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毕业论文(论徐志摩诗歌常用意象的思想内涵)

论徐志摩诗歌常用意象的思想内涵

摘要：徐志摩在中国现代诗坛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他诗歌中的意象世界内蕴丰富。“飞”，“云”，“水”，“花”，“星、月、光”等意象在徐志摩诗歌中经常出现，拥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本文通过探讨认为，徐志摩诗歌常用意象的思想内涵包括有：对自由的执着追求；女性观的诗化；政治理想的寄寓；对现实的不满，对社会的绝望。以此力图对徐志摩的诗歌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Abstract：Xu Zhimo in modern Chinese poetry left a dazzling.The imagery of his poetry in the rich inner world.“Fly,” “Cloud”, “Water,” “Flowers,” “Stars, Moon, Light” and other imagery in poems that often appear in Xu Zhimo with rich ideological content.In this paper, by exploring the view that poetry Xu Zhimo ideological content of popular imagery, including: the pursuit of freedom;female poetic concept;the political ideals;of reality dissatisfied with the despair of society.As trying to Xu Zhimo’s poems have a more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grasp.关键词：徐志摩 诗歌 意象 思想内涵

Key words：Xu Zhimo，Poem，Image，Ideological content

前 言

说起中国现代诗坛，不能不提到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徐志摩。他的人生虽然短暂，却在诗歌史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徐志摩热烈追求“爱”、“自由”与“美”，与他潇洒空灵的个性、不受羁绊的才华完美地统一在一起，形成了其诗特有的灵动飘逸的艺术风格。诗歌艺术离不开意象，意象是诗歌艺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意象是以表达哲理观念为目的、以象征性或荒诞性为基本特征以达到人类理想境界的表意之象，即为艺术典型。”①“在诗中，情感内容和对象形式的这种统一，或者更准确地说，情感内容借对象形式的这种表现，就是我们所谓的对象化的情感，即诗的意象。”②徐志摩就很擅长捕捉意象，运用意象抒发思想感情。徐志摩诗歌中优美的意象层出不穷，新颖别致，内蕴丰富，给人以生动鲜活的审美感受。有一些意象在徐志摩诗歌中经常出现，寄寓着诗人独特的思想感情。本文将通过探讨徐志摩诗歌中的常用意象，来探寻其中的思想内涵。

一、对自由的执着追求

胡适在《追悼志摩》一文中说:“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③而诗人这种对于爱、对于自由、对于美的追求, 主要通过他的诗歌表达出来。徐志摩是一个追求自由、崇尚个性解放的诗人。自由是他执着追求的理想。徐志摩的这一思想，主要寄寓于其诗歌的以下三种意象中：“飞”，“云”，“水”。

(一)“飞”意象

徐志摩的诗歌中，出现过许多飞的意象，比如《雪花的快乐》里“雪花”的“飞扬、飞扬、飞扬”，《偶然》里“天空里的一片云”似的云游，还有《黄鹂》里“黄鹂”的飞：“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象是春光、火焰，象是热情”。“飞”几乎成为徐志摩创作心理的深刻情结和诗歌中反复出现、蕴含独特的原型性意象。

徐志摩用“飞”来象征“自由”，给他那理想中的“飞”赋予了无限广阔的内涵。自由是人类的天性，是人们从出生开始就逐渐产生的永恒的理想。随着不断的成长，我们一点一点被生活的负担和社会的冷酷所束缚，心灵被琐碎与沉重塞满，不知不觉地放弃了对自由理想的追求，甚至遗忘了自由的天性。正如徐志摩所说的：“飞，人们原来都是会飞的。天使们有翅膀，会飞，我们初来时也有翅膀，会飞。我们最初来就是飞了来的，有的做完了事还是飞了去，他们是可羡慕的。但大多数人是忘了飞的，有的翅膀上掉了毛不长再也飞不起来，有的翅膀叫胶水给胶住了再也拉不开，有的羽毛叫人给修短了像鸽子似的只会在地上跳，有的拿背上一对翅膀上当铺去典钱使过了期再也赎不回„„真的，我们一过了做孩子的日子就掉了飞的本领。”④

徐志摩“飞”意象的选择，是其浪漫气质的体现，是其灵动个性的写照。飞，以其自由飘荡、无拘无束、轻盈飘逸展示了生命的本质。徐志摩从飞中感受到了生命的快乐，领略到了自身心灵与飞的契合点。他从飞的灵动中，观照到了自身性灵自由的生活方式。无形的意识形态总是通过有形的一定的载体来体现的。徐志摩天生的禀赋就是如云如雀喜在天空里自由飞翔。他自幼就酷爱飞翔,创作中总是以忘情的笔墨写他所向往的飞翔,借着这飞翔来把自己的思想糅合在其中,以达述志的目的。徐志摩自小就爱在天穹野地里自由自在地玩耍，爱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无所拘束地全身心投入自然，爱天上闪烁的星星，爱活泼跳动的流水。除了爱自然、星星、流水外，其实他更艳羡在蓝天白云间自由翱翔的鹰儿。他曾天真地幻想过“飞”，幻想着有一双如鹰如鹏的翅膀，能够在无拘无碍的万里长空自由地来往。那高飞无碍的鹰儿诱发了他许许多多的痴心幻想。在《夜》这首诗里，诗人拍打着幻想的双翅，飞向映在大海上沙砾中的泪眼似的星光，飞往月光的笑靥，飞过可厌的现代文明的不夜城，飞到几十世纪前的一个昏夜里的烽烟，飞到纪前原始人的煨烤兽食的篝火，最后干脆飞离地面,朝向茫茫宇宙间数以百万计的太阳„„而在《想飞》中，自谓“想飞”的徐志摩，当他一听到老鹰的叫声，“就仿佛豁出了一锉锉刷似的羽毛，摇起来呼呼响，只一摆就冲出了房门，钻入了玳瑁镶边的白云里玩儿去。”⑤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志摩是想用那想象的翅膀和飞翔的生命姿态来表达他“想飞”的欲望和理想，希冀通过“飞”来实现他短暂一生中的自由梦想。

徐志摩对人生和文学的基本态度是“追求”。这种追求作为一种生命的动力，是上升、飞翔、前进、爆发、回转、突破的生命之线。因此，徐志摩喜欢摄取动态强的形式来表现物象，这些物象与诗文所蕴含的躁动飘忽、激越跌宕的情绪融为一体，形成“飞”的意象。这样，他就自觉不自觉地把“飞”意象与对自由的追求结合起来。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扬，飞扬，飞扬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雪花的快乐》）

在《雪花的快乐》第一节里，作者让雪花代替自己出场。那轻盈地飞向美丽清幽的理想境界的雪花，就是诗人刚回国时那种对理想充满信心的欢娱情绪的自然流露。那雪花的旋转、延宕和最终归宿是完全吻合诗人优美灵魂的自由、坚定和执着的。

(二)“云”意象

在徐志摩的诗歌创作中，“云”意象也反复出现，比如：“一天的白云黄云”（《夏日田间即景》），“来，我邀你们到云霄外去”（《灰色人生》），“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然》），“在

夏荫深处，仰望着流云”（《杜鹃》），“我亦爱在白云里安眠不醒”（《我是个无依无伴的小孩》），“我们早起，看白云低，白云飞”（《庐山石工歌》），“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再别康桥》），等等。

诗歌意象的选择，总是凝聚着诗人对生活的独特感受、观察和认识，凝聚着诗人独特的思想和感情。徐志摩对云意象的选择就更是这样。从云的外在形态来说，轻盈、柔和、飘动；从云的内在神韵来说，则蕴含着自由、潇洒、轻松的特质。从这里，诗人找到了自己的个性、理想与云的内外特质的契合点。因此，“云”意象成为徐志摩寄托自由理想的又一载体。以《再别康桥》为例：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诗的结尾除将开头“轻轻的”改为“悄悄的”，“作别西天的云彩”改为“不带走一片云彩”外，其余相同。为什么在这里诗人反复向“云彩”作别呢？如果了解徐志摩的生活及个性追求，这意象是不难破译的。英国康桥是徐志摩心爱的地方，是其精神依恋之乡，在那和悦宁静的环境里，诗人度过了两年圣洁快乐的光阴，也正是在那里，诗人的心中曾筑起“彩虹似的梦”，而这梦就是象征自由民主的“云彩”，诗人向云告别，实际上是向心中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告别。诗人向云彩作别只是表层意思，深层内蕴则指向自己心中渴望已久、而又不能实现的自由作别。在这里，诗人借“云彩”一词，倾诉中国大地上不能看到“自由”的无可奈何与悲哀；诗人感叹的是撒向天空的恋意诗心的跌落。基于这样的解释，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当1928年诗人重游故地时，康桥的金柳、青荇不只唤醒了诗人美好的回忆，而更多的是一种“夏虫也为我沉默”的胸中盛满了离情别绪的悲凉心境。“云彩”不能带走，这是他悲凉的原因所在。

（三）“水”意象

在徐志摩《偶然》、《再别康桥》、《乡村里的音籁》、《涡堤孩新婚歌》、《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等诗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水意象：潭、康河、涧水、溪流、彩鳞、大海、清泉、清波、清露、柔波、波心、漪绒、波鳞等。徐志摩对自由理想的执着追求，也寄寓于“水”意象中。

跟着我来，我的恋爱!人间已经掉落在我们的后背——

看呀, 这不是白茫茫的大海? 白茫茫的大海, 白茫茫的大海, 无边的自由,我与你恋爱！（《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这一节诗无疑是对自由恋爱的大声呼唤。大海, 给予人的感觉是无边无际的, 是广阔的、辽远的, 有“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自由自在。诗人在诗句中反复地用“大海”这一意象,也正是强调“大海”所代表的自由与奔放,着力表现其对于自由的渴望与追求。

我独自凭着船窗闲憩，静看着一河的波幻，静听着远近的音籁——

又一度与童年的情景默契。（《乡村里的音籁》）

诗句表现了诗人回复纯朴的、美丽的童心的希望。在这一句诗中，“波幻”作为一个意象存在，它的晶莹与纯净，蕴含着诗人对于一种单纯、闲适、自由生活的向往之意。在这里，波幻这一意象，它给人的不仅是美感，更是作者理想和希望的寄托。

二、女性观的诗化

徐志摩流传于世的诗歌中，最为脍炙人口的莫过于情诗。在他的情诗中往往有个潜在的女性抒情对象。这个抒情对象大多数时候是隐藏在“我”的抒情独白中，但也有一部分诗歌让女性形象浮于文本之上。这些诗歌在描写女性形象时，使用了两类花意象，体现了徐志摩特有的女性观：一类是色彩艳丽的花——玫瑰、桃花等，体现了他将女性物态化的征服欲和占有欲；一类是色彩清雅的花——体现了他对女性的保护欲和对女性精神世界的景仰和追慕。

《浮出历史的地表》一书中分析了中国男性作家多喜欢将女性比作花的潜意识，指出：“历代文人们对女性外观想象模式上的大同小异，尤其表现在一个历史悠久的修辞手法上，即将所写女性形象‘物品化’，借物象象喻女性外观„„毋庸置疑，这种修辞方式中流露出某种欲望象征化的过程。但更值得注意的，不是它泄露了欲望，而是它借物体之喻改变了这欲望的性质。”⑥同样，徐志摩在诗歌中也大量采用花意象比拟女性。这类意象大致可分成两类：第一类：色彩艳丽的花——玫瑰：“你迷醉的色香又征服了一个灵魂”（《情死》）——桃花“你我比是桃花接上竹叶。”（《休怪我脸沉》）——野蔷薇：“苏苏是一个痴心的女子：像一朵野蔷薇，她的丰姿”“这荒土里化生了血染的蔷薇”“那蔷薇是痴心女的灵魂”（《苏苏》）。第二类：颜色清雅的花——白莲：“她是睡着了——星光下一朵斜欹的白莲。”（《她是睡着了》）——百合：“我昨夜入幽谷，听子规在百合丛中泣血。”（《哀曼殊斐儿》）“这石是一堆粗丑的顽石，这百合是一丛明媚的秀色。”（《天神似的英雄》）——玉兰：“园里有一双开胜的玉兰花；她有 的是爱花癖，我爱看她的怜惜。”（《客中》）徐志摩在诗歌中用花的意象物品化了女性形象，但是两种花意象背后的花语又包含着复杂的文化内涵，使得徐诗中的女性形象又不仅仅停留在物品化的层面上，因此文本中不同类型的花意象所代表的女性形象在诗歌中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艺术效果。

花的颜色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第一类颜色红艳的花意象往往与性相关联。当诗人用艳丽的红花来隐喻女性时，笔触多用来描绘女性的体态和性的诱惑，体现了男性诗人将女性物态化的过程。诗人用桃花、玫瑰等意象比拟女性的时候，流露出诗人对于女性身体的迷狂幻想，体现了男性的征服欲，同时在对女性物品化的过程中，也流露出男性诗人构建自己欲望权的过程。尽管诗人用如此狂放的笔调写出自己对恋人狂热的占有欲，但并不是带着玩弄目的的游戏之笔，其根本目的是书写狂热的爱情，是以真爱作底子。《春的投生》《休怪我脸沉》等诗歌都是徐志摩献给爱妻陆小曼的：“你我的心，像一朵雪白的并蒂莲，在爱的青梗上秀挺、欢欣、鲜妍。”诗人抒发了两人同心、坚贞不渝的爱情。在《情死》一诗中，诗人则用迷狂的笔调写出为求得爱的永恒，不惜与情人双双情死的狂热和执著。

