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燕京学堂风波

假如我是“燕京学堂”的留学生

——北大某学生 除去“燕京学堂”中所了解的中国文化，在北大的校园中，我似乎体验到了更为真实的“中国学”。若干年后，我成为了一家公司的Boss。我非常愿意雇佣很多中国员工，我可以尝试付给他们最低的薪水。来到北大我方才了解我的奖学金是普通硕士的10倍左右，而似乎很多人都觉得这很正常，也许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国际友人理应获得更高的收入。我会安排给中国员工最艰苦的工作环境和住宿环境，因为在北大，我参观过他们的博士生宿舍，在如此的条件下他们都能认真完成各项科研工作。我也不会考虑中国员工的诉求，因为他们的声音从不需要被倾听，他们可以在感受被忽略的情况下依旧默默耕耘，也许久了，他们就不会发声了吧？我会带着我的孩子来到中国，我会设想能否住进**宫中度假，让我的孩子更好的了解中国文化，因为北大为了欢迎我的到来，同样改造了某文物保护建筑。

我以一颗平常心来到北大，但是带着强烈的优越感离开。无论过多少年，我依然铭记北大学子路过静园六院幽怨而又羡慕的目光。

试问尚且不懂得尊重自己，如何被人尊重？

谁的“燕京学堂”

——北大英语系系主任高峰枫

北大燕京学堂的英文官网，标明目标是“培养未来领导者的精英团队”。原来燕京学堂要培养的是领导世界、扭转乾坤的未来各国政要和工商界精英，这与中文表述中所强调的“高端学术研究”明显不符。既然中文的说明和英文网站在左右互搏，那我们究竟应该相信哪一个版本呢？是“高端学术研究”版，还是“领袖训练营”版？

202_年5月5日，北京大学宣布正式启动“北京大学燕京学堂”计划（Yenching Academy，Peking University）。根据北大的官方介绍，这是一个独立建制的教学科研实体机构。燕京学堂为住宿式学院，将开设一年制的“中国学”硕士项目，包括“哲学与宗教”、“历史与考古”、“语言、文学与文化”、“经济与管理”、“法律与制度”和“公共政策”六个方面的课程体系，主要以英文讲授。202_年9月，第一届学生即将入校，其中包括六十五名海外学生、三十五名中国大陆学生，所有人都将获得全额奖学金。教师的配置，是从北大现有教师中联合聘任三十人，从国内外招聘“杰出学者”二十人，并邀请“国际顶尖访问教授”二十人。

虽然目前公布的资料和数据都不多，但根据有限的报道，可大体获知这一新机构的办学宗旨和特色。我对于“燕京学堂”在命名、选址以及学科定位等方面都存有不少疑惑，特借《上海书评》一角，发表一点浅见，希望能将所牵涉的复杂问题辨析清楚。北大与燕京

在北大发布的官方文稿中，对于这一机构的定位和宗旨有这样的阐释：燕京学堂“根植京师大学堂的中华文明底蕴，绵延北京大学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命脉，承接百年燕园孕育的博雅教育理念和国际化视野”。这一句大可斟酌。新文化运动恰恰以激烈反对传统文化而著称，这样的“精神命脉”是很难和传统文化的“底蕴”相协调的。而且，此机构的正式名称中有“燕京”字样，英文表述也启用传统的拼写（Yenching），再加上“百年燕园”的提法，凡稍知近代教育史的人，都自然会联想到著名的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本是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等新教教会，将原有几所教会大学合并之后、于1919年创办的私立大学，1926年从北京城内迁到海淀新建的校园，也就是现在的燕园。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资产由政府接管，各专业分别并入其他高校，而原来位于沙滩等地的北京大学，这时便迁至原燕京大学的校址。燕京大学被撤销后，虽然其文科、理科部分教师和学生被调入新成立的北大，但这绝不代表两校合并。北大虽迁入燕园校舍，但在教育理念、办学方针等精神层面并没有自觉地吸纳燕大的传统，也更谈不上传承其精神。

我们不妨看看燕京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这是当年的校长司徒雷登与其他教授一起商定的。前六字典出《约翰福音》8:32。耶稣对信奉他的人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真理者，基督教真理也；自由者，基督教救赎也。校训后三字出自《马太福音》20:28。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这些取自新约的关键词句，在校训中可以表达两重含义。从世俗意义理解，学生可通过求知，洞悉真理，获得心灵自由，最终服务于社会。若严格按照宗教意义理解，则其含义为：通过领悟宗教教义，得身心的解脱与拯救，以虔诚侍奉神和教会。燕京大学最初本是以培养神职人员为目的的教会大学，校训中浸润着基督教精神，毫不奇怪。

北大并无正式的校训。西南联大的校训为“刚毅坚卓”，但那是三校共同提出，非北大所独有。根据蔡元培的文章而总结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八个字，虽不是校训，但能很好地概括北大的学术传统。而北大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最重要的贡献，恐怕依然是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蔡元培的提法，以及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呼唤，应可以概括北大的治学精神和社会关怀。

重复这些历史常识，只想说明：北大自北大，燕京自燕京。本为独立的两校，只不过因不可抗拒的历史原因，燕京和其他教会大学已从中国大陆消失。北大之于燕京，只是居其地，而未尝摄其魂。北大接管的是燕园校舍，但北大的五四精神和燕京的基督教情怀是不可能并行不悖的。一位校史专家说过：“北大有义务维护燕京大学的建筑，却没有义务延续燕京大学的精神。”真可谓一语中的。

如今新创办的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名字已嵌入“燕京”二字，宗旨之一又是承接“百年燕园”的教育理念（其实燕园的历史不足百年），这显然在借助“燕京大学”这个文化符号以及这个符号中所包含的象征意义与精神能量。但问题是，北大的正规教学和学术机构，使用“燕京”（包括英文Yenching）这个有独立传统和特殊内涵的字眼，是否妥当？当择定机构名称时，是否也应考虑燕京大学的历史以及燕京校友的感受？反过来，站在北大的立场上，贸然启用“燕京”的字样，不知置北大自身传统于何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确定机构名称时，校方本应充分考虑北大与昔日燕京大学之间的微妙关系，才能对两校的历史予以真正的尊重。校中之校

燕京学堂的选址是北大的静园六院。静园位于北大图书馆西侧，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是一片果园，后改为草坪。静园周围是六个中式院落，其中一院、二院、四院和五院是从前燕京大学的女生宿舍，三院和六院是五十年代北大补建的。近二三十年来，静园六院一直是北大历史系、哲学系、中文系以及其他文科研究机构的大本营。从202_年底开始，这些文科院系先后搬至校园东北部新落成的“人文学苑”。于是，腾空的静园六院，便静候燕京学堂破土动工。根据学校规划，静园六院内部将做装修改造，用于学生住宿和教师办公室。而静园草坪的地下区域，则用来建设燕京学堂的教室。

