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鸟与自然

鸟与自然

今天，天阴沉沉的，但是我还是高兴的不得了，因为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观鸟。

在平时的生活中，大家看到树木的机会可能比鸟类更多，因为树木不会跑，也不会飞，但是，只要你尝试抬头看看天上，鸟儿也就看见了。

来到观鸟点，首先是一位讲解员为我们讲江边的鸟类，以及一些关于鸟的知识。

然后，工作人员发放给我们一人一个望远镜。工作人员说“观鸟时，大家要说悄悄话，步子轻一点。”说完，就带领大伙去“寻鸟”。

接着，我在下面“观鸟”活动中看到了很多鸟。有小巧灵活的树麻雀，有和我一样黑不溜秋的乌鸫，有穿着橄榄色的白头鹎„„

活动结束后，我们领取了一份礼物，高高兴兴的回家了。观鸟其实就是观大自然，倾听鸟语，请让我们一起认识江城武汉的自然宝藏，保护我们共同的生活环境吧！

三年级二班张诚悦

第二篇：陶渊明与鸟

魏晋时代是一个天姿烂漫、潇散发露的时代。魏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他们钟情于自然，寄情于山水，著名的兰亭之游、金谷宴游风流千古；特别是山水、田园诗派均滥觞于此期。陶渊明更是造化所钟的“天生尤物”、是六朝时代的宁馨儿，他对自然的追求和对自然观的理解实又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渊明的个性品格、诗歌题材、诗中之理、艺术风格无不表现了对自然的追求。自然与自由相关，渊明及魏晋士人对自然的渴望，实际上表征了他们对形体自由及精神自由的双重渴望。这种渴望在两汉经学统治相对松弛之后，变得尤为突出。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渊明的自然追求与鸟大有关联。与玄风盛行相表里的，是魏晋诗文中，鸟意象出现得比率明显增加。这决不是偶然的现象，应该说是有其深刻时代内涵的。

鸟是有一定象征意义的对象物，它的象征内涵是经过长期积淀的。《周易》之《中孚》、《明夷》、《渐》、《小过》等卦中均有鸟的影子，这里的鸟大体上象喻着坚贞自守、远遁自晦的高蹈情怀。《诗经》中的鸟意象更是不胜枚举。“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象征自由、和谐；“交交黄鸟，止于棘”，则暗示了不得其所的意味。此外，《庄子》“逍遥游”中高飞远举的大鹏，则是远大理想的象征。先民视野中的鸟开启了后代诗文中鸟的“原型意象”，归纳起来，大概为两类：一是追求宏大的境界，是经过拼搏后的自由；一是选择退守，是疏离主流群体的个体自由。两种鸟的原型意象，陶诗中兼而有之，可以看作是其人生转换的前后标志。渊明思想之转变实可以以鸟意象一以贯之。

