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各朝皇帝龙袍及服饰图片展示

 秦汉时期由于国家统一，服装风格也趋于一致。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幅员广大、民族众多的封建统一国家。秦王政当上始皇帝之后，立即着手推行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如统一度量衡、刑律条令等，其中也包括衣冠服饰制度。不过，由于秦始皇当政时间太短，服饰制度仅属初创，还不完备，只在服装的颜色上做了统一。秦始皇深受阴阳五行学说影响，相信秦克周，应当是水克火，因为周朝是“火气胜金，色尚赤”，那么秦胜周就是水德，颜色崇尚黑色。这样，在秦朝，黑色为尊贵的颜色，衣饰也以黑色为时尚颜色了。秦代铠甲战服我们从出土文物中可以看见。在陕西临潼出土的陶俑所着铠甲应是秦兵俑中最为常见的铠甲样式，是普通战士的装束，这类铠甲有如下特点：胸部的甲片都是上片压下片，腹部的甲片，都是下片压上片，以便于活动。从胸腹正中的中线来看，所有甲片都由中间向两侧叠压，肩部甲片的组合与腹部相同。在肩部、腹部和颈下周围的甲片都用连甲带连接，所有甲片上都有甲钉，其数或二或三或四不等，最多不超过六枚。甲衣的长度，前后相等，下摆一般多为圆形.转自铁血社区ttp://bbs.tiexue.net/ ]

袁世凯的龙袍必须得提到陶洙

陶洙肯定曾在民国初年的内务部任职，陶洙、朱纶和陶毅三人曾为民国政府拟订《暂行祭祀冠服制》。这是一部以明代祭服制度为主体、并结合所谓“周制”概念而拟订的祭祀冠服条例。1914年8月，政事堂礼制馆颁布正式的《祭祀冠服制》，定型的祭祀冠服对陶洙等人弄的那套东西做了很大的改造。1914年冬至，袁世凯在北京天坛举办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祭天典礼，祭祀冠服就是按照《祭祀冠服制》来定做的。

陶洙对祭祀服装的研究，终于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丑剧中派上了大用场。张伯驹在《袁世凯登极大典之筹备》一文中写道：

转自铁血社区ttp://bbs.tiexue.net/ ] 登极衣冠，则由陶洙设计。冠用平顶，皇帝十二旒、卿九旒、大夫七旒、士五旒。上衣下赏，绣山龙火藻八章。武职仍旧，惟帽章改为双龙，将中嵌红珊瑚，校中嵌蓝宝石，尉中嵌水晶等珠。

皇帝军服，左右胸绣双龙。黄龙袍由庶务司长郭葆昌承办，命大栅栏瑞蚨祥制衣，特绣金龙，双目皆嵌以精圆珍珠。

（《紫禁城》1981年第2期，第9页。）

陶洙为袁世凯设计龙袍，可谓百分之百准确的史实。因为袁世凯是张伯驹的表伯，张伯驹跟袁世凯的几个儿子是同学和至交，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和叔叔张锦芳为袁世凯登基出过大力，陶洙跟张伯驹的关系又非常密切。

我看到这个史实，深深地感到陶洙是个毫无道义原则、“有奶便是娘”的坏家伙。袁世凯复辟，陶洙去奉承；日本人来了，陶洙又去卖身投靠。所谓“礼义廉耻”，在陶洙那里一钱不值。

据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袁世凯的龙袍造价80万元，共有两套，一套祭天时用，一套登极时用。“龙袍用赤金线盘织龙兖，通体缀以明珠，并嵌以钻石。此外还有平天冠一顶，四周垂旒，每旒悬珍珠一串，冠檐缀以大珠一粒”（第135页）。

转自铁血社区ttp://bbs.tiexue.net/ ] 可笑的是，如此昂贵的龙袍，竟然被郭葆昌塞进了假货。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第三十四则写道：“时日本有人造珍珠，光彩圆润，与真者莫辩，故此金龙双目之珍珠亦有伪者，当为庶务司经办中饱，已不赀矣。”

更可笑的是，“旷代逸才”杨度原也想借承制龙袍大发一笔横财，不料这美差竟被朱启钤活活夺了去，气得痛哭流涕，几乎要甩手不干“筹安会”的“建国大业”。后来袁世凯的侄儿袁乃宽出面调停，从朱启钤那里要来3万大洋送给杨度，这才平息了一场内讧。

至于为什么非选汉朝的，那就要问陶洙了。

汉代规定，皇帝冕冠为十二旒（即十二排），为玉制。冕冠的颜色，以黑为主。冕冠两侧，各有一孔，用以穿插玉笄，以与发髻拴结。并在笄的两侧系上丝带，在颌下系结。在丝带上的两耳处，还各垂一颗珠玉，名叫“允耳”。不塞入耳内，只是系挂在耳旁，以提醒戴冠者切忌听信谗言。后世的“允耳不闻”一语，即由此而来。按规定，凡戴冕冠者，都要穿冕服。冕服以玄上衣、朱色下裳，上下绘有章纹。此外还有蔽膝、佩绶、赤舄等。组成一套完整的服饰。这种服制始于周代，历经汉、唐、宋、元诸代，一直延续到清代，绵延两千多年。转自铁血社区ttp://bbs.tiexue.net/ ]

汉文帝刘恒穿的龙袍第一次采用黄色。其后长期以黄色为最高贵它象征中央，因此，这种风气一直延用下来，直到明清。

转自铁血社区ttp://bbs.tiexue.net/ ]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皇帝便服

魏晋时期的男子一般都穿大袖翩翩的衫子，直到南朝时期，这种衫子仍为各阶层男子所爱好，成为一时的风尚。图中帝王头戴白纱帽，外着白穿宽袖狐皮大衣（形如大袖衫），毛在外。手执如意，也是南朝时所喜尚的习俗。

隋唐五代皇帝服饰，转自铁血社区ttp://bbs.tiexue.net/ ]

隋唐时期，南北统一，疆域辽阔，经济发达中外交流频繁，体现出唐朝政权的巩固与强大。在服装服饰上也达到空前繁盛时期。隋唐时期的士庶、官宦男子普遍穿着圆领袍、衫，上自皇帝下至杂役都可穿着，为当时的常服。此图为穿对襟、阔袖便服衫的帝王。

宋代龙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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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贵族便服,戴外白内黑的皮冠（貂皮暖帽），着浅米色毛绒衫，额前有发微微露出，垂至帽下末端向左右分披散。冠下耳后垂鬟（两辫作成的鬟）。按《圆史舆服志》记载有：“服白粉皮则冠白金答子暖帽，服银鼠则冠银鼠暖帽”。此像为白金答子暖帽穿锦袍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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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皇帝常服，戴乌纱折上巾、穿盘领、窄袖、绣龙袍的皇帝（南薰殿旧藏《历代帝王像》）。乌纱折上巾，是皇帝穿常服所戴，其样式与乌纱帽基本相同，惟独左右二角折之向上，竖于纱帽之后。盘领、窄袖、绣龙袍，是皇帝的常服。常服又称翼善冠，此服用途较多。明代皇帝的常服，服装以黄色的绫罗，上绣龙、翟纹及十二章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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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晚期金地缂丝孔雀羽龙袍

周身绣满龙的纹样。从服装的样式来看，样式为斜领袍，为皇帝的便服。龙的图案从上古发展到明代，精力了无数次的变化。总的看 来，先秦的龙纹，形象比较质朴粗犷，大部分没有肢爪，近似爬虫类动物。秦汉时期的龙纹，多呈兽形，肢爪齐全，但无鳞甲，常绘成行走状，给人以虚无缥缈的感觉。明朝的皇帝不像电影里那样总是穿着明黄色的龙袍（好像只有清朝如此），明朝的龙袍有素色的（白色）、玄色（黑色）、黄色等，是以五行代表色为基准的，汉代以后多少以黄色为最尊贵。所以一般大典时期都是明黄色。这些颜色的龙袍都是正式的龙袍普通上朝是都可以穿的，主要是看皇帝的心情（估计经常穿一个颜色的衣服皇帝也会很郁闷）。

ps：五行代表色 金（白）、木（青）、水（黑）、火（红）、土（黄）。

明朝人酷爱红色，可能源自于朱元璋。当年朱元璋的义军亦被称为“红巾军”，而明朝的军服也多以红色为主，还有明助时期开始广泛流行的瓷器制作工艺叫作“釉里红”，更值得一提的是历代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却唯独这明朝的龙袍是大红的，这也足见明朝确实对红色钟爱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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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红色龙袍，只是明代皇帝礼服的一种, 明代皇帝礼服主要有三种,最隆重的典礼上使用的皇冠冕,即我们最为熟悉的亦是自周代起就延续至明代的十二纹章冕礼服,冕冠前后各珍珠12串,上衣下裳,上衣颜色为黑,绣以传统十二纹章,下裙为黄色,裙前织锦垂于两退间,而次一级典礼服装,明代皇帝为全红色龙炮.再次一级为黄色龙炮.而平时常服则为青色或黑色龙袍.为了宣传自己政权的合理性，是天意，朝代都会按照五行相生原理，来对国号等制度来命名。元朝是金命，火克金，明朝取代了元朝，因此，明朝是火命。

朱元璋参加的起义军属于“红巾军”系统。

所以明朝龙袍通常是红色。

朱元璋的姓“朱”字也是红的意思.转自铁血社区ttp://bbs.tiexue.net/ ]

