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林黛玉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

论林黛玉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

姓名：陈晓磊

学号：0934001268622 专业：汉语言文学（师范）年级：09秋 层次：本科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亳州分校

目 录

一、封建礼教及宿命论注定了宝黛爱情悲剧的必然性……………4

二、共同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宝黛爱情的基础，也是宝黛爱情美的魅力之所在…………………8

三、性格的独特性、缺陷性注定宝黛爱情是个悲剧 参考文献……………………………………………9

内容摘要：一部《红楼梦》演绎出一幕幕催人泪下、感人肺腑的爱情悲剧。共同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奠定了宝黛之间纯真的爱情基础，而封建礼教和宿命论以及宝黛两人性格的独特性和缺陷性则注定了他们爱情悲剧的必然性。因此，分析研究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宝黛的爱情悲剧一方面反映了追求个性自由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与衰朽的封建主义的矛盾，它反映了那个时代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对封建主义的血泪控诉，也是对新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理想的反映和追求。宝黛的爱情悲剧另一方面也是让世人警醒的众生浮沉之梦。

关键词：林黛玉 爱情悲剧 社会根源；封建伦理；家族利益

论林黛玉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

《红楼梦》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要线索描述了贾、薛等家族的兴衰历史，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纯真爱情感天动地，令无数人的心灵为之震撼！那个“花的精魂”、“诗人化身”的林黛玉之死，令无数人痛惜!可人们又觉得她并没有死，虽然她的生命短暂，可她创造了丰富的精神生活；她的生活就像一首诗，虽然忧愁多过欢乐，可她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一方面反映了追求个性自由，男女平等，反对封建的科举制度等新思想与腐朽的封建主义的矛盾，也反映了对新的社会生活理想的执着追求，同时从反面也说明了贾宝玉和林黛玉性格的独特性及弱点。通过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集中表现了封建腐朽的旧思想与宝黛的新思想的种种不协调，从众多像花一样的女儿们的悲惨命运中，让人们看到了封建制度的罪恶本质，从而揭示了封建主义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因此，对宝黛爱情悲剧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则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意义。对此问题，浅谈如下：



一、封建礼教及宿命论注定了宝黛爱情悲剧的必然性

第一：当时的社会环境是生成悲剧的根源，是与封建世家的家族利益和政治上的考虑有着深刻联系的。

《红楼梦》在展开爱情悲剧的同时，揭露了贾、薛、王、史等封建大家族的腐朽和罪恶，这在封建社会的末期有其典型意义，它们是整个即将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写照。小说的第四回写了薛家公子薛蟠，因霸占丫头，平白地打死了人，竟一走了事，作案一年，官府不敢究问。金陵应天府尹贾雨村初上任不知内情，本想依法办理，一个门子止住了他，并向他介绍了一通“护官符”的缘由：“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所以叫做‘护官符’。”

于是贾雨村就“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事后又连忙修书二封给薛蟠的姨父贾政，舅父王子腾请他们放心。“护官符”不仅深刻地暴露了当时官场，吏治的黑暗腐败，而且表明了四大家族在那个封建社会里有着何等强大的政治势力。第二、《红楼梦》所描述的“金玉姻缘”和“木石前盟”的故事内容，“金玉姻缘”指的是贾宝玉和薛宝钗，“木石前盟”指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好像人的命运上天自有安排，冥冥之中早有定数。贾宝玉就曾说过，我偏不信什么“金玉姻缘”，偏信“木石前盟”。“金玉姻缘”和“木石前盟”其内容的丰富，包含了中国历史、文化、哲学、美感的深处，结晶了几乎全部的欲望和冲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沉淀。林黛玉代表的“木”字和薛宝钗代表的“金”字，可以从中国文化底蕴来看：木近水，金近火，阴柔与阳刚，寂寞与活溢，虚无与实有，悲观与乐观，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宇宙人生两种不同的本质认识的体现。林黛玉体寒，虽多愁善感，可激情似火；而薛宝钗体有热毒，却“藏愚守拙”、“不关已事，高高挂起”。所谓“门当户对”、“包办婚姻”的封建意识至今桎梏着人们的心灵。薛林两人作为两种对立的审美规范，人格理想和宇宙精神的化身，贾宝玉在爱情婚姻的天平上，他的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他虽然深爱林黛玉，但他的力量是弱小的，贾府从上到下，一起来蒙骗他，他爱林黛玉已到痴迷的状态，在被蒙蔽的情况下，他是无法与封建的婚姻制度相抗衡的。封建统治者为贾宝玉选择什么样的对象做妻子，是要由贾府的切身利益，特别是贾府日益衰败的客观形势来决定的。林黛玉本人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而且家道早衰。薛宝钗的家庭则是：“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贾、薛两家联姻，可以加强他们“扶持遮饰、皆有照应”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封建家长要想叫贾宝玉重振家业，就必须为他选择一个符合封建道德规范要求，能够帮助宝玉走上“正路”，挽回整个家族颓败局面的理想人物。而薛宝钗正是这样一个德、言、工、容俱全的封建主义的奉行者。这个出身皇商之家、哥哥是“金陵一霸”的少女，她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不像林黛玉那样的任随真实感情的流露，而是常常来自某种深隐的心机。她处处“装愚守拙”、“随分从时”，一举一动都显得很是“端庄稳重”。因此，在荣国府那样一个人事复杂、矛盾交错的环境中，她却独能取得人人的欢心；王熙凤对宝钗“不干自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为人处世方法深为嘉许；怀疑她“有心藏奸”的对立者黛玉后来也把她认作知己。当然，这样的好名声来之不易。她过生日为了讨好贾母，点老人适宜的甜烂菜，挑贾母喜爱的热闹戏。按照封建道德标准，她确实是完美无瑕，而且博学有识，能担重任，不愧为理想的当家人选。连那个“心术不正”、几乎对一切人都怀着忌恨的赵姨娘，也赞许她“很大方”、“会做人”。

这里，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封建时代，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在这样的条件下，关于婚姻问题的决定权怎么能属于爱情呢？

第三：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所以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剧的结局，乃是由于在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里，不仅不允许婚姻自主，而且不允许贾宝玉、林黛玉那样的生活理想和生活道路。当时的中国封建社会虽然已经衰败，但还维持着顽固的统治力量；新生的东西由于得不到足够的社会力量的支持，它还显得很不成熟，抵挡不住旧势力的打击。

主人公贾宝玉虽然是在封建剥削阶级的“膏粱锦绣”中成长起来的贵族公子。但是他却和一般封建大家子弟有着一些不同的地方。所谓“行为偏僻性乖张”成为他性格上引人注目的特征：他逃避封建教育，厌读被封建统治阶级奉行为经典的“四书”；又鄙弃功名富贵，坚决不走“仕途经济”的封建生活道路。对当时知识分子所沉迷的科举考试，讥讽为“钓名饵禄之阶”；又把那些追求功名仕进的人，痛骂为““国贼”；他自己更是懒于与这般人交往接谈。骂薛宝钗等劝他留心仕途经济的话是“混账话”，更是做出翻案的文章：“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他甚至怨恨自己“为什么生在侯门之家？绫锦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株朽木；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正把人荼毒了”！这些思想行为与封建正统的观念相对而立，自然为当时所不容。此外，他还把“文死谏”、“武死战”这类最高封建道德骂得一钱不值，并把那些武官文臣以至封建社会里的一切男人，都痛骂为“须眉浊物”。

贾宝玉的这一切言行，都被统治阶级认为是大逆不道，带有某些叛逆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他所生长的环境中，他的思想与行为与封建正统的观念相对而立，自然为当时所不容。



二、共同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宝黛爱情的基础，也是宝黛爱情美的魅力之所在林黛玉父母双亡，又无兄弟姐妹，只身一人投靠外祖母—贾母，在贾府寄人篱下，可她时时处处维护着自己的人格尊严，所谓“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风刀剑霜严相逼”，正是她生活处境的写照。她孤独、寂寞，所幸的是，她与贾宝玉志趣相投，她所追求的是一种诗意的生活，不为名不为利，而贾宝玉不喜读书，不愿按家长的意愿走为官的仕途道路，而林黛玉正合他的心意。他们爱情的发展，正是两颗心的碰撞、沟通、彼此认同的过程。他们每天或读书或写诗，过着一种诗情画意的生活，而这就为他们的婚姻留下了隐患。