在徐志摩诗歌中，写得更多的是色彩清雅的花的意象。如莲花、百合、白玉兰。这类花由于有雪白的花瓣、淡淡的清香，故其花语意味着纯洁、高雅、清丽、静谧。在这一类意象中，出现得最多的是“莲花”。莲花在中国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宋人周敦颐在《爱莲说》中就这样写道：“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莲花自古以来就有“花中十君子之净友”的美称。由于莲花意象富有中国士大夫气质的文化内涵，因此尽管同样是以花的意象物品化女性，但其意义已远远超过了单一的女性性特征描写本身，其文化内涵也逐渐还原女性自身的主体意识。

徐志摩诗歌中同样用莲花来描绘女性柔美婀娜的体态：“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沙扬娜拉》）以水莲花怯风而摇曳的姿态比喻一个日本女子温柔娇羞的一刹那低头。“她是睡着了——星光下一朵斜欹的白莲。”（《她是睡着了》）以斜欹的白莲描写女性的睡姿。“她家里另有一双并蒂的白莲，透水的鲜，上帝禁阻闲蜂来采，但命运偏不容这白玉的坚贞。”（《罪与罚》）以一双并蒂白莲比喻一对纯洁的姐妹。虽然同样是描写女性的体态，但它与玫瑰桃花等花的意象有细微的差别。由于根深蒂固约定俗成的花语赋予这类花的文化内涵，使得这类花的意象比拟女性时不再是单纯的“物态化” “欲望化”所指。这类花由于有高雅脱俗的文化气质，因此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类意象作为文化载体符号所彰显的精神气质褪去了人们关于花与性的联想，造成了一种审美上的间离效果，以唤起读者远距离欣赏的静观所产生的崇高感。因此以“莲”写娇柔的女性美，引发的情感是试图呵护她的保护欲而不是征服欲。即使直接写女性美，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远距离欣赏，而不是狎亲的把玩与征服。高雅的文化含义已经剔除花的意象中与肉欲的联想，将诗人对女性体态美的描写指向了更高的精神层面。

徐志摩不仅用莲花也用“百合”“玉兰”等色彩清雅的花意象来比拟女性，或者对女性形象起烘托作用。这种意象构建的女性不仅有清纯脱俗的外表，而且有冰雪聪明的头脑、卓尔

不群的精神境界。在《哀曼殊斐儿》一诗中，以百合、昙花的意象比拟诗人景仰的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短暂而凄美的一生。“我昨夜入幽谷，听子规在百合丛中泣血”，“三十年小住只似昙花的偶现，泪花里我想见你笑归仙宫”。诗人在诗歌中表达了对女性的精神层面的景仰和由衷的呵护。这种情感在《天神似的英雄》中也有所流露：

这石是一堆粗丑的顽石，这百合是一丛明媚的秀色。

但当月光将花影描上了石隙，这粗丑的顽石也化生了媚迹。

我是一团臃肿的凡庸，她的是人间无比的仙容；

但当恋爱将她偎入我的怀中，就我也变成了天神似的英雄！

诗人以百合比喻女性，以顽石自比。百合清丽脱俗的明媚秀色让诗人自惭形秽为“粗丑的顽石”“臃肿的凡庸”；百合的秀丽激起诗人的情感是作为如天神似的崇高保护欲。概而言之，徐志摩用“莲花”“百合”等色彩清雅的花意象比拟女性，在对女性形象的描写中表达了诗人对女性精神世界的景仰和追慕。

尽管带着一点传统的士大夫以“品花” 作为自己人生雅趣的痕迹，但是徐志摩并非玩弄女性的轻浮之徒，相反他是一个真正怜香惜玉的护花使者：玫瑰型充满诱惑力的女性带给他身不由己的晕眩，诗人甘愿为爱为情而死；莲花型清雅脱俗的女性遗世独立冰雪聪明，让诗人产生崇高的保护欲。总之，徐志摩在诗歌中对于两种不同花意象的构建表现了诗人以真爱为底色的爱花惜花、知花懂花的女性观。

三、政治理想的寄寓

“星、月、光”是徐志摩诗歌中经常出现的另一组意象。无形的意识形态总是通过有形的、一定的载体来体现的。徐志摩自幼就酷爱星、月、光，创作中他把自己的思想糅合在其中，以借景抒情、借物述志。“星、月、光”意象，寄寓着徐志摩的政治理想。

徐志摩虽然是一个诗人，但是他的政治意识非常强烈。是的，徐志摩并非一个纯粹自私的个人主义诗人，他也是个政治参与意识强烈的知识分子。在英国剑桥的两年多时间里，他曾为工党领袖麦克唐诺尔竞选总统拉过选票；他曾拜访罗素、狄更斯等学者，为他们的和平、民主、自由的主张而鼓舞；他最有兴趣的就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他热切地希望能在中国实行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能在中华大地上看到和平、民主与自由。

徐志摩的一部分诗歌，是穿着恋爱外衣的政治诗。如《为要寻一个明星》：

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向着黑夜里加鞭；——

向着黑夜里加鞭，我跨着一匹拐腿的瞎马！

我冲入这黑绵绵的昏夜，为要寻一颗明星；——

为要寻一颗明星，我冲入这黑茫茫的荒野。

累坏了，累坏了我胯下的牲口，那明星还不出现；——

那明星还不出现，累坏了，累坏了马鞍上的身手。

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荒野里倒着一只牲口，黑夜里躺着一具尸首。——

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

诗中的“明星”自有他的象征意义。“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冲入黑茫茫的荒野,奋不顾身所要寻找的“明星”是什么？不言而喻，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是和平、民主、自由。那天上透出的“水晶似的光明”，正是他理想政治蓝图的心灵折射。在《无题》中，诗人还表现了为攀登上“月华” 中的“高峰”而准备冲破一切苦痛的坚强意志和坚定信念。诗的最后，诗人用充满自信的笔调写道：

这回你看，在这决心舍命的瞬息，迷雾已经让路，让给不变的天光，一弯青玉似的明月在云隙里探望，„„

更有那高峰，你那最想往的高峰，也已涌现在当前，莲苞似的玲珑，在蓝天里，在月华中，浓艳、崇高——

朝山人，这意象便是你跋涉的酬劳！

诗中“迷雾”让路给“天光”，“明月”出现，隐含着徐志摩对光明终会到来的信心。他相信国家终有一天会走出当时的黑暗，迎来美好的未来。而在《秋虫》中，徐志摩则写下了当时为人所忌的诗句：

过天太阳羞得遮了脸，月亮残阙了再不肯圆，到那天人道真灭了种，我再来打——打革命的钟！

鲜明地反映了特定时期徐志摩强烈的政治意识。

四、对现实的不满，对社会的绝望

徐志摩的这一思想情绪，主要寄托于“飞”意象和“云”意象中。徐志摩之所以对社会现实产生不满甚至绝望的情绪，一方面源于他个性自由的失落，另一方面源于他政治理想的破灭。

徐志摩是个一生都在追求“爱、自由、美”这一单纯信仰的浪漫青年。他爱看白云在天际飞，听雀儿在枝头啼；他爱茂林中餐不够的鲜甜野菜，青草里享不尽的意趣香柔的这种自然温馨；他爱“忙的是散步、划船、骑自行车、抽烟、闲谈，吃五点钟下午茶、牛油、烤饼，看闲书，有时看水，有时仰卧看天空里的行云，有时反扑着搂抱大地的温柔„„我恨的是庸凡，平常，琐细，俗；我爱个性的表现。”⑦然而当他带着浪漫的个人主义自然个性落入“猜忌、诡诈、小巧、倾轧、挑拨、残杀、互杀、自杀、忧愁、作伪、肮脏”⑧这种中国20年代现实人际关系的氛围时，徐志摩脆弱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是的，他与陆小曼爱情追求的是是非非；为了生计南来北往的劳作奔波；新月社内部的人际纷争„„这一切怎能使他单纯友爱的心灵经受得起。

个性自由失落的困扰，只是他痛苦的一半，另一半则是他政治理想的破灭。徐志摩赞赏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并希望能在祖国实现。然而当他1922年回国以后，他看到的却是，军阀混战的炮火在祖国大地上肆意蔓延；感受到是“贪心搂抱着正义，猜忌逼迫着同情，懦怯狎亵着勇敢，肉欲侮弄着恋爱，暴力侵凌着人道，黑暗践踏着光明”⑨；他看到祖国的人民精神麻木地生存于水深火热中。徐志摩一颗充满希望的心被残酷的现实、黑暗的社会击得粉碎。

他在《毒药》一诗中说：“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世界是恶毒的，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经灭绝了光彩。”他的感情之鸟，扑腾着翅膀，焦急地寻找落脚栖息之树；他的理想之鹰也在天空中盘旋，急切地寻觅扎根歇息之地。因此当他的个性与理想在无情的现实面前被撞得粉碎，烦闷和矛盾笼罩着他心灵的时候，徐志摩就通过幻想去寻找美好的境界、灵魂的安慰。这也体现了他思想中消极的一面。

“光明！我不爱人间，人间难觅|安乐与真情，慈悲与欢欣”（《我是个无依无伴的小孩》），谁又能说这不是徐志摩对扼杀个性与理想的黑暗社会的无声抗议？“白云在蓝天里飞行：我欲把恼人的年岁，我欲把恼人的情感，托付与无涯的空灵——消泯”（《乡村里的音籁》），这是徐志摩无可奈何的悲哀和选择。

东方这块古老大地上的生活是如此沉重，生活中的人们是如此猥琐。他多想离开人间，多么想离开混浊的地球。“白云穿掠着晴空，象仙岛上的白燕”（《东眺》），“云”的飞动给徐志摩无穷的遐想，他多么希望自己像“云”一样也能飞。“是人没有不想飞的。老是在这地面上爬着够多厌烦，不说别的。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到云端里去，到云端里去！哪个心里不成天千百遍的这么想？飞上天空去浮着，看地球这弹丸在太空里滚着，从陆地看到海，从海再看回陆地。凌空去看一个明白——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权威，做人的交代。这皮囊要是太重挪不动，就掷了它，可能的话，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⑩志摩的乐趣岂只是“看”，他是要“飞”，要在“飞”中寻找精神寄托的故乡，寻找灵魂歇息的圣地。这是徐志摩“飞”的终极目标，是徐志摩理想生活、政治人生无法实现的一种情感补偿。他向往“云”，他想“飞”，不仅是他浪漫不羁、渴求自由的个性的表现，更是他对丑恶现实与黑暗社会的一种抗议，一种超越。

结 束 语

在古今中西方文化交汇点上的诗人徐志摩，其诗歌含蕴丰富的意象世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独特之点。“飞”，“云”，“水”，“花”，“星、月、光”等意象在徐志摩诗歌中经常出现。本文着重探寻了寄寓于这些常用意象中的思想内涵，总结出以下四点：对自由的执着追求；女性观的诗化；政治理想的寄寓；对现实的不满，对社会的绝望。以此力图对徐志摩的诗歌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徐志摩留给世人的诗歌，是用爱与生命吟唱出的人生乐曲。让我们不时静静地聆听，在身心疲惫时感受人生的爱、自由与美。

注释：

① 童庆炳.文艺理论教程[M].转引自百度百科“意象”词条.② 张孝评.中国当代诗学论[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第86-87页.③ 胡适.追悼志摩[A].名家名作鉴赏(散文)[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2_.第42页.④ 徐志摩.想飞[A].徐志摩作品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2_.第327-328页.⑤ 徐志摩.想飞[A].徐志摩作品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2_.第327页.⑥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的地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_.第14页.⑦ 徐志摩.爱眉小札[A].徐志摩全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⑧ 徐志摩.再剖[A].徐志摩全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⑨ 徐志摩.毒药[A].徐志摩全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⑩ 徐志摩.想飞[A].徐志摩作品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2_.参考文献

[1] 徐志摩.徐志摩全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文中引用的徐志摩诗歌出自本书).[2] 胡适.追悼志摩[A].名家名作鉴赏(散文)[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31.[3] 张孝评.中国当代诗学论[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4]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的地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_.11

第二篇：王会：浅论徐志摩诗歌之意象

浅论徐志摩诗歌之意象

中国现当代文学

王会

05010612001 摘 要：徐志摩是新月派的最有代表性的伟大诗人，他倡导新诗格律，对中国的新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诗体现了新月派诗歌的典型特征。徐志摩短暂的一生一直追求“爱、自由和美”三个大的信仰，无论是他的为人，还是他的诗歌，都体现着他对这三大信仰的追求。徐志摩的诗歌感情真挚、语言清新、意境优美，虽然是闻一多提出了“三美”主张，但是徐志摩却在部分方面是最好的践行者。意象美是徐志摩诗歌的特点之一，在他的诗歌中主要运用了坟墓、水、星、月、光、雪花等意象，每一种意象都有它独特的意义，也使我们更加容易理解诗歌以及诗人的思想感情。关键词：徐志摩；诗歌；意象；感情

一

意象，顾名思义就是把自己内心所想用物象表现出来，客观解释就是意象是认知主体在接触过的客观事物后，根据感觉来源传递的表象信息，在思维空间中形成的有关认知客体的加工形象，在头脑里留下的物理记忆痕迹和整体的结构关系，当然这个是把意象当做专业术语的客观解释。诗歌当中的意象是指诗人瞬间的灵感通过客观事物来表达，是寄予了诗人主观感情的物象，是赋予了特殊情感和文学意味的具体形象。诗人对于意象的运用过分推崇，因为诗歌句子一般很短，所以“言不尽意”，用语言也很难表达诗人心中之意，而运用意象可以通过比喻、寓示来表达诗人的意思和感情。