韩国人模仿我大明朝的服饰

清代皇帝服饰有朝服、吉服、常服、行服等。皇帝的龙袍属于吉服范畴，比朝服、衮服等礼服略次一等，平时较多穿着。穿龙袍时，必须戴吉服冠，束吉服带及挂朝 珠。龙袍以明黄色为主也可用金黄杏黄等色。古时称帝王之位，为九五之尊。

九、五两数，通常象征着高贵，在皇室建筑、生活器具等方面都有所反映。清朝皇帝的 龙袍，据文献记载，也绣有九条龙。

皇帝朝服及所戴的冠，分冬夏二式。冬夏朝服区别主要在衣服的边缘，春夏用缎，秋冬用珍贵皮毛为缘饰之。朝服的颜 色以黄色为主，以明黄为贵，只有在祭祀天时用蓝色，朝日时用红色，夕月时用白色。朝服的纹样主要为龙纹及十二章纹样。一般在正前、背后及两臂绣正龙各一 条；腰帷绣行龙五条襞积（折裥处）前后各绣团龙九条；裳绣正龙两条、行龙四条；披肩绣行龙两条；袖端绣正龙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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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是中国唯一具备服饰制度的农民政权。在服饰上，既继承了传统遗制，又有所创新，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衣冠服饰制度。太平天国将领的冠帽有角帽、风帽、凉帽及帽额等制。角帽即为朝帽上饰龙凤图纹。朝服分长袍和马褂两种袍为圆领宽袖，上绣有纹样，并以纹样来区分职位。马褂有红、黄两种颜色，并以颜色来区分职位。此图为戴朝冠、穿龙袍的忠王及戴帽箍、穿长袍的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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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博物馆藏有“太平天国黄缎全盘金线龙袍”一件，它是现存太平天国革命文物中非常珍罕的一件，1994年被国家文物局确认为一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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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龙袍是1958年全省文物普查时，由嘉鱼县陆溪镇王爷庙（即靖江王庙）王海峰和尚上交的。据调查，该袍很可能是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的遗物。

1864年（同治三年）7月，曾国藩的湘军攻入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南京），所部曾在城内大肆抢劫，有一个叫樊泽远的水师千总在东王府抢到这件龙袍。1869年（同治八年），樊泽远部驻守嘉鱼县陆溪镇，前后长达三四十年。樊信佛，常去王爷庙拜佛，于是将这件龙袍献给菩萨穿，并告知是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所用之物。庙里当家的杨和尚接受了这件袍，他和弟子将其

视为镇庙之宝，十分珍惜，每逢菩萨生日庙会时，才拿出来给菩萨穿上，一用完即收起妥善保存。

龙袍传至三代即王海峰及其师兄熊妙廉和尚之手后，由于熊妙廉和尚抽大烟，没钱用，曾几

次将它当给当地的当铺，最后竟无钱赎回而失当。后来，水师总兵宋云友来此地视察，得知龙袍是太平天国东王遗物，感其散落民间不妥，而自己又不便收藏此种“反物”，乃赎回再次献给王爷庙，让菩萨穿用，既替自己“修德”，又让龙袍有一个适当的收藏处所。捐献时，宋总兵还在龙袍后身里子上题写了“湖南省长沙湘乡县二十都信士总镇守宋云友敬具”字样。时隔百年，这行朱书字迹仍依稀可辨。

龙袍长133厘米，袍身宽80厘米，摆宽128厘米，袖长97厘米。龙袍为两层料子缝合而成的袷袍，袍面用黄色八枚缎，袍里系深绿色麻、纱原料木机织物。在黄色八枚缎袍面上，是满地盘金线绣成的云水纹和龙纹图案。这些图案均用真金线三、四根和内径蚕丝裹捻成一股，采用苏绣传统针法盘绣于黄缎面上。龙袍的前后下摆与袖的前后下部为云水纹，周身则盘有36条五爪金龙。其中，左右肩各一，头向中间形成左右对称；两袖各六，每袖前后各三，形成左右、前后对称；前胸后背各盘龙十一条，此十一条龙排列为胸、背正中各一条，头上尾下，左右各盘龙五条，亦形成前后、左右对称。各龙盘成后，再以绿色绒线用苏绣接针法绣出龙眼，画上黑色瞳孔，整件龙袍均用苏绣盘金、抢针、接针的传统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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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小襟上另有一组“二龙戏珠”图案，二龙一上一下，头相对，上龙以银线盘成，绿色绒线绣出龙身骨架，用白色绒线绣出龙眼，画上黑色瞳孔。下龙以金线盘成，绣法与上龙相同。珠在中间，亦金线盘成。根据龙袍的流传经过以及黄色、通体盘金、五爪龙、二龙戏珠、云水纹等的特点，专家认为确系太平天国遗物，应为太平天国品位相当高的王或将领所用，是太平天国文物中不可多得种类，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袁世凯的龙袍

第二篇：中国历代皇帝服饰

中国历代皇帝服饰

礼仪之邦的古中国，礼仪的繁密主要是通过朝廷、皇家表现出来的。皇帝在何种场合穿何种衣服，都有礼仪上的正式规定。每个新建立的朝代都要重新制定本朝的舆服制度，规定服色（即为何种颜色为尊）。人们印象中的皇帝形象，都是头戴旒冕的庄重模样，其实那种妨碍视线，左顾右盼就要敲脑袋的沉重东西，皇帝最不喜欢戴，在平日和后宫燕居时，皇帝自然不会戴那个累赘。所以皇帝的服饰大致可分为礼服与常服。

具体地说，皇帝的服饰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冕服

冕服是帝王、诸侯们参加祭祀盛典时所穿以与冠冕相配合的礼服。采用上衣与下裳分开的服制，衣和裳上分别织或绣着十二章纹饰。周代天子按照祭祀典礼的大小分别有六种冕服，除大裘服是用黑羊羔皮制作的外，另外五种都是玄（黑）色上衣，纁（红）色围裳。战国以后，冕服制度遭到破坏，直到东汉明帝时才开始恢复，以后历代沿用，一直到明代。但历代冕服制度变化很大，如冕服的种类，汉魏以后一般只有一种，但北周皇帝却有苍、青、朱、黄、素、玄、象、山鷩、衮等十二种冕服。隋、唐、宋三代虽然恢复了周代的六种冕服，但常穿的只有衮服一种，明代则只有衮服。冕服的颜色一般为玄衣纁裳，晋珐至南北朝多用皂衣绛裳，唐后期与宋、金、元各朝天子冕服为青罗衣和红罗裳，明代天子一度用玄衣黄裳。纹章则一般天子用十二章，诸侯公卿以下各代各有不同。

弁服

弁服是古代贵族男子的一种常用礼服。上自帝王、下至士大夫都可以穿用。弁服与弁相配，服装上用黑色丝衣，下用红色围裳，与冕服相似，但衣裳上不加章彩纹饰。腰系茅菟草染的绛色韦末韦后，代替冕服的蔽漆。皮弁服用细白布衣，素（白缯）裳，腰下有裥折，下系素蔽膝。皮弁服是天子、诸侯等平时翰会、朔望视朝、田猎、大射礼时穿用的服装，魏晋时形制已有变化，唐以后改为绛色衣、素裳、蔽膝、革带、白袜、黑履或舄，宋代没有皮弁服，明代皇帝又加以恢复，其他为绛纱衣，蔽膝随衣服颜色一致，用白玉带革带、玉钩鲽绯白大带，穿白袜、黑舄。武弁服颜色为赤，称韦末衣、韦末裳、韦末韦后，佩绶和韦末韦后都系有革带，鞋色与裳色一致，一般为有兵事时穿用。朝服

朝服又称具服，是帝王、后妃、命妇、百官们参加朝会大典时穿的衣服。周代以冕服作为朝服。汉代皇帝的朝服身著青春、夏朱、秋白、夏末黄、冬黑等五色的袍，平时常黑色，服制为上衣下裳不分的深衣制。腰系大带、革带，佩挂蔽膝、佩绶、佩剑，脚穿袜履。这种服装的等级区别有三：一是冠的不同，如天子戴通天冠，太子诸王戴远游冠；二是冠梁的多少；三是佩绶颜色、长度、织法的不同。汉代的朝服制度为以后历代王朝所沿用，一直到明朝，只是历代的冠制、服制上有所变革。

常服

常服是天子、后妃、诸王、百官、命妇在一般性的正式场合穿的服装。隋唐皇帝、百官用幞头、圆领袍、长靿靴作常服。其等级区别有三：一是服色不同。天子一般用赭黄色或赤黄色袍，三品以上官员服紫色；二是革带带钅夸的质料不同；三是佩鱼制，三品以上用金饰鱼袋，五品以上用银饰。以后各代基本沿用唐制，到明朝有所变化，皇帝用乌纱折上巾，黄色盘领官袖袍，前后两肩各有金织盘龙纹饰，玉带、皮靴。清朝皇帝的常服则有冠、袍、褂、带四部分。冠用红绒结顶，不加梁。袍是圆领、大襟、箭袖、四面开禊的长袍，颜色、纹饰随意所定。褂是圆领、对襟平袖、左右开禊、身长到股的长褂，穿在袍外，用石青色，花纹没有特别规定。

