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人民时评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打开后厨，让食品安全看得见

任宇波

2017年08月28日05:09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以海底捞事件为契机，经常去“后厨”看看，问一问“初心”，才是明星企业基业长青的根本保证

一度被视为餐饮界标杆的海底捞，近日因食品安全卫生问题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目前，北京市食药监局已经要求海底捞总部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全面进行限期整改，在一个月内对北京各门店实现后厨公开、信息化、可视化。

值得审视的，是这波舆情的转折。随着海底捞的致歉信及处理通报，部分网络舆情从愤怒转为谅解，还有不少网友与自媒体为其“点赞”。诚然，海底捞的问题恐怕非其一家所独有，餐饮服务业在门店、质量、供应链以及卫生管理等方面都面临阶段性难题。这也是大家普遍对食品安全问题抱有担心的原因。对海底捞的宽容，体现着一部分消费者的理解与耐心。

消费者的善意不应被辜负。平心而论，当遭遇食品卫生安全重大事故，面临品牌形象损毁，海底捞的反应是迅速的，道歉也是诚恳的。没有埋头装“鸵鸟”，避免了一场更大的信任危机。然而消费者更关心的是，仅有面对舆情的积极态度，并不足以解决那些“线下”“后厨”的根源性问题。只有真正让消费者看到变化、看到改善，才不负一家明星企业此前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美誉，不至于让顾客们对整个行业食品安全状况的忧虑雪上加霜。

长远来看，企业的整改是实做还是虚做、真改还是遮掩，顾客心里是有杆秤的。对每一个行业、每一家企业而言，消费者利益都应摆在首位。海底捞的发展壮大，得益于鲜明的用户意识。比起行业内少数从业者服务态度不佳、欺客宰客等现象，海底捞的贴心服务可谓消弭了消费者的痛点，其在服务上的一系列创新举措，提升了消费者体验，也是对消费者需求的尊重和满足，一度刷新了行业服务的标高。然而，服务的“面子”再好，产品的“里子”也得过硬；内部的企业文化再温馨，践行起来也得与公共利益、法律法规一致。就餐饮行业来讲，食品卫生安全就是企业安身立命之所在，就是消费者利益之根本。如果无法保证食品卫生安全，就丢掉了根本，服务再好，都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海底捞事件，给整个餐饮行业再次敲响了警钟。要看到，新食品安全法“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的原则，不只是写在纸上；公众的注意力和部门的执法态度，也不会被一时一事的表态牵着鼻子走。每一家餐饮行业都需要以消费者利益为出发点，主动打开后厨，让食品卫生看得见；填补管理漏洞，消除卫生死角，让舌尖安全有保障，方可不负消费者的信任与期待。

当前，各行各业的业态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层出不穷，但怎样才能坚守住最根本的出发点，值得深思。强化企业自律是一方面，全社会也需要始终对食品安全保持高压态势，持续追问，刨根问底。这次北京市食药监局要求海底捞各门店实现后厨公开，抓住了监管的根本。失去了透明的管理和全方位的监管，再卖力的服务也可能在一些方面打折扣，声誉再好的企业也可能犯错。以海底捞事件为契机，经常去“后厨”看看，问一问“初心”，恐怕才是企业面对危机的正确方式，也是明星企业基业长青的根本保证。

《 人民日报 》（2017年08月28日 05 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别让外卖骑手“拿生命送餐”

宋清澄

2017年09月01日05:18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每到饭点，城市的大街小巷、商厦楼宇就会出现外卖小哥奔忙的身影。当我们享受着“美味不用等”的便捷时，可曾想到这背后的辛苦与风险？近日，有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上海市送餐外卖行业发生伤亡交通事故共76起，“饿了么”和“美团”各占26%。透过上海一地的数据，“速度与激情”背后的安全漏洞可见一斑。难怪有人说，外卖小哥是在“拿生命送餐”。

一个“快”字，可以说是外卖行业的立身之本，由此衍生的速度要求堪称苛刻。而现实中，附着在送餐时间链条上的不确定因素却不少。比如，用餐高峰期，接单商家还要兼顾堂食，往往会延长外卖的出餐时间；送餐路上，交通路况、天气条件、电梯门禁等等，每个变量都影响着抵达的速度。然而，对于不少用户而言，如是种种都不是美食迟到的借口。在用户差评和“一路狂奔”的安全风险之间，送餐员们往往更担心前者，因为那意味着远超收入的罚款。只是，在这场“对赌”中，骑手们的侥幸心理未必每次都能成功。

是谁为外卖小哥按下了“加速键”？表面看是那嘀嗒作响的倒计时，实际是激烈竞争的外卖平台以及简单粗暴的盈利模式。三年前，资本视外卖这一领域为风口，“美团”“饿了么”“百度外卖”等不约而同地开启了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价格战。据统计，曾经的三大平台全国日订单量约达2000万单。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烧钱补贴用户的路子走不通了，拼服务就成为重要着力点，而准点率则是重中之重。在“多送多得”的逻辑下，外卖小哥自然是期盼多接订单。外卖平台也恰恰利用了这一心理，与其形成了你情我愿的默契。这种业绩考量不乏合理之处，但“唯快是图”也无异于变相鼓励忽视安全风险的投机之举。然而，平台将本应承担的责任转嫁成为社会风险，有失信失责之嫌；为了盈利只顾惠及客户而忽视送餐员的权益，有失德失誉之忧。

是时候让疾驰的外卖小哥稳下来了。目前，上海、深圳等地均在探索监管模式。比如，每月向社会公布各外卖送餐企业涉及交通违法总量及违法率，对于排名靠前的企业进行约谈。这无疑是个有益的开始。为外卖小哥降速，接下来需要更多主体的参与、更多措施的发力，从根本上改变外卖平台“唯快”背后的“唯利”逻辑。外卖平台是否可以设立更为人性的考核机制，让外卖小哥在送餐路上多一份从容；作为用户的我们是否可以多一些体谅和理解，让“送餐路上请安全第一”的“暖心备注”更多见；交警部门则要从严执法，避免更多交通参与者为送餐员的一次任性而受损。总而言之，这条产业链上的主体相向而行，才有望让更多美食平安抵达。

当前资本市场风起云涌，随着“饿了么”宣布合并“百度外卖”，有人说，外卖江湖进入了发展下半场。这个下半场，不应仅仅意味着资本巨头开始了新阶段的较量，更应推动整个行业告别野蛮生长，树立起健康有序发展的新追求。别再让外卖骑手“拿生命送餐”的呼声，倘若能够成为外卖平台优化升级的一个契机，将善莫大焉。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读懂“陪读大军”背后的教育焦虑

赵婀娜

2017年09月07日05:13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看待陪读现象，决不能简单以一句“可怜天下父母心”待之；而缓解陪读现象，政府、社会、家庭都是重要的责任主体

开学季，有关陪读的话题又热了起来。某知名中学周边，陪读房已“一房难求”，粗略统计，校内房三年租金高达24万；一套距离市中心20多公里的房子租出了比市中心还高的价格，唯一的原因就是旁边有一所优质中学，一掷千金求租的人，皆为陪读而来……从农村到县城，再从县城到大城市，陪读家庭如游牧般举家迁徙，不为追逐丰美的水草，只以心中优质的教育资源为目标，择校而居。

对于陪读，这一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现象，许多家庭都不陌生。中国社科院的相关统计显示，我国36.8%的家庭存在父母陪读的现象，覆盖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硕士、博士的全部阶段，而十多年前播出的电视剧《陪读》也细致呈现了“望子成龙”的人间悲喜，将剧中父母为了孩子学习付出的沉重代价，刻画得淋漓尽致。

根据陪读的表现形态，大体可分为临时性陪读、阶段性陪读、隐匿性陪读、全程性陪读等几类。临时性陪读主要指家长在工作之余，在孩子接受课外辅导过程中给予的陪同；阶段性陪读指在孩子学习的关键时期，如升学、高考等阶段的陪同；隐匿性陪读是指家长看似工作，实则以工作名义陪读；全过程陪读多为生活在农村的家长为照顾远离家乡求学的孩子，举家迁徙的陪读。多种陪读样态也催生了“陪读经济”。以位于安徽六安市大别山深处的毛坦厂镇为代表，一所学校拉动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学期中，镇内人声鼎沸，一放假，人去城空，学校成了一座城的“心脏”与“晴雨表”。而培训机构门口的咖啡厅与小卖部、小吃店的人流如织；优质学校附近房屋的紧俏与价格的畸高，等等，都是“陪读经济”的样貌。

多元的陪读现象，折射的正是复杂的教育图景。优质教育资源仍不够均衡，是“陪读大军”产生的根本原因。尽管随着教育投入的增加、教育均衡的推进，教育资源校际、城乡、区域间不均衡的状况已经大大改观，但优质教育资源的高位均衡距离公众期待仍有差距。良禽择木而栖，望子成龙的家长自然也会择名校而居。再加上部分家庭对于升学与应试的过度追求，一切与学习无关的事情都该由父母包办的错误教育观和成长观，家长也就被裹挟进陪读队伍。

打量陪读现象，从来都不应只在教育维度进行。因为整个社会的文化与心态，成才观、价值观以及城镇化的进程、城市教育文化等公共资源的布局，都将对家长的心态和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反过来，家长的教育选择也会反作用于地区的教育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看待陪读现象，决不能简单以一句“可怜天下父母心”待之。而缓解陪读现象，应该从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布局、科学成才观与教育观的引导、互联网在线教育手段的丰富、师资力量的培训等多方面着手，政府、社会、家庭都是重要的责任主体。

当然，陪读现象绝非我们国家特有，也绝非无法破解的痼疾难题，因为这是在教育事业改革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产物。相信随着多方合力推动，人们会以更加理性的心态看待子女的教育和成才，新时期的“孟母三迁”及候鸟式、游牧式家长也会越来越少。

《 人民日报 》（2017年09月07日 05 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别让校园贷成为“校园害”

秦 宁

2017年09月08日05:00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校园贷沦为“校园害”的背后，既有社会层面的问题，也有容易被忽略的教育命题

“任何网络贷款机构都不允许向在校大学生发放贷款”。近日，教育部相关人士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回应校园贷问题，明令禁止“校园网贷”，鼓励正规商业银行开办针对大学生的小额信用贷款，引发社会关注。

前不久，陕西21岁大学生小朱因无法偿还校园贷而跳江自杀，成为这一灰色金融形式酿成的又一悲剧。而每一起因校园贷引发的不幸背后，都事关学子的前程和家庭的命运。现实中，非法校园贷以互联网金融和社交工具为平台，锁定在校学子为诈骗对象。“零门槛”“无抵押”“高额度”等宣传遍布陷阱，让大学生一经借贷便深陷其中。这种病态模式和恶劣影响，早已超出金融领域，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话题。因此，相关部门及时厘清边界、扫除校园贷的灰色地带，可说是适逢其时。

校园贷沦为“校园害”的背后，既有社会层面的问题，也有容易被忽略的教育命题。正如有人所言，我们的大学生还缺少财商教育。例如，金融被誉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血液”，金融理财能力被称为“公民实现富裕幸福生活的基础”，金融常识这堂课应该在大学生中普及，尤其是网上借贷流行、电子支付普及的今天。试想，如果高校能够与时俱进，多一些金融常识方面的教育，在普及知识中提升学生的认识水平，在剖析案例中提升学生的防骗能力，在培养财商中提升学生的理财才能，那么学生哪怕看不穿校园贷的套路，也会有所警惕。目前，教育部已要求各高校重视金融知识教育，加强对不良校园贷的警示教育，无疑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非法校园贷走了，但换个马甲的新骗局还可能登场。加强财商教育，就相当于为大学生披上抗击诈骗的盔甲。