据说“意象”在中国古诗中很早就运用了，诗人很少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往往通过意象的运用来抒发胸意，后来传到了西方，庞德作为意象派领袖就是通过阅读和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才了解了意象的艺术。我们通过了解意象这一词可以知道它是古代诗歌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古人的理解中，“意”是内在的抽象的心意，而“象”是外在的具体的事物，象是作为意的寄托物存在的，中国传统诗歌里面的“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等诸如此类的成语也都很好的解释了“意”和“象”的关系。当作者心有所想的时候就会把内心的想法寄予在某种事物上，通过比喻来表达自己的心意，使读者通过意象的表现来感受诗人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通常来说，诗人选择的意象是大自然中的具体事物，有些时候，诗中所刻画的人物形象、所描写的生活场景、所咏叹的社会事物也都是意象，也都可以通过这些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

徐志摩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也是中国现代诗人中屈指可数的大诗人之一，他的人生很短暂，虽然创作生涯只有短短数十年，但是他却为我们世人留下了数量颇丰的优秀诗篇，为我们后人研究新诗提供了范本，为中国新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朱自清先生曾说：“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①徐志摩的诗歌感情真挚、语言清新、意境优美、意象丰富，在徐志摩的诗歌中，主要出现了坟墓、水、星、月、光、雪花等意象，在这里，我们可以把星、月、光当做一种意象来分析。

坟墓是一个象征着死亡的名词，按照专业的意象分析来说，坟墓是一种关涉生命和死亡的终极意象，有句话是说“不知死，焉知生？只有死才能反照出生。”如果我们拥有一种死亡意识，会更加懂得生的珍贵，从而会加倍的珍惜我们生存的权利，更加注重我们生存的状态。徐志摩对于“坟墓”这种关涉死亡的终极意象也许并不是我们理解的这样简单，诗人的思想感情都是极其复杂的，他的诗中这样一种意象并不仅仅显示着他对生命的珍惜，也还有一种内心深处隐藏死亡意识，即他内心深处隐藏的和死亡相关的复杂认识。

徐志摩的诗歌中也有很多描写“水”的诗篇，“水”意象包括清泉、清露、柔波等等，每每提及轻柔、缓慢的流水，映入我们脑际的都是一种优美舒心的环境，可见“水”意象的层出不穷的运用可以为诗歌创造一种优美的意境，而且“水”意象的运用更加能够体现诗人徐志摩的创作风格，徐志摩在诗坛上是以飘逸柔美闻名的，这里的飘逸柔美不只是指他的诗风，也指他的个性以及生活态度。

徐志摩的诗歌总数达到200多首，其中涉及到“星、月、光”意象的达到四分之一之多，我们都知道徐志摩特别崇拜星、月、光，我们从他所属的新月社这一名号也可以看得出来，“星、月、光”意象对应着徐志摩有关人生、社会以及艺术的观点，分析研究“星、月、光”意象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徐志摩对待人生、社会以及艺术的态度，也可以让我们更好的了解徐志摩这个人。

① 陈从周：《徐志摩年谱》，序【M】，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 说到雪花，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美丽而短暂，雪花是圣洁的象征，它是所有美好的代名词，它飘飘洒洒随风而落却遇物皆融化的姿态那么近又那么远。雪花美好，但是太短暂，如昙花一现，这让我们不由得联想到徐志摩的人生，他的人生曾那样美丽的绽放过，却是逃不过短暂逝去的宿命，他的追求始终是不能实现的。类似于雪花的意象如“明星”、“天空的云”、“海边的女郎”等，这些意象究竟寓示了什么是不确定的，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象征着美好的事物，但都是那么的遥不可及，令人不免忧伤。

二

徐志摩在致凌淑华的信中说：“我的想象总脱不了两样货色，一是梦，一是坟墓，似乎不大健康，更不是吉利，我这常在黑地里构造意境，其实是太晦色了„„”②在徐志摩的诗歌中，有许多坟墓的意象，对于平常人来说，坟墓没有任何美感，甚至让人排斥，那么徐志摩为什么写了许多这种关涉着死亡的意象呢？我们总的来看徐志摩的诗歌，其中涉及到“坟墓”意象的就有上百篇，其中以“坟墓”为核心意象的篇什数目也不少，其中有：《为谁》、《问谁》、《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去吧》、《一星弱火》、《为要寻一个明星》、《残诗》、《卡尔佛里》、《灰色的人生》、《毒药》、《半夜深巷琵琶》、《再不见雷峰》、《苏苏》、《残春》、《一块晦色的路碑》、《哀曼殊斐儿》、《残破》等，对徐志摩诗中的“坟墓”意象的理解，我们可以借助于鲁迅对坟的描述，“不知死，焉知生，如果一个人没有对死亡深刻的认识，他也不会对生命有很深刻的理解，同样，如果一个人对生命没有深切的感知，也不会对死亡有任何体会。”③《问谁》中，“在这冻沉沉的深夜，凄风/吹拂她的新墓，”“不久，这严冬过去，东风/又来催促青条/便妆缀这冷落的墓宫/亦不无花草飘飘。”虽然充满了伤心的感情，却仍然有一丝寻求光明之意，这首诗的格调是冷峻的，读来心也会跟随诗人震颤。《冢中的岁月》：“白杨树上一阵鸦啼/白杨树上叶落纷披/白杨树下有荒土一堆/亦无有青草/亦无有墓碑/亦无有蛱蝶双飞/亦无有过客依违/有时点缀荒野的暮霭/土堆邻近有青鳞闪闪”。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白杨树和乔木都是种植在坟墓旁用来识别坟墓的，是典型的墓树，而且诗中的青草、蛱蝶、墓碑等也都是和死亡相关联的名词，诗中说明没有青草，没有墓碑，没有蛱蝶，也没有过客，只有荒野中的一座墓碑，② 徐志摩：《志摩的信》【M】，虞坤林，编。上海：学林出版社，202_年，352 可见其荒凉程度，也可见诗人心中的凄冷。我们读徐志摩的诗可以感受到死亡给了他写诗的美感和灵感，在徐志摩看来，如果是为了去获取生命存在的价值以及去追求活着的真实的本义，那么死就是美丽的，这一点，徐志摩应该是收到了西方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的。

在徐志摩的诗歌中“水”意象的运用对塑造诗歌中美好的意境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清草、彩鳞、清泉、清露、柔波、漪绒、波鳞、艳影、倩影、金柳、大海、青荇，这些都是徐志摩诗中常用到的“水”意象，很柔美，很有意境，可以使人读来很容易在眼前浮现那种美好的画面。《再别康桥》是徐志摩众多名诗中的一首，也是我们最熟悉的，全诗描写了一幅流动的美好的图画，抒发了一种凄美委婉的离恨别绪，诗歌带着淡淡的哀愁，透着丝丝的惆怅，情感真挚，形象的表达了对母校的爱，通过多种意象的运用，情和景完美的结合。《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清波里依洄。”“清波”这一意象的运用使读者读来飘飘然，为读者营造了轻盈柔美的意境。徐志摩总是能够把握的住瞬息万变的情感，他在诗坛上多是以轻盈柔美著名的，那么他对“水”意象的运用为他的这一风格增添了不少特色，我们对于“水”意象的深刻理解，会有助于我们队徐志摩其人及其诗的把握。

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常常把自己的思想和一定的景物融合在一起，他自幼酷爱“星、月、光”意象，对“星、月、光”的崇拜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通过对徐志摩诗歌中“星、月、光”意象的分析可以看出徐志摩对人生、对政治、对艺术的观点态度。例如《为要寻一个明星》中的明星，诗人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冲入黑茫茫的荒野，想要寻找的明星是什么？我们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和诗人的心境，可以知道这里的“明星”所指的意义。《月下雷峰影片》：“深深的黑夜，依依的塔影，团团的月彩，纤纤的波鳞，假如你我荡一支无遮的小艇，假如你我创一个完全的梦境！”这些诗句描写了一种柔和的场景，“一个完全的梦境”可以反映出诗人理想中的人生境界，折射出了诗人的人生观。《再别康桥》：“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这首诗完美的体现了徐志摩对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掌握，其中音乐美是最突出的，表现了徐志摩的艺术观。

雪花是浪漫的象征，徐志摩是具有代表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雪花”美丽的表面背后影射出诗人的宿命，雪花虽然美好但是短暂，影射了诗人的生命和他的追求。《雪花的快乐》：“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盈盈的粘住了她的衣襟，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消融，消融，消融，——溶入她柔波似的心胸。”这首小诗中的“雪花”意象具有了所有真实世界中雪花的特征，轻灵、柔美、短暂，诗人对它填充了自己的思想，诗人把自己比作是雪花，为了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不停地飞扬、飞扬、飞扬，永不倦怠。徐志摩曾经在散文诗《想飞》中表达了想飞的欲望，④在他的诗歌描写中向往飞翔的姿态是各种各样的，在他的笔下也出现了许多“飞”的意象，其中“雪花”的飞扬、飞扬、飞扬是极具代表性的，另外还有“天空里的云”似得云游和“黄鹂”的飞等，可惜人生终究不是童话世界，诗人最终以“飞翔”的姿态结束了他的一生。

三

如若把徐志摩与同时代的诗人的诗歌中的意象做比较，便能够看出徐志摩对意象运用的突出成就，例如和闻一多相比较。闻一多也是新月派的领军人物，他对中国新诗形式的革新和探求的贡献很大，他是新诗格律的最早探索者和创建者之一，⑤他的诗严格的按照音节和旋律来写，他的诗充满了浓丽的意象色彩，他的诗歌意象似乎以一种绘画者的审美视觉摄取了大自然的丰富的色彩，他的诗歌意象中含有深刻的哲理性。闻一多是一位爱国诗人，而且几乎是唯一的一位纯粹的爱国主义诗人，他的诗歌意象也都是与他的爱国主义特色相呼应的，综上所述，即使同是新月派的领军人物，他们的诗歌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尤其对诗歌意象的运用格局特色。

意象作为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读者领略诗人思想感情的重要渠道，徐志摩在捕捉诗歌意象、运用美的诗歌意象来抒发自己思想感情方面是新月派最成功的一位，他的诗歌意象蕴含着丰富意味和感情色彩。当然，徐志摩诗歌的美并不仅仅局限于意象这一方面，诸多方面的美共同构成了徐志摩诗歌的意境之美，为中国新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 考 文 献

①陈从周：徐志摩年谱序【M】，上海：上海书店，1981.②徐志摩：志摩的信【M】，虞坤林编，上海：学林出版社202_年，352.③杨俊国：“墓庭的光景”——徐志摩诗文中的坟墓意象解读，常山学院学报社科版，202_年12月，第30卷第6期.④林亚斐：“雪花的意象”——徐志摩激情、浪漫背后的宿命，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2_年2月第一期.⑤闻一多：闻一多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2_年8月第4版.

第三篇：徐志摩经典诗歌

徐志摩经典诗歌15篇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一些耳熟能详的诗歌吧，诗歌是用高度凝练的语言，生动形象地表达作者丰富情感，集中反映社会生活并具有一定节奏和韵律的文学体裁。什么样的诗歌才经典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徐志摩经典诗歌，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雪花的快乐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r，飞r，飞r――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麓，也不上荒街去惆怅――

飞扬，飞扬，飞扬――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在半空里娟娟地飞舞，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

飞r，飞r，飞r――

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盈盈地，沾住了她的衣襟，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融，消融，消融――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①写于1924年12月30日。发表于1925年1月17日《现代评论》第一卷第6期。

童真的梦境！

静默，休教惊断了梦神的殷勤；

抽一丝金络，抽一丝银络，抽一丝晚霞的紫曛；

玉腕与金梭，织嫌似的精审，更番的穿度——

化生了彩霞，神阙，安琪儿的歌，安琪儿的舞。

可爱的梨涡，解释了处女的梦境的欢喜，像一颗露珠，颤动的，在荷盘中闪耀着晨曦！

乡村里的音籁

小舟在垂柳间缓泛——

一阵阵初秋的凉风，吹生了水面的漪绒，吹来两岸乡村里的音籁。

我独自凭着船窗闲憩，静看着一河的波幻，静听着远近的音籁，——

又一度与童年的情景默契！

这是清脆的稚儿的呼唤，田场上工作纷纭，竹篱边犬吠鸡鸣；

但这无端的悲感与凄婉！

白云在蓝天里飞行；

我欲把恼人的年岁，我欲把恼人的情爱，托付与无涯的空灵——消泯；

回复我纯朴的，美丽的童心；

像山谷里的冷泉一勺，晓风里的白头乳鹊，像池畔的草花，自然的鲜明。

沙扬娜拉一首

――赠日本女郎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①1924年5月29日，徐志摩陪泰戈尔一行前往东京讲学。在访日期间，他写了长诗《沙扬娜拉十八首》，收入在中华书局1925年8月版的诗集《志摩的诗》中。

生活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

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①写于1928年5月29日，初载1929年5月10日《新月》月刊第2卷和3号，署名志摩，后收入诗集《猛虎集》。

北方的冬天是冬天，满眼黄沙漠漠的地与天：

赤膊的树枝，硬搅着北风先——

一队队敢死的健儿，傲立在战阵前！

不留半片残青，没有一丝粘恋，只拼着精光的筋骨；凝敛着生命的徐志摩经典的诗歌集锦，耐，耐三冬的霜鞭与雪拳与风剑，直耐到春阳征服了消杀与枯寂与凶惨，直耐到春阳打开了生命的牢监，放出一瓣的树头鲜！

直耐到忍耐的奋斗功效见，健儿克敌回家酣笑颜！

北方的冬天是冬天！

满眼黄沙茫茫的地与天；

田里一只困顿的黄牛，西天边画出几线的悲鸣雁。

偶然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有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夜半松风

这是冬夜的山坡，坡下一座冷落的僧庐，庐内一个孤独的梦魂；

在忏悔中祈祷，在绝望中沉沦；——

为什么这怒叫，这狂啸，金鼓与金钲与虎与豹？

为什么这幽诉，这私慕，烈情的惨剧与人生的坎坷——

又一度潮水似的淹没了，这彷徨的梦魂与冷落的僧庐？

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树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①写于1928年11月6日，初载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1卷第10号，署名徐志摩。

云游

那天你翩翩的在空际云游，自在，轻盈，你本不想停留

在天的那方或地的那角，你的愉快是无拦阻的逍遥，你更不经意在卑微的地面

有一流涧水，虽则你的明艳

在过路时点染了他的空灵，使他惊醒，将你的倩影抱紧。

他抱紧的是绵密的忧愁，因为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

他要，你已飞渡万重的山头，去更阔大的湖海投射影子！

他在为你消瘦，那一流涧水，在无能的盼望，盼望你飞回！

①写于1931年7月，初以《献词》为题辑入同年8月上海新日书店版《猛虎集》后改此题载同年10月5日《诗刊》第3期，署名徐志摩。

她是睡着了

她是睡着了--

星光下一朵斜依的白莲;

她入梦境了--

香炉里袅起一缕碧螺烟.她是睡熟了--

涧泉幽抑了喧响的琴弦;

她在梦乡了--

粉蝶儿，翠蝶儿，翻飞的欢恋.停匀的呼吸，清苍渗透了她的周遭的清氛;

有福的清氛，怀抱着，抚摸着，她纤纤的身形!