行服

行服是清代皇帝和王公百官外出巡行、狩猎、征战时所穿的服装。特点是便利骑射。行服包括行冠、行袍、行褂、行裳、行带五部分。穿用时，行袍穿在内，腰间系行带，外面罩上行褂，下系行裳。行袍又称缺襟袍，其颜色、质料、花纹随意选用，没有严格的规定。式样是圆领、大襟、四面开襟、箭袖、有纽绊。长度齐膝，比常服袍要短十分之一，最大的特点是袍的右前襟比左前襟和后面要短一尺，以方便骑马，故称“缺襟袍”。行褂又称马褂，既方便骑射，又可御寒。其颜色规定是：皇帝及御前大臣、领侍卫大臣、内廷王大臣、扈从大臣等为明黄色，因而称为黄马褂；亲王、郡王以下文武官员为石青色。

雨服

雨服是清代皇帝和王公百官下雨时所穿的服装，包括雨冠、雨衣、雨裳三部分。穿时雨衣穿在内，雨裳系在雨衣外。雨冠有冬雨冠、夏雨冠两种，用明黄色，皇子以下文武三品官用红色。雨衣的式样和质料有六种，有的是圆领对襟无袖的长袍，类似今天的披风，又有单层、双层两种；有的是对襟带袖如常服褂，其中圆领的长与坐齐，加领的长与褂齐；有的是大襟端袖如常服袍，前加掩裆，其中圆领的长与袍齐，加领的长与坐齐。质料上用毡、羽缎作面的，用月白缎作里，多用明黄色领和钮绊。油绸制作的不加里，多用青色领和钮绊。皇帝的雨衣一律用明黄色，皇子以下到文武一品官、各省巡抚用大红色，二品以下文武官员用青色，雨裳的颜色与雨衣相同。

关于皇帝服装上的装饰，除了质料的不同之外，与他人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帝王服装的装饰上，也就是从色彩、纹饰及佩物上体现出来。

关于色彩

色彩、质料和款式，是服装的三要素。因此，在古代中国，人们对服装的色彩非常讲究，主要受正色、间色尊卑论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古人把青、赤、白、黑、黄五色称为正色，由两种或两种以上正色调和成的颜色称为间色。因此，青、赤、白、黑、黄五色一般来说是比较尊贵的颜色。西周至春秋时期，人们就产生了用服色来区分尊卑的观念，以赤、玄（黑）二色为尊。但具体这五种正式中，又以哪一种为尊呢？受五行学说的影响，各朝代又不一样。如秦始皇认为：夏是木德，殷是金德，周是火德，殷取代夏是金克木，周取代殷是火克金，现在秦取代周，自然是水克火了。根据五行学说，北方水，色黑，因而秦代以黑为尊，于是乎“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代仍然以黑色为主，汉文帝终生都是以黑色缯（纺织品）作为其常服的。但是，由于刘邦起兵时制造“赤帝子斩白帝子”的神话，因而汉文帝祭天的时候，又服赤色冠服。到隋唐时期，黄色又成为帝王服装上的主要颜色，随后，发展成为帝王专用色，禁止民间使用。

此外，朱、紫也长期成为显贵的服色，唐代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服紫色。俗话说：“红得发紫”，也可说明紫色是高官显宦的颜色。

关于纹饰

帝王服装上的纹饰主要的是十二章纹，这是指中国古代帝王礼服上绘绣的十二种纹饰，它们是：日、月、星辰、群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等。绘绣有章纹的礼服称为“章服”。

十二章由来已久，大约在周代已经形成。然而，章服制度的真正确立，是在东汉初年。东汉永平二年（公元59年），汉明帝根据有关典籍，制定了详细的祭祀服饰及朝服制度，规定在冕服中恢复使用十二章纹饰，皇帝用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以下九章，九卿用华虫以下七章。从此以后，直到明清，十二章纹作为帝王百官的服饰，一直沿用了近二千年。

十二章纹就是十二种图案。每种图案都各有其象征意义，颇有讲究。

总而言之，无非都是昭示慈善、仁义、清洁、济养、智勇，把天下一切最美好的比喻和形容，统统灌注在这十二章纹里，以显示天子“至高无上，完美德慧”。

十二章纹之制自东汉确立之后，各朝各代都把它作为封建舆服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在次序和位置安排上有所不同。即使是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皇朝，也都继承了汉族的这一服饰制度。

其中特别是“龙”后来渐渐爬满了帝王袍服。龙在古代神话中是一种瞬息万变、威力无穷、升天潜渊、吞云吐雾、翻云覆雨的神物。古人认为，人间只有皇帝才能象龙那样变幻莫测、神威无限，因而皇帝就是真龙天子，龙的化身。于是，织绣有龙纹的龙袍等就成了皇帝、太子等的专用服装。明代龙袍是皇帝平日上朝处理朝政时穿的常服。清代龙袍则是在吉庆典礼时穿的吉服。这样一来，“龙袍”简直成了皇帝的另一个名字。除了帝后，任何人都不准在“龙”身上打主意。再高贵的王侯也只能穿蟒袍。关于佩饰

除了色彩，纹饰之外，中国古代还十分重视身上的佩饰。这些佩饰，不仅可以美化自身外形，而且还是一种身份等级的标志。帝王身上的佩饰就更加名贵和丰富。帝王冠冕上的佩饰物前面已经讲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这里主要讲帝王身上的佩饰。

古代帝王、百官身上的佩饰最重要的就是佩绶。这是帝后百官佩挂印绶以区别身份地位的制度。早在周代就已出现，到汉代成为官服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帝后百官平时在外，必须把官印装在腰间的鞶囊里随着携带，而把绶带打成回环，穿在身前或身后的腰带上，让它自然垂挂下来，以便他人一望便知佩绶人的身份官位。绶的颜色、长度和织法有着明显的等级区别。皇帝、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佩共同赤缥（月白）绀（天青）四色的黄赤绶，绶长二丈九尺九寸，用五百首（二十根单纺丝是“一首”，首越多，丝越细）织成。诸侯王佩赤黄缥绀四色的赤绶，长二丈一尺，三百首。汉代以后佩绶制度一直沿用，一直到清，只是颜色、纹饰、形制的规定各朝有不同。古代帝王贵族穿挂绶带、束腰的皮带也是一种重要装饰物。早在商周时代，天子、诸侯、卿大夫在祭祀朝会时，就将腰带束在冕服之上，前面用来悬挂蔽膝，身后垂挂佩绶。春秋战国时期，受少数民族服饰影响，革带开始使用带钩，用来连接两端和佩挂刀、削、剑、镜、印及其它装饰品，称为“钩络带”。革带的制作也日益精巧，常常镶嵌许多金银珠宝作为装饰。

宋代的革带分成前后两条，腰前的一条两边钻有圆孔，用来穿插扣针，两端钅宅尾用金银装饰，腰后的一条缀着一排带銙。明代则相反，腰前装饰玉銙，后面不装玉，用佩绶遮掩起来。清代的佩饰是清官服饰的一大特点，既有民族特色，又吸收了汉族传统。清代的朝服、吉服、行服、常服中，均有与之相配的腰带，不同等级的腰带，在颜色、样式、质料、做工等上有明确的规定，以此标明尊卑等级。清代皇帝和宗室用黄色腰带，称为“黄带子”，一般用丝线织成，带上装有四块圆型或方型的镂花金属版，版上镶嵌宝石、珠玉等装饰品，带端有带扣，左右还有两个环，用来系挂汗巾、刀觿（解结用的工具）、荷包及佩饰，称作“活计”。其中皇帝的腰带都用明黄色丝带。朝带又分两种，一种带上装圆形龙纹金版四块，饰红宝石或蓝宝石和绿宝石，每块版上要嵌冬珠五颗、珍珠二十颗；另一种带上装方型龙纹金版四块，饰青金石、黄玉、珊瑚、白玉中的一种，每块板上嵌冬珠五颗。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条嘉庆用过的吉服带，带为明黄丝织成，内衬红绸，带上装嵌珊瑚圆版，左右各有一镂金小环，左环挂月白绸，帉，平金绣荷包，平金绣葫芦状烟袋，嵌松石金套觿，右环挂饰没有觿，换上嵌金珐琅革冒刀一，其余与左环相同。此外，清朝皇帝朝服上，还有朝珠装饰，由一百零八颗冬珠组成，串珠为明黄色的丝带。

在帝王的这些佩饰中，玉是最重要的佩饰。天子佩白玉、世子佩瑜玉，诸侯佩山玄玉，卿大夫佩水苍玉，到士就只能佩文石了。

关于冕

冕是皇帝最重要的礼冠。冕的规定形状是前圆后方，前低后高，作俯视状，前后各有十二旒。前古的冕长六寸，宽六寸。到东汉明帝时更定为长一尺二寸，宽七寸，成为长方形。东汉冕上呈黑色，里裹朱色，以白玉珠为旒悬彩色组缨。皇帝在戴冕时，要头戴玉簪，还要以黈纩（黄色的丝绵）塞耳，以防听到非礼之语。唐代的冕根据不同场合之用分为八种，最大的一种冕长二尺四寸，宽一尺二寸。宋代初沿唐制，后更定冕统一为长一尺六寸，宽八寸。顶上是用青罗绘制龙麟图案，里面用红罗绘紫云白鹤。明代又将冕规定为前圆后方，旒珠用五彩玉。清朝皇帝不再戴冕。