一、渊明前期功业追求与鸟意象

六朝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世族与门第。任何个人都无法超越社会时代带给他的局限，陶渊明就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门第观念影响。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功勋仅亚于王导，史家把陶与王相提并论，比做周朝夹辅王室分陕而治的周公和召公，说：“陶士行（侃）据三州之旅，郢外以安；王茂弘（导）为分陕之计，江东可立。”[1]又说陶侃“望隆分陕，理则宜然。”[2]渊明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做过安城太守，仕官已历三世。如按照三世为官便成世族的传统，确实也不能目渊明为寒门了。考诸渊明诗文，可见其对家族历史的自豪感。《命子》诗中，诗人首先缅怀了祖先的光辉历史：“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又对曾祖陶侃的功业与人格高度赞美：“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踌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再如《赠长沙公》诗中，称自己的家族为“令族”，并将长沙公引为自豪，称其为“实宗之光”。诗曰：“于穆令族，允构斯堂。谐气冬暄，映怀圭璋。爰采春华，载警秋霜。我曰钦哉，实宗之光。”受大环境影响，陶渊明形成了一定的门第观念，这在当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股时代潮流。寒门士人念念不忘的，是有朝一日能跻身于世族高门的行列，而世族之胄也千方百计地善保家门、发扬宗族之光。因此，对于渊明的门第观念，我们应该给予理解。在一定程度上，门第观念也与用世之心紧密相联。受儒家传统观念影响，建功立业、光耀门庭是士人的追求目标，在六朝时代，这两者更强烈地联系在一起。陶渊明带着一定的门第观念步入社会，沾溉着门第之泽，享受着由门第与家族带来的荣誉与利益。权利与义务是相互的，享受权利的同时要为此付出代价。这种责任感主要不是出于外在的压力或官方意志，它实际上近乎内心的的律令。振兴家族、光耀门庭，并实现个人的政治理想，六朝世族人士大多将个体功业的建立与家族命运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个体与家族休戚与共，共损共荣。清代方东树说过这样的话：“昔人云：读杜诗，当作一部小经书读。余谓陶诗亦然。但何必云小也。”[3]可见，他是把陶诗当作儒家经典来推崇的。这种看法在历代并不罕见，如宋代的真德秀就曾说过：“以余观之，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故形之于诗，有不可掩。《荣木》之忧，逝川之叹也；《贫士》之咏，箪瓢之乐也„„”[4]此说绝不是空穴来风、无根之谈，它们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渊明早年确实受过儒家思想影响并且形诸诗文。研读陶诗，会发现渊明早期的篇什中，多处流露出儒家的功业思想及用世之志。《停云》诗写道：“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八表同昏，平陆成江”，暗寓着诗人关怀世难的忧心，以及功业难成的感慨。《时运》诗化用儒家所乐道的“曾点气象”，表达了渊明早年对儒家精神境界的欣羡之意。《荣木》一诗更表达了一种自强不息的功业追求，该诗第四章写到：“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从以上诗句中我们可以见出，渊明内心郁勃着昂扬的进取之心、功业之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这句话活脱了渊明另一面孔，它与后人心目中那位吟唱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者形象，相距实在太远。我们以往对陶渊明的印象只是其中年思想成熟以后的形象，是渊明丰富人格之一角。以“一斑”而概其“全豹”有时会出现以偏概全的弊病。渊明早期功业之心，主要是传统文化的熏陶、影响使然。对于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他们最大的梦想，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谁能天生就超越历史的局限而对功业荣名不屑一顾、视如粪土呢？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渊明前期诗中言及功业之志间或用“鸟”意象来传达。鸟的高飞远举象征着人的功业追求，鲲鹏展翅九万里，境界何其高远！渊明早期诗中之鸟多用来表现其用世之心，功业追求。《杂诗》其五云：“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看作是此期内心世界的写照。《停云》诗最后一章写“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未始没有期盼知音赏识的意味。渊明怀着眷眷用世之志走入社会，我们仿佛看到了他急切的脚步，感受到了他躁动的心跳。然而，诚如范文澜先生所言，这是一个“杀夺而滥赏”的社会，“统治集团中人得失急骤，生死无常，心情上表现紧张与颓废„„”[5]因此，兴冲冲步入仕途的渊明不免碰壁，产生了矛盾与麻烦，在矛盾无法协调时，渊明开始了痛苦的转换。渊明在断断续续做了十三年官以后，终于辞官归田了，关于辞官的原因，他的藉口是“程氏妹丧于武昌”，后人则以为是耻于束带见督邮，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千古以来流为佳话。实际上其辞官深层原因是其质性与官场不和。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序中明确指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其《与子俨等疏》大意也是如此：“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感士不遇赋》中渊明更从社会政治现实角度揭示了辞官之由：“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封建社会特别是有晋一代，政治混乱，官场腐败，“政失准的，士无特操”。在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的社会里，士子们缺少一种精神的依傍，也缺少生命的保障，还何谈实现政治理想！渊明在长期的官场生涯中，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感到了政治之不可为，认识了仁政理想之虚幻性，从而产生了摆脱现有生存方式寻找新生活的想法。

二、鸟与渊明的诗意回归

“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杂诗》其五）渊明一生的寻觅与求索，如用两个字概括就是——止泊——寻找精神的故乡与归宿。

那么渊明何以独对鸟如此情衷，为何不厌其烦地多次以鸟自况，特别是日夕归鸟在其笔下频繁出现呢？此中有深刻的哲学、文化底蕴，逯钦立先生已然有所阐发：“窃谓鱼鸟之生，为最富自然情趣者，而鸟为尤显。夫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推极言之，鸟与我同。鸟归以前，东啄西饮，役于物之时也，遂其性故称情。微劳无惜生之苦，称情则自然而得其生。故鸟之自然无为而最足表明其天趣者，殆俱在日夕之时。既物我相同，人之能挹取自然之奇趣者，亦惟此时。则山气之所以日夕始佳，晚来相鸣之归鸟始乐，因为人类直觉之作用使然，要亦知此直觉之所以有些作用，即合乎自然之哲理也。”[9]鸟是自然的化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宇宙自然相俯仰，此最为人类欣羡。因此它最易成为多情敏感的诗人笔下的宁馨儿。逯钦立先生所言极是，鸟为最富自然情趣者，与人生具有质的相似性。

