

在这样的情况，社会的自卫不可避免。这种情形持续久了，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暴力反抗。再者，这种暴力往往是自发的尤其是在被迫之下的自发，所以也往往是不可预期的和不可控的。

国家须重建社会共同体

无论是社会信任的丧失还是继之而来的社会暴力，都是社会解体的结果。这30多年来，随着高速经济发展，中国社会最醒目的一个现象就是社会的解体。

传统的中国社会，县以下是自治的，由乡村绅士凝聚起一个共同体，有经济、社会和自卫的功能，这种形式持续了几千年，不能说没有效率。1949年以后，这个自然的、自治的共同体就被打破，家族势力等等东西都压制下去（如果不是被完全消灭的话）。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要“破旧立新”。他想用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在农村）和单位（在城市）这种行政建制的方式，来重新建设中国的地方共同体。

在这种行政共同体中间，人民和政府之间形成一种学术界所说的“隐性契约”，就是说，“你接受我的统治，我为你提供一些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这个共同体的前提是失去流动自由。在农村，尽管这种行政共同体没有什么经济效率可言，人们也过着很穷的生活，但这个共同体毕竟也还是个共同体，至少还有赤脚医生，有学校。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的共同体首先开始解体。解体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流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造成人口的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在全世界范围内，农村的衰败都是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根据西方的经验，在这种不可避免的衰败发生的同时，国家应该花大力气来重建社会共同体。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共同体崩溃了，就要求重建公民共同体。

在西方，这个共同体主要是通过“公民权”的建设来完成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人口流动，国家就出来保证公民权，就是政府提供的各种社会保障和服务。

此外，政府之外也容许和鼓励公民社会如非政府组织的出现，社会通过各种各样的自愿组织来得到重建。就是说，在西方社会的重建是政府和社会各自努力和合作努力的结果。

西方民主是为了遏制资本主义

在西方重建社会的过程中，政府是站在社会这一边的，目标是消除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对社会共同体产生的恶性影响。资本的目标是要摧毁所有的共同体，把所有的东西变成资本，变成资本过程的一部分。

这里，西方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就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民主体制就是要遏制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和民主等同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西方社会从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或者带有福利性质的资本主义，这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逻辑。资本的唯一本性就是利润，它是不会考虑到社会效应的。

西方的这个转型是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国家的资本和社会形成了妥协，因此转型较为和平。但也有很多国家，这种转型是通过长期的工人阶级运动和其他形式的社会运动而完成的。

在亚洲也是如此。日本的自民党一直是以保护农民的利益著称的，到今天还保持着这个政治局面。日本社会没有解体和政府保护分不开，同时社会的支持也是日本自民党能够长期执政的主要因素。

新加坡政府更为典型。政府一直以来是个“亲商”的政府。中国的“亲商”概念就是从新加坡引入的。为了发展经济，新加坡政府一直非常注重资本和市场的作用。

但新加坡政府并没有忽视社会共同体的建设。在“亲商”和重视资本作用的同时，新加坡政府从一开始就花大力气发展出一整套能够保护社会的机制，包括“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社会保障、就业、教育政策等等。在每次经济危机来临之时，政府首先想到的也是如何保障社会。社会的支持也是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主要原因。

最大危险是权力和资本走在一起

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社会共同体的解体。这很难责怪改革开放，因为中国不能停留在改革开放前低水平的发展和社会共同体阶段。问题在于，在原来的社会共同体解体之后，就必须重建。

但中国并没有这样做。当西方新自由主义来到中国之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社会领域，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这些领域都是政府应当担负责任的公共服务领域，但可惜的是，在中国这些领域都通过不同的方式让给了市场和各种形式的资本。

在农村，情况最为糟糕。流出农村的农民到了城市之后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保护。

从法律上说，农民工是中国公民，但他们既不能享受城市居民般的公民权，也没有为他们发展出另外的公民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不被容许组织起来。处于个体的他们在权力和资本面前显得毫无希望。

在以往，西方学者常说中国政治是极权主义。但现在中国的危险在于权力和资本走到了一起，并且在很多场合，权力是为资本服务的。这种结合比单纯的资本的力量要大很多，比单纯的政治极权的力量也要大得多，可以把此称为资本极权主义。

