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人民日报：美主流媒体歪曲昆明恐袭事件

人民日报：美主流媒体歪曲昆明恐袭事件

十足的虚伪与冷酷（国际论坛）

温宪

3月1日晚，10余名统一着装的暴徒蒙面持刀在云南昆明火车站广场、售票厅等处砍杀无辜群众，造成29人死亡、100多人受伤。这起暴力恐怖事件突显了犯罪者反人类、反文明、反社会的残暴本质，他们是不折不扣的恐怖分子。

但是，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美联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在内的一些西方媒体的报道阴阳怪气、逻辑混乱，甚至别有用心地挑拨离间。这些媒体一向在反恐问题上叫得最响，但在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事件上的群体性失明与乱语令人气愤。

大量事实充分证明，这一丧心病狂的暴行，是赤裸裸的暴力恐怖犯罪。但一些西方媒体在报道中不愿使用“恐怖分子”一词，并不顾事实真相，混淆黑白。CNN在相关报道中将恐怖分子打上引号，并居心叵测地称此类持刀袭击并非第一次，2010和2012年也在校园发生过，但并无“政治联系”。美联社在相关报道中加上“官方所称的恐怖分子”这一前缀，《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将恐怖分子称为“攻击者”。在讲述事件来龙去脉时，CNN、《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无视新疆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毫不掩饰地挑拨中华民族关系。更有甚者，美联社在选择性引用某受访者的话时，竟声称“应让维吾尔人独立”。

在如此一清二楚的事实面前，这些媒体的表现已经不仅仅是虚伪，而是在偏见的驱使下全然露出一副冷酷嘴脸。你们不是说“人权”吗？你们看到那些倒在血泊中的无辜生命了吗？你们的文字中体现出了哪怕一点点对受害者人权的关心吗？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哪怕死亡人数少得多，你们又将会怎样评判事件性质，你们会如此吝啬使用“恐怖分子”一词吗？

偏见早已成为美国某些人观察中国新疆问题的痼疾。令人记忆犹新的是，就在不久前，美国政府不顾中国反对，将关押在关塔那摩基地军事拘留中心的最后3名中国维吾尔族囚犯移交给了斯洛伐克。这些嫌犯是联合国安理会认定的恐怖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成员，是地地道道的恐怖分子。而美国的逻辑是，只要这些人不祸害美国，他们就不是美国眼中的“恐怖分子”。长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不愿称疆独分子制造的种种血腥暴力事件为“恐怖主义事件”，转而指责中国的所作所为。美国政府对疆独分子的这一纵容态度无疑助长了其嚣张气焰。在昆明火车站发生的惨剧背后，美国媒体和政府难道不应该做更为深刻的反省吗？！

在恐怖主义及恐怖分子问题上，美国及一些西方媒体所奉行的双重标准实则损人不利己。搬起石头害人，说不定哪天石头掉下来会砸在自己脚上。

第二篇：从“昆明暴恐事件”看主流媒体微博传播中的编码与解码

从“昆明暴恐事件”看主流媒体微博传播中的编码与解码

【摘要】“昆明暴恐事件”发生之后，社会各界反响强烈，网络舆论一片哗然。本文以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为基础，试图探究突发事件中主流媒体利用微博进行编码以及微博用户对此进行解码的全过程。研究发现：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在微博时代仍具有适用性。但是，由于受众的主动性增强，受众解码不再是微博意义传播的终点，主流媒体和普通网民会在微博平台上展开互动和博弈。

【关键词】突发事件主流媒体编码解码

突发事件指的是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①这类事件因为其所具有的突发性、显著性、灾难性、接近性和人情味等很自然地成为了各大媒体进行新闻报道的重中之重。而如今，随着微博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通过微博了解信息并主动投身到信息的互动传播和分享当中。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微博迅速成为舆论的集散地，主流媒体所构建的官方舆论场和普通网民所建构的民间舆论场在微博空间里展开了互动和博弈。本文以人民日报新浪微博为个案，分析2014年3月1日发生的“昆明暴恐事件”，试图探究突发事件中主流媒体利用微博进行编码以及微博用户对此进行解码的全过程。

一、研究对象及方法

2014年3月1日21时20分左右在云南昆明火车站发生了一起由新疆分裂势力组织策划的无差别砍杀事件。“昆明暴恐事件”是一起典型的突发事件，事件发生之后，社会各界反响强烈，网络舆论一片哗然，微博迅速成为这起突发事件舆论的集散地。一方面，主流媒体积极利用微博平台发声，引导网络舆论，@人民日报（22：30）、@新华视点（22：55）、@央视新闻（23：13）等均在第一时间介入此事；另一方面，这起突发事件也引起了网民的广泛讨论，并与主流媒体积极互动。

本文的研究是建立在“编码解码”理论基础上的，采用个案研究和文本分析法，对@人民日报关于“昆明暴恐事件”的微博报道以及网民对此的评论进行文本分析，揭示这些文本背后的含义。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微博热门话题的热度通常保持三到七天，除非事件真相不明或者有重大变化，否则关注度会逐渐下降，所以本文统计的文本截止时间为2014年3月7日24时。