讲明静园的地理位置以及此前设在六院的学术机构，为的是说明，静园属于北大的核心区域，是燕园中的黄金地段。按照北大官方的新闻稿，到202_年9月，“住宿制”、国际化的燕京学堂就将迎来六十五名来自“国际及港澳台一流高校”以及三十五名来自“中国大陆顶尖高校”的应届本科毕业生。这些一年制的硕士生，不会住普通硕士生的宿舍楼，而会下榻在修葺一新的静园学舍。他们手握的全额奖学金，具体数额尚未公布，但作为有三分之二海外学生参与的“高端”研究项目，数额估计会大幅超过普通硕士生的奖学金（目前在校硕士生最高一级的奖学金，每月平均为一千两百元人民币）。这一百名燕京学堂的学生，不需要跑到拥挤的教学楼去占座位、上自习，因为静园已为他们预备好了宽敞、明亮、舒适的宿舍和教室。根据目前的安排，这一百位幸运的学子，无论是日常起居还是上课，都自然而然地与北大其他学子隔绝开来。他们不像是“一般”的北大学生，更像是燕京学堂特招的“精英”。他们不像是北大人，倒像是生活于独立王国的“静园人”。

燕京学堂的学生即将享受的各种待遇，让我产生诸多疑惑：北大为什么要将这一百名学生与北大其他学生隔离开来？同为在校生，在生活设施和学习条件上，为何有如此巨大的差异？这样做，是否会人为打造出学生中的特权阶层？为什么一定要在校园的核心区域营建一所北大之中的小北大、燕园之中的小燕京？为这一百名学生配备豪华的教师队伍、让他们享受贵族式待遇，到底有哪些站得住脚的理由？燕京学堂为何一定要选在静园这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核心地区？就算这个学堂经过艰苦的论证，确有开办的必要，为何不能像“斯坦福中心”那样高贵冷艳地伫立于校园核心区的外围？

高校的国际化乃是大势所趋，招收国外学生、聘任外籍教师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国际化项目在学校全部资源的统筹和使用方面，应当占有多大份额，国际化项目的学生与本校常规院系学生在教学资源、生活待遇等方面应如何保持平衡，这些都关涉到办学理念和教育公平等原则问题。主事者应当就这些问题进行更详细的论证和解释，方有可能说服对此事非常关注的北大师生，让他们相信燕京学堂确有资格享受如此优渥的待遇。什么是“中国学”？

燕京学堂的亮点之一，便是首创了“中国学”这样一门学科。据说这是“北大近年来推出的首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开放、高端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计划”。这种学科建设的创新之举，留下的疑问仍然不少。首先，“中国学”算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吗？它和西方传统意义上研究中国古代文史的“汉学”（Sinology）如何区分？这门新晋的跨学科研究是否提出了新的学术问题、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确立了新的研究方法？看一看“中国学”下设的六个研究方向，其中既有人文学科（历史、哲学、文学），也有社会科学（经济、法律），还有应用型研究（管理、公共政策），“中国学”的范围到底如何界定，让人摸不着头脑。假如研究殷商考古的学生，与管理和公共政策专业的学生，学习一年之后，同获一种叫作“中国学”的硕士学位，那我们就不得不追问这门最新出炉、涵盖广阔的学科，究竟应归入哪一门学问。凡与中国沾边的题目，是否都可以一股脑纳入“中国学”的范畴？一个宣称包揽了人文、社科和实务三界的学科，如何能在学理上予以充分、严谨的论证，这是主事者所未明言、而我们亟需了解的问题。

其次，既然这是一个所谓“高端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计划”，那么其“高端”体现在哪些方面？一年制的硕士项目在何种意义上能称得上“高端”研究？北大的学术型硕士，学制一般都是三年。即使三年的时间，我相信绝大多数院系都不敢说能培养出出色的研究人才，为什么一年制的国际项目反而可以信心十足地自我宣布为“高端”？难道用英文讲授有关中国的任何知识，再加上聘用海外师资，就足以使一年制的硕士项目脱胎换骨，跻身于“高端学术”之林吗？每年录取的一百位硕士生，经过短短一年的训练，对于中国学术和文化能有多少深入、实质性的了解？像这样“短、平、快”的项目，研究方向杂多，有什么措施可以使它避免成为高端的游学活动和快餐式教育？

打开燕京学堂的官网（英文），映入眼帘的是八个英文大字：The Elite China Experience for Future Global Leaders。我把这句极其醒目的英文理解为：为未来的世界领导者提供精英式的中国体验。再往下的小字里面还有培养目标，那就是“to prepare an elite class of future leaders”，直译成中文便是“培养未来领导者的精英团队”。凡中文文稿中看不懂、讲不通的地方，这两句英文倒是讲得直截了当、明明白白。原来燕京学堂要培养的是领导世界、扭转乾坤的未来各国政要和工商界精英，这与中文表述中所强调的“高端学术研究”明显不符。既然中文的说明和英文网站在左右互搏，那我们究竟应该相信哪一个版本呢？是“高端学术研究”版，还是“领袖训练营”版？

燕京学堂从定名、选址，到学科定位、培养目标，都有很多亟待辨析的地方。我希望有人能证明我纯粹是庸人自扰、杞人忧天，但我不希望看到一件未经深思熟虑的事、一个很可能对北大产生长远影响的项目，就这样静悄悄地发生了。

“燕京学堂”植根何处

——北大英语系副教授苏薇星

我在北京大学执教七年，此间从未听说北大成立“燕京学堂”的计划。据了解，同事们和同学们也与我一样，直至5月初北大新闻网发布“燕京学堂”举行启动仪式的消息，方才得知此事。一件关系到教育和学术理念、且会给校园的格局和象征意义带来显著改变的大事，校方为何在不让师生知情、不同多年任教于北大的老师们交流协商的情况下规划和决定？校方致力于扩大国际化教学，本可以理解。北大各院系有着为数众多的既关心教育改革、又有海外求学或工作经验的老师，校方不向她们征求意见，体现了对本校老师的多少信任和尊重？其中不少老师多年倾心研究的，正是会给中国教育前景带来深层启发的东西方人文传统。师生是任何一所学校的主体，在未与师生充分交流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具备多少合理性和可行性呢？

前些日子读了高峰枫老师的《谁的“燕京学堂”？》一文，颇有感触，我想在此补充几点随感，涉及办学理念、教育公平和校园的象征意义，我还想就目前较少受到关注的燕京学堂师资配备这一议题提出一点疑问。下文所用有关“燕京学堂”计划的资料来自北大新闻网、燕京学堂官方网站以及媒体报道。

（一）让学生“深度领悟中国文化”的“学园”？

据官方介绍，“燕京学堂”为一年制住宿式学院，培养“中国学”硕士，课程涵盖文史哲经管法诸领域，授课语言主要为英语（学堂英文网站上无“主要”字样）。如此看来，海外学生不需具备中文基础，也不需在燕京学堂修中文课程。即便学习中文，一年内能达到何种程度？而另一方面，学堂有志于让学生“广泛接触中国社会，深度领悟中国文化”。不识中文，起居上课均在“校中之校”，一年后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感悟会深至何处？

