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读蒋廷黻 中国近代史 有感

《读蒋廷黻 中国近代史 有感》

在读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之前，我曾经对这本书抱有一丝怀疑的态度.因为纵观中国近代史这200年，可以说是无比关键的，中国正在从一个古老守旧的大帝国转变成一个追赶世界脚步的半现代化国家，中间的辗转可谓一言难尽，然而蒋先生却能用不到300页的文章的将其描述，而且更令我吃惊的是，作者对治学研究之精细严谨，对历史剖析的独辟蹊径，对历史本身的还原，都是大大超出上世纪40年代的学者的眼光，读完后，亦能让读者沉思

提到清朝，大家脑海里一定会觉得，那无非是一个签条约，割地赔钱的腐败无能的时期，实际上在18世纪并非如此，时人甚至有一种大国崛起的感觉。虽然之前有西汉著名的“丝绸之路”，明朝的“郑和下西洋”，但是直至19世纪，我们和西方世界并没有正式的外教关系，而周边的国家多是当时例如高丽，越南等弱国因此，在十九世纪之前，中国都是以一种居高者的“天朝上国”的大国姿态嗷嗷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人骄傲自满而不思进取已经足以使其一生得过且过，碌碌无为。一个国家的心态倘若如此，那便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皇帝带着自上而下的大臣士大夫阶级平民百姓一起坐进观天，还沾沾自喜以为自己集了天地日月间最发达的科技！而此时西方国家英国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进入了近代化的轨道中。在广州的十三行，为中外通商的要地。然而那时的中国处于一种经济自给自足的地位，在与外商通商中中国处于出超地位。资本主义国家原来只不过是为了多卖点商品多获点利益，而中国这样一种自我封闭市场的状况阻碍里资本的剥削，因此原本的资本主义一跃而起变成了帝国主义。导火索便是鸦片禁令。

鸦片战争的失败导致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在这过程中，中国的一些俊杰终于意识到中国的硬件比不上完成了工业国家的英国。比如林则徐。蒋先生在书中指出: “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后还不明白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 他在书中问：为什么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失败后就开始维新、改革内政呢？回答说：一是“中国人守旧性太重（我认为哦）”；二是士大夫以传统文化为生命线，“文化的动摇，就是士大夫饭碗的动摇”，所以他们反对改革；三是“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这些是阻止中国近代化的三座大山，而作者眼光无疑是非常尖锐的，在下（中二了一点？）认为这三个问题的巨大影响力至今尚存，需要深思熟虑.首先是守旧性，中国经历了长大上千年的封建社会，人们大多接受孔孟之道的儒家精神，中庸之道深入人心，然而变革必然要遭到别人的反对，历史上几次著名的变法运动都以失败告终，此后，人们渐渐更多的不思进取，墨守成规。举例而言，儒家的士大夫精神规定读书只有做官这一条出路，而以八股古文为题科举考试流行千年，似乎成才的路只有一条，恒古不变。

第二是士大夫缺少牺牲自我的无畏精神，他们在八股文的科举制度中成长，文气太重，文风浮华空洞，从而导致实行度较难。这不符合近代化历史的要求，康有为实行的变法之一就是废除八股文，代以政治经济。这正击中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要害，十年苦读只为今朝，如今你说废除就废除，你还要怎么要求他把目光放远点人生会光亮的，这让他们情何以堪呐？清朝晚期重文抑武，于是甚至出现了士大夫在甲午海战期间较劲改革派李鸿章的事情，更有甚者拒绝向威海卫提供援军，直接导致了北洋水师的覆灭。

第三是马尔萨斯陷阱定理（人名我编的），那时的人们不懂得计划生育，也不会利用科学增加收成。经过了前清的人口大增长后，随着人口增加，土质和水源质量下降，人们生活质量降低，百姓感觉莫名其妙，总觉得自己运气不好，纵是政府有救市之心，也无救市之力，等到土匪一出，百姓不能生产，小乱变成大乱。

之后出现的孙文先生就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一大伟人。当然，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孙文先生对中国广大农民阶级呼声的忽视，也不可回避的成为了他本人的一大失误，但是三民主义前途光明。处于中古状态的落后的中国，只有向对手学习、改革内政，才能有光明的前途。这个学习对手的过程，先是从不彻底的器物层面开始，然后进到学习政治体制的制度层面，但只有再进到更深层的精神层面，才能真正实现近代化。