二、主流媒体微博传播中的编码与解码

（一）编码――意义生成的过程

霍尔将文本的生产流通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就是文本意义的生成，也就是所谓的编码阶段。在这一阶段，编码者对世界的看法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如何取舍材料、如何建构“现实”都掌握在编码者的手里。

1、编码文本的内容

截止到2014年3月7日24时，@人民日报共发布关于“昆明暴恐事件”的微博123条。将这123条微博提取关键词并确定主旨，我们发现@人民日报在对“昆明暴恐事件”的信息进行编码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突发事件本身，领导人反应，关于事件的评论，哀悼与祈福，正能量及其他。（具体见图1）

通过对编码文本的内容构成进行分析，笔者发现，22%的微博内容是针对事件本身，如“一伙男子持械冲昆明火车站广场见人就砍、昆明严重暴力恐怖案已致29死143伤其中重伤73人、昆明暴恐案告破团伙6男2女”等。可见，微博时代，当面对突发事件时，主流媒体会在第一时间及时发布事件的最新进展，而事件进展的及时公开对引导网络舆论、消除网民的恐慌心理具有积极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针对事件本身的微博报道由于主要偏重于提供事实和信息，所以价值判断色彩较弱。相比之下，偏重情感表达、评论、倡议的微博报道价值判断色彩更强，舆论引导能力也更强。所以，@人民日报在编码过程中对这类报道也更为重视。在@人民日报发布的123条相关微博中，超过1/4的内容涉及“正能量”，如“民众挤爆昆明献血点、#为平民英雄点赞#”等。当“昆明暴恐事件”发生之后，事件的恶劣程度在普通网民中造成了一定的恐慌，而且也引发了一定程度上的民族敌对情绪，在这种背景下，@人民日报积极弘扬正能量，塑造了众多“平民英雄”、“新疆好人”的形象，试图将网民从悲伤的情绪中解放出来，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同时，除了弘扬正能量，@人民日报也利用倡议和评论的方式来引导网络舆论，如“人民微评：谴责暴力严惩凶手、微倡议：面对暴恐，我们需要团结与信任”等。这些评论和倡议要求普通民众团结一心，具有很强的舆论引导作用。总的说来，虽然在微博平台上，@人民日报发布的信息更加多元和灵活，但从本质上看它始终是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昆明暴恐事件”发生之后，无论是及时报道事件的最新进展，还是安抚民心，积极引导舆论，@人民日报对信息的编码过程始终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下完成的。

2、编码文本的意义建构

（1）编织“英雄式人物”的神话

罗兰?巴特的“神话”系统是在索绪尔能指所指的理论基础之上添加了第二层面的指意系统，它披露了隐含在表征系统背后更意识形态化的深层意义。而大众传媒在进行编码的过程中，为了潜移默化地宣扬主流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引导，也会极力去编织一个“神话”系统。

@人民日报在对“昆明暴恐事件”进行编码时，也构建了一个“英雄式人物”的神话系统。为此，笔者选择了@人民日报发布的两则具有代表性的微博进行文本分析。

1、【带伤追凶的派出所队长】谢林是火车站派出所执勤三中队队长，五名歹徒向北京路与永平路方向砍杀，他在后面紧追，这时他已被砍伤，头上有约10厘米长的刀口。大家将歹徒围住后，有人脱下白衬衣按在他的头部，结果“没多久衣服就被血渗透。”目前他仍在重症室紧张抢救，祈祷平安！

2、【倒在血泊中的两位保安】昆明火车站某牛肉面馆的保安老刘截住其中一名歹徒，被歹徒一刀刺中前胸，倒在血泊中。另一边，火车站广场30多岁的丁姓保安一棍打在一名歹徒身上，瞬间被五名歹徒围住，被乱刀砍死。你们是无辜遇难者，你们也是平民英雄。

梵?迪克在《作为话语的新闻》中指出：“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中，我们就期待着人们特别注意救援行动的进展和最终解决这一难题的英雄人物。”②而“英雄式”人物也正是这两则微博共同编织的媒体神话。从这两则微博中，媒体凸显了公安干警和普通民众“敢于与恶势力作斗争”、“不怕牺牲”的形象，将他们塑造成了勇敢无畏的“英雄”。神话是具有转喻性的，虽然这两则微博描述的都是个例，但现实片段却被转喻成了普遍的现象，我们很自然地认为公安干警、普通民众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与暴力事件作斗争，暴徒虽然穷凶极恶，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最终会得到法律的严惩。可见，@人民日报通过构造突发事件中种种“英雄式人物”的神话，对“现实”进行了筛选和转化，营造了积极、充满正能量的舆论氛围，潜移默化地向人们灌输了主流意识形态。

