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本信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本信息（蒙古、俄罗斯、中

亚五国）

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均是中国的邻国或近邻。上述七国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12220.8亿美元，占全世界总量的2.84%；人口21428.3万，占世界总人口的2.97%；人均GDP10323美元。

该区域是世界上能源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区域内国家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能源和原料输出。依靠矿产开采等大型项目的开发，蒙古和中亚五国的经济保持普遍增长势头，2014年增长率在4.3-10.3%之间，但俄罗斯受国际油价下跌和外部制裁影响，经济增长率仅为0.6%。我国与该区域国家产业互补性强，主要进口油气、矿产资源，并出口机电、交通设备及轻工产品。近年来，双边贸易量、我对东道国投资额及投资企业数量显著增长，合作深度广度不断加大。中国已成为俄罗斯、蒙古和土库曼斯坦最大贸易伙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第二大贸易伙伴和塔吉克斯坦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在上述国家设立投资企业已达2655家。

该区域国家金融深化程度相对较低，银行业资产占GDP比重较小，均不到100%，不过总体而言，其银行业稳定性和盈利性较好,但俄罗斯在较为不利的外部环境下资本流出情 况比较严重。在银行业与监管合作方面，共有6家中资银行在该区域的俄罗斯、蒙古和哈萨克斯坦设有9家一级机构（6家子行、3家代表处）；七国中，俄罗斯、蒙古和哈萨克斯坦在华亦设有12家一级机构（除1家分行外，其它均为代表处）。中国银监会已先后与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蒙古央行签署了MOU，并与俄央行签署了跨境危机管理合作协议。此外，我国与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分别签署了本外币互换协议。

蒙 古

蒙古国地处亚洲中部的蒙古高原上，北与俄罗斯联邦接壤，东、西、南与中国交界，是世界第二大内陆国。国土面积约156.65万平方公里，大部分地区为山地或高原，平均海拔1,600米。人口约290万，主要语言为喀尔喀蒙古语，文字为斯拉夫蒙文、回鹘式蒙古文。全国以喀尔喀蒙古人为主，佛教（喇嘛教）为国家第一大宗教。首都乌兰巴托，是全世界年均气温最低的首都，仅为-2℃。

一、经济概况

蒙古国矿产资源丰富，已探明的矿藏80多种，矿点8000多个，主要有铜、煤、铁、金、铅、锡、锌等，另外锰、银、铬、钨、钼、铝、磷矿、萤石、石棉、石墨、石 油等也储量丰富。重点项目包括力拓公司开发的奥尤陶勒盖铜金矿项目、中国神华集团开发的塔本陶勒盖煤矿等。

2014年，蒙古国GDP初值218442.5亿图格里克（折合美元120.2美元），扣除价格因素后（以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实际增长7.8%。2010-2011年，蒙古国GDP增幅高达17.3%，主要受益于矿产行业的快速发展。但是自2012年以来，由于国家政治环境较为复杂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暴跌等内外因素，蒙古国经济一落千丈，蒙古货币图格里克近3年年均贬值20%，外汇储备截至2014年年末仅有16.50亿美元，FDI同比下降高达60%。全国CPI增长率达12.80%。

中蒙贸易、投资方面，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蒙古国最大贸易伙伴和外资来源国。蒙古国90%的产品均出口至中国，大约30%的产品需从中国进口。2014年，中蒙双边贸易总额68.41亿美元，其中我国进口50.73亿美元，同比增长36.77%，出口17.68亿美元，同比下降3.07%。我国主要进口产品包括：焦煤、铜、钼等矿产品以及羊绒羊毛制品，出口产品包括：机械、家用电器、日用品、水果鲜蔬等。截至2014年末，在蒙注册中国企业已有7000余家。

二、银行业监管框架

蒙古国唯一银行业监管机构为蒙古国中央银行（Bank of Mongolia，简称“BOM”）。蒙古央行成立于1991年，其前身 为1924年由俄罗斯与蒙古两国共同出资建立的蒙古国贸易与工业银行。其在管理上独立于蒙古国政府，拥有相当的自主管理权，但在行政上仍需坚守议会的监督。

蒙古央行最主要的目标是确保国家货币图格里克的稳定性，促进国民经济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维护资金、金融市场和银行体系的稳定。主要职能包括：发行货币并管理其流通，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担任政府的财政中介，监督银行以及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活动，组织以及管理银行间的支付和结算活动，管理官方外汇储备。

俄罗斯

俄罗斯国土面积1712.5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天然气储量非常丰富。4 全国总人口约1.437亿（截至2013年末），共有193个民族，其中俄罗斯族占总人口的79.8％。该国是共和制的民主联邦制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和总统制，现由85个联邦主体组成，包括3个联邦直辖市、4个民族自治区、22个共和国、46个州、9个边疆区、1个自治州。首都莫斯科位于东欧平原中部, 面积108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151万人，是有860余年历史的国际大都市，也是全俄最大的城市和经济、文化、金融、交通中心。

一、经济概况

2014年，俄罗斯延续了近年来经济增长下滑的态势，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1.84万亿美元，增长率仅为0.6%，创08年金融危机后最低水平，全年资本外流1515亿美元，同比增长148%，已超过2008年水平；外国直接投资仅186亿美元，同比下降70%；年末外债5995亿美元，较年初减少1294亿美元；卢布兑美元汇率大幅下跌，由年初1美元兑32.66卢布跌至年末56.26卢布，贬值72%；联邦财政赤字3280亿卢布（约58亿美元），约占GDP的0.5%。为抑制通胀水平、稳定金融体系，俄央行全年6次上调关键利率，从5.5%上调至17%，并累计向金融市场投放约790亿美元，俄年末国际储备跌至3855亿美元，为近五年来最低水平。商品进出口双降，全年出口4936亿美元，同比降5.7%，全年进口3080亿美元，同比降9.8%。俄产乌拉尔原油年末每桶 54.5美元，较年初每桶108.5美元下跌约50%，对以能源为支柱的俄经济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

中俄互为最大邻国，资源和产业结构互补性强，开展经贸合作领域众多、前景广阔。我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国，俄罗斯是我国第九大贸易国。2014年，双边经贸额952.8亿美元，同比增长6.8%。2014年我国对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2亿美元，俄对华实际直接投资5000万美元。中俄双边贸易额的中期目标是在2015年达到1000亿美元，2020年达到2000亿美元。中国对俄的出口产品主要是机械、电子、鞋类、纺织服装、皮革、家具、汽车等产品，俄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原油、成品油、铁矿砂及其精矿、原木和煤炭、木材和化工产品等。

二、银行业监管框架

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1990年7月成立，作为中央银行，进行银行监管与调节，对信贷机构和银行集团合法合规经营（是否遵守银行法、反洗钱法、反恐融资安排等）以及执行中央银行的标准化文件和义务等情况进行日常监管。俄罗斯金融市场局于2004年3月成立，负责调整金融市场法律规范、管理和监督金融市场（不包括银行、审计业务），包括对保险业、信用社、小额信贷业务、商品交易所、交易所经纪商的管理和监督，对俄罗斯法律有关打击滥用内幕信息和市场操纵的要求进行监督。俄罗斯金融监测局2002年2月 成立，负责打击洗钱活动和反恐融资，并协调该领域其他联邦行政机构的运作。

按照法律,俄联邦中央银行负有银行体系监督和调节的职能。从1996年12月以后,中央银行具体负责监管活动的执行机构是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地方分支机构,委员会主席由中央银行行长任命,一般由中央银行第一副行长兼任。

俄银行体系的监管模式为单一的集中监管,监管权力集中于中央银行。2013年7月25日，俄总统普京签署关于成立统一金融监管机构的法案。俄金融市场局对金融市场（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养老金投资等领域）的主要监管职能划归至俄央行。俄已在央行基础上成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加强政府对金融系统的监管，提高金融监管的稳定性和有效性，降低系统性风险。

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是横跨欧亚两洲的国家，首都阿斯塔纳。国土面积272.49万平方公里，列世界第九位，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相当于整个西欧国家面积之和。全国分 为2个直辖市（阿斯塔纳市、阿拉木图市）和14个州。人口约1740万，共有130多个民族，主体民族为哈萨克族（64.7%），其他民族有俄罗斯族（23.7%）、乌克兰族、乌兹别克族、日耳曼族和鞑靼族等。哈萨克语为国语，哈萨克语和俄语为官方语言。50%以上居民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此外还有东正教、天主教、佛教等。

一、经济概况

哈萨克斯坦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石油储量约50亿吨（预测蕴藏量170亿吨），占世界总探明储量的3.2%，列全球第9位，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朗、阿联酋、委内瑞拉、俄罗斯和利比亚等国。天然气储量约2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总储量的1.5%，预测蕴藏量146亿立方米。铀矿已探明储量150万吨，占全球总量的25%，居世界第二位。铜矿已探明储量为3450万吨，占世界总量的5.5%，居世界第四位。钨矿储量200万吨，占全球总量5%，居世界第一位。

金融危机前10年是哈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GDP年均增长10%左右，经济总量扩充5倍，外贸额增长6倍，经济实力占中亚五国总量的三分之二。金融危机爆发后，哈经济增长速度骤减。2008年GDP增幅降至3.2%，2009年进一步下降至1.2%。2010年至2012年，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国际市场需求恢复以及能源和金属等国际价格稳定，哈经济开始强劲反弹，出口开始增长。石油工业是哈萨克斯坦的支 柱行业，石油收入占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2013年-2014年，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乌克兰危机的外溢效应使哈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受到了波及和冲击，俄罗斯经济因与欧美国家的相互制裁而遭到重创。在全球石油需求疲软，国际油价一跌再跌的背景下，2014年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仅为4.3%，远低于此前政府制定的6%的目标。根据哈萨克斯坦外贸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2015年哈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

中国是哈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列俄罗斯之后。中国是哈萨克斯坦的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中哈两国贸易额占整个中亚地区与中国贸易额的70%。据哈海关统计，2014年哈中进出口贸易总值171.82亿美元（占哈2014年进出口贸易总值的17.2%），同比下降24.43%。其中，哈向中国出口98.15亿美元（占哈出口13.4%），同比下降31.71%；哈从中国进口73.67亿美元（占哈进口27.5%），同比下降11.92%。我方主要出口机电产品、服装、鞋类等，主要进口铜及铜材、钢材、原油等。

二、银行业监管框架

1991年12月16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正式从原苏联独立，开始建立本国独立的金融体系。1993年4月13日颁布实施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银行法》，1995年8月31日颁布实施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银行与银行经营法》。根据上述两个基本法律的规定，哈萨克斯坦实行二级银行体制，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 of Kazakhstan）（以下简称“国家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为哈萨克斯坦银行体系的第一级，商业银行和其他性质的银行处于银行体系的第二级，因此，在哈萨克斯坦通常将除国家银行以外的各银行称作“二级银行”。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银行作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中央银行，根据国家的授权代表国家与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国际性银行和国际性金融机构开展交往活动。哈萨克斯坦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金融监管体制，国家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独自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监管范围包括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国家银行归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直接领导，在法律赋予的权限范围内独立运作。国家银行行长和副行长由总统任免，国家银行的组织结构、人员编制和薪酬制度由总统批准，国家银行的章程、年度报表、发行货币的设计式样由总统批准。

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的基本目标是确保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物价稳定。为实现该基本目标，国家银行承担如下职能：

——制定并实施国家货币政策； ——保证支付体系的稳定运作； ——实施外汇调控与外汇监管； ——促进并保障金融系统的稳定；

——调节、控制和监督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 ——确保金融服务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开展货币统计和对外部门统计领域的活动。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关注的重点有：公司业务发展战略、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合规风险、反洗钱等等。

吉尔吉斯斯坦

吉尔吉斯共和国（Kyrgyz Republic），简称吉尔吉斯斯坦，地处欧亚大陆的腹心地带，是连接欧亚大陆和中东的要冲，首都比什凯克。全国分为7州（省）2市：楚河州、塔拉斯州、奥什州、贾拉拉巴德州、纳伦州、伊塞克湖州、巴特肯州和比什凯克市、奥什市。国土面积19.99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80万。共有80多个民族，其中吉尔吉斯族人口为419.3万人，占总人口72.6%；乌兹别克族人口为83.6万人，占总人口14.4%；俄罗斯族人口为36.9万人，占总人口6.4%。70%以上居民信仰伊斯兰教，多数属逊尼派。国语为吉尔吉斯语，俄语为官方语言。

一、经济概况

吉尔吉斯斯坦自然资源丰富。主要有黄金、锑、钨、锡、汞、铀和稀有金属等。其中锑产量居世界第三位、独联体第一位，锡产量和汞产量居独联体第二位，羊毛产量和水电资源在独联体国家中居第三位。

吉尔吉斯斯坦国民经济以多种所有制为基础，农牧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主要生产原材料。21世纪初，吉调整经济改革方针，稳步渐进地向市场经济转轨，推行以私有化和非国有化改造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保持了低增长态势，工业生产恢复性增长，物价相对稳定，通膨水平也降至独立以来最低水平。根据吉尔吉斯国家统计委员会数据，2014年1-12月吉尔吉斯国内生产总值为3972.8亿索姆（约合74.3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工业产业同比下降1.6%，农业产值下降0.6%，建筑业产值增长24.9%，服务业产值增长4.1%。此外，2014年1-2月，吉尔吉斯国内通货膨胀率为10.5%。2014年1-12月，吉尔吉斯的侨汇收入为22.36亿美元，较2013年22.68亿美元略有减少。尽管总金 额有所下降，但侨汇仍然是吉尔吉斯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并且是拉动吉国内需的重要动力。2014年吉尔吉斯斯坦货币索姆对美元贬值19.71%，主要是受到外部环境震荡的影响，包括乌克兰危机、俄罗斯受制裁、哈萨克坚戈大幅贬值以及全球范围内的美元升值等。

中吉两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有着约1100公里的共同边界。吉尔吉斯斯坦是古丝绸之路穿越的地方，它的楚河畔的托克马克是中国唐代伟大诗人李白（701～762）的诞生地。2014年1-11月，吉尔吉斯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为11.087亿美元，同比下降15.4%；其中，吉方出口额为3030万美元，同比下降10.6%，吉方进口额为10.784亿美元，同比下降15.5%。吉中贸易在吉国外贸总额中的占比为17%，中国为吉尔吉斯第二大贸易伙伴国。自华进口额占吉总进口额的21.3%，中国为吉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主要进口商品为服装及服装配件（1.35亿美元）、铸铁和钢铁（0.95亿美元）等。