在贾府那样的大家庭，选择儿媳妇还是要讲门弟出身，根基家业的，而贾宝玉的母亲王夫人就不喜欢林黛玉作她的儿媳妇，从她是那样恼恨晴雯就可以看得出。而林家既有钟鼎之家的底子，又有书香门弟的特色，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的官再小，财产也应是少不了的。当年贾琏陪着年幼的林黛玉回江南，在黛玉的父亲林如海死后，竟然没有给林黛玉留下任何财产，这是不合情理的，也很令人奇怪，这很可能是贾琏和王熙凤夫妇合伙吞下了林黛玉的财产。可怜林黛玉，虽不追求名利，可终为利益所困；虽不害人，可别人还是要伤害她。这就是她孤苦无依的社会环境，唯一的知己贾宝玉还要被别人夺去，这也难怪她多愁善感，她和贾宝玉的爱情爱得是那么真挚、那么纯洁、那么辛苦、那么地凄美！她容不得别人有污辱她人格的言行，就连深爱的宝玉，也还是要反击的。贾宝玉这个贵族青年，在当时能够对林黛玉表示尊重，实属难能可贵。这种建立在男女平等基础上的爱情观，代表着“近代色彩”的新型爱情观。

再伟大的科学著作也会过时，而哲学名作和文学作品可以永恒存在，这就是独特的“人生之诗”的魅力之所在，而作为经典名作《红楼梦》中的女主人公林黛玉就是“诗的化身”、“美的化身”，她和贾宝玉的爱情，表达和满足的不只是情感，而且是知性和理性，它似乎是某些深藏着永恒存在的情感的思辩、反思，林黛玉对爱情的执着，具有纯洁高尚的美感，从而拥有永恒的悲剧美的魅力。



三、性格的独特性、缺陷性注定宝黛爱情是个悲剧

贾宝玉，爱红，“见了女儿就清爽，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这与当时“男尊女卑”的观点是相悖的。虽锦衣玉食，但心中充满了孤独、寂寞和哀愁，这点与林黛玉极为相似。

《红楼梦》第七十八回，晴雯死后，贾宝玉相信丫鬟说的晴雯作了芙蓉神，因作《芙蓉女儿》，诗文刚好被黛玉听见，两人一起改诗，最终宝玉将“红绡帐里，公子情深；黄土垄中，女儿命薄”之句，改为“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这仿佛暗示了林黛玉的不幸命运。以致黛玉死后，宝玉竟什么都写不出了。晴雯性直，长得漂亮，不为贾宝玉的母亲王夫人所容，并将宝玉不喜读书的罪责归于她的勾引，可惜一朵娇美的花在人间消失了。林黛玉也从不规劝贾宝玉读书考取功名，走为官的仕途道路，可想而知，王夫人不会选中黛玉作她的儿媳妇的，而必然选薛宝钗作她的儿媳妇的。

宝黛爱情悲剧与贾宝玉的性格软弱多情有很大的关系。贾宝玉不喜走为官的仕途道路，却对社会最底层的艺人及丫环怀有深深的同情及友情，跟艺人称兄道弟，对丫环温柔体贴。贾宝玉对薛宝钗是“宝姐姐长、宝姐姐短的”，加之又有一个“金锁”的说法，因而林黛玉常和他怄气。一次，宝玉因黛玉嗔他见了姐姐，忘了妹妹，分辩道：“你这么个明白人，难道连„亲不间疏，先不僭后‟也不知道？我虽糊涂，却明白这两句话。头一件，咱们是姑舅姐妹，论亲戚，他比你疏。第二件，你先来，咱们两个一桌吃，一床睡，长的这么大了，他是才来的，岂有个为他疏你的？”林黛玉啐道：“我难道为的是叫你疏他？我成了什么人呢！我为的是我的心。”好一个“我为的是我的心”，何等单纯又何等执着，这才是林黛玉式的自尊，是不屈就社会规范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真正的自我意愿。她不像薛宝钗压抑控制自己的感情，迎合家长的意愿，这也许正是薛宝钗的高明之处，而这点也是林黛玉无法做得到的。林黛玉没有母亲为她的终生大事做主，林黛玉也不会像凤姐那样为了权欲财势而不折手段。假如贾宝玉的态度来得坚决点，以死要胁，我想视宝玉为命根子的贾母及王夫人也许会答应；假如贾宝玉这个贵族青年—封建家庭的叛逆，带着林黛玉走出家庭—大观园这片狭小的天地，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了。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尽管宝黛充满叛逆精神，也还是从未想过走出家庭这个牢笼，因为那是不孝，所以宝黛爱情注定是个悲剧，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革命的不彻底性所导致的失败。

林黛玉的扬才露已在当时是犯忌的、是要遭人嫉恨的，这也是她性格的弱点，是导致她爱情悲剧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今天，也还是行不通的。贾宝玉在痴迷的状态下，把该对林黛玉说的话，说给袭人听了，他不知道面前站的早已不是林黛玉而是袭人了。这就是为何现今社会网络如此发达的原因，对着陌生人才敢倾心交谈，把自己完全暴露在知情人的目光下，总归是要吃亏的，这也是目前许多人戴着面具生活的原因。林黛玉是红楼女儿中最珍惜自身价值并为实现自身价值而献出生命的人。“我为的是我的心”是林黛玉自主意识的坦率告白。在旧时代，要求被动的适应性，真正的个人意愿、个人感情会被视作异端邪念。林黛玉似乎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训诫抛在了脑后，总想展露才智，她悄悄地替宝玉写诗，自告奋勇地教香菱学诗，随口就说《西厢记》《牡丹亭》等文中的诗句，这些都是一种自由个性的流露，从尊重个性发挥人的聪明才智来说，是可取的。可她的锋芒太露，她的敏感、多疑，没有和周围的环境达到和谐；事在人为，她没有和上上下下的关系搞得融洽一些，以至她和贾宝玉的爱情面临绝境。她不像宝钗、探春、元春、凤姐等其它红楼女儿们，往往都是以既定的社会需要为出发点，比如封建宗法秩序的需要、婚姻制度的需要等，她是以肯定人的个性为出发点的。当然这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当时的社会环境是不容自由恋爱的，贾家未来的儿媳妇，也是一个需要像王熙凤、薛宝钗那样的管家理财式的人物，封建家长更看重的是利益，而不是爱情。而在《红楼梦》中林黛玉是那么完美，可就是没有管家理财这方面的才能，这与作者认为金钱是肮脏的有关。

林黛玉由于自身的生活经历，幼年丧母，离父投奔外祖母，背井离乡，以后又奔父丧，在她的心里对人生，对生活留下了无尽的伤感。她的《桃花行》之作，宝玉一看就知是黛玉所作，因为那上面有林妹妹曾经离丧的痕迹，别人断不会作此哀音。她的那首葬花吟，让人产生无限的联想，简直就是一幅春光图。在那明媚的春天，满园花朵竟相开放，仙女似的少女提着花蓝，来为满地的落花送葬，并发出“明媚鲜艳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的伤感。从春暖花开，到秋风扫落叶，花开花落，今年明年，花事人事，从眼前到永恒，林黛玉的思绪早己飞出了时空的限制，她知道和宝玉的婚姻困难重重，发出了“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问询“天尽头，何处有香丘”？的哀音。林黛玉就是林黛玉，生不能为自己做主，死总可以为自己做主吧？在黛玉死后，紫娟看到一个和宝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不由又呆了……。试想就是林黛玉还活着，她会爱一个长得和宝玉一样，思想和宝玉不一致的人吗？爱不存在了，心就死了，林黛玉是用生命向婚姻不能由自己做主、封建的父母包办婚姻作最后的反抗、控诉!

林黛玉的诗人气质是令人赞美的，可她的多愁善感，对人们的身体健康是不利的，贾宝玉、林黛玉爱情悲剧就是个例子。希望人们从宝黛爱情悲剧中得到启迪，在对待自己、子女的婚姻，一定要看重人品，性格、志同道合，注重爱情，不为眼前利益所迷惑，避免像贾宝玉、林黛玉式的爱情悲剧发生在人们的生活中。人们要保持快乐的心情，创造美好的环境、生活，为幸福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

1、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延边人民出版社，202_年2月版，第471页



2、刘心武：《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东方出版社，202_年12月版，第111页



3、吕启祥：《红楼梦专题》，中国艺术研究院

第二篇：贾宝玉、林黛玉爱情悲剧研究

贾宝玉、林黛玉爱情悲剧研究

一部《红楼梦》演绎出一幕幕催人泪下、感人肺腑的爱情悲剧。共同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奠定了宝黛之间纯真的爱情基础，而封建礼教和宿命论以及宝黛两人性格的独特性和缺陷性则注定了他们爱情悲剧的必然性。因此，分析研究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爱情悲剧的社会及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对当今人们爱情观、人生观都很有价值。

宝黛的爱情悲剧一方面反映了追求个性自由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与衰朽的封建主义的矛盾，它反映了那个时代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对封建主义的血泪控诉，也是对新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理想的反映和追求。宝黛的爱情悲剧另一方面也是让世人警醒的众生浮沉之梦。

