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四军大揭秘：袁国平之死】罗版

【新四军大揭秘：袁国平之死】罗版

【新四军大揭秘：袁国平之死】罗版

一、长征路上的三军团政治部主任

1922年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在宝庆招收四名公费生。袁国平前往报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他来到一师后，在徐特立、田汉等教师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当选为一师学生代表，参加长沙市学联，还当选为湖南省学联执行委员。

袁国平从小酷爱文学，是一师文学研究会的会员，得到国文教员田汉的赏识。后田汉去上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他在1925年1月毕业后，也应田汉之邀去上海参加南国社的工作。南国社被反动政府查封后，他决心投笔从戎。

1925年10月，广州黄埔军校来上海招生，袁国平报考被录取，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第三大队学习。当时，黄埔军校左、右两派斗争激烈，他却能明辩是非，站稳立场，积极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左派学生活动。这年年底，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7月，袁国平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国民革命军左翼宣传队第四队队长，随军北伐。在途经湖南澧县时，他深夜赶写话剧《万县血》，揭露当时英帝国主义在四川万县制造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用以激励军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志。10月10日，北伐军攻占武昌城后，他被调到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政治部工作。

1930年2月7日，他参加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红军与地方党委的一次联席会议，当选为红四、五、六军前委委员。6月，他参加红军在湖北大冶刘仁坝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组建红三军团，下辖红五军和红六军。由彭德怀任军团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兼红八军政委、政治部主任。

193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五军和红八军合编成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总政治委员滕代远（后杨尚昆代）、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全军一万余人。下辖红五军：军长彭德怀兼任（后邓萍兼任），政治委员滕代远兼任（后张纯清代）；红八军，军长李灿（后何长工代理），政治委员何长工（后邓乾元代理）。不久，红十六军也划归红三军团建制：军长胡一鸣、政治委员李楚屏。

红三军团组成后，根据李立三控制下的中共中央指示，开展了对长沙的攻击，并于7月27日一度攻占长沙。不久，由于遭到何键的反攻，红三军团被迫撤出长沙，受到严重损失。8月23日，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会师，双方自发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1932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要求，红一方面军撤销，红三军团改辖红五军、红七军和红十四军，6月5日，红十五军回归红三军团。1933年6月，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取消了军一级的编制，红三军团下辖第四师、第五师、第六师。第四师：师长张锡龙（后洪超代）、政治委员彭雪枫（后黄克诚代）；第五师师长寻淮洲（后李天佑代）、政治委员乐少华（后为陈阿金、钟赤兵代）；第六师：师长洪超（后彭雪枫代），政治委员陈阿金（后为江华、徐策代）、政治部主任欧阳钦。

1934年1月，中央军委取消了红一方面军的编制，红三军团直属中央指挥，10月10日，红三军团开始参加长征，此时各级主官为：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下辖三个师：第四师师长洪超（后彭雪枫、张宗逊代）、政治委员黄克诚；第五师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钟赤兵；第六师师长曹里怀、政治委员徐策。

1935年遵义会议后，红三军团由于损失巨大，取消了师一级的编制，改组为四个团。7月21日，在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三军团番号取消，部队归红一军团指挥，编为红一军团第四师。

1935年,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张国焘在两河口召开了两个方面军会合后的首次政治局会议,商讨下步行动问题。会上,张国焘对中央作出的决定没有提出反对意见,然而从两河口回到红四方面军后,就立即变卦,提出与中央决定完全相反的南下川康边的主张,并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拖延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他还策动和纵容其支持者向中共中央提出由他出任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专行”的大权。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没有同意张国焘的要求,但为了促进两个方面军的团结,争取张国焘早日改正错误,于1935年7月18日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三天后,中革军委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统一了红军的编制。在这份决定中,红三军团正式将番号改为红三军,军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8月份后由李富春担任),参谋长肖劲光,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红三军团的将士完全拥护并坚决执行了中央的指示。

9月12日,张国焘致电红一军、红三军领导人,企图煽动北进途中的红一军、红三军背叛中央,破坏党的北上方针。彭德怀、李富春和林彪、聂荣臻都及时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张国焘的阴谋没有得逞。同时,中共中央为了解决张国焘阴谋分裂党和红军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红三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李富春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一致同意中央已采取的步骤和今后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并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在这次会议上,为了提高部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红三军军长彭德怀根据形势和战略方针的变化,提出了改变部队编制的建议:“团不设营,每团四个步兵连, 一个重机枪班。团以上不设师,直属军,军改为纵队。上层机关尽量缩小,政治部不要超过六十人,司令部缩小到一百三十人。”会议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作出了将北上红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即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决定,并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副司令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会议还决定成立编制委员会,负责部队的整编工作。

彭德怀为什么会提出把自己辛辛苦苦带出来的部队整编掉呢?在《彭德怀自述》中是这样记载的:“在哈达铺约休息了四五天,从报纸上看到陕北有刘志丹苏区根据地,很高兴。从哈达铺到保安县,还有千余里,要经过六盘山山脉。那时干部和战士真是骨瘦如柴,每天行军,还少不了百八十里。沿途还必须战胜敌军阻击, 尤其是敌骑袭击。为了充实战斗单位,准备继续战斗,部队需要缩编;为了保存干部,发展新区,也必须缩编——取消三军团,编入一军团。我这提议得到军委毛主席同意。”