蒋廷黻先生开创了中国近代史的先河，但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不尽同意他的观点，我认为被蒋先生否定的经济学也是贯穿近代史的线索。鸦片战争前，中英双方是平等的的贸易关系，英国使用白银本位为货币基础，19世纪，大量鸦片涌入国内，导致了等值的白银流出。道光年间，一两白银可以兑换1000文铜钱，道光20年鸦片战争时，一两白银可换1600文钱，到了咸丰年间甚至数量猛涨到1:2300！白银储备减少导致银贵钱贱，银铜比例严重失调，对挣铜钱的百姓而言简直就是变相加税，负担沉重也变相导致了内战。

结语（这个不是我写的O(∩_∩)O~）

蒋先生最打动我的是他对中国近代史进程的条理分析得透彻并见解独到。让我对中国近代史有了新的认识，如果一个人不是发自内心地喜欢历史，我想他是不会主动对像学校里枯燥无味的教科书感性趣。而蒋先生这本《中国近代史》，语言严谨而不乏幽默，史料丰富，条理清晰而前后相连，对于像我这样的历史白痴来说的确是开智之作。而对于深爱历史或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来说，绝对是一本不可多得研究历史剖析时代潮流的好书。

在读此书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宽容。李鸿章，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有人说他丧权辱国是叛国奴，有人说他为近代化的中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后人读史一贯犯的错误就是对前人太苛刻，甚至用今日的现状观念去剖析前人的作为，每一个时代都有他的局限性，人也是一样，每个人都有他的难处，我们要做的，是宽容，是以史为鉴，原谅过去，明白现在，预设未来，防止再一次踏入同一条错误的河流。这就是我们读史的目的。

复旦附中 女王 TAK 的老弟

么么哒

第二篇：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有感

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有感

同治十一年五月，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说：“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图景，笔者认为，李鸿章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词是对其最好的概括。而蒋廷黻先生便是对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忠实纪录者，他的《中国近代史》也正是在讨论一个主题，那便是近代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究竟应该怎么走，对此他提出的主要方案是：近代化。

当时的中国史学界认为中国近代史尚未到著书立说的时候，这本被蒋廷黻称为“初步报告”的著作，篇幅虽小，学术含量却很高。中国近代历史虽仅百年，历时不长但内容极为复杂丰富，全书从鸦片战争写到抗日战争前夕，是他对中国近代史整体思考的集中体现。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这本书是最早提出中国的强国之道在于“近代化”。哪个国家率先“近代化”，哪个国家便占据了主动。书中说，英国领先全世界率先“近代化”，从而变成了第一强国。他还举出土耳其、日本、俄国、土耳的例子，讨论“近代化”对于国家发展的突出意义。

书中多次提到“近代化”这词，由此可以认为，他是以这个独特视角来解读中国近代史乃至世界近代史的。他曾无数次的号召，中国人民走向“近代化”的路程。若说对其评价很高，笔者想这个观点一定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近代化”真的是理解中国历史的唯一途径吗?“近代化”的理论真的毫无缺陷吗?

这里笔者不单独论述“现代化”范式下中国近代史的编写态度，在这里，笔者以蒋廷黻“洋弟子”费正清的“冲击-反应”原理来讨论“近代化”理论的弊端。80年代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即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争论。而“冲击-反应”理论正是现代化范式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现代化范式是什么?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过程总结为传统农业国家到现代工业国家转型的过程。“冲击-反应”理论也正是如此。但问题在于：“冲击-反应”是社会进化论学说和国家有机体学说，将人类的生老病死用于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之中，国家也因此生老病死的特征。那么，由此延展出来的从少年到青年到中年到老年的过程，是一个单线程不可逆的过程，那以此推断，这个国家走的是什么发展过程呢?显然是一个走向现代工业国家的过程，一个西方化的发展过程。用一个常见的词就是“西方中心主义”或者叫“欧洲中心论”，暗含的意思就是中国也应当并且必须按照欧洲的道路走。在这个体系下，显然列强是冲击，中国是反应。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第一个，冲击的文明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动态的文明，反应的文明是一个静止落后的静态的文明。第二个，这个静止落后的文明只有在发展进步的文明的触动下才会发生改变。第二点用赫德的话来说就是“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变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候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的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呵欠，又朦胧地睡着了”。这里可以看出冲击回应将传统和现代对立，将传统看作落后，将现代看作先进，又走上了西方路线唯一的道路。第二点是显而易见的西方中心主义，忽视了中国传统社会在中国近代史发展的主体作用。