（2）建构“我们”的共同体

@人民日报在对“昆明暴恐事件”进行编码时，试图构建“我们”的共同体。微博文本隐含了“我们”与“他们”的隐喻，前者是普通民众/弱势群体、团结一心，后者是暴徒/伤及无辜、灭绝人性。这两者的二元对立贯穿了整个事件的编码过程。“如此可敬可爱的群众居然有暴徒残害他们，凶手必受严惩”、“当凶残利刃挥向手无寸铁的普通人，疼痛蔓延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从这些微博文本中，我们不难发现@人民日报通过编码使普通民众成为了“我们”中的一份子，而暴徒成了人民的对立面，强调民众“手无寸铁”、“可敬可爱”更凸显了暴徒的穷凶极恶，社会凝聚力得以加强。除此之外，@人民日报还构建了一组“我们”与“他们”的隐喻，即中国/受西方媒体不公平待遇的国家与西方媒体/用双重标准报道恐怖事件。在3月2日到3月3日，@人民日报集中发布了7条微博谴责西方媒体对“昆明暴恐事件”报道的闪烁其词、态度暧昧。“CNN：为什么要在恐怖分子上面加引号？！”、“对911恐怖袭击，中国给予人道同情，对昆明暴力恐怖事件，一些美媒却用双重标准。为什么？请回答！”在这些微博中，@人民日报反复用到疑问句，表面上看是对西方媒体提出质疑，其实深层次的用意是引发每个普通民众的思考，构建民族主义的共同体，引导民众朝着“正确方向”解码。

（二）解码――意义解读的过程

通过上文中对编码过程的分析，笔者发现，编码者是在主流意识形态框架下赋予文本以意义的，而且他们也希望受众能按照他们“挑选出来的解读方案”进行解码。但是，在实际的解码过程中，受众并不是被动的接收者，编码与译码过程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所有编码能试图“偏爱”某种译码却无法规定或保证那种译码。③尤其是在微博时代，微博的低门槛、草根性、匿名性使得受众可以“畅所欲言”。结合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笔者认为，在这次突发事件中，受众对编码文本的解读方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支配式解码

这一解码方式即受众的解码立场与传播者的编码立场一致，受众完全接受了大众媒体传递的信息及其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这是编码者心目中最理想的“完全不失真的传播”。在“昆明暴恐事件”发生之后，@人民日报及时报道了这起突发事件的最新进展，积极弘扬正能量，呼吁普通民众团结起来。而这些大众媒体极力传播的主导意义也得到了广大微博用户的回应。如：网民“法盲小霍”说：“今晚我们都是昆明人，昆明挺住。”网民“大个儿Lily”说：“逝者安息！针对平民施暴的犯罪分子，丧心病狂！必须严惩！”等。在这种情境下，这些网民完全是按照编码文本中的“偏好意义”进行解码的，大众传媒的舆论引导效果也最为明显。

2、协商式解码

协商式解码中既包含了与主导话语相容的因素，也包含了与其相抗争的因素。也就是说，对于编码者传递的主导意义，解码者既肯定其中的合理成分，但也试图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立场进行适当地修正。在这种解码方式中，观众与主导意识形态之间存在一种矛盾的商议过程。④“昆明暴恐事件”发生之后，除了“对遇难者进行哀悼，要求严惩暴徒”之外，部分网民也用不同的方式对文本进行了接收和诠释。网民意欲探讨这场恐怖袭击背后的真相，并希望从这次事件中找出应对暴恐的有效措施。如：网民“爸爸的小皮狗”说：“第一谴责针对平民暴力，第二根源是什么，如何化解？”网民“清风柳树林”说：“谴责暴力，但这件事，政府是不是也应该反思。”可见，在这种情境下，编码者传递的“主导意义”已经或多或少地被解码者“扭曲”和“误读”了。

3、对抗式解码

对抗式解码是解码方式中最为激进的一种。这种颠覆式的解码方式使得编码者的传播意图完全被扭曲，消解了主导的话语结构。对于@人民日报发布的微博信息，部分网民也采取了完全对抗式的解码方式。一方面他们对@人民日报发布的信息本身进行了批判。如：@人民日报在3月2日凌晨发文倡议“点颗蜡烛，送送无辜遇难的生命”，但随后一些网民对此提出了异议，“被人砍了只知道点蜡，不会全民普及防身术么！”“永远就是点蜡烛，哪怕点一万只呢，有任何实际的用么？”另一方面，网民对安保和火车站的安检工作也提出了质疑，认为正是安保工作的疏忽给暴徒有了可乘之机。“火车站安保形同虚设，愤怒！”“昆明火车站安保人员何在？安检系统形同虚设。安检人员应当追究相应责任。”在这些微博文本中，受众通过质问、暗讽的方式，与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激烈对抗，消解了编码者试图建构的“主导文化秩序”，同时也对大众媒体和政府起到了很好的监督和约束作用。

（三）解码后的再编码――两个舆论场的博弈

霍尔把观众观看电视节目作为电视话语意义流通的起点至终点。⑤但是在微博时代，受众解码不再是微博意义传播的终点。由于微博的交互性使得微博用户的解码结果会及时反馈给编码者，而编码者也会根据解码结果作出相应的修正，投入到新一轮的意义争夺中去。