9月20日,部队全部到达哈达铺休整。期间,部队进行了整编。按照俄界会议精神,中央于22日在关帝庙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正式宣布红一方面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辖三个纵队。第1纵队以红1军为基础共编五个大队,把红三军十三团编入第一纵队，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第二纵队以由红三军团组成的红三军为基础,编三个大队,司令员彭德怀(10月由彭雪枫接任),政治委员李富春,副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肖劲光,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后为罗瑞卿);第十大队(原红十团)大队长黄珍,政委杨勇;第十一大队(原红十一团)大队长和政委仍是邓国清和王平;第十二大队(原红十二团)大队长文年生,政委苏振华。军委直属队编为第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委邓发。

1935年11月3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同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下辖红

一、红十五两个军团,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陕甘支队整编为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军团下辖三个师,一师师长陈赓;二师师长刘亚楼;原三军团的部队编为红四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彭雪枫,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舒同。第十、第十一、十二、十三大队分别编为三个团,红十团团长肖桂,政委杨勇;红十一团长邓国清,政委王平;红十二团团长文年生,政委苏振华。军团还直属两个独立团,由陕北红军和十三大队编成。这次整编以后,再也没有再恢复红三军团番号。袁国平调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政治部主任。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红军学校学员奔赴抗日前线。袁国平奉命留在陇东，担任中共陇东特委书记兼八路军驻陇办事处主任。

二、出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张云逸为参谋长，邓子恢任军政治部副主任。项英等首先建立了新四军的领导机构。正式确定：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任副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其次健全军部内部机构设制。司令部建立参谋处、军法处、副官处、军需处、军医处、秘书处，政治部建立组织部、敌工部、民运部，并开始工作。

1月6日，新四军军部从武汉移驻南昌，开始对南方各游击队实施组编、整训。

1月8日，陈绍禹、周恩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通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已核定新四军编为4个支队。准予照委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别为支队司令。

1月9日，新四军领导机关在南昌正式办公。

3月13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决定派袁国平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

3月18日，毛泽东致电项英，任命袁国平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说：“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能担负独立工作。”

3月下旬，邓子恢抵南昌新四军军部，就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民运部长，并兼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民运部长。

4月26日，袁国平到达皖南歙县岩寺新四军军部，当日即向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支队排以上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新四军今后任务的指示。

6月17日至19日，袁国平主持召开了新四军第一届政治工作会议，确定了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基本方针，指明了领导方式与工作方式。会后，用两个月时间，到南京、江宁、镇江、丹阳、芜湖一带敌后战场视察，到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

叶挺是新四军军长；项英是副军长。按惯例，在行政上叶挺应该领导项英。可新四军是中共的武装部队，中共有一条原则是“党指挥枪”。项英是中共东南分局书记和中央军委分会主席，理应对新四军进行领导，也就是说从党的角度看，项英应该领导暂时“在党的组织外”的叶挺。就是这么一层微妙的关系，加之他们的性格、爱好、经历的不同，两位新四军领导人在后来的相处中总是磕磕碰碰，直至叶挺两次出走，四次辞呈，项英也向党中央三请罢官。

1940年春，国民党政府当局以种种借口给新四军施加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压力，加紧调兵遣将对皖南新四军进行包围。4月，袁国平受军部派遣，抵上饶与国民党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李寿沛、张超洽谈，尔后又与该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谈判。他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同顾据理力争，几经舌战，未能达到协议。

4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停止谈判。

5月6日，军委总政治部发出了《总政治部对于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指示》。指示首先说明：“我们根据中央五月四日对新四军的指示，看了新四军政治部的少数比较旧的材料之后，对新四军政治工作有以下意见。”指示说：“你们起草的政治工作条例是不妥当的。我们必须保证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一切减弱党的领导作用的企图办法，都应当坚持拒绝之。”对袁国平负责的新四军政治部提出了批评。

5月19日，袁国平奉命去重庆，向周恩来汇报皖南情况，并带回周恩来有关尽快撤出皖南的指示，但没能得到认真执行。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的日益加剧，他先后发表了《论合法与不合法》和《本军成立三周年感言》等文章，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活动给予了有力的回击。

6月，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奉周恩来之命，从皖南到重庆接军长叶挺回军部。袁国平抵渝后，周恩来对他作了大量的工作，指出：党中央从组建新四军开始，便要求项英处理好与叶挺的工作关系。但项英做得很不好，以致弄得叶挺感到呆不下去了，再三要求辞职。党中央要求项英必须立即改正对待叶挺的错误态度，尊重他的军事首长的地位和职权，避免再发生叶挺出走的事。

周恩来还告诉袁国平，如果项英以后继续坚持不改，可以在团级以上干部的范围内，批评他的“左”倾右倾错误。右倾就是害怕国民党，不敢斗争；“左”倾就是排外，关门主义，不团结叶挺。