《瞭望东方周刊》近期题为《北京大学里的新“学堂”》的报道引用燕京学堂副院长王博的话：“住宿式学院在国内还是新概念。大学作为一个„知识德行生命‟的共同体，最重要的目的是培养人。老师和学生在燕京学堂一起生活，能在各个方面都有所交流，这也是我们把燕京学堂英文名定为 Yenching Academy 的原因，因为 Academy 源自古希腊柏拉图创立的 „学园‟。” 王博老师将学堂的命名追溯到堪称西方历史上第一所“大学”的柏拉图学园，其心愿值得认同。可是，名为 Academy 的学校比比皆是，美国的私立中学一般都以某某 Academy 为名，国内某些私立中学的英文名称也仿效之。师生在学堂“一起生活”，并不自然而然地意味着柏拉图学园再世。雅典城外的那所学园当然远非一年制，它不设年限，也不授学位。柏拉图在其书简《第七书》中的一段话可以说点明了学园的教育理念和方式：“［我所关心之事，即哲学，或曰爱智人生］和其他类型的学问不同，是不能付诸文字的。惟有经过长期交流，齐心奉献于这件事本身，真理才会顿时在心间诞生”。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段名言的希腊文涵义强调“长期”交流和共处。亚里士多德据称在学园生活学习习近平二十年。为一个概念模糊、未受检验的一年制学位而在古老校区大兴土木而建成的“住宿式学院”，实为学理和情理所不容。

（二）教育公平：倒退多少年？

近年来，北大热衷于学习美国名校的办学经验，而“燕京学堂”计划看来与这些学府的宗旨和实践背道而驰。尤其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以来的半个世纪里，美国的公立和私立高校，从文理学院、州立大学到“常青藤”学府，都秉持教育公平的理念，为之不懈努力。仅举一例，在美国尽人皆知的 affirmative action 这个六十年代起实行的行政法令旨在完全消除基于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年龄等因素的歧视，要求高校和聘用单位在申请者符合要求、资历同等的情况下，把入学或就业的机会给予历史上或当前遭受歧视的群体（例如少数民族和女性）。Affirmative action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面对了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复杂情形，实行了若干调整，但仍为主流，更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教育公平的理想为美国社会普遍崇尚，尽管教育的现状离真正的公平尚有距离。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的诸多高校都在以提供资助、与当地中学合办教育项目等各种方式促使民众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刻意设立“燕京学堂”这样养尊处优的“校中之校”在美国是不可想像的，这样的学院据我所知也并不存在。北大若不去学习西方学府为教育公平付出的努力，反其道而行之，不是既违反国际教育界潮流，又有悖于北大引以为荣的五四传统？

《瞭望东方周刊》的上述报道数次引用了多年在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任教、目前在北大中文系讲学的北大校友张旭东老师的话语。如果报道属实，看来在张老师的愿景中，宏大的“中国学”和精致的“校中校”相辅相成。令我费解的是，张老师在美就读和从教的几所大学，难道设有享受特权的“校中校”？想必谙熟美国教育体制的张老师，为何不把美国校园的民主平等之传统和实践多多介绍给北大，帮助母校在中国的国情中进一步实现教育公平，反而赞成创立前所未有的特权学堂？此举难免令人困惑和失望。几年前我担任研究生班主任时，需要给申请奖学金的同学在申请表上签字，表格中的一项要求学生

填写家庭收入，我不止一次地注意到有些农家学子的家庭年收入不过三四千元人民币。辛酸的同时，我也略感一丝安慰，因为这几位同学没有因为家境贫困而失去在北大学习的机会。“燕京学堂”若按现行规划实现，无疑会成为北大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北大在追求教育公平之路上会倒退至何种地步，可以想见。

上文参照的报道《北京大学里的新“学堂”》引用张旭东老师的话说：“年轻人一起学习生活，并了解对方的文化心理、情感世界，以后兵戎相见的机会就会少得多”（5月11日《今晚报》的版本措词稍稍不同：“以后兵戎相见的几率就会小得多”）。这话固然符合常理，可也略欠思虑。我们不会忘记，过去几十年里海内外学生的国际交流绵延不断，有增无减，诸多北大师生校友皆受益于此，花费巨资另建学堂实无必要。假如按官方英文网站的介绍，“燕京学堂”有志于培养未来世界的领军人物，假使我们希望未来的领导者们秉持自由民主平等的人文价值观，那么与周边成千上万其他北大学子的生活环境迥异的“校中之校”如何能够培养百位“精英”学生的民主理念，除非将自己作为反面例证？顺便借题发挥一句，略有反讽色彩的是，彼此了解与“兵戎相见”从历史角度来看并不矛盾。历经一战二战的诸国，不乏文明底蕴，不缺相互了解，有的甚至共享宗教或道德传统，但未尝免于彼此杀戮，何况还存在内战。若想真正减少暴力冲突，关键还在于征服自我，在于培养征服自我所需的那份谦卑、清醒和勇气，如美国诗人 Marianne Moore 在作于二战期间的一首诗中所写： “There never was a war that was / not inward;I must / fight till I have conquered in myself what / causes war, but I would not believe it.” 即便人类无法征服人性中顽固的自私、自欺和自恋，至少可以努力克制，或至少可以努力认识自我，如古人所云。而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认识人性的，正是经过诸世纪耕耘而开花结果的人文学，不是一蹴而就、华而不实的“中国学”。

（三）师生比率7：10？

上文探讨的办学理念和教育公平问题已倍受关注，接着我想转向目前看来讨论尚少的燕京学堂师资这一话题。这方面公布的资料也十分有限，可是有限的信息已让我产生一丝疑问。据官方报道，该学堂将配备70位老师，其中包括现任北大教师30人，国内外“杰出学者”20人，“国际顶尖访问教授”20人。而我们知道第一年计划招收的学生为100名，从现有报道来看，计划中今后的招生规模也大致如此。这样一来，燕京学堂的师生比率是7：10。以我所在的北大英语系文学专业为例，硕士学位学制三年，指导老师约20人，现有硕士研究生约60人，师生比率为1：3。除了给硕士生开课、指导论文，老师们当然承担着本科教学任务（现有本科生约200名），不少老师还指导博士生。一年制燕京学堂7：10的师生比率是否得体？假使每位老师一年开一门课，每年不就有了70门课？或许校方已设想出某种特别“精英”的教学模式，让我的担心完全成为多余？谈及师资聘任，《瞭望东方周刊》登载的《北京大学里出现的新“学堂”》一文引用张旭东老师的话道：“这是北大有史以来最集中的一次高端人文社会科学教授的聘任，有一个集群效应，会给教学研究带来很多好处。” 为北大有史以来学制最短的学位（乃至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学制最短的学位）启动北大有史以来最集中的高端教授聘任，着实令人费解。