二、银行业监管框架

吉尔吉斯坦的银行监管机构为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 of the Kyrgyz Republic，简称NBKR），即吉尔吉斯斯坦的中央银行，负责发行货币吉尔吉斯斯坦索姆。其属于非营利性质的独立法人实体，对外代表吉尔吉斯共和国参与国际活动。1997年7月29日发布的《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银行法》规定了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银行的总体 目标是通过实施适当的货币政策来实现和维持物价稳定；因此其首要任务是维持国家法定货币吉尔吉斯斯坦索姆的购买力，和保持国家银行支付系统的稳定运作。为了执行其分配的任务，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银行依法独立管理，并从事以下活动：

1.制定，确定并实现金融政策； 2.调控和监管银行和金融信贷机构； 3.研究、开发并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 4.全权负责发行货币； 5.促进支付系统的有效运作；

6.制定开展银行业务，银行体系核算及报告的法规。2014年，为稳定吉国内货币市场上索姆对美元的汇率，吉国家银行出售外汇总金额达5.27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据悉，此前四年吉国家银行出售外汇的金额分别为：2010年2.63亿美元、2011年2.81亿美元、2012年0.43亿美元和2013年0.15亿美元。尽管如此，2014年1-12月吉国货币索姆对美元和欧元仍然大幅贬值，贬值幅度分别为19.7%（从1美元:49.2索姆到1美元:58.9索姆）和6.4%（从1欧元:67.7索姆到1美元:72.1索姆）。

此外，为维持吉国内货币市场的外汇供需平衡，2014年前11个月吉国家银行便已动用外汇储备总额达2.68亿美元。1月27日，吉尔吉斯国家银行宣布将银行贴现率提高5 个基点，达到11%。

塔吉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中亚东南部的内陆国家，境内多山，约占国土面积的93%，有“高山国”之称，是中亚五国中唯一主体民族非突厥族系的国家，首都杜尚别。全国分为3个州（省）、1个区、一个直辖市：戈尔诺-巴达赫尚州、索格特州、哈特隆州、中央直属区和杜尚别市。国土面积14.31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816.04万。共有86个民族，主体民族为塔吉克族占68.4％、乌兹别克族占24.8％、俄罗斯族占3.2％。此外，还有鞑靼、吉尔吉斯、乌克兰、日耳曼、朝鲜、哈萨克、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其他民族占3.6％。塔吉克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为国语，俄语为族际交流语言。居民多信奉伊斯兰教，多数属逊尼派，帕米尔一带属什叶派伊斯玛仪支派。

一、经济概况

塔吉克斯坦矿产资源丰富，种类全、储量大。已探明有铅、锌、铋、钼、钨、锑、锶和金、银、锡、铜等贵重金属、油气和石盐、硼、煤、萤石、石灰石、彩石、宝石等50多种矿物质，其中有30多处金矿，总储量超过600吨；银矿多为与铅、锌伴生矿，储量10万吨，大卡尼曼苏尔银矿为世界最大银矿之一；锑储量占整个独联体的50%，在亚洲占第三位，仅次于中国和泰国；塔共探明有140处建材原料矿，其中40处已经开采，多处的储量可维持20～25年甚至更长的开采，为生产砖、惰性材料、陶瓷石膏、面板、水泥等建材提供了原料保障。石油储量1.131亿吨，天然气8630亿立方米，但无法得到有效开发。塔水力资源丰富，位居世界第八位，人均拥有量居世界第一位，占整个中亚的一半左右，但开发量不足10%。

塔吉克斯坦经济基础薄弱，结构单一。苏联解体后的政 治经济危机以及多年内战使塔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经济损失总计超过70亿美元。1995年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国家经济政策，并推行私有化改制。1997年国民经济开始步出低谷，呈现出恢复性增长。2000年10月成功发行国家新币索莫尼，初步建立国家财政和金融系统，开始逐步完善税收、海关政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塔经济造成一定冲击，塔政府采取系列应对措施，随后塔经济逐渐增长。但另一方面因本国经济规模相对较小，其发展对国际社会依赖甚重，同时能源短缺和缺乏支柱产业问题仍然突出，外债压力大，塔全面发展经济任重而道远。

塔吉克斯坦GDP总量和人均GDP在中亚垫底，侨汇收入将近占GDP总量的一半。2014年塔吉克GDP总额为456亿索莫尼，约合92.4亿美元，经济增长6.7%，增速同比下降0.7%。其中，工业增长5.1%，农业增长4.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3%，零售贸易总额增长6.5%，对外贸易总额为53.16亿美元，同比增长6.6%，失业率2.5%，通胀率7.4%。2014年平均汇率1美元兑换4.9349索莫尼。

中国是塔吉克斯坦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塔建交以来两国贸易快速增长，从几百万美元发展到每年近20亿美元。2014年1-9月双边贸易继续快速增长，贸易总额为18.04亿美元，同比增长41.54%。其中，中国对塔吉克斯坦出口17.67亿美元，中国自塔吉克斯坦进口0.37亿美元。中国是塔吉克斯坦第二大投资来源国，投资合作前景广阔。截至2014年6月底，塔吉克斯坦吸引外资总额为26.59亿美元，中国对塔吉克斯坦投资额为4.67亿美元，是塔吉克第二大投资来源国。我国新疆与塔吉克斯坦地缘接近，新疆在塔吉克斯坦投资日趋活跃，截至2014年4月底，我国新疆地区在塔吉克斯坦投资企业共计25家，主要投资领域包括建材生产、制造加工、商贸服务等行业。

中国是塔吉克斯坦第一大债权国，中国金融机构对塔吉克斯坦融资开展顺利。截至2014年9月，中国对塔吉克斯坦贷款超20亿美元，已成为塔吉克斯坦第一大债权国。目前，我国对塔吉克斯坦放贷的金融机构为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

二、银行业监管框架

塔吉克斯坦的银行监管机构为塔吉克斯坦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 of Tajikistan，简称NBT）。国家银行系塔吉克斯坦的中央银行，也是塔吉克斯坦索莫尼的发行机构。它由国家全资拥有，向塔吉克斯坦议会下院负责；但同时它也依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独立安排及执行其任务活动，不受任何行政机关干涉。

塔吉克斯坦国家银行的法定主要目标为维持国家货币塔吉克斯坦索莫尼购买力的稳定，发展和巩固共和国的银行体系，维持结算系统的高效、平稳运行。主要职能是制定和 实施货币政策；担任政府的银行，代理政府处理财政事务；开展经济和货币数据统计及分析，并以此为据，为政府行政提出经济方面的建议；监督和规范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活动；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担任运营不当的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最后贷款人；促进银行同业支付系统的高效运行；垄断货币发行权，发行货币并组织流通；管理国家的外汇储备；代表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负债；保持国家的收支平衡等。

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中亚内陆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双重内陆国之一（另一个是列支敦士登），首都塔什干。全国分为1个自治共和国（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1个直辖市（塔什干）和12个州：安集延州、布哈拉州、吉扎克州、卡什卡达里亚州、纳沃伊州、纳曼干州、撒马尔罕州、苏尔汉河州、锡尔河州、塔什干州、费尔干纳州、花拉 子模州。国土面积44.7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7.5万。共有130多个民族，乌兹别克族占80%，俄罗斯族占5.5%，塔吉克族占4%，哈萨克族占3%，卡拉卡尔帕克族占2.5%，鞑靼族占1.5%，吉尔吉斯族占1%，朝鲜族占0.7%。乌兹别克语为官方语言，俄语为通用语。主要宗教为伊斯兰教，属逊尼派，其次为东正教。

一、经济概况

乌兹别克斯坦自然资源丰富，矿产资源储量总价值约为3.5万亿美元。截至2014年，探明有近100种矿产品。其中，黄金探明储量3350吨（世界第4），石油探明储量为5.84亿吨，凝析油已探明储量为1.9亿吨，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为2.055万亿立方米，煤储量为18.3亿吨，铀储量为18.58万吨（世界第7），铜、钨等矿藏也较为丰富。截至2014年，乌兹别克天然气开采量居世界第11 位，黄金开采量居第9位，铀矿开采量居第5位。

乌兹别克斯坦是独联体中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经济实力次于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四金”：黄金、“白金”（棉花）、“黑金”（石油）、“蓝金”（天然气）。但经济结构单一，加工工业较为落后。农业、畜牧业和采矿业发达，棉花产量占前苏联的2/3，生丝产量占前苏联生丝产量的49%，洋麻产量占前苏联的90%以上，羊羔皮、蚕茧和黄金产量分别占前苏联的2/

3、1/2和1/3。轻工业不发达，62%的日用品依靠其他共和国提供。乌兹别克斯坦工业在中亚地区举足轻重，天然气、机械制造、有色金属、黑色金属、轻纺和丝绸等工业都比较发达。

2014年，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生产总值144.9万亿苏姆（约合627.8亿美元），同比增长8.1%。其中，工业产值75.2万亿苏姆（约合325.82亿美元），同比增长8.3%；农业产值37万亿苏姆（约合160.31亿美元），同比增长6.9%；固定资产投资33.7万亿苏姆（约合146亿美元，增长10.9%）；建筑业产值19.8万亿苏姆（约合85.79亿美元），同比增长18.3%；零售业总额58.6万亿苏姆（约合253.9亿美元），同比增长14.3%。欧洲复兴发展银行刊发报告称，2015年预计乌经济增长7.8%，通胀率预计仍将保持在11%。俄罗斯经济发展状况对乌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表现在自俄汇款下降和两国贸易额下降。

中国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贸易伙伴。2014年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双边贸易额42.71亿美元，同比下降5.76%。其中，中方出口26.75亿美元，同比增长2.34%；中方进口15.96亿美元，同比下降16.79%。中方贸易顺差10.79亿美元。从进出口商品结构上看，我对乌出口主要商品为工程机械、空调、冰箱等机械设备及器具，金额5.85亿美元，占我对乌出口额的21.87%，同比下降0.05%;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金额3.17亿美元，占我对乌出口额的11.85%，同比增长32.24%；天然气管道等钢铁制品，金额2.77亿美元，占我对乌出口额的10.37%，同比下降38.17%；货车、起重车等车辆及其零配件，金额1.93亿美元，占我对乌出口额的7.23%，同比增长9.43%；钢板等钢铁制品，金额1.91亿美元，占我对乌出口额的7.12%，同比增长15.20%；塑料及其制品，金额1.76亿美元，占我对乌出口额的6.59%，同比增长2.54%。我自乌进口主要商品为天然气，金额8.03亿美元，占进口额的50.28%，同比下降17.02%；其次为棉花，23.9万吨，同比下降23.9%，金额5.26亿美元，占我自乌进口额的32.92%，同比下降21.26%；天然铀，金额2.14亿美元,占我自乌进口额的13.39%，同比下降4%。

截至2014年7月，中国对乌投资已达76亿美元，包括直接投资61亿美元，中国政府优惠贷款15亿美元。直接投资流向为：油气领域97.8%，电信领域0.6%，皮革制鞋领域0.5%，纺织领域0.3%，其他领域0.8%。优惠贷款流向为：能源领域23.4%，化工领域17.9%，石油天然气工业领域17.3%，交通领域25.2%，住房市政领域5.7%，农业领域4.6%，教育领域1.7%，电信领域1.6%，其他领域2.6%。目前，乌共有488家有中国投资的企业，其中72家为中国独资企业，中国公司在乌注册代表处共71家。

二、银行业监管框架

乌兹别克斯坦为两级银行体系，即一级银行（中央银 行）、二级银行（商业银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中央银行（Central Bank of the Republic of Uzbekistan，简称CBU）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中央银行，是乌兹别克苏姆的发钞行，成立于1991年，总部位于塔什干。依据《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124条以及《银行和银行活动法》第1条，央行是一个法人实体，一个公共机构，由国家全资拥有。但其在经济上是独立地管理控制自己收入及成本，国家不承担其债务责任。而在行政上中央银行对国家议会负责，但不受其领导。

乌兹别克斯坦中央银行的主要目标是确保本国货币乌兹别克索姆的稳定以及维持其购买力，调控物价，主要职责是制定、发布以及实施货币政策，比如通过信贷和外汇业务改变货币供应量，组织和提供有效的支付系统，执行和监督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发行国家的纸币和硬币，提供经济统计数据，担任政府的经济顾问，以及担任国家对外的财政代理人，储备和管理官方外汇储备。

土库曼斯坦

土库曼斯坦，位于中亚西南部的内陆国，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区之一。首都阿什哈巴德。全国划分为1个直辖市（阿 什哈巴德）及5个州：阿哈尔、巴尔坎、达绍古兹、列巴普、马雷。土库曼斯坦国土面积49.12万平方公里，是仅次于哈萨克斯坦的第二大中亚国家。土库曼人口近700万，人口密度约14.25人/平方公里。共有100多个民族。其中土库曼族占90％以上，其余为乌兹别克、俄罗斯、哈萨克、亚美尼亚、鞑靼、阿塞拜疆等民族。土库曼语为官方语言，俄语为通用语言。土库曼绝大多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俄罗斯族和亚美尼亚族信仰东正教。

一、经济概况

土库曼斯坦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有石油、天然气、芒硝、碘、有色及稀有金属等。土石油和天然气探明储量分别为1亿吨和24.3万亿立方米，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四位。英国著名国际咨询公司“Gaffney, Cline&Associates”称，仅土南约洛坦气田的储量就高达4-14万亿立方米，为世界第二大单体气田。

石油和天然气工业为土库曼斯坦的支柱产业。土主要农作物包括棉花、小麦和稻米等。农业主要是棉花和小麦种植。1991年独立后，土在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同时，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在油气产业快速发展带动下，GDP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政府在加快油气兴国和能源出口多元化战略同时，注重经济平衡可持续协调发展，加大对建筑、农业、通信、纺织等领域投入；扶持中小企业和私营经济；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加大对科技和创新领域投入，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土库曼斯坦2014年GDP总量为402亿美元，与2013年相比增长10.3%，其中，工业增长11.1%，建筑业增长12.8%，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7%，超过490亿马纳特（1美元合3.5马纳特）。外贸总额达330亿美元，建筑业投资超过510亿美元。2013年，中土关系实现战略升级，9月双方正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是土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天然气进口国。2013年，中土贸易额为100.3亿美元，同比下降3.3%，其中中方出口11.3亿美元，同比下降32.9%，进口88.9亿美元，同比增长2.5%。中方主要向土出口铁路设备、机械、电器、黑色金属、化纤、鞋和服装等，自土进口天然气、生丝、棉布、棉纱、皮毛和甘草等。截至2013年4月，在土注册中资企业共22家，其中油气企业11家，中资企业参与实施的各类经济技术合作项目65个，涉及油气、通讯、纺织、交通等领域。

