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关系六十年述评

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关系六十年述评(2009)

自鸦片战争以来，广大华侨对近代中华民族民主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有口皆碑；新中国建立后，海外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建设事业贡献卓著，有目共睹。学术界对前者的研究比较深入，对后者的研究相对薄弱。时值纪念新中国诞生60周年华诞之际，本文即对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关系加以探讨。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共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一如既往地重视提高华侨的地位及其在未来社会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筹备和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中共及其领导人毛泽东邀请一些华侨代表回国共商国是。侨领陈嘉庚、司徒美堂等6名华侨代表参加了政协会议，他们当选为政协委员，有的当选为政协党委。在政协委员和常委中，华侨代表和归侨背景的代表共15人。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提出：“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在新中国的政府建构中，中央人民政府下设华侨事务委员会，归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直接分管，由著名民主人士何香凝任主任委员。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及侨乡的市县级政府均设侨务机构。1956年10月，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在北京成立，陈嘉庚任主席。至年底，仅两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共建立七八十个侨联组织。这些说明，华侨参与了新中国的创建，新中国建立伊始，就确定了与华侨的密切关系。为其参加新中国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新中国的诞生，在国际上产生的巨大影响，使海外华侨扬眉吐气，热烈庆祝，随即掀起了以各种形式支持新中国建设事业的热潮：他们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回国，为振兴新中国的科技事业贡献力量；他们回国投资建厂，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他们发扬捐资兴学的传统，创办公益福利事业，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迢迢江洋直向东”的诗句，表达了爱国华侨回归祖国的迫切心情。

（一）为新中国科技事业贡献才智

为了把自己的一切聪明才智献给新生的祖国，恢复发展经济、振兴科技事业，建国伊始，不少有学有造诣的华侨知识分子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怀着一颗拳拳报国之心，冲破重重阻力，克服种种困难，回到生活艰苦、条件落后、百废待兴的祖国。据初步统计，新中国建立后的五年内，回国参加各项建设事业的华侨将近18万人，其中有一批知识分子精英。

当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即将鸣响时，在美国留学并获博士学位的任新民，毅然辞职回国。回国后，他立即投入火箭和卫星研制工作，担任运载火箭和卫星的总设计师，为我国航天事业奋斗了30多个寒暑。“他在‘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和卫星通信的研制中，在主持航天工业部的技术领导工作中作出了重要贡献。”[1]

1950年6月，中国留美学生组成的“留美科协”在芝加哥召开年会，会议公布一封给全国科学工作者的信，其中说：“我们一致决心在最短的时间内回国，回到我们所来自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兄弟的行列，投入于建设新中国的巨潮。”[2]据统计，后来“留美科协”有多半数成员回国。

“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早年在美国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成为空气动力学、现代航空科学和火箭技术专家。新中国成立，他决心回国报效，但随即遭到阻止并被软禁了五年。而他最终冲破阻挠，回到了祖国，成为我国的“导弹之父”。

1955年从印度尼西亚归国的归侨科学家陈宗基，是我国土流变学和岩石力学的奠基人；在国际上，他提出的“粘土结构力学和卡片结构”，被不少国外教科书称为“陈氏卡片结构”。归国后，他主持和参与主持设计了三门峡大坝、葛洲坝、南京长江大桥、攀枝花及大冶钢铁基地、塘沽码头等国家重大工程的设计，贡献卓著。

新中国建立初期，从海外归国报效的著名华侨科学家和学有成就的留学人员还有地质学家李四光，原子能专家王淦昌，以及钱伟长、钱三强、华罗庚、卢嘉锡、王大珩、方宗熙等一批人。据统计，从1949年9月到1952年底，留学归国者达2400人，约占当时中国在外留学生总数的一半。[3]他们在地质学、物理学、数学、医学、光学、生理学等学科有着高深的造诣。他们奋斗在各条战线上，成为新中国重要科学领域的开拓者和研究工作的组织者，尤其是为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功垂共和国史册。

（二）回国投资创办厂矿企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社会稳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党和政府制定了鼓励华侨回国投资的政策，一些侨商回国投资兴办企业。据统计，从1950年至1957年，华侨在国内投资兴办的企业有50多个。[4]其中以福建华侨投资公司和广东华侨投资公司成立最早、影响较大。

福建华侨投资公司成立于1952年7月。作为吸收侨资的常设机构设在福州，并在厦门、晋江、龙溪三个地区设立办事处，发行华侨股票，募集华侨资金引导侨资投向。到1957年7月，投资入股人数已达8000多户，累计投资额达2000多万元人民币，建立14个厂矿。其中泉州糖厂、源和食品厂，福清油厂、南平松香厂、厦门罐头厂等效益良好。1956年福建华侨投资公司总产值为4400万元。[5]到1966年，共有11000余海外华侨认股投资，吸收侨资8000多万元人民币。福建省运用华侨投资的资金在全省27个县市新建和扩建了47个工矿企业，后来发展成为福建省的骨干企业。[6]

1951年开始，由国家和华侨共同投资，在广州创办华南企业公司、华侨工业建设公司和广州投资公司等三个规模比较大的公私合营企业。1955年3月，经商议，以上三个公司经过改组合并成立了公私合营广东华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后改名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公司改组合并后扩大招股，在汕头、梅县、广州、台山等28个市县成立了分公司，进行募股。公司资本总额为人民币1亿元，分为100万股，由政府投资并向华侨和港澳同胞募集。到1956年底，该公司兴建扩建的工厂企业有21个，产值达7100万元，产品130多种，分别向港澳、东南亚、欧美等地出口。[7]到1966年，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共吸收华侨资金7800万余元，其中外汇资金6800多万元，股东近2万户。[8]

除福建、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外，还有其他一些华侨投资企业，其对促进侨乡的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国家很快实行限制并存消灭私人资本的政策，致使华侨回国投资越来越少并逐渐消失。

（三）回国捐资办学

新中国的成立犹如一个力量强大的磁场，吸引着广大华侨以各种形式报效祖国，其中回国捐资办学，即是一个方面。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早年倾资办学款达1亿多美元创办厦门大学等学校，享誉中外。新中国建立后，他继续多次捐款维护和扩建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

20世纪50年代福建省侨办中学20多所，至60年代增加到60多所；侨办小学由419所增至1295所。从1949年至1966年，海外华人为福建捐资兴学款项共达5495万余元，平均每年323万余元。[9]华侨实业家李光前，一面积极响应陈嘉庚捐资助办厦大和集美学村的义举，一面独自出资410多万元，在其家乡福建南安扩建梅山学村——集幼儿园、小学、中学“一条龙”的配套学村，总建筑面积达7.35万平方米。印尼归侨尤扬祖在永春创办延清小学，出资助办中学多所。除中小学外，华侨还捐资助办其他学校，如新加坡华侨杨逢年捐资30万元创办泉州华侨女子补习学校等。

新中国建立后，不少广东籍华侨纷纷出资在家乡办学。广东梅县有数十所中学，华侨兴办者占多数。印尼侨商刘嘉祺、刘宜应捐资在广东梅县创办华侨中学，此举得到海外及港澳客籍乡亲的襄助，合计达200多万元，使该校成为梅县的一流中学。兴宁、蕉岭、大埔等县均有华侨捐资兴建的学校。