据上述报道的记者所言，“长期聘任的教师采取双聘制——除了给燕京学堂的学生上课，还会进入北大其他院系的教学系统”。若此消息属实，这一举措初看倒是能够减少燕京学堂7：10的师生比率可能造成的师资“浪费”现象。然而，北大诸学科各有其自身的学科要求、学术理想和实际需要，在聘任事宜上应当享有自主权，不应由一个外在机构为其配备师资。再者，燕京学堂力推“中国学”，提倡跨学科研究，可是术业毕竟有专攻，只有在不同学科存在并繁荣的前提下，跨学科研究才有其意义。“燕京学堂”聘请的中国研究者，其中究竟会有多少人能对北大不乏底蕴的诸学科做出实质性贡献？仅举一例，对于包括英、德、法、俄语言文学系、南亚系、阿拉伯语系等诸多系所的外国语学院，燕京“中国学”专家的意义恐怕就相当有限。

以上分析若有一定道理，那么受聘于燕京学堂的70位教师似乎未必都能在教学上拥有充分的用武之地。有没有可能在校方的规划中，聘入学堂的部分师资实际上并不从教，或仅从事少量教学，而是以研究为主，可被视作“Yenching Fellows”（对应于享有全额奖学金的学生，后者即学堂英文网所称的 Yenching Scholars）？谈及教师的薪酬，上述《瞭望东方周刊》的报道引用燕京学堂院长刘伟的话：“我们的预算是按照哈佛大学的标准做的。如果一位学者对中国问题有兴趣，我们又给出了足够的尊重和经济上体面的安排，还能参与体制创新，这样的教职怎么会没有吸引力呢？” 假若有相当数量的教师不从事教学，反而享有数倍于北大其他老师的薪酬，在“校中之校”拥有办公空间，这样的安排有无必要，是否得当？校方若想邀请各国优秀学者来北大治学，为之提供资助，这一愿望本身值得肯定，但在研究机构定位、学者遴选和资源分配上应当符合学理和国情。西方颇具规模的学府常设有专聘研究人员的人文研究院，例如斯坦福大学的 Humanities Center。聘期一般为一年，有着严格的遴选程序，注重的不是申请人的学术声誉，而是拟研究课题的学术价值。薪资也很一般，目的只是解除在聘研究人员的经济顾虑，让她们这一年内不用教课，集中精力治学。据该校官方网站公布的消息，202_－15学年应聘前往斯坦福人文研究院从事研究的26名学者中，10人是来自兄弟院校的老师，8人是斯坦福本校老师，另外8人为本校博士生。我认为上述例子具有一定代表性，从中不难看出，美国此类研究中心的目的并不在于短期内提高学校的声誉，而在于促进真正的学术交流，支持校内外学人，并扶持青年学者。北大校方改革的愿望可以理解，但是希望耐心学习海外优秀学府的经验。

（四）静园 － 北大的“四方院”

北大人文学科中的中文系、俄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宗教学系的家园，原先就坐落在被宣布为“燕京学堂”地址的静园。这些系科曾在的六处庭院，对称地分布在长方草坪两边，不久前上述系所陆续迁至校园北边新建的“人文学苑”。六处古朴的庭院中林木苍翠，每年春天，庭中杏花、连翘、桃花、丁香相继开放，仲春时节，门庭上缀着一簇簇紫藤花。中央的静园草坪是学校惟一开放的大草坪，大家再此晨读、休憩、聚会、“躺在草地上看星星”，如一位同学所说。草坪北端的松竹之下有前人的墓地，给静园的典雅注入了一分静穆和凝重。从北大实际布局来看，静园也不失为校园的中心，处于教学区、图书馆、行政区和生活区的交界处。经典的美国大学校园常以一座四方院(the Quadrangle, 简称 the Quad)为核心。譬如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就是这样，校园中心区西班牙罗曼式的建筑群以四方院(Main Quad)为核心，八处花坛分布其中，毕业典礼等隆重仪式常在此举行。庭院南边的正中央坐落着纪念教堂，除了教堂之外，环绕四方院的正是斯坦福大学人文学和自然科学各系的家园，有回廊将这些家园一一相连。我常觉得静园之于北大，好比四方院之于经典的美国校园，象征着大学所追寻的谐和的精神秩序。尽管先前在此安家的人文系所已经因为教师办公空间等考虑迁往别处，我们有责任维护静园这一核心的所在对于北大、对于大学教育的象征义涵。

根据官方文字，“燕京学堂”计划“植根于北大深厚的历史文化”，真是这样吗？“燕京学堂”是新鲜事物，但并非新生事物因为新生事物是有生命力的，她的生命力来自其古老的根脉，她的新生源自对先人精神遗产的尊重、爱护和继承。

第二篇：燕京学堂根植何处

燕京学堂” 植根何处？

北京大学英文系 苏薇星

我在北京大学执教七年，此间从未听说北大成立“燕京学堂”的计划。据了解，同事们和同学们也与我一样，直至5月初北大新闻网发布“燕京学堂”举行启动仪式的消息，方才得知此事。一件关系到教育和学术理念、且会给校园的格局和象征意义带来显著改变的大事，校方为何在不让师生知情、不同多年任教于北大的老师们交流协商的情况下规划和决定？校方致力于扩大国际化教学，本可以理解。北大各院系有着为数众多的既关心教育改革、又有海外求学或工作经验的老师，校方不向她们征求意见，体现了对本校老师的多少信任和尊重？其中不少老师多年倾心研究的，正是会给中国教育前景带来深层启发的东西方人文传统。师生是任何一所学校的主体，在未与师生充分交流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具备多少合理性和可行性呢？

前些日子读了高峰枫老师的《谁的“燕京学堂”？》一文，颇有感触，我想在此补充几点随感，涉及办学理念、教育公平和校园的象征意义，我还想就目前较少受到关注的燕京学堂师资配备这一议题提出一点疑问。下文所用有关“燕京学堂”计划的资料来自北大新闻网、燕京学堂官方网站以及媒体报道。

（一）让学生“深度领悟中国文化”的“学园”？

据官方介绍，“燕京学堂”为一年制住宿式学院，培养“中国学”硕士，课程涵盖文史哲经管法诸领域，授课语言主要为英语（学堂英文网站上无“主要”字）。如此看来，海外学生不需具备中文基础，也不需在燕京学堂修中文课程。即便学习中文，一年内能达到何种程度？而另一方面，学堂有志于让学生“广泛接触中国社会，深度领悟中国文化”。不识中文，起居上课均在“校中之校”，一年后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感悟会深至何处？