奢侈的光阴!静，沙沙的尽是闪亮的黄金，平铺着无垠，波鳞间轻漾着光艳的小艇.醉心的光景，给我披一件彩衣，缀一坛芳醴，折一枝藤花，舞，在葡萄丛中，颠倒，昏迷.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在梦的轻波里依洄。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她的温存，我的迷醉。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甜美是梦里的光辉。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她的负心，我的伤悲。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悲哀里心碎！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黯淡是梦里的光辉。

火车擒住轨

火车擒住轨，在黑夜里奔：

过山，过水，过陈死人的坟：

过桥，听钢骨牛喘似的叫，过荒野，过门户破烂的庙；

过池塘，群蛙在黑水里打鼓，过噤口的村庄，不见一粒火；

过冰清的小站，上下没有客，月台袒露着肚子，象是罪恶。

这时车的呻吟惊醒了天上

三两个星，躲在云缝里张望；

那是干什么的，他们在疑问，大凉夜不歇着，直闹又是哼，长虫似的一条，呼吸是火焰，一死儿往暗里闯，不顾危险，就凭那精窄的两道，算是轨，驮着这份重，梦一般的累坠。

累坠！那些奇异的善良的人，放平了心安睡，把他们不论

俊的村的命全盘交给了它，不论爬的是高山还是低洼，不问深林里有怪鸟在诅咒，天象的辉煌全对着毁灭走；

只图眼着过得，裂大嘴打呼，明儿车一到，抢了皮包走路！

这态度也不错！愁没有个底；

你我在天空，那天也不休息，睁大了眼，什么事都看分明，但自己又何尝能支使运命？

说什么光明，智慧永恒的美，彼此同是在一条线上受罪，就差你我的寿数比他们强，这玩艺反正是一片湖涂账。

①对于1931年7月19日，初载同年10月5日《诗刊》第3期，署名志摩。此诗原名《一片糊涂帐》，是徐志摩最后一篇诗作。

黄鹂

一掠颜色飞上了树。

“看，一只黄鹂！”有人说。

翘着尾尖，它不作声，艳异照亮了浓密――

象是春光，火焰，象是热情，等候它唱，我们静着望，怕惊了它。但它一展翅，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

它飞了，不见了，没了――

象是春光，火焰，象是热情。

①写作时间不详，初载1930年2月10日《新月》月刊第2卷第12号，属名徐志摩。

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这天蓝与海青与明洁的阳光，驱净了梅雨时期无欢的踪迹，也散放了我心头的网罗与纽结，像一朵曼陀罗花英英的露爽，在空灵与自由中忘却了迷惘：——

迷惘，迷惘！也不知来自何处，囚禁著我心灵的自然的流露，可怖的梦魇，黑夜无边的残酷。

苏醒的盼切，只增剧灵魂的麻木！

曾经有多少的白昼，黄昏，清晨，嘲讽我这蚕茧似不生产的生存？

也不知有几遭的明月，星群，晴霞，山岭的高亢与流水的光华……

辜负！辜负自然界叫唤的殷勤，惊不醒这沈醉的昏迷与顽冥！

如今，多谢这无名的博大的光辉，在艳色的青波与绿岛间萦回，更有那渔船与航影，亭享的粘附

在天边，唤起辽远的梦景与梦趣：

我不由得惊悚，我不由得感愧

(有时微笑的妩媚是启悟的棒槌！)

是何来倏忽的神明，为我解脱

忧愁，新竹似的豁裂了外箨，透露内裹的青篁，又为我洗净

障眼的盲翳，重见宇宙间的欢欣。

这或许是我生命重新的机兆；

大自然的精神！容纳我的祈祷，容许我的不踌躇的注视，容许

我的热情的献致，容许我保持

这显示的神奇，这现在与此地，这不可比拟的一切间隔的毁灭！

我更不问我的希望，我的恫怅，未来与过去只是渺茫的幻想，更不向人间访问幸福的进门，只求每时分给我的不死的印痕，——

变一颗埃尘，一颗无形的埃尘，追随著造化的车轮，进行，进行，……

《毒药》

今天不是我歌唱的日子，我口边涎着狞恶的微笑，不是我说笑的日子。

我胸怀间插着发冷光的利刃；

相信我，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世界是恶毒的，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经灭绝了光彩，我的声调是象坟堆里的夜鸮因为人间已经杀尽了一切的和谐，我的口音象是冤鬼责问他的仇人因为一切的恩已经让路给一切的怨；

但是相信我，真理是在我的话里虽则我的话象是毒药，真理是永远不含糊的虽则我的.话里仿佛有两头蛇的舌，蝎子的尾尖，蜈松的触须；

只因为我的心里充满着比毒药更强烈，比咒诅更狠毒，比火焰更猖狂，比死更深奥的不忍心与怜悯心与爱心，所以我说的话是毒性的，咒诅的，燎灼的，虚无的；

相信我，我们一切的准绳已经埋没在珊瑚土打紧的墓宫里，最劲冽的祭肴的香味也穿不透这严封的地层：

一切的准则是死了的；

我们一切的信心象是顶烂在树枝上的风筝，我们手里擎着这迸断了的鹞线；

一切的信心是烂了的；

相信我，猜疑的巨大的黑影，象一块乌云似的，已经笼盖着人间一切的关系：

人子不再悲哭他新死的亲娘，兄弟不再来携着他姊妹的手，朋友变成了寇仇，看家的狗回头来咬他主人的腿：

是的，猜疑淹没了一切；

在路旁坐着啼哭的，在街心里站着的，在你窗前探望的，都是被奸污的处女：

池潭里只见些烂破的鲜艳的荷花；

在人道恶浊的涧水里流着，浮荇似的，五具残缺的尸体，它们是仁义礼智信，向着时间无尽的海澜里流去；

这海是一个不安静的海，波涛猖獗的翻着，在每个浪头的小白帽上分明的写着人欲与；

到处是奸淫的现象：

贪心搂抱着正义，猜忌逼迫着同情，懦怯狎亵着勇敢，侮弄着恋爱，暴力侵凌着人道，黑暗践踏着光明；

听呀，这一片淫猥的声响，听呀，这一片残暴的声响；

虎狼在热闹的市街里，强盗在你们妻子的床上，罪恶在你们深奥的灵魂里……

残破

（一）深深的在深夜里坐着：

当窗有一团不圆的光亮，风挟着灰土，在大街上

小巷里奔跑：

我要在枯秃的笔尖上袅出

一种残破的残破的音调，为要抒写我的残破的思潮。

（二）深深的在深夜里坐着：

生尖角的夜凉在窗缝里

妒忌屋内残余的暖气，也不饶恕我的肢体：

但我要用我半干的墨水描成一些残破的残破的花样，因为残破，残破是我的思想。

（三）深深的在深夜里坐着，左右是一些丑怪的鬼影：

焦枯的落魄的树木

在冰沉沉的河沿叫喊，比着绝望的姿势，正如我要在残破的意识里

重兴起一个残破的天地。

（四）深深的在深夜里坐着，闭上眼回望到过去的云烟；

啊，她还是一枝冷艳的白莲，斜靠着晓风，万种的玲珑；

但我不是阳光，也不是露水，我有的只是些残破的呼吸，如同封锁在壁椽间的群鼠

追逐着，追求着黑暗与虚无！

①写于1931年3月，初载1931年4月《现代学生》第1卷第6期，署名徐志摩，后收入《猛虎集》。

第四篇：论徐志摩诗歌的浪漫情调(定稿)

论徐志摩诗歌的浪漫情调

（定稿）钟

英

【摘要】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在康河的柔波里，有一位追逐“爱”、“自由”和“美”的诗人，他就是徐志摩。本文通过对徐志摩诗歌经典文本的解读，分析了徐志摩诗歌的浪漫情调，探讨了徐志摩诗歌浪漫情调的成因，以及浪漫情调下的理想悲剧，试图走进他的浪漫世界，去感受一个诗人的成长过程及其短暂人生中的浪漫气氛。【关键词】徐志摩；浪漫情调；康桥；理想悲剧

浪漫一词在《新华字典》里的解释是：“富有诗意，充满幻想”。而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它的创造特色是强调主观与主体性，侧重表现理想世界，把情感和想象提到创作的首位，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超越现实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塑造理想中的形象。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自始就有这种特色。如中国屈原、李白的诗歌和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德国的歌德和席勒、法国的雨果和乔治·桑、英国的拜伦和雪莱等人的作品中都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

而徐志摩的人生恰恰就是“富有诗意，充满幻想”的人生。从童年到成年，他总是生活在幻想的世界里。“童年的徐志摩心头贮满千奇古怪的幻想，他爱天上闪烁的星，他爱活泼跳动的水，他爱枝头的花，他爱地上的草，他更羡慕翱翔在蓝天白云间的大鹰。他幻想自己背上像安琪儿那样长出一对粉嫩嫩的肉翅来，到月宫里去攀桂花树，到银河里去钓大鱼，这和他成年后浪漫不羁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嫌地面太脏，他嫌地球太小，他要冲破空气的笼牢。到广碧的宇宙去遨游，到万里外去寻找一颗不灭的明星。”他的诗歌也是“侧重表现理想世界，把情感和想象提到创作的首位”的诗歌。常常以温馨和想象、清新的气息引起人们的关注。

徐志摩 1921 年始作新诗，“拜伦，雪莱，济慈一代诗风，给了他诗灵冲动最初的灵感。”他继承了英国第一代浪漫派的人侧重感情，歌颂自然，制造幻异，寻求口语的特点，他讴歌自然界神秘的美。他全盘接受了个性解放的思想，他美化自己憧憬 的爱情，向往着自己的世界，永远地活在了自己的理想中的世界。

一、浪漫是徐志摩诗歌的主要感情基调

徐志摩是一个被称为创造思想比较复杂的人，人们对他的评价也是众说不一，毁誉参半。“评论家们以《再别康桥》等来概括徐诗的价值，是一个极大的偏差。”他们认为：“《再别康桥》、《山中》一路诗，有轻灵婉约之美，温馨的图像与温存的心意相融合……”但是“外形光润与美听，毕竟只能与温婉的情思微淡的内容相谐媲，只能综合成一种小巧的美，一种更富古典诗艺色彩的美，与现代生活呼唤的现代诗美相去辽远，一个诗人多写这一路诗，便否认的是在半个世纪以前，一曲《再别康桥》、《沙扬娜拉》等婉约、柔丽而轻快的篇章，不知迷醉了多少人，人们更多的是陶醉在他浪漫的情调中，久久不能平静。更多的人认为他是浪漫主义诗人，这不仅仅是因为一首《再别康桥》也包括他充满浪漫色彩的短暂的一生。徐志摩说过：“他这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所谓的“感情线索”也就是他的浪漫情怀和追求完美的感情在作祟。从康桥给他以灵感，从事新诗开始，他就开始了自由不羁的浪漫生涯的开始，他为了向“传统宣战”做了“中国的第一离婚男人”、为了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女人身上的半个灵魂，与自己的半个灵魂，合成一个完整的灵魂。”不顾世俗的看法，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与张幼仪离婚，苦苦追求着他乞求的半个灵魂——林徽因。他只因与曼斯菲尔德“不死二十分钟”的交往，从此不涉足官场政界。而他从孙伏园手中接任《晨报副镌》当主编时，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了“……我不愿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说的。我要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能不说的。”直率的浪漫主义宣言。而与陆小曼的结合是他在浪漫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与三纲五常，道德人伦的斗争行为，小曼在他眼中已成了理想的化身，越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他越是执着的追求，孜孜地追求着他理想中的世界。

谈到徐志摩诗歌中的浪漫情调，《再别康桥》堪称是他的诗作中的绝唱。里面的字句风格轻快，带有异国的浪漫情调，词句间充满节奏感。“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是他最为脍炙人口的一句，也似乎预示他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匆匆一生，人们往往用这首诗来评价徐志摩的诗歌成就。