但周恩来这个指示在实际中很难贯彻。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袁国平是一个政治部主任，怎么能随便批评一个党的高级领导人？

叶挺获悉钱俊瑞的处境后很是同情，便热诚地邀请他和作曲家任光一起到新四军，承诺他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开展部队文化宣传工作。当时，国民党顽固派正在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重庆形势日益恶化，经南方局同意，钱俊瑞、任光随叶挺、饶漱石、袁国平一行人，秘密离开重庆，于7月底8月初到达皖南。

袁国平回到云岭军部后，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发展很快。

7月16日，国民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至黄河以北，并要八路军、新四军由五十万人缩编为十万人。

9月19日，毛泽东指示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

10月8日，毛泽东向皖南军部提出了三个行动方案:

一、军部移动到铜陵、繁昌三支队活动地区，准备在顽军进攻时渡江到皖北；

二、如有可能，移到苏南也可；

三、如直接移皖北，即令江北四支队派兵到无为沿江接应。

10月9日，刘少奇致电叶挺、项英，要军部从速北移，指出“如果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

10月12日，毛泽东又再次致电耐心说服项英，说明北移理由，要皖南军部“绝对不要迟延。”

10月21日，毛泽东又致电叶挺、项英，要叶挺尽快渡江，以速为好。

10月25日，毛泽东又向项英等人转发了周恩来“将新四军主力开至江北”的意见。以后的11月15日、11月21日、11月24日、11月30日、12月14日、12月26日等日又反复催促项英尽快北移，或在情况有所变化、项英犹豫不决的情况下给予鼓励，或给予严厉的批评，其目的都是为了要项英北移，但对于党中央的指示，项英或直接拒绝之，或婉言拒绝之。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书记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1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刘少奇、陈毅和项英：

（一）同意在叶挺过江之后，以叶挺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在叶挺未过江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并决定，以胡服为政委，叶、陈、胡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之新四军与八路军。

（二）对外交涉以新四军军部叶、项名义。

（三）项英同志在皖南部队移动事宜就绪，经重庆来延安参加七大。

（四）部队编制即遵照前总今年春的编制表，在克诚处应当有编制表。

11月17日，中共中央电示东南局、中原局：“同意将东南局、中原局扩大为华中局”的建议，华中局领导华中及江南敌后武装斗争区域之一切党政军民工作。

——这一来，就意味着中共中央决定把东南局和中原局合并、皖南新四军军部和华中总部合并，意味着项英到延安参加七大，实际上意味着项英不再直接指挥新四军了。

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海安成立。

12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电，指示他们克服动摇犹豫，坚决执行北移方针。全文如下：“各电均悉。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随后，当天毛泽东再一次同朱德致电项英：“关于销毁机密文电是否执行，你应估计在移动中可能遇到特别困难，可能受袭击，可能遭损失，要把情况特别看严重些，在此基点上，除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外，必须把一切机密文件电报通通销毁，片纸不留。每日收发电稿随看随毁，密码要带在最可靠的同志身上，并预先研究遇危险时如何处置。此事不仅军部，还要通令皖南全军一律实行，不留机密文件片纸只字，是为至要。”这是第三次强调“销毁机密文电”。

12月3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按照30日政治局会议决定，起草致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山东分局，、南方局、南委、八路军新四军各首长电：“军事指挥在总指挥叶挺未到江北以前，统一于副总指挥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

1940年12月28日，项英召开新四军军分委会议，决定于1941年1月上旬北移，致使新四军被围而聚歼，使革命队伍遭受惨重损失。

新四军军部1941年1月1日致电毛泽东等，告“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但对向苏南转移的具体路线未加说明。

1941年1月3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叶挺、项英：“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

三、自戕殉国章家渡

1月7日上午，新四军在北移途中于星潭受阻。新四军军部于7号下午3点在丕岭到星潭之间的百户坑军指挥所召开会议，由军分会书记项英主持，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未接通知主动参会。会上叶挺和一些同志主张打出星潭去，但项英举棋不定，也没给部队下达任何指示。会议断断续续一直拖到夜里十点，长达七小时之久。

1月8日晚新四军电台侦听到国民党军前敌总指挥上官云相“决于明（9）日拂晓再行全线进攻”的总攻击令，军首长研究决定经高坦、茂林方向突围。当项英到达高坦时，茂林方向枪声密集，新三团正与敌一四四师的部队战斗，加之敌军七十九师四三二团逼近，项英把当时的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以为局面失控，从而率小队仓忙出走。

项英在战场情况最危急的时候，既不做任何决策，也不交待别人替代他的指挥，就失踪了。项英带着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军分会秘书长李一氓以及少数随行人员，于1月8日深夜悄悄出走，试图钻出敌人的包围圈未果，于1月10日下午回到新四军军部，这是项英革命生涯中极其遗憾的一段历史。