《瞭望东方周刊》近期题为《北京大学里的新“学堂”》的报道引用燕京学堂副院长王博的话：“住宿式学院在国内还是新概念。大学作为一个‘知识德行生命’的共同体，最重要的目的是培养人。老师和学生在燕京学堂一起生活，能在各个方面都有所交流，这也是我们把燕京学堂英文名定为 Yenching Academy 的原因，因为 Academy 源自古希腊柏拉图创立的 ‘学园’。” 王博老师将学堂的命名追溯到堪称西方历史上第一所“大学”的柏拉图学园，其心愿值得认同。可是，名为 Academy 的学校比比皆是，美国的私立中学一般都以某某 Academy 为名，国内某些私立中学的英文名称也仿效之。师生在学堂“一起生活”，并不自然而然地意味着柏拉图学园再世。雅典城外的那所学园当然远非一年制，它不设年限，也不授学位。柏拉图在其书简《第七书》中的一段话可以说点明了学园的教育理念和方式：“［我所关心之事，即哲学，或曰爱智人生］和其他类型的学问不同，是不能付诸文字的。惟有经过长期交流，齐心奉献于这件事本身，真理才会顿时在心间诞生”。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段名言的希腊文涵义强调“长期”交流和共处。亚里士多德据称在学园生活学习习近平二十年。为一个概念模糊、未受检验的一年制学位而在古老校区大兴土木而建成的“住宿式学院”，实为学理和情理所不容。

（二）教育公平：倒退多少年？

近年来，北大热衷于学习美国名校的办学经验，而“燕京学堂”计划看来与这些学府的宗旨

和实践背道而驰。尤其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以来的半个世纪里，美国的公立和私立高校，从文理学院、州立大学到“常青藤”学府，都秉持教育公平的理念，为之不懈努力。仅举一例，在美国尽人皆知的 affirmative action这个六十年代起实行的行政法令旨在完全消除基于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年龄等因素的歧视，要求高校和聘用单位在申请者符合要求、资历同等的情况下，把入学或就业的机会给予历史上或当前遭受歧视的群体（例如少数民族和女性）。Affirmative action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面对了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复杂情形，实行了若干调整，但仍为主流，更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教育公平的理想为美国社会普遍崇尚，尽管教育的现状离真正的公平尚有距离。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的诸多高校都在以提供资助、与当地中学合办教育项目等各种方式促使民众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刻意设立“燕京学堂”这样养尊处优的“校中之校”在美国是不可想像的，这样的学院据我所知也并不存在。北大若不去学习西方学府为教育公平付出的努力，反其道而行之，不是既违反国际教育界潮流，又有悖于北大引以为荣的五四传统？

《瞭望东方周刊》的上述报道数次引用了多年在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任教、目前在北大中文系讲学的北大校友张旭东老师的话语。如果报道属实，看来在张老师的愿景中，宏大的“中国学”和精致的“校中校”相辅相成。令我费解的是，张老师在美就读和从教的几所大学，难道设有享受特权的“校中校”？想必谙熟美国教育体制的张老师，为何不把美国校园的民主平等之传统和实践多多介绍给北大，帮助母校在中国的国情中进一步实现教育公平，反而赞成创立前所未有的特权学堂？此举难免令人困惑和失望。几年前我担任研究生班主任时，需要给申请奖学金的同学在申请表上签字，表格中的一项要求学生填写家庭收入，我不止一次地注意到有些农家学子的家庭年收入不过三四千元人民币。辛酸的同时，我也略感一丝安慰，因为这几位同学没有因为家境贫困而失去在北大学习的机。“燕京学堂”若按现行规划实现，无疑会成为北大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北大在追求教育公平之路上会倒退至何种地步，可以想见。

上文参照的报道《北京大学里的新“学堂”》引用张旭东老师的话说：“年轻人一起学习生活，并了解对方的文化心理、情感世界，以后兵戎相见的机会就会少得多”（5月11日《今晚报》的版本措词稍稍不同：“以后兵戎相见的几率就会小得多”）。这话固然符合常理，可也略欠思虑。我们不会忘记，过去几十年里海内外学生的国际交流绵延不断，有增无减，诸多北大师生校友皆受益于此，花费巨资另建学堂实无必要。假如按官方英文网站的介绍，“燕京学堂”有志于培养未来世界的领军人物，假使我们希望未来的领导者们秉持自由民主平等的人文价值观，那么与周边成千上万其他北大学子的生活环境迥异的“校中之校”如何能够培养百位“精英”学生的民主理念，除非将自己作为反面例证？顺便借题发挥一句，略有反讽色彩的是，彼此了解与“兵戎相见”从历史角度来看并不矛盾。历经一战二战的诸国，不乏文明底蕴，不缺相互了解，有的甚至共享宗教或道德传统，但未尝免于彼此杀戮，何况还存在内战。若想真正减少暴力冲突，关键还在于征服自我，在于培养征服自我所需的那份谦卑、清醒和勇气，如美国诗人 Marianne Moore 在作于二战期间的一首诗中所写： “There never was a war that was / not inward;I must / fight till I have conquered in myself what / causes war, but I would not believe it.” 即便人类无法征服人性中顽固的自私、自欺和自恋，至少可以努力克制，或至少可以努力认识自我，如古人所云。而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认识人性的，正是经过诸世纪耕耘而开花结果的人文学，不是一蹴而就、华而不实的“中国学”。

（三）师生比率7：10？

上文探讨的办学理念和教育公平问题已倍受关注，接着我想转向目前看来讨论尚少的燕京学堂师资这一话题。这方面公布的资料也十分有限，可是有限的信息已让我产生一丝疑问。据官方报道，该学堂将配备70位老师，其中包括现任北大教师30人，国内外“杰出学者”20人，“国际顶尖访问教授”20人。而我们知道第一年计划招收的学生为100名，从现有报道来看，计划中今后的招生规模也大致如此。这样一来，燕京学堂的师生比率是7：10。以我所在的北大英语系文学专业为例，硕士学位学制三年，指导老师约20人，现有硕士研究生约60人，师生比率为1：3。除了给硕士生开课、指导论文，老师们当然承担着本科教学任务（现有本科生约200名），不少老师还指导博士生。一年制燕京学堂7：10的师生比率是否得体？假使每位老师一年开一门课，每年不就有了70门课？或许校方已设想出某种特别“精英”的教学模式，让我的担心完全成为多余？谈及师资聘任，《瞭望东方周刊》登载的《北京大学里出现的新“学堂”》一文引用张旭东老师的话道：“这是北大有史以来最集中的一次高端人文社会科学教授的聘任，有一个集群效应，会给教学研究带来很多好处。” 为北大有史以来学制最短的学位（乃至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学制最短的学位）启动北大有史以来最集中的高端教授聘任，着实令人费解。