业内人士认为，非法校园贷潜滋暗长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借贷机构用较低的门槛诱骗学生上当；二是大学生金融知识匮乏；三是虚荣心所致。就此而言，大学生在学习金融常识的同时，也需要提升自我管理能力。当收入满足不了消费、能力撑不起欲望，该怎么办？面对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是否非要进行超出自身能力的高消费？这就需要学会自我管理、自我驾驭和自我克制。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是成长成才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如果不善于自我管理，就会最终迷失自我。

“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贷款消费已成时代潮流，不必给合理追求贴标签，更不应被妖魔化。当非法校园贷被禁绝，也应增加合法借贷资源的供给。据报道，目前已有多家银行开办针对大学生小额信用贷款的业务。金融机构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不妨在简化程序、降低门槛方面做好文章，让真正有需求的大学生更便利地得到金融支持，有尊严也有能力进行贷款消费。

把非法校园贷扫地出门，体现了社会管理、教育管理的与时俱进。莘莘学子有机会掌握现代金融常识，更好地进行自我规划和自我管理，这是追求美好生活的前提，也是我们社会进步的体现。

《 人民日报 》（2017年09月08日 05 版）

第二篇：人民时评

人民时评（4）

人民日报大地漫笔：勇于“不敢”

缪舒瑾

众所周知，敢，是一种勇气。然而，有时候“不敢”也是一种勇气，而且是一种更富有智慧的勇气。

这种“不敢”，是一种冷静。《论语》上有一段故事，子路有一次问孔子，你倘若要行军打仗，你会选择与谁在一起呢？孔子说，那种两手空空去打老虎，没有准备船只就贸然涉水而进的人，我不会和他在一起。孔子赞成的态度是“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这个“惧”，强调的是不打无准备之战，不打无把握之战，不图一时痛快，不盲目“拍板”，不急于求成，而要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有这种冷静的态度，才能远离浮躁，脚踏实地。

这种“不敢”，是一种远见。司马迁写《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与蔺相如争功，要当面羞辱他的时候，蔺相如一见到廉颇的影子就躲开，在路上见到廉颇的车队，立刻就从小巷子里绕走。以致随从都觉得他害怕廉颇，觉得丢人，向他辞职。而蔺相如说，我怎么会害怕廉将军呢？那是因为强秦在侧，虎视眈眈，一旦将相失和，则给人可趁之机。“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蔺相如这番肺腑之言，不仅感动了廉颇，更是启迪后人：心中要有大局、有全局，而且自觉维护大局、全局。

这种“不敢”，是一种自律。古人说得好：“于公勇，于私怯。”所谓“于私怯”，说的也是“不敢”，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自律。对待自我，不敢膨胀，不敢张狂，不敢越线，这些“不敢”归结起来，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不敢忘本。不论身为何职，不可狂妄自大；不论身在何处，不可言行不一；不论发生什么变化，做人本色不变。心中高悬“自律”这把剑，必当俯仰无愧。

当然，这种“不敢”，与庸人的畏首畏尾、临阵而退的怯懦绝不相同。

人民日报且行且思：人生没有标准答案

刘星榆

前些天听说了这么一件事情，让我感触颇多。学院里一学姐刚毕业就顺利找到了工作，并且工资颇高。这一消息传到学院里，顿时让不少人赞叹艳羡，有的人甚至要打算放弃读研，也想在毕业工作的浪潮里试水淘金。

生活中总有这种事情发生：某同学刚毕业就找到年薪20万的工作了，某朋友刚找的另一半温柔体贴又多金„„可怜的我们还在为未来和不知在哪的另一半焦头烂额。时间久了，我们似乎都形成了一种习惯：在揣测、羡慕别人的大好生活之后，还不忘唏嘘一句：“看看人家！”

长得好又学习好无疑是大学校园里成功人生的代表，想成为这种人的心态人人都有，也无可厚非。但是，这类成功人士岂是人人都能成为得了的？作为占绝大多数的平常人，我们还是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的初衷和目标是什么？

这就像在商场里买衣服，自己看中的本是一件黑色裙子，但看着别人都买红裙子，于是你也跟着买了件红裙子，回到家后仔细一试，发现红裙子穿在自己身上并不好看，到最 后什么裙子也没得到。事后想想，你真那么想要那件红裙子吗？红裙子真的适合你吗？

当然，这倒不是让普通人对买红裙子死心，对追求这种成功的人生死心。重要的是在面对别人的成功时，要有自己的态度，别让失落和不平衡击败自己生活的信心。

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人生也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过分夸大别人的生活是对别人的不负责任，过分贬低自己的生活更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放松点，做不了剽悍的大白鲨，做一条自由自在的小鱼也好。

人民日报编辑札记：何处是吾乡

每一段记忆都有生命，问题是如何唤起它的灵性。每当我怀念那个被称作“故乡”的地方时，挥之不去的，总是只有那里才有的声响、光影与味道。那是一垄垄青草破土而出的声音，扑棱扑棱。那是一轮圆月越过我和妈妈投下的影子，一大一小。那是冬储大白菜堆满家门口的气息，丝丝香甜。它们常常唤醒我的记忆，在那曲曲折折的迷宫里，引导我从一条小径通往另一条大道，从一扇窗开向另一道门。有了它们，我才能一笔一画写出自己的“故乡”。

当人们谈论故乡时，又在谈论什么？

潇洒放达的李白叹息：“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沉郁顿挫的杜甫感喟：“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乍暖还寒时，李清照轻吟：“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登临岳阳楼，范仲淹慨然：“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马尔克斯则在静默中写下：“只有当你远离家乡，来到某个陌生的地方，‘家乡’的面目才会变得清晰起来。”

对于故乡，似乎全世界都在续写同一本书。

何尝不是呢？我们常常因为熟悉而陌生，因为分离而思念。法国作家雨果说，世界上最浩瀚的是海洋，比海洋更浩瀚的是天空，比天空还要浩瀚的是人的心灵。回首过往，我看到万千个生命在历史中闪动，或功名赫赫，或财富万千，很多人曾显赫一时却最终与时间一道，在人类共同的记忆里退潮。而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用文字记载下的人事代谢，成了连接历史、沟通你我的共同回忆。纵使千载百世之后，人们还会为那不被时空阻隔的情感、不为时势折服的心灵动容不已。

因此我笃信，手写我心，是与故乡诉说最好的方式。它发乎真情，因而自有穿越时间的魔力。本期“文苑”副刊所做的尝试，便是邀请那些正在海外的文化参赞，为遥远的故乡写一封家书。在你面前展开的，是一段逆流而上的旅程，或长或短，或急或缓，但相同的是纸短情长、风光无限。

这个特别的日子，我恳请您放缓脚步，读一读这些家书。宛若坐在沙滩上守望退潮，莫要急急地转身而去。

第三篇：人民时评

人民时评：别让“留守”固化为成长标签

李浩燃

2016年02月16日08:51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全面”二字，意味着“一个也不能少”。如果没有全体农村留守儿童的幸福，数千万个普通家庭的小康就会打折扣

“我和哥哥弟弟在家里很孤独，我真的很想你”。猴年新春来临之际，一名广西留守儿童稚嫩的笔迹，道出了无数孩子朴素的心声。春节假期已过，很多人开始回味团圆的美好，而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来说，一年一次的短暂重逢更是漫长的等待。正因如此，国务院日前出台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再次凝聚了全社会对留守儿童的目光。

统计显示，近年来我国关于留守儿童的舆情事件增幅显著，直接印证了这一群体面临的“成长危机”。去年初夏，贵州毕节某家庭四名留守儿童集体服毒自尽，曾令全社会为之震惊。监护缺位、教育缺失、关爱不足，导致“留守一代”在人身安全、教育启蒙、心理健康等方面出现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的伤痛”。

《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这份全文超过6000字的文件，无论是分析成因、把脉症结，还是统筹兼顾、布局对策，都反映出中央对留守儿童问题的深切关注，也展示了对症下药、标本兼治的治理决心。综观方案，既对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提出总体要求，又着眼于完善关爱服务体系、建立健全救助保护机制，还强调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如此系统的安排与部署，称得上破解农村留守儿童难题的一套完整方案。

从“乡土中国”到“流动中国”，留守人群成为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城镇化进程中的特殊群体。除了诸多“治标”的配套手段，正如国务院此次出台意见所指出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是我国城乡发展不均衡、公共服务不均等、社会保障不完善等问题的深刻反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要想从根本上破解留守问题，就必须改变“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尽可能减少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的时空分离。

近年来，多地纷纷施策吸引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正是致力于从源头上消除留守现象的努力。以重庆为例，据统计，从2012年的107万人到2015年的89万人，3年时间全市留守儿童总量减少约18万人。另一方面，城市也应更加包容，为农民工筑梦城市降低门槛，想方设法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让他们有能力将孩子安置在自己身边。去年在户籍和居住证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一部分意义就在于此。

保护儿童的健康成长权利，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夯实的价值认同，更是中华文明流淌着的文化血脉。更重要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进入决胜阶段，“全面”二字，意味着“一个也不能少”。如果没有全体农村留守儿童的幸福，数千万个普通家庭的小康就会打折扣。正因此，下一步关键还是要把“意见”落细落小落实，努力在实践中形成一套更为细致、更可操作的规范体系，有效扩大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福利供给，通过改革发展给予他们以力量和希望。

“没有一种服装比爱更合身，没有一种装饰比爱更迷人”。对儿童而言，父母的关爱与陪伴，永远没有替代品。此次《意见》的印发，应该唤起方方面面的切实行动，让家庭的亲情陪伴、社会的多元救济与国家的制度保护汇集成强大合力，避免让“留守”固化为一代人的成长标签，带给孩子们一个正常的童年，同时给中国的未来带去更美好的希望。

《 人民日报 》（2016年03月31日 05 版）

人民时评：给留守儿童更多“精准关爱”

李

拯

2016年03月28日08:15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我国今年将首次摸清留守儿童底数”，在天津大学日前召开的一个研讨会上，民政部官员透露的这一信息，迅速引发广泛关注。据悉，民政部与教育部、公安部等，决定今年开展留守儿童全面摸底排查工作。留守儿童，这个令人牵挂的群体，将有更加精确的“生存地图”。

留守儿童不是一个抽象的群体，而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组成，有着独特的年龄结构、个性特征和多样需求。关爱留守儿童不能笼而统之，而应该在“精准”上下更多功夫。全国究竟有多少留守儿童？精确数字一直付之阙如，而各种统计又莫衷一是，倘若连底数都摸不清，那就谈不上摸清情况、给予关爱，遑论在此基础上的精准帮扶、因人施策。因此，摸清留守儿童底数，正是迈出“精准关爱”的关键一步。

这些年来，无论是政府的帮扶政策，还是社会的公益活动，关爱留守儿童越来越精准化、精细化。今年年初，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建立翔实完备的农村留守儿童信息台账，一人一档案，实行动态管理、精准施策”，把“精准”固化为制度原则。而从“三元免费午餐”致力于身体健康，到“上学路上”“爱心妈妈”着眼于精神陪伴，“精准”也是各类公益活动的关键词。关爱留守儿童固然需要政府、社会、专业机构等协同合作，但协同合作的前提正是要针对具体需求实现“精准关爱”。

事实上，在留守儿童这个庞大群体中，有的孩子掰着手指头数着父母回家的归期，更多需要精神抚慰；有的孩子与爷爷奶奶守着家徒四壁的农屋，更多需要物质资助；有的孩子在孤独寂寞中变得行为孤僻、性格内向，尤其需要心理辅导„„每一个孩子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小宇宙”，只有倾听他们内心的声音，给予他们渴望的关爱，才能抚平流动时代的家庭之伤、社会之痛。