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发展或者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两半社会的独特性质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没有实现国家的独立和自由，谈不上社会转型的成功。“冲击-反应”理论简单的把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历程总结为转型的过程，是非常片面不合理的。而“近代化”也正是“西方中心论”思想下的产物，是单纯的“西洋化”，而非通俗意义上理解的“现代社会的特征，它是社会在工业推动下发生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在今天我们重新学习和研究的时候，更应当注意这个理论对于本书的影响与我们现实思考时的角度问题。

但具有“西方中心论”观点的《中国近代史》是否就不具有可取性呢?答案当时是否定的，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一书的总论中明确指出，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找出中国近代史的教训”，为抗战建国提供借鉴。而我们正应当把握其创作的时代背景，在内忧外患的社会条件限制下，他不得不寻找发展的捷径，而学习西方正是合理的选择，所以我们应当站在多重立场上考虑他对于“近代化”问题的解读与看法，不能只站在现在或当时的视角下给予片面的评定。

另外一个问题便是“内外”问题。蒋廷黻先生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对于国际形势的把握切中肯綮，但令笔者觉得出乎意料的是，这本书的阐述角度却始终以“内”为主。1938年蒋廷黻用两个月时间写就了这本《中国近代史》，当时中国正处于日本侵略的危机之中，同时也是中国开始现代化改革的百年之机。“外交虽紧要，内政究竟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他的这本著作即是从外交内政的关系入手，重点论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为抵御外敌入侵而改革内政的各种方案，体现了他寻求救亡之道的使命感。正如他在全书的《总论》中说到此书的写作宗旨是：“现在我们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但我们也可以体悟到贯穿始终的外交线索对于作者行文思路的影响。

最后笔者要讨论的问题便是书中对于人物新颖独特的评价问题，相对于其他学者的中国近代史著作，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最打动笔者的地方便是别出心裁的人物评价，以林则徐为例：

提及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一著名诗句可谓耳熟能详。他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便是：百战百胜、忠君爱国。历史对其的评价也多是褒奖。而在作者看来，林则徐“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因为他当时觉悟到中国较之与西洋的落后而不敢公开提倡。”晚清士大夫最忌惮清流指摘，林则徐在海疆一线，深知中国器物不如西方，必须改革，可是林则徐不敢说。因为在北京朝廷的清流们，对西方器物一无所知，如果林则徐提出改革，势必会说他扬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倘若失了名誉，当官就难了。

由此不得不联系到书中另外一个见解：中国社会的守旧势力太大，一个人提倡维新，有十个人反对。在晚清士大夫群体中，能够发现维新才能救国的远不足十分之一，而能够公然提倡维新并身体力行的，更是少之又少，毕竟提出者总要遭到社会舆论的激烈反对。郭嵩焘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在西欧时，努力研究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认为不仅仅是器物，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也值得中国学习。他的这些超时代言论自然是引起全国士大夫的谩骂，说他是个汉奸，“有二心于英国”……故而旧时的中国官场造就了一大批如林则徐、李鸿章这样的政治两面人：一方面，公开场合上坚持维护政治正确，不敢说朝廷一个不字;另一方面，私下里洞悉中国不如西方，必须加紧变革。

所以，作者认为“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其实纵观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场，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颇有远见，但是他们都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也只是其中一个例子罢了。也正因如此，在他笔下的林则徐由此形象鲜明同时极具代表性，这也反映出历史人物的多面性特点。

综合上述讨论，笔者认为，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便是一次追寻近代中国的复兴之路的拓荒，他的历史研究观对于后世学者的近代史研究有着奠基作用，对于近代史的阐释也符合当时对于近代中国复兴的求索，开拓了近代史研究的“荒原”，不仅如此，“墙里开花墙外香”，在近代中国历史的国内外研究领域都有着不可小觑的重要影响。