鸟之与渊明的生死观、义利观还有莫大之联系，不可不辨。鸟日出飞林，远近觅食，象征着人生在世奔波求活，自有酸甜苦辣；鸟日落而息，象征人之止息或死亡，回归本原，无怨无悔。渊明向来“视死如归”，《归去来兮辞》、《杂诗》、《挽歌诗》中都表现了此意。“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这是多么达观的人生态度！另外，鸟日出而作，相约寻食，自食其力；然鸟之于利果腹便足，如“鼹鼠饮河，期在满腹；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决不纵欲逐利，此点与渊明之义利观如出一理。对于物质利益，渊明向来是持灵活态度。他不讳言利，且躬耕田园以求利。但是，他所需求的不过是正当衣食之需，这又与鸟性相通。可见，渊明与鸟确实有着极大的缘分。

只有渊明之“翼翼归鸟”最具深度及人格力量，只有陶渊明的探寻成功了，他的成功体现在文学、玄学和人生。就玄学而言，他的思考解决了困绕魏晋士人数百年的精神困惑，结束了一个时代；就人生而言，他将玄学诗意化、人生化，是艺术化人生的大师，开创了知识分子新的人生理想、生存模式。渊明是魏晋玄学的终结者，代表了魏晋玄学的最高成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先生称渊明“革新旧义，孤明先发”，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罗宗强先生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中，也以渊明为魏晋玄学的终结。从“竹林七贤”到“金谷俊游”再到“兰亭玄思”，都停滞在寻觅自然途中的某个点上，只有渊明走完了全程。基于此，李建中《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一书，将建安文学以来的人格生成模式依次概托为：“邺下——竹林——金谷——兰亭——南山”，与之相表里的分别为“孕育——徘徊——焦虑——消释——重铸”之心理流变，同样视渊明为魏晋人格之终结。他更以优美笔触描绘了渊明达到的境界：“南山的主人，不需要像邺下或金谷文人那样依附于权贵，也无须像竹林或兰亭文人那样耽溺于某种玄思。他是独立的自由的个体，他身后是自然温馨而神秘的拥抱。”[10]“翼翼归鸟”，在今天仍是自由和谐人生的象征，对当代人或许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人生启示。陶渊明的人生转换及生存方式，从形式上，不一定值得效仿，而从其精神实质上看，它的潜在价值无疑是巨大的。

注释：

[1]《晋书·元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页158。[2]《晋书·陶侃传》，出处同上，页1768。

[3]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4]宋·真德秀《跋黄瀛甫拟陶诗》，《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六，《四部丛刊》本。[5]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页283。[6]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页150——151。[7]同上，页151。

[8]朱光潜《诗论·陶渊明》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293。[9]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页236。[10]李建中《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页133。

第三篇：习惯与自然[范文]

习惯与自然

一根小小的柱子，一截细细的链子，拴得住一头千斤重的大象，这不荒谬吗？可这荒谬的场景在印度和秦国随处可见。那些驯象人，在大象还是小象的时候，就用一条铁链将它绑在水泥柱或钢柱上，无论小象怎么挣扎都无法挣脱。小象渐渐地习惯了不挣扎，直到长成了大象，可以轻而易举地挣脱链子时，也不挣扎。

驯虎人本来也像驯象人一样成功，他让小虎从小吃素，直到小虎长大。老虎不知肉味，自然不会伤人。驯虎人的致命错误在于他摔了交之后让老虎舔净他流在地上的血，老虎一舔不可收，终于将驯虎人吃了。

小象是被链子绑住，而大象则是被习惯绑住。

虎曾经被习惯绑住，而驯虎人则死于习惯（他已经习惯于他的老虎不吃人）。

习惯几乎可以绑住一切，只是不能绑住偶然。比如那只偶然尝了鲜血的老虎。

第四篇：与自然和谐

与自然和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梦想有大有小，有远有近，有的梦想是为了自己，有的是为了别人，有的触手可及，有的可能终生都难以实现。

大概是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吧，一次老师给我们看了一场电影，叫《可可西里》。一幅幅触目惊心的画面，在青藏高原上，身姿矫健的羚羊快速地奔跑着。“啪啪啪”一连串枪声响起，一只只的羚羊应声倒地，盗猎者带走了羊皮，留下了一个个还淌着血的羚羊的骨架，有上万之多。在那一刻我被眼前的景象给震惊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在抱怨生活，抱怨学习、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殊不知在这个和平的年代里，和我们同处一个地球的动物们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火药的发明给人类造福，却给它们带来了世代的噩梦。