冕通常和衮服一起用，合称衮冕，和大裘配用称大裘冕。衮冕用于祭庙、登基、纳皇后、元旦受贺时穿用，唐代还包括战事遣将及征还时用。裘冕一般是祭天地时穿用，东汉用于祭上帝。唐代裘和无旒的冕配用祭天地。宋代在衮冕和裘冕的用途上大臣们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有的认为祭天在冬季可服用裘冕，而祭地在夏天，则应服衮冕。有的认为裘不如衮庄重，裘应罩在衮服里面。皇帝最重要的礼服就是祭服，因此衮冕、裘冕又称为祭服，次于祭服的就是朝服、常服和杂服，与礼服相对应。

关于冠

冠，在今天看来不过是头上戴的一顶帽子而已。然而，中国古代的冠，这顶普通的帽子却非同寻常，它与封建礼仪紧密联系在一起，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具有相当重要的礼制意义。

帝王作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不仅要戴冠，而且比普通贵族所戴的冠更为名贵和奢华，形制也大为不同。据记载，早在西周时代，就制定了详细的冠冕制度。

通天冠是皇帝冬至受朝贺到平日上朝和燕居时所戴，既用于礼节又用于平日。不过皇帝在后宫燕居时多不戴冠，例如汉武帝在内廷头上仅带簪子与丞相公孙弘谈话。通天冠的形制是高九寸，正面竖立，前面是展筒，顶部向后倾斜，后有一个铁卷梁。唐宋时冠高一尺，冠上卷梁二十四道，梁宽一尺，为更为美观，施以珠翠，用玉、犀簪横贯于冠，后面垂着黑巾（黑介帻）。

刘邦在民间时，曾用竹皮做过一种冠，自己戴用，称为刘氏冠。即位后，刘氏冠地位提升。刘邦的后代在祭祀时才用此冠。唐太宗也发明了一种冠，叫做翼善冠，在朔望（初一、十五）王朝时服用。

弁，长七寸，高四寸，形如倒置的杯子，前部高而宽，后部低而尖，如两手相合状。皇帝服用的弁多为鹿皮制成，叫做皮弁。东汉皇帝在辟雍行大射礼时服用。唐代皇帝在每年初一上朝头戴皮弁，在讲武、出征和阅兵、大射等活动时戴武弁。明代皮弁蒙上了一层乌纱，前后十二缝每缝缀五彩玉一颗，武弁为赤色，也缀以五彩玉。

第三篇：4、各朝家谱

周代的家谱内容和形式 2009-07-28 07:07 周代（公元前1000-公元前200年）家谱的内容和形式

周代家谱现在虽然亡佚干净了，但汉朝人看见过，对它的内容和形式作过一些描述，战国以后成书的《周礼》、《礼记》对它有片断的论述：关于家谱的内容，要记录族众的忌、讳。讳是名字，忌是哪一天死的。族众生子，要记某年、某月、某日生，自然还要记是谁之子。族人有谥者要记其谥。有谥的族众，当然只能是诸侯、卿大夫了。

关于家谱的形式，从桓谭说的“旁行邪上”一句话来推测，应是一种表格，父辈名讳居一格，子辈名讳居一格，子子孙孙按辈份各居一格，叫做“旁行”。父统诸子，子系于父，谁是谁之子，谁是谁之父，一目了然，叫做“邪上”。在各人的名讳下注明生卒年月日及配偶、谥号等等。这样，就把一个家族从始祖到现在的所有血缘关系都记载得清清楚楚了。

魏晋至唐代的家谱的特点及作用 2009-07-28 07:08 魏晋至唐代（公元200-900年）家谱的盛行及其作用

家谱是有文字以来，始终伴随着家族组织的一种文献，是家族组织的构成条件之一。什么时候家族制度发达，什么时候家谱也就盛行。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形成后，人们根据家族的门第来选官、品人、联姻。门第不同，政治权利和社会身份也不同。天下的家族那么多，人们怎么知道哪家是士族，哪家是庶族？即使同一姓，天下同姓的人也很多，又怎么知道谁出身琅琊王氏，谁出身太原王氏？魏晋南北朝时战争连绵，家族迁徙频繁，怎么防止庶族迁到新地方后冒充士族高门？这就需要有一种文献把天下的士族记载下来，人们根据这种记载来确认谁是士族，谁是庶族，谁是高门，谁是卑门。这种文献就是家谱。

1、家谱的兴起及其形式

家谱在历史上曾经兴旺过一阵子，后来随着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瓦解而消亡了。东汉末年

到魏晋之际（公元200-300年）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形成后，家谱又再次盛行起来，不过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西周春秋时的家谱不同了。这时称之为“家谱”的文献，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家传”，这是最初级的形式。一个家族之所以在一个地方兴旺发达起来，必有几个人对家族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或者做过朝廷要员，或者做过封疆大吏，他们的子孙就为他们立传，表彰他们的功绩，显示自己家族的身份。如：《荀氏家传》、《袁氏家传》（汝南）、《裴氏家传》（河东）、《褚氏家传》（阳翟）、《谢车骑家传》（陈郡）等。

家谱的第二种形式是“家谱”，或叫单姓族谱，每姓每族一本。家传是传而不是谱，只能记载家族名人事迹，不能把所有族人都记上去，光有家传还是无法搞清家族所有人的血缘关系的，于是有人以家传为基础，以家族的世系为脉络，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众贯串起来，注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这就是家谱了。如：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到的：《崔

氏谱》（博陵）、《郭氏谱》（太原）、《陈氏谱》（颁川）、《稽氏谱》（谯郡）、《阮氏谱》（陈留）、《王氏谱》（太原）；《世说新语》注中引到的：《王氏世家》（琅琊）、《袁氏世纪》（汝南）．《王氏家谱》（东海）、《荀氏谱》（颍川）、《谢氏谱》（陈郡）、《羊氏谱》（泰山）、《顾氏谱》（吴郡）、《陆氏谱》（吴郡）等等，都是这样的家谱。家谱的第三种形式，也是最高最典型的形式是“簿状家谱”，后来又叫作《百家谱》、《东南谱》、《十八州谱》、《天下望族谱》、某郡望族谱等等。家传、家谱都是私家撰述，不具法律效力，必须有一种官方具有修撰的家谱如 “百家谱”（百指约数）等。在这种官撰的家谱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进去，每姓士族又都详细列其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缘关系，这就是簿状家谱。所谓“考之簿世然后授任”（《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引《晋阳秋》），“有司选举必稽谱籍”（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指这种官修的家谱。官修家谱不仅同士族的仕途性命攸关，而且是一项十

分繁杂的工作，要对所有自认为是士族，并将其家谱上之于官的家族进行甄别、认定，还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修订与重撰，所以朝廷设立专门的常设机构图谱局主持撰修工作，置郎和令史等官来执掌（《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载沈约语），并汲收对家谱有研究的学者参与其事。

2、谱学和谱家

东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士族、非士族要根据家谱来确认，人们入仕做官要根据家谱来认定门阀的高卑，所以家谱之学就成了一种专门学问，有专门的人从事研究。天下那么大，士族那么多，它们之间的关系又那么复杂，每个家族的历史，近的兴起于魏晋之际，远的则要追溯到东汉中叶，少说也有几百年，要搞清楚他们内部和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如：血缘关系、名讳、官位、姻亲等等），确非易事。再加上许多新起的士族要求列名家谱，而许多庶姓大族还采取冒名顶替、伪造家世等手段企图挤进家谱，这就进一步增加了家谱修撰的艰巨性。东晋初年苏峻之乱，把原来的家谱焚毁了，后来重修，称为“晋籍”，其分量之大竞有东西两库（《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这样繁杂的工作，没有专门学问，不作专门研究，的确是不行的。所以从西晋以后，到南北朝时，毕生研究家谱的不乏其人，有的祖孙几代从事家谱研究，从而出现许多著名的谱学家。

西晋（公元250-300年）的著名谱学家是挚虞。挚氏为京兆大族，虞父模曾任曹魏太仆卿。挚虞才学通博，著述不倦，认为汉末以来天下丧乱，许多世家大族，虽子孙已不能明其祖先的事迹，辨其家族的由来，于是撰《族姓昭穆》十卷，进于朝廷（《晋书》卷五一挚虞传）。此书早巳遗佚，我们不能确知其内容了。所谓“族姓”即指世家大族式家族，所谓“昭穆”即父子祖孙的血缘关系，这是现在所知道的当时第一部记载天下士族血缘关系的正式家谱。因为

它“定品违法”，大概是触动了一些显赫的大族，为人们弹劾。它有没有成为官书，我们也不得而知，从晋武奇特诏原谅其“违法”的过失来看，大约是被钦定为官修家谱了。东晋南朝（公元400-500年）的著名谱学家有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祖孙三人和王僧孺。贾氏为南渡的平阳大族。贾弼之在东晋太元年间由朝廷委任撰修家谱，于是“广集众家，大搜群族”（《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撰成《十八州士族谱》百帙，共七百余卷，缮写抄定，藏在秘阁，另抄别本藏于左户。其子匪之，匪之子渊，世传其业。齐永明中，贾渊与王

俭共同参撰《百家谱》，又撰《氏族要状》、《人名书》等家谱，并行于世。家谱研究成了贾氏世传的家学。王僧孺出身于东海王氏。他在梁代继续贾氏的研究，接成《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当是修订贾弼之之书）、《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此时的家谱之学，到了王僧孺手中，算是集大成了。