一、宝黛爱情最终成为悲剧的原因所在

第一：宝黛二人的性格特点注定二人间的爱情终究会成为悲剧。

贾宝玉，别号怡红公子、绛洞花王、富贵闲人。由神瑛侍者脱胎而成，对绛珠仙草有灌溉之恩，因此有还泪一说，出生时口含一块玉，是贾府的宝贝，他曾说“女儿都是水做的骨肉”，从小在女儿堆里长大，喜欢亲近女孩儿，与林黛玉的爱情是世间少有的纯纯之爱。他性格的核心是平等待人，尊重个性，主张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生活。在他心眼里，人只有真假，善恶，美丑的划分。也不安于封建统治者规定的本份，既“偏僻”，又“乖张”，所以，在常人眼中，贾宝玉既“无能”，又“不肖”，而且天下第一。其实，这正反映了贾宝玉对封建正统思想的不满和反抗精神。

宝玉是有真才华的,不管是在第17回中“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时他所题的“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还是在第78回人“痴公子杜撰芙蓉诔”中他所做的那篇空灵飘逸的《芙蓉女儿诔》均展现出他不同于当时“须眉浊物”的满腹才华。只是他的才华被人为地束缚了。这也是他的苦恼,他的生活是富贵而且闲散的,但是他并不是以此而满足了的,在他内心深处是期盼着有一天能摆脱掉这些束缚,真正做出一番事业来的。在第22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中有一句“目下不过这两个人,尚未应酬妥协,将来犹欲为何?”这“将来”二字就隐隐地透露出了一些信息,宝玉并非只知日日嬉戏,在他的心里却也是有着“将来有一天能做出一番作为”的想法的。在第36回中,宝玉对“文死谏、武死战”的一番评论“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他自己无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记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拼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这一篇话,历来被当作是宝玉反封建、反仕途的铁证。

在曹雪芹的笔下，林黛玉是一个气韵典雅的东方唯美主义的人物形象，性格鲜明。她的形象具有多面性，举手投足之间，无不反射出唯美色彩。如每每踏入诗社，对景赋诗，就一反多愁善感，忽真忽怒的常态，表现出少有的活泼欢快，才华横溢，妙语连珠，使我们看到了她那少女纯真活泼的天性，她对丫环宽厚友好，很少耍小姐威风，与紫鹃更是形影相伴，情同姐妹，这些都能映现出林黛玉那蔑视封建礼教的叛逆性格的光辉。瘦弱多病的林黛玉虽然寄人篱下，生活在那礼教吃人的黑暗王国里，但她却不顾封建礼教的重压，即使是残酷的黑暗现实使这个孤傲的少女的理想破灭时，她也绝不向封建势力妥协，最后怀着对吃人社会的愤愤不平，清白地离开了那黑暗的社会，实践了她那“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誓言。

置身于压迫环境中的反抗者不得不用敏锐的眼睛和清醒的头脑去观察和思考外界事物，而强大势力的摧残，又不能不给孤军奋战的反抗者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因此对外界事物具有敏锐的感受力，则是林黛玉所具有的心理特征。在曹雪芹的笔下，林黛玉对外界事物非常敏感和富于想象，她读《西厢记》时，但觉“词可警人，余香满口”。一面看了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她听到“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的曲子时，便联想到自己的身世而心动神摇，如痴如醉。林黛玉对她周围是事物也很敏感，而且他的这种敏感近乎多疑，甚至使人感到这是一种病态的心理表现。这种敏感在生活里表现为小心眼儿，语言尖酸刻薄。周瑞家的来送花，林黛玉感觉到了不经意的歧视，便脱口而出：“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第七回）。晴雯一个无心的闭门羹，让林黛玉误解成有意的怠慢，自然恼火不已，以致于“越想越伤感起来，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悲悲戚戚呜咽起来”（第二十六回）。史湘云公然说出小戏子“倒像林妹妹的模样儿”（第二十六回），林黛玉当然不高兴，遂迁怒于前来劝解的贾宝玉。类似的事例甚多，举不胜举。但同时，这种敏感也给了林黛玉神奇的直觉，使她能够锐利地察觉到某些潜在的危机，这种敏感源于她的生存环境，林黛玉寄人篱下，生活在封建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她对理想爱情的追求，必然引起封建家长的不满而受到封建势力的摧残，这样的环境，使得林黛玉不得不敏感地对待她周围的一切，来维护自己的理想和人格尊严。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宝黛二人性格上都具有叛逆、不愿对封建礼教因循守旧、渴望自由、希望摆脱束缚、追求理想自由，而这样的性格特点与当时的整体的社会环境、人文氛围是绝对冲突的，是绝不允许的，二人之间的爱情甚至结合是违反各方利害人利益所在的，所以也注定了二人之间的爱情是以悲剧结束。

第二、封建礼教及宿命论注定了宝黛爱情悲剧的必然性

首先：当时的社会环境是生成悲剧的根源，是与封建世家的家族利益和政治上的考虑有着深刻联系的。

《红楼梦》在展开爱情悲剧的同时，揭露了贾、薛、王、史等封建大家族的腐朽和罪恶，这在封建社会的末期有其典型意义，它们是整个即将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写照。小说的第四回写了薛家公子薛蟠，因霸占丫头，平白地打死了人，竟一走了事，作案一年，官府不敢究问。金陵应天府尹贾雨村初上任不知内情，本想依法办理，一个门子止住了他，并向他介绍了一通“护官符”的缘由：“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所以叫做‘护官符’。”

于是贾雨村就“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事后又连忙修书二封给薛蟠的姨父贾政，舅父王子腾请他们放心。“护官符”不仅深刻地暴露了当时官场，吏治的黑暗腐败，而且表明了四大家族在那个封建社会里有着何等强大的政治势力。

其次、《红楼梦》所描述的“金玉姻缘”和“木石前盟”的故事内容，“金玉姻缘”指的是贾宝玉和薛宝钗，“木石前盟”指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好像人的命运上天自有安排，冥冥之中早有定数。贾宝玉就曾说过，我偏不信什么“金玉姻缘”，偏信“木石前盟”。“金玉姻缘”和“木石前盟”其内容的丰富，包含了中国历史、文化、哲学、美感的深处，结晶了几乎全部的欲望和冲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沉淀。林黛玉代表的“木”字和薛宝钗代表的“金”字，可以从中国文化底蕴来看：木近水，金近火，阴柔与阳刚，寂寞与活溢，虚无与实有，悲观与乐观，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宇宙人生两种不同的本质认识的体现。林黛玉体寒，虽多愁善感，可激情似火；而薛宝钗体有热毒，却“藏愚守拙”、“不关已事，高高挂起”。所谓“门当户对”、“包办婚姻”的封建意识至今桎梏着人们的心灵。薛林两人作为两种对立的审美规范，人格理想和宇宙精神的化身，贾宝玉在爱情婚姻的天平上，他的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他虽然深爱林黛玉，但他的力量是弱小的，贾府从上到下，一起来蒙骗他，他爱林黛玉已到痴迷的状态，在被蒙蔽的情况下，他是无法与封建的婚姻制度相抗衡的。封建统治者为贾宝玉选择什么样的对象做妻子，是要由贾府的切身利益，特别是贾府日益衰败的客观形势来决定的。林黛玉本人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而且家道早衰。薛宝钗的家庭则是：“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贾、薛两家联姻，可以加强他们“扶持遮饰、皆有照应”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封建家长要想叫贾宝玉重振家业，就必须为他选择一个符合封建道德规范要求，能够帮助宝玉走上“正路”，挽回整个家族颓败局面的理想人物。而薛宝钗正是这样一个德、言、工、容俱全的封建主义的奉行者。这个出身皇商之家、哥哥是“金陵一霸”的少女，她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不像林黛玉那样的任随真实感情的流露，而是常常来自某种深隐的心机。她处处“装愚守拙”、“随分从时”，一举一动都显得很是“端庄稳重”。因此，在荣国府那样一个人事复杂、矛盾交错的环境中，她却独能取得人人的欢心；王熙凤对宝钗“不干自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为人处世方法深为嘉许；怀疑她“有心藏奸”的对立者黛玉后来也把她认作知己。当然，这样的好名声来之不易。她过生日为了讨好贾母，点老人适宜的甜烂菜，挑贾母喜爱的热闹戏。按照封建道德标准，她确实是完美无瑕，而且博学有识，能担重任，不愧为理想的当家人选。连那个“心术不正”、几乎对一切人都怀着忌恨的赵姨娘，也赞许她“很大方”、“会做人”。

这里，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封建时代，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在这样的条件下，关于婚姻问题的决定权怎么能属于爱情呢？