也有华侨在北方捐资办学，被誉为“江北一枝花”的山东华侨中学就是一例。

新中国建立，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转变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共由局部的执政党转变为全国性的执政党，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由革命转变为建设。由此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确立了新型的互动关系——即由支持祖国的革命事业转变为支援祖籍国的建设事业；由于新中国确立了取消双重国籍的政策，海外华侨自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华侨中的90%转籍为华人，原来的祖国转变祖籍国。

考察一个半多世纪华侨与中国的关系，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他们都是宝贵的资源。就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而言，华侨华人与祖籍国诸方面关系中的一个突出亮点，就是归侨科学家为这一时期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尤其是“两弹一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由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六七十年代，国内政治运动不断升级，党的“左”倾错误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侨务领域是最早发生“左”倾错误的领域之一，而且逐渐发展成为“重灾区”，侨务工作由良好的开端滑向严重的失误，宝贵的侨务资源未能很好地利用，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关系进入低潮并一度中断。

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正确的侨务政策，使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

早在改革开放前夕，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制造的“海外关系复杂论”，是“资产阶级关系”、“敌我关系”的荒谬论调，邓小平就旗帜鲜明地指出：“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10]此后，邓小平反复为被颠倒的“海外关系”正名。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华侨华人是中国发展的机遇，他指出：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11]“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做出了很多贡献。”[12]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后来学术界将其归纳概括为“独特机遇论”。它开启了我国侨务工作的新局面，是新时期我国侨务政策的精髓和灵魂。

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江泽民和胡锦涛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侨务思想。江泽民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的积极力量，有着独特优势，在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3]“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广大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的人才资源宝库”，“我们一定要十分珍惜”[14]。这些就是学术界总结的江泽民侨务思想的“资源论”。2005年2月，胡锦涛在会见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代表的讲话时，充分肯定了海外华侨华人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作出的重要贡献。他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侨务工作的重要性，要坚决贯彻中央关于侨务工作的方针政策，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根本利益作为侨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做到为国家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的统一。[15]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提出“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的新理念[16]。胡锦涛的侨务思想被概括为“统一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的侨务思想发展，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三个基本内核，即邓小平的“机遇论”、江泽民的“资源论”及胡锦涛的“统一论”。这三者既一脉相承，又有继承和发展，构成了新时期系统完整的党的侨务思想。新时期党和国家正确的侨务思想与侨务政策，极大地调动和吸引了海外华侨华人支援祖籍国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概要地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踊跃到中国大陆投资，推动中国经济大发展

根据新时期党的侨务思想，政府有关部门、地方各级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吸引海外华商投资的政策[17]，并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同时逐渐改善投资环境，使得大批海外华商踊跃来大陆投资，成为新时期巨额外资的主要来源之一。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至2005年底，我国累计吸收外资达6224亿美元，其中至少有4170亿美元是由华商或华商主导的企业带来的，约占全部外商投资的67%；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5万多家，其中华商企业约占70%。[18]还有的学者根据商务部的统计认为，截止2007年底，我国累计吸收外资6650亿美元，其中海外华商资本约占总量的60%；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7万多家，其中海外华商在大陆投资企业达34万多家。[19]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海外华商到中国大陆投资，既有大量的独资企业，又有许多是与外商、港澳台商合资或合作的企业，还有国营企业的参股者。国家统计部门把纯粹外商的投资与侨、港、澳、台资笼统地称为外资，未作分门别类的统计和厘清。有学者对1979—2000年间华侨华人对中国大陆投资的概况作了分析和估计，认为此间华侨华人直接向中国大陆投资或通过香港的“转口投资”总额，至2000年底累计约为763亿美元，约占全部外资的22%。[20]该统计是否确切，有待考证。尽管各种统计存在差异，但新时期海外华商投资数量大是大家的共识。

新时期海外华商在大陆的投资金额大、数量多、种类杂，难以尽述，况且已有些论著专门阐述，这里仅介绍几个典型事例说明之。

福建省福清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融侨开发区）创办于1987年，1992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全国唯一一家以“侨”命名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其地处著名侨乡福清市，是由侨贤林绍良、林文镜为代表的一批旅外融籍华商倡导兴办和发展起来的。20多年来，融籍侨贤积极投资融侨开发区的建设，不断扩大投资规模，并带动许多世界性大公司前来投资。目前，开发区吸引了包括东南亚、欧、美、日本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行业遍布电子、塑胶、汽车玻璃、化纤、服装、食品、制鞋、铝业等诸多领域。区内80%以上产品供出口。目前，融侨开发区已成为福清和福州市改革开放的先导示范区、工业化的重要载体、外向型经济的重要平台、城市化的重要动力，成为全市“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对外开放的窗口”，被誉为“不是特区的特区”。融侨开发区以其不足福清全市1%的土地，创造了2006年福清全市40%的税收、70%的工业产值和90%的出口总值。截至2007年6月，融侨开发区累计审批各类企业543家，总投资37.67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3.97亿美元，工业总产值2746亿元人民币，外贸出口234.52亿美元，财税收入52.16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总值、单位土地产出等主要发展指标位居全国54个国家级开发区前列。融侨开发区已成为福清、福州和福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21]其具体情况见下表：

融侨开发区历年主要指标统计表

项目

年份

当年批准项目数

总投资（亿美元）

产值（亿元）

财政收入（亿元）

出口（亿美元）

1987—1999

286

19.04

548.64

6.45

46.19 2000

1.75

147.62

3.23

11.34 2001

0.74

150.95

3.74

11.69 2002

0.81

184.4

5.10

13.80 2003

1.55

235.8

5.75

19.56 2004

1.45

366

6.80

2005

1.75

426

7.60

合计

446

27.45

2059.41

38.67

172.58

资料来源：《融侨开发区“十一五”规划纲要》。

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湖北省人民政府暨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简称“华创会”)，吸引了大批海外华商投资。自2001年在武汉市举办首届 “华创会” 以来，至今已成功举办八届，始终得到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的积极响应和参与，已成为立足湖北、面向中部、辐射全国的侨务引智引资的知名品牌，成为全球华侨华人来华创业交流的大平台。八年来，累计吸引了有关华侨华人代表3000多人参会，他们总共带来海外高新技术项目2600多个，其中投资上亿元人民币的项目50多个，上千万元的项目200多个，总投资额35.8亿美元。共签订交流合作项目876个，创办高新技术企业500多家，年产值达30多亿元，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22]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商在大陆投资有以下一些特点：投资领域逐步宽泛，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和完善；前期以中小企业为投资主体，近些年来大企业集团的投资逐渐增多；科技型华商企业大幅增加，新一代华商成长引人注目；投资方式日益多样化，投资行业向多元化发展；投资起点和科技含量较高，效益良好。

海外华商对中国的投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合理化发展；增加了国家的财政、外汇收入，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华商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对国内企业起到示范与激励作用；吸纳大量就业人员并提高了劳动力素质，促进了全社会增强市场经济观念；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为中外合作与交流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