3月2日7点39分，@人民日报发布微博称“昆明暴恐事件”已致29人死亡，并且这起事件是由新疆分裂势力一手策划的。这条信息发布之后，立刻引起网民的热议，部分不理性的网民片面地将新疆分裂势力等同于新疆人，将对新疆暴恐分子的愤懑和仇视转嫁到了全体新疆人身上。笔者从评论中发现了许多类似于“讨厌的新疆维吾尔”、“新疆人又一次伤害了我”的言语。这些言论使得网民产生了民族敌对情绪，对民族团结、社会稳定造成了不良影响。但是在微博时代，受众解码后，编码者与解码者之间的互动与博弈还远远没有结束。面对这些对抗式解码，人民日报开始利用微博平台对信息进行二次编码，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即3月2日至3月7日）@人民日报共发布了26条相关微博，倡导网民“不要将对恐怖分子的愤恨扭曲成对一个民族的敌意”，希望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应对“暴恐事件”。同时@人民日报还通过对新疆的好人好事、美食美景的报道，积极引导网民发现新疆美好的一面。而在@人民日报进行二次编码之后，受众的解码立场也得到了修正，关于咒骂、仇视新疆人的评论迅速减少，网民普遍认同了“暴徒没有资格做新疆人”、“新疆人也是无辜群众”的观点。可见，如今微博已经成了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官方舆论场和以普通网民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进行互动、博弈的场所，在这个场所里，他们通过不断地编码与解码，积极抢占话语的高地。

结语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作为文化研究领域的经典，在微博时代仍具有适用性。在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主流媒体会在第一时间利用微博平台发声，发布事件的最新进展，积极引导网络舆论。同时，由于微博的开放性、交互性以及网民的多元化，微博用户也会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和知识框架对主流媒体发布的信息进行多元解码，以不同方式来阅读、接收、诠释文本。尤其是在微博时代，受众的解码不再是微博意义传播的终点，主流媒体和普通网民会在微博平台上展开互动和博弈。作为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主流媒体会通过多次地编码“力图在促进一种更为一致的社会主体性观念的过程中，涵容或抚平矛盾与争端”。⑥总之，微博已经成为了一个意识形态不断搏击争斗的场所，微博意义传播的过程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网络的匿名性，人们在网上比在线下更具表达自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人们进行协商式、对抗式解码。因此，当发生突发事件时，主流媒体进行微博舆论引导的难度加大。而面对这一挑战，笔者认为，主流媒体必须要提高自身的编码技巧，以一种更包容的心态对待受众不同的解码立场，与受众进行平等的对话和沟通。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信息被解码者扭曲、误读的可能性，扭转主流媒体在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中的被动局面，使得编码文本中暗含的意识形态能够得以有效传播。□

参考文献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

②梵?迪克著，曾庆香译：《作为话语的新闻》[M].华夏出版社，2003：128

③张国良：《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434

④黄顺铭：《一个诠释典范：霍尔模式》[J].《新闻大学》，2002（4）：27

⑤王磊，《电视话语制码解码的三个阶段――重新解读霍尔的电视话语制码解码理论》[J].《当代传播》，2003（2）：76

⑥罗伯特.C.艾伦著，麦永雄、柏敬泽等译：《重组话语频道》[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77

（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3级传播学硕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第三篇：郭家小学昆明暴恐事件安全教育

关于昆明暴恐事件安全启示教育

春暖花开之时，喜迎两会之际，深化改革之机，就在美丽即将浓墨重彩的开幕时，在美丽的彩云之南省会-----春城昆明，2014年3月1日晚9时20分在人员非常集中的火车站，10余名统一着装的暴徒蒙面持刀在云南昆明火车站广场、售票厅等处砍杀无辜群众，发生了这么一起严重暴力恐怖案件，让人们一时难以接受。

2014年3月3日星期

一早上，学校全体师生降半旗，对暴力恐怖事件中遇难的同胞默哀三分钟，以示沉痛哀悼！

针对这一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丧心病狂的暴行，学校全体师生发出了内心最真挚的呼喊：谴责暴力！严惩凶手，13亿人共铸铁壁、同筑铜墙，岂让魑魅魍魉横行！同时，学校安全专干教师常俊在会上对学生进行了安全教育，教育学生生活、学习中应该注意防溺水、防火、防电、防暴、卫生、饮食、交通等各个方面安全事宜，避免不安全事故的发生。

2014年3月3日 马街镇郭家小学

第四篇：全国人大会议向昆明暴恐事件遇难者默哀

全国人大会议向昆明暴恐事件遇难者默哀

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3月3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大会谴责“昆明3·01”暴恐事件，与会者起立，向遇难者默哀。中新社资料图 廖攀 摄

中新网北京3月5日电 全国人大十二届一次会议5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大会谴责云南昆明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与会者全体起立，向遇难者默哀。

3月3日下午开幕的全国政协会议，也向昆明暴力恐怖袭击事件遇难者默哀。主持大会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说，昆明严重暴力恐怖事件，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损失。我们坚决拥护党和政府采取的坚决果断措施，对制造这起事件的暴力恐怖分子表示强烈谴责。支持政法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各种暴力恐怖犯罪活动。对在这次事件中遇难的群众表示深切哀悼。

昆明火车站3月1日晚发生暴力恐怖袭击事件，造成29人遇难、140多人受伤。案件在3日下午成功告破，是以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为首的暴力恐怖团伙所为。该团伙共有8人(6男2女)，现场被公安机关击毙4名、击伤抓获1名(女)，其余3名已落网。