二、银行业监管框架

土库曼斯坦实行二级银行体制，土库曼斯坦中央银行（Central Bank of Turkmenistan，简称CBT）为一级银行，成立于1991年，是土库曼马纳特的发钞行，也是二级银行（除央行外其他银行）的监管行，其总部位于阿什哈巴德，主要目标是维持土库曼马纳特的购买力以及稳定，开发及强化土库曼斯坦的银行系统。主要职能是建立必要的法律条件 和保证土库曼斯坦的银行体系稳定运行，发布实施货币政策，发行货币并组织其流通，确保支付系统有效运作，监管商业银行以及金融机构，维持物价稳定，保护债权人和信贷机构的存款人的利益，对犯罪和恐怖主义的募集资金依照法律充公，管理外汇储备。

第二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研究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沿线国家间的资本流动成为区域合作最具活力的因素。近年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投资风险案例时有发生，给国家和企业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在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特性的基础上，从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四个方面构建国家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全面系统地衡量各国风险并划分出投资风险低、中、高三个区域，为改善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益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一带一路”；投资风险；风险因子；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主权信用风险

中图分类号：F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8）04-0045-11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沿线地区的直接投资有了较快增长，区域直接投资存量从2007年的97.3亿美元上升至2017年的1 671.9亿美元，直接投资流量从2007年的32.5亿美元上涨至2017年的143.6亿美元。但在总量上升的同时，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风险事件频发，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投资环境不优，投资主体风险防范经验不足，前期风险评估不充分是造成风险案例多发的主要原因。为促进我国对“一带一路”投资健康快速发展，需要充分认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特征，评估各国投资风险高低，以更好地指导企业对外投资决策与实践。

一、理论基础及研究逻辑

世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将风险定义为：违背主体意愿的结果事件发生的概率[1]，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则可以定义为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收益低于预期的可能性。经济活动的发生必然面临风险，与国内投资相比，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东道国投资环境也更加复杂。杨丽梅（2006）[2]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分为商业风险和国家风险。聂名华（2009）[3]更加细致地总结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三个层面的风险：国家层面风险，如政局不稳定、政策不连续、法律法规变化、恐怖主义活动等；市场层面风险，如汇率水平、物价波动等；企业层面风险，如投资决策、项目经营、道德风险等。本文主要从国家角度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参照布歇（Bouchet等，2003）[4]的观点，国别风险基本涵盖了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和企业经营风险等潜在因素，能够较全面地反映东道国的投资风险。

学者普遍认为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等。托马斯和格罗斯（Thomas和Grosse，2001）[5]认为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程度和政治风险等是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主要因素。雅各布森（Jakobsen，2010）[6]认为政治风险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崔宗模和全兵南（Choi和Jeon，2007）[7]则发现汇率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之一。邱立成、赵成真（2012）[8]则认为法律和环境风险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国民收入越高的东道国，法律和环境风险越严重。在识别了风险来源的基础上，国外学者开始量化评估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罗博克（Robock，1971）[9]、西蒙（Simon，1982）[10]先后运用独立和非独立变量实证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东道国政治风险。拉梅尔（Rummel，1978）[11]和克拉尔（Kraar，1980）[12]设置了一系列指标来衡量东道国的投资风险。之后，学者开始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风险来源角度分析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金（Kim，1992）[13]从东道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环境三个角度去综合评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风险。

关于“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研究，以我国学者研究为主，多数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区域政治风险占主要地位。马博雅（2016）[14]指出政治风险主要包括沿线政局动荡和大国利益竞合，各国战略互信不足、领土争端、恐怖主义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使“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基础脆弱。由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涉及东道国关键领域的项目投资风险评估不到位，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直接投资存在投资质量低下、投资结构不合理、社会责任意识缺失等问题（樊增强，2015）[15]。在货币金融方面，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日益加深，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加大使得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逐步加大；“一带一路”沿线地域封闭、信息化手段落后及投融资制度不完善导致的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剧了企业投融资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宁薛平，2016）[16]。主权信用风险方面，如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在其发布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信用风险报告》[17]中指出，沿线各国政治、经济、金融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导致区域内国家主权信用水平参差不齐，易导致主权债务危机和银行危机之间的恶性循环，这对“一带一路”投融资合作的开展尤其不利。目前关于“一带一路”区域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有少数学者从量化角度衡量了投资风险：苏馨（2017）[18]对除中国外的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风险进行了测算，但目前已有的风险定性研究，对风险的衡量较为粗略，尤其是衡量政治风险的评价指标有限，对不同国家的不同风险特性刻画不足。

本文的“一带一路”区域包括65个国家，参考已有的投资风险指标体系研究，结合国际知名信息公司领英（The PRS Group）出版的“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国别风险报告，从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四个角度分别衡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情况，构建风险衡量指?瞬馑愀鞴?投资风险，将各国按照风险高低进行排序，并将“一带一路”各国分为投资风险高、中、低三个地区，以期更加全面准确地反应区域国家风险特点，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提供参考。

二、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情况

2015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特别是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快速增长。[19]2017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9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合计143.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2%，同比增长3.5个百分点。从我国对“一带一路”区域投资的地域分布来看，地区分布比较集中，投资目的地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见图1）。东南亚8国一直是“一带一路”区域接受中国投资最多的地区，每年接受的中国直接投资额占“一带一路”沿线总投资额的40%以上；俄蒙两国、中亚、南亚和西亚北非地区近年吸引中国投资的规模逐步增长，俄罗斯更是成为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前10位的国家。由于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市场长期以来被欧洲的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等国主导，距中国的空间距离较远，中国对该地区的直接投资份额一直较小，年直接投资流量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占比一直不到2%，且增长速度缓慢。

与其他地区相比，“一带一路”投资项目大多资金需求庞大、投资周期较长、涉及资本跨境合作，叠加我国对“一带一路”区域投资地区分布集中、行业分布敏感、投资主体单一的特性，导致“一带一路”沿线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案例较多。据统计，2005年1月至2016年6月，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生的投资风险案例共49起（占对外投资风险案例总数的28.3%），总金额777.2亿美元（占26.2%），每起案例平均涉案金额15.9亿美元（见表1）。从风险项目损失金额与投资总额的比值来看，经计算，2005―2016年“一带一路”区域的比例为41.1%，高于全球38.4%的平均水平。与其他地区相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社会、经济金融、法律和主权信用等方面具有一些高风险特性，下面分别进行简单梳理。

（一）政治社会风险

巴特勒和乔奎因（Butler和Joaquin，1998）[20]将对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定义为：“东道国政府在跨国企业经营中突然改?政策规则导致投资者权益受损的可能性。”东道国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稳定程度对投资造成的损失往往大于经济风险，是对外直接投资需要首先考虑的风险因素。“一带一路”包括了地缘政治最为复杂的一些区域。第一是政局动荡。东西方多种文明在“一带一路”地区交汇，导致该区域政治宗教冲突频繁发生，缅甸、印巴、阿富汗、乌克兰等一些国家处于国家内部分裂或领土纷争之中，突发性**或战争频发；西亚、北非国家更是政局动荡的集中区域，部分国家长期敌对，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等旧有冲突热点依然发酵、战争频发，阿拉伯国家的民众抗议活动使国家局势持续动荡。第二是政策频繁变更。“一带一路”区域部分国家民主化程度较低，政权频繁变更会导致政策缺乏连续性，当东道国以公共利益和环境保护等为借口对投资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如通过提高税收、下达政府禁令、无故违约以及国有化政策等对外国直接投资设置壁垒时，投资项目会遭遇运营困境或被迫叫停，陷入“投资陷阱”。同时，“一带一路”部分国家浓厚的宗教思想和较大的文化差异会加深民众的误解，进而引发政策变更风险，严重损害国外投资者的正当经济权益。第三是大国角力形势复杂。美国针对中亚和南亚提出并实施“能源南下、商品北上”的“新丝绸经济带计划”，随后又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强对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控制；欧洲实施了“欧洲―高加索―亚洲运输走廊”计划增强与中亚的联系；俄罗斯2014年提出“欧亚经济联盟”战略，计划联合中亚、独联体等国家成立一个超国家联合体；日本1997年就提出了针对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丝绸之路外交”战略，并主导亚洲开发银行通过海外投资提升其在油气资源开发领域的权益和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印度目前在积极推动印度次大陆国家经济合作协议（BBIN）、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和环印度洋地区的“蓝色经济合作”。来自美日俄印等大国的各种竞合博弈和复杂利益交织在一起，使得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第三国霸权主义的干预风险。第四是恐怖主义蔓延。“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恐怖主义活动频发，“西亚―中东一南亚一中亚”的弧形恐怖主义地带初步形成，恐怖主义袭击和反恐战争此起彼伏（周五七，2015）[21]。据美国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显示，25%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危险状态，15%的国家处于高危状态。伊斯兰地区极端宗教势力猖獗，恐怖组织势力从中东地区蔓延到中亚、南亚、东南亚甚至中东欧，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等国家暴恐事件不断。除了陆上恐怖主义势力，“政治性海盗”为主的海上恐怖主义事件近年来在红海、亚丁湾、马六甲海峡和孟加拉湾等海域频发。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给“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活动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因素。

（二）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主要指东道国经济形势变化或经济政策调整导致对外投资收益降低的可能性。“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经济基础较薄弱，市场经济制度不健全，经济结构单一，经济稳定性较差；金融系统较为脆弱，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容易受到世界经济低迷和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因此，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市场风险和运营风险较为突出。市场风险主要表现在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存在通货膨胀问题，俄蒙两国的平均通胀率高达10.42%，中亚、西亚北非和南亚地区的平均通胀率也超过了6%（吴舒钰，2017）[22]，2017年乌克兰和伊朗的通货膨胀率更是分别高达11.5%和11.2%。汇率风险主要涉及东道国本币汇率的稳定性、货币自由兑换程度和外汇管制情况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欠发达国家较多，币种偏小，国际流通性较差，汇率制度不健全，本币汇率频繁波动情况时有发生。2008年以来，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和汇率机制僵化导致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经历了货币较大幅度贬值情况：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蒙古和独联体等国家的货币显著贬值。在许多国家实行较为严格的汇率管制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很难在利用当地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来对冲汇率风险。这将增加“一带一路”项目的货币风险点，提高分散风险的难度。资金运营风险，一方面指企业做出投资决策过程中对成本收益预估失误，另一方面指融资渠道出现阻碍导致资金不能保证项目正常运营等情况发生的可能性。由于目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项目资金需求大、建设周期长，加上“一带一路”大部分国家存在金融市场发展成熟度不高、金融产品不丰富、资金可获得性低、市场监管能力不足等问题，对外投资的资金不可持续性风险大大增强。

（三）法律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司法环境各异，法律法规、税收政策、办事流程差异较大，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存在法律不完善乃至朝令夕改等问题。沿线地区国家的法律分属大陆法系、海洋法系、宗教法系和具有当地特色混合法系等，对当地法律的不熟悉往往会面临法律费用和经营成本增加的挑战。第一，一些东道国相关法制欠缺，在投融资、产业政策、劳动力和土地等方面法律法规不健全，执法较为随意；部分法律对境外投资者设置法律壁垒，对跨境投资实施反垄断审查，给对外直接投资造成较大阻力。第二，企业不了解当地一些特殊的法律法规而造成投资损失，其中劳资关系纠纷、知识产权纠纷和生态环境破坏纠纷是主要方面。第三，“一带一路”投资仲裁机制不统一。目前我国已经与沿线56个国家签订《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议公约》，但没有覆盖全部沿线国家，仲裁结果的执行也主要依靠国际社会压力，法律强制性较弱。同时，沿线有15个国家不是WTO成?T，其国内法律法规可能与WTO法律制度、RTA争端解决机制存在冲突，多重争端解决机制相互交叉加剧了法律保障难度。

（四）主权信用风险

东道国政府违反合约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容忽视，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东道国政府的违约风险，主权信用评级越高，投资面临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小。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发布的《2017年“一带一路”国家主权信用风险展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信用风险主要表现在：信用等级跨度大，包括等级为AAA的新加坡和刚走出违约状态等级的乌克兰；主权信用风险水平各地区分布不平衡，中东欧地区国家主权信用风险整体较低；东南亚地区国家主权信用风险整体不高；南亚和北非地区的国家政府偿债压力较大但信用风险整体可控；中亚和西亚地区主权信用风险较大。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做出的主权信用评级结果与以上分析也基本一致（见表2）。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评估实证分析

（一）评价方法与评价指标

1.评价方法。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融资风险涉及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等多个风险类别，风险判定指标较多、计算过程繁琐，尽量运用比较少的综合指标代表原有指标，全面准确地刻画“一带一路”国家投资风险是我们的目标。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具有较强的国别特征，有的国家政治风险突出，有的国家则主要由于经济发展潜力不足造成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有的国家则是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因素共同交织下存在较大风险，需要分类讨论。针对上述问题，选择因子分析方法来对各国的投融资风险进行实证评价。因子分析以丢失最少信息为前提，将所有变量按照相关性综合成几个综合因子进行分析，各因子间线性关系不显著，既有较好的解释功能，又能减少计算工作量（薛薇，2014）[23]。依据因子分析理论和步骤，首先考察各风险变量是否具有因子分析的基础，即各变量是否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其次，基于主成分分析法选取累计贡献率超过80%的综合因子、确定因子个数，并通过正交旋转确定因子载荷矩阵；最后，根据各综合因子得分评估各国投资风险大小。在评估投资风险时，将变量作逆向化处理后，利用因子综合得分公式（1），计算各国家的风险因子得分，再按照因子综合得分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排名，排名越靠前的国家投资风险越小。

因子综合得分=（因子1×因子1方差贡献率+因子2×因子2方差贡献率+…+因子n×因子n方差贡献率）/累计方差贡献率（1）

2.评价指标与数据来源。参考已有投资风险研究成果在风险衡量指标上的选取方法，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特点和统计数据的可得性，笔者选择了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4个一级指标、26个二级指标，建立了“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具体指标含义和数据来源见表3。笔者选取了除去巴勒斯坦的64个样本国家在2012―2016年的平均值作为风险评价数据。一方面，可以避免部分变量在某一年份确实对实证分析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一段时期内各国的风险特征。

笔者选择spss统计软件进行因子分析，该软件会自动对不同量纲的原始变量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通过线性变换使数据结果处于[0，1]区间。由于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最终计算出的各国风险因子得分是以0为平均值，正值表示风险水平较低，负值则表示该国风险高于平均水平。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所选取的26个指标变量有的和投资风险呈正相关关系，有的呈负相关关系，为使综合因子得分正确反映各国相对风险的大小，笔者在因子分析前对所有正向变量进行了逆向化处理，即所有变量值越大，代表投资风险越小。