再次：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所以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剧的结局，乃是由于在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里，不仅不允许婚姻自主，而且不允许贾宝玉、林黛玉那样的生活理想和生活道路。当时的中国封建社会虽然已经衰败，但还维持着顽固的统治力量；新生的东西由于得不到足够的社会力量的支持，它还显得很不成熟，抵挡不住旧势力的打击。

主人公贾宝玉虽然是在封建剥削阶级的“膏粱锦绣”中成长起来的贵族公子。但是他却和一般封建大家子弟有着一些不同的地方。所谓“行为偏僻性乖张”成为他性格上引人注目的特征：他逃避封建教育，厌读被封建统治阶级奉行为经典的“四书”；又鄙弃功名富贵，坚决不走“仕途经济”的封建生活道路。对当时知识分子所沉迷的科举考试，讥讽为“钓名饵禄之阶”；又把那些追求功名仕进的人，痛骂为““国贼”；他自己更是懒于与这般人交往接谈。骂薛宝钗等劝他留心仕途经济的话是“混账话”，更是做出翻案的文章：“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他甚至怨恨自己“为什么生在侯门之家？绫锦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株朽木；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正把人荼毒了”！这些思想行为与封建正统的观念相对而立，自然为当时所不容。此外，他还把“文死谏”、“武死战”这类最高封建道德骂得一钱不值，并把那些武官文臣以至封建社会里的一切男人，都痛骂为“须眉浊物”。

宝黛二人的一些言行，都被统治阶级认为是大逆不道，带有某些叛逆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思想与行为与封建正统的观念相对而立，自然为当时所不容。

二、研究宝黛爱情悲剧的意义所在。社会及历史意义：《红楼梦》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要线索描述了贾、薛等家族的兴衰历史，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纯真爱情感天动地，令无数人的心灵为之震撼！那个“花的精魂”、“诗人化身”的林黛玉之死，令无数人痛惜!可人们又觉得她并没有死，虽然她的生命短暂，可她创造了丰富的精神生活；她的生活就像一首诗，虽然忧愁多过欢乐，可她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一方面反映了追求个性自由，男女平等，反对封建的科举制度等新思想与腐朽的封建主义的矛盾，也反映了对新的社会生活理想的执着追求，同时从反面也说明了贾宝玉和林黛玉性格的独特性及弱点。通过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集中表现了封建腐朽的旧思想与宝黛的新思想的种种不协调，从众多像花一样的女儿们的悲惨命运中，让人们看到了封建制度的罪恶本质，从而揭示了封建主义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

现实意义：在当今物欲横流，一切向钱看的时代潮流下，贾宝玉、林黛玉爱情悲剧就是个例子。希望人们从宝黛爱情悲剧中得到启迪，在对待自己、子女的婚姻，一定要看重人品，性格、志同道合，注重爱情，不为眼前利益所迷惑，避免像贾宝玉、林黛玉式的爱情悲剧发生在人们的生活中。人们要保持快乐的心情，创造美好的环境、生活，为幸福而努力奋斗！

苏廷飞 202_-2-5

第三篇：《红楼梦》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

《红楼梦》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

【摘要】《红楼梦》中的爱情的独特性，首先是由其男女主人公的独特性而决定的；其次具有同以往所有的爱情故事不同的内涵。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一方面反映了追求个性自由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与衰朽的封建主义的矛盾，它反映了那个时代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对封建主义的血泪控诉，也是对新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理想的反映和追求。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另一方面是让人警醒的众生浮沉之梦，宝黛的爱情悲剧也正是说明了这一点。

【关键词 】《红楼梦》悲剧；独特性；必然性；社会根源

共8页第1页

《红楼梦》对封建社会的批判不仅深刻，也极其广泛。封建社会里所存在的很多问题，无论是典章制度、道德法律、文化教育、宗教信仰、思想观念以至风俗习惯等等，曹雪芹都做了广泛的反映和不同程度的审视。其涉猎之广，堪称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正如王希廉所说：“《红楼梦》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岂别部小说所能望其项背!”(《红楼梦总评》①而其中尤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激起读者的同情、感慨和深思。曹雪芹在表现这一爱情悲剧时，并没有把悲剧冲突放在肤浅、表面的尖锐状态中，而是真切细腻地描叙了林黛玉和贾宝玉从两小无猜到相知默契的感情历程中同周围环境的对立。

一、《红楼梦》爱情之悲剧性

林黛玉初来贾府时，贾府上上下下对于她可能成为贾府儿媳怀着很大兴趣。善于看风使舵、窥察贾母神色的凤姐就多次打趣林黛玉，第二十五回，亲昵地戏称：“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儿?”②六十六回，兴儿对尤氏姊妹介绍贾府人物时，颇自信地说：“贾宝玉的婚事，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③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林黛玉孤傲性格的发展和叛逆思想的外露，她逐渐失去贾府统治者们的喜爱。她和贾府的冲突，是以一种表面平静而内在深刻的形式进行的，是真正尖锐的。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成为悲剧，不是由于宝钗的出现，也不是简单地由凤姐、王夫人，贾母造成的。对于这些宝黛爱情悲剧的直接制造者，曹雪芹并没有把她们写成像传统的戏剧小说里的小丑一样拨乱其间，而是写她们沿着封建社会不可抗拒的社会法则在进行活动。并不是由于简单的门不当户不对，并不是简单地由于自由恋爱触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于这一爱情本身所包蕴的反封建色彩为社会所不容造成了悲剧，这是曹雪芹高出于他的前辈的地方，也是写得更深刻的地方。

（一）不合“礼”的“木石前盟”——注定的悲剧

《红楼梦》所提供的金玉姻缘和木石前盟的故事框架，其意义要远远超出故事本身。而且，其思辨内容的丰富和深邃，它伸向中国历史，文化、哲思、美感的深处，结晶了几乎全部的精华和缺憾，囊括了几乎全部的欲望和冲突。近年来有的研究者力图透过小说故事情节的表层进入到精神象征的深层，注目于设置在人物之间的抽象而隐秘的关系。如说薛宝钗的“金”是草“木”之人林黛玉的克星，而贾宝玉的“石”有两重性，既可化为土而生木，又可采炼而成金，所以有“木石前盟”和“金玉因缘”两种潜在可能性。在林黛玉代表的“木”字和薛宝钗代表的“金”字上，可以检索出中国文化一连串相关的意象及概念：木近水，金近火，阴柔与阳刚，寂寥与活溢，虚无与实有，悲观精神与乐观精神等等，正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宇宙人生两种不同的本质认识的体现。薛林二人是作为两种对立的审美规范、人格理想和宇宙精神的化身而呈现的，贾宝玉这个人物的意义便是尝试某种取舍的可能性。作为巨大的精神矛盾的负担者，贾宝玉的秉赋虽倾向于林黛玉，实际上是无从选择的。在封建的“礼”教面前，他是渺小的，以他个人的能力是无法与整个封建社会抗衡，也无法与封建的婚姻制度抗衡。

（二）宝黛感情产生嫌隙的根源——宝玉的软弱多情

贾宝玉是人所共知的小说主人公，可以说处于全书形象体系的中心地位。金陵十二钗是小说着力描写的十二个女子，应当说在这个形象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还有为数不少虽则身分低微然而品性不凡的女儿形象令人瞩目。显然，所有这些人物同主人公的关系远远不是那一张谱系表所能包罗和表示的。

看贾氏四春同宝玉间的关系，可以说手足之情各各在案，省亲一节写到元春与宝玉虽系姐弟，情同母子，发蒙开智，手引口传，悉心教养，属望至殷。探春与宝玉虽则隔母，其于宝玉的亲厚绵密较一母所生的贾环胜过十倍。二十七回写她特地叫宝玉离了众人到石榴树下说话，央及宝玉给买新雅玩意，应允亲手给宝玉做鞋，还诉委曲、数落生母赵姨娘的不是。此处作者特借宝钗之口点明：“显见得是哥哥妹妹了。”④懦弱迎春，少言寡语，平日同宝玉似乎没有什么可资“特写”之处。然而当迎春嫁后，宝玉跌足叹气，独自至紫菱洲徘徊瞻顾，触景伤情，吟诗忆念的正是手足之情。惜春年幼，性又孤介，宝玉对她一视同仁，虽无特写，亦可包举。至于李纨凤姐，与宝玉之间既系叔嫂，亦同姐弟。李纨执掌大观园，园中一切活动，以她为首，自是宝玉感情天地中不可少的一个人物。凤姐更不必说，与宝玉同有“姐弟逢五鬼”之在厄，同命共运，情如骨肉。再有秦氏，她虽是宁府的人，较李纨凤姐远了一层。但她是导引宝玉入梦进入太虚幻境的人。在小说中占有特殊地位。史湘云不是贾府的人，但其与宝玉的关系几可与黛钗鼎足而三，除去对她才情品格的种种描写外，有“金麒麟”一案足资证明。此外还有一个妙玉，与贾府不沾亲不带故，她之人正册除了因出身高贵外，也因为同宝玉之间存在着某种“情”的连系。由“品茶”、“乞梅”等情节，特别是贺宝玉生日那一个“遥叩芳辰”