稍早前有境外媒体评论指出，中国“两会”首次为平民哀默，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也是对这起严重暴力恐怖事件的强烈谴责

第五篇：美、英、澳3家主流媒体奥运报道分析

美、英、澳3家主流媒体奥运报道分析

摘要：关键词： 主流媒体 北京奥运会 报道主题 [摘要]： 本文通过分析2008年8月4日－8月13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后10天）的时间段内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泰晤士报》以及澳大利亚的《悉尼先驱晨报》网络版的北京奥运会相关报道，考察西方主流媒体对北京奥运

关键词： 主流媒体 北京奥运会 报道主题 [摘要]：

本文通过分析2008年8月4日－8月13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后10天）的时间段内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泰晤士报》以及澳大利亚的《悉尼先驱晨报》网络版的北京奥运会相关报道，考察西方主流媒体对北京奥运会的报道主题、特色和技巧。

北京奥运会是举世瞩目的体育盛事，也是13亿中国人民的百年梦想。一方面，中国希望借奥运的平台向世界展示其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另一方面，世界也希望乘奥运的东风进一步走近这个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大国，对这一正在日益现代化的东方大国多几分了解。因此，北京奥运会以其特殊的意义吸引了各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和充分报道。为了了解国际著名媒体眼中的北京奥运会“故事”，并从中借鉴传播技巧，笔者将在本文中探讨分析美、英、澳的3家著名报纸的网络版2008年8月4日－13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后10天）的时间段中的北京奥运会相关报道。选择以这3家报纸（网络版）为考察对象的理由如下：

《泰晤士报》是英国影响最大的报纸，并且闻名于世，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力。《纽约时报》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日报，并且以“档案记录报纸”著称，声名远扬，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力。这两家报纸分别作为欧美影响力最大的报纸，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引领着西方世界报刊传媒对现实的呈现、构建。而《悉尼先驱晨报》则是澳大利亚历史最为悠久的报纸，也是该国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在西方社会中，澳大利亚这一大洋洲的英语国家从发达程度上来说与美英相比有差距。将之包括进本文的研究实例中有助于提高本文考察对象在地域分布和发达程度分布上在西方的代表性。至于以网络版为考察对象，则是为了方便资料收集。

一、研究时间段中3家美、英、澳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量

通过对研究时间段中被选定的3家美、英、澳主流媒体网络版的内容进行考察，笔者发现它们都发表了大量围绕北京奥运会的文章，显示出其对这一由中国举办的世界体育盛会的高度关注。（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网络版上可以不断增添上最新内容，在操作上笔者只能依据其在上网考察、下载时见到的文章进行讨论。）

《纽约时报》网络版围绕2008年北京奥运会进行了广泛、大量、密集的报道。8月4日，该报出版了长达12页的奥运会专版，刊登了多篇介绍北京奥运会的长文，并配以大量彩色照片。从8月4日到13日，从下载的文章量来看，每天有10来篇，或者超过这一数字。《泰晤士报》网络版上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报道量虽然不及《纽约时报》，但从下载的文章看也有80多篇，与同期其他主题的文章数量相比，也已占据明显优势，凸现出了其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度之高。《悉尼先驱晨报》网络版对北京奥运会的报道尽管从文章篇幅看比不上美、英的两家媒体，但在数量上却远远超出了上述美、英两家媒体：多达200多篇。

这些无不说明西方媒体对北京奥运会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而这些关注可以说一来缘起于奥运会本身，二来也反映出其对我国作为本届奥运会东道主国家的关注度。众所周知，四年一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世界上最重大的体育赛事，也是参与国家最多的体育盛会。其和平、友谊、进步的宗旨，更快、更高、更强的箴言，“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的社会”的目标，“谋求把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合起来，创造一种以在努力中求欢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1]的精神，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公众，历届现代奥运会因而成为媒体竞相报道的焦点。而作为2008年奥运会东道国的中国不仅有着古老的文明、悠久的历史，而且更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焕发出新的惊人活力，其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发展和进步令世界刮目。中国，以其和平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形象已经在世界上引起瞩目。尽管伴随着这种瞩目也有一些挑剔的议论，有一些对中国发达后何去何从的疑虑等，但是，外国对中国的关注度近年来大为提高却是客观事实。面对现在这个走近奥林匹克、走近中国的绝好机会，外国媒体当然不会错过。它们纷纷派记者到北京，持续地关注北京奥运会，捕捉各种新闻素材，大力进行传播。

二、这3家媒体北京奥运会报道的主题

对研究时段中这3家媒体网络版内容的梳理发现，奥运会开幕前后的这10天中，从它们围绕北京奥运会的报道主题、重点上来说，开幕前5天和开幕式举行后的5天之间有所不同：前5天的报道主题相对不是很集中，而且时而老调重弹地涉及有关人权、宗教等西方媒体传统上突出强调的政治议题，多少带有以其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套中国的现实的色彩。而在后5天中，主题转为更加焦点化，奥运开幕式、奥运赛场及赛事、运动员和奥运团队、奥运会的组织工作等，成为集中关注的重点。