（二）投资风险实证评估

选取表3四大风险类别下的所有26个指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进行因子分析。由于文莱、东帝汶和叙利亚的经济风险指标和主权信用风险指标数据确实严重，故剔除这3个国家对61个沿线国家进行分析。KMO值为0.75，可以进行因子分析（见表4）。公因子方差基本大于80%（见表5）。根据风险因子解释的总方差表格和碎石图（见表

6、图2），提取9个主因子，9个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接近85%，能够较好地代表所有风险衡量指标。将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之后（见表7），9个因子的含义较为明确：第一个因子可视为政治经济综合因子，代表一国政府执政能力和经济现代化水平，国家民主化进程和执政能力影响经济开放程度和发展速度，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和经济因素相互交融相辅相成；第二个因子为社会法律综合因子，代表对外直接投资受社会传统和法律法规的影响程度，一国对社会传统的重视往往体现在法律法规上面，进而共同对投资行为形成约束；第三个因子是营商环境因子，包括物权登记是否便利、合同执行是否严格、投资者合法权利是否得到保障等，衡量一国在打造投资优质环境方面的能力；第四个因子是经济波动指数，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情况；第五个因子为政治局势因子，主要衡量一国包括内部矛盾、外部冲突在内的政治局势的稳定状况；第六到第九个因子则主要衡量一国的国家资产负债情况、主权信用情况和政府财政状况。最后，根据表8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评估出“一带一路”各国总体投资风险的评分与排名情况（见表9）。

从投资综合风险来看，新加坡、爱沙尼亚、立陶宛、以色列、捷克、波兰、斯洛文尼亚、阿联酋、拉脱维亚和斯洛伐克等10个国家风险最低；除去文莱、东帝汶和叙利亚，老挝、乌克兰、尼泊尔、孟加拉、塔吉克斯坦、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缅甸、阿富汗和也门等10国风险最高。按照沿线各国的经济地理分区，制作了投资风险的分区域分布情况（见图3）。除了独联体的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之外，中东欧区域国家金融体系相对完备，投资安全程度整体较高。俄蒙两国整体风险高于平均水平，两国经济风险尤其突出，社会安全系数较低。中亚5国的投资风险整体较高，主要源于其落后的经济条件、动荡的政治局势和较弱的政府治理能力。西亚和北非、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国家间风险程度呈现较大分化：西亚和北非地区除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格鲁吉亚等国外，其他国家投资风险较高，如也门、叙利亚等中东国家，由于民族和宗教冲突频繁、恐怖主义势力猖獗，导致经济、社会、法律、主权信用等诸多指标落后，投资风险飙升；南亚地区不丹和印度投资风险较小，其中印度作为南亚地区的大国，经济增速较快且增速平稳，投资的经济风险较小，其他国家经济体量小、政府执政能力不强、经济开放度不高、法律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导致投资风险较高，阿富汗的突出政治风险问题则需要特别重视；东南亚地区，新加坡是区域内投资最安全的国家，其他国家基本处于经济转型期，虽然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经济制度不完善、营商环境不佳、主权信用评级较低，叠加国内政治社会不稳定因素，投资整体风险较高。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投资风险分区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风险特征并不相同，在利用因子分析方法测算了各国国别风险程度之后，需要更客观地将国家风险进行分区。笔者采取聚类分析方法，选取欧氏距离计算变量个体间距离，将6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4类风险区。第一类是低风险国家，包括：新加坡、爱沙尼亚、立陶宛、以色列、捷克、波兰、斯洛文尼亚、阿联酋、拉脱维亚、斯洛伐克、不丹、克罗地亚、罗马尼亚、格鲁吉亚、保加利亚、沙特阿拉伯、匈牙利、马来西亚、卡塔尔和黑山。第二类是中风险国家，包括塞尔维亚、马其顿、土耳其、阿曼、印度、印度尼西亚、阿尔巴尼亚、巴林、菲律宾、科威特、蒙古、波黑、伊朗、亚美尼亚、泰国、土库曼斯坦、摩尔多瓦、约旦、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第三类是高风险国家，越南、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伊拉克、黎巴嫩、柬埔寨、埃及、巴基斯坦、老挝、乌克兰、尼泊尔、孟加拉、塔吉克斯坦、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缅甸。第四类是极高风险国家，包括阿富汗和也门。

四、结论

笔者分别从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四个分项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评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得出如下结论：

1.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偏高，中高风险国家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数的2/3。中国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进行投资决策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东道国的风险水平，以保证投资收益。

2.政治?济综合因子对一国的整体投资风险影响最大，可见对于“一带一路”区域来说，政府执政能力和经济现代化水平具有较强相关性，二者相互交织成为决定国家投资风险的最重要因素；除此之外，社会法律条件、营商环境、经济波动情况，政局稳定程度和主权信用状况都是对外直接投资决策需要考虑的因素。

3.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投资风险分区与2005―2016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情况进行对比，我们发现，我国大量投资集中在东南亚的缅甸、柬埔寨、马来西亚、老挝，南亚的巴基斯坦，中亚5国和俄罗斯、蒙古等国，而这些国家大部分都属于高风险区域，对中东欧等低风险国家的投资则较少。未来我国对“一带一路”区域的投资应着力完善区域分布结构，谨慎选择投资目的地，减少对高风险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增加与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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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Yuan1，Wang Hongju2

（1.Graduate School，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2400，China；

2.Research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trategy，Beijing 102400，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 put forward，the capital flow betwee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ecame the most dynamic factor of regional cooperation.In recent years，while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countries along the “The Belt and Road” line has been growing rapidly，there have been frequent cases of investment risks，which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economic losses to the country and enterprises.On the analysis of risk characteristics of countries along the way，the author built the country risk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n the basis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risk，economic risk，legal risk and sovereign credit risk four aspects，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measure risk of various countries using factor analysis method and mark off three regions of low investment risk，medium risk and high risk，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our country's investment benefit on countries along the line.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investment risk，risk factors，political and social risk，economic risk，legal risk，sovereign credit risk

第三篇：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的影响

“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的影响

摘要：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受到强烈关注，一带一路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中国，将自身的产能优势、技术与资金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实行全方位开放的一大创新。对沿线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国家 影响

一、战略提出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3年9月和10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

丝绸之路是张骞于西汉出使亚洲中、西部地区开辟的陆上贸易通道。起始于长安，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从运输方式上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而是合作发展的倡议。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世界最大的魅力，将不仅仅在于有多少投资和利润，更重要的是它能够给世界带来一股新的潮流，让平等合作、文化交流、经济繁荣，而非军事霸权，成为未来世界秩序的另一条主轴。

二、战略前景

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一带一路”中国与丝路沿途国家分享优质产能，共商项目投资、共建基础设施、共享合作成果，内容包括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政策沟通、人心相通等“五通”，对沿线国家产生巨大影响。对中国的影响

1、促进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中国的工业和基础设施集中于沿海，如果遇到外部打击，容易失去核心设施。一带一路开放地除了沿海和港澳台地区外，西北、东北地区和西南地区也将有发展机会。一带一路战略将推动我国各地区的开放，为地区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促进经济的发展。

2、解决我国产能过剩、外汇资产过剩的部分问题。与周边国家进行合作，能为我国外汇出口、过剩的产能提供新思路。并且周边国家发展潜力巨大，结合我国资金技术支持，经济效益潜力巨大。

3、维持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周边国家开展交流合作，以边境的和平稳定为依托。一带一路的推动，各国利益相关，有利于维持边境的和平稳定。

对沿线国家的影响

1、探寻经济增长之道。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共同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红利、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着力推动沿线国家间实现合作与对话，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

2、获得资金技术支持。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投入资金、技术、人才，沿线国家可抓住机会与中国一起谋求经济、政治、文化的繁荣发展。

三、结束语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倡议，也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共同愿望。站在新的起点上，愿中国与沿线国家一道，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平等协商，兼顾各方利益，反映各方诉求，携手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

第四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合作、发展与交流

2017（第三届）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峰会

圆桌论坛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合作、发展与

交流

【时间】2017.8.12 上午

【地点】深圳市前海JW万豪酒店一楼会议室

孙爱武：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能够受邀担任今天这个板块的主持人。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来自江苏淮阴工学院，任院长、党委副书记，当然我任职的时间也不长一个月之前我是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党委副书记，也是履新以后第一次在这样重要的板块上来担任主持人，所以也非常荣幸。今天上午，我们论坛闭门会议主要是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合作、发展、交流这个话题，大家来进行一个探讨。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一带一路”沿线的60多个国家在经济、文化、教育、商贸各个领域的合作交流开创了一个新的篇章。特别是随着我国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推进“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通知文件之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教育领域的合作、交流呈井喷的态势，现在各个省，各个地区都加大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交流，所以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来进行讨论，应该说是非常有意义。

在今天的研讨会开始之前，很荣幸地把出席今天研讨会的主要发言嘉宾给各位做一个介绍，他们是：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宗瓦先生；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无集团大唐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贾晶女士；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保保障厅原副巡视员陈斯毅先生； 湖北荆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周文先生；

职教界鼎鼎有名的“少帅”，《光明日报》教育部职业教育版主编、职教组组长练玉春先生；

沈阳市装备制造工程学校、沈阳机械工业职工大学党委书记、全国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指导委员会委员杨克先生； 泰国暹罗大学国际汉学院院长张力先生；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钱吉奎先生；

北京环球英才交流促进会会长、国家外专局教科文卫专家司原司长杨长聚先生；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培训专家、澳大利亚墨尔本坎培门理工学院国际项目原总监陈浩琛先生；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董丛华教授； 香港理工大学原副校长吕新荣教授；

泰国暹罗大学国际汉学院副院长李留源先生；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许可教授。

前排就坐的主要发言嘉宾都介绍到了。主持这样的板块也很不容易，因为所有的领导和嘉宾来自于政府、高校、研究机构、行业企业，很难把这么多嘉宾都照顾到，挂一漏万，大家多多包涵。

下面开始正式的闭门圆桌会议。今天上午的会议这样安排，虽然说我刚才把前排主要的发言嘉宾都介绍了一遍，但实际上很多同志都是第一次坐在一起，所以我想每一位嘉宾一会儿在发言的时候再做个简要的自我介绍，这样方便大家能够留下更深的印象。

这次我们的圆桌会议会议组也给我们准备了两个议题，当然也不仅限于这两个议题。这两个议题是，议题一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合作、发展和交流的机遇和挑战，因为我们今天受邀来的各个主要发言嘉宾单位都在以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当中有比较好的基础，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把相关的工作做一个简要的介绍，特别是好的经验交流。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存在着方方面面的困难和问题，也可以提出，大家一起探讨。当然，更主要的是对于下一步怎么样更好的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更深层次的，更宽维度的国际合作和交流提出好的意见和建议。这个议题大概就是这样的内容。会议结束时间是11：30，所以中间我建议根据情况适当有一个茶歇的休息时间。

下面我们按照议题来进行相关的交流。在这个交流之前，我前面也没有和秘书长汇报，是否先请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的宗瓦秘书长先从教育部交流协会是代表着中国的教育部，代表官方背景的交流，主管着全国的教育口上的对外国际合作和交流，所以我提议先请宗秘书长站在行业或者站在协会领导的全局角度，先给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情况介绍，方便大家在学习领会的基础上再来做发言。大家如果没有什么意见，我们掌声欢迎！

宗瓦：孙院长，我的名字也适合抛砖引玉，那就先给大家汇报一下。

中国教育部国际交流协会现在是双重身份，一个是在民政部注册的，在2015年被民政部评为5A级行业协会。2011年以后，刘延东总理又定位了发展方向，一个是教育外事口的行业协会，从那个时候我们搭建了教育协会，一直到现在有10个分支机构发展方向，以前30年就是教育部的事业发展单位。所以我们现在也依然是教育部的事业单位，所以我们的定位是双重的。一个是服务政府，分管的是田部长，现在还有一个二线的副部长，刘立民副部长退下来以后到我们这里做会长，更多指导我们开展教育行业外事工作，所以我们两头都参与。特别是现在服务大外交格局，我们叫人文交流已经形成，大外交格局的第三个板块，而且非常重要。第一是政治军事，是以政治军事互信为主要工作目标。

经济贸易就是互利。我们的人文交流就是做民间互通的工作，涵概很广，教育、文化、体育、出版、妇女、儿童等等13个部委都在里面，已经建立了8个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有中俄、中美、中欧、中英、中德、中发、中印尼和中南非，欧盟现在作为一个整体，从政治上来说也很重要。而且这个机制叫秘书处，都设在教育部，而且教育是人文交流机制里面比较核心的一部分，量也比较大，我们项目很多，比如中美人文交流机制里面30多个成果项目，我们交流协会就做了1/3，列入了国际级人文交流机制。所以我们协会现在有600多个会员，在发展会员，也在转型的过程中，我们服务政府方面主要是服务人文交流机制。还有部里交给执行的任务，特别是在很多高职院校的校领导都参加过的高职院校海外领导培训项目，2008年设立这个项目的时候拿了中央财政，去年停了，因为巡视以后说中央财政的钱不能直接通过我们划到高职院校头上，职业教育还有转移支付，都是一样，都是国家的经费。这个项目的团组名额，杨司长的外专局给我们很大的支持，依然保持了团组的名额，等于是高职院校的院校长参加海外培训，依然由我们来组织实施。

具体到服务行业协会，特别是咱们的题目是“一带一路”，我们现在更好的是在发挥搭建平台的角色，来服务战线，或者叫服务会员单位。目前来说，现在高职院校“一带一路”的积极性也非常高，有各种项目，我们和很多企业都有合作，特别是高职高专层面，国外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所以现在积极性很高。但是也在各种探索，因为现在也没有特别好的平台来统筹，所以我们现在除了自己有一个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峰会平台，原来一直是南工院是我们理事长单位有一批在国际交流上面很活跃的高职院校作为核心，也有本科、个别中职在里面。我们在去年10月份，包括今年6月份，在宁波宁职院牵头，成立了一个“一带一路”产教协同联盟，特别是在职业教育界搭建一个和企业密切合作的平台，来做好相关的资源对接、服务。现在特别热的是境外办学，也有来华留学，特别是境外办学，应该是难度很大的。我们去年做了一个亚洲国家办学法规调研，能否在这些国家设立分校、培训中心等等各种模式都有，现在很多学校都在那里探讨。我们也等于利用这个平台做好境外国民研究或者调研，调研明白什么样的模式能出去。我们最近职教方会上个星期在包头，也有院校提出，我们是受职称室的委托，做了一个职业教育规划发展的课题研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成果。也有很多院校，例如天津提出的“鲁班工坊”在境外办，也有提出“鲁班学院”，因为职业教育有它的特点，不能完全叫“孔子学院”，等于职业教育境外办学打出另外一个名片或者品牌项目，也值得探讨。