在政治极权主义时代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如上所说，政府和人民之间有一种隐性契约，只给你很低的工资，但是也要提供给你一套保障和福利制度，尽管这种保障也只是低水平的。但在资本极权主义的情形下，没有任何契约关系。这个社会里，个体都是原子化的，没有组织的，一旦发生冲突，就只能诉诸暴力。

这些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所有这样那样的恶性事情，大都和社会解体有关。如果不能正视社会解体，那么社会群体之间的公开对立和冲突将变得不可避免。

中国所面临的选择并不多，要么任其自然，让社会冲突甚至暴力冲突发生，要么通过改革达到各社会阶层的大和解。遏制社会冲突和社会大和解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

如何应付社会解体之后的社会冲突？这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在化解冲突过程，强调法制和法治并没有错，但光强调法制或者法治可能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在没有任何社会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已经失去了效用。

最重要的是加快建设有助于社会共同体重建的社会制度。在这方面，尽管中国可以走自己的路，但不管怎样的路径，也避免不了全体人民可以共享的公民权的建设。

本世纪开始的社会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无疑是公民权的主要组成部门。社会改革尽管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议程，但这些年的进展并不顺利。虽然政府努力不少，但既得利益之间很难达成妥协，更不用说是既得利益和人民之间的妥协了。

从各个方面来看，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改革与社会冲突赛跑的阶段。如果政府不能努力促成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大妥协，那么社会的激进化就会接踵而至。

第五篇：中国当今社会矛盾问题的几个判断

中国当今社会矛盾问题的几个判断及应对思路与措施

第一、常态的、一般性的社会矛盾问题

一般性的社会矛盾问题怎么表现的？一般性的社会矛盾问题具体表现为个别的地区有可能会出现零星骚乱的现象等。就一般情况来看，一般性的社会矛盾问题对社会尽管会形成一些冲击，但还不至于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危害。社会矛盾问题属于可控制范围，社会政治和经济能力能够保持常态运行和发展的局面。一般性社会矛盾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甚至是现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可避免的现象。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把一般性社会矛盾问题当成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常态现象来看待，我们基本定位属于社会矛盾问题，属于一般性的社会矛盾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转变观念，没有必要的见到社会矛盾问题就惊慌失措、大惊小怪，一般性的社会矛盾问题存在是很正常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矛盾，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是怎样的？一是能够包容一般性社会矛盾，二是有能力解决这些社会矛盾问题。胡锦涛总书记是这样说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社会一边解决这个问题，一边达到和谐的地步。第二、有可能演化成为比较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

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问题的第二个判断这就是：有可能演化成为比较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现在是属于一般性常态的社会矛盾问题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情况进一步的趋势是有可能会演变成为比较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比较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表现为公众的心理、群众的心理普遍存在比较紧张的状态，一些地区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规模化的社会骚乱问题现象等。这样一些社会矛盾问题对于正常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必然会造成不利影响甚至会延缓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不过还不至于特别担心。尽管它会造成种种不利后果，但是它不至于造成全社会动荡局面，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有可能继续持续下去。

为什么说现在中国社会矛盾问题有可能演化成为比较严重的类型？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解释，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社会矛盾问题积重难返，前些年我们对社会矛盾问题重视不够，所以是积重难返。在短时期内很难出现根本性的好转，而且按照他们自身的发展逻辑很有可能进一步的膨胀和加重。同时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未来也会出现一些常见的社会矛盾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我们有判断，说未来有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它跟一般性社会矛盾差别是什么呢？我们看一般社会矛盾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目前已经出现了。那么能不能演化到比较严重的地步呢？是有可能的，但是处理好的话，这种可能性会降低。

第三、严重、颠覆性的社会矛盾问题出现的可能性很小

对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第三个大的判断是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矛盾问题出现的可能性很小。严重性的社会矛盾问题一旦形成，社会、国家就会出现严重的动荡局面，社会经济发展将会遭遇到严重的挫折，以往大量的发展成果甚至会毁于一旦。拉美一些国家以及前苏联被解体这方面就是典型的案例。