第三篇：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有感

蒋廷黻先生写的《中国近代史》我已看过多次，至少两次吧，但这本撰于上世纪30年代的初步报告似乎有着巨大的力量，即使认真读了两遍以上，还是觉得不过瘾。一方面是文字功底了得，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完全没有掉书袋的味道；另一方面是先生见解深刻，好像身在这段历史之中，又能跳出来总览一样，这与其强调经世致用和热衷政治外交不无关系。要写一篇这本书的读后感实在不容易，没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和深厚的阅历见识，写出来的东西不免流于肤浅，人云亦云。但我还是硬着头皮，重新浏览，只求在读完这本书后，有一些自己的收获吧，不管这些收获有多么浅薄，多么微小。中国近代化先生在总论中即指出，近百年来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而什么是近代化，他并未明确说明，不过通过阅读，大概可以得知应该是科学、机械和民族主义。掩卷思考，发现中国近代史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既为乱世，也为治世；二是治理内政，始顾外交。总而言之，中国遇到几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大时势。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在这个时代，英雄豪杰和风云人物辈出，上演了无数的悲喜剧。但无论如何，时势、英雄和普通民众共同创造了这段历史，有血泪耻辱的故事，亦有可歌可泣的传奇。近代化前夕的两场战争可以这么说，两场战争（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这两场战争的发生，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但应该说内部因素是根本，外部因素加速了其发生。鸦片战争的发生源于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男耕女织，有吃有穿，不需要与外界发生贸易。而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生产的东西太多了，国内的供给大于需求，必须把剩余的供给卖给其他国家，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中国自然就成了英国的目标。当时外国人只能在广州做生意，而且限制很多，诸如不能买中国书、不能学中文之类的，如今看来，真是让人无语。英国人当然想在中国多些市场，于是先后在乾隆和嘉庆年间派时节来华，希望能够中国加开通商口岸等，但都被中国拒绝了。既然正当的生意做不了，英国人开始在印度种植制作鸦片，拿到中国来卖了。可以想象，结果是白银外流，人民孱弱，于是就有了钦差大臣林则徐虎门硝烟的故事。英国人当然不爽了，从大老远派兵来打仗，中国竟然输了，这真让人难以置信。1842年，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其中，协定关税和法外治权是我们现在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但当时的人觉得五口通商才最让人痛心。先生认为，鸦片战争后，人们不思进取，我们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光阴，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才有少数人知道非学西洋不可。而林则徐，被誉为“近代以来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派人翻译外国人的刊物，还把在广东搜集的材料给魏源，才有后来的《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他认为林则徐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把自己的名誉看的比国事重要，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不过我觉得，即使林则徐公开提倡了，恐怕也是于事无补。

第四篇：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有感

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有感

临近一年一度的12.9，而我也才完成对蒋廷黻先生学术著作《中国近代史》的阅读。读罢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而倍感沉重。一为蒋先生治学研究之精细严谨；二为先生对历史的剖析独辟蹊径，能层层深入挖掘历史的本真；三为我中国近代史之种种偶有柳暗花明又时感心痛悲怆。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却贯穿了中国19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到20世纪抗日战争前的近百年的历史。字字珠玑，却不疏漏任何史实，对历史的评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仅奠定了他在近代史领域中的学术地位，而且因其折射出他那一代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态而受世人瞩目。

蒋廷黻，湖南宝庆（今邵阳）人。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出生于一户薄有田产的农家。1965年病逝于纽约，享年70岁。作为政治家，他是当时“书生从政”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张以所学为国家所用。在国共两党斗争中，尽管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并在联合国中阻挠和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但至死都不愿加入国民党，还经常批评当局的政略失当和政治腐败；作为学者，他是当时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和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

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沈渭滨在前言中这样评价他：他的研究，注重史料，但他不仅没有胡适那样的考据癖，而且不愿意将历史写成材料的堆砌。这本被他称作初步报告的著作，篇幅虽小，学术含量却很高。全书从鸦片战争写到抗日战争前夕，近百年的史事写的深入浅出，好看耐读。内容上没有拘泥于事件过程和细节的铺陈：方法上从总体把握演变趋势，显示了作者沉潜思辨的写作风格。

而我在读完此书后，对于初高中学习到的浅显的知识又有了新的、全面的认识。

一.对于真实的历史应该有自己的判断

蒋先生最让我敬佩的一点是他对国民性的剖析，有很多鞭辟入里之词，发人之所未发或不敢发。我们学习历史，就应如此，绝不应囿于教科书上的只言片语，应有更深入的思考。

感触最深的就是对李鸿章和林则徐的认知的改变。先说说李鸿章，在以前的学习中，教科书将他批判成投降派，李鸿章一生中最令人诟病的便是他签订的《马关条约》，曾经清大臣第一人的李中堂从此成了涣散中华民族精神的卖国贼、苟且偷生的小人。