作为教育部和外交部和贵州省政府，我们在贵阳每年有一个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那个平台今年已经完成了第十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根据部里的要求，和教育部的职教所一起和东盟的两个机构，东盟中心和教育部长联席会下面的职教中心一起发起成来了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盟，这等于是中国和东盟之间搭建这样一个联盟的平台。上两个星期，在贵阳正式驱动，筹备了两年，也不是很容易，因为和东盟国家做事情，那边节奏比较慢，虽然有需求，但是他们动作没有那么快，决策也很复杂。这也是我们搭建的一个平台，为联盟成员服务。我们想，更多的还是做好统筹、协调，整合资源来对接比较好的项目。特别是在做项目的前提下，我们做好顶层设计和规划，前期可能多花一点时间比较好，把困难充分的估计到。因为这些国家目前来看，“一带一路”国家里面，有的专家也统计了一下，政治、经济高风险的国家占了80-90%，都没有那么稳定。在不稳定的情况下，教育的项目出去或者配合的企业走出去也不那么容易，尤其非洲国家也很难。所以我们还是更多做好调研，做好资源的对接和整合，特别是在境外的工作是很难做的。我们回过头来说，自己再想想自己还不够国际化，怎么走出去，用什么标准走出去，现在研究西医协议的院校也很积极。也有提出应该是中国高职院校的中国模式或者中国经验走出去的时候。到底怎么走？我就抛个砖，大家有真知灼见。我们是以办公厅的文下发的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调研，我们准备把高职高专单列出来，现在还没有，今年已经做了第四年，今年弄完以后明年再搞一个升级版，这样很多数据就真正能够为大家所用，目前可能还不具备条件，统计学上说还不够年份，看不出趋势。我们希望有一些基础数据供大家分析和讨论。谢谢大家。

孙爱武：谢谢秘书长高屋建瓴，从整个国家教育口上对外的合作交流体系，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发言，大家在这个基础上再来各抒己见。下面自由发言还是按照顺序来？

贾晶：按照主持人的要求简单讲几句。因为在座这么多专家，时间也很有限。我本来是参加明天上午的会议，因为本次组委会邀请我明天上午有一个扶持扶贫，也就是说央企现在都有一个扶贫单位让我们选一个论坛，现在教育太热了，“一带一路”怎么走出去？

教育部在这方面帅铃大家走出去应该有了想法，我是来自于企业，来自于央企，在座的都来自于学校，我是大唐电信集团的，大家可能关心怎么央企还来参加职教会？就是因为央企还能法学历，因为1978年恢复高考，有一部分科研所可以办学历的，我们有博士、硕士、博士后的授予权。欧的职业梦想就是做教授，所以从北大读到博士后就是想做教授，现在成了企业人。今天就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的合作，有个论题，所以我们就集中这个论题来谈。

我想请各位关注职业教育，一定要关注央企、国企现在都有企业大学，因为总谈校企合作、走出去，谁来对口？就像今天这个会很难请到总裁、董事长来跟着大家谈教育。如果把各位校长请来，就真能实现产、研共同和教育走出去。因为企业大学现在确确实实受到国家的重视，国资委也成立了企业大学联盟，原本在央企的企业都挂牌成立了企业大学，例如我是大唐大学，大家说的大唐大学贾校长是“真校长”，很多央企没有文凭，就是针对自己的员工，例如中国邮政100多万员工的继续教育再培养。我们也是在“一带一路”走出去的号召下，还为电信技科学研究院工学硕士的牌子申请了国际资质。如果有国际合作，能招国际生，我是可以发工学硕士文凭的，也正在做这个努力。也就是说，很多想在国内读培训之后，还要拿工学硕士学历，请大家注意，我们有资质还能授学历。再有一点，现在很多企业想出去，为了它的项目进到沿线国家去，要给这些著名大学建实验室，就像我们要建4G、5G方面的实验室，找谁合作？就我们职业学校。这次在习总书记见证一下，大唐集团签署的协议都是和哈尔滨的职业工程教育学院联合一起办的，所以需要大家关注。在座的企业不多，我虽然是做教育，但是我觉得就像教育部曾经提出的，我们一定要让国企、央企被职业学生们关注，他们将来毕业之后才能选择来我们，不能把很多创业大赛都集中到跨国公司，一定要关注我们还有一部分共和国的部分。

借这个机会，“一带一路”沿线教育一定要契合这次教育部提出的“新工科”，可能大家都关注到这个概念上，这是部长提出的。这本身就是要把学和教、实践和创新、本土和国际三大话题结合起来。现在提出复旦共和、天大行动、北大指南等等。大家一定要把新工科的概念打出去，把自己的职业教育和这个新工科结合起来就非常好了。特别是我们本身又有国际交流部分，我们虽然有教育部的资质，但是还没有和国际交流方面合作，下一步可能就会用新工科的思想带动我们很多自己教育出去的内容。

我也担任着国资委企业大学联盟的专家委员，也是国家中国企业大学联席会的轮值主席，希望大家在关注校企合作的同时关注企业大学，当你和各个企业合作发生障碍的时候，一定找到企业大学的校长，这个平台可能是我们职业教育真正把企业的产学研带出去的一个很好的平台与契机。谢谢大家。

孙爱武：谢谢贾校长真专家，这个名字很好，而且也做了一个很好的推荐，您今天这样一讲，搞教育的肯定愿意和你建立这种联系。下面继续。

杨克：大家好，很荣幸，也很高兴参加今天的会议。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刚才主持人已经介绍了，我现在是沈阳市装备制造学校、沈阳机械工程大学的党委书记，我们是两个学校，一个是中职，一个是高职大专。之前在教育部职称司工作了几年，一直在搞职业教育的政策研究，现在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国高等教育协会双证书委员会主任，也是教育部和人社部搭建的一个平台，所以教育方面我是主任，人社部的技能鉴定中心也是主任，教育部这边有毕业证，人社部那边也有职业资格证。

多年来，我一直在和国内的外资企业搞合作，主要还是以德国为主体，例如宝马、奔驰、保时捷、奥迪、大众，还有法国的米其林、日本的普林斯通等等。国内的央企，例如沈飞集团、沈阳机床

一、大连机床等企业进行合作。合作主体我们形成了一个模式，包括和德国形成了课程体系，所以现在每年我们和华晨宝马每年订单培养9个班，有6个班，现在我们协同一些院校共同和企业进行合作。现在的合作，我认为有困难和困惑。我们现在搞“一带一路”，最关键的一个体系和模式，会前和杨司长也探讨了。我国首先要解决政策层面的问题，因为当年在职称司也给部长服务，做了一些政策研究的时候，也觉得我们国家如果要想走出去，职业教育一个是管理体系和标准进行确定，现在教育部有一个标准，人社部也有技工学校和技术学院，其他的行业和部门组织对技术学校的体系也有标准。但是我看各个省、地方都在做，标准都不一样，和国际标准有差异，我一直在研究国际大赛的标准，每两年一届，今年还要参加技能大赛。包括专业建设标准、课程标准、师资队伍的标准、评估评价的标准。如果这些标准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际化体系，如何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首先我认为标准应该统一起来，谁做的标准能代表国家、国际，这不确定，“一带一路”去外面谈怎么合作？包括越南、泰国，也和我们都谈过，还有马来西亚、新加坡。所以我们在谈到标准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现在的体制是校企合作，这种制度如何来构建？国家的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第一稿是我写的，但是实施不了，因为涉及到各个地方政府的地方政策。例如专业教师师资队伍的来源问题，应该是硕士或者博士，我也是博士毕业，毕业之后应该在相应的专业企业工作三年以上，有这样的实践经验，再到职业院校来任教，这样既有理论又有时间。但是现在我们的渠道主要还是来源于本科院校，毕业之后实践经验不足，所以在教的过程中还是偏重于学科理论，对于职业教育是行动体系，这个体系要求你有实践的环节，这现在解决不了。因为企业是企业编的，事业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企业进事业进不了，这里就把我们的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造成了很大的瓶颈。现在解决比较好的是大唐是企业办的大学，这就好办，师资队伍解决了，现在没有好的师资队伍，要想解决教学质量问题，就存在很大的困惑和问题。

第三个问题，现在我们在和企业合作，我们和宝马进行合作，已经合作了11年，我在德国柏林研究双元制回来之后一直在和德国合作。我们有三种院校和德国合作，我们的老师要按照外资企业的要求来进行教学，老师的付出要比其他班级付出两倍以上，因为在宝马的企业，培养一个岗位，就是一个人控制3-5个机器人，进行焊接、封装、喷涂，年均需要15万。现在在我们学校，三年达不到。所以现在应该是80%的资金全部是由企业来承担。但是大部分企业没有培训中心，解决不了，这方面的校企合作怎么融合？我们想多给老师一些培训费都不行，老师没有积极性，教学效果体现在哪里？因为它的评价是每天都有，每周、每个月、每学期，动每个学生都是有评价，是扣分制的，扣分越多，离企业越远。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说这个问题，我们如果把这个问题根子解决了，走出去就不是问题。我们的资源很大，人才很多，学生学东西非常快。我们在宝马培养的这些学生，还有其他岗位，都非常优秀。我们的毕业生有的年薪已经超过人民币30万以上，刚刚毕业工作三年，是搞设备技术维修，15分钟找出故障排除。我们标准没有问题，政府给予什么支持，如何进行校企合作，这样我们的“一带一路”就能走得非常实。谢谢各位。

张力：谢谢各位领导，首先给大家抱歉，今天进入会场比较晚了一些，因为刚刚到这里来有一些时差，手机时间没有调过来。虽然有时差，但是也不影响我们“一带一路”，尤其是泰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配合中国“一带一路”大政策的跟进。首先和大家受一声抱歉。

我来自泰国暹罗大学，目前是泰国暹罗大学助理校长，同时也是东盟中小企业副会长，所以泰国暹罗大学也是泰国比较早的一索私立高校，最早是一所公办院校，属于泰国1932年君主立宪改革之后的第一批大学，但是在1965年变成了财团法人之的私立大学，一直延续至今。暹罗大学在办学层面上也具有职业教育板块层次，主要偏向于电子工程和汽车工程方面的专业。在座各位都是专家，例如刚才的宗秘书长也说到中国教育部对东盟国家也做过很多职业教育的调研。其实泰国的职业教育从1932年之后，到如今的职业教育发展，经多是受西方国家的教育体系影响，当然也有一些东方职教体系，主要来源于日本和韩国。目前泰国在职业教育体系方面，主要和普通教育是1：1的比例，泰国在职业教育规划上主要有私立院校、普遍高校，包括普通中小兼办的职业教育培养机制。而泰国作为东盟十国国家之一，在政治、经济方面属于比较有影响力的国家，而且泰国从地缘优势上来说，也具备了其他东盟国家不具备的优势，包括和中国合作来说，中国在海外最大的工业园区就建在泰国近郊的罗永工业园区，所以中央很多的国企、央企都在泰国工业园区建立工厂。泰国也是中国继德国、英国、日本以后建立的中资商会的国家，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也是大力希望多层次的合作。

泰国企业和泰国高校合作是多方面的，在普通高校的职业教育上面，学生在企业实践和企业技能方面所占的学分比例也是非常大的，泰国作为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在中国“一带一路”沿海经济带上，从去年到今年两年，能明显感觉到很多变化。包括7月23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部长访问泰国，在访问期间着重提出中国和泰国高职院校之间的合作。因为在普通高校培养的更多是研究型人才，而职业院校培养的是职业人才。德国有两类高校，一类是普通高校，一类是FH。德国工业和制造业之所以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在某些领域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和FH这样的高校设立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也认为职业教育和普通高校并没有孰轻孰重，而是根据社会分工设置的，是属于共同重要的地位。但是可能在我国，提起职业教育来感觉不如普通教育，或者在意识形态上不太受重视。但是我相信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现在更多的向外走，企业、学校更多的国际化推进，中国在职业化教育当中一定也会越来越有更大的平台，比重和重视度也会越来越高。这是我的个人看法，谢谢各位领导。

杨克：这么多的职业院校校长和你合作，您最期望的是什么？ 张力：刚才听到贾校长的介绍，看了一下后面的介绍，可能在大唐电信上会有更多的合作。目前暹罗大学和中国的高等院校合作，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等等都签有IVU合作，6月份也可能成立一个高铁专项的科目，上周确定了一个新能源方向的工科硕士的培养。这方面也属于高职院校的技能型合作。还有贵阳国际周，我们暹罗大学也有参加，去年代表东高校，我们校长也做了发言。今年刘司长到泰国去，我们5月份也见面了，他对泰国的职业教育方面也非常认可。所以在这么大的环境下，应该有更多的合作可以来做。暹罗大学是综合大学，具备了工科、商科、文科、理科。很多学科都属于应用型学科，所以我相信应该和中国的职业院校、企业应该有更多的企业。包括在今年的9月22-23日，泰国-东盟第一届中资商会招聘会就会举行，各位有时间可以来。肯定有很多合作，宗司长是抛砖引玉，杨司长是穿针引线。更多是合作，国内现在更多的院校海外实训也会在东盟完成。

我可能有一个不太正确的想法，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灯下黑，中国的周围有很多优势，但是更多看到欧美，无可否认，他们很厉害，但是在我们的周边国家也有很多优势。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谢谢各位领导。

吕新荣：谢谢，我是吕新荣，是香港理工大学原副校长，前几年已经退休。我之前也在香港促进局做副总裁，和香港的工商企业联系比较多，因为我们为他们提供很多服务，例如人才培养、科研合作、管理提升等等。我在香港理工大学负责校企合作、产学合作，希望能够推动学校的应用科研和合作合作。一方面希望老师在学术自由的领域下可以做不同的科研，但是在学校层面怎么去推动制度上面的建立，怎么鼓励他们多做应用科研，也多愿意和企业合作，我做了十年。香港有8个公立大学，理工大学是其中一个，今年有80周年的校庆。1937年成立香港官立职业学校，只有三个系而已，1947年成立了专门工业学院，在1957年变成香港理工大学，1997年变成香港理工大学。我们定位是应用型、实用型大学，过去我们都是为香港工业、商业、专业为主，所以专业都和工商专有关，我们一直在推动，希望我们的学科更应用型，学生更有动手能力，和企业的联系能够有更多。我们在内地根据教育部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有20个课程专业，大部分是硕士班。但是在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里面一直要找一个内地合作方，所以我们和几个内地大学合作，例如浙大，我们有一个国际人才合作中心，有五个课程。还有西安交通大学、北大、人大等。我们都是不脱产的，在香港的硕士班是不脱产的，在内地是兼读，也很受内地欢迎，也有政府官员和学校、企业参加。