共8页第3页的拜帖，可以见出这个“褴外人”已蹈人栏内，不知不觉地为“情”所牵动。

此外，贾宝玉同情于画蔷的龄官，庇护过烧纸的藕官，替彩霞瞒赃，为芳官不平，怕和尚的臭气熏了尤氏姐妹，破例接待付家婆子惟恐薄了付秋芳„„等等。可以这样认为，列名其上的所有女子，几乎都在不同的层次上，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向“诸艳之冠”的贾宝玉“挂号”。也就是说，这些艺术形象，不论他们自身的重要性如何，都有一个共同之点，即与宝玉之间存在着某种感情上的联系，足以揭示贾宝玉性格的特征“多情”。

另一方面，贾宝玉性格中存在软弱的一面。《红楼梦》中睛雯、金钏、黛玉的死，他除了恨的要死怜惜的要死之外，没有真正为避免她们的死而抗争过。正是他的软弱，所以他才能够爱晴雯却不能拒绝袭人的诱惑，爱黛玉却又贪恋宝钗的冰雪肌肤，大家都说曹雪芹以隐语说宝玉，说他的草莽愚顽、不肖无能，在对待爱情这一方面来说，其实也是不无道理。

（三）宝黛反世间之道而行的结局——理想的幻灭

《红楼梦》中两个爱情主角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不再是以前戏剧小说所常写的“金榜题名”式的才子和温婉贤淑的佳人，而是两个性情乖僻，被当时人嘲弄为有“痴病”的封建主义的叛逆者。他们不单单是在自由恋爱这点上与那个社会相抵触，而是在许多思想问题、生活问题上与那一社会相违背。贾宝玉坚决拒绝了封建家庭给他安排的生活道路，他对举世趋之若鹜的科举仕进道路非常冷淡，把那些匍匐在功名仕进底下的人痛骂为“国贼”、“禄蠹”，并对封建秩序、精神道德等等都给以激烈地憎恶和否定，甚至把那些宣传封建正统教义的书给烧了。贾宝玉彻底打破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认为“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子”，“男人不过是一些浊沫渣滓”。⑤林黛玉虽然口头上说得不多，但在许多实际行动上背离了那一社会的妇道，特别是她对贾宝玉的叛逆行为始终采取同情和支持的立场，不仅对他从不说那些仕途经济的“混帐话”，而且把贾宝玉引为知已、视为生活的终生伴侣。

宝黛之间的爱情尽管有着反封建的叛逆色彩，但另一方面又有着浓重的没落贵族的气息。这一方面表现在男女主人公由于过着悠闲的生活，他们的爱情生活打上了绮艳轻柔、闲愁万种的情调。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这一爱情的阶级性，更规定了他们爱情的反封建只能达到一定的限度。他们的爱情，只能局限在大观园那一狭小的天地里，他们

无力到荣国府外面去开拓新天地。他们对封建家长还存在着某些幻想，在爱情最后的阶段，他们消极地等待由封建家长做主完成婚姻，以至在封建包办婚姻制度面前失去了斗争的能力。

这种反封建爱情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是贾宝玉、林黛玉爱情的致命弱点。因此，这一爱情最后走向悲剧的结局，固然是由时代所造成的，但爱情本身所存在的贵族的弱点，也成为他们爱情更加难以逃避悲剧结局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二、《红楼梦》爱情之独特性

《红楼梦》爱情之独特性,主要在于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性格。

（一）林黛玉的性格

林黛玉悲愁和眼泪最深刻的根源，是她和周围环境世俗人群的不相协调。⑥不必说恪守名教的薛宝钗，也不必说逆来顺受的贾迎春，便是豪爽旷达的史湘云，也有她从俗认命的一面，随遇而安，因而她们虽则各有自己的悲剧，却都不如林黛玉的悲剧那样富于社会意义和激动人心。林黛玉那种孤高敏感的个性和气质，的确是十分独特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形，贾府上下的人，尤其是贾宝玉并未伤害林黛玉，林黛玉却认为别人伤害了自己。有时甚至别人的好意也会成为她伤感的由头。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却合情合理，完全显示出了这一个性的独特性。一次贾府伶人扮戏其中小旦扮上活象一个人，风姐、宝钗、宝玉等人心里都知道，但谁也不说出来，或不敢、或不肯，都是为了怕伤着林黛玉。惟有史湘云心直口快说了出来，宝玉忙使眼色制止，好意调停解释，到头来，黛玉不但不领宝玉的情，恼他比恼湘云更甚，宝玉分辩说自己并未拿黛玉比戏子，并未笑她，黛玉回道：“你还要比?你还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比了笑了的还利害呢!”“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这安的是什么心?莫不是和她玩我，她就自轻自贱了?她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贫民的丫头，„„”这是怎样—颗敏感自尊的心。的确，谁也没有想给黛玉难堪；然而她脆弱而倔强的个性，时时处处都在防范自卫的心理，对宝玉由相知而苛求的感情，难道不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值得同情的吗!就如宝钗送燕窝赠土仪一类事情在黛玉心理上引起的反应，也当作如是观。在宝钗这面好意是毋庸置疑的：在黛玉这面，伤感悲泣又实在出自必然。可见，连好意的关切和体谅都会触发她的联想，引起她的伤感。

在林黛玉身上，真正属于她自身的个性表现得比较充分。她的所谓孤高自许、目无

共8页第5页

下尘，她的敏感、多疑、自尊、小性．常常带有更多的个人性质。从一些细微末节之中已可见出端倪。周瑞家的分送宫花，别人都谢过收下，唯独黛玉发问：“还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都有呢?”“别人挑剩下的也不给我。”粗粗看去，黛玉确实挑剔、小器，透过表象，可以感到她时时处处看重作为一个独立个性的自我。行酒令时，她随口说出了《西厢记》(牡丹亭)等“淫词艳曲”里的句子，失于检点，以致受到宝钗的箴规。黛玉似乎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训诫放在了脑后，总想展露才智，争强斗胜。省亲之日黛玉安心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不想只命作一匾一咏，又不好违谕多作，大为扫兴。后来到底憋不住，替正在大费神思的宝玉作了“枪手”，令宝玉喜出望外，觉得比自己高过十倍。

（二）贾宝玉的性格

贾宝玉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也是作者着力最多、写得较为成功的人物。在他身上既有着作者的影子，也寄托着他对人生和现实的反思。

关于他的形象，作者在第三回有过概括而形象的说明；“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⑦在这两首《西江月》词中，作者所赋予贾宝玉最鲜明的性格，就是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叛逆精神。而在这以后的描写，都无非是这两首词的深化和形象说明。

贾宝玉性格的特点，首先是对于锦衣玉食、安富尊荣生活的不满、厌恶，乃至愤懑。第七回他感慨地说：“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绫罗纱锦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木朽株。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⑧第七十一回，贾宝玉更是愤慨地说：“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拉，就是那个劝，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⑨封建贵族的沉闷生活，使他心中充满了孤独、寂寞和哀愁，也刺激了贾宝玉要求摆脱束缚的性格发展，并导致了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对一系列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教义的怀疑否定。他对八股文深恶痛绝，认为那只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是“诓功名混饭吃的”。贾政督逼他必须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他读了几年，仍大半夹生，“断不能背”。但却对当时的“淫词小说”《牡丹亭》、《西厢记》非常喜爱。他不肯走当时一般贵族子弟所走的“学而优

则仕”的“为官为宦”的道路，更不愿同官场人物交际，骂那些热衷功名的人都是些“国贼禄鬼”、“沽名钓誉之徒”；却对封建社会最低层的艺人和奴婢怀着深深的同情和友谊，与出身平民的秦钟、家道贫寒的柳湘莲及艺人蒋玉函称兄道弟，对备受凌辱的丫环们温柔体贴，百般呵护。他对于男尊女卑的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挑战，把他的全部热情和理想寄托在那些纯洁的女孩儿身上。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具有发展上的一贯性、连续性，以及思想上的严肃性和不妥协性。他同姐妹们的亲疏远近，是以思想上的亲疏远近为标准的。第三十二回，他当众宣布：“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吗?要是她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她生分了。”⑩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宝玉和湘云、宝钗在思想上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同宝玉真正接近的只有黛玉。所以“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正是由于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是经过长期了解，是稳固地建立在思想同一的基础上的，宝黛之间的爱情才有了近代情爱色彩，而与封建的婚姻格格不入。