严重的颠覆性社会矛盾的形成，它需要三个基本的条件，一个基本条件是民众基本生存受到威胁，第二个基本条件是国家或者这个社会的经济完全失去了秩序，第三个基本条件是社会控制力基本丧失。从以上三个基本条件来看，在中国未来一个比较长的历史阶段，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矛盾问题发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概率极小，机率极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有这么几个原因，从对应的三个条件来看，第一个原因是中国民众目前的基本生存条件不存在难以为继的可能性，相应的中国民众也不会出现绝望的心理状态。从历史来看，每次中国颠覆性社会矛盾问题的出现，一般来说是民众基本生存条件，比如说食品等等出现匮乏不够吃的，横竖都是死，还不如造反所引发的颠覆性社会矛盾、社会危机。而中国目前到现在，民众基本生存条件总体来说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了。改革开放以来粮食还是大问题吗？可以说基本上不是问题，这几年有粮食的战略储备等。所以我们第一个条件基本上可以排除，基本的生存条件不存在大问题，不存在难以为继的可能性，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国家的经济秩序不可能完全丧失。拉美受历史的影响，不少国家属于‚一字形‛的经济结构，就是跟别的国家经济共同体是一体化的。它属于一种初级产品、一种分工，没有独立自主的重工业体系。中国从朦胧时代就开始建立独立自主的重工业体系。我们再跟苏联比，苏联在经济转型的时候进行了‚新旧阻断‛，就是旧的跟新的阻断，旧的彻底抛弃新的开始，是通过这样的方案来解决俄罗斯的问题。这样的做法有很多弊端，所以出现了真空、断裂的阶段，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在这个阶段失去了秩序。中国跟它比又不一样，中国从改革开放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河，逐渐的、谨慎的、渐进性的一种推进模式。实际上中国经济秩序一直没有出现中断的情况，它是延续的、逐渐的转型。这样看来无论跟拉美国家比还是跟前苏联比，我们国家经济秩序不可能完全丧失，这样社会也不可能出现严重的动荡。

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可以说不可能完全丧失。我们国家社会控制力是高强度的，举国动员体制在世界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在大国当中举国动员是第一，对社会控制力是很强的。从中央到地方甚至到基层，一个村都有党支部，控制能力是高强度的。而且现在应该承认我们国家民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是比较高的。我们国家民众对于各级政府的信任程度一般来说调查显示比较有规律性，信任程度从中央到地方，从上到下依次递减，对中央信任程度最高。而我们知道民众对国家存在一种信任，特别是对中央存在一种信任的话，就会觉得一切都会有希望的。有希望的话就意味着什么呢？民众就很难介入这种极端性的行为当中，这样的社会动荡问题基本上就没有。

第四、几个需要特别重视的变量

中国能不能有效的防止颠覆性的社会动荡，把较为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缓解，取决于以后几个重要的变量。有几个变量是需要我们特点重视的，第一个变量就是民生问题，这里特别强调基础性的民生问题。民生问题分很多层面，就基础性的民生问题比如说涉及人们基本财产、基本生存、基本的就业问题，国家要全力以赴的解决。应当说是中国的发展相对来说比较平缓，第一个变量是需要我们解决好的。

第二个变量是大学生和农民工新生代就业问题。特别是大学毕业生有600万左右了，有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我们看到招聘现场非常壮观，大批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现在的大学生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大学生大部分都是国家交费，反正是自己不交学费，有的交点生活费，师范学校连生活费都不需要交，基本上都是国家培养的大学生。现在很多都要交学费了，学费有些地方比较高。对于收入不高的工人家庭供养大学生的话，假如说两口子是工人的家庭，家庭储蓄基本上没有，那么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那更是砸锅卖铁供养孩子上学。大学生毕业以后连工作都找不到肯定会对社会产生积怨、怨恨，而这批人精力充沛，几乎是百分之百都会上网，知道东西也多，又没有工作。他就要找事情，事情找不到自己要创造事情，这个事情可能是对社会极为不利的。我们看到一些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或者是找到工作收入很低，没有办法维持生活状态，往往成为郊区‚蚁族‛中的一个成员，这样一种状况。所以说这些人怎么安抚好，这些人精力充沛、见识多，活动的空间也大，这样一批人对社会稳定、社会安全会形成不稳定的影响。