在奥运会开幕式举行前（8月4日和8月8日白天）5天中，《纽约时报》网络版的奥运相关报道围绕的主题主要有：奥运期间的安全问题，中方的东道主准备工作（包括中国有关工作人员为反兴奋剂所作的努力），著名运动员和体坛新秀（尤其是关于美国的和中国的运动员），北京的环境问题（空气质量问题），对“鸟巢”和“水立方”建筑的描述，中国在亚洲的外交政策，奥运期间的一些外地来京务工者面临的境况，人权、宗教等美国主流媒体传统上突出关注的政治议题，等。对于那几天中发生的相关事件，也展开了报道。如：新疆喀什市8月4日清晨发生严重暴力袭警事件，致16人死亡16人受伤，该报网络版于8月4日迅速予以报道，并于5日继续进行报道。又如，美国总统布什8月5日抵达韩国，开始其亚洲三国行，而后在结束对韩国和泰国的访问后，赴北京出席奥运会开幕式，《纽约时报》网络版对之接连进行报道。8月5日，美国前冬季奥运会冠军、“达尔富尔团队”发起人之一乔伊•奇克被中国取消签证一事，该报网络版于8月6日在题为《中国为自己有权对活跃分子拒签进行辩护》一文中进行了报道。[2]自8月8日晚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举行起，开幕式、奥运赛事、运动员和奥运团队成为最主要的话题。其中，8月8日关于奥运会的报道以《北京奥运会以盛大的仪式开幕》为题，其导语写道：“欣喜若狂的中国，一个古老而如此坚定地要努力成为现代强国的国家，周五晚上终于迎来了其奥运时刻。”“世界各国政要在中国国家体育场观看，北京奥运会以直上云霄的焰火、盛大的演出和对于中国文化和国际友好的庆祝开幕。”[3]此外，这一时段《纽约时报》网络版奥运报道涉及的话题还包括：美国游客在北京一座鼓楼遇害（该网站的有关文章标题点明了遇害游客为美国排球主教练亲戚）；新疆阿克苏地区发生爆炸事件；美国全国篮球协会进入中国篮球运动市场的发展现状；新疆喀什发生暴力袭警事件；奥运纪念品销售；在北京机场戴面罩的美国自行车运动员再次致歉等。

《泰晤士报》网络版在奥运开幕前5天中的报道主要涉及：运动员的备战情况（主要是英国和中国），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其中包括奥运会动用的人力、物力、财力，中国为反兴奋剂做出的努力等），北京的环境和空气问题，奥运安保工作，北京奥运会遭遇票务骗局，中国的国球：乒乓球，新疆爆炸案并由此引申到此次奥运会所面临的各种难题。此外，人权、宗教、“藏独”等问题也是这一时段报道较多的内容，其中多次提到藏独分子对北京奥运会的抗议，并采访了因在北京奥林匹克体育馆（鸟巢）门口公然展示藏独旗帜和标语而被捕的苏格兰抗议者家人。[4]而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举行之后，《泰晤士报》报道的重点转移到了奥运会开幕式、奥运会的组织工作、奥运会的赛场赛事、运动员以及观看比赛的中国观众。例如，在该报网络版8月7日的文章中，提到了中国观众和志愿者，指出“当8月6日徐媛为中国女足率先攻入一球时，天津体育场内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整个民族出动了......可以想象，接下来的半个月将充满了嘶哑的呐喊和欢呼”[5]8月10该报网络版的一篇文章描述说，“而在8月9日陈燮霞为中国夺得首金时，大屏幕前聚集着一大群观看她比赛的志愿者。他们伸出双臂，准备热烈鼓掌，但当看到有不少外国朋友在身边时，这些来自东方礼仪之邦的年轻人压抑住了纵情呐喊加油的冲动，转用更为温雅的方式表达民族自豪”。[6]随着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众多秘密（如29个“烟花脚印”是如何制作的，点火方式的创意由来，李宁飞天漫步点火如何做到的等），《泰晤士报》也在11、12号的网络版中报道了这些“揭秘”。此外，这一时段的话题还包括：北京市民欢庆奥运，奥运会运动员排队看中医；美国游客北京遇袭；中国进一步加强安全戒备；伦敦奥运会（下一届奥运会）的相关准备工作情况等。

《悉尼先驱晨报》网络版在8月4—8号的报道中主要议题有：运动员备战情况，澳大利亚几个具备夺金实力的项目介绍，奥运会期间的航空，北京的空气污染问题，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当天的天气预测，开幕式排演，国际奥委会动态（奥委会主席罗格认为北京奥运会将成为中国发展的里程碑），澳大利亚奥委会动态，北京奥运会的票务诈骗事件及其受害者，奥运会安保工作，澳大利亚电视媒体对北京奥运会转播的准备工作，奥运火炬在北京的传递，新疆喀什发生的暴力袭警事件。人权、藏独等西方媒体普遍热衷讨论的问题也在议题之列，例如，其8月8日题为《奥运前日：全球范围的抗议》的报道提到，“北京奥运会开幕的前一天，在中国驻巴黎、驻华盛顿、驻渥太华大使馆，以及在印度、尼泊尔、伦敦等地都有抗议人群出现。”[7]8月8日当晚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后，《悉尼先驱晨报》的报道议题较之前也略有不同，关注的重点包括：奥运会开幕式，赛事赛况，奥运明星的幕后故事，前奥运选手现在的生活，澳大利亚的中国“海外乒乓军团”，北京的天气和气候，奥运期间的国际关系，美国游客遇袭，奥运安全工作进一步加强，以及天安门藏独抗议分子被捕等。