叶挺发现项英等人不见后，曾派人到处寻找。叶挺去找饶漱石，向他通报了这一情况。项英的不辞而别，令饶漱石等人大感意外，叶挺说：“所谓新四军的创造者都走了，政治上我不能解释，我很气愤。”饶漱石即召集军部干部开会，当场亮明了自己的东南局副书记和新四军分会委员的身份。

最后确认他们已经离队，新四军军长军长叶挺和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于1月9日电告毛泽东、刘少奇。

当日中原局复电叶挺、饶漱石：“望你们竭力支持挽救危局，全力突围走苏南。”

11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叶挺：“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

12日中央又来电：“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等人不辞而别，导致新四军领导中枢瘫痪，在干部中产生很大负面影响。张銍秀在论及此事时说：“若他们自始至终坚定地与叶军长站在一起，患难与共，那对叶军长不知有多大支持，对部队的士气不知有多大鼓舞！那样，我大军从西面杀出重围亦未可知。”

项英在离队又归队后，深知自己责任重大，不管发生何种情况，无论有任何理由，都不能、也不应该离开正在浴血奋战的新四军指战员，所以他在给中共中央电报中检讨说：“今日已归队。前天突围被阻，部队被围于大矗山中，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企图带小队穿插绕小道而出，因时间快要天亮，曾派人[请]希夷来商计，他在前线未来，故临时只找着国平、子昆，至9日即感觉不对，未等希夷及其他同志开会，影响甚坏。今日闻五团在附近，及赶到时与军部汇合。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

项英为什么要仓促地在1月8日深夜带小队人员出走呢？项英本人说得最透彻，思想发生动摇，才犯了离队出走这样的大错。之后他对自己的离队错误也追悔莫及。项英后来碰到谢忠良、张益平、陈仁洪、马长炎等同志时，多次表示皖南事变造成新四军这么大的损失，不能怪老叶，他要负主要责任。

1941年1月13日，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军部和部队九千多人遭到国民党军队重兵包围。

1月13日午夜，袁国平随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率领警卫员和侦察连冲出石井坑。因袁国平眼腈近视，加上黑夜山路难行，不久便与项英、周子昆走散。

在万分危急之际，袁国平挺身而出，指挥被打散的一部分部队继续突围北撤。激战中，他身中数弹，倒在一条沟底的草丛中。他的警卫员陈阿金以为首长已牺牲，遂自行突围去了。

14日晚八九点钟时候，军部卫士连副连长李甫突围到达这里时，发现了血肉模糊的袁国平。大家立即围上去，连声喊着：“袁主任，袁主任!”

袁国平慢慢地睁开了眼睛，有气无力地说：“你们走你们的，赶快突围出去，不要管我了。”

战士借着探照灯的光亮迅速查看了袁国平的伤势，发现他全身四处中弹，其中一颗子弹穿透左胸。李甫立即组织几位身强力壮的战士轮流背着袁国平继续突围。

1月15日凌晨，大家赶到章家渡。这里水深齐胸，河面较宽，无从找船，几个人将袁国平抬在肩上涉水过河。不幸的是，部队在过河时被敌人发觉，密集的子弹扫过来，许多同志牺牲了。袁国平好几次掉进水里，又一次次被战士们从水里捞起，顶起来继续前进。这样折腾了好几次，二三百米宽的章家渡用了四十多分钟才渡过。一百余名战士过了河只剩下三四十人了。

过了河，大家在章家渡下游的一个庙门口稍事休息。战士们围着袁国平，一声声地呼唤着：“袁主任——袁主任——”过了好一阵子，袁国平慢慢地睁开眼睛，挣扎着用微弱的声音讲了最后几句话：“……不要……管……我了……，向……组织上……汇……报……”

战士们感到揪心的难过，不忍心抛下首长而去。趁大家不注意时，袁国平从口袋里摸出手枪，向自己的头部扣动了扳机……临终前他非常沉痛地说了这样的话：“我革命多年，想不到最后还犯了这样严重的自由主义错误，现在要请党中央处分，也不来及了。”

袁国平牺牲时年仅三十五岁。

袁国平壮烈牺牲后，卫士连副连长李甫把袁国平的遗体交给当地游击队负责人刘奎，随后便继续突围。李甫他们离开后，刘奎找到当地的一个老木匠，告诉他，这是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遗体，“请你把他藏好，千万别让人知道……”老人点头答应。后来，老人临终的时候交代老伴说，祖坟里埋葬着袁国平，等新四军回来一定要把他交给部队。就这样，老太太每年清明都去上坟。直到1949年解放军打到芜湖，老太太才让她的儿子打听解放军是不是当年的新四军。她的儿子在芜湖找到了部队，并与刘奎取得了联系。

新中国建立后不久，袁国平的夫人邱一涵和儿子袁振威，周子昆的夫人何子友和女儿周民、儿子周林及项英的女儿项苏云、儿子项学成等分别向组织上反映，要求寻找烈士遗骸正式予以安葬。此要求得到刘伯承的同意。