三、《红楼梦》爱情悲剧之必然性及社会根源

（一）家庭环境背景造成的必然性

宝黛俩人所共同具有的叛逆性格和生活理想，由于不容于当时的社会，由于他们和封建势力的尖锐冲突导致了这一悲剧，从而写出了这一悲剧的时代深刻性和必然性。宝黛之间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不能不是悲剧，因为在宝黛那个时代，假如两人的生活前途是光明的话，就必须不仅找到一块能够容纳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的国土，还要找到能够容纳贾宝玉、林黛玉的生活理想和生活道路的国土，找到一块能够容纳他们叛逆的地方。可是，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这就揭示了宝黛爱情悲剧发展的必然性，揭示出这不是一般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那么大的贾府，上到贾母，下到丫鬟，没有人支持他们的爱情，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

并不是由于简单的门不当户不对，并不是简单地由于自由恋爱触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于这一爱情本身所包蕴的反封建色彩为社会所不容造成了悲剧，这是曹雪芹高出于他的前辈的地方，也是写得更深刻的地方。

爱情这个题材，到了曹雪芹手里，被空前地用社会性的，政治性的内容充实起来、提高起来，从而全面而深刻地对封建社会作出了有力的批判，这是《红楼梦》不同于才子佳人小说的地方，不同于以前的人情小说的地方，也就是《红楼梦》为什么如此富于

共8页第7页

影响和震撼人心的地方。

（二）当时的社会环境是生成悲剧的根源

《红楼梦》在展开爱情悲剧的同时，揭露了贾、薛、王、史等封建大家族的腐朽和罪恶，这在封建社会的末期有其典型意义，它们是整个即将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写照。小说的第四回写了薛家公子薛蟠，因霸占丫头，平白地打死了人，竟一走了事，作案一年，官府不敢究问。金陵应天府尹贾雨村初上任不知内情，本想依法办理，一个门子止住了他，并向他介绍了一通“护官符”的缘由：“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所以叫做‘护官符’。”

于是贾雨村就“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事后又连忙修书二封给薛蟠的姨父贾政，舅父王子腾请他们放心。“护官符”不仅深刻地暴露了当时官场，吏治的黑暗腐败，而且表明了四大家族在那个封建社会里有着何等强大的政治势力。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下，在贾府上下看来，贾宝玉如和宝钗结合，他将赢得世俗艳羡和锦绣前程。贾宝玉如和黛玉结合，他将一无所有。在这种情况下，世俗只能允许贾宝玉和宝钗结合，而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只能以悲剧告终。

综上所述，《红楼梦》这部小说很有研究价值同时它包含巨大的社会意义。它一方面通过宝黛爱情的悲剧故事，反映贵族判逆者反对科举功名，反对礼教纲常，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给他们规定的生活道路，要求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尊重个性。另一方面是让人警醒的众生浮沉之梦，宝黛的爱情悲剧也正是说明了这一点。《红楼梦》这部伟大的文学名著将在人类历史上永放光辉。

第四篇：论《伤逝》爱情悲剧根源

论《伤逝》爱情悲剧根源

摘要：而这种同居，在某种意义上是婚姻的象征；殊不知，冲破重重阻碍所换来的婚姻却并没有走向最后的幸福。甚至在同居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便已经裂痕重重。造成他们爱情悲剧的根源，固然有那个社会的压迫，阻挠，遗弃，为此他们被迫断绝所有的人际关系，涓生失去维系生活的唯一经济来源。然而，更深层次的，横亘在涓生与子君之间的，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早已溶进血液里的隔膜。

关键词：爱情，悲剧，隔膜，男尊意识

五四运动以后，思想得到解放。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成为当时反封建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文学创作上，有大量的反应青年人为实现个性解放，冲破家族禁锢的爱情故事问世。但绝大多数的作品都止步于“有情人终成眷属”，没有人思考他们结合以后的故事是否一如童话中一样“王子和公主打败了巫婆，最终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鲁迅先生所写的《伤逝》当中的男女主人公涓生和子君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青年男女一样，他们向往自由平等，敢于突破封建礼教追求爱情，为爱甚至不惜同封建家族决裂。然而鲁迅先生却并没有用太多的笔墨描写他们为争取爱情自由的抗争故事，而是用独特的视角着重写了他们结合以后却最终分离的一幕爱情悲剧。两个新时代的“反叛青年”并没有如预期中一样的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反而一步步走向了截然相反的路上，直至子君自杀，两人之间的爱情彻底覆灭。这场悲剧，并非一句“涓生变心”便可以结语的，因为悲剧的发生并不是处于偶然，而是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性格根源。

在恋爱的初期阶段，他们沉溺在爱情所营造的美好氛围当中，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彼此眼里的情人都是完美无瑕的，所以，他们并未预见到结合以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当爱情逐渐被平凡的生活磨去当初的光泽后，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隔膜就渐渐地明晰起来了。子君从骨子里透出的所谓“贤妻良母”意识，涓生的“男尊意识”都使彼此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隔膜的两岸，是两颗永远无法真正靠近的心。涓生与子君，两个接受反封建反礼教思想的新式青年，也许在外人眼里，他们行为怪诞，人们都宁愿避而远之，但是他们在恋爱的初期阶段却可以做到无视流言，毅然地选择同居。他们“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他们谈得废寝忘食，他们以为彼此的心灵已经贴得很近，他们热烈而满含激情。直至“和她的叔子，她早已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道不再认她作侄女；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他们在同居在一起。

而这种同居，在某种意义上是婚姻的象征；殊不知，冲破重重阻碍所换来的婚姻却并没有走向最后的幸福。甚至在同居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便已经裂痕重重。造成他们爱情悲剧的根源，固然有那个社会的压迫，阻挠，遗弃，为此他们被迫断绝所有的人际关系，涓生失去维系生活的唯一经济来源。然而，更深层次的，横亘在涓生与子君之间的，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早已溶进血液里的隔膜。

“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现钱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正的隔膜”，这段话已经隐隐暗示着他们日后的悲剧。这种隔膜，并不是在同居以后才有的，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是整个时代整个旧社会的悲哀。当时在热恋当中的他们并未看透这一点，他们互相崇拜，互相赞赏。子君视涓生为老师，是思想的启蒙者，她倾倒于他学识的渊博，见解的独到；涓生更把子君看作这个时代的新女性，有别于过去的，有思想、有灵魂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子君石破天惊的一喊，“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边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对于子君，一个被启蒙者，涓生感到满足和骄傲。他们对于彼此的认识都太过片面，因此在同居了一段时间后，爱情也渐渐地被琐碎的生活一点一点侵蚀掉，彼此慢慢疏离，爱情的新鲜感不再，幸福更加背道而驰了。

只是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他们并未认识到那种隔膜。它有别于《故乡》当中的闰土与“我”的隔膜，它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血液里，融入骨髓。子君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她追求平等自由，她坚强独立，热烈纯真；她为爱出走，不惜与父亲叔叔决裂，她是一个带有浓烈时代特色的新型女性。对于旧式女子“在家从父”的命运，她据理力争。她不顾人们的嘲笑，世俗的不容，她最终还是义无返顾地奔向了自己所向往的生活。是的，她胜利了！然而，出人意料却又在意料之中的是，这样一个可爱的女性，在同居之后却在某种意义上过上了“出嫁从夫”式的生活。她停止了读书，放弃了思考，做起了传统中国式的“贤妻良母”来。从此安于平庸的生活，她埋头繁重的家务劳动，命地想方设法维持小家庭的存在，饲喂油鸡、阿随。生活的拮据与邻居争吵不再追求人生，不再追求个性解放，不再追求理想，将别的人生的要义都忘却了。由一个勇敢无畏的新时代女性变成了一个庸庸碌碌的家庭奴隶。

作为一个复杂组合体的子君，在追求个性解放的同时，她又未能彻底摆脱压在自己身上沉重的传统精神负担。正如鲁迅在 《娜拉走后怎样》 中曾无奈的感慨：“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 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所以，在子君将自己的全部都托附于涓生时，一半是爱，一半应当说是封建礼教中 “三从四德”以及妇女对男子的依附心理。当她以一个战斗者新女性的形象出现时，随即又跌入“丈夫的附庸” 的怪圈之中。她沉湎于日常琐事中，她对丈夫百依百顺，温柔体贴，她把爱自己的丈夫，搞好家庭内务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简言之，她完全丧失了自己，而把重心转移到了涓生身上。她依赖涓生的爱而生存，面对着涓生爱的表示，子君 “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但是夹着惊疑的光，虽然力避我的视线，张皇地似乎要破窗飞去” ； 面对涓生表明不再爱时，子君 “眼光射向四处，正如孩子在饥渴中寻求着慈爱的母亲，但只在空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她的这种依附式的爱，在涓生对她说出“不爱”时，将自己逼上绝路。