（二）继续为振兴中国科技事业贡献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凝聚了老一代华人科学家的心血和汗水。虽然他们功成名就、享誉世界，还有着繁重的科研教学任务，但他们为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不辞劳苦，四处奔波，无私地贡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人才培养、项目建设、中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前夕，美国著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即踏上科技破冰之旅，多次往返中美之间，为发展中国科技事业建言献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重视。1980年，杨振宁在石溪纽约州立大学发起组织与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on Educational Exchang with China，简称CEEC)，资助中国学者去该校进修。资金由杨振宁负责募捐。至1990年，CEEC资助了北京大学10多所高校及多所科研院所的90名科技工作者到该校进行理论和应用方面的学习和研究。[23]2003年12月，一直怀着报国之心的杨振宁从美国归来，定居在清华园，把晚年余辉献给中国。

另一著名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在中国高能物理研究和科技发展的关键决策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文革”刚结束，李政道就向中国高层领导献策：中国应有自己的高能加速器。受到邓小平重视并得到批准。改革开放不久，在李政道努力下，通过美高能物理会合作，为中国培养了几十名高能加速器研究骨干。不久，中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李政道功不可没。李政道还费尽心血倡导CUSPEA（中国－美国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的简称）。至1989年的十年间，他通过CUSPEA共培养了915名研究生，他们成为沟通中国和国际学术联系的重要桥梁。李政道积极建议中国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得到中国教育部门的采纳，他还愉快地接受了有关聘职。他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著名高校建立研究或实验中心。1998年1月李政道倾其毕生积蓄30万美元，设立了“中国大学生科研辅助基金”，资助多所大学的本科生从事科研辅助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关心支持中国科技事业的海外老一代华人科学家还有许多，如1988年10月著名美籍华人物理学家丁肇中，具体指导了我国大型高能加速器——正负电子对撞机在北京建成。他还把自己在国际物理学界首先提出的阿尔法磁谱仪的设想，交由中国科学院电工所研制，并成功制造出了太空用永磁铁，把中国科学院电工所推向世界科研的前沿。著名美籍华人物理学家吴健雄、袁家骝夫妇，从1981年到1993年的12年间，积极参与中国同步辐射器的建造。他们将一生积蓄的大部分，设立奖学金基金会、科学讲座基金会、研究基金会等，支持中国的教育和科技事业。著名美籍华人数学家陈省身，运用自己在国际数学界的崇高威望，大力推动中国数学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1980年初，他启动了三项影响巨大的“数学工程”：每年一度在中国举办“微分方程和微分几何国际会议”；举办“暑期数学研究生教学中心”；选拔中国数学研究生参加“陈省身项目”，赴国外攻读博士学位。他还多方奔走，帮助一批中国数学研究生赴美深造。2000年，陈省身回到中国，定居母校南开大学，只为实现心中的一个梦想：使中国成为21世纪的数学大国。另一位美籍华人数学家丘成桐 “一生最大的愿望是帮助中国强大起来。”[24]为了中国的数学事业他“愿将己身化为桥”[25]。80年代以来，他先后创建香港中文大学数学所、北京中科院晨兴数学中心（1996年）、浙江大学数学中心（2002年），并出任这三家研究机构负责人且分文不取，甚至连往返飞机票等差旅费都由自己解决，而且还为这三个研究机构募集资金1.5亿元（截至2006年），一次就向浙大数学中心捐赠了50万美元的图书，并在浙大、中国科大设立丘成桐奖学金。据不完全统计，丘成桐个人捐款已达三四百万元（截至2006年）。[26]丘成桐培养的博士大部分是中国人，其中一些人回国后成为中国数学的领军人物。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成长的一大批海外优秀的年轻华人科学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他们也非常关心支持中国的科技事业。美国华人桥梁建筑专家邓文中，对中国桥梁建设非常关注，80年代后，他被聘为铁道部大桥局顾问，参与了上海南浦和杨浦大桥，武汉二桥，虎门大桥，南京长江二桥、三桥、杭州湾大桥等许多重要桥梁的设计、审核和顾问工作，为新时期我国桥梁工程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美籍华人杨向中是世界著名生物技术专家，世界首例克隆牛“艾米（Amy）” 之父。1992年，由杨向中发起的“中国—康奈尔科研基金项目”宣告成立，他作为总裁先后为基金会筹集了200万美元资金。基金会已促成众多学者及留学生来华进行科学研究与技术交流。澳大利亚工程院院士、华人张东柯，每年回国数次，并入选“中国科学院海外评审专家”。他还被中科院聘为研究员、博导，主持“煤与甲烷共转换”等课题的研究。2006年4月2日，温家宝总理在访问澳大利亚珀斯Curtin技术大学时，亲切会见了张东柯。他借机向温家宝递交了“关于为中国能源建设的建议”报告。在美国航天领域颇有造诣的华人科学家黄振春，关心祖籍国科技事业的发展。2000年，他亲自发起并组织带队参加了江苏省“21世纪高技术发展及人才培养战略国际研讨会”和多个城市举办的“经贸洽谈会”。2001年8月，他率6位留美博士斥资1.1亿元人民币在江苏南京、昆山、镇江成立了生产和开发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光电元器件的奥雷光电公司和研发工程中心。

新时期在海外功成名就年轻华人科学家、为中国科技贡献才智者比比皆是，不再列举。

（三）掀起兴办公益福利事业的新高潮

改革开放后，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再掀兴办公益事业的高潮。其兴办公益事业涉及方方面面，包括捐资办学，大力兴办教育事业，提高国民素质；捐助医疗卫生事业，救死扶伤，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兴办文化体育事业，丰富文化生活；修桥筑路、改善交通，兴修水电工程，改善人民生活；捐款献物，赈济灾民，共同抵御自然灾害；等等。据统计，新时期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对中国大陆的公益捐赠总额达700亿元人民币，年均23亿多元。按行业分布而言，其中40%用于教育事业，3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赈灾救济及其他方面各占10%。[27]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积极参与中国公益事业，成为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为推动中国公益事业及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1.捐资办学

在新时期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掀起的捐赠热潮中，兴办教育仍然是重点，呈现出捐资数量大、范围广,办学层次和形式多样化等新的特点。如华侨华人对广东重点侨乡潮汕地区教育捐赠可见一斑。

广东潮汕地区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捐资办学情况表

时 间

城 市

捐资总额

捐 助 教 育

金 额

所占比例

捐建学校数目(包括扩建改建)

占当地学校比例

1978－1996

揭阳市

12亿元

5.2亿元

43.4%

748所

48%

1978－1997

汕头市

14亿元

5.8亿元

41.4%

60多所

60%

1978－1996

潮州市

7.5亿元

近4亿元

53.5%

65所

73%

资料来源:根据王本尊《海外华侨华人与潮汕侨乡的发展》，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版第70－71页整理。

从上表可见，在潮汕地区，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对教育的捐赠均占捐赠总额的40%以上，捐助的学校占当地同期学校总数的一半以上，在潮州市更高达73%。

福建省1979－1994年华侨华人及港澳台同胞捐款兴办公益事业31亿元人民币，用于教育的占50%，从1992年到1997年底捐建各类学校达2354所。[28]从1988－2000年，祖籍海南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捐赠海南省公益事业的款额近4亿元，其中文化教育约占45%。[29]四川省侨办1995年正式推出“侨心工程”，10多年来接受海外捐资2亿多元，建成侨心学校420座，资助贫困学生1万多名。1999年以来，海外云南乡亲为家乡捐建了200多所希望小学。内地和边远省区都有海外乡亲捐资助学的事例。