北朝（公元350-550年）官修家谱，大抵均属集体撰述，故不见研究家谱之名家，如魏太和中，诏各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作为选士的依据，似乎还没有把全国士族的家谱统到一起来。北齐的《类例》以甲门为士族，北周的《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士族，似乎是他们那个小国的统一的家谱，除《类例》知道是浮屠昙刚所撰外，《建德氏族》也是集体撰修的，故未留下撰人姓氏。

3、家谱是选官和通婚的依据

门阀士族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在门阀士族内部选拔官吏和相互通婚。在选拔人才和连结姻亲之前，先得查一查人才的和姻家的出身是不是士族，是第几等的士族。怎么查呢？查家谱（又叫簿状）。只有官修的家谱才具有法律效力，才能作为根据，所谓“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这个意思。选拔人才首先要查人才的出身门第，那么负责选拔的官吏，包括吏部官员和州郡中正，必须对全国和本州岛郡的士族的情况了如指掌，否则很可能因为把寒门列入上品或把高门贬为下品而犯错误。因此不熟悉家谱的人是不能当吏部尚书的。如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为吏部尚书，王晏反对说，鸾不熟悉“详练家谱”（《陈书》卷三〇陆琼传）。通婚的姻家如果不是通家之好，而是不熟悉的家族，也要先查家谱，以免“婚宦失类”。尤其是发生婚姻纠纷时，家谱就是解决纠纷的根据了。如王源与满璋之两家通婚，媒人刘嗣之称满氏为高平旧族，后“索璋之簿阀”查核，竟是“士庶莫辨”（沈约《奏弹王源文》，《文选》卷四十），搞不清楚了。这说明士族连姻，确实是要先查家谱的。

4、合族与通谱之风盛行

人们的出身门第不同，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而门第又主要是根据家谱来辨认的，所以有些庶族出身的官僚、富户，就企图通过权势成金钱，胁迫或买通士族中的某些人，与士族合为一族（首先得是同姓），将自己的家族上到士族的家谱中去，从而挤进士族的行列，这就是所谓的合族和通谱。这种采取非法手段合族、通谱的事例，史不绝书。

如宋时刘延孙为彭城大士族，而宋皇帝刘氏虽自云出身彭城，但实系庶族，与延孙本不同宗。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与延孙合族，并使诸子同延孙序亲。对于皇帝来与自己合族，延孙也只好接受（《宋书》卷七八刘延孙传）。北魏太武帝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于邺。杜豹为魏郡庶姓，太武帝嫌不光彩，要在杜姓士族中找一人营护葬事，结果找到京兆杜铨。葬事营毕，杜铨遂与魏郡杜氏合族（《北史》卷二六杜铨传）。这些是皇室、贵戚同士族合族的例子。

至于民间的合族通谱就更多了。皇室与士族合族，可以公开进行，而一般的庶族要与士

族合族，除了要取得与之合族的士族的同意之外，还要买通撰修家谱的官员，否则就不能合法化。例如贾渊掌修撰家谱，有一个叫王宝泰的人，买通贾渊，要把自己的家族上到江左第一大高门琅琊王氏的谱中。事未成而被告发，按律贾渊当处死，由于其子向皇帝叩头流血乞免，才免去死罪（《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可见当时这种买谱、卖谱的事件也是有的。唐代家谱的发展脉络 2009-07-28 07:10 唐代（公元600-900年）家谱的重修及其衰落

隋唐废中正、兴科举，朝廷用人主要根据考试成绩，不再完全依据士族的门第出身，士族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权，士族这个头衔只是一种社会身份的体现了。因此家谱也不再具有从前据以选官、品人的作用了。可是唐初还屡修家谱，而且声势很大。究其用意，主要是唐太宗等人企图以唐朝皇室和功臣为主要成份．培植一个新的士族集团，用以代替山东士族和东南望族的旧士族集团，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巩固唐王朝的统治。这个新培植的士族集团，要取得社会的承认和法律上的确认，就必须写到家谱中去。所以唐初的屡修家谱，不过是一种培植新士族、贬抑旧士族的措施或行为罢了。

1、唐初家谱的重修过程

唐初大规模的修撰家谱共有三次。第一次是贞观初年。唐太宗命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今狐德等主持撰修家谱。高士廉等于是召集四方娴熟士族门阀的官

吏、学者参加，并广泛搜集天下的家谱，参考史传，辨其真伪，于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奏上《氏族志》一百三十卷（此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橄文志》作一百卷）。高士廉等人大概没有领会到唐太宗命修家谱的意图，是为了抬高新士族的地位，“崇重今朝冠冕”，仍然按照南北朝以来的，把山东士族崔、卢、李、郑等姓列第一等，这就触怒了唐太宗，发了一大顿脾气，指示按照“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的方针重修，然而颁布天下，依以为准。第二次是高宗时，此时武则天当政，中书令许敬宗以贞观《氏族志》未载武氏的族望，吏部尚书李义府也以《氏族志》中没有李氏的世系，于是奏请改修。显庆四年（659年）下诏，任礼部郎中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等主持其事，凡在唐朝得五品以上官职者均可入选，这就把士族的范围大大地扩大了。书成，改名为《姓氏录》，颁行天下，同时将贞观《氏族志》收缴焚毁（《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第三次是中宗复位之时。当时左散骑常待柳冲认为《氏族志》、《姓氏录》颁行已近百年．士族兴衰变化很大，于是上表请加以改修。中宗命冲与左仆射魏元忠及史官张锡、徐坚、吴耀等八人依据《氏族志》重新修撰，几经波折，至玄宗即位，才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奏上，复又命柳冲及著作郎薛南金刊定（《旧唐书》卷一八九柳冲传）。此后唐代就没有再修过家谱了。唐初，士族还保持着虚假的高贵社会身份，所以那些新贵们还想用重修家谱的机会挤进士族的行列，此后则已没有这个必要了。

2、唐代谱学抑制旧士族的性质

如前所述，唐初屡修家谱的目的是为了抬高新贵们的地位，培植一个以皇室和功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重修的家谱中贬抑旧士族的地位，否则新贵们的地位是提不起来的。唐代谱学的这种抑制旧士族的性质，在太宗、高宗两次修谱的过程中表现得很充分。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奏上，唐太宗命令不准沿袭南北朝以来以山东士族为高门的惯例，而要以当今 的官品作门第高低的根据，没有做本朝高官的士族，即使崔、卢也好，李、郑也好，王、谢也好，都得把门第品级降下来。原稿中列第一等的清河崔民干，一下子降到了第三等，这对于以门第高贵妄自尊大的旧士族，无疑是巨大的打击。高宗时修《姓氏录》，凡本朝官至五品以上均得列为士族，许多一字不识的穷汉出身的人，因当兵有军功而官至五品者，也都成了士族。这样做虽然有点滑稽，但却等于说当士族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它抑制旧士族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也正因为这一点，《姓氏录》遭到了旧士族的疯狂攻击，说它是“勋格”（意思大约是一种职官品级的表格），他们自己反而认为被收进《姓氏录》是一种耻辱。旧士族不愿意被收入“勋格”，而修谱者却偏要把他们收进去，让他们同那些“兵卒以军功致五品”（《旧唐书》卷八二李文府传）的人坐在一条板凳上，表示旧士族的地位也不过如此，故意使旧士族面子上难堪。

3、唐初的谱学和谱家

唐初的谱学虽然也很兴盛，但作用同南北朝的谱学完全相反，不是维护旧士族，而是贬抑旧士族，维护新士族了。因此，谱学家的任务就变成了论证新士族的合法地位，维护新士族的利益了。唐初的著名谱学家中首先要介绍的是路敬淳。

他是高宗、武后时人，勤学不倦，对于历代谱学素有研究，对于各个士族的门第姓望，能究其根源枝派，曾撰《着姓略记》十卷行于世。史称“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它各家“皆本之路氏”（《旧唐书》卷一八九路敬淳传）。另一名家是柳冲，他曾主持修撰《姓族系录》，“好学多研”，是路敬淳以后的第一人。唐代谱学为柳氏家学，后其族人柳芳着《氏族论》，是对魏晋以来的谱学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的第一篇论文，为后世研究家谱的人所必读（《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比柳冲稍后的有韦述，亦是唐代谱学名家。他雅好谱学，在秘阁见到柳冲等撰《姓族系录》，非常喜爱，乃于工作之余，亲手抄录，另撰成《开元谱》二十卷（大约是《姓录》的节本）（《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柳芳《氏族论》“唐兴，言谱者以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应是不假的。

唐初家谱的形式也同魏晋南朝一样，分为私修的单姓族谱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谱两种，前面说到的几次重修家谱，即是指后一种。隋唐的单姓族谱，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中提到的许许多多某氏某姓家谱，我们至今只发现了两件原件的残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64，180-184页），都是用方框、线条、箭头表示的世系图表，详细注明每人的血缘关系、名讳、官职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图画清晰，抄字工整，人们看去，一目了然。官修的望族谱，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几种残卷，其中以题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的最为完整和典型。它的内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区划，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一郡列出该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凉州西平郡），多者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参见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考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均载《蜡华山馆丛稿》）：多贺秋五郞：《中国宗谱的研究》上卷第一章。）。据我们看，这大约是官修家谱的一种提纲，而不是修成的家谱。因为光列每郡的几个望族姓氏，而不列出某一个人是不是属于这个望族，是起不到家谱的作用的。