然而她内心里的“贤妻良母”式理论却造成了自己与涓生之间最深的隔膜，在涓生那里直接表现为对子君的认知落差。涓生的隔膜感一旦产生，他眼中的子君身体很快就变形：子君竟胖了起来, 脸色也红活了；可惜的是忙，醉心于家务的子君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了, 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当初那清纯的子君已不复存在，而外形的邋遢和粗糙也隐喻着精神价值的消亡。精神价值一旦消亡，子君对任何风吹草动都十分敏感。涓生叫她不可太操劳，她神色马上变得凄然等等。对于子君的前后落差，涓生深感失望，他认为“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他意识到了这种隔膜，却并不了解造成这种隔膜的根源，因为他自己也早已深陷其局。

子君受封建传统文化影响深重，涓生又未尝不是。从骨子里透出的男尊意识使涓生在发现自己已经对子君无爱后，将全部责任推卸给子君。涓生向子君表示纯真热烈的爱的时候，“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了”，“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 然而 “后来一想到，就使我很愧恧，但在记忆上却偏只有这一点永远留遗”。在内心深处，涓生对男性尊严的降低是难以接受的。在面对生活困顿时，涓生想到的是“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虽然因为骄傲，向来不与世交来往，迁居以后，也疏远了所有旧识的人，然而只要能远走高飞，生活还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便是放掉阿随，也何尝不是如此。但子君的识见却似乎只是浅薄起来，竟至于连这一点也想不到了”。再如，涓生发现吃他残饭的只有油鸡们，便 “如赫胥黎的论定 ‘人类在宇宙间的位置’ 一般，自觉了我在这里的位置： 不过是叭儿狗和油鸡之间”。这里，我们姑且不论子君吃的饭是不是少得连残饭都剩不下，只看这位置中的子君在哪里？这种男尊意识是导致悲剧一步步发生的催化剂，当发现子君已经成为自己的累赘时，他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抛弃，他甚至为此给自己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在通俗图书馆里往往瞥见一闪的光明，新的生路横在前面。她勇猛地觉悟了，毅然走出这冰冷的家，而且——毫无怨色的神色。我便轻如行云，漂浮空际，上有蔚蓝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广厦高楼，战场，摩托车，洋场，公馆，清明的闹市，黑暗的夜„„”令人犹为寒心的是，这样一个男人，他将子君的存在看作一个沉重的负担，阻碍了他前进的路，唯有子君的离开是他唯一的光明。

事实上，当子君的父亲接走子君后, 涓生感到了解脱：心地有些轻松, 舒展了, 想到旅费, 并且嘘了一口气。子君最终以死结束了一场虚无的爱情，身体的灭亡是最彻底的灭亡。因为爱是精神实践，同时也是身体实践，它是对死亡的抵抗，是对生命的救赎，是对价值的肯定。身体已然消亡，爱情更无处依存。那种男尊意识，发展而成的个人主义，早已化作一剂毒药，或是一把匕首，狠狠地插进了子君的身体。究竟是涓生逼死了子君，还是他的那种连自己也浑然不觉的男尊意识逼死了子君，抑或是子君的那种对爱的极度倚赖逼死了自己。

涓生的男尊意识，无形中加剧了他与子君之间的隔膜，他只是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旁观者，看着子君渐渐埋没在日常琐事里。当自己的爱已经全部收回，就将这种无爱的结果归咎于对方，然后堂而皇之地抛弃对方。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子君而言，同居后的涓生，她深感迷惑，惶恐不安，更多的是不了解，猜不透。当自己为了一日三餐而忙得晕头转向时，招致的是涓生堆积起来的无奈、抱怨和不理解。她看不到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源，因而也无从去改变。两人间的隔膜日趋加深，终于发展到爱情破裂，伊人远去。

这种隔膜是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造成的，如果子君只是一个待字闺中的封建小姐，而涓生也是一个只懂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公子，那么悲剧必定不会发生。他们没有对新生活的幻想，更不会去尝试。然而《伤逝》当中的这一对青年，正是五四以后一群追求进步的青年的代表，他们向往自由平等，并坚持身体力行。也许他们已经强过了许多人，他们击败了软弱；然而却永远不会明白，那身体里所遗留的封建残汁，已经在二十余年的身体里生根发芽，连自己也浑然不觉；当爱情渐渐被平凡的生活所替代，归于平淡的时候，它所带来的隔膜趁虚而入，将两个进步青年曾经对未来抱有的期望瞬间砸个粉碎。

参考文献

（1）吴宏聪.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1999（2）李今.析 <伤逝 >的反讽性质[J].文学评论，202_（3）苏颖.古典爱情在五四文学中的演变[J].文学评论.202_（4）孙郁.鲁迅与胡适[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202_（5）魏福惠.鲁迅研究[M ].沈阳: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_

第五篇：论中西方爱情悲剧结局

论中西方爱情悲剧结局的文化蕴涵和美学意义

中西方戏剧中都有大量的爱情剧，“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这是中西民族的共同心理，也是中西戏剧的永恒母题。

爱情剧有喜剧，也有悲剧。喜剧的结局基本相同：有情人终成眷属，夫妻团圆。悲剧结局则大不一样：有情人不成眷属，甚至以男女主人公血淋淋地陈尸舞台作为结局，这往往是西方爱情悲剧的一大特征。而中国的爱情悲剧，即使有情人真不成眷属，剧作者也会设法用浪漫主义手法，以幻想的方式让他们“团圆”起来。同是爱情悲剧，为何结局各具特色这与中西方的传统文化，民族欣赏心理和审美追求是否紧密相关？这是本文探讨的中心所在。

我国明末清初的戏曲家孟称舜创作的《娇红记》和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创作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可以说是中西方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爱情悲剧。两剧主题相同—都颂扬了男女间真挚、热烈的爱情，反对封建势力对自由幸福爱情的摧残，但两剧的结局却不一样。

《娇红记》描写申纯和王娇娘为了追求自由婚姻，敢于同封建伦理和豪门贵族作斗争，最后双双殉情的悲剧。但作者并不以此作结，为了歌颂他们“两人皆一而终，至于段身而不悔”的精神，作者让男女主人公“仙圆”，以“合家作结，坟上长满了花草，月儿照着墓顶的棠梨一对鸳鸯向九天展翅飞去”，一对情侣水远相伴相随。不仅《娇红记》如此，其他的爱情悲剧如《长生殿》、《牡丹亭》、《梧桐雨》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都以“团圆”结局收场。这样的结局表达了人民对善良美好生活的追求，寄托了对邪恶势力不甘屈服的精神，但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一种不敢正视黑暗的、血淋淋的现实，以“团圆”结局来逃避现实，将矛盾冲突和谐化的心理倾向，这一弱点正是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积淀的具体体现。

梁漱溟先生在论及东方文化时指出“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这种精神是建筑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其基本特征是向内调适。由于生产力低下，靠天吃饭便不可避免。在严峻的自然面前人们只能千方百计地调整自己去顺应它，于膜拜中力争“天人合一”。这种在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关系中所滋蔓的“天人合一”的向内调适心态，向社会其它生活领域浸淫的结果，则必然产生竭力缓解调和伊种社会矛盾冲突的倾向。它在哲学上的反映便是一元化的有机世界观和企求稳定和谐的实用辩证法。中国古代先哲也提出了许多成对范畴，看到事物包含着对立的两面，但他们不是强调双方冲突的尖锐性与必然性，更未认识到对立 面的斗争乃事物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的动力。他们最乐于申说的是对立面的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和相互渗透，企求维持整个系统的均衡、稳定与和谐。老子以守雌、贵柔、无为来达此目标。庄子干脆以“万物皆一”的相对论取代客观事物的一切差异，从而标举反对任何斗争。而孔子为首的历代儒家则竭力倡导“和为贵”、“忍为德”的“中庸之道 ”调和各种社会矛盾。

中国先哲们的哲学思想在戏剧艺术创作上，则表现为悲喜相间，不把悲喜绝对化的“中庸”的艺术处理手法。即使是悲剧也有悲孔喜，有哀有乐。我国的一些戏剧理论著作待别强调和谐、适度。李渔的《闲情偶记》在总结剧本创作的“十忌”、“七要”时就特别指出要忌“悲喜失切”，“要安详”。由是中国爱情悲剧的“团圆”结局，在悲之后，加上小喜，使悲剧气氛得以缓和，使尖锐的矛盾冲突得以和解，正是以“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的具体体现。