目前，尽管“精准关爱”已经开始发力，但是真正做到“精准”仍然任重道远。有的地方，政府部门逢年过节组织慰问看望，仅仅是“节日性”问候，而缺少日常性的帮扶与关爱；有的公益项目组织捧着“爱心”上山下乡，但是时间太短，以至于还没有熟悉情况，大学生、志愿者就已匆匆离开。这正如有人指出的，“问题并非出在关爱资源的不足上，而是我们的救助结构有缺陷，帮扶的姿态形式感太强”。无论是政府部门、专业机构，还是社会组织、志愿团体，关爱留守儿童都应该摒弃“形式思维”，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的笼统关爱，更不是忽强忽弱、乍有乍无的随机爱心，而是真正融入到孩子的内心世界，给予他们真正需要的关爱与呵护。

哪个孩子不眷恋父母的怀抱，又有哪个父母不愿意在孩子牙牙学语中感受快乐、在孩子茁壮成长中体味幸福？既然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撕裂不可能瞬间填平，既然“霓虹灯下你们身影迢迢，乡间的小路我们形单影只”的分离无法短期弥合，那么，就让我们给予留守儿童更多“精准关爱”，以他们渴望的形式抚慰孤独、陪伴成长。

《 人民日报 》（2016年03月28日 05 版）

人民时评：从“董姐饭局”看工匠精神

李洪兴 2016年03月11日08:42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白色的小餐盘里，放着4勺白米饭，这就是她请的饭。”两会期间，有个“饭局”引来各方关注。坊间称之为“董姐”的格力董事长董明珠，请人品尝4勺米饭，进行“盲测”，结果用国产电饭煲煮出的米饭完胜。尽管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场营销活动，但还是给中国制造平添了几分底气，也让人对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提升消费品品质”有了直观感受。

“制造大国怎么造不出让人心动的产品？”当不少国人去海外抢购保温杯、电饭煲、马桶盖时，这样的“拷问”也接踵而至。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早已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Made in China”随处可见，但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是低端产品和廉价产品。这从消费者的“用脚投票”，也可看出。商务部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境外消费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至少7000亿至8000亿元用于购物。如何在国内激活这样巨大的消费力？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谁能提供高品质的产品，谁就能赢得市场。消费能力上去了，产品质量、性能和用户体验，就变得更加重要。

不过，正如此前中国游客在日本抢购的马桶盖被证实是中国制造的一样，此次“董姐饭局”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一方面，我们需要加快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生产出更多高技术含量、高品质的产品；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品牌推广、品质宣传，让我们已有的国产优质产品能被消费者认可。

从这个意义上讲，产品的比拼、质量的比拼，到最后都是精神与文化的比拼。“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工匠精神”，可谓一个关键词。

其实，中国并不缺少技术精湛的工匠。给导弹铸造衣服的“大国工匠”毛腊生，“39年，他只做了一件事——读懂砂子，铸好导弹”；胡双钱在35年里加工了数十万个飞机零件，没出现过一个次品。然而长期以来，为了追求速度和规模而导致的粗放型生产，使得技术条件难以提高精度；“有供给就有需求”的卖方市场，也在看不见的层面上损害了追求质量的态度。培养“工匠精神”，仍然任重道远，需要一代又一代企业家和工程师的赓续接力。

“工匠精神”也包括着创新的内蕴。工匠的耐心坚守与创新的弯道超越，本身就是一体两面。产品的升级换代一方面在于“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另一方面在于把“匠心”融入生产的每个环节，既要对职业有敬畏、对质量够精准，又要富有追求突破、追求极限的创新活力。有人说，“手艺人往往意味着固执，缓慢，少量，劳作；但是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技艺，对完美的追求。”抓创新，要在抓住技术突破的同时，抓住一丝不苟的态度、精益求精的精神、“认真做事”的品质，这样才能真正“占领先机、赢得优势”。

有人说，对未来越有信心，对现在就越有耐心。大国匠心、卓越品质，是一种制造业的耐心，更是一种发展的信心。一个“饭局”可能说明不了太多，电饭煲技术的高下也自有市场来检验，但用工匠精神开启一场品质革命，才能真正“让世界爱上中国制造”。

《 人民日报 》（2016年02月24日 05 版）

人民时评：让职业教育铸造更多“大国工匠”

何鼎鼎

2016年02月29日08:40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职业教育要推动劳动者自身可持续的职业发展，而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不断产生，也将为制造业强国奠定坚实的人才基座

近日，一组数据让职业教育话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根据教育部长袁贵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做的报告，我国中职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连续9年超过95%，高职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连续3年超过90%。从就业率来看，职校生已经成为比普通高校毕业生更加抢手的热门人才。

职业教育的发展，体现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现代化水平。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模式、职业教育理念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全社会也逐渐扭转了读职校“低人一等”的错误观念。这既为广大“蓝领”赢得更多尊严，同时也验证了职业教育的一般发展规律，那就是：职业教育要推动劳动者自身可持续的职业发展，而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不断产生，也将为建设制造业强国奠定坚实的人才基座。

也要看到，职业教育依然是我国教育领域的软肋。一些人对职业教育的傲慢与偏见还普遍存在。寒假期间，浙江海盐某中学向学生群发短信，提醒“不要和职高生混”。这虽然是个案，但也反映出社会观念的滞后和少数教育者的偏见。职业教育要想找到自己的蓝海，需要通过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接轨，与市场需求结合。“在黑板上耕田”“在课本上开机器”，职业教育这朵“野百合”就不会有春天；只有站在田埂上、守在机床旁、蹲在车间里，紧贴结构调整、密切服务城镇化和中小企业发展，精准对接社会发展用工需求，才能为职业教育赢得应有尊重。

在经济结构处于调整期的今天，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要更加精准。春节过后，广州某制衣厂日工资400元招工遭受冷遇；福建泉州某工艺品公司月薪4000元并包住宿，也鲜有人问津；与此同时，四川成都不少“火锅厨师”却过剩了。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折射出我国技术人才、专业人才培养的滞后，也在拷问职业教育的精准性。尤其在今年去产能、清理“僵尸企业”、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大背景下，职业教育不能缺位。通过创新农学结合、弹性学制模式，促进下岗工人走进职业教育课堂等方式，有助于培厚人力资本的土壤，真正实现职业教育和产业实践的精准结合。

打造“职教升级版”，越来越成为社会共识，也是面对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经济转型升级和企业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这同样是其他国家正在采取的做法。比如，去年，日本文部省决定关停一些院校文科专业，侧重培养实用型人才，就是这一趋势的反映。2014年，我国提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正是为了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建立巩固的、可持续的人才和技术竞争优势。为了对接“中国制造2025”的国家战略、适应“机器换人”催生的人才需求，各地已开始迅速部署。如浙江绍兴职业技术学校推出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沈阳中德新松职业教育集团并购了有百年历史的德国陶特洛夫职业培训学院，等等。顶层设计、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当职业教育的关键环节环环相扣，高质量技术人才输送的途径就会更加畅通。

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关乎国计民生。总书记曾指出，要高度重视、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努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相信随着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深入推进，职业教育这朵“野百合”，一定会开遍原野，让更多的“大国工匠”，为更高更强的“中国制造”筑基。

《 人民日报 》（2016年03月11日 05 版）人民时评：文化产品要走近“小镇青年”

王石川

2016年02月24日08:39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最近，文化娱乐市场中的“小镇青年”成为一个现象级话题。得益于这一庞大观影群体的贡献，今年春节档票房6天超过30亿元，同比增长67%。去年春节档电影票房超过17亿元，已被称为“内地电影市场迎来了一次强烈的爆发”。而猴年电影票房再创新高，堪称中国电影史上又一“彩蛋”。

猴年票房为何这么火？除了影片本身的因素，业内人士分析，随着二、三、四、五线城市的影院建设逐步完善，使得有文化消费能力、也有消费意愿的“小镇青年”崛起为票房生力军。有人乐观预测，未来两到三年内，中国将超越北美，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影市场。谁来撑起这一新兴的电影市场？小镇青年堪称主力军，构成这一群体的，既有长居城镇的青年，也有春节期间的返乡青年。

早有人断言，得三、四、五线城市得票房，“国产电影要看小镇青年脸色”。据相关调查机构的统计数据，今年三、四、五线城市票房增幅明显，三线城市较去年则增长65.8%，但最大增长则为四线及以下城市，达104.97%。可见，小镇青年虽然被很多人认为在“主流”市场之外，但他们对电影票房的贡献不容忽视；他们的品位或口味，也影响着电影产业的内容和制作。

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重新审视作为文化消费主体的“小镇青年”，了解并引导他们的需求，贡献能为他们接受的文化产品。关于小镇青年，以往不少作品中刻画的形象要么木讷、沉默，要么前卫、出位，总之和现实中的他们有不小距离。比如电影《心花路放》中，就有一个周冬雨饰演的小镇青年：黄头发，黑皮肤，顶着一头“杀马特”造型，大大咧咧，行为出格。其实，被标签化的小镇青年，需要正名，他们的精神需求、文化消费的渴望，同样需要被尊重和满足。

目前，我国城镇差距仍很明显，但鸿沟正在填补。在信息和资源共享时代，对于生活在小城镇的青年来说，口袋富起来了，脑袋也想富起来；解决了口腹之欲，还想大饱眼福。可以说，他们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不断被唤醒。从搬起小凳子到村头看露天电影，到买票走进豪华电影院；从盼星星盼月亮一年看不上几部电影，到最新的国内外大片同步上映„„电影的变迁沉淀着基层民众的心灵河床，改变着小镇青年的审美观，甚至见证着他们的文化成长过程。

毋庸讳言，在某种程度上，小镇青年是被长期忽视的文化消费群体。面对这个庞大而生动的群体，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产品，既需要向小城辐射文化魅力，也需要尊重他们的趣味。电影技术再先进，如果不接地气，就可能水土不服；投资再高，如果缺乏穿透力，就难以渗入基层的文化肌理。当然，正如老艺术家吕中所称，“观众是需要好好引导的，而不是一味去迎合”。别高估了庸俗的力量，也别低估了小镇青年的审美能力。

“美食和美酒，足以使平凡的一餐变成一场恋爱。”这是一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经典台词。当小镇青年逐渐喜欢上电影，当越来越多的影片以独特品位吸引住小镇青年，双方就会谈一场令人心动的“恋爱”。由此才可以说，国产电影会更有市场，未来也更有底气。

《 人民日报 》（2016年02月29日 05 版）

人民时评:“你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李洪兴

2016年02月05日09:14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近30亿人次的匆匆脚步，刻画着不变的文化轨迹，春运未尝不可视为当代中国的心灵史诗 车辆承载着回乡的期盼，数据描绘了行车的轨迹。今年春运，大数据让这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短期人口迁徙，变得更加可视化。其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统计是，向来是年前“往外走”的“北上广”，这次成了人口流入地，“逆向迁徙”开始变成了“双向迁徙”。以春运首日为例，北上广、北渝沪分别位列人口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前三甲，且北京和上海的流入流出都不相上下。这让人想起那句听到每每会心头一热的话：“你在哪儿，家就在哪儿。”老家的院落有童年的记忆，接父母进城来可以感受到现代的气息。不管何种方式、去往何地，流动中国始终不变的主题还是“回家”。大家庭相聚也好，小家庭守岁也好，团圆相守诠释着家之为家的意义。相爱相扶、相帮相衬、相知相守，家庭结构虽然突破了大家族、大院落，但“爱相随、不离弃”早已跨越了岁月和距离。实际上，“拥有”才是最大的幸福，与多少平方米、是否豪华无关，一个属于“我们的地方”，不就是真正的家吗？ “回家”，两个字如此牵动人心，正是因为流动时代，这是一个情感归属。年前，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制成电影版《舌尖上的新年》登上大屏幕。其实，“舌尖”何尝不是“心头”？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中，饮食往往与家、与乡相连。当“固态社会”变成“液态社会”，个人获得了发展空间，却也与过往的时间少了些情感羁绊。最简单的吃食都蕴藏着最复杂的情愫，正如《舌尖上的新年》里一家人朴素的呼唤，“过年了，回妈老汉屋头吃饭”。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不知道异乡团聚之时的“家里饭”，能否填满在外打拼的游子们一年乃至几年的期待？