据上述报道的记者所言，“长期聘任的教师采取双聘制——除了给燕京学堂的学生上课，还会进入北大其他院系的教学系统”。若此消息属实，这一举措初看倒是能够减少燕京学堂7：10的师生比率可能造成的师资“浪费”现象。然而，北大诸学科各有其自身的学科要求、学术理想和实际需要，在聘任事宜上应当享有自主权，不应由一个外在机构为其配备师资。再者，燕京学堂力推“中国学”，提倡跨学科研究，可是术业毕竟有专攻，只有在不同学科存在并繁荣的前提下，跨学科研究才有其意义。“燕京学堂”聘请的中国研究者，其中究竟会有多少人能对北大不乏底蕴的诸学科做出实质性贡献？仅举一例，对于包括英、德、法、俄语言文学系、南亚系、阿拉伯语系等诸多系所的外国语学院，燕京“中国学”专家的意义恐怕就相当有限。

以上分析若有一定道理，那么受聘于燕京学堂的70位教师似乎未必都能在教学上拥有充分的用武之地。有没有可能在校方的规划中，聘入学堂的部分师资实际上并不从教，或仅从事少量教学，而是以研究为主，可被视作“Yenching Fellows”（对应于享有全额奖学金的学生，后者即学堂英文网所称的 Yenching Scholars）？谈及教师的薪酬，上述《瞭望东方周刊》的报道引用燕京学堂院长刘伟的话：“我们的预算是按照哈佛大学的标准做的。如果一位学者对中国问题有兴趣，我们又给出了足够的尊重和经济上体面的安排，还能参与体制创新，这样的教职怎么会没有吸引力呢？” 假若有相当数量的教师不从事教学，反而享有数倍于北大其他老师的薪酬，在“校中之校”拥有办公空间，这样的安排有无必要，是否得当？校方若想邀请各国优秀学者来北大治学，为之提供资助，这一愿望本身值得肯定，但在研究机构定位、学者遴选和资源分配上应当符合学理和国情。西方颇具规模的学府常设有专聘研究人员的人文研究院，例如斯坦福大学的 Humanities Center。聘期一般为一年，有着严格的遴选程序，注重的不是申请人的学术声誉，而是拟研究课题的学术价值。薪资也很一般，目的只是解除在聘研究人员的经济顾虑，让她们这一年内不用教课，集中精力治学。据该校官方网站公布的消息，202_－15学年应聘前往斯坦福人文研究院从事研究的26名学者中，10人是来自兄弟院校的老师，8人是斯坦福本校老师，另外8人为本校博士生。我认为上述例子具有一定代表性，从中不难看出，美国此类研究中心的目的并不在于短期内提高学校的声誉，而在于促进真正的学术交流，支持校内外学人，并扶持青年学者。北大校方改革的愿望可以理解，但是希望耐心学习海外优秀学府的经验。

（四）静园 － 北大的“四方院”

北大人文学科中的中文系、俄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宗教学系的家园，原先就坐落在被宣布为“燕京学堂”地址的静园。这些系科曾在的六处庭院，对称地分布在长方草坪两边，不久前上述系所陆续迁至校园北边新建的“人文学苑”。六处古朴的庭院中林木苍翠，每年春天，庭中杏花、连翘、桃花、丁香相继开放，仲春时节，门庭上缀着一簇簇紫藤花。中央的静园草坪是学校惟一开放的大草坪，大家再此晨读、休憩、聚会、“躺在草地上看星星”，如一位同学所说。草坪北端的松竹之下有前人的墓地，给静园的典雅注入了一分静穆和凝重。从北大实际布局来看，静园也不失为校园的中心，处于教学区、图书馆、行政区和生活区的交界处。经典的美国大学校园常以一座四方院(the Quadrangle, 简称 the Quad)为核心。譬如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就是这样，校园中心区西班牙罗曼式的建筑群以四方院(Main Quad)为核心，八处花坛分布其中，毕业典礼等隆重仪式常在此举行。庭院南边的正中央坐落着纪念教堂，除了教堂之外，环绕四方院的正是斯坦福大学人文学和自然科学各系的家园，有回廊将这些家园一一相连。我常觉得静园之于北大，好比四方院之于经典的美国校园，象征着大学所追寻的谐和的精神秩序。尽管先前在此安家的人文系所已经因为教师办公空间等考虑迁往别处，我们有责任维护静园这一核心的所在于北大、对于大学教育的象征义涵。

根据官方文字，“燕京学堂”计划“植根于北大深厚的历史文化”，真是这样吗？“燕京学堂”是新鲜事物，但并非新生事物，因为新生事物是有生命力的，她的生命力来自其古老的根脉，她的新生源自对先人精神遗产的尊重、爱护和继承。

202_年5月31日

第三篇：书香燕京

书香燕京-中国梦我的梦

诗词韵里游江西

区县：房山 单位:石楼中心小学 姓名：梁演

诗词韵里游江西

今年我参加红色之旅活动，去了江西—一个美丽的省份。那个红色革命的发祥地。

当我坐上南下的火车，心早已飞到了那个向往的地方，虽说我也不知到那里后是个什么样子，自己又是一个年过40岁的看淡生活的人，但是那种儿时的冲动和欢快让我兴奋不已——我心飞翔。

我们刚踏上江西的地界，就看到了九江段的大桥，宽宽的大桥横跨长江，显得特别雄伟壮观，我们一直生活在北方的人，只有跨过了长江，还可以说到了祖国的南方，今天终于算是跨过了长江了。长江之水从桥下流淌，并不算湍急，平静的水面上有船只在航行。

到达江西九江站时，正是早晨，我们就开始了第一站庐山之行，庐山一个风景秀丽的景点。那里山并不算高，可是非常有名气，唐朝著名诗人李白就曾写出《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诗句。当我们登山山峰，看见满眼的葱绿，顿时心胸开阔，心旷神怡。深深地峡谷中不时有团团云雾升腾上来，真是人间仙境一般。像雾像雨又像云，美不胜收。看着车窗外的山上绿色葱绿，小野花遍地。真实原始的绿色，不加雕琢，给人心旷神怡的遐想据导游讲我们乘坐的大巴车要经过396道弯，才能到达庐山的旅游景区。下车后，我们被眼前的景致吸引住了，在这海拔1000多米的山上，竟有这样精巧的建筑，一个个别墅依山坐落，独具匠心，白墙红顶，透着十足的洋气。路上一尘不染，干干净净，一个个小店铺比比皆是，成为旅游区的一个特色。我们到住所放好行李后，第一站去了《庐山恋》电影的拍摄场地芦林湖，风景依然那样的秀丽；湖水清澈，波光潋滟。当年的男女主人公就是在这里相亲相亲的。绿色的山，环抱着清澈的水，是我们这些生活在平原的人从来都想象不到的——美!我们跟随着导游，顺着石阶时上时下的，呼吸着天然的氧气，享受着天然的美景，山上到处是挺拔的松树，笔直的翠竹。虽说走的腿脚都累了，但是我们的心理依然是冲动和好奇的，不知在下一处会看到怎样的新奇。在庐山上，我们还登上了含鄱口，可以观看到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真不知该用什么词语形容这里的仙境，山下不时的有云雾升