纵观研究时段中上述3家西方媒体的奥运相关报道，可以看出对有关事件它们总体上进行了较客观的报道，但个别文章显示出对情况不够了解：例如，《纽约时报》网络版有篇文章称中国媒体对一再夺金的美国游泳运动员菲尔普斯关注不够。而事实上中国的传媒对菲尔普斯再三进行了报道。对于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和组织工作，3家媒体都肯定了中国政府的努力及取得的成就，并称赞了奥运志愿者及相关人员的热情和周到的服务。对于开幕式的报道，多数文章以盛赞为主，但也有文章援引了不同观点，如称之“过于机械化”、“铺张”等。[8]对开幕式表演中《歌唱祖国》的真正演唱者杨沛宜因“换牙”问题而改由形象更好的林妙可替代出场，这3家西方媒体的有关报道，均表现出了疑惑不解。而在一些涉及人权、民族矛盾等与意识形态有关的问题时，它们的报道则显示出与以往多少有些大同小异的论调。

三、报道手法技巧

从新闻业务上来说，美、英、澳的这3家著名媒体在报道中都显示出娴熟的报道技巧。具体而言，在本文研究时段中，它们的奥运相干报道展现了如下特色和技巧：

1．注重援引多元的信息源。强调多元化信息源是国际上的新闻报道惯例。国外公众在接触媒介信息时，也会期待获得来自多种信源的信息。上述3家媒体作为国际著名报纸，显然深谙此道并在此次奥运报道中娴熟地将之应用。如《纽约时报》网络版关于新疆发生暴力袭警事件的报道《正当中国准备召开奥运会之际，发生了新的暴力事件》，援引了新华社、中国官员、人权鼓吹者、恐怖主义问题研究专家、一位中国当代国际关系学院的反恐专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政治暴力和恐怖主义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者、华盛顿情报研究和分析中心一位成员等多个信息源，其观点各有不同。与此相似，《泰晤士报》在报道该事件时也引用了目击者、当地维吾尔族人、当地官员、中国官方声明及北京奥组委发言人等多个信息源，引述了其不同言论。

2．善于捕捉亮点、寻求独特的角度，善于以具体生动的事例切入。例如，8月5日《纽约时报》网络版的一篇报道西太平洋的岛国马绍尔群岛派出运动队参加北京奥运会的文章，强调了这是这一岛国首次参与奥运会，在标题中将之称为马绍尔群岛“在世界舞台上的首次亮相”（“A Debut on a World Stage”）。又如，《泰晤士报》的记者以切身体验将北京奥运会与亚特兰大和雅典奥运会进行了对比，写道，“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我很幸运地只花了4个小时就领取到了资格认定。四年前在雅典，我花了2个小时出机场，从机场巴士下来后又花了半小时找到记者村的住处。而此次我11：20到达北京，10分钟后我就通过了资格/身份认定，5分钟后我拿到了行李，再5分钟后我已经乘上了传媒班车，一个小时不到我就已经在房里俯瞰风景了......期间人们向我报以数千个微笑，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服务人员和志愿者总是知道如何能为我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9]这样的具体描述，生动地说明了北京的东道主工作的效率和工作热情。而《纽约时报》网络版8月7日一篇题为《游泳健将激励姐妹为参加北京奥运会而努力》的文章，则讲述了美国游泳名将Torres 2000年在50米游泳Santa Clara国际邀请赛中打破记录获Santa Clara奖牌对一对美国奥运迷姐妹的影响之动人故事，以Torres同当时分别年仅10岁和8岁的Sandra 和Danielle Fong姐妹相遇并把奖牌相赠如何使这两位女孩萌生参加奥运会之梦并为实现这一理想而拼搏的实例，说明了著名体育运动员的深远影响。

3．客观报道中穿插分析性意见。总体说来，这几家外国著名报纸网络版的奥运相关文章对有关事件进行了较客观的报道。但在一些涉及奥运安全、外国政要访华等与政治发生联系的话题的报道中或者在一些报道引申到政治类话题时，则显示出了在其中引述不同意见以及穿插分析性意见的特点。例如，《纽约时报》网络版在报道新疆喀什市8月4日清晨发生的致16人死亡16人受伤暴力袭警事件中，描述了中国的许多奥运安全措施，添上了一些批评者们认为那些为防止恐怖活动而安装的监测器具可以用来对付不同政见者的议论。而该报网络版8月7日一篇报道美国总统布什在泰国发表有关亚洲政策讲话的文章，则强调布什讲话中谈到人权、宗教问题的涉华内容，将之解读为布什讲话中“最为重要的评论”（“the most significant remarks”）。[10]又如，在这一媒体8月7日一篇基调对中国是肯定的文章《中国领导人在变化面前表现出灵活性》中，穿插了关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议论，认为“如果西方人经常通过‘文化大革命’和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棱镜来看中国，那么中国人则学过关于鸦片战争和日本及西方对中国的殖民主义进入的历史。”[11]再如，《泰晤士报》网络版也以《微妙的中国局势》为题，就新疆暴力袭击事件及其影响发表议论，指出“该事件令中国政府惊出一身冷汗...中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举办北京奥运会，因此不容有失...自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后，这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一次在共产主义国家召开，爱国精神和神经紧张的结合使得此次奥运会高度政治化。”[12]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西方国家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体系、意识形态等方面同中国的巨大差异，这些媒体对事情的解读和分析难免出自于不同的思路框架，难免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影响。