1952年，当时的华东军区决定重新安葬皖南事变三烈士(项英、周子昆、袁国平)。

周恩来亲笔写信将刘奎从朝鲜战场调回国内，并指派由刘奎同志负责去皖南查寻项英、周子昆、袁国平遇难遗骸。

刘奎和项英之子项学成前往泾县，寻找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三人的遗骨。

8月14日，刘奎带着华东军区政治部的几位同志，还有周子昆同志的生前警卫员黄诚、项英同志的儿子项学成，一起来到安徽省泾县茂林镇赤坑山，很快在当年他亲手掩埋项英、周子昆同志尸体的地方，找到了两位首长的遗骸；但在寻找袁国平同志的遗骸时，却费了一番很大周折，因为皖南突围时，刘奎是在晚上掩埋牺牲了的袁国平，现在时间隔了这么久，一下子要找到当年掩埋袁国平同志遗体的地方，确实很难，但刘奎怀着对革命先烈的执着感情，在一个个墓前找，在一幅幅露棺前查，经过近十天的查找，终于在一幅露棺前找到了他当年亲手刻下的“袁国平”三个字的石碑，这样，才好不容易找到了袁国平同志的遗骸。8月26日，刘奎将项英、周子昆、袁国平三烈士的遗骸护送到南京时，对前来送棂的芜湖专区和泾县县委的领导同志，一是表示感谢，二是委托他们务必查一下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叛徒刘厚总的下落，如果有了线索，请立即通知他，他将配合公安部门一起参加追捕刘厚总的行动。

1955年5月，坐落在南京雨花台望江矶三烈士墓完工。6月19日，三烈士的遗骸移入墓中。

袁振威，袁国平烈士之子，海军指挥学院教授。他回忆：

“14日晚，在激战中，父亲身中四弹，跌倒在树丛中。当他被军部卫士连副连长李甫及战士们发现时，已是血肉模糊。他睁开眼睛，吃力地对李甫说：‘赶快突围，把他们带出去……不要管我了！’战士们不肯把首长丢下，就用树枝简单地扎了个担架，抬着他走。第二天清晨，他们赶到青弋江边，渡河时被堵截的敌人发现，密集的子弹射来，战士一个个倒下，父亲也掉进水中。战士们前赴后继地把他抬起，一边回击敌人一边强渡，激战约四十分钟才到达对岸。此时，一百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三四十人了。”袁振威说。

袁振威说，父亲在渡河时再度受伤，战士们喊了半天才醒来。他挣扎着把笔记本和七块大洋交给李甫，断断续续地说：“不要管我了……否则一个都出不去……替我向组织上汇报。”并指着大洋说：“这是党费……”就在战士们泣不成声时，父亲悄悄摸出手枪，对准太阳穴扣动扳机，用年仅三十五岁的年轻生命，践行了他说过的“如果我们有一百发子弹，要用九十九发射向敌人，最后一发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的阵前誓言。

袁国平遗骸于1955年6月19日移葬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从戎黄埔军校、首义南昌、发展红军丰功在。纵横湘鄂赣边、抗敌江南、坚持革命壮志存。”这是袁国平同志牺牲后，王首道同志为他作的挽联。

202_年，袁国平百年诞辰。经中央批准，中央党史文献研究室等单位联合摄制了大型人物传记片《父亲·将军》并在央视播出。拍摄期间，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在接见袁国平之子袁振威（南京海军指挥学院教授）时说：你父亲袁国平贡献很大，一百发子弹射向敌人，一发留给自己，不连累战友，不当俘虏，了不起。

袁国平同志的妻子邱一涵同志也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女战士，《续西行漫记》中提到的三十位“红军女领袖”，其中就有她。他们是1929年结婚的，是军中闻名的恩爱夫妻，政治上相互关心，工作中相互支持。1940年他俩还被新四军军部评为模范夫妻。为了革命的事业，他们把子女寄养在乡下，以致女儿殁于贫病无医，儿子幼年失学。

“我有两个姐姐，大姐先是由外公外婆照料，后来因在逃难中两老相继去世，大姐给人家做了童养媳，二姐因贫病无医而夭折。”袁振威说，他的出生，给父母亲带来了无比的欢乐和欣慰，但为了抗日，父母还是没法把他留在身边。

“我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回了老家湖南宝庆，由奶奶抚养。我不满两岁时，父亲牺牲了，听闻噩耗后，奶奶哭瞎了双眼。日本鬼子侵占家乡后，我们和组织上失去了联系，我一度牵着双目失明的奶奶讨饭度日。”

袁振威说，1946年，母亲经组织批准，托人寻找他们祖孙俩。

“来人找到我们时，我肚子上长了个大脓包，发着高烧，迷迷糊糊的蜷缩在奶奶的怀里。他们赶紧把我送进了医院。病愈后，我问妈妈，爸爸去哪儿了。她不忍心告诉我真相，只说，‘你爸爸在外地’。”

后来，袁振威随母亲到了济南，就读锻店小学，这是一所以农民孩子为主的乡间小学。“母亲认为，这样的学习环境更能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她一直没有告诉我父亲的真实情况，有时候我问起来，她只说我父亲是炊事员，随部队在前方打仗，并且语重心长地教导我，革命队伍里工作，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后来我知道父亲的真实情况后，她也一再提醒我，不要把父亲的功劳记在自己的账上。”