而“回家”二字，背后更有一个“文化”的概念。哲学家说，“文化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文化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产生于更早的文化环境”。如果舌尖上的家留住人的依恋，那么，家乡和故土才让文化的根脉成为“连续的统一”。还记得小时候拎着浆糊桶，跟在大人后面贴春联；除夕夜前，一拨又一拨的同姓人去祭奠祖辈。多少年过去了，父辈头发花白，少年长大成人，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有哪些习俗、有什么禁忌、如何对待长幼，这些无不始于从小的耳濡目染。家，给了一个人认知社会关系的一束光，也在无形中播下了文化传承的一粒种。春运到来，近30亿人次的匆匆脚步，刻画着不变的文化轨迹，从这个角度说，春运未尝不是当代中国的心灵史诗。慰藉情感、滋润心灵、赓续文化，“家”是个关键。房子不住人就容易年久失修，它需要温度和人气，而家正是聚集人气的地方。所谓家国天下，家是社会的细胞、国家的肌理，“回家”也是在为国家为社会涵养人情、人气和人味。也许在外打拼很苦，家人会轻声安慰；也许工作很忙，回家就能靠岸；也许心里藏着城市的孤独，乡音乡情最能让陌生融化。情至深处则是爱，“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终究，离不开的还是人情人心。

这一年，有人哭、有人笑、有心酸、有成绩；这一年，有遗憾、有长进、有擦肩而过、有一见钟情。不管怎样，幸福或者是孤独，回家吧，抱一抱父母、诉一诉辛苦、拍一拍灰尘、等一等安抚，再无言的眼神交流都诉说着流动中国不变的情愫。而来年，还是有不止的奋斗，不变的归途。《 人民日报 》（2016年02月05日 06 版）

《 人民日报 》（2016年02月16日 05 版）

人民时评：从“抄无可抄”中读懂尊重原创

王石川

2016年03月21日08:18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当原创被保护，当作者获得激励，更有品质的内容会源源不断生产出来，互联网世界将因精品迭出而精彩，媒体融合之路也将越走越宽

日前，一篇有关武钢一个普通钢铁家庭命运的报道，“刷爆”互联网。然而，刊登该文的自媒体却备感失落，究其因，“众多全国知名新闻平台和媒体网站，都是直接抄袭式转载，绝大部分没有联系过我们获取授权，甚至转载也不屑于注明出处和作者来源。”

“抄无可抄，新闻已死”，报道作者的8字感喟，交织着伤心与失望。历时三月、五易其稿，“整个过程耗费的时间与心力，自不待言”，这篇报道被无数网站转载，确是对稿件、对作者的最好褒奖。然而，不署作者名、不注明出处、也不支付稿酬，这种未经授权的“三不”转载，与窃贼何异？作者痛晒手记，直陈心曲，未必是博同情，索要稿酬，或向转载者宣战，却提出了一个令人沉重而不安的议题：像饕餮一样直接无偿抓取和抄袭优质新闻内容，变成自己的用户流量，再去换取巨额的广告收入，这种模式真的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吗？

原创不易。每一篇高质量的新闻报道，都凝结着记者的汗水，是记者用脚写出来的，甚至冒着生命风险“换”来的。去年4月22日，国家版权局下发通知明确要求：“互联网媒体转载他人作品，必须经过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并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及作品来源，转载他人作品时，不得对作品内容进行实质性修改”。网络转载，一要获得授权二要付钱，谁使用、谁付费，本是最起码的版权常识，却被异化为“我转载、不付费”。

“原创是用心血浇灌的花，用情感酿造的蜜。抄袭可耻，剽窃可恶，模仿可怜，复制可悲，创新可贵，原创可敬。”今年两会，有全国政协委员呼吁尊重原创。诚然，崇尚创新，须从尊重原创开始。但是，一些网络媒体没有版权意识，甚至店大欺客，居高临下，认为转载你的作品是对你的抬举，帮你扬名，替你扩大影响，你感谢还来不及，提条件、讨价还价太不识抬举。还有一些网络媒体一边从传统媒体中汲取营养，大啖免费午餐，一边宣判传统媒体的死刑，嘲笑传统媒体“末日来临”。

而原创者往往面临着维权成本高的尴尬，甚至陷入“追回一只鸡，得杀一头牛”的困境。有律师告知报道作者：“这个著作权维权成功，大概也就能赢个几千块钱。你还要先去公证处做证据保全，得几千块，还得支付律师费几千块。”或正因程序繁杂、耗时耗力，一些作者被侵权后只能忍气吞声，选择沉默，这也导致一些网络媒体有恃无恐，得寸进尺，任性地将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掐头去尾，俨然是自家生产。

“你们互联网，光吃免费午餐，奶牛谁来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柳斌杰谈及媒体融合，曾作幽默比喻。当前，媒体融合方兴未艾，但是问题接踵而至。如果不尊重原创，谁还愿做优质内容“供应商”？如果千辛万苦采访的报道，动辄被人顺手牵走，却无须承担应有代价，原创作者岂不心寒？如果劣币驱逐良币，好报道只会越来越少，泥沙俱下的内容就会泛滥于网络空间。长久下去，原创作者不仅失去动力，还可能失去能力。

当前，保护版权、尊重原创的法治建设，正在不断健全，使著作权法更有权威，就需要让侵权者存畏惧、守法者不孤单。当媒体融合进入新阶段，传统媒体依然是主要的内容生产者，而新兴媒体最需要优质内容，重构新闻伦理，强化版权意识，媒体融合才能更有内涵。保护版权与媒体融合并不矛盾，当原创受到保护，当作者获得激励，更有品质的内容会源源不断生产出来，互联网世界将因精品迭出而精彩，媒体融合之路也将越走越宽。

《 人民日报 》（2016年03月21日 05 版）

人民时评：让历史文物“活”起来

杨雪梅

2016年03月18日08:48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与其简单抱怨公众对历史、对文物不感兴趣，不妨问一问，我们是否能够“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一个是2000多年前西汉的海昏侯刘贺，一个是3000多年前殷商时期的王后妇好；一个是自2011年起挖掘至今的考古进行时，一个是40年前的重大考古发现„„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这两个精品特展，甫一开展便引来热切关注。为了让观展有更好的体验，博物馆对每天观展人数作了限制。尽管两个特展展期要到6月结束，尽管自19日起开始的个人预约名额已增加至每天5000人，但几天之内的预约都已全满。

这样的场面，不禁让人想起去年故宫推出“石渠宝笈”大展引发的“故宫跑”现象。确实，越来越多的文博展览正成为城市最亮丽的文化风景。苏州博物馆的“吴门四家”系列展，汇聚了国内外十数家博物馆的精品，自2012年起开展，持续4年吸引了上百万的海内外观众；敦煌莫高窟一直是中外游客的游览胜地，为了保护脆弱的文物，也不得不实行预约制度„„文物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国之瑰宝所唤醒的旺盛的文化需求，折射出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恒久魅力。

想起16日总理中外记者招待会的一幕。有媒体注意到，两会前最后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有一个议题是部署加强文物保护工作。记者向总理提问，中国这么大，要解决的问题这么多，政府的工作又这么忙，这个问题有这么紧迫吗？ 总理的回答，相信全世界都听到了——保护文物实际上也是在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滋养道德的力量，传承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而换个角度看，从“故宫跑”到“首博热”，老百姓不也是用自己的态度提供了一个注脚？

说起来，文物展览曾经被认为是远离大众的、具有一定知识门槛的、高高在上的享受，现如今，竟然变得如此风靡、如此大众，值得深思。无论是拿着放大镜来，对着一枚玉器细细观察的老人；还是那些被罕见金饼“亮瞎眼”的年轻人；无论是好奇于“妇好”这个亦王后亦将军的传奇故事，还是被在位仅27天的西汉废帝刘贺的戏剧人生吸引，一件件出土文物，一个个考古故事，足以让每个观展者沉浸在千年历史之中。很难想象，3000多年前的工匠，是如何将一块玉石切割成型又琢磨成器，才有了高8.1厘米、厚只有0.3厘米、憨态可掬的对尾鹦鹉。那一套套大气而不失华丽的西汉编钟，虽静默无声，却仿佛让我们听到了古老的宫商角徵羽„„选择与古老历史对话，那些走向博物馆的热切步伐，与其说，是经济快速发展后对“精品文化”消费的需求，不如说，这是现代人对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一种历史敬畏。文物是国家的“金色名片”，每一件文物都是中国好故事的讲述者。果如其言！常听到这样的观点，认为历史文物在今天的流行文化中，“曲高和寡”甚至“乏人问津”。但故宫特展的蜿蜒长队、首博特展的观展热情，让人欣喜又不失为提醒：公众不是没有“文化追求”，而是他们能够触摸到的有质量、有品位的文化产品不多。与其简单抱怨公众对历史、对文物不感兴趣，不妨问一问，我们是否能够“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除了走进博物馆、“面对面”对视，我们是否还可以通过各种高科技手段、通过互联网平台，让更多的人接受文化洗礼？

“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两年前的2月，在参观首都博物馆时，总书记说的这些话，至今仍让文博人深思，也深感责重在肩。实际上，只有始终对历史文化保持一种敬畏，让那些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文化珍存走近百姓、走进当代，才可能让中国文化走向未来、走向世界。《 人民日报 》（2016年03月18日 05 版）

人民时评：用法治营造和谐医患关系

白

龙

2016年04月01日09:04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凡事依照法律，让正常工作的医护人员“有人撑腰”，让遭受损失的群众“有地说理”，是“平安医院”建设的题中之义 “有理无理，闹大了再说”，是一些人遇到医患纠纷时的想法；与之相应，“有责没责，赔点钱得了”也是一些医院处理纠纷时的态度。今后，这样的做法将被叫停。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会同中央综治办、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维护医疗秩序工作的通知》，滋事行为制止前不得调解、纠纷责任认定前不得赔钱。近年来，因医疗问题引发的纠纷层出不穷，已经成为社会新闻中的一个类别。从围殴医护人员，到花钱雇医闹、强迫医生下跪，医疗领域的暴力事件和违法犯罪已经成为社会痛点。任由这一现象发酵，不仅将影响正常的医疗秩序、破坏医患之间的信任，也将滋生社会戾气，让非理性的行为在社会中蔓延。正因如此，四部门此次出台文件，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医疗纠纷、惩处涉医犯罪，不仅剑指“花钱消灾”，更力图建立一个正常的医疗秩序、和谐的医患关系。

不可否认，对有些医院负责人而言，“花钱消灾”是最简单的一种问题处理方式，只要对方喊出的价码能够承受，就巴不得“赶紧打发他们走”。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模糊了法理上的是非，看似“简单快捷”，实则埋藏了很大的隐患，变相鼓励了一些无理取闹甚至职业医闹的产生。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医院现场处置能力不足造成的。医生都是知识分子，让他们承担职责之外的纠纷处理，实在是强人所难。正确的做法，应该由相关机构对涉医事件做到充分预案、及早介入，确保事件从一开始就进入法治轨道。除此之外，还应推动完善院内调解、人民调解相结合的医疗纠纷调解体系，及时做好医疗纠纷调处工作。