4．注重不同意见的平衡。在新闻报道中注重平衡的手法在西方新闻界普遍受到重视。此次上述3家外国著名媒体在奥运报道中对这种手法的运用，还起到了以此作为穿插分析性意见的隐蔽方式之作用。前段时间围绕即将召开的北京奥运会曾发生过诸如拉萨骚乱事件、奥运火炬传递屡受干扰等事件,引起中国和海外华人社区的强烈反响，而西方围绕中国的环境问题、西藏问题、公共安全问题、宗教自由问题、外国媒体在华报道自由问题等，还发生过激烈争议。也许是由于这些都使西方媒体领略到了有关问题的敏感性、复杂性，因而上述3家媒体的奥运相关报道虽然不时穿插一些分析性意见，但基本上比较审慎，尽管西方媒体惯用的“专制的”、“集中制的”之类的标签式语汇依然时有出现，但更多地是采用引述他人意见的方式隐蔽地穿插分析，并且很注意引述不同意见的平衡式写作手法。

5．视角独特，凸显体育竞技背后的人文关怀。在这样一场重大的体育赛事中，竞争和奖牌往往非常引人注目。然而，这3家媒体却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挖掘和报道了一些被人们所忽略的细节。例如，《悉尼先驱晨报》采访了3位前奥运选手，他们分别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男子帆船帆板冠军澳大利亚人Mark Turnbull，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女子4x100混合泳亚军澳大利亚人Helen Denman，以及曾经参与了1984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罗马尼亚重剑手Nicolae Mihailescu。他们或因退役，或因伤病而无缘2008年北京奥运会。文章谈到了他们如何适应远离媒体关注、淡出观众视线的平静生活。[13]另一篇文章则从获得奖牌的俄罗斯运动员和格鲁吉亚运动员的拥抱、亲吻脸颊为切入点，谈到了近日两国间爆发的冲突，并指出国家间的冲突无碍于运动场上的友谊。[14]此外，《纽约时报》网络版8月7日在一篇文章中也从“草根”的眼光看待许多外地到京打工者因种种原因在这段时间被劝离，谈到了一些外地来京务工者对不能在北京看奥运感到的遗憾。

从报道手法和技巧来看，上述3家西方媒体善于从具体事例或者记者的亲身经历入手，挖掘细节和背后的故事，从而更易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共鸣；注重使用多元化的信息源，从而容易给人以报道言出有据而且根据来自多方的印象；善于平衡、援引不同观点，以便在巧妙地提供议论的同时又有助于给人以报道客观，不偏不倚的印象。这些手法和技巧，固然并非它们所独创，也并非在此次奥运报道中才出现。但是，它们在此次奥运报道中对这些技巧的应用，再次让人们领略到著名国际媒体长期以来实践的、被国际受众所习以为常的新闻表述方式，值得我国传媒在国际传播中借鉴。

结束语

各国媒体竞相报道是历届奥运会的一道风景线。此次北京奥运会当然也不例外，而且由于国际媒体对具有古老文明而又正快速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多少抱有神秘感，其见证和报道北京奥运会的兴趣更浓。本文的研究发现，美、英、澳3家主流媒体对北京奥运会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展开了密集的报道。当然，对于文化传统、价值观系统和社会体制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中国，西方媒体的认知不仅有限而且是有偏差的。以此次上述3家外国主流媒体的奥运报论而论，奥运会开幕之前，一些奥运相关文章引申到了西方传媒传统上重视的人权、宗教、民族矛盾等议题，其中时而穿插着一些反映西方视角的解读、分析，包括引述的负面评论。然而，由于西方、尤其是欧美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中具有突出的强势地位，它们进入国际受众视线的可能性远大于其它媒体。[15]因而这些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构成国际公众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而它们的表述方式，更是通过长期的实践而为国际受众所熟悉、认可。对于这样的现实，我们应当理性地看待，应当对国际上著名媒体的涉华报道加以认真研究分析，从中考察这些报道所讲述的中国“故事”描述的中国形象，考察其报道技巧，以便在此基础上更加有针对性地开展有效的国际传播，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国，增进国外对我国的认知。有时，即使国际媒体所讲述的中国“故事”捕捉到的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或者奇怪的东西，我们也可从中寻找可供思考的材料。此次北京奥运会，中国用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和魅力。相信随着北京奥运会的圆满结束，将会有更多的西方观众重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也将以更加开放、宽容、自信自如的态度，对待国际传媒，为后者通过进一步走近中国增添对中国的了解，提供更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