我们还要注意新生代农民工，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工当中的比例已经超过60%，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差别是很大。有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之余最喜欢的事情是干什么呢？一是上网、二是逛街。而这两条是城市当中同龄人共同的。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和观念越来越与城市同龄人趋同，他们对于不公现象的忍耐力是非常低的。跟城市的同龄人是基本上一致了，而这批人文化程度相对来说越来越高了，维权意识比较强。但是这批人身处的劳动环境、遇到的一些工资、劳动待遇等会存在不少问题。他们往往有不满，不满就容易抗争，而这批人又是跟大学生一样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一样也是精力充沛，比过去农民的见识要多得多。这两个群体如果不安抚好的话，相关的基本生存问题如果解决不好的话，对社会稳定是极为不利的。

第三个需要注意的变量就是中产阶级发育的问题。社会是否能够稳定，最终取决于这个社会是否能够有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者人群。而我们现在这个政策对中等收入者往往是不利的，比如说个人所得税征税的起点过低应当提高，所以我们国家不应当指望2000元以上需要交个人所得税。我们知道三口之家，一个人挣2500元，去了500元征税，剩下两千三四百块钱，两千三四百块钱除以三人均还剩下多少？我们要想办法保证这批人生活更好，间接的让他们收入增加，而现在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过低。再比如说房价，房价对中等收入者发育起的作用太大了，中等收入者多少钱能买一套住房？住房说涨就涨，瞬间飙升。本来中产也不能称为中产，就是没有买房子的人，有可能每月有收入，一提到买房子就成了‚待中产者‛了。还有的人干脆买不起房子了，长期买不起房子，甚至是退出中产这样一个人群。所以说中产阶级在中国一个特定的称谓是什么？中等收入人群。怎么想办法把它做大，做的越大中国社会安全系数就越高，相反，缩小的话或者说是减少的话，对社会安全运行和稳定局面是极为不利的，所以说这个变量需要处理好。

第四个是腐败的问题。腐败问题在中国是不能回避的现象，而且表现一种愈演愈烈的现象。腐败的问题在哪？一方面它让社会的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另一方面会造成民众的不满，甚至是一种仇恨。对于腐败现象民众是最仇恨的，笼统的讲‚中国老百姓‘仇富’未必是对的‛，有一些调查显示，中国的民众对袁隆平这样的科学家（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可以说是世界上贡献最大的人）一点也不仇恨。中国民众最不满意是事情表现在什么地方？那些通过不公道的方式暴富的人，他们对这样一种人不满。整个社会财富的占有出现了不公正的现象，民众财富减少。另一方面使得民众对腐败的一些官员产生不满，失去了信心，甚至某种意义上某些地方对政府都不满，这样对社会安全稳定是十分不利的。应对思路与措施

就应对社会矛盾问题的目标趋向来说，我们要特别注意这样三条，要注意这样三个趋向。用三句话可以来表示：第一句话是将一般性的社会矛盾问题纳入常态的利益协调机制予以解决，用常态化的形式来解决；第二句话是要防止比较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第三句话就是我们要警惕最为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围绕这三个目标、趋向来说，我们要做一系列事情，这个事情涉及到标本兼治、多个方面。我们这里是从治本的角度谈几点看法。第一点，以社会公正为基本的依据来进行基本的制度设计和基本的政策安排。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社会矛盾问题复杂到有两千多万件，在解决这些社会矛盾问题方面，在宏观大的思路方面，不管矛盾多不多，要抓一些主线。在解决千头万绪的社会矛盾问题时候，我们如果能在宏观大的思路方面进行有效布局的话，这些社会矛盾问题在近期是能够见到成效的，在比较长的时间内是能够成功的。