在人才培养方面，在内地，我们和外专局进行了合作，每年为内地学生到香港培养，有2-3个星期的培训和交流，有政府部门、学校、企业的厂长、高管来培训。在国际合作方面，除了内地，我们也和一些海外大学合作，推动在香港的中外合作办学。例如我们和华为大学也有硕士班在上海进行推动，这个合作也推动到了内地。

我们在方方面面做了很多，在学生培养方面，我们也和很多海外大学有交流生，方法是学生和他们签有合作协议，同学到他们那边学习，他们的同学也可以到我们这里学习。这种交流生可以把合作变得简单一点，真正要合作办学很麻烦。在“一带一路”的题目合作方面，香港政府也在推动这方面的工作，拨出10亿来推动“一带一路”学生到香港来读书，有奖学金给他们。还有支持香港学生到“一带一路”地区进行学习交流，特别是在暑假的时候让他们去。当然，这些工作速度比较慢，不能够很快的做出很多成效。但是这是“一带一路”职业教学的发展方法，只是速度比较慢。随着“一带一路”的推动，也有很多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做投资，希望我带工人去，而是要利用本地人才。有些本地技术人才不多，也很难。我们说“一带一路”，一方面是为了当地，另一方面和他们进行合作、投资，怎么去培养他们的人才？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对他们来说，有工作机会，培养他们的水平提升，让他们感觉“一带一路”不止是投资，而且对他们的水平也有提升，这是很重要的，而不是我们带技术工人去，是培养他们，不让他们的国民失业。对于投资企业来说，也可以供应技术人员，去那边投资成本很低，但是水平太低也做不了。所以我想这个题目很好，一方面可以配合国家“一带一路”的建设，另一方面也帮助企业在那边投资，有足够的人才。对于那些国家来说也非常好，一方面帮助他们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但是怎么样去做这个工作？可能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我认识很多香港朋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他们说政府有很大力度的培养人才，对于职业教育在那边发展也很需要。我认识一个朋友在非洲国家，国家提供了很多资源，帮助他们的人才技术提升。我们可以在几个方向想一想，一个是像国泰安这种提供技术内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它的体制还不好，内容还不够，如果我们可以提供系统、内容给他们，帮助他们建设一个很好的职业教育体系，是可以帮助他们发展的。还有其他企业在提供职业教育有关平台、内容、设备，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在内地做得很好，但是不可能在那边建设一个分校。但是如果真正要帮助“一带一路”的发展，一个方向是可以为他们培养师资，因为这些老师的水平不高，那怎么可以在这个体系中做得更好呢？我们的职校朋友可以开一些小的班为他们培养，但是要求高一点，我们不是只为他们服务。另外一个做法，我们可以做一些老师的交流培训，让他们一些老师到我们的学院里面培养一年、两年，一方面可以吸收教学经验，为他们培养了师资，另一方面在学院里面也可以为我们教一些外语工作。这非常值得推动，为他们培养老师，因为他们师资比较好之后就可以教学生。

第三方面难度比较高，内地教学是中文为主，我想慢慢可以吸收一部分学生到内地去学习。这是长远计划，“一带一路”范畴很广，学生很多，体制人才内地已经有了，我们提供给他们方法。最大的问题很可能是语言，我们是中文教学，香港稍微好一点，是英语教学，所以国际学生来学习比较方便。内地是中文教学，用什么方法？一个做法是在沿线地方推动中文语文教学，让一部分学生有中文能力，可以来学习。另一部分，一些学院可以先开语文班，让他们来这边先学习半年、一年，把语文学好之后再学习。这对我们来说有困难。

这个题目非常好，可以配合国家的发展，对于企业的发展。谢谢大家。

杨长聚：在座很多都是教育方面的专家，也有为教育服务的专家，我是为做教育服务的。很多年来，我原来在国家外专局工作，它的前身是中央引进或外智力领导办公室，主要作用是发现国外有什么好的就引进进来，从衣食住行方面，还有教育方面、工业方面。很早以前就想到职业教育海外比较好的项目，例如德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所以当时和教育部合作起来引进了一些。但是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系统，遇到了一些水土不服的问题。参加国泰安的会议，我和贾校长感觉特别荣耀，现在华市长在天津，我给他们提了建议，天津市是职教大市，也落实了一些，但是始终没有找到好的方式把海外优质资源、职业教育体系等等引进进来。

说到“一带一路”，本人去年也参加了这个会议，脑子里一直在想，去年也提出“一带一路”，要走出去。我在想，其实走出去是个形式，真正走进去才是我们的目的。过去我们也有很多类比，也有很多企业、机构真是出去了，但是没有进去，特别是教育，如果走不进去，你扎不了根，还是要回来的，结果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所以走出去的形式，特别是在座各位都是领导和负责职业教育方面的专家，走出去的动因是什么？我一直在这里看，不能够光是政府要求我们走出去这么好那么好，如果对我们学校机构没有什么好处，我想你们这些校长也不会走出去。地，走进去靠什么？光靠满腔热血走进去是进不去的，如何贴近当地？原来也试验了几次，比如和国内企业一起走出去，但是走出去，你能否依附到这里？例如贾校长是大唐的，必然是依附大唐。其他的职业教育学校，和他们没有血缘方面的关系，咱们能够随着他们走出去？二是很多企业走出去，刚开始需要一些基础劳改力，怎么能够技能提升呢？我们不是一年种了粮食就出去了，而是十年。我一直比照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他们是如何走进我们国内的。我在非洲有一个朋友，就是非洲的“鞋王”，在埃塞俄比亚招聘了六千个员工，60-70%女性是文盲，男性也有40-50%是文盲。他们是初步的培训，但是如何提高？我当时提出是否和国内院校结合起来在产业园办一个，他说当然可以，但是这也有距离。特别是比照海外，特别是澳大利亚在中国办的职业教育，我们的老朋友陈博士促进过很多年，坦率的讲，中德也好，中澳也好，职业教育比照普通教育成效不高。因为普通教育，来个教授讲课，可以一个星期，一天8个小时完成。但是职业教育要每天不停的练习，怎么能讲三五个月，成本也受不了。所以职业教育走出去一定不能够走普通教育的办学。我们没有根，一定要依托走出去的企业和依托当地的职业教育机构，这样才能够长久，不然你立足很难。所以走进去不容易！秘书长在这里，能够给中央提很多建议。我们现在的走出去，我个人认为的困难是太依靠市场的力量，市场的作用确实很好，促进了百花齐放，但是在百花齐放过程之中也有很多是自生自灭的，都是靠自己的。你想一个企业，一个职教要出去难度是很大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的建议是要把政府培育的种子和环境作为重点。其实我们每年拿出一部分经费作为援助经费，援助职业教育也可以纳入到我们的对外援助经费之中，只要扎下根，和当地学校或者当地中国企业，例如石油企业在中亚地区能够联系起来，闯过两三年，进去的可能性很大。不然大家都很想进去，现在很多朋友来找我说想去，我说除了语言问题，你有哪一门绝招能够在当地扎下根，有哪个企业用你的人，三是怎么把你的技能积累向中专、高专、本科有一个梯队？所以我个人想，走出去是形式，这个形式关键靠个人动因和政府的支持。走进去才是目的，关键是这个走进去一定要结合结合当地，职业教育有很大的地域性，我们的职业教育要扶贫，可能他们不要，我们讲农业，他们可能要高铁等等，要拿出你的绝招。刚才杨书记提到了标准问题，要逐步向大家共同认可的标准去趋向，这样走进去才能扎根。我的朋友陈博士促进中澳职业教育很多年，光靠请他们的人来讲，这个成本太高，职业教育玩不下去。

钱吉奎：我来自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我们是一所服务铁路和服务轨道交通为主的学校，地处长三角地区，这是中国高铁发展最快的地区，世界高铁看中国，中国高铁看华东地区。因为华东铁路路从高铁里程、数量和运量都处于全国领先。在服务“一带一路”战略，在中国铁路走出去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和努力，我们有几个方面简要汇报一下。

第一是搭建了国际交流和合作的平台。中国蒙东盟职教联盟是今年成立的，去年成立了中国-东盟轨道交通职业联盟，这是我们发起成立的，我们和暹罗大学达成了合作意向，北京交通大学准备到泰国暹罗大学建设高铁研究中心，因为北京交通大学在圣彼得堡建立了高铁研究中心。这个联盟有66家单位，有20多个是东盟国家高校，有40多所中国高校和中国走出去的企业。

第二是为中国铁路企业走出去培养国际化人才。现在我们培养的国际化售后服务人员，中国铁路走出去，最先走出去的是建设，二是装备制造企业。车销售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必然要进行售后服务，这就和过去的国内售后服务有一些差别，所以我们现在和中车联合培养中国铁路走出去的国际化售后人员。

第三是招收“一带一路”国家留学生，现在招的是印尼留学生，因为在印尼有一个高铁项目，还有中老铁路等等。我们招的是“一带一路”国家，但是主要是已经走出去的国家留学生。下一步如何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合作？我有三个方面的建议。第一是政府的支持。不管是我们招收留学生也好，还是到境外进行培训中心的成立，开展培训方面的工作，都要有政府的大力支持。现在江苏省做得非常好，招一个留学生就像招一个普通的学生一样，给予财政补贴。但是现在对于走出去海外办学的政策还不明朗，国家资产如果到国外进行建校投资，在政策上可能还存在一些障碍，所以政府的支持指导是第一个方面，国家应该支持我们到“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培训中心的建设。

第二，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目前在教育资源方面要走出去。我们现在和国外合作办学很多，引进的都是国外教材、课程，但是我们现在要走出去，也要把职业教育教材课程、专业走出去。这次来参加国泰安的职业教育合作峰会，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和国泰安联合开发了中国高铁动车组一级检修的VR资源，这是日常检修，只有通过才能上线运行。现在我国的动车组达到2000多列，是大量的工作。现在联合开发了VR实训资源以后，而且在美国开发了英文版的资源，后续还会开发其他语种，它的成本比较低，和我们的办学成本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要走出去，问题是资源怎么来国际化。我们还和清华大学高铁研究中心联合开发了高铁募课，其中有一高铁动车组就是我们学校教授开发的，已经在加州大学上线，接受美国学生学习。同样还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源课程都可以国际化，向国外进行推广。这种成本比我们真正实体上的走出去成本不同。

第三，要抱团走出去。学校、走出去的企业和东盟或者其他国家的所在地学校联合合作，共同走出去。我们提出的是中国的本科院校、职业教育，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再到国外所在地选择一个学校，是四方共同走出去，这样走出去能够比较好的落到实处。

参加这次会议，我们很高兴，特别是听了这么多专家、学校领导的交流，让我们下一步更好的服务“一带一路”战略，服务走出去提供了很多经验。谢谢大家。

孙爱武：下面茶歇十分钟，不用太累，本来交流思想就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嘉宾：我这四年一直行走在“一带一路”的很多国家，主要是非洲。大多数人对“一带一路”感觉是今年5月份会议之后比较热闹，我本来在联合国能力训练研究所，主要做政府能力和企业家能力提升的，之前是帮助中国政府做培训班，因此把我引到非洲去。人才的本土化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当时我很希望通过平台的搭建帮助中国企业走向非洲。这时我发现很多问题，在座大家都在探讨这些问题，前面几位嘉宾的发言或多或少的说了一些。“一带一路”的机遇在哪里？我们如何抓住这样的机遇？面临的挑战怎么去解决？我在几年前去了很多国家，也去了很多非洲国家的职业学校，去到科特迪瓦的时候发现，它的第二大城市有三个职业教育校舍是在30年前建立的，非常漂亮，但是没有课程设计和师资。我去到乌干达，他们的校舍是30年前建设的，但是设备是日本30淘汰下来的。我去了维多利亚大学，学校没有太多的校舍，只有一个大楼，去到里面，真的有几个我们可以看得见的机会。例如他们设置的护理专业，我们现在的职业学校，应该是把学生变成一个产品，相当于做贸易一样：出口-进口-转口。中国最早走向“一带一路”国家的是基础设施，大量的中资企业在海外进行海外工程总承包，即便是工人也都是从中国带过去的，以非洲为例，一个中国人在非洲平均的年成本是8-15万，可以用985学生3-5人。如果从成本去想，这里也有很大的机遇，人才本土化的培训从成本方面是首先考虑的。非洲国家人力资源成本非常低，但是中国从2010年开始国家奖学金计划，我们有个2030计划，我原来认为中国非洲大量留学生都是来自中国国家奖学金计划，但是去了中国使馆以后看到的数据很让我震惊。乌干达在中国的奖学金计划也就是100多人，但是资费在中国有五六百人，布隆迪也在中国有五六百人，只有很少一部分享受奖学金计划。这部分人很多，他们回去也会面临海归第二代，他们在中国学的不是职业教育，找不到工作。我去索马里，他们的留学生主席对我说，我去学的公共关系学，找一个湖北的女孩子结婚，找不到工作，很难找到有就业机会的地方。中国的职业化教育应该和非洲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为什么？目前国家“一带一路”有很多产能过剩，走出去是否就一定适合于非洲国家的发展？我就几个行业做了调研。以饲料行业为例，非洲国家的饲料行业还不如我们二三十年前，正大在中国的饲料行业中是标准，做出了很大贡献。如果以我们已淘汰的企业走向非洲，生存和发展是比较难的。为什么？

以肯尼亚为例，总人口4000万，GDP还不到我们一个县，他们还不到1.0我们如果直接给4.0，就不行。我们要以依托于地方的产业来做设计，而不是坐在这里探讨。饲料行业可以把半手工制作变成半自动，而不是全自动，否则他们就没有就业了。中国对他们的援建都属于政府，建立了很多学校，校舍都空在那里。我去年找到了非洲司的司长探讨，如果把闲置的校舍拿过来让中国发起，做职业教育的规划体系植入，然后到教学的认证体系、学生的认证体系。外资企业到中国，例如宝马，思科在全球最值钱的东西和能盈利的东西是人才认证体系。我们是搭建一个平台，从认证体系开始，到每个国家去给它做整体职业教育规划，从体系建设、人才认证到后来的人才培养、校企合作。校企合作是通过学校平台的搭建，把企业的实训室直接搬到学校区，这个实训室既可以教学又可以面向市场。例如汽车修理专家，中国现在的汽车修理已经和原来不一样了，原来是宝马是宝马自己的4S，奥迪是自己的4S，非洲是二手汽车比较多，我们如果做好汽车修理专业，用好中国的所有职业学校师资，办一个汽车修理专业，进行远程诊断教学，同时也可以把汽车配件市场带进去。为什么这么说？宝马的体系一定是原来的采购商体系出去，如果这样带到非洲，就很难采购到。如果把实训室建立好，这个实训室相当于汽车的旗舰店，通过它把教训的标准、实训室的标准、学生的标准，包括后续的供应链体系全部建立健全，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电力设施也是非常大的订单，也有非常多的资源，当时我接触到一个企业，他在非常的很多国家，每年的订单将近人民币40亿。如果能够在所在国家帮助我们把教育体系做好以后，我们希望能够人才本土化。因为我们在那里施工，后面交给当地人没有办法维护，所以要进行人才本土化。刚才钱先生说的高铁是国家重点项目，事实上还有大家看不到的项目，比如说美容美发，当地人也需要美容美发，通过实训室建设，我们把美容美发护理产品、美甲产品等等就销售过去了，这里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在里面。但是要完全依托当地的职场进行校企合作的研究，从行业标准到后续的市场研究，倒过来推，进行职业教育。