无论是对医生还是对患者而言，遇事一断于法都是最好的处理方式。此次出台的文件，并不存在有人担忧的偏袒谁的问题，而是重申法治之于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意义。就像很多人指出的，对一般患者而言，医疗领域存在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很容易被非理性情绪误导。算不算医疗事故、责任由谁承担？应该交由专业机构和法律来认定。正因如此，我国侵权责任法专门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这对作为损害方的患者来说，是公正的体现。遇到事故求助法律、依靠法律，对患者而言也是正确的选择。换言之，依法解决纠纷，让正常工作的医护人员“有人撑腰”，让遭受损失的群众“有地说理”，是“平安医院”建设的题中之义。

也要看到，产生医疗纠纷的原因是复杂的，依法维护医疗秩序，应该与打击非法行医，治理医德不端、过度医疗等现象同时进行。毫无疑问，医生行业是中国最苦最累又最受气的职业之一，76岁老中医边啃烧饼边加班、医生连续加班晕倒手术台等新闻，让大家感动并感叹医护行业的不易。然而，也有像“手术中遭两次加价”“能动手术就不开药、能开贵药就不开便宜药”等失序行为刺激着公众神经。因此，此次出台的《通知》也特别强调，优化服务流程，改善医疗服务，加强医患沟通，深入开展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

“十三五”规划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实现“健康中国”。这既是一项国家战略，又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迈向这一目标，需要解决一系列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攻克一批老大难问题，医患关系无疑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事关人人的“健康中国”，不妨从人人皆可做起的健康医患关系开始。《 人民日报 》（2016年04月01日 05 版）

第四篇：人民时评

 第二编 人民时评

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驾车者该如何尊重生命

一些恶性交通肇事者对公民生命权的漠视，深深刺痛了公众的神经，挑战着社会的底线和人们的良知

最近，浙江杭州和江苏南京的两起车祸，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前者导致了一名风华正茂年轻人的死亡，后者则造成无辜市民5死4伤的悲惨后果。

7月15日，随着杭州“5·7”车祸肇事者被起诉，以及南京“6·30”车祸肇事者被批捕，人们对这两起车祸的关注再度升温：同样是飙车致人死亡，为什么南京“6·30”车祸肇事司机被批捕的罪名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杭州肇事司机被公诉的罪名则是交通肇事罪？

应该说，社会高度关注这两起车祸的背后，是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而对肇事者“该当何罪”、如何量刑等相关法律问题的讨论以及意见表达，则反映出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法治意识的增强。

司机驾驶车辆上路，就意味着进入了公共空间。相对于“弱势”的行人，其驾驶如果违规操作，就可能会对他人的生命财产带来威胁。每一个驾驶者，都应该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在两起案件中，酒后驾车、严重超速乃至在闹市区飙车，这些违法行为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但上述案件中的当事人却都采取了放任自己行为的态度。

从媒体报道来看，两起车祸惨案中，被害人被撞身亡完全属于飞来横祸。肇事者的行为，表面看是对相关交通法规的公然违反，但杭州那个司机无动于衷的表情、他的朋友们在现场的说笑、南京那个司机连撞9人后打算逃逸的行为，却暴露出对于他人生命权利和尊严的巨大漠视。

正是上述种种漠视深深刺痛了公众的神经，挑战着社会的底线和人们的良知。生命权是公民最重要的基本权利，对公民生命权的尊重程度和保障水平，折射出一个社会的法治水平和文明程度。在法治社会，一切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都必须首先紧紧围绕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展开。

近年来，酒后驾车、严重超速乃至在闹市区飙车的事时有耳闻，而其对受害者以及社会带来的伤痛更是久久难以愈合。当这种漠视和伤害演化成某种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刺痛公众神经、引发社会不满时，它直接考验的，是我们的执法部门和立法、司法机关。比如，对酒后驾车，是否存在量刑过轻？对于飙车行为，如果等到交通事故发生后才能处罚，是否会让一些人心存侥幸？

毕竟，立法和司法的目的在于预防和减少犯罪，而不是事后惩罚。如何正确看待并积极回应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于法治的新需求、新期待，是所有立法、执法、司法机关的重要使命。

 人民日报：酒驾者为何敢上路

人们无法从车窗外分辨出哪个驾车者是酒驾司机，但各地屡屡传出的酒驾伤人消息，不得不令每一位出行者心怀恐惧。

酒驾危险本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酒驾威胁行人的出行安全，威胁司机的驾驶安全，关系到千万个家庭的平安幸福。一起酒驾肇事惨案，如果撞死的是孩子，断送的将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如果死亡者是成年人则可能造成一个家庭丧失了“顶梁柱”。有数据显示，北京今年因酒后驾车已酿成81起死亡事故，其中，醉酒开车死亡86人，酒后开车死亡11人。

日常生活中潜伏着这样一群会开车、有车开的人，他们明明知道喝酒驾车将被公众指责，一旦被查出将被罚款、扣分；如果肇事还将面临判刑坐牢的危险„„ 但让人悲哀的是，面对着血淋淋的酒后肇事惨案，这个群体并没有缩小的迹象。

酒驾者为何敢上路？原因有三：

一是公众教育缺失，交通安全意识培养不到位。有媒体报道，不少驾车者在暗访中自信地宣称饮酒不会影响自己的“车技”、“只要意识清醒，开车不会出事”。这种侥幸心理从何而来？纵观酒驾前后涉及的方方面面，不论是作为消费场所的酒吧、饭店，还是作为消费者的驾车者、坐车者，对酒驾无一不是抱有 “无所谓”的态度。显然，我们的社会尚未形成“酒后不驾车”的氛围。而这种安全意识的培养，应该是从学校，包括大学、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做起的。国外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二是社会公德缺失。尽管交警部门几乎天天严查酒后驾车，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些饭店甚至推出 “提醒”服务——安排专人在饭店周边路口查看是否有交警执法，并提醒饮酒后的驾驶员逐一避开周边易被临检的线路。

媒体曝光的酒驾肇事案中，很多肇事车辆已有多次交通违章记录。但一些酒驾者仍然抱着“钱能摆平一切”、“出事后能搞定”的心理不放，不但反映了自身缺乏起码的道德意识，也反映了整个社会公德的共同缺失。

三是违法成本低，法律对酒驾者惩治力度不够。各个城市路口成千上万，即便交警夜夜查、日日检，酒驾被查的几率仍然很低。原因是“交警警力有限，检查通常集中在热闹路口、高架路口，走小路可以避检”。目前，我国对酒驾等违法行为规定的最重处罚为治安拘留15天、罚款1500元、扣证6个月和记12分。只有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才会被追究刑责。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市扩张，经济提速。每年流入市场的新车数量剧增，驾驶车辆的人也越来越多，据统计，全国1.3亿人有驾驶执照。人、车、道路之间越来越紧张的关系，正对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形成新的挑战和制约。这不但提醒我们，提高酒后驾车的违法成本、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已刻不容缓，还呼唤着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交通安全氛围，树立全体公民的交通安全意识，以及尊重他人、尊重生命的意识是多么的迫在眉睫。

 严查严管为何仍有人“顶风酒驾”

根据公安部的部署，自8月15日起在全国开展严厉整治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专项行动。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在交警部门的严查严管态势下，一周来仍有不少人“顶风作案”。统计数字显示，至20日8时，全国共查处酒后驾驶违法行为11696起，醉酒驾驶1637起，因酒后驾车造成的恶性交通肇事案仍有发生。（8月23日新华网）

为什么在如此严查严管的高压态势下仍有不少人“顶风作案”、甚至因酒驾造成的恶性交通肇事案时有发生？我看诚然有警方加大查处力度使得受查处者数量增多和相关处罚宽松成本较低形不成足够威慑力之外，一个不容忽视、也是突出的因素还是相关的查处信息不够透明，对受查处者的社会曝光力度过于软弱，最终导致了酒后驾驶的反弹。

许多人都注意到了这样一则新闻：番禺榄核镇纪委书记梁某19日晚上因醉驾超标3倍被交警逮个正着，但其当晚竟被有关领导“领”回了家，次日傍晚才在媒体报道的压力下被拘留。令人忧虑的是，梁某成为经媒体曝光的广州被查处的醉驾公务员第一人，但事实上醉酒驾驶被查处的公务员中梁某并不是第一人，其他公务员“幸运地”没有被曝光又不见被抄告，这不正说明了由于相关信息的不够公开透明结果导致了一批特殊人群“被超度”了吗？

很显然，能够被媒体曝光的酒驾者毕竟有限，作为严查严管的交警部门也不该依赖媒体曝光来加大的自己工作力度，主动将被查处酒驾者的信息公之于众，可以说越早越利好，越快越主动。既可以通过自己内部的“上网机制”，敦促所有执法人员在查处相关人员时于第一时间上传违法者的姓名、违法记录，又可以通过公开的网站公布出来，即便是同步公开可能造成的错误，也可以通过随时更正得到群众的理解。同时，不妨限定一个时段，最多不超过一周向社会公开曝光所有被查处者的违法记录和处罚结果。对于公职人员更应体现“曝光优先”原则，绝不能网开一面放纵其逃脱社会监督。

形成长效的社会曝光制度，一方面可以极大地减轻交警部门的压力，迅速地堵住说情风的干扰，还可以起到“累积监督”作用，因为一年中如有两次醉驾的除拘留罚款外，便要吊销驾照，这样的公示无疑是堵住了内部“调整”的漏洞，使得酒驾查处面前人人平等越加体现；另一方面则是最佳的宣传教育方式。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许多醉驾者并不在乎“赔点钱蹲几天监”，但一旦向社会公开也就等于将之推上道德审判台，其社会信用度必然受损，其他人也会从中考量醉酒驾车的社会信用成本，进而审慎地对待自己的酒后驾车行为。

令人可喜的是，从8月5日开始，杭州市交警部门已经开始将酒后驾车人员的姓名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值得在全国各地的交警部门适用推广。从综合作用来看，这样的公开曝光根本上还是有助于社会监督，严查并公示酒后驾驶的坚持不懈，必然会让酒后驾车者无处遁形，即便是通过说情或者逃脱了处罚和公示者，也可能在公众有效监督之下难以藏身。只有对这些没有社会公德者做到充分曝光，让他们抬不起头来，同时规范警方执法行为，严厉整治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的这场全国行动才会更加有力有威有为。（周稀银）原题：加大社会曝光让酒驾无处遁形

 人民日报：政府不应和媒体玩“躲猫猫”、捉迷藏

发生突发公共事件时，如何对待媒体、如何回应民意，是各级领导干部不能回避的敏感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好的经验，也有不少深刻教训。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及时公开事件真相，就会赢得群众的理解与支持；相反，处理不及时，信息不公开，就容易错过舆论引导的最好时机，陷入被动局面。

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有的政府部门应对失据，扯皮推诿，不但不利于解决问题，反而会越“捂”越乱、越描越

黑。面对公众和媒体的关注，有的地方与媒体“躲猫猫”，希冀避过风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还有人认为媒体是在帮倒忙，添乱，不仅不配合媒体采访，反而在路上设卡堵截记者，到旅馆查房驱赶记者，影响十分恶劣。在三鹿集团“毒奶粉”事件中，如果没有媒体的介入、报道、追查，不知道还有多少儿童会受到毒害，不知道黑幕还会“捂”多久。