李鸿章的一生满是悲壮和凄凉的，他以外交能手自负，却无法改变大清国被动外交，遭遇割地赔款的局面。最终，他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他和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并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说他是大清帝国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说他是“再造玄黄之人”;他被西方誉为“东方伸斯麦”，与德国的俾斯麦,美国的格兰特并称十九世纪三伟人。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四大领袖人物里面办实事最多的人。他认识到西洋文化的先进性，那时清王朝和列强特别是日本的关系已经紧张，各国对满清虎视眈眈，他曾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他主办的洋务中有500多个中国第一，200多个亚洲第一。他是中国近现代多项事业的开山鼻祖。他培养出来的高级人才数不胜数。

他也是个有高瞻远瞩的人，他是清廷第一个提出防日战略的人。他曾大声呐喊：奋起护我“蓝色疆土”，大中华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海洋，都不容外敌觊觎。他曾系统提出防范日本及其他西方列强。

李鸿章若生于盛世，必流芳百世，可惜他生于乱世，虽也大有作为，但仍遗臭万年。用“生不逢时”四个字来形容李鸿章的一生再合适不过。铮铮铁骨，满腔爱国情怀，大力改革后仍要接受丧权辱国的局面，那种心情，当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李鸿章说到底是满清重臣，他无力摆脱这沉重包袱。当时的清朝积重难返，李鸿章扛起晚清半边天，每次承担的都是帝国最不堪之事，难怪梁启超后来说：“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

又来说说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在常人来看，林则徐是近代中华民族的人民英雄，他以虎门硝烟的大气魄以及第一个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深远眼光，让他成为千万国人心中敬佩的对象。林则徐，实际也有两面。一面是名族之英雄，护国之能臣，铁面无私、自发毒誓：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在蒋看来：真的林则徐是慢慢的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他给了魏源。魏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的提倡。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

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这是他的私函，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蒋廷黻先生认为: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二.我们不应仅孚于表象

蒋先生最打动我的是他对中国近代史进程的条理分析得透彻并见解独到。让我对中国近代史有了新的认识。教科书上总说，中国近代史的耻辱是更源于制度的落后。但我总不明白，制度的落后究竟怎样导致了一个传统大国近百年的屈辱。读完本书后我才逐渐清晰。

鸦片战争的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但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起始维新呢？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这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我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那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舆论的指摘，默而不言。而统治阶级确还想着利用民众或“民心”或“民气”去对外。

同治光绪年间的社会，如何反对新人新政，我们从郭嵩焘的命运可以更加看得清楚。书中记载，郭氏的教育及出身和当时一般士大夫一样，并无特别，但是咸丰末年英法联军之役，他跟着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办交涉，有了那次经验，他根本觉悟，知道中国非彻底改革不可。据他的研究，我们在汉、唐极盛时代固常与外族平等往来；闭关自守而又独自尊大的哲学，是南宋势力衰弱时代的理学先生们提倡出来的，绝不足以为训。同治初年，江西南昌的士大夫群起毁教堂，杀传教士。巡抚沈葆桢（林则徐的女婿）称赞士大夫的正气，郭嵩焘则斥责沈氏顽固。郭氏作广东巡抚的时候，汕头的人，像以先广州人，不许外国人进城。他不顾一切，强迫汕头人遵守条约，许外国人进城。光绪元年云贵总督岑毓英因为反对英国人进云南，秘密在云南缅甸边境上把英国使馆的翻译官杀了。郭嵩焘当即上奏弹劾岑毓英。第二年，政府派他出使英法，中国有公使驻外从他起。他在西欧的时候，他努力研究西洋的政治、经济、社会，他觉得不但西洋的轮船枪炮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都值得学习。他发表了他的日记，送给朋友们看。他常写信给李鸿章，报告日本派到西洋的留学生不限于机械一门，学政治、经济的都有。他劝李鸿章扩大留学范围。他的这些超时代的议论，引起了全国士大夫的谩骂。他们说郭嵩焘是个汉奸，“有二心于英国”。湖南的大学者如王闿运之流撰了一副对子骂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同光时代的士大夫阶级的守旧既然如此，民众是否比较开通，其实民众和士大夫阶级是同鼻孔出气的。我们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并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业都是由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费尽苦心，慢慢的奋斗出来的。在甲午以前这少数先知先觉者都是在朝的人。甲午以后，革新的领袖权慢慢的转到在野的人的手里，却是这些在野的领袖都是知识分子，不是民众。严格说来，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所以我们也能理解为何康有为等人选择拥君立宪而不是暴力革命。