4、唐初的合族与通谱

随着世家大族式家族的没落和门阀士族制度的衰颓，旧士族的政治特权虽已消失，但却还保持着相当高的社会声望。新士族中的一些无耻的人，并不以家族列入士族为满足，仍然趋附旧士族的这种声望，想方设法同旧士族合族、通谱，追求旧士族社会身份高贵的虚荣。如李敬玄系庶族出身的新士族，长期 做吏部尚书，三次娶妻都是山东士族，仍嫌门第不高，而与赵郡李氏合谱（《旧唐书》卷八一李敬玄传）。李义府官至吏部尚书、中书令，也嫌自己门第不高，谎称自己出身赵郡，与赵郡李氏叙昭穆。给事中李崇德是真正的赵郡李氏，迫于李义府的权势，只好答应。后李义府犯罪遭贬，李崇德即削除其家谱。不久，李义府再为宰相，于是衔根在心，使人诬陷李崇德，竟至下狱自杀（《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杜正伦虽出自京兆杜氏，但已随祖落籍相州，不是杜氏的嫡支，身居宰相，还硬要挤进杜氏的嫡系中去，京兆诸杜不同意，于是他向皇帝建议开凿杜固（诸杜所居之地），以水灌杜氏（《新唐书》卷一○六杜正伦传）。王锷官至同平章事（宰相）。为了得到一个虚假的门望，竟无耻地认太原王为从父，甘愿去做人家的儿子，并以提拔王子弟多人为“名宦”作交易（《旧唐书》卷一五一王锷传）。可见他们为了换到一个山东士族的假门第，用了多少手段。唐太宗批评旧士族“无礼”、“无耻”，其实新士族在这一点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六、唐末（公元900年）家谱的衰绝

家谱是适应世家大族式家族和门阀士族制度的需要而兴起的，在唐末五代，随着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的瓦解，家谱彻底衰绝了，专门研究家谱的谱学也消失了，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已经彻底瓦解。

1、家谱衰绝的过程

如前所述，直到唐代中叶，维系世家大族式家族和门阀士族制度的家谱，还在不断地重修，谱学还相当兴盛，谱学家也代不乏人。可是，在唐中叶以后，尤其是唐末五代以后，情况就完全变了。这时家谱已经散亡，谱学已经衰绝，我们甚至已无法举出一个有影响的谱学家来了。这说明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彻 底瓦解之后，维系它们的统治的家谱和谱学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而被送进了博物馆。那种专门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研究人们血缘世系的官修的家谱，藏于官府的正本，即人们据以选官和联姻的天下望族谱，因为长期战争和频繁的改朝换代，大多毁于战火。后唐时豆卢革说，朝廷选官，据以考查世系的“文书不完”（《新五代史》卷二八豆卢革传），就是指的家谱已经残缺散佚了。至于藏于私家的副本和单姓谱，或者毁于战火，或跟着它的主人及庄园一齐被消灭，或者在逃亡流徙中散失。五代时，豆卢革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崇韬回答说：“经乱失家谱。曾听先父说：去汾阳王已经四代。”（《旧五代史》卷五七郭崇韬传）可见在战乱中丧佚家谱是普遍现象。由于家谱在当时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对于它的散亡人们已不怎么关心，也没有必要进行重修。家谱既然在政治上已没有什么重大的作用，研究它就没有多大价值，谱学和谱学家自然也就跟着绝迹了。从北宋以后，许多学者曾经一再谈到过家谱衰绝的这个过程。如苏洵说，自唐朝衰亡，家谱就废绝了（苏洵：《苏氏族谱谱例》，《嘉佑集》卷十三）；胡应麟说，自五代以后，人们已不崇尚门阀，家谱之学，遂绝而不传（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庚部卷三九）；归有光说，魏晋以后，根据门阀高下来选官，所以家谱之学特别兴盛，直至李唐，还十分崇尚，五代衰乱，家谱就荡然无存了（归有光《龙游翁氏宗谱序》，《震川先生集》卷二）。他们说的家谱衰绝的过程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2、北宋（公元950-1100年）以后人们均已不知自己的统系来处家谱是记录士族的世系源流、血缘亲疏、门第高下的簿籍，是用来区别人们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的依据。一家士族几代以至十几代的发展、繁衍情况及履历宦绩，都在家谱上记载下来，所以他们对自己家族从始祖以下（一般是从魏晋以来）的历代

祖先，叫什么名字，任什么官职，都了如指掌，家族内部支派分析的发展脉络，清清楚楚，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也十分明确。当家谱衰绝之后，到五代北宋时期，情况就完全变了。历代皇室以至达官显宦大都出身于庶族地主，还有不少贫穷士子通过科举爬到高位，他们中很少有人能搞清楚自己五代以上的祖先是谁，即使有的人本人心中有数，但也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草野之民。例如宋初的几位宰相，范质、王溥的家世，只能数到他们的父亲，魏仁浦幼时孤贫，父亲叫什么名字，史书上都没有记载，赵普的世系虽然能数到曾祖父，再往上也搞不清了（这种情况均见《宋史》本传）。他们都是靠中进士这条路爬上高位的，并非由于家族的荫庇。由于没有了家谱的记载，家族的世系脉络只能靠口耳相传，时间一久，谁是谁的祖先，谁是谁的子孙，在世的人相互间是什么血缘关系，也就搞不清楚了，家族的世系成了一笔糊涂账，即使那些确实出身于历史上的门阀士族的人们，也搞不清自己的来历了。这就是张载、程颐等人说的人们都已不知道自己的“统系来处”的意思。（张载：《经学理窟。宗法》，《张载集》第258页；程颐：《伊川先生语》，《二程集》第179页。）宋明以来家谱的文化特点及作用 2009-07-28 07:11 宋明（公元1100-1600年）以来

家谱是维系家族血缘关系的主要纽带，每个聚族而居的封建家族组织，必有一部以至数部家谱。家谱又有宗谱、族谱、家乘等不同的名称。人口众多的大家族的家谱，同他们的祠堂一样，还分为通谱、支谱、总族谱、分族谱、大同宗谱、小宗谱等等。宋以后，随着近代封建家族制度的形成，修家谱的风气十分盛行。到了明清两代，在农村中，可以说既没有无谱之族，也没有无谱之人。

1、家谱的内容

家谱是一种簿籍性质的东西，其基本内容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一是全族的世系和血缘关系图表，这是家谱的主要内容，一般占90％以上的篇幅。世系图表中详细记载着全族男子的名讳、字号、生卒年月、葬地、配偶姓氏及生卒年月等，以及生几子几女、子何名、女适何地何姓等，“至于讳某宇，娶某氏，生几子，葬某处，寿若干、咸备载于后，庶几可示后昆。”（宋濂：《符氏世谱记》，《宋学士文集。翰苑别集》卷九）有进学中举、为官作宦者还要记其简历。每一代每一人都这样详细记录，不嫌其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家族血缘关系的清楚。世系图表的基本形式有图式和表式两种。图式是把全家族的世系绘成简图。把主要内容注于图中，使人一目了然，表式是将家族世系排列成表格，将世系的内容用小字注于格内，也可收到眉目清楚的效果。

二是全文刊载本族有史以来制订的各种家法族规、家训家范、祖宗训诫子孙的言论等。“谱列家箴、家礼、庭训，立宗法实伸国法也。”（《康熙潜阳吴氏宗谱》卷一凡例）如果一个家族有几百年的历史，历代制订的家法族规就很多，家谱不惜篇幅罗列上去。只有少数兴起不久的家族，修谱时还未制订成文的家法族规，它们的家谱才缺少这部分内容。这类东西是封建家族组织的形态结构的特点之一，载入家谱的用意是便于平时向子孙宣讲，要求族人永远恪守，并使族长能依据此类家法来惩罚不服统治的族众。

三是祠堂、祖茔、族产公田的座落方位、形胜地图，以及义田记、墓志铭、买地契等等。“其各支家祠、条规、祭产地图，亦宜详载，以见报本追远之意，并使后便翻检”（《道光吴江王氏宗谱》卷首载乾隆间订《续修家谱凡例》）。祠堂的基本轮廓，几进几重、门户窗棂、围墙设施。都要绘制清楚，刻入家谱。祠堂如果是建在新近购置的异姓土地上，还要在家谱中记载购置过程，并附刻地契，以防一旦发生产权纠纷时有案可查。一个家族的祖茔往往有多处，大多错杂在异姓田地之间．抛弃在远郊乡野之外，且无专人经管，经过日晒雨琳风蚀，历年久远，就会树折碑残，失去标记。所以必须在家谱上详细记载每一墓地的方位、座落和四至，并刻上略图。“祖茔，或绘形胜地图，或书世系格内，某山某向，坐落某处，庶免侵占．志不忘也。”（《康熙潜阳吴氏宗谱》卷一凡例）。四是家族的历史。每个家族的家谱，都必有一篇叫做“宗族源流”或“族姓渊源”的小序冠于谱首，叙述本族姓氏的由来，始祖的渊源，迁徙的经过，兴盛的始末，祖宗的事迹等等。家族历史既是家族势力向族众进行宗法思想教育的工具，又是核查家族的系统源流确有依据。一般说来，一个家族的来历清楚，迁徙分析脉络分明，血缘关系也必然清楚。

2、家谱的“行辈字派”