新时期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捐资办学层次多样化，门类齐全，不仅资助基础教育、普通教育，而且越来越多地关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甚至学前教育，从幼儿园、小学、中学、职业学校、专科学校到大学，完善了一些重点侨乡的教育体系。这里仅举几例捐资助办或创办高等院校的事例。1984年10月，香港“船王”包玉刚出资5000万元人民币，回乡助建宁波大学。随后有近50位海外“宁波帮”人士先后捐赠逾2.5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计算）用于学校的各项建设。[30]福建泉州仰恩大学，是缅甸华商吴庆星于1987年捐资7000万元创办的全国第一所具有国家本科学历的私立大学。目前学校面积80余万平方米，在校学生1.4万余人。由海外侨胞、港澳同胞捐资建立或资助的大学还有广东五邑大学、嘉应大学，华侨大学，海南大学，温州大学等，不再列举。

2.捐资建立医院、文体场馆

除兴办教育外，卫生、文体等福利事业也是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捐助的重要领域。1978－1987年，仅广东省侨务办公室批准接受的华侨、港澳同胞捐资兴建和扩建的医院、卫生院就有300多间。[31]1991－1998年，海外同胞捐赠福建厦门医疗卫生事业的款额达2978.2万元，占同期捐款总数的9.4%[32] ；1979－2001年，海外乡亲捐赠福建泉州医疗卫生事业的金额达3.3亿多元。

从1978－1993年，广东江门市海外乡亲资助修建影剧院、图书馆146间，建筑面积74654平方米。台山市1978－1990年接受海外乡亲和港澳台同胞捐助人民币2200万元，兴建文化、体育等设施284间，总面积8860平方米。泰国华人谢慧如先后斥资6000多万元人民币，在家乡潮州修建了开元寺泰佛殿、慧如公园、谢慧如图书馆等文化设施。

海外华侨华人踊跃捐资建立体育场馆。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至1990年，其在广东各地捐资兴建体育场馆23座；1990年为北京第11届亚运会场馆建设捐资2.4亿元人民币；2008年为北京第29届奥运会的著名场馆“水立方”捐款9.4亿元人民币，[33]为奥运乒乓球馆——北京大学“中国脊”捐赠 1.7亿元人民币。他们还为全国各地尤其是侨乡捐资建立博物馆、图书馆、影剧院等。

3.修桥筑路、兴办水电

修桥筑路、兴办水电，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是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造福桑梓的重要内容。如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在广东台山捐资修筑公路和乡镇道路600多公里，兴建桥梁80多座；在潮州建桥85座，修路278条，总长2156公里；在梅州捐资建桥1218座，修公路4635公里。福建省泉州、福清、晋江、闽清、闽侯、连江、安溪、龙岩、永定等地四通八达的公路及连接沟壑丘陵的桥梁，有许多为海外乡亲出资修建，其中泉州最为突出。自1978—2002年，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在汕头市捐资兴建的饮水工程有144宗，台山101宗，新会254宗，开平242宗，梅州510宗。福清海外乡亲为闽江调水建设工程捐赠4亿多元，解决了困扰福清百年的缺水问题。[34]1979－1995年，海南文昌籍海外同胞捐资为家乡兴办电力事业53宗，使792个村庄、27172户居民用上了电。

4.捐款赈灾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捐款赈灾比以往更为活跃。1991年华东地区水灾，共接受境内外捐款赠物折合23亿元人民币，其中近四成来自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2003年春夏之交“非典”肆虐国内各地，各级侨办接受华侨华人捐赠的抗“非典”款物折合人民币2亿多元（截至6月初）。2008年春节前后，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遭遇50年不遇的低温、雨雪和冰冻天气，截至2月14日，海内外侨胞以各种形式为抗雪救灾捐款1.6亿元。[35]同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级特大地震，人口伤亡、财产损失惨重。海外各地的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踊跃捐款献物，可歌可泣。“无论在香江两岸、濠江之畔，在台湾海峡的彼岸，还是五大洲的各个角落，华夏子孙的赤子之心越千山，渡万水，汇聚在遭受苦难的地震灾区。爱心在传递，力量在凝聚„„”截至9月25日，海外侨胞的捐款超过13亿元人民币。[36]

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对中国大陆公益事业的捐赠是一种无私奉献，彰显了高尚的品德和崇高的爱心。改革开放30年来，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对中国大陆公益事业的捐赠达700亿元；而从1995－2005年，10年间中国的1000多家公益机构，共得到的捐赠还不到100亿元，两者比较，可以充分地说明问题。

（四）积极致力于中国统一大业

完成祖国统一是中国人民的三大历史任务之一，只有实现祖国的统一，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复兴。为了实现祖国统一，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顺利实现了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导。“一国两制”从科学构想到成功实践，广大华侨华人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明确提出并具体阐述了“一国两制”的思想，此后在会见海外华侨华人代表时，他多次重申阐释这一思想。

“一国两制”思想通过海外华侨华人不断扩散，并通过他们传向台湾，引起强烈震动。世界各地华人对“一国两制”思想表示了理解和支持的态度。如菲律宾华文报《世界日报》指出，“一国两制”的思想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善意提出来的，是一种解决领土分裂与国家统一的新思想。这个思想新颖、科学，符合时代的需要。美国知名华人学者翁绍裘撰文指出：“一国两制”构思真谛在于“和平统一”，为了循求和平途径实现统—，就必须采取“一国两制”的主张。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刘进庆则表示：“‘一国两制’的基本设想是可取的，目前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办法。”[37]与此同时，他们积极为祖籍国奔走呼吁，推动中英、中葡关于港澳回归祖国的谈判进程。

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来自34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位知名华侨华人代表，作为嘉宾应邀回到香港参加政权交接仪式。1999年12月20日，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海外华侨华人再次感到欢欣鼓舞，并有100多位海外华侨华人接受邀请作为嘉宾，参加了中葡澳门政权的交接仪式。海外华侨华人代表参加港澳回归交接仪式，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港澳回归祖国期间，世界各地华侨华人怀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欢度这一扬眉吐气的时刻。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热情高亢，以游行集会、升旗仪式、焰火晚会、文艺演出、图片展览、开讨论会等形式，热烈欢庆港澳回归祖国。不但如此，港澳回归后，华侨华人更加关注和支持两地的社会发展，考察、宣传港澳回归后取得的伟大成就及“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港澳回归中国，“一国两制”由科学构想走向成功实践，使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认为，“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好机制”[38]。他们为宣传“一国两制”方针及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而奔走呼号。他们欢呼“汪辜会谈”，积极响应江泽民和平统一祖国的讲话，拥护八项主张。

2000年，台湾民进党上台，加紧推行“渐进式台独”，引起了广大海外侨胞的忧虑和愤慨，并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台独”活动。自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华人较早建立了反独促统组织以来，至90年代及新世纪，全世界范围的反独促统组织如雨后春笋，声势浩大。截至2006年，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170多个反独促统组织。这些组织多数是华侨华人自发、自愿、自费成立的，它们超越了社团、地区、甚至国家的界限，遍及世界五大洲，甚至包括与台湾有“邦交”的一些国家。它们在成立时，都纷纷发表或通过宣言、纲领、章程等，明确表示认同一个中国，促进中国统一。各反独促统组织都密切关注中国统一的进程，并针对台海局势的变化，采取多种方式宣示自己的立场，希望中国台海两岸早日和平统一，这是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39]各地反独促统组织，此起彼伏，活动频繁。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全球性的反独促统大会。据统计，世界各地的反独促统组织先后召开了10次全球性的“反独促统”大会和近20次洲际性的“反独促统”大会（论坛），这些给台湾当局和岛内外分裂势力造成强大压力。