“母亲因战斗负伤、积劳成疾，于1956年病逝，年仅49岁。民政部为她颁发了烈士证书。母亲没有对我的生活做过任何安排，然而，她的谆谆教诲‘忘记社会给予的一切优越条件，依靠自己去生活’，是留给我的最珍贵遗产。”袁振威说。

1941年1月，“皖南事变”袁国平同志壮烈牺牲后，组织上调邱一涵同志到豫皖苏边根据地，彭雪枫同志推荐她到抗大四分校工作，后来担任校政治部主任。她强忍失去亲密战友的悲痛，继续为党工作，深受人们的敬佩。

渡江战役胜利后，她从部队转到地方，参加了南京市的接管工作。1952年10月，苏北区和苏南区合并成立江苏省，邱一涵同志任江苏省委常委、监察委员会书记。

1956年因患癌症去世。安葬时，唐亮、宋时轮、钟期光等亲自扶灵，几十名将军及近百名省市领导、上千名群众为她送行，情景感人。

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

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项英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南昌国民党省党部纪念周上发表的演说，即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此后，他对统一战线的了解，都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他不认识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斗争性，他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并使皖南部队失去精神准备。在此问题上，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是完全和项英一致的。他所领导的政治工作，也是失去党的独立性，引导新四军去适合国民党要求的。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经常的程度。关于项、袁所犯各项原则错误，经中央从去年夏季起历次严厉批评之后，项、袁表面上表示服从，中央方以为他们有了转变，今始证明依然未改。在新四军之其他部分，则在胡服、陈毅诸同志领导下，或则执行了正确的转变，例如皖东与苏南，或则自始即未受项、袁错误领导的影响，例如鄂中与淮北。在这些地方的新四军，适与项、袁直接领导之皖南部分（约占老部队三分之一，在全军则占九分之一）成为相反之对照。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项、肃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刚刚开动走三十里，又停下来，在泾县以南之茂林村地方，徘徊不进，让反共军逐渐合围，最后，除傅秋涛同志率领一部突出外（但至今尚未脱离大包围），主力约七千人全部覆灭。该部于一月五日开至茂林，在蒋介石、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之反共军七万人合围后，仓促应战，除项英、肃国平等数人仍然表示可耻的怯懦动摇外，全体指战员在军长叶挺与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二人领导下，与反共军激战七昼夜，表示了共产党员与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但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事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遂至陷于失败。此次失败，及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至此次失败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查，但具中许多情节是令人怀疑的。当项英、袁国平一贯执行其机会主义路线时，新四军军委分会委员与东南局委员中即有不满或反对项、袁错误的同志。对于项英压制干部积极性的家长制态度，党内不满意的人是很多的。当胡服同志在皖东，陈毅同志在苏南，传达中央指示，执行工作转变时，当地同志全体对于项英错误的坚决反对与对于中央路线的热烈拥护，就是明显的证据。为了今后正确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胜利地进行抗日反汉奸的斗争，中央对于项英、袁国平所犯错误特有如下之决定：

（一）军队干部，特别是各个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人员，由于中国革命中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决不能发展到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否则是异常危险的。过去的张国焘与现在的项英、袁国平，都因不服从中央而失败，全党全军应该警惕，引为鉴戒。当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时，项英、袁国平也是参加的，但随后他们却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约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深自省察。须知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如果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何等能力，结果总是要失败的。虽然在现时我们还不把项英与叛变了的张国焘同等看待，还待他今后事实的证明，如果项英没有在战斗中牺牲与没有冲出包围而是被反共军俘虏，我们还希望他们在被俘后能够表示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但项英的机会主义错误是应该指出的。必须估计到游击战争环境，即在今后仍有可能产生如象张国焘或项英这类人物，因此加重了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而对于已经犯了严重错误又不服从中央或上级领导的同志，必须及时预防，加以调动与处置，这亦是从项、袁失败应该引出教训的。

（二）当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处于严重困难关头，蒋介石与国民党实行坚决的反共政策之时，我全党全军必须以项、袁为戒，于坚持抗日立场之下，在精神上、政治上、军事上及一切组织上严肃我党我军的阵容，方能粉碎蒋介石及居民党的反共进攻，与胜利的进行抗日战争。

（三）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内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袁的斗争，但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