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孕育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欣赏心理。中国老百姓大体上不欣赏悲剧。王国维

在《红楼梦》评论中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比王国维早三百年的李渔说得更彻底“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杖头歌一阂；何事将钱买哭声？反令变喜为悲咽，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由此可见，血淋淋的大收煞、过于悲哀的结局与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是格格不入的。

西方的爱情悲剧则与此不同，更多的是从悲剧角度去表现积极的爱情主题。中国爱情悲剧往往遵循“悲一欢一离一合”的模式，西方则偏重于“悲一欢一离一死”的结构。

《罗密欧与朱丽叶》描写了男女主人公一见钟情，不顾家族的世仇，生死不移的爱情。莎士比亚精心地塑造了一对热情奔放，为情而生又为情而亡的纯情形象。然而凄惨的悲剧结局——两个热血恋人陈尸舞台，又与狂热而美好的爱情形成鲜明对比，“使得悲剧更为驱人热泪、动人情肠，引人啼嘘。”莎翁的另两部爱情悲剧《奥瑟罗》和《安东尼和克丽奥佩特拉》也都有着同样的结局。西方其他的爱情悲剧如《欧那尼》中的欧那尼与素儿在新婚之夜双双自杀；《费德尔》中的费德尔服毒自杀„„

为何西方的爱情悲剧有如此众多的死亡结局？这与西方的文化传统不无关系。西方文化是以古希腊的商业文化和作为其子体的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化为基础的。这种文化的基本属性是以个人或民族或整个西方为中心的向外扩张。它要求人们在对待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等关系上，不但不要回避冲突，而且要勇于迎接冲突，甚或主动地挑起冲突，在冲突中夺取闪光诱人的未来。这种精神反映在哲学上则是物质与精神截然二分的世界观和强调斗争的辩证法。西方多数的哲学家，无论是唯物、还是唯心的都乐于强调一事物之对立的两方面之间的矛后冲突的必然性与对抗性，而且或多或少地强调一方战胜、否定另一方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总之，不仅思维与存在，人与自然，上帝与人世，本体与现象之间分庭抗礼，而且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自我与非我、感性与理性之间也相互颉颃、不可

调和。

与此哲学思想相辉映，西方的悲剧理论也鲜明地贯穿着强调冲突的必然性与必要性的思想轨迹。亚里斯多德的悲剧理论坚决反对善恶各有报的“双重的结局”，力主由“顺境转人逆境”的“单一的结局”。在黑格尔那里，悲剧的产生与矛盾冲突紧紧地捆在了一起。他认为悲剧根源于两种对立而又各具片面性的理想的冲突，因为悲剧主人公坚持实现自己片面的理想，冲突的对抗性则势所难免，最后导致彼此将对方否定或破坏。之后的悲剧理论家基本上沿着黑格尔的冲突论界说悲剧。别林斯基明显受黑格尔的影响，认为悲剧的实质，“在于人心的自然欲望与道德责任或仅仅与不可克服的障碍之间的冲突斗争”结局永远是悲惨的破灭或主人公的死亡。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方爱情悲剧中众多的“死亡”结局是与西方的传统文化紧密相联，并有其理论作为基础的。中西方爱情悲剧结局迥然不同，但都能为观众、读者所接受，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世代传颂，除了因为它们各自都是以传统文化作为基础之外，还因为其中包含了一定的美学意义，符合东西方民族的审美习惯、欣赏心理，从更深层次表现或预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客观生活的历史性相融合，所以一经诞生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中西方爱情悲剧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各自内部的和谐美。由于各自的文化背景不一样，因此中西方的“和谐美”的内涵是不同的。美学史上最早提出和谐概念的是古希腊学者毕达哥拉斯。他认为美的本质就是和谐，一切事物凡是能够看出一定和谐关系的，就是美的。亚里斯多德把和谐美确定为“秩序、匀称与明确。”比例适度，和谐统一，这正是西方传统美学观的体现。到了公元五世纪，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对于和谐概念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他将和谐美发展为“对立统一的和谐。”这种“对立统一”和谐美的哲学思想在戏剧创作上则表现为对立统一，矛盾冲突的悲剧和谐美。西方的爱情悲剧无不表现出这种和谐美。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罗密欧与朱丽叶之间真挚、狂热的爱情与两个家族间世代的怨仇是矛盾冲突之所在，最后一对情人青春的鲜血使得两个对立的家族言归于好，“爱”的力量消融了“怨”与“恨”，一切矛盾都对立统一和谐地消融在爱河之中了。

中国戏曲是以“中和美”作为其美学理想的。它是“天人合一 ”、“物我合一 ”、“心物一体”的和谐统一，亦即人与物、人与人、主体与客体、心灵与外界的和谐。这一美学思想和儒家中正保和的美学思想是一致的。儒家诗教理论的核心是“敦教化，纯风俗”，“怨而不怒，乐而不淫”。“怨而不怒，乐而不淫”这是对艺术审美的要求。由于受这种美学思想的影响使得我国文学形成重教化、重感情的传统，在一切作品之上都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薄纱。即使是悲剧也有悲有喜，喜乐相间。悲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就包含着喜剧的情节（送友）、场面（结拜）、人物（银心、四

九、媒婆以及同窗中的丑角）等等。《白蛇传》 中《游湖借伞》 一场，充满了诗情画意和喜剧色彩，它与《断桥》、《合钵》，恰成鲜明对比。这种悲喜相间的结构方式不仅调节了舞台气氛，减轻了欣赏者的心理负荷，而且赋予我国戏剧一种错落有致的节奏感。不仅如此，由于受儒家学说的影响，中国古典爱情悲剧往往不让矛盾完全破裂，引起悲伤和绝望，而是用最后的亮色—大“团圆 ”的结局，使理智对情感有所节制、引导。这与西方悲剧着力渲染悲剧人物的不幸、悲剧与失败，以单

一、强烈、持久的悲剧感受“净化”人的心灵的审美追求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爱情悲剧的“团圆”结局是符合我国中和之美的诗教理论传统的，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欣赏心理和审美心理的反映，它体现着独特的美学风格，具有不可低估的艺术生命力和表现力。

中西爱情悲剧结局各异，但却具有它不朽的魅力，其原因还在于它真实而完美地将表现历史的必然趋势和民族审美理想统一起来。

西方悲剧偏重于在复杂戏剧冲突中表现出很强的哲理性，让观众，读者从主人公的牺牲中体会历史的必然趋势，而中国悲剧重伦理冲突，它很少在冲突中表现出很强的理性或生活的必然逻辑。因此，展示历史必然趋势的任务常常自然放在冲突结束后的团圆结局中去完成。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十六世纪九十年代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当时的英国正处于封建主义崩溃、资本主义兴起的时期。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必将代替封建家长包办的儿女婚姻。作为这个时代的先进代表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在这部爱情悲剧结尾安排这样的结局，使观众读者自然领悟到个性解放要取代封建主义的必然趋势。《娇红记》是明代末年的爱情悲剧。明代后期封建社会经济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左派王学倡导个性解放，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他们反封建的要求不断加强，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反对妇女“三从四德”，反对封建门第等级观念。整个明末的戏剧、小说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一点，充分说明这个时期性爱的特点变化及其进步性。《娇红记》中男女主人公申纯和王娇娘的爱情则比较典型。悲剧中的王娇娘在爱情问题上痛感“婚姻儿怎自由，好事常差谬”，非常羡慕和佩眼“卓文君之白求良偶。”她希望自己的爱人是和她“死同穴，生同舍”的“同心子”。而申纯则更把恋爱放在科举功名之上“我不怕功名两字无，只怕姻缘虚”表示出明显的叛逆思想。他们二人的婚恋观是进步的，是那个历史时期的必然趋势。由于这种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思想与明末封建势力强大的社会环境大相径庭，所以他们的反抗斗争终成悲剧。“仙圆”结局正是历史发展趋势的预示。结局虽然有浓厚的道教色彩，但作者并不是以仙境作为逃隐遁身的场所，而是作为当时期望实现自由理想和新的道德规范的艺术手段。这种消极浪漫主义的形式表现了积极向上的历史倾向，客观地折射着美的光彩和鲜明的历史进步趋势。用以鼓舞斗志，振奋人心，加速审美情感的升华，让观众从悲剧结局所展示的必然趋势中看到光明，看到希望，激发改造现实的斗志和勇气。

中西不同的文化土壤孕育了相异的审美理想、民族欣赏心理和美学追求，反映在爱情悲剧的结构上则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方式。但不管是西方的“血淋淋”的大收煞，还是中国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式的“大团圆”，都分别符合中西方的传统文化习惯，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理想愿望，表现了历史的必然趋势，与中西民族的欣赏心理和审美理想相一致，因此具有它永恒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