海外华侨华人以猛烈的火力谴责“台独”行径。1988年7月，李登辉上台并很快暴露“台独”的丑恶嘴脸。为了寻求美国的支持，1995年3月，李登辉访美并在康乃尔大学演讲。当地华侨华人愤怒谴责李登辉访美并在康大演讲，他们联名致信美国总统克林顿，抗议美国政府同意李登辉访美。陈水扁上台后，“台独”活动更加猖狂。华侨华人反独促统活动更加高涨。他们抵制陈水扁实行的“去中国化”，认为这是不尊重历史、“非常忘本的” 倒行逆施；驳斥陈水扁“一边一国”的谬论，认为这是由渐进“台独”升级为激进 “台独”的危险信号，应该高度重视和警惕；抨击陈水扁推动“公投”，认为 “公投立法”、“公投制宪”是分裂中国的阴谋；抗议陈水扁当局终止“国统会”运作和“国统纲领”适用，指责这种不惜拿台湾和平和台湾同胞利益作赌注、以满足一党一己之私利，背离民意的逆向操作肯定不会有好结果。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华侨华人对陈水扁的“台独”活动穷追不舍，反映他们维护中国统一的坚定决心。

为了维护中国主权和和领土完整，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针对“台独”势力分裂活动的加剧，2005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海外华侨华人对《反分裂国家法》酝酿、启动、颁行始终起到了推动作用。早在2000年在柏林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大会上，英国侨领单声“就有了制定统一法的想法”并在会上提出倡议，得到了与会者的共识和响应。当全国人大启动《反分裂国家法》立法程序的消息传到海外后，广大华侨华人纷纷响应和支持。他们认为“反分裂法是更高智慧的法律”，是“遏制‘台独’”的“一贴最好的良药！”[40]当《反分裂国家法》正式通过后，海外华侨华人纷纷表示热烈拥护，其坚定地表示：《反分裂国家法》的颁布，向世人昭示：全体中国人民，包括海外的炎黄子孙，捍卫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与意志。[41]他们为此进行了各种宣传活动，并与“台独”分子破坏活动进行斗争。

综上所述，充分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他们对祖籍国的各项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除以上介绍的几方面外，还有开展民间外交配合国家外交，开展中外文化交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等，此不赘述。

三

以上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关系60年，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两个时期作了阐述，从中可以得出这样几点启示。

（一）重视和研究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关系史，对于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意义深远重大

2005年2月，胡锦涛在会见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代表的讲话时说：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国家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华民族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是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42]2007年6月20日，胡锦涛会见第四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华侨华人身居海外，情系桑梓，自强不息、艰苦创业，在各个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为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胡锦涛强调，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奋斗。希望广大华侨华人在推动住在国发展和进步的同时，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努力做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参与者，做中国统一大业的积极促进者。不言而喻，胡锦涛的这些论述，从历史、现实及未来的高度，深刻说明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关系的重要性。

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经济全球化、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21世纪，研究广大华侨华人支持祖籍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对于当今和未来充分利用这一丰富宝贵的资源，使广大华侨华人做到江泽民提出的“更加关心、支持并积极参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43]，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实现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确定的奋斗目标，无疑有着至关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党和国家的侨务政策对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关系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考察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关系史，可以得出这样的共识：广大华侨华人始终密切关注并热心支持祖籍国和家乡的各项建设，积极投身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祖籍国也非常关心和保护海外华侨华人的切身利益，尽管其中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但不可否认这是两者关系的主流。在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关系的60年中，改革开放前后又存在较大的差异。如前所述，改革开放前归侨科学家对于开创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贡献卓著，新时期华裔科学家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继续作出重大贡献，同时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得到全面充分的发展——他们大规模对华投资，更加热心祖籍国的公益福利事业；响应和推动“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在港澳的成功实践，并致力于以此推动海峡两岸的统一，开展声势浩大的反独促统运动等。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并没有因为大多数华侨转籍为华人而与祖籍国的关系有所淡化，反而有所加强。当然，这一时期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关系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不能笼统简单地用以前的爱国爱乡的关系加以概括，而是爱国爱乡、寻求发展、血缘亲缘等多重关系并存。

新中国建立前期，党和国家制定了正确的侨务政策，广大华侨与祖国的关系初显良好端倪。但遗憾的是，这种良好的开端没有保持下去，反而随着党越来越“左”的错误而中断。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重新确立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正确的侨务政策，如邓小平提出“华裔专家”是发展我国科技事业的“宝贝”的思想，使他们能够一如既往地支持祖籍国的科技事业；再如，改革开放后我国突破单一公有制经济体制，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体制，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采取了多种分配形式等等，这些为吸收外资包括侨资创造了条件。这些说明，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关系正常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和国家的侨务政策。

（三）深入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经验，注意利用、保护和发展侨务资源

侨务资源是新时期侨务部门提出的一个特殊的概念。其专指蕴藏在海外华侨华人中的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知识、网络等，以及连带的国内归侨侨眷的综合资源储备。这种资源包括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外交上的，有形的和无形的等方方面面，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党和国家对侨务资源的认识和实践经历一个由曲折到正确的过程。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党和政府有限地、部分地利用了侨务资源；“文化大革命”时期则完全丢掉了这一宝贵资源。改革开放后，党对此树立了正确的认识，即前面介绍的邓小平有关华侨华人是中国发展的“独特机遇论”的思想，江泽民的“资源论”的思想，胡锦涛 “两个服务的思想”等。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了一系列成功的实践，致使华侨华人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支援中国改革开放的热潮。

对于侨务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两者是统一的。在利用侨务资源的同时，更应该注意培育、发展和保护侨务资源。中国的发展与中华海外同胞的发展利益是一致的，两者相得益彰。对于侨务工作，不能只侧重利用侨务资源，还应该根据不同情况，从海外同胞的生存发展出发，保护和发展侨务资源，实现侨务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既充分利用侨务资源为中国现代化服务，同时使华侨华人得到发展，居住国从中受益，实现“双赢”和“多赢”。这是关于侨务资源问题的完整理念。

（四）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关系是共和国历史和华侨华人史重要的一页

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关系内容丰富，其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外交等方方面面；既涉及历史，也涉及当代，又关系到未来；辐射面宽广，既涉及国内各地，也涉及世界各国和地区，又涉及中国的港澳台地区。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关系的历史，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内容，又是华侨华人史的内容；开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为国史增加富有特色的一页，也为华侨华人史研究增加绚丽多彩的一章。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职称：研究员：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69号；邮政编码：100080

[1]朱乐民主编《月魂?日魂》，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53页。

[2]石汉荣：《探解中国侨务》，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页。

[3]石汉荣：《探解中国侨务》，第254—255页。

[4]《华声报》1989年9月12日。

[5]楚非、细沙：《福建省华侨投资公司的发展》，《侨务报》1957年第9期。

[6]王奕霖：《侨资对发展福建经济的作用》，《华侨华人与侨务》1994年第2期。

[7]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卷十八——华侨志、穗港澳关系志》，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页。