三.牢记历史，勇于前行

蒋廷黻先生曾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的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名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

这句话是本书的主线，四个问号更是他对近代中国的期盼，这振聋发聩的反问，问醒了多少沉睡的中国人！

这也是近代中国和日本的真实写照。同样闭关锁国，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撬开大门，一个奋发图强，改革立新，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一个麻木不仁，妄尊自大，继续封建主义的老路。而结果就是在54年后一个扬武扬威迎接胜利，一个灰头土脸忍受失败。而这也是近代百年一衣带水的两个国家命运迥然的直接原因。

蒋先生在书中写到: “我们到了十九世纪遇着空前未有的变局，在十九世纪以前，与我民族竞争的都是文化不及我，基本势力不及我的外族。到了十九世纪，与我抗衡的是几个以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立国的列强。我们在道光间虽受了重大的打击，我们仍旧不觉悟，不承认国家及民族的危险，因此不图改革，妄费了民族二十年。”一寸光阴一寸金，对于个人如此，对于整个国家更是干旱季节需要的雨水啊。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领导的自强运动。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改革。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小试牛刀的几个大臣首先对西方的科学军事技能还不了解，只是任凭自己想象做事。而是时代所牵制。甲午以后，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第二次改革，这次改革的宗旨是由外在的改变硬件转为内在的变更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变法运动无疑的是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康有为虽托孔子之名，及皇帝的威严去变法，他依旧失败，因为他严重动摇了根深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义和团运动可说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的方案，不过这个方案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与第一第二两个方案是背道而驰的。义和团运动的惨败是极自然的。惨败代价之大足证我民族要图生存绝不可以开倒车。

终于，孙中山出场了。他领导的三民主主义和革命战略拯救了中国。古老的中国终于结束了封建王朝的统治走进了世界近代史的行列之中。

不管是哪一次改革，无论胜败，事出必有因。出了以上的原因，与领导者的胆识与目光无不有极大关系。自强运动总的曾李左就差在自身的对西方科学的局限性，而康梁虽然搬出了老祖宗孔子也难逃中国根深帝国的王朝命运，义和团说白了就是一群愤青在捣乱有勇无谋。而如了解中山先生的人生经历就知道，第一，他与外人接触最早，十三岁就出国了。他所入的学校全是外国人所设立的学校。他对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认识远在李鸿章、康有为诸人之上。这是我民族一种大幸事，因为我们既然只能从近代化找出路，我们的领袖人物应该对近代文化有正确深刻的认识。

而即使现在，中国已经跨入世界强国之列，但要完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还应学习历史，了解历史，铭记历史，从滚滚历史洪流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牢记历史，勇于前行。

四．青年人的使命 明天就是十二月九日。

青年人，从来承担着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

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他们高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1935年12月9日，清华女生陆璀在西直门外进行抗日演讲，这一场景的照片被邹韬奋选为当期《大众生活》的封面。于是少女瘦弱的身影与她决然的目光一起随着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传遍大江南北。

1945年1月1日，12万青年远征军应征入伍，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写道：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身为青年，前路漫漫，任重道远。生而为龙，又舍我其谁？只因大国的记忆，已经深深地刻入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纵然盛衰荣辱斑驳了我们的脸庞，这一表达亦将世代永续，因为，那是我们的热血，灵魂，荣光，与传承。

如今时过境迁，山河犹在，天佑中华，国泰民安，国祚绵长。可风中尚残留着百年前的血腥味，提醒着我们，勿忘国耻！更别忘了国难当头之时，那些舍身为国的飒爽英姿！百前的青年人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抗日救亡的大任，；百年后的我们，正应当从前辈手中接过这幅重担，承袭这份热血荣光，掀开新时代的篇章！