（四）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

第二篇：梵高之死惊人真相大揭秘

梵高之死惊人真相大揭秘

文森特.梵.高，一个死后才被记得的名字，作品才被认同的画家。或许每个人都想获得梵高死后的备受世界瞩目的殊荣，但绝不会有人想要像梵高一样活着。

长期以来，自杀一直是梵高毫无疑义的死因。梵高“自杀说”深入人心，被广泛接受。在一位法医学专家声称梵高是被谋杀后，梵高之死的真相成为了谜团解密的热门话题。

1890年7月，梵高胸部中弹死亡，艺术历史学家一直认为他死于自杀。然而，美国传记作家史蒂文o纳非和乔治瑞o怀特o史密斯10年研究得出了梵高死于他杀的惊人结论。

旷世罕遇的痴情艺术家

他遇到的第一个女人叫凯。他爱她，但凯不爱他。第二个女人是一个被自己男人抛弃的孕妇，他请她当模特儿。这是凡高一生中最愉快的日子。第三个女人梵高说她身上有某种高尚的东西，而且他爱她，她也爱他。但是最终也被拆开了。现在梵高只能和女模特在一起，在妓院里他割下自己的一只耳朵要送给谁，有80多人签名要求把他监禁起来，他说：“我所求的是在我作画，或吃饭，或睡觉，或到妓院去换换口味时，人们不要干涉我。”但他还是什么都被干涉了。

梵高自杀论的由来

梵高自杀说的始作俑者埃米尔o伯纳德在写给一个评论家的信中说梵高死于自杀，两年前他曾用过同样的伎俩，说梵高割下了耳朵的一部分。但伯纳德没有出现在梵高临终前的病床前。

在1934年出版的欧文o斯通所著的《渴望生活o梵高传》里，梵高就是这样死去的。这是一个伟大的传奇故事：世界上最受爱戴的艺术家、荷兰画家梵高去世。

自杀论的惊人疑惑

事实上也很难有人能做到用左手射击自己的左侧。梵高不是左撇子。世人惊人的发现是：梵高自己没有描述他生命中最后的日子；他没有留下自杀前的遗书；他死之前写给弟弟提奥信件的内容是乐观的，甚至描述了未来的计划。

最不合理的是，自杀的人会对着自己的腹部开枪，开枪后带着子弹走了1.5公里回到自己的住处，整整受29个小时的折磨才死去。没有人知道梵高有枪，也没有人承认在梵高自杀后找到了那把枪。

他杀说的兴起

202_年，奈菲和史密斯出版传记《梵高：人生》，首次提出了“梵高不是自杀”，而是死于小镇少年的误杀，结果引起轩然大波。普利策的获奖作家们表示：这位画家很有可能是被两个男孩出于意外射杀的；为了保护他们，画家选择抗下责任。梵高博物馆的馆长称，“我觉得很有可能文特森他为了保护男孩们，把这次意外当作自己不堪重负的一生所意想不到的终结。”

法医专家的结论：不是自杀

枪伤专家文特森o迪马尤博士认为这伤口“不是自己造成的”。梵高的伤口周围有一圈棕色和紫色的晕。紫色的晕圈是子弹中伤血管后皮下流血造成的，而且常见于中枪后还留有一口气的死者。棕色的晕圈是擦伤晕圈，并且几乎所有伤口入口都有。法医Di Maio曾假设梵高以一种扭曲的姿态举枪自杀，在这种情况下，伤口附近必然会有烟灰、火药的粉尘以及皮肤灼伤的痕迹，但任何一份法医报告中都没有见到这些。

迪马尤声称，在所有医学的可能性中，梵高的伤口不是自己造成的，换而言之。他没有朝自己开枪。伤口入口就该是被煤烟弄脏，出现粉末的纹身样，且入口处的皮肤是灼伤的。

杀梵高的真凶

雷内o 萨克里坦（René Secrétan）很可能是凶手。

1890年，16岁的少年雷内o萨经常率领一群小混混用恶作剧欺负人，他买了一把老式小口径手枪，打算对付“怪人”梵高。梵高不止一次受到雷内和他伙伴的捉弄。

奥威尔当地一个望族的女儿曾称，那致命的枪声响起的时候，梵高是在通往雷内家别墅的路上而不是在麦田里。

后来雷内o 萨克里坦说，几个“小男孩”意外击中了梵高，男孩没敢出来承认，是因为他们害怕被指控谋杀，最后梵高选择保护他们，自己将这次枪击事件揽下来，给世人留下了一个“自杀式殉道”的结局。

重写历史不是件容易事

自杀论或多或少已在过去人的脑海中根深蒂固，并且通过代代相传成为了某种意义上不言而喻的事实。“自杀”一直是梵高传奇中毋庸置疑的最后一章，公众热爱那些画面。

现在要人们接受梵高不是自杀而是被人误杀了，似乎总少了些艺术神秘的美感。梵高的自杀已成为艺术殉道之路上伟大的终章，这是他的荆棘之冠。

第三篇：毕业感言袁平

致九一班可爱的“小冤家”

那一天还是来了，悄无声息,毫无防备。

三年前、谁都不认识谁；三年后、谁都了解谁；三年、从陌生到熟悉，傻傻的看着孩子们离开，有些羡慕，有些不舍。

三年、一个看似漫长却并不漫长的日子就这样过去了，一转眼我们就将离别了初三的苦日子，一切的习惯变得那么的不习惯。听着孩子们唱给我们的“父亲”，心里甜甜的，也酸酸的，好幸福，好感动，是啊，三年来，我何尝不像一位父亲的要求他们，更像一位兄长般的融洽相处。