[8]任贵祥、赵红英：《华侨华人与国共关系》，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页。

[9]《福建省华侨捐资办学基本状况调查表》（1987年12月）。

[10]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论侨务》，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 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页。

[12]《邓小平同上海各界人士共迎新春佳节时的讲话》，《人民日报》1993年1月23日。

[13]《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

[14]国务院侨务干部学校编《江泽民论侨务》，第24-25页

[15]《侨务工作研究》2005年第1期。

[16]《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31页。

[17]参见任贵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华侨投资政策及华侨投资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1期。

[18]参见沈丹阳《华商企业对中国大陆的投资现状及发展趋势》，《中国外资》2006年第9期。

[19]参见龙登高、赵亮、丁骞《海外华商投资中国大陆：阶段性特征与发展趋势》，《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20]参见蔡德奇、江永良著《华侨华人的新发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226页。

[21]《证券日报创业周刊》2007年11月2日。

[22]任贵祥主编《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改革开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页。

[23]许胜蓝、孟东明编著《杨振宁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页。

[24]《丘成桐：为中国培养一流数学人才》，中国侨网（华声报社网站）2005年7月6日。

[25]《人民日报》2006年6月15日。

[26]《光明日报》2006年2月14日。

[27] 马儒沛：《解放思想，发挥优势，开创华侨捐赠工作新局面》，《侨务工作研究》2008年第3期。

[28]参见任贵祥、赵红英著《华侨华人与国共关系》，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第319页。

[29]黄昆章、张应龙主编《华侨华人与中国侨乡的现代化》，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版，第300－301页。

[30]吴晶主编：《华侨华人研究论丛》第7辑，中国华侨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163页。

[31]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华侨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7页。

[32]庄国土：《华侨华人与港澳同胞对厦门捐赠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33]任贵祥主编《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改革开放》，第434页。

[34]王付兵：《改革开放以来华人华侨对福清的捐赠及其作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35]《侨务工作研究》2008年第1期第27页。

[36]《人民日报》2008年9月25日。

[37]《“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文献和资料丛书》第四辑（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739－740页。

[38]《柬和平促进会举行反对台湾公投声讨会》，[柬]《星洲日报》2004年2月16日。

[39]《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严正声明》，[法]《欧洲时报》2002年5月18日。

[40]《聚焦反分裂国家法：面见温总理 推法遏“台独”》，中国新闻网 2005年3月4日。

[41]《悉尼侨学界隆重纪念＜反分裂国家法＞颁布一周年》，《华声报》2006年3月10日。

[42]《侨务工作研究》2005年第1期。

[43]《人民日报》2001年9月18日。

出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05期

第二篇：《海外华侨华人》课程论文

各阶段各地区华人移民19世纪50年代、近20年以来；四邑地区、温州地区、福州地区

中国人最早移民加拿大是在19世纪50年代。那时,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弗雷塞地区发现金矿,立即吸引了世界各地渴望发财致富的的人们前来淘金,希望能从此改变自己贫穷的经济状况。中国人也不例外,已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地区淘金的中国人自不必说,远在中国本土的人民也跃跃欲试,纷纷前往,华侨在加拿大的生活就此开始。

中国人移民加拿大的历史,是近代史上中国人向世界各地移民历史的组成部分,它是在当时世界移民大潮的波涛中出现的。在通常情况下,国际间移民现象的出现,都是由移民者所在的家乡国的“推力”和他们所向往的接受国的“拉力”这两种因素的混合而决定的。这两种力推动了人类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移民热潮①。中国人移民加拿大的模式也是如此。不过,除了上述的“推力”和“拉力”这两种主要作用力之外,汽船代替木帆船在大海航行,中国政府放松、乃至解除对中国人移民海外的限制,中外交流渠道的畅通等,对中国人移民加拿大无疑也起了很大作用。

二战以后,随着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国际移民活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其主流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发展中国家人口大量移居发达国家。华人移民活动是这个主流的组成部分。七十年代中期以来, 大陆移民在华人国际移民潮中的比例越来越大。新时期以来,海外华人与中国的经济、文化、科技关系越来越密切,移民活动与海外华族的存在与发 展密切相关。因此,正确认识华人国际移民现象,正确对待国内居民向国外移居,是我国政府制定稳定、有效对海外华人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华人移民目的地：战后的华人移民趋向与世界移民趋势一致,即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移民。各国移民的政策与法律相差甚多,接受华人移民的数量也大不相同。大体上北美是华人移民的最佳去处,其次为澳大利亚与西欧,再次为东南亚国家。南美、南太平洋国家也成为部分华人移民的去处,但这些地方多作为向发达国家再移民的中转站。美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是华人新移民的首选地区, 也是容纳华人新移民最多的国家。通过这些数据的现实，华人移民的原因也是出于经济方面为前提，出国寻求更多的发展。

在中国这么多省市中，福州的规模比较宏大，但福州地区的国际移民网络几乎是 20世纪 70年代后才建立的。近30年来,福州人以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主要移民目的地,并在短短数十年间建立起了移民美国、日本、欧洲乃至南美洲的网络。1978年至 2003年,中国大陆向海外移民约 250万—280万人,其中福州籍移民约 70万—80万人左右,且高度集中在美国,美国的福州籍移民约有 60万人。福州并非传统的移民输出地,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输出了远

超过其他传统移民输出地区输出的人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建立了一个非常有效的移民网络。同时,福州偷渡客也让发达国家防不胜防。1979年中、美建交后,开始了福州人直接以家庭团聚为由申请移民的初潮。20世纪 90年代初期以后,美国的福州籍移民人数激增,亲缘关系的连锁移民效应大规模显现,以家庭团聚为由从福州直接合法移居美国成为福州人移民美国的主要方式。根据 2002年 10月底在福州地区所做的侨乡入户调查,有一个人带动了 200多人移民美国。

根据调查的初步结果,福建省新移民估计有 90万—100万人,约占中国大陆新移民数量的 35%以上。福建省新移民输出地高度集中在福州地区,数量达 75万—80万人,其中约 60万人移民美国。福建省新移民中通过非正式渠道出国的占 40%—50%。20世纪 90年代以前,在移民美国的福州人中非法移民所占比重较大;90年代以后,在美国的福州籍移民中,合法移民逐渐增加,约占一半。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大一部分非法居留美国的福州人获得了合法的身份,又申请其亲属合法赴美,因此,福州人移民美国的规模不断扩大。移民美国的福建人主要源自闽江口地区,其中长乐市人 18万—20万人,连江县人 8万—10万人,福州市人(不含所辖县、市)约 15万—16万人(主要来自郊区的亭江、马尾、琅岐)。

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现在已经是各国文化都在交流、融合着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华人移民，并取得了当地的国籍，不过华人们依然心系祖国，从这几年在国外发生的一些华人为祖国抱不平，游街等等，都看出虽然现在华人移民是种大趋势，也不管是否已经拥有别的国家的国籍，华人终究是炎黄子孙。在这个大前提不变之下，促进各国的交流也是无可厚非，不过中国的人口基数还是大，尽管现在很多人移民，也不会对人口造成多大影响。