《再别康桥》其实也是他浪漫生涯的开始，起初徐志摩是被英国哲学家罗素的思想所吸引，奔向了大西洋。但是似乎冥冥之中注定他的生活将被诗化，他到了伦敦之后，罗素却去中国讲学了。茫然之际，经友人介绍结识了狄更生，他看出了徐志摩的烦闷，劝他换个环境，并安排他到康桥去。从此徐志摩才接触了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在康桥开始了新的生活。康桥是浪漫大师拜伦的母校，志摩在这里一头沉浸在了浪漫主义文学的海洋里……康桥给了他无尽的美好的回忆，康桥是萦绕他一生的情结。康桥在他笔下焕发了无穷的魅力。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因为有了《再别康桥》，它才显得那么的美丽动人，才会吸引我们宁愿“在康河的柔波里”“做一条水草！”也是因为康桥的氛围，给了诗人无穷的才华。

除了《再别康桥》，在他的很多诗作中，我们能够深深的地感受到他富有诗意，充满幻想的诗句，而有些诗歌甚至就成了他一生的写照，比如一首短短的《黄鹂》：

一掠颜色飞上了树。

“看，一只黄鹂！”有人说。

翘着尾尖，它不作声，艳异照亮了浓密——

象是春光，火焰，象是热情，等候它唱，我们静着望，怕惊了它。但它一展翅，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

它飞了，不见了，没了——

象是春光，火焰，象是热情。

他“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它飞了，不见了，没了——”如同他的生命

在很多充满浪漫情调的诗句中，我发现这是一位始终“想飞”的诗人，“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他始终生活在自己想象的

世界里，他的所爱是在天上。他总是以忘情的笔墨写他所向往的飞翔：“那美丽的翅膀在半空中沙沙的摇响，朵朵的春云，跳过来拥着他们的肩背，望着最光明的来处翩翩的，冉冉的，轻烟似的化出了你的视线，像云雀似的只留下一泄光明的骤雨。”他有一次在光华大学上学时，一进教师就很兴奋地向学生说“我昨天是从南京飞回来的……从窗口向地上望，多么渺小的地球，多么渺小的人类啊！……我从白云里钻出，一忽儿又躲在黑云去。这驾飞机，带着我的灵魂飞过高山、飞越大海……飞出空气的笼牢，飞到整个宇宙里去。”反映了他浪漫不羁、渴望自由、要摆脱一切羁绊的热望。他总是如此这般让人们预感着他不幸的、匆忙的，然而又是美丽的死亡。”再看他的一首爱情诗《我有一个恋爱》：

我有一个恋爱；

我爱天上的明星；

我爱它们的晶莹；

人间没有这异样的神明。

矛盾而复杂的徐志摩，他的执着的爱情的追求也是远离了人间的天上。他美化自己憧憬的爱情。但是不管是什么主题，他的诗歌总是充满了欢乐，徐志摩以欢乐意识为轴心奠定了自己的浪漫主义诗歌的基础。

到了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年，一九三一年的《诗刊》创刊号上，他发表《爱的灵感》，那里的诗句让人颤抖，惊异……评论家称它是这位诗人对世间的诀别之词：

现在我

真正可以死了，我要你

这样抱着我直到我去，直到我的眼再不睁开，直到我飞，飞，飞去太空，散成沙，散成光，散成风，呵苦痛，但苦痛是短的，是暂时的；快乐是长的，爱是不死的：

我，我要睡……

他的诗歌就是这样一种浪漫的情调里，带着些许的苦涩的味道，“飞着”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轻飘飘地像一朵云彩环顾着“天上”的世界，他的精神永远地活在世界的另一个彼岸。有的人在他的诗歌中听出了悲哀和绝望，而我往往在他的诗歌中听来了他的欢乐，他的精神世界是充实的，只是我们无法高攀他的世界……“他的诗永远是愉快的空气，不曾有一些儿伤感或颓废的调子，他的眼泪也闪耀着欢喜的圆光。这自我解放与空灵的飘忽，安放在他柔丽清爽的字句，给人总是那舒快的感悟。好像一只聪明玲珑的鸟，是欢喜，是怨，她唱的皆是美妙的歌。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他让你觉着世上一切都是活泼、鲜明的。”他的这些诗歌中对待生命的欢乐气氛，也是来自他对生活的朦胧的理想，他相信他看到的才是真的世界，他即使在讲痛苦和死，也充满了浪漫色彩，总是闪耀着让人欣喜的光辉。即使是现实生活使他失去了“方向”他还是“骑着拐腿的瞎马”寻找光明。

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向着黑夜里加鞭；——

向着黑夜里加鞭，我跨着一匹拐腿的瞎马！

我冲入这黑绵绵的昏夜，为要寻一颗明星；——

为要寻一颗明星，我冲入这黑茫茫的荒野。

即使累死牲口，甚至牺牲生命，他也相信水晶似的光明，终将来临。

二、徐志摩诗歌浪漫情调之成因

徐志摩是一个大器晚成的诗人，他最初的志向并不在“分行的抒写”：“在二十四岁之前，不论新旧，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 徐志摩还说：“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做一个新的迷上了浪漫主义诗歌，成为一代抒情诗人，这一转折实在突兀。因为若按

他的家庭背景，其父富甲一方，有财有势；其妻兄张君劢是民社党主席，张嘉璈是金融界和政界名流，他无论经商从政，前程都是一番锦绣。可他偏偏舍弃了唾手可得的政治经济学博士头衔，步入了无业可守的诗道。

但是我们若纵览他的一生，便可窥见到康桥对于他的理想追求以及浪漫性格的形成都有特殊意义。康桥，即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所在地。1920 年 10 月—1922 年 8 月，诗人曾游学于此。康桥时期是徐志摩一生的转折点。“诗人在《猛虎集·序文》中曾经自陈道：在 24岁以前，他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正是康河的水，开启了诗人的性灵，唤醒了久蜇在他心中的诗人的天命。”

在生活上，他向往英国康桥的浪漫和自由，因为在那里可以尽情的投入一切都按个性生长的大自然神奇美妙的怀抱；可以躺在累累的桃李树荫下或康河两岸柔和的草地上吃茶看书；在那悠闲的礼拜天，可以看得见划船女郎“那敏捷，那闲暇，那轻盈”的身影，爱热闹的少年们可以携着他们的女友一同游玩。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与中国社会中囚禁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父母包办婚姻等封建主义囚笼中的人性迫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他后来曾满怀深情地说：“我一直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机缘是得遇狄更生先生。是因着他，我才能进康桥享受这些快乐的日子，而我对文学艺术兴趣也就是这样固定成形了。”“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可以说，“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而《再别康桥》无疑是其中最有名的一篇。

艺术上，因为他对狄更生的崇拜，从而受到了他推崇的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作家的影响。他认识和结交了很多英国文化界的大作家、诗人、画家等等。其中最使徐志摩终生难忘的，是和女作家曼斯菲尔德“不死二十分钟”的交往。当时曼斯菲尔德显得恹恹病态，但是在志摩的眼里，她仍然光彩魅人。在他的散文《曼殊斐儿》中，他无法掩饰自己的倾慕之情：“仿佛你对着自然界的杰作，不论是秋月洗净的湖山，霞彩纷披的夕照，南洋里莹澈的星空，或是艺术界的杰作，你只觉得他们整体的美，纯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说的美；你仿佛直接无碍的领会了造作最高明的意志，你在最伟大深刻的戟刺中经验了无限的欢喜，在更大的人格中解化了你的

性灵……受着她充满了灵魂的电流的凝视，感受着她最和软的春风似神态，所得的总量我只能称之为一整个的美感。她仿佛是个透明体，你只感惊讶她粹极的灵澈性，却看不见一些杂质”不知为何一言及政治曼斯菲尔德就极为反感。“她问我回中国去打算怎么样，她希望我不进政治，她愤愤的说现代政治的世界，不论哪一国，只是一乱堆的残暴，和罪恶。”徐志摩念念不忘她的“忠告”，回国后从不涉足官场政界，甚至聘他当教育部一个司的司长也不就。虽然仅仅是二十分钟的会见，但曼斯菲尔德厌恶政治的倾向对徐志摩弃政从文起了深刻的影响，转而成为以浪漫情节的创造来满足自己永不停止的，孜孜追求的诗化的世界，把最初的追求全都否定了。

从思想上看，他向往英国的民主开明，向往英国康桥的进步和先进。在徐志摩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现代思想苏醒的时代，人的个性意识终于挣脱了封建思想桎梏而获得解放。这时，英国湖畔诗人对于自然风物的清远超脱，以及拜伦式的斗争激情的宣泄，自然触动了徐志摩的诗心，“他的性格象拜伦，他的气质象哈代，他的“理想社会”明显地留下了雪莱“空想社会主义”的痕迹；他的哲学思想，深受卢梭“返回自然”的影响。”这些都成为他的浪漫情调的源泉。

也许，徐志摩与林徽音的交往，才是最富于浪漫情调的感情体验。说起林徽因，在它的身上也有一种特殊的气质：东方的婉约美与西方的豪爽美的完美结合。林徽音自幼受父亲熏陶，有极好的文学素养，因而经常拉着徐志摩参加文艺活动。世上有谁相信一见钟情的爱情，不过对徐志摩来说，第一次在异国伦敦与林徽因的晤面，就被她那特殊的气质所深深打动。身受传统婚姻之苦的徐志摩点燃了一盏不灭的爱情明灯。他第一次听到了心灵的对话，第一次感受到爱情的魅力，而这些在张幼仪身上是不曾体味过的。为了这灵魂深处的爱情，他不顾一切艰难和险阻，毅然地背上希望和憧憬，扬起他那情感的风帆。“世界上哪里找得到这样一对形合神似、天造地设的情侣：喜欢看白云在明净的蓝天上浮游变幻，喜欢仰望灿烂的星空，喜欢穿雨衣不戴帽子在蒙蒙细雨里散步，喜欢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舒曼的《梦幻曲》、雪的《云雀》、济慈的《夜莺》，喜欢孔子、庄子，喜欢晚唐诗和南宋词，喜欢中国的写意画和西方的印象派画，喜欢沉思也喜欢辩论，喜欢对别人友善也喜欢别人对自己真诚，喜欢与

情趣相投的人小聚长谈，喜欢不带恶意的挪揄和严肃的诙谐，喜欢喝咖啡、吃酸牛奶，喜欢逛书店，瞻仰教堂古墓，喜欢梅花和幽重，喜欢一切善和美……讨厌数学，讨厌商人，讨厌虚伪、敷衍，讨厌工笔画、汉赋，讨厌讽刺诗、铜管乐......”徐志摩一气写下了十七个喜欢，九个讨厌，这封信可以说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宣言。

总之，在徐志摩弃政从诗的转变过程中，康桥文化所蕴涵的特殊氛围是一个关键。如果徐志摩到了英国后见了哲学家罗素，也许他会被铸成另外一个模型。而林徽音的出现，使徐志摩的诗歌形成了更形象的浪漫主义情调，对他精神世界的转变有着特殊的意义。徐志摩的诗生活和爱情是同时开始的，他早期的很多抒情诗里可以找到很多林徽音的“回应”饱偿了封建包办婚姻之苦的徐志摩，被林徽音唤醒了压抑与内心的感情需要，但不久林徽音又离他而去，获得喜悦和失去的痛苦同时降在徐志摩身上，他通过浪漫主义诗作来抒发自我的心绪也是势在必然。

在这么多的外在因素和自身的天性下。徐志摩完成了人生的一个大转折，曾立志做一个中国汉密尔顿的青年，转眼间成了一代浪漫诗人，一个纯粹的唯美主义者。他的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也在这时逐步形成了。在政治上他期望有一个英国式的民主政治，在个人生活上他企望有一位理想化的美女辅助他一起在文学的园地里耕耘，在艺术上他追求一种纯净的境界。这三个目标，也成为他短暂人生中孜孜追求的理想。三．从浪漫情调看徐志摩的理想悲剧

诗人刚回国时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他联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新月社，准备在社会上“露棱角”。他将自己的高世之志称为“单纯信仰”。胡适尝言：“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在他的一生中离婚和再婚是最受社会批评的两件事，但是从徐志摩方面，这是他追求单纯的理想的必经之路，我们只要了解了他的“单纯信仰”就能了解他一生中，人们所不能了解的行为，他一生都在追求美、自由和爱。他相信这些都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

但是在康桥温馨典雅的文化环境中，徐志摩的思想与生命活动，已经与当时整个

中国社会相去甚远，这就注定了他的理想悲剧。也许是曼殊菲尔“不进政治”的劝导牵引他，他已经淡化了直接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的意识，表明了徐志摩开始淡化某种参与社会的意识，逐渐走向极富于温情的博爱与人道的轨迹，“他无乱如何变得厌倦、憎恶一切暴力与留血了，甚至包括人类进步不可缺少的暴力革命在内，开始以一种从容恰静的态度自守人生。对现实人围的剑桥，回到黑暗、野蛮的当时的中国后，虽然他还坚持着“美与自由，爱”的理想，但是，面对军阀的屠戮，社会的污秽，政治的无耻，诗人已经无法冷静地处理现世。现实生活的严峻激发了他身上那份血性，使他奔波，使他苦闷、怨毒、愤怒。于是他写下了：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黯淡是梦里的光辉。

这当然的表现了他的惶恐。虽然这样，作为一个富有浪漫主义气质和激情的诗人来说，他往往能在幻想的理想世界里找到灵感的泉源，使心灵想象的翅膀得以自由翱翔。《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正是诗人否定和拒绝黑暗的现实世界、肯定和向往理想世界的作品。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容不得恋爱，容不得恋爱！