腾上来，忽的碰到山壁，转而改变了去向，忽忽悠悠的又飘得另一个方向。我们根本看不到山下的湖，可我们依然感觉到了湖水的美丽。它的秀色充溢在我们的心理。我和周燕在上面照了好多照片，用相机抓住这个美丽景色。我们还在毛主席题写的“险峰”上，照了张合影，留住这美丽的时刻。

庐山有名人居住过的“美庐别墅”，依山势而建筑，古朴典雅，花岗石砌成的高墙，掩映在浓浓的绿树之中，通过铁栅栏一眼就可以看见。曾经有蒋介石，毛泽东等历史人物在此居住；还有“周恩来故居”，都是非常适合人们居住的避暑胜地，空气中含有大量的氧气、适宜的水份，尤其是在这个夏天，更显得舒适。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当选庐山第一。

我们还去观光了江泽民主席的老家——江湾，风景秀丽的小镇，那里有一府六院的老宅子，分辈分，分级别的居住在不同的小宅子，真是典型的封建社会，高高的门槛足有一尺高，拦住了大家闺秀的脚步。这里还有私塾，可想当时有钱人家也是非常注重教育的。排排课桌摆放得整整齐齐，墙上悬挂着老师的墨宝，激励着每一位学子。仿佛听到 “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相远······”的小少爷的朗朗读书声。我和周燕一直以老同学相称，今天真是应该坐个前后桌，来张古老的同学合影，彰显我们的个性。江湾，还有两层楼高的戏台，台柱子上雕刻着各种各样的图形，现在看起来都是很时尚的，古老的样子，一直唱出时代的声音，鉴证着我们的生活从古至今都是那么美好。我们去了最美的乡村——婺源，婺源的经济作物中历来以茶叶为主，所生产的绿茶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旧有“祁红婺绿”之称。祁红，是指祁门及周边地区所产的红茶，婺绿则是婺源的绿茶。李坑，世外桃源一般的生活，远离尘世间的喧闹，清新秀美，河岸边的小楼具有典型的徽式建筑特色，小桥流水人家，自给自足的社会，显示着人们生活的恬静优雅。难道这就是人间的天堂？导游还介绍说，“都说杭州女子美，但喝得是我们婺源人的洗脚水”，可见西湖水是从婺源流淌下去的，养育着西湖的美女。

心中默诵着毛主席词：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一九六五年五月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我们来到了革命的胜地——井冈山，井冈山根据地高山和丘陵占全境总面积的一半以上，红军的作战、行军、发动群众、建党建政、休养生息，无一离得开山区。连绵不尽的群山和崎岖蜿蜒的小道，率先向红军指战员发起了挑战。经济落后，生活艰苦，更锤炼着每一个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的信仰、胆略、气概和毅力。可以说每个人上山之始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精神生活之艰苦。然而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工作、生活，红军战士们赢得了挑战的胜利，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磨练出了坚强的意志。由对大山的畏惧到打仗能爬山，再到热爱井冈山；由缺油少盐，南瓜充饥的窘迫到高唱“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的豪迈歌谣，便是他们适应自然、征服自然、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精神的最充分体现。

井冈山精神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一个蕴涵丰富的巨大精神宝库。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以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在这条道路的指引下，井冈山斗争的星星之火，燎原全国，最后夺取了全国的胜利。正是这段坚苦卓绝的斗争，我们党培育和形成了闪耀着共产主义光芒的革命精神--井冈山精神。江泽明主席将井冈山精神内涵概括为六句二十四字：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于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这几方面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

井冈山斗争的历史证明，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始终不渝的革命信念，就没有井冈山革命道理的开辟，这正是井冈山精神内涵的根本所在。

我们站在这片热土，应该给革命先烈们深鞠一躬，你们也曾年轻貌美，可当战争需要时，义无反顾的抛弃个人利益，为了解放、为了我们的幸福生活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我们敬仰你们！新时代生活着人们，更应该珍惜自己美好的生活，在幸福中寻找属于我们的快乐人生！

短短的几天行程，我们知道了江西的一些人文地理，让我们更加热爱这片红土地，同时在这片热土上也留下我们的足迹，我们的红色之旅，那么的有意义。爱我的江西，爱我的祖国！

第四篇：燕京啤酒



5、通过查找一家上市公司的最新资料，请做经营风险管理方面的案例分

析，并思考应如何处理好经营风险管理与财务风险管理的关系

燕京啤酒1980年建厂，1993年组建集团。在发展中燕京本着“以情做人、以诚做事、以信经商”企业经营理念；始终坚持了：走内涵式扩大生产道路，在滚动中发展，年年进行技术改造，使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坚持依靠科技进步，促进企业发展，建立国家级科研中心，引入尖端人才，依靠科技抢占先机；积极进入市场，率先建立完善的市场网络体系，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目前全国市场占有率达到12%以上，华北市场45%，北京市场在85%以上；积极完成股份制改造，由产品经营转向产品与资本双向经营，1997年两地上市，独特的“红筹背景、A股身份”股权结构模式，为燕京快速稳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资金保障；精心打造企业文化，长期培育的“尽心尽力的奉献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敢打硬仗的拼搏精神，顾全大局的协作精神，为企业分忧的主人翁精神” 以奉献机制与激励机制相结合的分配模式，促进企业快速发展。

燕京啤酒集团一九九六年开始股份制改造，经过一年认真细致的筹备工作，燕京啤酒集团公司于1997年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并在半年内获得了两个融资渠道：一个是1997年5月参加了北京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的红筹股上市，二是1997年6月25日在深圳证券市场A股上市。燕京啤酒具有A股和红筹股双重概念，这种独特的股权结构使燕京啤酒集团公司可以横跨大陆与香港两地证券市场筹资，拓宽了融资渠道，而且燕京啤酒集团公司通过股权置换持有北京控股有限公司6.9%的股份，李福成出任北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

进入资本市场后，燕京共募集三十多亿元的资金，主要投向于扩大啤酒生产规模优势、进行技术改造、资本运营和品牌经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燕京品牌的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同时燕京参与了一批战略投资项目，涉及生物制药和高校科研成果产业化等领域，这些投资项目将为公司带来良好的长期回报。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燕京的旗舰企业，始终注意正确处理好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的关系；市场战略布局与经营战术配置的关系；自身健康发展与复杂的行业整合的关系；资本的有效运作与给股民以良好回报的关系。在做强的基础上做大，强强联合、收购重组那些有市场潜力的企业，把燕京做成啤酒行业真正意义上的航空母舰。

燕京啤酒公司年產10萬噸純生啤酒生產線竣工投產（202_.4.2）

3月22日，燕京啤酒（曲阜三孔）有限责任公司内彩球高悬、鲜花锦簇、人潮涌动、音乐欢快。在一阵阵礼炮声中，公司10万吨纯生啤酒生产线竣工投产庆典仪式，在厂区内隆重举行。