第五篇：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有感

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有感

读罢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而倍感沉重。一为蒋先生治学研究之精细严谨；二为先生对历史的剖析独辟蹊径，能层层深入挖掘历史的本真；三为我中国近代史之种种偶有柳暗花明又时感心痛悲怆。

要了解一本书，先了解写作者的生平及人生轨迹，这对你了解这本书的写作意识或写作目的都有很大的帮助。我想，这也是一个合格的读者应当达到的要求。

蒋廷黻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也就是1895年。家中薄有田产。蒋廷黻4岁发蒙，由私人教师教读，6 岁入私塾接受旧式教育。10岁那年，即1905 年清政府停止科举取仕制度。他的二伯父决定让他进新式学堂，1906 年初，11 岁的蒋廷黻到省城长沙明德小学读书，一学期后，又被二伯父安排到美国长老会在湘潭办的教会学校益智学堂，开始接触新学，学习英文。后来又在教会学堂的帮助下得意赴美留学。在这11 年的美国生活中，无论在思想上、生活方式上都使他美国化了。他受到当时正在美国流行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向往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同时期中国政局正处紊乱，毫无秩序，他萌生了从政的爱国主义革命的决心，几次轮换学科专业，史学从自然科学到到政治学。这为他后来成为中国外交史专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回国期间曾在国内著名大学任教，转入政治格局担任国民党内相关职务。后1965 年病逝于纽约，享年70 岁。

关于他个人的得失轨迹以及政绩历史地位不是我在此要阐述的重点。那么，从他个人的人生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整个国家的关怀与迫切希望自己能为国效力的决心。因此无论是在他的求学时期，教书时期还是从政时期。他对于整个中国国家的命运的关注是矢志不渝的，在外在对中国的认识感知与他个人在史学政治学上的修为的基础。最终撰写出《中国近代史》，纵然每个人在著书立作的时候都会带有个人感情色彩在其中，但这本书可以说是比较客观公正的。读完此书，我主要想谈谈以下三个方面给我的启发：

一、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冲击

十九世纪前的中国，与外界西方国家没有正式的外交。虽然，西汉的“丝绸之路”、隋唐对东亚国家的文化思想传播以及到后来的明朝大名鼎鼎的郑和下西洋。所有的这些在我国的历史的教科书上唯一的历史意义都是一模不两样的：这些外交活动及政策使得中国与外国促进了良好的交流与文化学习，并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各国的政治地位。因此，在十九世纪之前，中国都是以一种居高者的“天朝上国”的大国姿态嗷嗷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人骄傲自满而不思进取已经足以使其一生得过且过，碌碌无为。一个国家的心态倘若如此，那便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皇帝带着自上而下的大臣士大夫阶级平民百姓一起坐进观天，还沾沾自喜以为自己集了天地日月之精华呢！而此时西方国家英国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进入了近代化的轨道中。在广州的十三行，为中外通商的要地。然而那时的中国处于一种经济自给自足的地位，在与外商通商中中国处于出超地位。资本主义国家原来只不过是为了多卖点商品多获点利益，而中国这样一种自我封闭市场的状况阻碍里资本的剥削，因此原本的资本主义一跃而起变成了帝国主义。导火索便是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的失败导致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在这过程中，中国的一些俊杰终于意识到中国的硬件比不上完成了工业国家的英国。比如林则徐。蒋先生在书中指出: “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后还不明白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 他在书中问：为什么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失败后就开始维新、改革内政呢？回答说：一是“中国人守旧性太重”；二是士大夫以传统文化为生命线，“文化的动摇，就是士大夫饭碗的动摇”，所以他们反对改革；三是“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这些是阻止中国近代化的三座大山。

二、关于几次革命改革

接下来要说的便是近代史的几次重大改革。蒋先生在书中写到: “我们到了十九世纪遇着空前未有的变局，在十九世纪以前，与我民族竞争的都是文化不及我，基本势力不及我的外族。到了十九世纪，与我抗衡的是几个以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立国的列强。我们在道光间虽受了重大的打击，我们仍旧不觉悟，不承认国家及民族的危险，因此不图改革，妄费了民族二十年的。”一寸光阴一寸金，对于个人如此，对于整个国家更是干旱季节需要的雨水啊。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领导的自强运动。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改革。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小试牛刀的几个大臣首先对西方的科学军事技能还不了解，只是任凭自己想象做事。而是时代所牵制。甲午以后，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第二次改革，这次改革的宗旨是由外在的改变硬件转为内在的变更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变法运动无疑的是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康有为虽托孔子之名，及皇帝的威严去变法，他依旧失败，因为他严重动摇了根深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义和团运动可说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的方案，不过这个方案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与第一第二两个方案是背道而驰的。义和团运动的惨败是极自然的。惨败代价之大足证我民族要图生存绝不可以开倒车。