披散你的满头发，赤露你的一双脚；

跟着我来，我的恋爱，抛弃这个世界

殉我们的恋爱！

爱，你跟着我走；

听凭荆棘把我们的脚心刺透，听凭冰雹劈破我们的头，你跟着我走，我拉着你的手，逃出了牢笼，恢复我们的自由！

跟着我来，我的恋爱！

人间已经掉落在我们的后背——

看呀，这不是白茫茫的大海？

白茫茫的大海，白茫茫的大海，无边的自由，我与你恋爱！

顺著我的指头看，那天边一小星的蓝——

那是一座岛，岛上有青草，鲜花，美丽的走兽与飞鸟；

快上这轻快的小艇，去到那理想的天庭——

恋爱，欢允，自由——

辞别了人间，永远！

这首诗写于 1925 年，时值徐志摩与有夫之妇的陆小曼相爱，他们恋爱遭到许多人反对，徐志摩痛感传统的道德观念对人的束缚，深深感受到重荷压制下的精神痛苦，他写作这首诗与当时的处境和心境有关。如果说《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是反映现实黑暗的作品，不如说这是诗人性灵和浪漫激情的抒发。诗人有感于现实生活中恋爱不自由而写下这首诗，他在诗的开头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个世界是“懦怯”的，是“容不得恋爱”的，但诗人接下去并未对现实世界作任何客观的描绘，实际上，现实只是触动他性灵和浪漫激情的“元素”，他想表现的不是现实世界如何“懦怯”、如何黑暗，而是要抒发自己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与愤懑之情，表达自己同黑暗现实誓不两立的决绝态度与抗争精神，以及对理想世界的美好向往和热烈追求。诗人的浪漫主义使他在否定一个旧世界的同时，以更大的热情去肯定一个理想中的世界。让我们看看诗人描绘了一幅怎样美丽非常的幻境：有象征无边自由的“白茫茫的大海”，大海上有座美丽的岛屿，岛上有青草，有鲜花，有美丽的走兽与飞鸟，更令人向往的是，这是一个“恋爱、欢允、自由”的“理想的天庭”。为寻求这一理想世界，诗人曾抱着怎样义无反顾的坚定决心：“抛弃这个世界，殉我们的恋爱”、“听凭荆棘把我们的脚心刺透，听凭冰雹劈破我们的头”。他希望有一个充满爱心的，没有仇恨的，和谐的而不是纷扰的世界，自由而不是暴力的世界。

但是，“这个现实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的信仰禁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毁……。”

徐志摩自始至终是一个多愁善感、感情化、情绪化的诗人，从来都缺乏着深沉与深刻，他是大资产阶级家庭的宠儿和一定意义上的叛逆者，与前妻离异之前，锦衣玉食，不谙时艰；与陆小曼重组家庭，经济困窘而渐察世道的民瘼。赤诚爱国而依违不一，超凛党派以标榜清高，在性灵自适、灵魂自洁的向往里，追求着飘渺的爱、自由和美。在气质上他有文人的善良，诚挚与柔弱，不图攀附青云，与陆的浪漫爱情，从遂愿到失望，又促成他对于人生的悲凉意识。

在他自以为熟虑，决计满怀热情去孤注一掷时，恰恰暴露了他激动与冲动的本性。诗人直言自己的创作“唯一的靠傍是刹那间的灵通”这种刹那间的灵通带有极大的偶然、盲目和冲动，我觉得这个刹那间的灵感也就是他的一种“单纯信仰”。这种“信仰”不可避免的赋着像神经质似的敏锐和病态，表现在爱情上和政治上，都是一厢情愿的

全身心的投入，期待以自己的真纯和美好，去感化去进化理想的对象。而事实上，以复杂的社会为对象的理想政治和以多变的女人陆小曼为对象的理想爱情，最终多以冷酷无情的失望粉碎了诗人天真而至诚的梦想，于是，那原本就“不够深的”的心和流淌着缠绵的忧愁，那原本就“并不大”的胸膛沉载着世纪末的凄凉，他的爱情悲剧正如梁实秋分析的那样：“徐志摩一如西方浪漫派的文学家雪莱，拜伦，罗素等人物，一生追求着理想的生活，而终于不可得，他们爱的不是某一个女人，他们爱的是他们自己内心中的理想。”所以他理想中的爱情也在现实面前摔的粉碎。

我们可以毫不犹豫的说：自由、爱、美丽，这三位一体的人生追求便是徐志摩浪漫气质的内核，康桥文化孕育的这一结果，也成了徐志摩安生立命的根本，感情上追求纯洁自然，生活中渴求真正倾心的情义，虽然他的认识虚幻飘渺，创造上力求美的实现，可是康桥文化已把他塑成了一个诗人，他也只能只有像夜莺那样唱到气绝方能罢休。他可以骑着瞎马向着黑夜里加鞭，而他的心灵总幻想有一颗明星。徐志摩的“柔美流丽”是有名的，但是他的颓废也是有名的，这是由于他把人生的理想建立在欢乐的意识上，一旦理想的明星毁灭，伴随而来的就是一种无可言状的悲哀和绝望。这就是茅盾说的“一旦人生的转变出乎他意料之外，而且超过了他期待的耐心，于是他的曾经有过的单纯信仰发生动摇，于是他流入了怀疑的颓废了。”

浪漫主义诗歌开拓了徐志摩生命中的新天地，在他十年的创作生涯之中，留下了一串串珠玑，留下了一片片辉煌，但是诗人却匆匆地远去了。“他总是那样的行色匆匆。他是一团火，灼热、明亮，熊熊烈烈，燃起人们的热情，照亮大家的心灵、他是一个孩子，兴高采烈，仰天大笑，大惊小怪，手舞足蹈，把神妙的童话世界带回到友人的生活里；他是只云雀，难耐嵌金镶玉的雕笼的幽困，不停地翱翔鸣啼，冲向蓝天，寻找更加广阔的苍穹……他走了。”[15]虽然不带走人间的一片云彩，却把永远的思念留给了中国诗坛。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今天仍然觉得他以三十五岁的年华而“云游”不返是个悲剧。但是，诗人的才情也许因这种悲剧性的流星般的闪现而益其光耀：普希金死于维护爱情尊严的决斗，雪莱死于大海的拥抱，拜伦以英国公民的身份而成为希腊的民族英雄，在一场大雷雨中结束了生命……当然，徐志摩的名字不及他们辉

煌。他的一生尽管有过激烈的冲动，爱情的焦躁与渴望，内心也不乏风暴的来袭，但他也只是这么并不轰轰烈烈地甚至是悄悄的来了，又悄悄的走了。但这一来一去之间，却给我们留下了恒久的思念和思考。

【注释】

1《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月刊，1989 年，第三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2《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月刊，1989 年，第三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转引自：《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月刊,1990 年，第十一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4 汉密尔顿，美国政治家，曾任华盛顿总统财政秘书。5 转引自：《徐志摩诗选》http://post.baidu.com/f?kz=13426135 6《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2 年，第六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7《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2 年，第八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8《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2 年，第十二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9 转引自：《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2 年，第十二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参考文献】

[1] 顾永棣著：《徐志摩传奇》，学林出版社、202_ 年 8 月第一版。

[2] 韩石山著：《重说文坛三剑客——悲情徐志摩》，北京同心出版社、202_ 年。[3] 顾永棣著：《徐志摩传奇》，学林出版社、202_ 年 8 月第一版。[4] 顾永棣著：《徐志摩传奇》，学林出版社、202_ 年 8 月第一版。[5] 顾永棣著：《徐志摩传奇》，学林出版社、202_ 年 8 月第一版。[6] 谢冕著：《中国现代诗人论》，重庆出版社出版，1986 年 10 月发行。[7] 顾永棣著：《徐志摩传奇》，学林出版社、202_ 年 8 月第一版。[8] 谢冕著：《中国现代诗人论》，重庆出版社出版，1986 年 10 月发行 [9] 徐志摩著：《我所知道的康桥》，京华出版社、202_ 年 7 月 第 1 版。[10] 徐志摩著：《吸烟与文化》http:// [12] 顾永棣著：《徐志摩传奇》，学林出版社、202_ 年 8 月第一版。[13] 顾永棣著：《徐志摩传奇》，学林出版社、202_ 年 8 月第一版。

[14] 韩石山著：《重说文坛三剑客——悲情徐志摩》，北京同心出版社、202_ 年

[15] 王蕙玲著：《人间四月天 》美美藏书屋、http://

第五篇：本科毕业论文：苏轼人物传论的思想内涵

本科毕业论文：苏轼人物传论的思想内涵

学 生：闫少鹏

指导教师：刘振英 讲师

摘　要

苏轼人物传论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所选人物多有重大历史影响；二是借古人之事以议论当世之过；三是立意新颖，发前人之所未发；四是长于论述政治、军事和人际关系。苏轼人物传论有其独特的历史观、政治观和价值观，他强调“势”在历史事件中的重要性，尚纵横，崇王道，重霸术。认为统治者应以民为本、顺应民意，还应重视人才、任人以明，而人才应以智、忍、节为完美的人格追求。苏轼人物传论的产生深受唐宋文坛散文的影响，尤其是深受唐宋八大家其他七大家的影响，相较其它人而言，“韩如潮,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海”，苏轼文章内容材料丰富，思想深刻，气势沉雄，笔力老健，观点英锐。另外，苏轼人物传论的思想也深受时代政治思潮的影响，总而言之，苏轼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和他的人生经历造就了苏轼的人物传论的特色。

关键词：苏轼 人物传论 势 纵横 人格追求

The Su Shi person spreads the thought content of theory

Yanshaopeng Drected by Liuzhenying Lecturer

Abstract

The Su Shi person spread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ory to generalize to 4:One is the person chosen to mostly have great history influence;Two is lend the matter of the ancients to discuss contemporary over;Three is that the purpose is novel, delivers people of the past of don't deliver;Four is longer than to discuss politics, military and relationship.The Su Shi person spreads a theory to contain its special history view, political view and value, he emphasizes “power”'s importance in the history affairs and still maneuvers, Chong right way, heavy Ba Shu.Thinking the ruler should take people as origin and adjust public sentiment, should also value a talented person and let people with clear, but talented person should with Zhi, endure, stanza for the perfect character pursue.The Su Shi person spreads the creation of theory deep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ang Song literary circles prose, particularly the influence that deeply is subjected to other seven everyoneses of Tang Song Ba everyones, compare other persons but speech, “is like tide, is like spring, Europe is like Lan, Su is like sea”, Su the Shi article contents material abundant, the thought is deep, the vehemence sinks male, power of style old Jian, standpoint English Rui.Moreover, the Su Shi person spreads the thought of theory also deep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ges political current of thought, to sum it up, Su Shi accomplished the special feature that Su Shi's person spreads a theory social milieu and his life career in place ages.KEY WORDS：Sushi The person spreads a theory power Maneuver The character pursues

前　言

苏轼是我国北宋最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散文和诗词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他的散文作品中有一部分是评议历史人物是非功过的人物传论，主要收录在《苏东坡文集》的第三卷、第四卷和第五卷中，主要写的人物有帝王，包括宋襄公、秦始皇、汉高帝和魏武帝；有将相名臣，包括伊尹、周公、管仲、孙武、乐毅、留侯、霍光、晁错和诸葛亮等；有思想家和文学家，包括孔子、孟子、荀卿、子思、贾谊和韩愈等。这些文章多从古人史实生发开去,立意新颖,发前人之所未发,往往出人意料之外,而又合情合理,表现了作者独创的思维能力,应该说是苏轼议论散文中的优秀之作。而这些对历史人物的评论与前人有很大不同，体现出苏轼独特的历史观、政治观和价值观。苏轼人物传论的主要特点

苏轼人物传论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所选人物多有重大历史影响；二是借古人之事以议论当世之过；三是立意新颖，发前人之所未发；四是长于论述政治、军事和人际关系。

1.1 所选历史人物多有重大影响

在苏轼以前的历史人物成千上万，多如牛毛。选什么样的历史人物来生发议论呢？从苏轼的人物传论来看，他选的人物多是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参与过重大历史事件的人，如周武王兴师伐纣，开创西周；周平王迁都洛阳，兴建东周；商鞅变法图强，富国强兵；范增辅佐项羽，楚汉相争；张良辅佐刘邦，一统天下。任何历史人物，只有投身于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中，才能显示其历史地位和功绩，当然也能暴露其弊端与失误。只有经过历史实践检验过的功与过，才能为后人提供可靠的议论话题。从后人的角度上说，只有议论那些经过历史检验过的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出现的历史人物的功与过，才能有较强的说服力，更好地发挥借古鉴今的作用。

1.2 借古人之事以议论当世之过

苏轼历来主张文章务实而不务虚，他在《凫绎先生诗集叙》中说：“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这种文学观点可以说明他是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人。言必中当世之过，既需要有大勇，又需要有大智。如果直截了当指责当局，势必得罪皇帝和权贵，下场难免可悲，中国历史上许多人都是上了当的。如果借古人之事以言当世之过，言在彼而意在此，则是一种比较稳妥的办法，苏轼的人物传论就采用了这种办法。如在《论周东迁》中，苏轼借平王东迁造成周室名存实亡的史实，反复议论了“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的道理。苏轼的这一言论显然是针对赵宋王朝怯于外敌，妥协苟安，逃避现实的弊病而发的。苏轼所处的北宋王朝，外表上挂着河清海晏，太平无事的幌子，而实际上是内忧外患，日趋严重，不断动摇着北宋统治的根基。最可怕的是北宋朝廷除少数正直的大臣外，大都自欺欺人，仍然贪恋歌舞升平的生活。在这种历史状况下，苏轼在《晁错论》中发了一通感慨。他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这句话可以说是一语中的，揭露了北宋王朝当时外强中干的实质，后来被历史所验证。可叹的是，北宋统治集团虽有良臣忠告却无动于衷，不思振作，到后来二帝被俘，仓皇南逃。