突发公共事件处理得是否公开、透明，是否公平、公正，其重要标志就是记者能否自由采访，媒体能否参与调查，能否及时刊播消息、发表评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媒体不但不是“麻烦制造者”，反而是政府妥善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时不可或缺的好帮手。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又不期而至，一些矛盾和问题就会以各种形式凸显出来，甚至以突发公共事件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建立健全与媒体和公众沟通的通畅渠道，积极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满足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时强调,新闻媒体要在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因此，各级政府部门要适应时代要求，重视民意，善待媒体，配合记者做好重大问题、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的解疑释惑工作，做好公共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工作，适应信息公开化的要求。

突发公共事件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和危机性的特点，因此，公众的信息需求比平时更为急迫。作为信息资源的拥有者，政府部门应该牢牢把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及时向媒体和公众披露和报告真实情况，积极做好解释和引导工作，争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相反，如果政府部门漠视群众的信息需求，让公众置身于深不可测的信息“黑箱”，就给谣言的传播、扩散留下了可乘之机。诸多事例充分说明，政府部门信息发布缺位，群众就容易被不明确、不真实的信息所煽动、误导，容易诱发更大的群体事件，破坏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报道突发公共事件，是耳目的任务、喉舌的责任，是与党和人民的利益保持高度一致的具体体现。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主动和善于与媒体打交道，交朋友，这是工作的需要，也是党性的体现。在公共突发事件的处理问题上，再也不要和媒体玩“躲猫猫”、捉迷藏之类的游戏了。(余清楚)

 人民日报：由石首事件看政府如何应对群体事件

近日，湖北石首市一名酒店青年厨师的命案，在种种传言的发酵下酿成冲突。与此前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相比，石首的局面更为复杂，但背景似曾相识。

今年两会期间，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总结瓮安事件时说，瓮安事件发生之初，网上有许多谣言。但是通过媒体披露事件真相后，群众的质疑得到了回应。坚持信息透明是迅速平息瓮安事件的最重要原因。他还强调，主要领导干部第一时间到群众中间倾听群众呼声，并借助舆论监督、启动干部问责制，才能平息事态。

石首案的起因同样是一起非正常死亡案，面对诸多疑问，警方的解释未能成功说服死者家属和公众。在长达约80个小时内，一方面是政府的新闻发布语焉不详；一方面是网友借助非正式媒体发布信息、探寻真相。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段时间里，体现政府立场的新闻稿只有3篇；而一网站的贴吧中就出现了近500个相关主帖，在一些播客网站，出现了不止一段网友用手机拍摄的视频。

石首案再次提醒有关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如何妥善应对当今社会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多渠道、互动性的新局面。长期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传统媒体如报纸、电视台的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近年来政府上网和党报新闻网站建设也取得长足进步，但要统一思想形成共识，依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渠道，都可能成为意见表达的主体。有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麦克风。这对舆论引导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突发事件，政府和主流新闻媒体仅仅发布信息还不够，还必须迅速了解和把握网上各种新型信息载体的脉搏，迅速回应公众疑问，这需要政府尤其是宣传部门具有快捷准确的舆情搜集和研判能力。如果在突发事件和敏感问题上缺席、失语、妄语，甚至想要遏制网上的“众声喧哗”，则既不能缓和事态、化解矛盾，也不符合十七大提出的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精神。

在互联网、移动通信支撑的社会多元表达平台上，政府发声和舆论引导需要比过去更高更强的能力。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成功的经验，汶川地震紧急救援时期，政府一天一场、有时是好几场新闻发布会，主流媒体放开新闻报道，互联网、手机、无线电、卫星通讯等新技术传播媒介也各显神通，保障了灾情和救灾工作的高度透明。信息开放的结果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也提高了政府的威望，加深了政府和人民的血肉联系。

信息透明有助于提升政府的公信力，这是汶川经验的启示。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利益调整，各级政府理应发挥作用，促进社会各阶层意见和利益的均衡表达与顺畅沟通，促进干群之间的对话沟通，随时注意倾

听民意、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陆侠）

 人民日报文化观察：高考加分何去何从

6月29日，重庆市巫山县召开县委常委会，决定对3名参与何川洋更改民族成份、骗取高考加分事件的干部分别予以免职或停职处理。至此，备受关注的重庆高考文科状元民族成份造假事件有了初步处理结论。

从汉族变成土家族,父亲承认身份造假，但称儿子并不知情

6月初，媒体曝出“重庆市巴蜀中学部分高考考生的少数民族成份造假”，随后成立的重庆市联合调查组表示，将对市直属7所重点中学具有少数民族加分资格的238名学生进行全面调查。6月22日，调查组公布调查结果，该市有31名考生为获得高考加分，更改民族成份，将户籍迁入少数民族聚居地。不过，这31名学生的身份、学生家长是否任职于政府部门，又是通过何种渠道更改的民族成份，调查组并未透露。

6月24日，高考成绩公布，人们发现，就读于南开中学的何川洋成为今年重庆市文科状元。很快，又一条消息传出，何川洋土家族的民族成份属于造假；同时被披露的还有，何川洋的父母均在巫山县政府部门工作，父亲何业大任巫山县招办主任，母亲卢林琼为巫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编办主任。在何川洋的志愿表上，填报的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6月27日至28日，巫山县纪委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经查，2006年上半年，在县招生办工作的何业大找到时任巫山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巫山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的万民强，请他帮忙更改何川洋民族身份。卢林琼知道此事。何业大的妹妹何业清办理了所需资料，并于2006年7月12日将以上资料及申请书交到万民强手中。万民强没有按照《重庆市实施〈关于中国公民确定民族成份的规定〉办法》查看何业大身份证和户口簿的原件，未进行严格审查，于2006年7月12日在何川洋的“民族身份更改申请审批表”上签注“同意报批”的意见，并报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进行审批。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于2006年10月9日批准申请，并发放了更改证明书。何业清凭更改证明书到公安机关办理了民族身份更改手续。

而在调查结果分布前，何业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儿子的民族成份造假，但反复申明，“更改民族成份这个事，跟娃儿一点关系都没有。”儿子的民族成份是其妹何业青改的，“那时我还是县招办的一名办事员，总出差，妻子也不在，我就把妹妹叫来帮我带娃儿。”

鉴于万民强、何业大、卢林琼的行为已经违反相关规定，巫山县纪委经研究并报县委同意，29日作出处理决定：对现任巫山县科协党组书记、主席的万民强，巫山县大学中专招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何业大作出免职处理；对现任巫山县委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卢林琼予以停职。

31名更改民族成份考生中，有19名来自巫山，当地干部称另有隐情

6月27日，巫山县政府公众信息网贴出一条“关于网上反映涉及巫山考生民族身份问题的说明”，称巫山已“成立了专门领导小组，由纪检、监察、公安、民宗等部门组成工作组”，进行调查核实。并表示，经调查核实若发现与其民族身份不合的，将宣布其少数民族身份无效，并坚决取消其加分资格。对涉及违规更改考生民族身份的直接责任人，将在调查核实后，进行严肃处理。

根据《关于中国公民确定民族成份的规定》，要更改民族成份，须“报经县级以上民族工作部门审批”。在巫山，更改民族成份的审批权属于巫山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因此，巫山县纪委书记沈承平表示，“县纪委的纠风办将主要调查巫山县民宗局。”

有知情人称，在重庆市查出的31名更改民族成份的考生中，有19名来自巫山。沈承平与何业大都承认了此点，但表示学生家长身份并未确认，并且这19个人并不是在巫山报的名。

为什么巫山会占到如此大的比重？沈承平解释说：“巫山有个客观情况，根据渝府〔2002〕230号文件，重庆市政府同意撤销巫山县邓家乡、红椿乡，设立邓家土家族乡和红椿土家族乡。撤乡时，有些老百姓不想当少数民族，就报自己是汉族，后来看到少数民族有加分等优惠政策，又想变回来。所以这里面，可能有些人的民族成份发生了变化。”

何业大说他们家也属于这种情况，“当年让我的父母报民族，他们都报了汉族，但是其实他们也包头巾，背背篓，完全具备土家族的特征。”至于父母到底是哪个民族，何业大称不能确定。

教育部称对高考违规作假行为决不姑息，北京大学表示正进一步关注事态发展

在“百度重庆南开中学吧”里，有人贴出了何川洋的高考成绩：语文121，数学145，外语131，文综262，总分659。据何川洋称，他已与北大重庆招生组签下了预录取的协议。记者致电北大重庆招生组求证，一名冯姓老师

称“不清楚此事”。

6月28日，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对于高考违规作假行为绝不姑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按照不久前国家民委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严格执行变更民族成份有关规定的通知》：“公民个人的民族成份，只能依据父亲或母亲的民族成份确定。父母双方均不属少数民族成份的，本人不得变更为少数民族成份。考生在参加国家教育考试报名时填写的民族成份必须真实有效，符合国家有关政策规定。”

这位负责人表示，各级民族、教育、公安等部门要加强协作，切实维护民族政策的严肃性。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将考生民族成份确认工作明确到部门，落实到人员，严格实行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对弄虚作假、以权谋私、玩忽职守，违规将考生汉族成份变更为少数民族成份的，要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同一天，北大招生办公室主任刘明利表示，北大将坚决拥护教育部的政策，支持重庆市招办的决定，绝不姑息错误的行为。“目前，北大招生办正进一步关注事态的发展，慎重对待每一位考生，力求不姑息、不冤枉，以此教育学生健康成才。”

 人民日报评论： 高考加分 如何才能更加公平

近年来，围绕一些高考加分标准，引发了诸多热议。有些加分政策缺乏刚性的标准，留下较大的寻租空间；有些地方的加分标准，演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奖励政策；还有些加分项目，则演变成少数人的游戏„„

怎么保证高考加分制度的健康、完善，从而保证高考制度的公平公正呢？记者展开了调查。

说起高考加分，最为学校、家长和考生关注的就是加分标准，即加分的项目、分值和适用范围。换句话说就是：什么样的人群，达到什么样的条件应该加分、应该加多少分合适。那么，当下，教育部和各省区市制定的高考加分标准是否符合公众心目中的公平公正的要求？记者展开了调查。

模糊标准惹争议 加分异化需警惕

北京市海淀区教科所所长吴颖慧认为，比如“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缺乏刚性标准的加分政策，往往留下了较大的寻租空间，其合理性和操作方式都需要进一步论证。

这一论断和许多家长不谋而合。他们认为这些项目弹性较大，操作过程中很难用刚性的标准去衡量，老师的影响力、孩子的人缘甚至掌握较多社会资源的家长的人脉等因素会起到很大作用。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有些地方的加分标准，则演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奖励政策。比如，在一些地方高考中出现的海归子女加分、金融高管人才子女加分、博士子女加分、纳税大户子女加分、招商引资加分等。有专家认为，这是加分制度的一种异化。

还有一些加分项目，本身并无不妥，却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了。

记者在山东、重庆、浙江等地部分高中采访时发现，奥数等特长班学生选修率最高，因为获奖者可在高考中获得保送或加分的宝贵机会，也有一些学校培养学生的科技发明、创新能力，目的就是瞄准科技创新大赛，以获加分。一些教育界人士认为，对学生创新能力、艺术专长等特殊才能的培养是一个慢功夫，最好别那么急功近利，不然，对社会和学生都没有好处。

还有些加分项目，则演变成了一部分人的游戏。拿航模来说，相关培训往往需要1万多元的费用，这对于家境一般的孩子，尤其是农村考生来说，是一笔不小的钱，久而久之，这种加分政策难免会成为“有钱人的游戏”，这无疑会损害社会公平。

加分标准待细化 只减不增是趋势

针对这些问题，相关部门积极研究对策。对比教育部颁布的2000年和2009年的加分政策，可以看出，10年前后，教育部公示的加分项目由未明确加分额度发展到明确加分额度和最高加分限度，由未要求面向社会公示发展到明确要求向社会公示，由相对粗线条发展到逐步细化。