参考资料：

1、庄国土：《对近20 年来华人国际移民活动的几点思考》 1997年，第二期

2、庄国土：《近30年来的中国海外移民 :以福州移民为例》 《世界民族》 2006年第 3期

第三篇：《海外华侨华人》课程论文

对海外华侨华人经济的思考

导言:商业是中国华侨华人的基本经济,在过去的数百年里,他们凭借勤奋和智慧在商海中占据了自己的坚固立身之所,那么当时间推至如今的全球化市场浪潮,聪明的华侨华人们该如何应对

一:华人经济遭遇了什么“瓶颈”？

早年“唐人街”上的华人，靠“三把刀”(剃刀、剪刀和菜刀)来“讨生活”。这种状况既和老一辈华人的文化程度低、缺乏资本积累有关，也与历史上各国的排华政策有关。

即使在资讯发达的今天，人们似乎也缺少一个精确的数字来描述所谓“海外华人”的数量。通常的说法为“几千万”，而对于这一“几千万”的认识，则往往从3000万到8000万不等。

其实，从宋末以来，中国地区向东南亚的人口迁移就一直存在。就这样，经过数百年的奋斗和经营，他们在东南亚立足下来。今天，海外华人中的80%，正是居住在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的华人，他们已经形成了颇有实力的“华商族群”。

另外20%的海外华人，足迹遍布全球，从北美、欧洲到澳洲、非洲。他们的祖辈大多是近百年来到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

华人族群最初移民到海外时，由于受到种种限制和排斥，不得不聚居在一处，和衷共济，逐渐形成了“唐人街”。

在这种早期“唐人街”的形象中，我们不难发现早期海外华人的生存方式——“三把刀”模式，即靠剃刀、剪刀和菜刀去挣生活的较低级经济活动阶段。这种状况的形成，既和老一辈华人族群的文化程度低、没有资本积累有关系，也和历史上各国形形色色的排华政策有关。

二战之后，欧美各国逐渐放弃了种族歧视政策，东南亚的华人资本家也开始向欧美再次移民，新移民的经济地位和教育背景都得到极大的提高，当代华人的经济活动内容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旅美多年的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商会会长王辉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说，即使简单地从“职业”这一角度看，海外的华人经济也已经今非昔比，目前的华人“更多从事高科技、经济师、会计师、律师、医生等专业职业”，“如果说第一代华人是打工仔，那么，第二代已经变成了白领或者金领了”。

当前海外华人经济的基本特点是：在行业上高度集中，在资金上高度分散。如何改变这一现况，摆脱困境与危机，是今天的华商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以欧洲的情况作为个案考察，华人经济到20世纪末已经开始其多元化经营进程。但是从行业上看，餐饮业、服装业和皮革加工业依然是华人经济的支柱产业。

据不完全统计，英国有中餐馆9000家，法国的中餐馆超过了5000家，西班牙中餐馆也达到3000家，其中巴塞罗那就有600多家；华人的皮革加工业在南欧，尤其是在意大利、法国占有重要的位置，意大利普拉托一地就有华人经营的大小制衣厂近千家；法国巴黎的华人制衣厂也有300多家。

在整个华人经济中，对金融、高新技术、律师、会计等行业已经开始触及，却尚未形成规模，主要形式是零散的从业人员，服务的对象也是以华人为主。

这些现实，应该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理解：正面意义上，海外华人经济确已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构成当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实来看，海外华人经济却又陷入了一种困境之中

二:为什么经济必须转型

有学者预测：到2010年，服务业将代替制造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这种预测反映出世界范围内产业升级的趋向。与这个世界潮流相适应，中国经济也在加大服务业在业结构中的比重。

正是在这个全球经济产业调整升级的历史关口，华人经济也到达自己的历史转折处。

华人经济结构调整迅速展开，资金、人员转向了更具生命力的高新科技领域。目前，电子高科技产业领域内，华人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新移民国家均保有可观的份额。这一被“逼出来”的转型

虽然可能对传统的华人经济形态带有某种怀旧，但更多的人越来越意识到，“行业过于集中，资金过于分散”的传统华人经济业已到了非转型不可的时候。随着海外华人人数剧增，其资本和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文化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管理和科技人才以及经济、科技社团不断出现，华侨华人的传统产业已经出现危机，这些传统产业里的特征也已经成为今天华人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

出路选择:我们能创造全球“华人品牌”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通道，也是华人企业的表演舞台。如何实现中国经济与华人经济的共同发展，正是华人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性契机。

虽然存在种种疑虑、困惑和争论，但是，一切都在表明，海外华人经济已经成长为一支强有力的经济力量。它不仅仅是其所在国家经济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经济在海外的重要延伸，是中国商品对外输出的重要渠道，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而且特殊的组成部分。

如今，国内资源的短缺，已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制约。因此，国内企业如何走出国门，从商品输出走向资本输出，从内向型经济走向外向型经济，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而在这个当口，海外华人企业，恰恰处在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通道之中。

不过，如何把握历史契机，实现转型升级？答案并非不言自明。升级自然是大势所趋，转型却依然需要“寻路”。

创造出永久性的“华人品牌”，的确具有难度，但是并非“不可完成的任务”。

如果说，“唐人街”曾经代表了一代华人在世界各国生存、打拼与发展的形象。那么，新一代的华人则表现出更多元和更开放的姿态。今天的华人经济已经逐步摆脱“主要在唐人街”的状态，日渐融入到了居住国主流社会经济当中。如王辉耀所说：“在硅谷、在华尔街，在主流社会和跨国公司，可以说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处处都有华人的身影。”然而问题是：走出“唐人街”之后，华人经济又将在全球舞台中，演绎出何种动人心弦的形象呢？

对此，一种简明扼要的回答是：立足现有的资金、经验、人才、市场，整合力量，把零售的“连锁”起来，把零散的“规模”起来，把零乱的“标准”起来，最后形成永久性的“华人品牌”——不妨用“品牌战略”来概括这一回答所包含的全部诉求。

为了达致这样的目标，有许多工作就应该摆上案头了。

从整个的产业布局来看，应该发挥比较优势，进一步做大做强产业。服务业本来就是海外华人经济的优势产业。现在更应以华人经济的转型作为契机，继续强化这一优势地位，做大做强现有企业，以取得未来竞争中的先手。

从内部的管理来看，当务之急是改善家族经营模式，注入先进管理方法，使企业向国际化、现代化方向转化。

从外部的营销环境来看，华商网络的构建和发展，应该成为一个共同目标。

从品牌的社会形象来看，增强社会责任也是当前的华人企业应该致力以求的。目前的中国企业，有多少能够真正参与世界事务，参与世界性的话题？这种影响世界、影响价值判断的介入能力，并不是一种务虚的能力，恰恰是在创造华人品牌过程中最大的务实能力。

最终，华人经济的转型升级之路要通向的正是让人感到激动的“华人品牌”。它不但创造出经济上的互利共赢，还传播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理想与价值认同。其集中表现就是和谐共赢的“和”文化，就是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全球经济呈现出来的大方向，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智慧恰好不谋而合

寥寥数语,作为对华人华侨经济的一些个人看法和前景分析

参考文献: 《对海外华人华侨经济与中国关系的重新思考》 参考网站:广东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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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发展