1.3 立意新颖，发前人之未发

《古文观止》的编选者吴楚材、吴调侯叔侄在《晁错论》批曰：“晁错之死，人多叹息，然未有说出被杀之由者。东坡之论，发前人所未发……”关于晁错的死因，苏轼的观点不一定都正确，但“发前人所未发”确是苏轼人物传论的又一个特点。西汉政治家贾谊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后人对他评论甚多，但多是站在同情贾谊、指责汉文帝的角度，如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贾生》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就是这样。苏轼与前人不同，在《贾谊论》中虽然对汉文帝略有微词，但大量的文字是议论“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的道理。苏轼认为“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这是为什么呢？苏轼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君子要达到的目标长远，要成就的功业伟大，所以“必有所待”，“必有所忍”，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贾生则不然。先是操之过急，受挫后又一蹶不振，因此苏轼叹日：“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这个论调可以说是很出人意料之外的。且以《留侯论》一文为例。自《史记》以后，人们都以留侯张良受圯上老人兵书为奇，不断添油加醋，给人物与事件蒙上神秘外纱。苏轼不从此处出发，却认为这是秦末隐士“圯上老人”有意折张良“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此论出人意料，细细想来，却又在情理之中，不得不叹服苏轼的卓见。

1.4 长于论述政治、军事和人际关系

苏轼人物传论长于论述政治、军事和人际关系，且三者浑然一体，形式不拘一格，文体丰富多样。《论子胥种蠡》篇以吴越诸名臣为例，论述了君臣关系，抨击了扬雄的君臣观。“子胥、种、蠡皆人杰，而扬雄，曲士也，欲以区区之学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谏不去、鞭尸籍馆为子胥之罪，以不强谏当去之说，即欲以律天下之士，岂不陋哉！三谏而去，为人臣交浅者也，如宫之奇、泄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吴之宗臣，与国存亡者也，去将安往哉？”本文辛辣地讽刺了扬雄吹毛求疵的“儿童之见”，指出君臣亲厚以死相报，君臣不合，可不置一词而去。当据实际情况而定。

《赵高李斯》篇对秦朝历史人物进行深刻地剖析。指出秦国败亡的根由，在于始皇重用赵高。阉尹之祸，史多有例。扶苏、蒙恬持重兵在外，却蒙冤受诛而不复请，为什么呢？苏轼叹道：“自商鞅变法，以诛死为轻典，以参夷为常法，人臣狼顾胁息，以得死为幸，何暇复请！”荆轲之变，持兵器的人，看着始皇绕柱而逃，无人能救，是因为秦法不允许上朝人带武器，而且法律过重，人有正当要求，不敢据理力争。“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也。”商鞅、汉武与始皇皆然。而以平易为政，上下相通，虽有奸臣，不能乘隙离间。本篇阐述两层意思：一是戒帝王勿使宦官专权。阉尹致乱，使英主与庸主无异；二是刑法不能过苛过严，否则会闭塞视听，上下政情不通，致使不能救弊防奸。

《论范增》在短短几百字里十分精辟地论述了楚汉战争期间范增、陈涉、项燕、扶苏、楚怀王孙心、项羽、陈平、刘邦等人之间的关系。指出：“增之去，当以羽杀卿子冠军时也。”因为“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以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增独能久存者也。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心也，岂必待陈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而后谗入之，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他还指出，项羽不用范增之言，杀其所立，对其必疑。范增“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则是善策。而范增不能早定计是个大错误。尽管如此，范增仍不失为人杰！苏轼人物传论中的历史观、政治观和价值观

苏轼人物传论有其独特的历史观、政治观和价值观，他强调“势”在历史事件中的重要性，尚纵横，崇王道，重霸术。认为统治者应以民为本、顺应民意，还应重视人才、任人以明，而人才应以智、忍、节为完美的人格追求。

2.1 历史观

2.1.1 强调“势”在历史事件中的重要性

苏轼论史，喜言“势”，如其论封建，则引柳子语云：“封建非圣人意，势也”，且以此语贯通全篇。论周公，则言其诛管蔡乃“势不能不诛也”，盖周公当武王早故，幼主难以秉国之际，是“居礼之变，而处圣人之不幸”，无可奈何而为之。则苏轼以为，纵圣人立世，亦无以逆“势”而动。“势”实乃特定历史情境之中各矛盾之胶着与胶着中蕴涵着的强大之力。苏轼又喜言“时”，《封建论》云：“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又云：“时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独见也”。“时”与“势”者，实一物也。而言“时”者，重在特定历史情境之时间感，以强调其紧迫性与即时性。言“势”者，则尤其突出其裹胁历史中一个个孤零零个体冲刷而下的伟力。苏轼虽未明瞭历史之动力所在，却直觉地感受到了历史发展的巨大力量。故苏轼以为，圣人当识“势”（“时”），从时势之变而取因应之道。故其甚为推崇汉高：“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识天下之势者，无如高帝”（《汉高帝论》），而制度之设，亦应因时势之变而有兴废。故其《封建论》一文，力斥春秋之后倡导“封建”之非，指出“封建者，争之端而乱之始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贼杀，有不出于袭封而争位者乎”。

不惟如此，苏轼且揭示出政治混乱的人性根源，盖所谓：“凡有血气，必争，争必以力，力莫大于封建。”而苏轼之“时”“势”观念实际即以重“实”思想本色为底蕴，既苏轼观照历史发展及种种历史问题，多不惑于虚名而重事实。《正统论》乃为驳斥章望之之论而作，而其又与欧阳修论正统多有异议。其论开宗明义云：“正统者，名也？实也？……天下固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圣人与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实伤名，而名卒不能伤实，故名轻而实重。”苏轼并指出：“欧阳子曰皆正统，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统，是以实言者也。欧阳子以名言而纯乎名，章子以实言而不尽乎实。”盖欧氏首倡正统之说，以为“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也”，而章子以为“永叔以正统之论肇于春秋之季，故引公羊大居正、大一统之文为据。既曰大居正，而又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远也。”遂别立霸统之论，以为“以功德而得天下者，其得者，正统也；得天下而无功德者，强而已矣，其得者，霸统也。”而苏轼则首先究及正统论确立之本原：“正统者，恶夫天下之无君而作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天下无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故篡君者，亦当时之正而已。”既而论证正统与否不过虚名而已，篡君虽据有天下，固然不害其为正统，而倘若世人不以正统之名为重，则纵然篡君得正统之名，也无法掩其弑君之事实：“正统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后名轻，名轻而后实重，故欲重天下之实，于是乎名轻。”

2.1.2 尚纵横，崇王道，重霸术

苏轼人物传论中崇尚纵横之术，尤其在他论仁义利害之际，更是彰显其纵横之气。而仁义利害的区别，在君主的统治之术中就表现为王道和霸术区别。而苏轼表面上崇尚王道，实际上却极重霸术，也可说更重视政治的实效。

苏轼尚纵横，时人即已有所议论。苏轼少年之时，王安石便言其制策：“全类战国文章”而欲黜之，而元祐之际不惟“程氏以苏氏为纵横”，王觌等人亦纷然言其“不通先王性命道德之意，专慕战国纵横捭阖之术”，其间虽杂党争偏执不实之语，然却并非纯然诬蔑。如上引其论“时”语，即直接出自《战国策·秦策三》秦客卿造访穰侯时语：”圣人不能为时，时至而弗失……此君之大时也”。而其言进谏，则曰”有进说于君者，因其君之资而为之说，则用力寡矣！”故当以利害说高帝（《汉高帝论》）。言贾谊，则以为当深交帝王大臣，而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贾谊论》）。言晁错，则引“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勿务为自全之计”（《晁错论》）。然此种纵横，实乃其纵横捭阖之气，而非一家之纵横家数也。

而其纵横之气，尤在于其论仁义利害之际。朱熹尝言苏轼“以利害为言，则终不近圣贤气象”，其论鲁隐公，以为虽“仁”而“不敏于智”，李斯则为利便可得利。原其立论之心，乃在于“君子之为仁义也，非有计于利害。然君子之所为，义利常兼，而小人反是”一语。故其论事，常将心术与实效清晰分辨，却实未尝分离。钱钟书尝云：“伦理学有主意愿与主事效之别，亦即《孟子·滕文公》答彭更所谓‘志’与‘功’。”而苏轼实欲合心术之仁义与实效之功利二者为一矣。如此，则既无心术败坏，道德沦丧之虞，又无以仁义败事亡身之弊。其说虽看似邪僻，然自有用心在焉。南宋陈亮尝言：“谓……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绝者仅如缕耳。此英雄豪杰所以自绝于门外，以为立功建业别是法门。”苏轼之意，一是在于以功利证仁义之价值，二是在于以功利补仁义之缺失。而体味其暗含之价值观，亦实有对仁义失望之意。故其反复申明致意于“智”，“能”：一言“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诈力相并，其道术政教无以相过，而能者得之”（《魏武帝论》），二言“古之所谓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计，而权之于人”（《魏武帝论》）。

而仁义利害之别，于君主之统治术中即表现为王霸之辨。苏轼虽崇王道，以为“不可以小用”，而其实极重霸术。其《乐毅论》将王道，霸术分别而言，以三王为“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五霸，范蠡，留侯为“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而徐偃王，宋襄公，乐毅诸人实为霸者而欲以仁义服民，故其丧国亡身。此语似有与仁义功利合一之说有矛盾之处，然苏轼论此自有分寸。其论仁义功利合一，乃专言王者有诚恳之仁义之心而自然天下归服。而其论霸术之用，则惟注目于利害倾夺，至以代范、留而言曰：“区区之仁义，不足以易吾之大计也”，并赞二人“虽非汤武之佐，然亦可谓刚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为者也。”而此一篇纵横文字之结论，便是“欲王则王，不王则审所处，勿使两失焉而为天下笑也。”则是言王道霸术之分，且证王道实非霸者取天下之术也。

而《诸葛亮论》一篇亦可与此相互证明。其主旨乃为“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一语。盖苏轼以为孔明初当以忠信激天下之心，而反以诈术迁刘璋，遂失天下义士之望；后当离间丕、植，绝曹氏之手足，而亦未能出此奇策，“宜其屡战而屡却哉”！则是言孔明亦王道霸术两失之也。然《乐毅论》乃言乐毅为霸者而饰以仁义，而《诸葛亮论》则言其可行王道而失行王道之机，当行诈术而又失行诈术之机。因此可以证明苏轼之王霸观，实以为仁义、诈术乃王、霸分有之，王者不宜为诈术，而霸者亦不可行王道也。

然苏轼虽言王霸分别，而察其论王者诸语，亦时时有功利之念悬于心中。如言王道则重在其“用”：“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则王，小用则亡”，实以“王天下”与“亡天下”为重，而以“道”为轻也。至于《论养士》一文，则于满纸诡谲之后仅有区区一语言及“先王之政”，亦可见其心中轻重。故苏轼所为实非一般俗儒所重之王道，而在政治之实效也。

2.2 政治观

2.2.1 施政应以民为本，顺应民意

苏轼人物传论认为英明的君主做出英明的决定是顺应民意，是以民为本的体现。开国君主改朝换代，建国以后止戈罢兵，休养生息等都是为了顺应民意。得民心者，得天下。

《论武王》中，苏轼明白指出武王伐纣后之偃武，其意义及背后之考虑，正与汤所谓的“惭德”相同。戒慎畏惧，偃武修文，是忧虑天下不服，而天下不服的原因，至于“虽盛德所在”一语，其实已可见苏轼不完全否定武王杀纣而代之的正当性。“天下归之，圣人所不得辞也”的乌托邦式理想主义在此不复得见，取而代之的，则是苏轼学术文章所擅长的、由人情考虑而生的洞识及体谅。苏轼其实并未否定武王解民于倒悬之功绩，故仍以“盛德所在”视汤武吊伐之举。但动用武力以取得天下，弒世主以代之，难免纷纷不服者众，苏轼认为，这是经史有征、无可回避之事实 ；难处在于，即使如汤、武之师出有名，都不得对不服者动辄干戈相向，以免有“战胜而不已”的黩武之嫌，“吾民先叛矣”。面对这样微妙而为难的处境，如汤武周公这样中国政治史上的典范人物，都必须长期谨慎谦卑以对，无敢丝毫怠懈，换言之，陈兵或卷藏，“天下”或民意之趋向，都是最重要的依据，而一切都以天下定安为原则。

苏轼人物传论中还指出，商鞅的连坐之法，苛政也。至于桑弘羊，重农抑商，推行盐铁酒类国家专卖政策，通过盐铁酒类的垄断，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形成了国富民穷。苏轼从民生的角度，剖析了商鞅、桑弘羊的政策实行给人民带来的灾难，阻止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直斥其灭国残民，覆族亡躯，其立论扎实，无可辩驳。这与以往立论者均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论述其强国的作用，而忽视对民生的凋敝、残害，无疑触及到了事物的根本。而苏轼长期受贬，深入民间，老百姓的感受如同身受，从而在其人物传论中才能体现以民为本。

苏轼为民请命，不计得失。面对宰相王安石的激进改革，苏轼直言改革对百姓的危害，主张关心百姓生活，劝告皇帝优先富民，为了百姓，他竟敢说：“苛政猛于虎，如今全国已有二十万虎狼在横行了”。因反对改革，他被排挤出朝廷，但仍能趋利避害，维护一方百姓权益，《宋元通鉴》记载：“时新法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司马光执政后，全盘否定改革，苏轼站在百姓的角度，建议司马光吸收新法的合理部分，并因此与司马光发生争执，又被排挤出朝廷。苏轼与两任宰相的矛盾并非个人恩怨，而是为了百姓的利益。