看着那一颗颗子弹穿过它们的胸膛，我感觉仿佛是射入了我的心脏。从那一刻起，我有了一个梦想：与自然和谐相处。

但我知道仅凭我一人，几人，甚至几千几万人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的。因此我不止一次地想过翻越高山，走过草原，深入雨林，走遍个个城市，与那些志同道合的友人一起向全世界的人呼吁关爱身边的世界。

农耕文明时代，我们敬畏自然；工业文明时代，我们改造自然。如今我们应当保护自然，否则大自然的警告，将变成惩罚。绿洲变成了沙漠，田地变成了荒漠。现在醒悟为时未晚，难道非要等到当我们头顶的天空不再明净，不再蔚蓝时，我们才想起应该保护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吗？当我们脚下的土地变成黄沙变成荒漠时，我们才后悔当初没有珍惜我们的大自然吗？

“谁能灭人类？是人类自己。”到头来，害自己灭自己的造孽者正是我们自己！

愚公该不该移山值得大家讨论了。为什么一定要移山去破坏我们的家园，而不是自己移居呢？

地球是我们人类、动植物生存繁衍的大家庭。可是现在，地球已经不再是那个洁净而美丽的地球了，它正变得千疮百孔，遍体鳞伤，正在独自地哭泣着，不知向谁述说自己已面临的不幸。

自然拥有和谐的美丽，花儿才显得娇艳；心中拥有纯洁的指引，心灵才显得更加美丽。人类需要自然，请让我们手牵着手，心连着心，共创和谐天堂，让蓝天更蓝，让清水更清，与我们的自然和谐相处吧！

愿我的梦想成真。

第五篇：人口与自然

人口与自然

1998年夏季，我国长江下游地区连续普降暴雨，洪水袭击了中国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地区。但暴雨并不是造成这次洪涝灾害的唯一原因。更多的是人为因素。这说明大自然已经对我们吹起了警号。

大自然对我们警号长鸣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不遵循客观规律，对大自然肆意破坏所造成的。在史前时代，我们是崇拜、敬畏自然。农业时代，我们是有限地改造自然，且没有超出大自然的自我调节、自我净化能力，面临的是气象灾害对农业的破坏，以及水土流失和环境退化。而进入工业社会后，我们开始大肆改造自然，企图征服自然。发展不遵循客观规律，不与环境相协调，如三废污染，（工业废水、废气和废渣。）使得自然受到破坏。我们也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如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大自然对我们的惩罚是我们不遵循客观规律的所造成的。1998年的长江特大洪水，主要的人为因素有：人们为了经济利益，围湖造田；乱砍乱伐树林；图航运、灌溉、发电的方便，建造不合理的水利设施等。

我们过分改造自然，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原于我国人口过多。我国人口已经超过了13亿，这个庞大的人口数字使自然资源消耗加剧，生态环境承受的压力加大，形成一系列的资源和环境的日益恶化，又反过来使人们更加贫困，造成恶性循环。每个人都要消耗大自然的资源，但大自然提供给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为了生存，只能向大自然大量索取资源。当大自然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时，我们只能对大自然进行改造，如围湖造田、建造不合理的水利设施。使超过了大自然自我调节、自我净化能力，造成了环境污染。由此可见，人口数量的变化，也是使大自然警号长鸣的原因之一。

那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好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呢？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要保护环境。人类的发展要遵循客观规律，与环境协调统一，否则就要受到环境的惩罚。我国政府应该严格执行有关环境保护法，严惩那些破坏环境的人。人大代表做好监督工作，使破坏环境的行为减少。并宣传保护环境这一基本国情，使我国公民提高环保意识薄弱，加强自觉性差，使保护环境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去。在人口这方面，我们应大力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实行计划生育，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严格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出生率，可以解决人口问题。实行计划生育，还可以提高人口素质，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发展相协调统一，做到可持续发展。

作为祖国的新一代，我们青少年应自觉学习保护资源环境等基本国策，向家人好友宣传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帮助大家树立环保意识和科学的发展观，积极承担环保责任；作为学生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发展自身的创新实践能力，掌握扎实的本领，为长大建设祖国奠定基础；在现实学习生活中要从身边小事做起，自觉爱护花草树木，不乱扔废弃物，积极使用宣传环保产品等，并积极同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作斗争。使大自然警号停止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