在整个大的布局和框架中我们要立足于社会公正的基本理念，只有这样才能理顺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关系，才能最大限度的化解社会矛盾问题。社会公正不能说是仅仅对哪个社会群体特别有利，真正公正的时候对哪个群体都是有利的。对弱势群体来说能够提供基本的尊严体现，对于富人群体来说它能规范发展空间，公正对谁都是有利的。我们公正制订的政策或制度，目的是让各个群体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有一个有关社会公正的认识问题十分重要，这时我们应当把社会公正放到一个制度上来理解，不能仅仅把社会公正当成扶贫解困送温暖这样具体层面上，像做好人好事这样层面上来理解。它是一个事关国家基本制度设计、基本理念的依据，上升到这样的角度来看待。比如说胡锦涛总书记说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属性；温家宝总理说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社会公正基本层面核心理念的依据，要上升到一个基本制度去理解，不要仅仅在一个具体层面上扶贫解困送温暖，这样太具体了。

第二点，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我们国家现阶段如果建立中级或者高级的民生保障体系不切实际、不现实，但是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是能够做到的。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基本内容就在于像胡锦涛所说的，要初步做到五个‚有‛字。这就是全体人民‚学有所教‛，这主要是指义务教育和基本的职业培训问题；‚劳有所得‛这就是劳动者基本权益保护的问题；‚病有所医‛，公共卫生保障体系的问题；‚老有所养‛，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住有所居‛，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

假如说中国能够把初级的‚五个有‛做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依、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些问题都解决的话，社会矛盾还能够严重到什么地步？不可能严重到非常激烈的地步。社会矛盾问题产生的根源就是民生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这是最主要的问题。胡锦涛经常说我们要解决现有矛盾，还要把社会矛盾的源头让它减少、让它缓解，从源头上把社会矛盾产生的可能性就降低。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基本特征在于九个字，这就是‚低水准、广覆盖、有实效‛。水准不要太高，先‚有‛后‚好‛，一步一步来，然后一步一步完善。‚广覆盖‛，特别是每个人包括每个农民都包括进来。民生社会保障体系已经不能再重蹈城乡二元结构的覆辙了，现在建立这样一个初级民生保障体系，对我们国家来说已经不是能不能够做到的问题，而是想不想去做的问题。只要想去做完全能够建立起来，财政完全不是问题了。我们国家去年财政收入6.83万亿，而没有列入国家财政收入的土地出让金1.5万亿。像别的财政收入，去年国家实际财政收入应当是9万亿左右，或者不低于9万亿。拿出十分之一投入改善民生问题，民生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国家在公共投入方面近年来存在着明显的弊端，比如说容易在豪华型工程性方面巨额的投入，豪华性、娱乐性投入动不动就是几千亿，几个项目下去几万亿就没有了。每年的行政成本很高，而用于民生改善的资金微乎其微，城市低保每年就是200亿，这已经比以前增加好几倍了，才200来亿。廉租房保障基金一年才一百几十个亿，微乎其微。国家公共投入，特别是用到真正的地方的，应当取之与民，从民众当中征收的这些收税应当用于民生的改善，取之与民、用之与民。而我们这方面投入还真是不够，用于民生改善方面的投入跟别的国家相比，我们国家投入的比例占GDP的比例在世界上几乎是倒数第一。

最后一点，我们现在应当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的社会结构。两头小中间大指什么呢？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都是少数，而中等收入者是大头。中等收入者比例占到80%左右，这样社会才是一个稳定结构，我们恰好相反，中等收入者比例很小，有人测算是23%。中等收入者比例占全部成员比例大致是20%左右，在正常的发达国家中应当是占到70%、80%比例。应当把这块做大，让大量的工人、农民进入中等收入者人群当中。

实际上橄榄形的社会结构才是安全稳定的，问题很简单，因为大部分人都是中产者的话，他们有一个体面的工作、稳定的职业，都希望社会稳定。假如一个社会大部分人都是非常贫困的人组成的话，他们对社会肯定是不满的。他们很有可能希望让这个社会垮台，重新建立新的社会，就会产生这种心理，形成新的财富分配结构。中等收入者占据压倒优势的一个社会，它必然是稳定的。再看别的国家，任何一个工业社会稳定都有一个前提——中等收入者占主导，而这点将成为我们今后工作、努力的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作者：中央党校社科部社会学教研室主任、教授 吴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