这也是家谱所包含的主要规矩。行辈字派又叫祧字，是以之入名并区分辈份、排行的一些字。行辈字派在进入家谱以前就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起到了巩固宗族作用的姓名范畴内的东西是姓。姓是部落的名称，每个人都用同一个姓，表示每个人都是这家族里的人。后来种族繁衍，人口扩大，家族越分越多，于是出现了氏，氏是姓下面的分支。秦汉以后，姓、氏合一，同时门阀制度又兴起，社会中很讲门第观念和家族出身，这个时候，人们就考虑用名字来表示行辈了。首先人们是用来表示行辈的，尤其是表示排行。这些常用在字中表示排行的字有：长、次、幼、少、元等等。这些字同先秦时期在名中表示排行的字：孟、伯、仲、叔、季等的作用是一样的，而且一般也都是字中的第一个字。长、元都表示排行第一，是在子，比如晋朝王悦字长豫、桓温字符子，他们都是长子。此外字中用长、元的还有汉司马相如字长卿、徐庶字符直等等。次，是次子的意思，排行第二。比如东汉时的祭肜字次孙。幼和稚都是小儿子的意思，排行最末。比如东吴主孙坚字文台，而其幼弟孙静字幼台，东晋葛洪字稚川，三国蜀马谡字幼常等等。少，是弟弟的意思，比如东汉之时许荆就上有兄长，他的字是少张。此外也有用某一个不是表示排行的字来给家里的兄弟命字的，如袁绍的儿子们的字一律都以“显”为第一个字。下层人民常以数字为名来表示排行。魏晋以后，人们逐渐又把表示行辈的字从字转向名，这就是现在的家谱中一般的行辈字派了。唐朝的杜甫有两个儿子分别叫宗文、宗武，宋朝的三苏中苏试与苏辙是兄弟。他们也代表了行辈字派的两种主要形式。

一种行辈字派是对各辈人名中的用字的限定。比如某一辈人的名中都用“明”字，另一辈都用“德”字等等。孔氏家族的行辈字派从思晦开始，他规定下一辈均用“克”字。再往下各辈依次在名中用：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详、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等等。现在在台湾的孔德成先生是孔子的77代孙。

行辈字派一般都是由家族中的某一位名人制订的，很多都编成几句吉祥话，有的文人甚至可以写成诗。比如浙江《唐氏宗谱》的行辈字派是“福禄永昌隆，和良端世美，才智瑞宁聪”。湖北《汪氏宗谱》的行辈字派是：“正大光明，成先于后，世泽延长，齐家有猷。”行辈字派有的用在名字的头一个字，有的用在后一个字，以前一种居多。考虑行辈字派，既要考虑其意义，又要照顾读音，字形适宜人名，而且还可以与大量的字组合成名，不致于因人多而重名。行辈字派快要用完的时候，就由家族中德高望重的旅长再次将其延长。

这种行辈字派对人名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使双字名增多，因为这种行辈字派只能起双字名。但是由于其中一个字属于行辈字派，家族内的同辈人都用这个字，而且社会上可入行辈字派的字并不很多，所以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双字名，只是带上了家族标志的单字名。行辈字派还限制了名字的另一个字的使用，这一方面是由于字派的字不多，可与之组合的也不多，另一方面是由于很多人喜欢让另一个字也互有联系，比如杜周的三个儿子分别名叫延寿、延考、延年，寿、考、年都表示寿命，但这种字毕竟不多，如果这一辈有十几个人，可就十分难办了。所以行辈字派又往往会造成文意不通的名字和冷字僻名，这是由于宗谱既强调行辈关系，又十分重视名讳，不允许出现重名。

另一种行辈字派是用人名字的偏旁作出规定。像在《红楼》里，贾家第二代都用“亻”旁，第三代都用“夂”旁，第四代都用“王”旁，第五代都用“艹”

旁，比如贾代善——贾敬——贾珍——贾蓉，这种行辈字派的选择用字范围似乎更宽泛一些，但是一代一代用下来，为数有限的偏旁也就所剩不多了，而有一些偏旁仍旧是字少或意差，如“犭”旁。

宗谱的行辈字派由于是加强宗法制度的工具，所以其用字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目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美德或吉祥的字，如：德、仁、明、亮、全、有、忠、诚、孝、礼、福、禄、吉、祥、贤、良等等。第二类是希望宗族延续和昌盛的，如：永、传、昌、盛、兴、延、继、承、世、多等等。第三类是怀念先祖和歌颂皇天恩德的，如：泽、祖、显、荣、恩、锡、启、先等等。这也限制了行辈字派的用字。

宗谱在宋元（公元1000-1200年）以后在中层以上的家族中大为风行，甚至影响到皇族。清廷皇室的行辈字派是两种方法并用，像雍正皇帝一辈的名的第一个字都是“胤”，后一个字都是“礻”旁。乾隆皇帝一辈都是“弘”字，后面用“日”、“旁”字。乾隆、道光、咸丰皇帝还分别规定了四个行辈字派：永、绵、奕、载、溥、毓、垣、启、焘、岂、增、祺。

3、续修家谱的间隔时间

一个家族的家谱，必须定期续修。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家族中总要新生孩子，娶进媳妇，增加人口，还会逝去老人，新增坟墓。族产公田虽不准买卖，但兴旺的家族还会购进公产，破败的家族，族产公田也免不了被不肖子孙偷着出卖，发生变化。所以家谱必须定期续修，把上述种种新的变化反映到家谱上来，这样才能确保家族血缘关系上的清楚准确。续修的间隔时间，绝大多数家族规定为三十年或三世。“谱必三代一修，恐世远年久，无不散失，乖离之弊，其所失为不小。”（《光绪春谷东溪王氏宗谱》卷首载乾隆间订《续修旧谱总纲》）许多家族还规定家谱要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族谱重修刻板后，每十年汇稿，三十年续倍，补刻刷印，附装谱后，以免久远难稽。”（《道光香山黄氏家乘》卷一《族规》）一个家族三十年不修谱，即被认为不孝，“修谱不宜历年久远。古人云：谱宜三十年一修，若不遵此，即属不孝”（《民国浦城高路季氏宗谱》卷一《谱训》），出现了这种情况，对族长及族中执事人员要律以不孝之罪，给予国法和家法的惩治。家谱三十年一修，大体上可以把家族中的两代人衔接起来。三十年是一代人的成长时间。每隔三十年续修一次家谱，就能趁老一辈还健在，新一代又已成长的时候，将三十年里家族中的亲缘关系的变化准确记录下来。如果间隔时间过长，老人陆续死去，族中人丁变化就会记不准确，势必引起血缘关系的混乱。

4、修谱的义例

所谓“义例”，类似我们今天说的指导思想。家谱能不能起到维系家族制度的作用，关键在于遵循什么义例去修纂。如果指导思想不明确，该写的不写，不该写的又写了，或者兼收并蓄，有文必录，非但不能巩固家族统治，还会适得其反，削弱和涣散家族制度。修撰家谱的最基本的义例是什么？就是“隐恶扬善”、“为亲者讳”两句话。这是近代封建家谱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总结出

来的一条基本原则。一是扬善，写好的，“谱以正宗派，笃恩义，故独以书善也”（《嘉庆桐城黄氏宗谱》卷一《凡例》）。二是隐恶，不写坏的，祖先族人做了坏事，不准写进家谱，“凡有干谱例，当削不书，违者许房长（即族长）鸣祠处治”（《道光无为查林徐氏家谱》卷首载乾隆间订《规条》）。

5、家谱的保管

家谱刻印出来，要分发给族人保存，以备必要时查询，发挥它的作用。家谱一般一房一部，不得多印，掌谱人由房长充任，也有的家族规定推本房之贤能者为掌谱人。掌谱人领取、保管家谱时，要在族长处登记造册，注明所领家谱字号，这样便于检查家谱保存好坏，有无破损、失落现象，而且可以分清责任。一个家族，往往在家法族规中对家谱的收藏、保管提出严格的要求。如必须将家谱装进特制版木匣，供于祖龛之上，或藏于书室之中，不得随意乱放，以致亵渎家谱。木匣不准移作他用，家谱不准鼠蚀虫蛀、污损油浸、腐败霉烂、遗失散落、私自誊录或借给外姓人观看，违者依家法处罚。如果领谱人敢于瞒众觅利、鬻谱卖宗、出卖家谱者，则视为不孝，从重惩治。为掌握家谱的收藏、保管情况，家族每年要检查一次或数次，检查时，由领谱人携带原发字号的家谱，到祠堂集中，先由各领谱人相互检查，后由族长评判，保管好者表扬奖励，保管不善者批评处罚。从湘潭陈氏和平越杨氏对家谱收藏的规定，可以看出家族对此的重视：“凡领谱者宜各什袭藏之，慎勿[希瓦]借。即被水火之灾，亦须急为搬出，以谱之重，无异于契券也。„„议定三年一会，公同勘验，若有污秽、添改、散遗、鼠啮及以箱作别用者，重行责罚。”（《宣统湘潭白沙陈氏支谱》卷首《家规》）“家谱所载，皆宗族祖、父名讳，见谱即见祖、父也，理宜敬谨收藏，毋得亵渎。莫如用木匣装载，置于香火之上，或藏之书室之中，每逢伏日晒晾，勿使少有蛀烂，所以妥先灵，垂久远也。岁时祭祀之日，各带原本，到祠会看一次，如有鼠咬、油污、墨侵以及磨坏字迹者，祠中之人，即在祖宗前申饬，并凭众罚银三两，归入祠内，以作后日修谱之贽，搞者不得与祭。更有不肖子孙，鬻谱卖宗，或誊写原本，瞒众觅利，致使以假混真，紊乱支派者，众共黜之，不许入祠。”（《咸丰平越杨氏重修小宗祠谱》卷十《原刊条规》）