以上就是我前年3-4年跑在非洲国家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和大家进行分享。谢谢！

孙爱武：您自我介绍一下。

嘉宾：前面已经介绍过了。我在肯尼亚内罗毕拿了280亩的土地，进行职业教育，我认为短训班可能比长训班要好得多。门巴萨到内罗毕的铁路是我们国家援建，几年前他们讲了一个笑话，中国捐建的学校很多286电脑都没有打开过。如果能够把中国的师资拿到中国的企业和院校进行培训，然后通过合作做职业教育，通过试点就可以进复制推广，这比较好一些。谢谢。

孙爱武：谢谢。下面我们休息10分钟，10：50分再回来进行下一个环节。

（茶歇）

孙爱武：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请入座。本场下半场的论坛马上开始。哪位领导，哪位专家接着发言？陈博士？

陈浩琛：现在我心里面很抑郁，本来会议开始看到泰国、香港来的同胞，我估计普通话还可以，他们讲完之后我现在却不敢讲了，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太好，有一点广东腔，我尽量讲好一点。

首先感谢杨司长，他去年把我介绍到国泰安，邀请我来参加这个会议。其实在过去20年，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其实是澳大利亚华人，移民已经30多年，一直生活在那一边。我最早也是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国际教育处工作，也和很多不同的大专院校做了很多项目。在中澳合作办学里面也算是经验比较丰富，现在我已经退休，成立了一个公司。今年我带了一个澳大利亚团，明天也会进行澳大利亚研讨会。今天我的同事没有在，因为他们都是老外，讲不了中文。我根据刚才专家的发言，有一些共通的地方，给大家分享一下澳大利亚的经验。

现在中国讲“一带一路”走出去，澳大利亚在20年前已经开始走进来，对于他们来说是走出去，走到世界不同的角落，包括中国。我们走出去的经验和中国相似，但是更多是分别。澳大利亚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整个国家只有两千多万人口，和中国一个地区都比不上。但是他们对外合作办学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其中一个区别是，在我们谈“一带一路”走出去的时候，要想一想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需要达到什么目的。中国现在比较好了，富起来了，有钱了，但是这个钱要怎么使用？或者什么时候使用这笔钱？澳大利亚走出去的目的很明确，有政治上的目的。而且对中国人来说有借鉴的地方，中国人很讲究情意。但是西方国家不是，他们会比较现实，我们说成实际。为什么澳大利亚要走过来合作办学？目的只有一个——钱！没有钱的来源，它不会和你合作，不会和你谈感情，不是说经济发展、文化交流，这个事情可以谈，但是前面谈的是钱。我们“一带一路”走出去，目的是什么？我们讲的大方向都是经济合作，为了文化交流，但是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真的是为了这样，中国方面应该有很大的资源力量，不能单靠市场，用自己的钱资源去做这个事情，这是不会成功的。澳大利亚20年来在中国办学，你说是成功还是失败？最少有一点我说是成功的，它赚到钱了。

整个教育市场现在市场化，国家不会放更多的钱进去，中国是这样，澳大利亚很早就是这样了，在80年代开始吸收留学生，对外办学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让外方扶持它的发展。他们在这方面是成功的。在中国的两千多个合作办学里面，澳大利亚现在排名第三，职业教育的600个项目中，澳方建设了200个。在澳大利亚方面，很多人经常讲德国，德国是排名第五，最大还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在学费、培训费的收入不小，澳大利亚国家怎么样帮助？从2002-2007年之间，我们有一个中澳合作的双边项目，在重庆，澳方投资超过1亿人民币，为什么他们会投资？肯定会计算，投资进去以后回报是多少，不会做亏本生意。中国是否要做这样做，我们投多少亿到东盟国家或者其他国家，背后是怎样的打算。而且远程怎么打算？有一个独立的运算，学院的发展还是要靠这个预算。政府是否有给特别的额度来扶持？如果没有，我们怎么宣传、怎么做这个事情？我们要想一想做这个合作的目的是什么。

刚才讲到困难在什么地方，吕博士也讲了很多，我们师资培训是很重要的环节，外专局有专项费用，派老师出国培训。同样在这个培训里面，我们大部分讲是理论，怎么样让老师有实操能力？这方面也很重要。重庆项目投资1亿以后，重庆80%的师资培训都是澳大利亚做好了，所以赚回来的钱也不小。钱回到院校里面，这些院校也是政府的，所以他们投资1亿，也不会亏，可能还会赚钱。澳大利亚的师资要求是什么？每一个老师要在澳大利亚执教，需要有5年的基层经验，而且要考一个DAA证书，变成一个合格的职业教育老师才可以教。这就像中国说的双师资，这样的老师不容易找，很多时候需要到行业去找，有一些接近退休或者已经退休，我们邀请他过来教。所以你看到我们做合作办学，常常派出的老师年纪比较大，头发比较漂亮，像我一样是银色的，年轻派年轻一点？比较困难，年轻一点的一般不会再我们体系里面。所以我们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怎么样接班，常常都是挖角。澳大利亚的工资比较高，还是可以从行业里面抓到一些有经验的人来教。中国碰到的问题是大部分老师都是大学毕业，大家理论很强，动手很弱，我们有深深的体会。现在讲到中外合作办学的困难，中国将来也会碰到这个问题，怎么样在两个体制结合，在有限的资源中推动，而且有一个质量保障，这是最重要的环节。

澳大利亚怎么样做？它们有一个很完整的质量保障体系，就像德国一样。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中国，我们要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怎么保证？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学生不及格，中方说不行，要让学生及格，把分调一下。我们不可以做这个事情，这个矛盾怎么解决？所以在合作的过程中牵扯到很多的协调。但是我们也不能改分数，因为这是质量问题。还有生源问题，例如语言的问题，中国学生英语能力比较差，但是我们的老师都是老外，都说英语，怎么做？最后到毕业证发放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保持质量？而且也让学生达到他的能力范围？澳方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做这个事情，因为语言不一样很多时候就遇到沟通的问题了。

还有成本的问题。如果这边有合资办学就会知道，中方不亏已经很幸运了，很难有成功。通过收学费来维持这个项目，甚至有一点利润，但是这是相当困难的。怎么样在有限的经费里面，一方面可以应付外方的强大需求，又可以有质量保证？这是澳方碰到的问题。在中国要走出去的时候，到泰国、越南、柬埔寨也会遇到这个问题。中国人喜欢探索，但是我们不希望扶持的力量太大，完全依靠它。泰国和我们也在谈希望引进澳大利亚的教育体系，我们谈的还是很开心的，但是我当时就提议，我们成本很高。其实你可以借鉴我们在重庆做的这个项目，他们把我们推的这个体系引进去以后，变成一个中国体系，把我们的课程设计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系。我认为可以进行三方合作，以重庆为主力，把它在澳大利亚学到的经验放在泰国，我们在后面作为支撑，这样成本就可以节省了。因为这个事情，泰国政府不同意，没有再谈下去了。我认为再穷的国家也有富人，也有资源在里面。我们做“一带一路”，政府的层面我谈不了，没有这个高度，但是在下面层面我们还要抓住经济效益，如果想不到这方面，就不会走得很远。这我是我们澳大利亚在中国办学的经验。两年前我做了一个研究，把这十几年中澳合作办学的成果、困难和挑战总结起来，可能有机会我们会谈得更多，今天不会再展开谈了。

最后一点，校企合作。澳大利亚有很强的NADA，也就是政府部门来推动企业和学校的关系，有一些是高压式的要求进行的，有一些是鼓励他们参与的。中国在政府方面要牵头作为动力，就等于我们做了很多师资培训，都觉得效果不大。首先要做师资培训，要做管理者培训，如果你们的管理者级别不能接受这样的改革，下面学了多少都没有办法推行的。

这是我们的经验。现在在重庆方面来说，政府力度要加大一点了，秘书长要多推动一下。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孙爱武：谢谢陈博士。因为时间关系，后面领导们的发言请尽可能精炼一点，不要超过5分钟，这样为大家节约了午休时间。

董丛华：我们在“一带一路”过程当中怎么发挥职业院校在人才培养，特别是国际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现在遇到一些问题。我是云南玉溪农业技术学员，云南是边境地区，靠近南亚、东南亚，南亚、东南亚整体发展比较弱，人才比较少。中国企业走出去做农业，遇到的问题还是人才的问题。我们这几年也做了探索，主要是培训，二是我们正在招老挝和尼泊尔学生。在开展合作的过程中，很多东南亚国家还是希望中国出资。我们现在考虑的是80%出资，20%是自己交费。还有各地政策不一样，有些地方力度大，例如江苏，招收一个留学生支持2万，但是我们云南做不到，这怎么办？秘书长、司长也在这里，我们提两个建议。第一是从国家层面要有一个指导性的政策。第二，在专项资金支持上也要有指导意见，地方才会落实，才会做，我们给地方政府汇报的时候才有依据，他们才会一一落实。第三是从企业走出去，我们正在做，玉溪企业走到老挝去，他们租地就是几万亩。这种情况下，后续的人才没有，他们需要的人才是很强的，但是因为不配套，我们就做不了。

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提三个问题，希望今后有机会各位专家来云南指导工作。特别是作为“一带一路”，云南要作为南亚、东南亚经济发展扶持中心，怎么来做，希望各位专家来云南指导工作。

孙爱武：谢谢董院长。

周文：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来自湖北荆州，是中部地区。荆州地理位置是从武汉往西北走，到三峡大坝，到重庆。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里面有刘备借荆州、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这里，欢迎各位去，我们是旅游名城。我们学校微位于荆州古城南边，据我所知，古城墙完整的全国只有三个地方，历史上每个城市都有城墙，但是由于历史变迁，很多都毁掉了，我们荆州、平遥和安徽一个县城的古城墙是完整的。我们学校就在城南，现在规模有1.5万个学生，有40多个专业，是一所综合性学校。我们学校的目标是根据教育部2015-2018年职业教育目标，建成全国知名院校，我们自己也在努力。全国教育部公布了17个现代学生制的试点城市，湖北省的试点院校就在我们荆州。湖北省有个职业教育集团，理事长是我，以荆州职业教育集团的名义申报的四个职业教育示范市，荆州获得成功。我们学校是教育厅重点支持的学校，争创200强我们还是有信心的。之所以今天能够坐在这里，也是因为我们和国泰安教育集团有合作，并且是成功的合作。今年在中国教育电视台的《少年工匠》就播出了我们学校的一期节目，我们在湖北省第一家做的，在全国的中国教育电视台《少年工匠》栏目中做这个节目的也不多，我们和国泰安合作比较愉快，国泰安是全国有名的教育公司。

对于今天的会议，我也谈一点想法和体会，交流一下。

关于“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合作，在我的意见当中，从国家层面来讲，本科层面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做得比较好，高职高专做得比较差一点，我们学校已经起步，和德国、韩国、台湾进行了合作，我今年5月份还去过一次台湾，台湾的职业教育做得比较好。我们和德国萨克森职业学院合作。在我的理解当中，我们搞国际合作，主要是想向一些职业教育发展比较好的国家学习，比我们的职业教育快速推进。我们也可以向比我们落后的国家输出，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还是有收获的，拓宽了思路。我们如何向这些职业教育比较发达的学习，把我国的职业教育快速推进，思路就在这里。我们专科层面搞国际合作，也有一些天生的弊端和软肋。我们的学生素质、文化成绩比较差，如果国际合作走出去有语言障碍。一方面是把职业教育发展比较好的理念和课程体系引进来，我们和德国合作就是把他们的体系引进，用他们的课程体系来开展教学，是小班教学，我们现在也有几个学生在德国实习。我们和台湾的合作更方便一些，因为没有语言障碍，互派交换生，学生过去直接参观，进行教学都很方便。也是分布推进，这方面的合作空间还是很大的。我们今后也在进一步拓展合作空间，进一步规范。

借这个机会，参加会议的有政府部门和新闻界的朋友，我就想借职业教育谈两个问题，一个是校企合作问题，一个是师资问题。

对于校企合作，这是职业教育的特点，但是校企合作真正要落地，现在的感觉是教育系统很热，积极性很高，企业的积极性不是很高，这就需要很多教育界以外的领导呼吁政府，通过政府进行协调和宏观调控，企业要赋予职责和经费保证，如果说没有给企业下定指令性的任务和责任，没有经费保证，他们是没有积极性搞合作。现在我们的学生制想法很好，但是推进很困难。这是要发挥学校和企业双方的积极性，现在学校积极性有，企业的积极性怎么保证？如果没有制度保证，这就变成了一句空话。

二是职业教育的师资问题，我们要培养能够动手的学生，老师的问题就要解决，老师要有专业队伍和准入队伍。要有研究生职业机构培养职业教育老师。另外进修也是一个方面。要学校从企业里面引进师资打通通道，现在还需要有编制，35岁以下没有报名资格，取得不了事业编制。要首先培养工匠。我就说这么多。

许可：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许可，来自山东理工职业学院。我们山东理工职业学院座落在孔子的家乡山东济宁曲阜，也是鲁班的故乡。孔子是2500年前的人，我们认为他就是一位职业教育家，在他的《论语》开篇第一局“学而实习之，不亦乐乎”就把这些关系都提到了。孔子说有教无类，六艺教学，大量的是实践，而且是做、学、教三位一体，把做放在第一位，实践教学放在第一位。我们同时也是鲁班的故乡，鲁班是2500年前的中国工匠鼻祖，中国建筑最高成就奖、最高质量奖是鲁班奖，每年都在孔子家乡颁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孔子文化奖，在鲁班家乡颁发鲁班最高质量成就奖。欢迎各位专家、领导、职业教育界的同仁到我们学院去指导教学，到孔子家乡，都鲁班家乡去参观指导。首先感谢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峰会第三届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学习交流的机会，我们是来学习的。刚才听了各位领导，各位同仁专家的意见，很受启发。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合作、发展与交流，我有两个问题，结合我们的实践，在这里提出来，交流汇报一下我们的一些想法。