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发展

导言：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史上，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已经经历了从一个封建王朝到21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批批的海外华侨华人的不同的历史阶段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发展与海外华侨华人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在发展自己的过程中，既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也要关心国际社会华侨华人的生活动态，着力维护华侨华人的利益。

回顾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贡献，主要分为几个方面：华侨华人对中国革命的推动，对中国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力支持，对实现祖国统一起积极作用，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的传播。首先，中国取得革命的伟大胜利华侨华人功不可没。辛亥革命时期，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立志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之时，得到海外广大华侨政治、经济、舆论宣传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华侨华人支持和参加孙中山在海外创立的革命组织，创办报刊，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摇旗呐喊，另外，他们还从经济上鼎立支持辛亥革命，直接参加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

抗日战争时期，“七七事变”发生后，海外侨胞发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掀起了抗日爱国高潮，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祖国抗战，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和国际援华活动。据记载，1939年3月至9月，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的号召下，南洋各地华侨机工3192人，满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民族责任感，毅然离别父母和亲人，远涉重洋，回到祖国，投身于神圣的抗日救国服务工作之中，他们在千里运输线上克服了重重困难，把亟需的军用物资运到前线抗击日寇。其中，在滇缅公路战时运输线上，死于战火、事故和疾病者逾千名。华侨华人对中国革命的大力支持，从中可见，华侨华人与祖国人民心连心，同命运，共呼吸的中华民族精神。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过人们的艰苦奋斗，在华侨华人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人们逐渐摆脱贫穷，过上富足的生活。华侨华人大力支持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大规模地来华投资，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华裔科学家致力于振兴中国的科技事业；在海外弘扬传播中华文化、开展中外文化交流；造福桑梓、兴办各种公益事业，推动了侨乡的发展；广大归侨侨眷为祖国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开展民间外交，推动政府外交；华侨华人在大陆的投资的比重是最大的，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即国侨办向《中国经济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60％以上来自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投资总额达3300亿美元。有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后走出国门的新华侨，人数已有千万以上，仅福建省福清市就有近30万人，福建省有100多万。全国新华侨每年至少能寄回家乡1000亿美元，在海外有闲资至少在一万亿美元之上。尤其是近年来，携带高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知识，多形式回国创业或为国服务的新华侨华人越来越多。他们已成为推动中国科技、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海外华侨华人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独特贡献，是我国21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资源。

海外华侨华人在促进中国和平事业的发展，早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2008年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企图通过所谓的“民主”投票方式大搞“台独”，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在那之前，全球华侨华人同仇敌忾，纷纷起来抗议这个无视两岸同胞骨肉亲情，公然挑衅两岸关系的阴谋。由于祖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综合国力显著提高，海外华侨华人在世界范围内举行各种形式的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陈水扁等人的阴谋没能得逞。

又如，2008年我国在北京举行了世界级的重大盛会——北京奥运会。在奥运火炬传递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阻挠事件，其中，奥运火炬在法国传递的阻挠事件最为严重，2008年四月七日，巴黎华侨华人聚集到埃菲尔铁塔下，等待奥运火炬传递，部分“藏独”分子挥动抵制奥运的小旗子。为压制他们的嚣张气焰，华侨华人及留学生挥舞手中国旗，高声唱起《义勇军进行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确保火炬的顺利传递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和利益。海外华侨华人还积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宣传中华文化，对促进我国文化传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完整的华人华侨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传播史。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周南京说，华人华侨通过遍及世界各地的中餐馆，让全世界认识和享受了中华美食，也通过会馆社团把儒家哲学介绍到海外，还通过兴建华文学校、创办华文报刊、出版华文书籍将中国语言、文学、戏曲等等传播异域，而中医药的合法地位也因他们的努力而得到了东南亚、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许多国家的承认。

华人华侨不仅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广东开平碉楼古建筑群，是从19世纪20年代起出现的特殊文化景观，从五邑侨乡走出去的老华侨对它格外钟情。中共开平市委书记赵瑞彰介绍说，为了让凝聚中华文化的碉楼艺术得到世界的认可，海外华侨华人自己掏钱举办碉楼专题摄影展、画展，在英文主要媒体刊登大幅广告，桑梓之情令人动容。新一代华人华侨对于向居住国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不减。不久之前，在美国星桥艺术中心和旧金山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等华人社团的帮助下，中央电

视台《同一首歌》“我的中国心”大型晚会在美国圣泽西体育场举行，这是中国的电视台首次在美国举行大规模演出，近两万海外观众与中国文化“亲密接触”。

海外华侨华人为中国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我们要懂得知恩图报，着力维护华侨华人的利益。努力为新华侨华人创造生存发展条件，为促进新华侨华人健康发展，充分利用外交、经贸和民间渠道鼓励和协助新华侨华人创立新的华人社团，关注和协助华侨华人改善在所在国的处境，以凝聚华人族群的群体力量，另外，还要保障新华侨华人在国内的合法权益，帮助解决其国内亲属在工作、生产和生活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帮助侨眷解决办理移民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海外的同胞，祖国的大门始终都为你们开着，随时欢迎你们回来探访！

参考文献：

1．《华侨华人在华投资》

2．《南方日报》

3．网址：

第五篇：《海外华侨华人》安身立命东南亚观后感

《海外华侨华人》课程作业

《安身立命东南亚》观后感

正如此片开头所说，东南亚是世界华侨华人最多的地区。自古以来，东南亚就是中国人移民海外的乐土。然而，那里也包含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华侨华人的辛酸泪。在近代，由于战争等各种原因，许多中国人背井离乡，定居他乡。《安身立命东南亚》这个纪录片真实地讲述了华侨华人在东南亚地区的生存和生活状况。

看完《安身立命东南亚》这部片子，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真的感触良多。关于中国远征军的这一段历史，我从小到大几乎都没有听过。历史书上从古到今几千年的历史，唯独少了这样一段。看到那些老人流落异乡数十年，心里却还是惦记着祖国，盼望着在自己有生之年还能够回到祖国和见到自己的亲人，我感动于他对祖国的热爱，同时也感叹某些中国人身在福中不知福。看到那位93师的退伍老兵黄家福，他每天都到将军的墓前打扫，其精忠如此，真让人肃然起敬！而当看到93师的残军为了得到在泰国定居的权利而答应泰国政府去帮助剿灭反政府游击队时，我再一次为这些海外同胞的遭遇感到心痛。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和平的生活环境啊！当看到兴华学校里的那位老师时，他说的那番发自内心的话让我忍不住热泪盈眶。他说：“我们是爱国的，真的，自己是爱国家的，好像看起来是国家不爱我们一样。有一种失落感，是不是我们就这样完了？”看到这里，我也在想：国家为什么不把他们接回来呢？大家都是中国人，他们当初也是为了远征才会流落异乡的啊！我再一次对中国远征军的命运深表同情，同时也折服于他们的坚强勇敢的生存斗志。

在东南亚，每个华侨华人都有自己的一部血汗史，其地区排华事件时有发生。有些人的财产一夜之间被没收，自己奋斗半生得来的一下子化为乌有。华人们在东南亚社会努力打拼，终于占有了华人的一席之地，却又遭到政府的无情打压„如此种种，只是东南亚，甚至是世界各地区华人的一个缩影。

在世界各地有华人的角落，那里总少不了他们拼搏的背影和道不尽的辛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