比如，2000年规定中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级以上(含省级)科技发明创造奖获得者或单学科竞赛优胜者”，到2009年，笼统的奖项、竞赛已经细化为非常具体、明确的项目：全国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等。

以2009年许多省区市的加分政策为例，“只减不增”似乎已成为一种趋势。

重庆市下调高考加分的力度较大。该市教委一位负责人表示，“总的原则是，加分越少越好，范围越窄越好，尽量减少通过不当加分造成的不公平，减少钻空子现象。”重庆市规定，自2009年起，市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不再享受高考加分政策；2011年起，省赛区一等奖获得者不再享受加分政策，等等。

吉林省将七项原照顾加10分的项目调整为5分，三项原照顾加15分的项目调整为8分。广东省在2009年也进一步规范了体育尖子生加分政策，从原来的50分和20分两个档次调整为20分一个档次。

此外，江西、湖北、江苏等省前几年取消了省级优秀学生保送或加分的政策。浙江省2008年取消了优秀学生干部的高考加分政策，原因在于“这一项目加分标准过于模糊，受益者大多为领导干部的子女”。

目前，针对“什么样的项目可以设置，分值怎么确定，测试标准是什么”仍然是教育部进一步规范和管理的刚性要求。不久前，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姜钢就表示，教育部将进一步与有关部门沟通，摸清情况，加强管理，通过高考加分政策，使真正学有所长的学生可以施展才华，实现全面发展。

高考事关千万家 加分政策要公平

教育界人士认为，仅仅是缩减范围、细化标准，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问题的关键，恐怕还在于政策制定过程及执行过程的公开透明。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专家王学辉认为，必须通过规范程序、强化监督、公开透明等途径，完善高考加分制度，真正杜绝金钱、权力购买及交换教育机会的行为。

公开透明的公示制度是群众有效监督的前提。浙江省2009年采取高考加分学校和省招考机构两级公示、省级测试的方法，将一批企图弄虚作假的“南郭先生”拒之门外。刚刚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浙江省2009年申请高考加分的4998名考生中，有483人未获得加分资格。

“高考事关千家万户，如何取消变质的加分项目、保留大多数人认可的项目？有关部门可以考虑举行高考加分项目听证会，邀请学生、家长、老师、学者和媒体等参与讨论，使这一政策更加合理、公开、透明。”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说。

此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洪成文教授表示，要认真研究高考特殊加分的最终裁判权的问题。

第五篇：人民时评

人民时评：体面劳动、有尊严的生活，诠释重要执政理念 五一是劳动者的节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在谈到进一步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时候提到，要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让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高层提出体面劳动和不久前提出的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一样，体现了一种极其重要的执政理念，这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真正放在心里，用完善的制度保证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

让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就是在全社会形成劳动光荣，劳动者伟大的氛围。我们点的每一盏灯，用的每一滴水，吃的每一粒米，都是劳动者的贡献。住在温暖的房子里，我们应该想到那是无数民工的杰作；开着新款的汽车，我们应该想到那是工人劳动的结晶。开一次会，搞一次活动，后面有很多劳动者在服务„„劳动无处不在，但是有些人可能更看重地位和身份。“官本位”稀释了劳动者光荣的浓度，有的“体面”场合居然把劳动者拒之门外。少数这个“长”那个“长”想比工人和农民多占社会资源。我们已经进入到新世纪，但是，要真正形成劳动伟大、劳动者光荣的氛围，还需要加倍努力。

让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就是要爱惜每一位劳动者的生命，保护所有劳动者的财产。煤矿工人下井生产，他们的安全要有百分之一百的保证，因为每一个生命都不可取代；纺织工人织布，她们的健康一定要有温馨的呵护，因为每一个人的健康都是国家的惦记；农民工进城打工，一定要能拿到应得的报酬，因为每一位民工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分布在私营企业、个体作坊的各类劳动者，一定不能被老板随意欺负、随便解雇，因为他们的权利同样由国家来保护„„看到煤矿遇难者妻子悲切的目光，听到农民工讨要工资的愤怒喊声，我们的政府还要强化各种政策和手段，确保悲剧不再重演。

让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就是要给劳动者更多的利益，让他们享受到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房子、票子、位子，这不能只是官员的追目标，而要尽可能多给普通的劳动者。让劳动者居有房子，干有票子，社会上受人尊重，子女受教育没有后顾之忧。改革开放的主力军是劳动者，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由劳动者创造。我们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制度。如果贫富差别继续扩大，分配的制度就期待完善；如果年轻人一股脑只想往官员队伍里钻，劳动者的地位就期待提高；如果农民工依旧需要领导人替他们讨工资，权利维护机制就需要建立和健全„„理论上，我们早就解决了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命题，实践中，我们还需要推波助澜、呼吁呐喊，用现代理念，用先进的价值观，用民主和法治制度，把一切落后的、霸道的东西统统挡在身后，让中国的所有劳动者可以昂首挺胸地对世界说：“我们是体面的主人！”

“让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是国家的追求----希望这个理念能够深入人心，希望这一呼吁能够变成行动。

人民时评:品总书记“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

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27日，2010年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近3000名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接受国家的最高褒奖和礼赞，“劳动最光荣、劳动者最伟大”又一次得到深刻而丰富的诠释。

令人遗憾的是，放眼当前，仍有不少人对劳动缺乏足够的理解，对劳动者缺乏应有的认识，对工人缺乏认同感。比如近日有媒体报道，一些80后宁当千元“白领”，也不当三千元技工，原因在于“他们觉得进工厂很没面子”。此外有调查显示，如今愿意选择做工人的比例越来越少，有的地方姑娘找对象也不愿意选择工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咱们工人有力量”。2009年，在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人物中，“中国工人”赫然当选，《时代》周刊如此说道：“2009年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

体面劳动 尊严生活

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复苏；数以亿计的中国工人贡献卓著，他们抛妻离子，背井离乡，进入城市里辛苦地劳作，他们坚毅的目光，照亮了人类的未来。”

一句“坚毅的目光，照亮了人类的未来”，让人感慨万端，这绝不是无端的溢美之词，而是恰如其分的客观评价。事实上，多少年以来，中国工人一直是可爱的人，可敬的人，甚至是可歌可泣的人，共和国30年改革开放史，无论是宏大叙事诗还是只言片语，每一处时代表情的细微变化，中国工人都是见证人、参与者和推动者。那么，为何不少人“宁当千元‘白领’，也不当三千元技工”呢？原因林林总总，比如做工人没面子，社会保障不够完善，整个社会对工人尚不够尊重，尤其一提的是，在不少时候他们是权利贫困者。

比如，在迎击金融危机中，一些企业开始裁员或减薪，而裁员和减薪的对象往往就是最底层的工人。事实上，他们的收入并不高，一线工人辛苦劳动，收入微薄。

此外，一些工人一方面遭遇职业病之苦，另一方面还遭遇维权之困。2005年，卫生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受到职业危害的人数超过两亿人。这些庞大的人群中会有一些“张海超”——农民工张海超，先后从事杂工、破碎、开压力机等有害工种，不幸得上尘肺病。面对职业病鉴定难题，他以一种近乎自残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病情——尘肺三期，最后在多方努力下，终于拿到了索赔金。这起被媒体称为“开胸验肺”的事件，轰动全国，让人看到了维权之难。而事实上，“张海超”不是特例，他们的利益需要保护。

当然，应该看到，随着各项制度的逐渐确立和完善，工人的待遇得到了极大改善，国家也在不断创造条件让包括工人在内的劳动者享有更多尊严，让广大劳动者更多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2008年年初，胡锦涛总书记在“经济全球化与工会”国际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指出，“让广大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是以人为本的要求，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内容。”在今年的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胡总书记在讲话中再次提出：要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劳动保护机制，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一时间，“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像“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一样备受世人关注，引发了公众热议，人们像当初解读“尊严”一样解读“体面”。据悉，“体面劳动”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99年6月的第87届国际劳工大会上，由国际劳工组织新任局长胡安·索马维亚首次提出。体面劳动意味着生产性的劳动，包括劳动者的权利得到保护、有足够的收入、有充分的社会保护和足够的工作岗位。

诚然，如果每个工人都能体面劳动，都能生活得更有尊严，“劳动最光荣、劳动者最伟大”就一定深入人心。为此，就需要从多方入手，根本之道在于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切实推动《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的贯彻实施，最终改善劳动条件、劳动收入、劳动保障、生活质量，同时也要使劳动者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得到充分施展。

体面劳动他们得到了吗？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进一步保障劳动者权益，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完善劳动保护机制，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

所谓“体面的劳动”，意味着生产性的劳动，包括劳动者的权利得到保护、有足够的收入、充分的社会保护和足够的工作岗位。通俗地说，就是通过促进就业、加强社会保障、维护劳动者基本权益，以及开展政府、企业组织和工会三方的协商对话，来保证广大劳动者在自由、公正、安全和有尊严的条件下工作。

体面的劳动、有尊严的生活，我们身边的劳动者们，他们得到了吗？

我要劳动

这个“五一”节曾经在西北大学当司机的老刘过得很不踏实。因为劳动纠纷，老刘和原单位对簿公堂，案子历经仲裁、一审、二审，4月14日二审开庭的时候，对方原本是答应调解，可是就在五一前老刘再去找单位，单位又变了卦。据老刘的代理律师赵先生说，可能过

完“五一”就会下判。但是对于即将面对的判决结果，老刘心里既充满期待又惴惴不安，老刘完全不敢想象如果一旦败诉，自己该怎么办。

今年55岁的老刘已经在单位开了26年车，可是就在2008年，新《劳动法》出台实施以后，老刘向单位提出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单位不仅不同意，而且还故意找借口于2009年5月停止了老刘的工作，此后老刘多次要求上岗无果。对于老刘提出的要求单位为自己缴纳三金及支付加班延点工资等，单位也拒绝给予办理并支付。

55岁已经是老人的年纪了，可是为了生计，别无所长也别无门路的老刘只想着好好在单位干，通过劳动挣到一份稳定的工资，退休后领一份有保障的退休金。可是没想到突然生变，想劳动却没了岗位，退休保障更是无从谈起。绝望之下，打官司成了最后的选择，二审时，老刘明确提出了要求继续工作的调解意见，原单位当庭表示的愿意调解的态度甚至让老刘有些喜出望外，老刘以为“五一”节之前自己就能回单位上班了，他甚至还和家人说“要是真能这样，今年的“五一”劳动节就太值得纪念了！”可是没想到，当他满怀希望再一次找到单位时，单位却态度生硬地表示：“调解方案领导不同意。”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

“五一”当天，老刘一天没有出门，饭也吃得很马虎，他焦虑地关注着电视和报纸新闻，想看看劳动节这天有没有替劳动者维权的消息与相关的新闻，但是似乎很让他失望。当记者打电话给老刘时，老刘心情沉重：“调解是没希望了，听律师说有可能会重审，我完全没了主意，重审的结果怎样且不说，光是这个漫长的过程我已经感觉有些承受不了，我已经很久没有上班，也很久没有工资和收入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该先找份临时工干着，可是我这么大的年纪，谁会用我？唉······”

我要保障

李令今年29岁，毕业后就在城内一家事业单位工作，虽然工资不算太低，但是这家单位对于劳动用工却实行的是“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一部分人是正式编制，一部分人算是招聘编制，对于像李令这种招聘编制的人，三金、保险是统统没有的，去年10月份，李令生孩子，不仅没有一分钱的报销，生孩子期间连一分钱的工资都没有。