第一是引进来的问题。我们学院在校学生1.6万人，开办40个专业，主要是两大类，一个是工科工程类，一个是商科商业类。我们商科和工科类在国际化办学方面寻找自己的标杆院校，对于工科工程类，把德国双元制作为我们的标杆，做课程体系建设。商科，我们把澳大利亚泰富（谐音）作为标杆引进来。刚才杨司长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世界先进国家的职业教育先进理念、先进教学方式、成功的课程体系，在引进之后本土化，能够中国特色化是一个关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想通过标准化来解决。我们请德国给我们辅导做了ISO9000质量认证，在2011年，我们作为试点，第一个通过了这个认证。

第二是走出去要与企业合作，例如央企、大型民企、企业的产能输出抱团走出去。我们引进来，也要和国外投资企业一起合作，满足他们的需求。比如说江苏泰昌地区，德资企业260多家，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是完全按照德国双员制满足德资企业的需求。我们企业把周边地区所有的德资企业需求抓过来，与德资企业一起制订人才培养方案，一起设立工作岗位，而且让德国专家请来培训我们的老师，拿德国的职业证书，与德国工程师、技术人员同工同酬。对我们的孩子也非常有吸引力。在引进来的过程当中把课程体系进行改造，适合我们学生的需求，现在读职业院校的孩子们中学、小学基础和读本科的孩子还是有一定差距的，特别是外语水平。把德国的课程体系、澳大利亚泰富的课程体系引进来以后，一定要进行本土化改造，形成中国特色的课程体系，让我们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当然，标准还是国际化的，考证还是国际化的。我们和德国双元制对接还体现在做专科，孩子可以到德国去读本科，应用技术和商科可以在学校读专科，和澳大利亚泰富院校集团合作，可以到那里去读本科或者硕士。这样就把课程体系也对接起来。引进来，走出去，我们体会到应该和央企、大型民企合作，抱团走出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当地扎根，我们的职业教育才能够发展起来。我们按照服务国家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规划设计了鲁班学校，国家汉办推出孔子学院，我们建议职业教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推出职业教育，在这方面没有文化渗透、意识形态方面的色彩，职业教育更反映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需求。鲁班学校按照中国制造2025作出了标配，向天津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习，他们做了鲁班精工坊，我们做了鲁班学校。我们和中国光伏产业的领军企业金科（谐音）一起在山东济宁曲阜做的国家能源局产业治理一期计划，培养金科在南非投资建立了150亿人民币的铸件厂，在葡萄牙、马来西亚建设铸件厂，在澳大利亚建设了光伏电站。我们两家合作建设了中国光伏科技合作学院，装入职业教育里面。让企业尽快本土化，让学生在那个地方的培训、学习、工作尽快国际化，扎下根。例如我们和当地原矿集团（中国本土最大的能源企业之一，位居前五位煤炭企业）合作，它到澳大利亚买了煤矿、铁矿，需要人才跟上，我们一起在那里培训，输出我们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走出去，一是要国际化，二是要本土化，按照世界眼光，国际标准，特色办学，职教报国的理念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再次欢迎各位领导、专家、同仁到我们学校教学，到孔子家乡、鲁班家乡参观留学。谢谢。

练玉春：参加了很多教育界的会议交流，包括职业教育的一些交流，今天感触非常深，今天群贤必至，方方面面来的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专家领导，刚才发言的这些嘉宾，还有坐在后面没有发言的都是藏龙卧虎，脏“一带一路”的职业教育交流当中还有很多实践和经验，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听到大家的声音。

光明日报是中共中央面向教育、文化、科技类的报纸，尤其是应该为职业教育多发声，因为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已经重要到了习总自己写下471个字，他对教育的批示没有关注，单给职业教育写了这么长，对职业教育的期望颇深。只是在职业教育的落实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工作需要细化。当然，就中央媒体来讲，更应该用户中央的决策和倡议来做很多事情。我之前十几年都在报社负责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是近两三年负责，报社对于职业教育的关注度一直有，这也反映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好局面。

这次的“一带一路”议题我也想了很久，这几年在职业教育院校的交流当中，这是我们关注特别多的一点，也是做得工作特别多的一个点。就我自己的感觉来说，职业教育对于国内的院校来讲，不仅是高职，对于中职也是非常难得的发展契机。不要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和力度提升有多大，首先对我们自己的发展就是上层次提质量的关键战略环节。因为很多院校都能够切身感受到我们的生源、师资、在区域内的发展也好，在这几年的上升过程当中，业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问题，这种问题的解决不仅在国内寻找自己的解决途径，同时能力的发展，向外走出去的时候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家，可能对我们职业教育院校的专业设置、师资培养、眼界开拓和产业合作是非常必要的。刚才有很多校长和企业界的人士谈到，我们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无存在在“一带一路”目前有一些实验性的项目正在努力的解决，怎么在深度的校企合作当中为学校的发展，在“一带一路”过程当中能够找到好的模式。比如说有色集团做的八大院校的范式企业走出去。这种合作极大的体现了中国职业教育的优势，就是大家还是能够废除门户区域之见，共同把资源集中起来做大事，把院校的能力发挥出来。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有具体政策、现有规定等方方面面的限制，需要大家去突破，或者做一些探索。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把校企合作原初意义得到一种定义，磨合出新的模式。我们接触到很多“一带一路”院校的实践，我的感觉是我们的“一带一路”职业院校的走出去，目前确实是群雄并起，也是烟尘四起，既有国家队，也有游击队，目前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模式。

我们特别关注一点，中国职业教育是以整体的能够有标准的很齐整的队列形式走出去和人合作，还是先试探，按照自己的能力和国外院校进行合作，进行摸索，这也是事务发展的面貌。历史上的“一带一路”也没有国家队，都是各国的商人进行的交流。在这个过程当中，关键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可能要在国家层面的倡议下，结合职业教育的本身特点和院校特点、企业需要，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好。在这个过程当中，目前探索来讲，很重要的一点一定是院校要和企业走出去，要配合企业的步伐，在这个过程当中才能找到着力点，院校才能找到不足和自己的发力点点，然后才能找到院校和院校之间的平台和机制。现在做“一带一路”的联盟应该很多了，有企业为主，有行业为主，有院校之间的，有院校自己的，区域性的，和东盟的。这种模式都在探索，关键是我们在探索过程当中，如果汇聚了很多的思考，例如刚才大家谈到的话题和问题，也是我之前接触到的话题和问题，感觉特别好，如果能有机会进一步深入交流，希望宗瓦秘书长、杨司长、贾院长真专家，我们都在北京，希望能够多多交流，因为光明日报有一个特点，也是我自己比较偏好的方式，能够公开的我们就在版面上公开发一些实践性、理论性、探讨性的文章，把大家的思考汇聚表达出来。还有一些关系到政策层面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光明内参进行梳理，我们的光明内参可以送到上层。希望用这种方式，从时间上，从问题的解决上提供一个渠道。非常感谢大家，把时间留给其他同志。谢谢。

孙爱武：谢谢。后排有一位大校长，是广西工业的韩志刚校长，今天因为场地限制，主持人摆一个人太浪费了。

韩志钢：谢谢主席。非常高兴，感谢国泰安给我们提供这个机会，让大家认识，也产生了思维的碰撞。我是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韩志刚，我们在南宁，是一个绿城，但是比较偏远。广西这几年对于“一带一路”搞得很快，有个东盟论坛一直座落在广西。

现在我们搞“一带一路”，可能有两个瓶颈。一个是理念的问题，一个是政策的事。理念方面，国家政策上作为战略提出，大家响应号召，非常积极，但是应该怎么做大家的想法不一，如果目标不清晰，也可能是昙花一现，对你们学校的发展也不是好事，因为它需要很多具备的条件和双方认可的东西，不是单相思。国家之所以搞这个战略，主要是根据中国的经济发展，怎么样推销自己在世界上的说话声音，特别是国际上有很多问题，我们能怎么样产生制高点，中国发展到现在，职业教育发展尤其更快，怎么样在世界上有话语权，推广自己的经济，分享自己的教育，国家在世界层面上推销。

第二是政策。一个是各省之间的不一样，都是代表我国出去，但是省与省、学校之间的条件不一样，可能说话的位置、标准条件不一样，也会造成混乱现象。这需要一个阵痛和摸索，逐渐形成中国的模式来出去。现在一说到职业教育，我们会说到很多模式，比方说在澳大利亚的泰富学院、德国双元制等等，中国是什么样的模式需要摸索，需要国家设计。

我想提供三个思维。第一，要想出去这个事，我们就应该首先要明确出去为什么，这要搞清楚，如果不搞清楚，可能随着领导的变迁，很多地方也做不大，这很重要。第二，要有一个平台，刚才专家讲，现在无外乎两个平台，一个是要协同企业走出去，现在中国想走的，主要是上在世界上有经济共享，现在中国周边很多国家在闹事，这不是那么简单，从战略上讲不希望中国好。中国怎么办好？需要广交朋友，需要考虑怎么把经济利益变成共同体。怎么输出技术？需要人，我们怎么伴随出去，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些行业搞得很好，其实是依靠大中型企业的技术输出。例如我们学校有一个系是搞制糖食品类，中国有个糖业管理局，把很多中国国企集中，到国外办一些厂，例如泰国的厂都比当地厂先进。这样就有了生命力。第二个平台是能否在当地合作，也就是利益共同体，和他们合作，来进行本土化的问题，不是我们出去，而是培养需要的当地人，能够长期扎根。第三是培养教育的制高点，就是资源的输出，把我们的标准输入，例如课程、专业。前期我们学习先进国家的东西还是他们的标准，现在我们发展了，强大了，怎么样把我们整体好，特别是先进的学校整理好，推销出去，使我们在世界上的职业教育有发言权。

欢迎大家到广西南宁作客。谢谢。

孙爱武：谢谢韩院长，下面还有同志有发言吗？稍微有点超时，不好意思。刚才练主任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总结，我就不再狗尾续貂了，今天的讨论到此结束。国泰安给我们搭建一个平台，今天大家坐在一起认识了，也互相交流了，后期更深入的交流只能放在会后，所以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第五篇：浅谈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格局及其经济贡献

浅谈中国“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贸易格局及其经济贡献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往来提供良好的依据。尤其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一带一路”给我国及沿线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契机。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格局

1.贸易基本格局

近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密切程度不断增加，贸易关系发展迅速。据商务部透漏，2015年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总额达到9955亿美元，同比增长25%，占全国贸易总额的25.1%。同时，向沿线49个国家投资148.2亿美元，同比增长18.2%，主要投资国家有泰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新加坡等国。

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深入分析不难得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贸易密切程度较高，这主要得益于中国与这些国家外交状态良好，给双边贸易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的推动下，使得中国与东南亚11国的贸易关系进一步拉近。分析2001～2015年中国贸易总额得知，与中亚5国的贸易额增长速度较快，年均增速达29.8%。而蒙俄年均增速较小，但也达到18.7%。另外，与格鲁吉亚、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年平均贸易增速超过40%，而与泰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的贸易增速不足20%。分析得知，中国贸易增速较快的国家中新兴市场国家占有较高比例，而和政治局势不稳定、一些贸易大国贸易增速较缓慢。

2.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依赖

通过分析中国出口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HM指数得知，中国对东南亚11国具有较高的依赖程度，而后为西亚中东19国。除蒙俄外，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依赖程度加深正在凸显，超过其对中国出口依赖程度，具有明显的非对称特征。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贡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经济贡献有所差别，其中与蒙俄地区贸易频繁的省份主要为东部沿海省份与黑龙江省，尤其黑龙江省GDP增长很大一部分得益于与蒙俄地区的贸易关系。浙江、新疆、河北、上海、广东向蒙俄地区的出口给本省GDP增长也做出突出贡献。众所周知，蒙俄地区地广人稀、经济总量有限，出口该地区省份的GDP虽有所增长，但并不明显。

中国各省份向中亚5国的出口有所不同，其中新疆地区向中亚5国出口带动GDP增长较为显著，为8.18%，而其对其他出口省份的GDP贡献均低于0.5%。中亚5国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新疆与其贸易往来有着先天的地理优势。同时，新疆与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临近，在生活习惯、文化习俗、资源条件等方面相互影响，贸易往来频繁。

中国与东南亚11国关系较为亲密，贸易往来频繁，尤其东南沿海向东南亚11国的出口对本省GDP增长贡献较为明显。上海拉动GDP4.5%，广东GDP因此增长6.4%。另外，天津、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份因与东南亚11国贸易往来，一定程度促进GDP的增长。东南亚国家多临海，具有较大的经济总量，因此，我国对其出口贸易的依赖程度较大。

中国新疆、西藏、云南等省份与南亚8国临近，但受喜马拉雅山地等地理条件限制，与南亚8国的贸易往来的省份主要为江苏、上海、广东、浙江等沿海省份，究其原因在于贸易通道主要通过海运，给拉动沿海省份GDP增长做出一定贡献。

中国与中东欧19国相距较远，陆路、海陆均不够便利，而且这些国家贸易中的商品结构与中国较为相似，构成一定的竞争关系，导致中国与中东欧19国贸易增长较为缓慢。通过分析，主要沿海省份与中东欧19国进行贸易往来，GDP也因此获得一定增长。中国与其贸易期间，海陆运输距离超过陆路运输距离，相信随着通往中东欧货运班列的开通，会提高陆路贸易所占的比例，为西部省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和西亚、中东19国的贸易呈现互补性，中国出口的产品以机电产品为主。西亚地区与中国的距离较远，货物主要以海上运输为主，因此，沿海省份与其贸易具有较大优势，成为拉动GDP增加不可忽视的因素。如广东对GDP的贡献为3.28%，浙江为3.86%，天津、江苏、上海、福建均超过1%。

三、“一带一路”战略落实对策

“一带一路”战略对加强国际合作，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为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的认真落实，我国应结合当前国际环境及经济贸易实际，积极寻找有效对策。

首先，为维持好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关系，中国应加强这些国家经济政策研究，把握其经济发展趋势，尤其应对出口依赖较为严重的国家更应密切关注。同时，积极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健康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维持良好的贸易关系。其次，积极推进贸易通道建设工作。“一带一路”战略中，设施联通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一定程度上受路上通道不通常影响，因此，中国应与沿线国家共同商议，做好贸易通道建设工作，不断扩大中国省份出口贸易范围。最后，巩固出口优势。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程度存在一定差别，中国不同省份应结合贸易业务特点及出口国家，不断巩固自身出口优势，提高出口产品竞争水平，促进文化、产业等各项内容的合作交流。同时，为给相关省份创造良好的出口环境，国家应制定相关扶持政策，鼓励出口，为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长远、健康发展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