6、家谱对于维系近代家族制度的作用

家谱的作用，在于防止因年代久远或异姓及同姓异族者迁入本地而造成家族血缘关系的混乱，从而达到“收族”的目的。因此，家谱首先是确认族众的血缘关系亲疏、防止血缘关系混乱的依据。家族既然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社会组织，那么族人在家族中与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利益，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血缘关系中所占的地位。一般说来，在三四代以内，谁是谁的父祖，谁是谁的子孙，人们是不会搞混的。但是时间一久，族大人多，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就不容易记得很准确。加上族众中有过继族人子为嗣者，有养异姓儿为子者，有随妻带来异姓子者，有不同家族的同姓迁居本村者，时间一长，就会搞不清楚他们是不是本家族的人。而这些情况在家谱的世系图表上一查就着，就可以据此确定族众的地位，赈济贫困族众，解决世系纠纷，防止血缘关系的混乱。

其次，家谱在历史上曾是向族人宣传宗法思想的工具或课本。宣传的方法主要是祠堂读谱。通过祠堂读谱这种家族的重大活动和盛大典礼，使宗法思想和家族观念在族众的思想上扎下根来，达到团聚族人的目的。

再次，家谱在历史上还是惩罚族人的一种工具。在封建家族制度盛行的农村，族人的名字列进了家谱，就表示得到了家族的承认，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不准入谱或削去谱名，在人们的观念上认为是一种奇耻大辱。封建家族势力正是利用人们的这种观念，把不入谱和削谱作为随意处罚族人的手段。族人倘有不孝不悌，犯奸为窃、玷辱家声、逆伦伤化者，一慨不准入谱，如果在修谱之后发现了这些“罪名”．还要从家谱上削去名字，严重的株连父兄子弟一起削去名字。私生子虽有亲近的血缘关系，但也不准上谱。

第四篇：中国古代各朝兵役制度

中国古代各朝兵役制度：各有所长也弊病丛生

有了人类就有了战争，有战争就要有部队，就要补充兵员，就要征兵，就要有征兵制度。因此，可以说，兵役制度和人类历史一样久远。

中国在商、周时已经有征兵制度，实行的是全民皆兵，部落里的老弱妇孺都参加战斗。当时规定，在战争期间，每个部落成员都有当兵作战的义务。军队的核心是王家与贵族子弟，即“三族”与“多子族”所组成。基干力量是由平民组成的甲士。

战国时期，已经建立常备兵制度。常备兵是军队的基干，他们都是经过应征考选而来。考选条件相当严格。凡是中选的人，免除全家的赋税、徭役。

秦统一后，出现了全国规模的征兵制。农民是兵员的主要来源。秦朝兵役和劳役极为繁重，当时全国人口大约有2000多万，而经常被征发服兵役、劳役的就有二三百万。汉承秦制，规定男子在适龄期间，除每年农闲受训外，每人一生要服两次兵役，每次一年。汉武帝时，招募熟悉北方少数民族情况的人组成“胡骑”，招募熟悉南方越事的人组成“越骑”。

东汉后期，很多壮丁成了地主家兵，全国征兵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军阀拥兵自重，形成严重的军阀割据局面。

三国时期出现了“世兵制”。“世兵”就是父子世代为兵。这种兵家户籍不属郡县，而由军府管理，称为“士家”、“军户”。世兵社会地位低下，只有得到放免才能取得平民的身份。

北朝出现了“府兵制”。西魏末年，西魏的宇文泰广泛招募各地豪强地主从军，通过他们又带来了大量家兵、部曲等私人武装，从而创置了“府兵制”。府兵只管打仗，不再负担其他赋税。

府兵制到了隋朝起了很大变化，军府名称为骠骑府，以骠骑将军为长官。军士开始编入户籍，从事生产。唐初实行“兵散于府，将归于朝”的政策，意思是兵士由军府管，将军由朝廷管。

募兵制是宋朝的主要兵制。当时有四种不同军队———禁军、厢兵、蕃兵、乡兵。元朝在取得全国政权前，实行部落兵制。

明朝实行“卫所制”。军队组织有卫、所两级。一府设所，几府设卫。后颁行《垛集令》，“垛集”成为军源的主要征集方式，近似于“世兵”制。

清朝实行“旗兵制”，类似部落制。努尔哈赤将满、蒙、汉族力量编成八个旗，分别用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种色旗作标志，平时为民，战时为兵。这就是“八旗军”的由来。清统一全国后，又以汉人为基础组成了“绿旗军”。

纵观中国古代兵役制度，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征兵、军户、募兵相继出现，又互相掺杂。总的说来，军户制因为兵农合一，不用政府出钱养兵而受推崇较多，但容易废弛破坏；募兵制使军事、生产分离，有利生产发展，人口增加，但又会带来新的顽症———吃空饷。总之，中国古代兵役制的演变和朝代更迭一样，各有所长又弊病丛生。（法制报）

中国古代漫长历史时期中，各个朝代均制定了自己的“兵制”，大致有以下几种：

应招

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为了壮大自己不被别国并吞，纷纷招兵买马扩充军力，秦、齐、魏等国率先采取了“应招之制”。望文生义，“应招”，就是响应招兵，但并非人人可以入伍，而是对应招的人通过考核，录用身体强健、有相当武艺者。

调兵

刘邦建立汉朝后实行的兵制，男子年满二十三岁，开始承担服兵役的义务，直至五十五岁。在这三十二年里，每年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而正式在军队中服役的时间只有二年，其中的一年在本郡服役，另一年调守京师或是戍守边疆。

世兵

三国鼎足之势时，处於了长期的战争状态，为适应这特殊形势，魏、蜀、吴都实施了“世兵之制”。就是凡是符合当兵条件的人，一律另编户籍，由军府专管，随时听调上前线，父子世代为兵，当时叫做“士家”、“军户”。

府兵

南北朝时，先由西魏创立的兵役制度。全国各地的军队，全由军府管辖，不受地方政府节制。府兵与上面所说的世兵一样，也是另立户籍，平日里训练屯垦，发生战事就去打仗。

隋、唐两朝都沿用“府兵之制”。

募兵

北宋王朝建立以后，改用“募兵之制”，就是让老百姓自己报名应徵，合乎相关条件的，准予入伍服兵役。

部落与旗

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实行“部落之制”。各部落男子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都是属於兵的范围，和平环境没有战事，就在家种田放牧；一旦发生战争就出征。旗兵之制是满洲实行的兵制，以部落为单位组成“旗”，每个旗七千五百人，他们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初时只有满洲八旗，以旗的颜色为识别标志，后又增编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合为二十四旗。

第五篇：研究性学习：中国古代各朝服饰特点及其发展·结题报告

《中国各朝服饰特点及发展概况》结题报告

高一（6）班 中国各朝服饰特点及发展概况 研究性学习小组

课题组成员：邱晓燕、林娴、黄怡璇、范瑞绵、黄争、洪梓棉、赵培锴、杨思涵 课题组长：黄争

指导老师：马仁军

一、课题的确定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夏朝开始，中华民族分分合合，经历了无数次磨难，成就各种不同的文化，而各个朝代的不同时代造就了各朝不同的服饰，及其引领不同的时尚潮流。我们从课本上学到这方面的内容比较少，因此我们将对其展开多方面了解。

二、开题报告

确定了课题，接下来就是开题报告了。我们全组讨论再讨论，理清方法、步骤后，参考前辈的活动流程等资料，才写了开题报告。

1．简要背景说明。

题目是由学校提供的参考课题中选出的，课题组成员都是对此课题感兴趣而分到同一组共同研究这一课题。

2．目的与意义。

通过了解各朝的服饰样式和变化情况，发现各个朝代的经济发展，社会生产技术发展在服饰上的体现，以及政治因素对服饰的影响，传统文化队服饰的影响。我们可以借此更好地了解历史，学习从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3．与课题相关学科：

语文。

4．任务分工：

第一阶段：充分准备，制定计划

第二阶段：写开题报告，收集资料

第三阶段：整理分析资料，讨论研究成果

第四阶段：撰写论文，结题报告

第五阶段：撰写活动报告，制作演示课件

三、课题的研究过程

1．实施步骤

（1）部析研究对象，确立研究路线。

（2）通过查资料的方式了解中国各朝服饰的特点，并进行比较

比如，不同朝代主要的服饰有何异同。

（3）总结统计。系统剖析中国各朝服饰特点及发展历程，完成论文。

2．资料收集与整理

收集资料时，我们分配各个成员负责一两个朝代的服饰，并通过上网或者到读书馆查阅资料。然后进行资料整理，我们把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分类，提取信息。

3．能力培养

在这次调查研究过程中，我们遇到一些因分工不明确导致了成员无所事事。一定程度上 1

培养了我们的团队协作能力和沟通分配能力。这次的研究，我们确实领悟到了只有付出才有回报的道理。

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有许多处用到电脑，这过程全是我们组员自己动手的完成。在制作PPT的过程中，我们也回忆了以前的一些电脑程序应用知识。这次，我们的信息操作能力也有长进。这次的研究性学习教给了我们怎样动手，怎样与人交流沟通，我们的收获的确不少。

四、研究成果

研究成果的实现形式：演示文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