对此，李令称：“敢怒不敢言，明知单位这么做是不合劳动法的，但单位几十号人都这样，别人不说你提出来，单位一定让你走人，再找份工作从头开始多艰难不说，说不定待遇还不如这儿，所以就先混着吧······”但是这毕竟是李令的一块心病。

“现在年轻还好说，再过些年干不动了还是得靠社会保障，所以特希望有人打头为这事儿闹一闹，毕竟是家大单位，说不定就解决了。”然而当记者问李令为什么没想着通过诉讼维权时，李令显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太兴师动众了吧，也太麻烦，而且一定打不过单位，赔了夫人又折兵，代价太大算了吧。”

我要尊严

吕娜家住在长安区，2007年开始进入晴朗家政公司做家政服务员，虽然这两年每小时的工钱越来越高，但是吕娜却越来越想换个“体面”的工作。

“再苦再累我都能行，可就是害怕看见雇主们眼里轻贱、鄙视的神情。”吕娜说，她们进入雇主家里，常常是在监视下劳动，吕娜甚至遇到过一家客户，在她前两次上门工作时故意在床底下、要洗的衣服里放个五块钱、十块钱考验她。当她第二次把钱如实交给女主人时，女主人和老公会心而神秘的一笑才让吕娜意识到这是个测试。

“在有些雇主眼里，我们家政工就是下等人，完全不需要尊重，而且迟钝到完全看不出他们的歧视。”吕娜曾经服务的一家上海雇主，女主人特别讲究干净，每次吕娜给她洗完的内衣都要全部再拿滚烫的开水烫一遍，男主人特别节省，再冷的冬天，也不允许吕娜用热水摆抹布、洗衣服，说那样太浪费天然气。每次家里有了不新鲜的水果、快过期的食品，主人还总会故作慷慨地送给吕娜。

46岁的李师傅在高新区某建筑工地当伙食工，他说，包工头为了省钱，每天下午专挑

便宜菜、烂菜拿到工地，“西红柿是变了味的，萝卜是糠心的，土豆是芽长得多长的，至于蔫黄瓜、被老鼠挖洞的烂冬瓜都要算是好的呢。”看到农民工们每天攀上爬下地干着重活累活儿，却吃着这些垃圾一样的饭菜，李师傅心里特别不好受，好几次他忍不住提出让包工头买一些好菜、新鲜菜，湖北籍的包工头却说：“民工，还想让他们吃啥！”“其实我听说这个包工头最早也是出来当民工给建筑工地运沙子的，怎么自己当了包工头却还这么苛刻。”李师傅想不通。

我要工钱

对于绝大多数劳动者而言，劳动都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谋生手段，因此吃再多的苦，受再大的累，甚至是再难的委屈，只要能挣到钱，他们都选择了忍耐。但是在现实中，我们越来越频繁地听到关于欠薪、讨薪的话题，当劳有所得的底限被击破，绝望而无助的农民工们只能到各部门投诉，甚而围堵、爬塔吊，为了要回辛苦钱。

或许更多的时候欠薪的程度没有那么激烈，因此被欠薪者再一次选择了容忍。

在我市东郊兴庆路一家中等规模的川菜馆打工的丁辉告诉记者，起初，老板给他许诺，每月工资800块钱，可第一个月末只给他发了700块钱，理由是他打过几个碗盘；和丁辉一起打工的郑力做的是帮厨，一个盘子没打过的郑力月底同样被老板扣掉了100元，原因是老板说他配菜用料太多，炒菜太费油。据丁辉说，几乎每个月末，老板总要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克扣他们的工资，谁要是不服，老板就让走人。

在南关正街附近一家广告公司做平面设计的冯美每月工资3500元，可是公司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所有设计人员的工资都是推迟两个月发放，冯美每个月28号领到的都是两个月前的工资，也就是说公司总是欠着冯美两个月的工资也就是7000块钱，其他设计人员也都一样，工资越高欠得越多，如果一旦跳槽离开公司，这笔钱就别想要了。“其实公司就是用这种办法变相地控制设计人员跳槽，所以有时候即使加薪要求被拒绝，或是频繁加班加点，都得逆来顺受，除非是有特别提升的机会，为了这笔说多不多，说少却不少的工资也会选择留下”。

“体面的劳动”作为一种概念，在1999年6月，由国际劳工组织新任局长索马维亚在第87届国际劳工大会上首次提出。时隔11年之后，记者在今年劳动节及其前夕所做的调查，仅这几个事例却依然让人清晰地感受到，让劳动者“体面劳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体面地劳动、有尊严地生活，是全世界劳动者共同的愿景。实现“体面劳动”，最根本的在于改善劳动者的劳动处境，让广大劳动者共享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实现“体面劳动”，重要的是让“体面”落在实处。这就需要党和政府做出系统的制度性安排，唯有这样才能确保所有的劳动者都可以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我们期待着有一天，普通劳动者不再为自己的工作权利、自己的工资、自己的社会保障和自己的尊严而苦恼，真正能够体面地劳动。

在期盼体面与尊严中回归本义

1886年5月1日，芝加哥的216816名工人为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大罢工，经过艰苦的流血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为纪念这次伟大的工人运动，1889年7月第二国际宣布将每年的五月一日定为国际劳动节。这一决定立即得到世界各国工人的积极响应。1890年5月1日，欧美各国的工人阶级率先走向街头，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与集会，争取合法权益。从此，每逢这一天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都要举行庆祝。

由此可见，五一国际劳动节自诞生之日起就打着鲜明的对于劳动及劳动者本身价值的渴望肯定。而由此所激发出的对于人性尊严，对于生命价值，对于人身权利的种种高贵字眼，更是成为重要的人类精神财产，超越了肤色、国界的界限，成为全人类所共同追求的美好目标。

不可否认，在我们追寻幸福与尊严的道路上，不可能一夜之间到达目的地。这其中所付

出的代价、所带来的疼痛已经烙在时代烙印中。但同时也不能否认的是，近几年来，对于劳动者，对于普通公民权益的关注也在日益进步，这其中，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体面劳动”与温家宝总理四次提到的“尊严”尤其令人温暖且踏实。

4月27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讲话时说，“要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在此之前，温家宝总理还曾经四次提到“尊严”：2月12日，“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2月27日，温家宝谈“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三方面含义；2月28日，“就业问题关乎生计更关乎尊严”；3月5日，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首提“尊严论”……长久以来，我们总是强调个体在面对集体与国家利益时的微不足道，甚至历史上不乏类似的极端个例。之所以说是“极端”，是因为这些个例忽略了基本的人性，已经“为牺牲而牺牲”，这样的“牺牲”不能说毫无价值，只能说令人痛惜。而除此之外，与之相伴而来的就是对于普通人权益的极端漠视，不管是孙志刚也好还是“开胸验肺”的张海超也好，他们的遭遇所揭示的，无非就是在一个尚没有习惯尊重个体价值的社会整体体制下作为个体所遭受的伤害与痛苦。在这种体制下，每个个体都像面对一台庞大机器的昆虫，那些辗过的疼痛只能自己品尝。

正因如此，不论是“体面劳动”还是“幸福与尊严”，都用罕见的表达方式昭示了社会滚滚向前发展的潮流。面对这潮流，我们只有适应、学习，并在适应与学习中不断改进。对劳动者，对普通人“体面”与“尊严”的关注恰恰是这发展潮流中一朵美丽的浪花。它说明，对钢筋水泥，对高楼大厦，对GDP的关注远远不能满足一个社会走向文明、进步的需要，总得有对人类宝贵精神财富的认可与继承，总得有对公民个体生命价值、生命尊严的温润感知来完善一个社会的完整链条。

而在对“体面”与“尊严”的期盼中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这个节日会越来越回归本义，回归到“权利”、“价值”、“尊严”这些高贵字眼的本义。我们也更迫切地渴望着，能够不断有支撑“体面”与“尊严”的实际行动来将这美好的图景变为现实。在那样的图景中，这个节日高贵且充满自豪感，而当一个国家中的劳动者体面且充满自豪感地行走在这个国家的大地上时，这个国家的力量将决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统计数据上。

新华侨报：中国悄然转向“体面与尊严”社会

《日本新华侨报》29日刊文《中国悄然转向“体面与尊严”社会》。文章说，中国内政外交目标诉求日益变得亲切温和，展现现代文明国家的崭新形象。让国民实现“体面劳动”和“更有尊严”的生活，无异是执政党新许诺，也给了民众新企盼。这意味中国开始走上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新时代。让劳动者体面劳动，让尊严伴随普通人生活，也应是当今中国社会一个硬道理。

文章摘编如下：

中国在以大国姿态强劲崛起的同时，内政外交目标诉求也日益变得亲切温和，展现现代文明国家的崭新形象。继中国总理温家宝春节团拜首倡“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此次“五一”前夕表彰劳模会，国家主席胡锦涛又提出“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

“体面”与“尊严”这两个暖融融的词汇透露出一个强烈信号：中国领导层所关注的重点，正在从追求DGP向民生民本转型，践行从“国富”向“贵民”的重要转身。当今中国民生注定将走进讲究体面与尊严的“暖春季节”，普通民众的劳动与生活将发生深刻嬗变。

“体面劳动”与“尊严生活”相呼应，既是中国政府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施政理念的全新诠释，也表达着中国高层在国家发展和民众福祉的理念，或者说国家发展哲学方面发生的微妙变化。中国领导人在正式场合将“体面”和“尊严”用在国民工作和生活层面，激起百姓心底强烈的情感波澜。这显示了胡温执政团队高扬科学发展观，对治国理念认识越来越深刻和真切。“体面”与“尊严”相辅相成，体现社会公平和公民权利，“体面”是基础，“尊严”是境界，兼具物质与精神层次。没有体面的劳动，不会有人的基本尊严；没有人的尊严，也谈不上保障公民权益，体现不出国家制度优越性。可以说，“体面”与“尊严”，是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诉求，也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讲究“体面”与“尊严”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当前中国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劳动者已经具备了可以有体面劳动的条件，不再是过去劳动率低下时代那样，为了生存不得不丧失体面和尊严为代价。让劳动者体面劳动，获得有尊严的生活也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赋予民众的一种温暖和振奋。同时，根据马斯洛心理需求理论，在开放环境中走进21世纪的中国民众，个性进一步释放，个人心理需求升级，追求自尊的满足也成必然。

应该指出，“体面”与“尊严”实际上也是中国政府一贯鼓励和倡导“尊重劳动”、“劳动光荣”政策的一种新表述。时代在前进，“劳动光荣”的内涵在变化和丰富，不仅体现在表彰和关爱劳模群体，也必须有体面的劳动作保证，包括体面的劳动环境、体面的劳动保护，尤其是体面的劳动报酬和待遇，从而使劳动者生活“更有尊严”。

这方面当务之急的政策举措是，保障劳动者权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只有实现体面劳动，才能有社会的体面、国家的良知、民族的荣光。

更重要的是，中国主张“体面”与“尊严”，也是基于现实的迫切需求。一方面中国劳动者队伍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在收入上基本属于弱势群体，而且农民工已占相当比例，他们干着最苦最累的工作，面临改善生活和提升发展的问题。而看病贵、房价高、学费高，也让普通国民离“尊严”还有相当的距离。另一方面，“中国工人”已是世界级品牌了，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做出了“世界性贡献”，全球称誉。他们有资格也有权利获得尊重和体面。一个尊重劳动者的国家，也将获得世界的尊重。

让国民实现“体面劳动”和“更有尊严”的生活，无异是中国执政党新的许诺，也给了民众新的企盼。这意味着中国开始走上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新时代。让劳动者体面劳动，让付出与收获成正比，让尊严伴随普通人的生活，也应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