终于，我们可爱可亲伟大的孙中山领袖出场了。他领导的三民主主义和革命战略拯救了中国。古老的中国终于结束了封建王朝的统治走进了世界近代史的行列之中。

不管是哪一次改革，无论胜败，事出必有因。出了以上的原因，与领导者的胆识与目光无不有极大关系。自强运动总的曾李左就差在自身的对西方科学的局限性，而康梁虽然搬出了老祖宗孔子也难逃中国根深帝国的王朝命运，义和团说白了就是一群愤青在捣乱有勇无谋。而如了解中山先生的人生经历就知道，第一，他与外人接触最早，十三岁就出国了。他所入的学校全是外国人所设立的学校。他对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认识远在李鸿章、康有为诸人之上。这是我民族一种大幸事，因为我们既然只能从近代化找出路，我们的领袖人物应该对近代文化有正确深刻的认识。第二，中山先生的教育是科学的教育，而且是长期的。科学的思想方法是近代文化的至宝。但是这种方法不是一两个月的训练班或速成学校所能培养的。我们倘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了解为什么中山先生所拟的救国方案能超越别人所提的方案。中山先生的一切方案是具体的，精密的，有步骤的，方方面面都顾到的，因为他的思想是受过长期科学训练的。

三、关于士代夫（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表现

在科举制度盛行的中国历代王朝来看。读书人唯一的出来就是仕途，也就是做官的前提条件就是读书考取功名。这样的理念就像宿命论一样纠缠着士大夫的思想。

因此，第一，士大夫在中国近代史中表现出的守旧保守也成为了阻碍中国近代史的脚步，读书的这是分子尚且如此，何况那些没有读过书且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时代中的老百姓怎么会轻易支持变法，怎么会忍受得了古老的有帝王的中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走在世界近代史行列中的中华民国？

第二，因为做官是士大夫唯一的出路，因此在军阀割据时期，知识分子的表现极为冷淡，甚至有种不知醒悟的变态心理，就像书中所说的，知识分子 巴不得军阀割据越多越好，各自为政，这样他们就有更多更大的机会实现自己仕途的愿望。不仅没有阻止军阀，反而助纣为虐！

第三，知识分子缺少大无畏的战斗精神，他们在八股文的科举制度中成长，文气太重，文风浮华空洞，从而导致实行度较难。这不符合近代化历史的要求，康有为实行的变法之一就是废除八股文，代以政治经济。这正击中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要害，十年苦读只为今朝，如今你说废除就废除，你还要怎么要求他把目光放远点人生会光亮的，这让他们情何以堪呐？

因此，中国在十九世纪已经面对着早已接受近代文化的西方对手。为了抵御西方列强侵略，处于中古状态的落后的中国，只有向对手学习、改革内政，才能有光明的前途。这个学习对手的过程，先是从不彻底的器物层面开始，然后进到学习政治体制的制度层面，但只有再进到更深层的精神层面，才能真正实现近代化。

结语

蒋先生最打动我的是他对中国近代史进程的条理分析得透彻并见解独到。让我对中国近代史有了新的认识，如果一个人不是发自内心地喜欢历史，我想他是不会主动对像学校里枯燥无味的教科书感性趣。而蒋先生这本《中国近代史》，语言严谨而不乏幽默，史料丰富，条理清晰而前后相连，对于像我这样的历史白痴来说的确是开智之作。而对于深爱历史或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来说，绝对是一本不可多得研究历史剖析时代潮流的好书。

在读此书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宽容。李鸿章，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有人说他丧权辱国是叛国奴，有人说他为近代化的中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后人读史一贯犯的错误就是对前人太苛刻，甚至用今日的现状观念去剖析前人的作为，每一个时代都有他的局限性，人也是一样，每个人都有他的难处，我们要做的，是宽容，是以史为鉴，原谅过去，明白现在，预设未来，防止再一次踏入同一条错误的河流。这就是我们读史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