2.2.2 统治者应重视人才，任人以明

由于苏轼自己就是屡屡吃亏于小人之口而一贬再贬，所以他特别强调君子和小人之辨，强调统治者要任人以明，切不可惑于小人而使忠臣得罪，社稷被损。

在《论始皇汉宣李斯》中，苏轼指出：“圣人为天下，不恃智以防乱，恃吾无致乱之道耳。”而“始皇制天下轻重之势，使内外相形以禁奸备乱者，可谓密矣。”然而百密一疏，秦始皇致乱之道，就在用赵高、李斯和商鞅变法。苏轼认为：“阉尹之祸，如毒药猛兽，未有不裂肝碎首者”，而始皇、汉宣皆自以为英主而用阉尹之人以至亡国乱朝，则“与庸主不异”。“李斯佐秦皇定天下，不可谓不智”，但在关键时刻李斯却不敢请诛赵高，何哉？苏轼在此将根由归咎于秦始皇重用商鞅变法：“自商鞅变法，以诛死为轻典，以参夷为常法，人臣狼顾胁息，以得死为幸，何暇复请”。正因为如此，李斯才有了为满足一己之私而钻法律空子的可能：“李斯之立胡亥，不复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复请。”秦二世而亡，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秦始皇误用了人才。假使始皇在病重的时候不遣蒙毅，那么赵高、李斯也不会奸计得逞；假使秦始皇不重用商鞅，也不会有扶苏、蒙括畏法不敢复请始皇而死的悲惨结局。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苏轼认为对于一切有才能的人，都要有个适当的区处，使其才能为吾所用而不为吾害，这其中就涉及到驾驭人才的心术问题。苏轼认为，君主要驾驭将帅，必须懂得为将者的心理：“敌国愈强，而寇贼愈坚，则将帅之权愈重。将帅之权愈重，则爵赏不得不加。夫如此，则是盗贼为君之患，而将帅利之；敌国为君之仇，则将帅幸之。”（《孙武论下》）将帅是用来作战的，若无作战对象，则其爵赏不得加，所以将帅的心术，是要养寇以自利。但这样一来，国家就受害了。苏轼认为，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之所以不能复振，就是因为“将帅之臣养寇以自封”（《孙武论下》），不肯全力效命。那么君主如何驾驭将帅呢？他说唐宪宗有一个好办法：宪宗将讨刘辟，以为非高崇文则莫可用，而刘澭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辟之不克，将澭实汝代。”是以崇文决战，不旋踵擒刘辟，此天子御将之法也。在统治者方面，要广纳人才，同时也要深谙御才之术，要知人善任、任人不疑。

2.3 价值观

2.3.1 敏于智

苏轼认为：“世之所谓大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审乎计之得失，如斯而已。”（《魏武帝论》）一个人要想成就大业，必须能观微而知著，明白利害得失，当机立断。鲁隐公就是因为失之迂腐，不能当机立断而遭杀身之祸。在《论鲁隐公》中，苏轼满怀同情而又无比心痛地写道：

苏子曰：盗以兵拟人，人必杀之。夫岂独其所拟，涂之人皆捕击之矣。人与盗非仇也，以为不击则并杀己也。隐公之智，曾不若是涂人也，哀哉！隐公，惠公继室之子也，其为非嫡，与桓均耳，而长于桓。隐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国焉，可不谓仁人乎？惜乎其不敏于智也。使隐公诛翚而让桓，虽夷、齐何以尚兹？

苏轼认为鲁隐公遵从惠公遗志，还政于恒公，是可以称得上“仁”的了，只可惜他的“智”太低劣，连路人也比不上，路人看到有行凶之意的强盗，会捕之以免受其害，鲁隐公却不能及时解决那个有行凶之意的公子翚，自贻后患。所以，倘“不敏于智”，徒有“仁”心是没用的。

2.3.2 忍小忿而就大谋

苏轼在其人物传论中反复申明了他评价重要历史人物的一条基本标准，就是是否有 “容忍”这种可贵的品性。苏轼在《留侯论》这篇著名的人物传论散文中，把 “忍”字发挥得淋漓尽致，开笔便郑重地指出：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率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苏轼认为成大事者应具备非凡的气度和高远的志向。紧接着，苏轼在文章中引经据典，反复论证：“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成大事”的道理。苏轼认为张良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能变少年时的“不忍忿忿之心”为“忍小忿而就大谋”的度量。文章最后又以非常肯定的语气严正指出：“观夫度祖之所以胜，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

2.3.3 具备“天下之大节”

苏轼认为具备可致之才对于成大事非常重要，但“至于捍社稷、托幼子，此其难者不在乎才，而在乎节，不在乎节，而在乎气”（《霍光论》）。诚然，苏轼在这里更看重“节”和“气”在成大事中的重大作用。“才”对成大事者固然重要，但没有“节”和“气”的统协，“才”就只能成为“与天下争能”的狭隘之才。苏轼在《霍光论》中称霍光“先无尺寸之功，而才气术数又非有以大过于群臣”，却“以匹夫之微而操生杀之柄，威盖人主，而贵震于天下”，“历事三主而终其身，天下莫与争”，就在于霍光“才不足而节气有余”，在于他不会以区区之才与人争短长，在于他能以“节气”全其身和全其国。苏轼在这里论证的“节气”就是一种“大节”，它要求一个人必须胸怀整个天下，心底无私、志向坚定。他在《伊尹论》说：

办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节者也。立天下之大节者，狭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动其心，则天下之大节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办者矣……夫天下不能动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临大事而不乱。

“‘狭天下’，即以天下为狭，盖言其胸怀之大，装着天下之‘全’。有此大器，才能立‘大节’，才能有‘全才’去面临大事。因为胸中所挟者甚大，故能不为外物所动，保持真正的操守。这操守非一般的小节，其内涵极大，故谓之‘天下之大节’。”伊尹之所以能废太甲，而“天下未尝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为惊；以臣放君，天下不以为僣；既放而复立，太甲不以为专”，就在于伊尹“视天下渺然不足以动其心”，“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伊尹论》）。苏轼人物传论的缺失

3.1 疏于对经济及其影响的论述

苏轼专注于政治和历史人物的品评，但疏于对经济及其影响的论述，不了解历史更替背后的经济变动所起的作用，只归于政事之得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苏轼反对官营禁榷，在中国历史上商鞅和桑弘羊所代表的经济主张，主要开向是重农轻工商和强调官营禁榷，其共同点在于富国为首位。对此，苏轼是持明显的反对态度的。他说：“秦固天下之强国，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为声色畋游之所败，微商鞅有不富强乎？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立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见疾于民，如豺虎毒药，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则鞅实使之。至于桑弘羊都莦之才，穿窬之智，无足言者，而迁称之为：‘不加赋而上用足。’善乎司马光之言也！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物，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用商鞅、桑弘羊之术，破国亡宗者是也。”他明确反对以官营禁榷的方式来实现富国的目的，认为桑弘羊以“民不益赋而国用饶”作为口号，采用盐铁官营等方式增加政府收入的办法不可取，认为这些办法”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苏轼针对新法所出现的“聚敛”指责宋神宗：“今陛下使农民举息、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这段话是指变法中主要的大法之一一青苗法的施行，把放贷之权收归国家，变为了官放高利贷。因司马迁对商鞅、桑弘羊的政绩加以客观叙述而斥责”司马迁二大罪”。其目的是以反对历史上的变法人物来非难王安石变法，非难重商行为。他看不到变法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而认为是”与民争利”。尽管”官商”行为是不可取的。为商贾立传，承认商业的重要性，司马迁何罪之有？这恰恰表明司马迁的远见和苏轼的政治偏见。殊不知国富才能民强，宋朝是经济发达，但是朝廷羸弱的时代，苏轼对国家经济疏于重视也是情有可原的，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

3.2 具有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和重文轻武思想

苏轼人物传论具有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和重文轻武思想。如《卫青奴才》中“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厕见之，正其宜也。”因卫青出身微贱曾为官奴而卑视之，只见其出身，不见其出击匈奴、守边之功，这是不公平的。这反映了苏轼具有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同时断言“汉武帝无道，无足观者”，不见其开疆拓土，保持大汉统一，功大过小。这也说明苏轼历史观的片面性，只重文治，不见武功。

苏轼生活的北宋时期由于开国君主赵匡胤“黄袍加身”成为皇帝，所以北宋建立后，赵匡胤开始大肆裁撤武官，任用文人为中央到地方的官员。苏轼受时代政治思潮的影响，具有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和重文轻武思想。苏轼人物传论产生的主要原因

4.1 苏轼人物传论产生的客观原因

苏轼人物传论的产生深受唐宋文坛散文的影响，尤其是深受唐宋八大家其他七大家的影响，相较其它人而言，“韩如潮,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海”，苏轼文章内容材料丰富，思想深刻，气势沉雄，笔力老健，观点英锐。

中唐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倡古文运动，开散文革新的先河，主张文学服务于社会，“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使散文发挥了很好的社会作用，并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就影响了北宋的文人。在韩柳的散文作品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人物传记散文，如《朽者王承福传》、《种树郭秦驼传》、《梓人传》和《捕蛇者说》等。这种传记散文多取材于社会底层被压迫和被剥削者的生活，揭露了中唐杜会的种种弊端，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表达了作者的某种主张。文章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叙为议而设，议为叙而生，叙人之事是虚，议政之理是实。这种移花接木的技巧为宋代议论散文的发展开辟了新路。

北宋前期文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创作了一些议论时人的议论散文，成就最突出的是北宋文坛主将欧阳修。欧阳修写了《论杜韩范富》、《论狄青》、《论贾昌朝》等文，此外还有吕诲的《论王安石》和陈灌的《论蔡京》等文。与唐人不同的是，这些文章都是以当时的朝臣为议论中，议论时也不像唐人那样躲躲闪闪。含蓄蕴藉，而是直截了当，痛痛快快地畅谈自己的见解。且看《论狄青》一文的开篇：“臣闻人臣之能尽忠者，不敢避难言之事，人主之善驭下者，常欲闻难言之言，然后下无隐情。上无奎听。奸究不作，祸乱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祸，未发之机，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独言之，人主又能嘉而用之，则销患于未萌，转祸而来福者矣。”这样一席话，皇帝不必深思就能知作者用意。欧阳修的《论杜韩范富》则更是明明白白为庆历革新人士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说公道话，希望仁宗皇帝能分清是非。“早辨谗巧，特加图任”。这些文章的政治性是明显的，在朝廷影响很大。欧阳修是苏轼的恩师，这些文章对苏轼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苏轼的父亲苏洵曾写过一篇著名的人物传论《管仲论》。文章立论出人意外，着重评论管仲政治上的失误，指出管仲虽为齐国富强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可谓不知本者矣”，理由是管仲生前未能荐举贤人以继承事业，以致身死之后，群臣争权，国政一败涂地。文章见解独特，道理充足，对苏轼的影响则是肯定无疑的。

4.2 苏轼人物传论产生的主观原因

唐人的影响和师长们的影响。这些都只是外部原因，如果缺乏起决定作用的主观原因，苏轼的人物传论还是不能产生的，因此，我们还必须追寻苏轼的人生踪迹。据清人朱轼的《历代名臣传》载，苏轼十岁时，“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蛰书。”由此看来，苏轼从小就养成了研究古今成败的兴趣和爱好，而人的兴趣和爱好往往能影响人的一生，这便是他的人物传论产生的根源。

苏轼于嘉祐二年（1057）考中进士。步人仕途，其时才21岁，四年后经欧阳修推荐，参加制科考试。《留侯论》便是考前所献的文章之一。当时的苏轼。英态焕发，才华横溢，大有一展鸿图之志，所以文章显示出纵横掉阖，汪洋态肆的风格。神宗朝以后，苏轼屡遭贬斥，几度浮沉。历尽艰辛。但他性格豁达，始终不忘君国，为文更趋成熟，削“刚锐之气”为“坚忍不拔”之心”，实践了自己的人生观念。

苏轼的人物传论是有自己特色的，我们无须将此类文章与苏轼其他文章比较高下，但须肯定这类文章也是具有一定成就的。

结语

综上所述，苏轼的人物传论特点鲜明，所选人物多有重大历史影响，他善于借古人之事以议论当世之过和立意新颖，发前人之所未发。此外，苏轼还长于论述政治、军事和人际关系，使三者浑然一体，在形式和文体上更是不拘一格，丰富多样。苏轼人物传论的思想内涵主要体现在他独特的历史观、政治观和价值观上。人物传论中，苏轼强调“势”在历史事件中的重要性，崇尚纵横和王道，实则极重霸术，他认为统治者应以民为本、顺应民意，要重视人才、任人以明，而人才应以智、忍、节为完美的人格追求。当然，苏轼人物传论中也有缺失，他具有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和重文轻武思想，只专注于政治和历史人物品评，而疏于对经济及其影响的论述，他不能彻查历史更替背后的经济变动所起的作用，只归于政事之得失。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苛求古人。苏轼人物传论的产生深受唐宋文坛散文的影响，尤其是深受唐宋八大家其他七大家的影响，另外，苏轼人物传论的思想也深受时代政治思潮的影响，总而言之，苏轼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和他的人生经历造就了苏轼的人物传论的特色。研究苏轼人物传论的价值在于，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和探究苏轼的精神结构和思维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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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在此篇毕业论文划上句号之际，我郑重地向我的指导教师刘振英老师表示我最诚挚的感谢！衷心地感谢他的关心、指导和教诲。在老师的精心引导下，几经修改和完善我终于完成了毕业论文，从他身上我学到了一些论文写作的知识，为以后的论文写作打下了基础。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同学和朋友对我的关心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