三年、每个人都在这成长了。

三年、每个人都在这蜕变了。

三年、把酸甜苦辣都尝遍了。

三年、把喜怒哀乐都经历了。

偶尔想起三年前的日子，会觉得有点幼稚、有点可笑、有点温馨.偶尔看到空间里的相片，会觉得有点熟悉、有点追忆、有点开心.三年间的点点滴滴不曾忘记.三年间的朝朝暮暮浮现脑海.不曾觉得、就这样过了三年.三年、一点都不漫长.每个人都长大了.每个人都懂事了.有些回忆，我们不曾忘记，却因为岁月淡忘了！有些故事，我们不提，或者想不起，直到有一天，募然回首，才发现我们失去太多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那段生活，过了就不在重来。

总有一天，我们会离去，或许以后，因为时间、我们谁也不能陪谁？但如果有一天，我想起你们，脑海里挥之不去的记忆;有的是失望有的是开心。如果有天我们在街上相遇，那是上天赐给我们惊喜，所以我坚信我们都会再次相遇。

朋友们，为了你们的理想去努力去拼搏吧！成功属于每一个有准备的同学。

亲爱的朋友请不要难过，离别以后要彼此珍重。

突然有种想哭的感觉，不经意我们都在长大。

以后的日子聚少离多了„„

人生难得有几个如此知己

遇见你们是我一辈子的幸福

无论今后我们身在哪个角落

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

希望能帮到你，但还是自己写最好，因为那样的感情才是最真实的。

散了吧，这是不可避免的，就这样吧，要适应没有大家的日子。。。

。

第四篇：袁罗小学自行车棚管理制度

袁罗小学自行车棚管理制度

一、行车进入车棚后，应从管理人员的指挥，按编号做到有序停放。

二、停入好自行车后，必须将车锁锁好，以免丢失。

三、自行车进入车棚后，无特殊情况，中途原则上不准取放自行车；如需中途取自行车的，需经班主任书面同意后，经车辆管理人员认可后，方可取车。

四、在停放自行车时，不准拥挤、打闹，以防事故发生。

五、必须遵守自行车停放时间，在规定的时间内将自行车停放或推出车棚。

六、遇车辆丢失等事件发生，应及时向管理人员汇报。

七、节假日期间，学校实行关闭制，未经批准，车辆一律不得停放在校内。

第五篇：07袁罗中学勤工俭学工作总结

08袁罗中学勤工俭学工作总结

勤工俭学是搞好校园经济的实施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课程规划一项内容，同时能增加学校经费来源，培养学生热爱劳动习惯，养成学生吃苦耐劳品质的一种手段。为此我校在今年的此项工作中着重做了以下点，现总结如下：

一加强领导，建立组织

为了确保勤工俭学的顺利实施，发展校园经济，我校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德育主任、后勤主任为副组长，班主任为成员的勤工俭学领导小组。由领导小组统一部署，指挥全校师生的勤工俭学工作，使此项工作纳入了我校的工作计划，并适时地开展活动，使勤工俭学达到了正规化、经常化和系统化。

二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今年新学期开学以来，我校全体师生利用劳动实践课统一学习了市、区局的有关文件精神，统一师生的思想、提高广大师生的认识，使全体师生切实认识到勤工俭学的重大意义和美好前景，从而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师生勤工俭学，搞好校园经济的热情。另外我们还利用橱窗板报等形式宣传有关内容，形成了良好的勤工俭氛围。

三 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做到体能与经济的双丰收

1、新学期开学经后，我们利用和农校田比邻的优势，农校达成了共识，把农校的大葱基地和葱蒜基地作为我们的劳动基地，首先我们利用劳动实践的时间请成校，校长巴焕志给全体师生讲课，传授有

关劳动技能，这样就使广大师生有了理论基础，然后我们又轮流组织全校师生到基地劳动从种植到管理、收获，样样参加。每个农时、每顶农活都有班级去实践。另外，农校的领导、技术人员和我校的领导小组成员也亲临现场和同学们边指挥边辅导，这样通过近学期工作我们觉得学生在体能、素质、品质等方面得到培养，我们学校还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我们把这样的补偿用于校园改造和改善学校设施，真正实现了多方面的收获。

2、我校在08年夏季，我校在5亩经济田种植了九叶齐大葱籽，由于有部分受灾收成不理想，预计收入1000元，在秋季我们又在这4亩经济田中种植了玉米，单产500斤，收入1200元，这样我校的勤工俭学在08年实现经济收入2400余元。在学校周围种植大豆，玉米，和地瓜为师生们提供了较为丰厚的食物，得到的全体师生的高度评价，上级领导也给充分表扬。

四、存在的问题与今后的打算

以上是我们在勤工俭学工作中的一些作法，我们了感到做的还很远，还不够，我们的勤工俭学思路不够开阔。如：部分领导教师对勤工俭学认识不足，认为发展勤工俭学影响学校的教学；还有校园经济发展的不快，经济收入较少等。但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在今后把勤工俭学工作做的更好。改变观念，踏踏实实地干好此项工作，为袁罗中学的校园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袁罗中学

202_.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