根据集团整体战略部署和燕京啤酒在山东市场的发展目标，集团公司向燕京三孔公司投资3000万元，对原包五车间两条2万瓶/小时的广轻线进行技术改造，新上一条3.6万瓶/小时的全自动纯生啤酒生产线。此项目于202_年9月进行基础改造，11月17日进行新设备的安装与调试，202_年3月16日进行纯生啤酒的试生产，一次灌装成功。

曲阜市副市长韩冬代表市委、市政府致辞，向项目的竣工投产表示祝贺。他说，这个项目的竣工投产，必将提升我市经济实力，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同时希望三孔公司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借现代化的装备，强化经营管理，尽快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为建设富裕、文明、开放、和谐的新曲阜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戴永全向纯生啤酒生产线的竣工投产表示祝贺。燕京三孔公司合资以来，受到山东省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大力支持，使企业长期处于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在全体干部员工的共同努力下，不断深化企业改革，适度调整经营思路，大力推广燕京品牌，使企业产品结构、品牌结构、市场结构获得了明显改善，经营面貌发生质的变化，实现了产销两旺，区域市场优势正在逐步形成。这条纯生生产线的竣工投产，是我们优化产品结构、强化品牌培育的重要举措，其必将加快燕京品牌在山东市场的有利提升，促进燕京啤酒在山东市场的迅速扩大。同时寄希望于公司，要以此为契机，充分发挥现代化的技术优势，提升产品品质，扩大中高档市场，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绿色、高质的产品，实现企业更好更快发展。

燕京三孔公司董事长宋宝和在讲话说，合资十年来我公司以燕京品牌为依托，以产品、市场、品牌三大结构调整为手段，积极转变观念，深入挖掘潜力，通过内抓管理，外拓市场使公司走出了困境，走上了健康发展轨道。这条全自动化纯生啤酒生产线的顺利竣工投产，凝聚着燕京总部领导对我们的殷切希望和对公司的美好祝愿。新生产线的竣工投产，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整体装备水平，增加企业的实力，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面对社会各界的厚爱，公司全体干部员工继续发扬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优良传统，牢固树立“以情做人、以诚做事、以信经商”的经营理念，不断提升技术、装备、管理水平，以生产高品质的产品为目标，全心全意回报社会和广大消费者。

庆典仪式结束后，与会领导和嘉宾参观了纯生啤酒生产线的生产现场。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国际国内市场的开拓与发展壮大，企业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也就越来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控制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也就成为当前必须加以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企业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产生于企业发展的各个阶段。经营风险主要包括市场风险和收益风险;财务风险主要包括支付风险和资产风险。在筹办初期，企业存在创业的风险，如何规划企业的未来与发展方向将决定企业的命运;在企业投产后的经营过程中，各种各样的风险更是隐藏其中，资金风险、市场营销风险、新产品开发风险等，任何一环的疏忽和纰漏都会给企业带来极大的危害;在企业的各项经营管理活动中，授权风险、决策风险、内部牵制

风险等，都对企业管理与控制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规避风险，防患于未然成为当今企业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一个企业的赢利能力与其防范风险的能力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规避风险、控制风险的能力，就不可能有赢利能力。这主要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追逐利润，利润伴随风险;利润越高，风险越大。要想赢利就必须学会控制风险。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必然会出现风险。问题是面对风险我们应该怎么办?是在制度上下工夫，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把漏洞补牢，还是只顾查处事件，追究责任，忽视从制度上堵塞漏洞，致使问题重复出现?一个肯定的回答是，面对风险，必须全面加以分析，进行风险的评估，制定相应的风险防范对策，将风险掌控在可控范围之内。

那么，究竟如何防范和控制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呢?首先，企业必须全面分析经营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并对风险进行评估容忍度的确认，建立规范的风险监控体系。

在风险管理框架中，由于要针对不同的目标分析其相应的风险，因此目标的制定自然就成为风险管理流程的首要步骤，并将其确认为风险管理框架的一部分。按照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的理论，企业应当在以下8个领域确定目标：即市场营销、创新、人力资源、财务资源、实物资源、生产力、社会责任、利润需求等。

企业的目标是由相应的机构和部门去实现的，这些部门也就成为风险监控体系的组成部分。在企业目标与相应目标的风险确认后，定期地进行风险测评成为风险监控的重要过程。风险的测评，不仅要有测评结论，还必须对今后的控制提出前瞻性提示和防范措施。其次，建立风险管理制度，从制度上控制和规范风险的发生。

建立风险管理制度，就是建立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企业的内控，就是要通过制订流程、执行流程、监控流程，来控制“不同人的行为”可能带来的风险，保证风险可知、可控、可承受。目前，国内有众多的公司在美国上市，根据202_年7月30日美国国会通过的萨班斯法案，建立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成为在美上市的必备条件。

如何建立一套适应公司风险防范的内控制度呢?以下五点原则是必须遵守的：

1.相互牵制原则 企业每项完整的经济业务活动，必须经过具有互相制约关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控制环节方能完成。在横向关系上，至少由彼此独立的两个部门或人员办理以使该部门或人员的工作受另一个部门或人员的监督;在纵向关系上，至少经过互不隶属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岗位或环节，使下级受上级监督，上级受下级牵制。对授权、执行、记录、保管、核对等不兼容职务要相互分离控制。

2.协调配合原则 各部门或人员必须相互配合，各岗位和环节都应协调同步，各项业务程序和办理手续需要紧密衔接，以保证经营管理活动的有效性和连续性。协调配合原则是相互牵

制原则的深化和补充。贯彻这一原则，尤其要避免只管牵制错弊而不顾办事效率的机械做法，必须做到既相互牵制又相互协调，从而在保证质量、提高效率的前提下完成经营任务。

3.程序定位原则 企业应该按照经济业务的性质和功能将其经营管理活动划分为若干个具体工作岗位，并根据岗位性质相应地赋予职责权限，规定操作规程，明确检查标准，责、权、利统一。形成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专职、办事有标准、工作有检查，以此定出奖罚制度，增加每个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提高工作效率。

4.成本效益原则 实行内部控制的成本要低于由此产生的收益，力争以最小的控制成本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5.层次效益原则 正确处理企业内部控制层次与工作效率的关系，防止以增加层次的“人海战术”来获得较好内控效果的现象。以高效、有用为出发点，合理设置内控层次(或人员)，明确各个层次的职责权限，强化各相应层次的责任心，提高企业内部控制的有用性和效率性。如今，国内各公司正竞相推广和实施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构成公司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风险管理的框架中包含内部控制，对管理层来说是一个丰富的概念集合和管理工具。以往我们许多企业经营风险的发生并非是没有制度，而是企业经营者违规操作。所以内控制度还必须规范这种违规操作的行为，从根本上实现内部控制的管理作用。再次，建立风险应急机制，一旦风险发生，应采取最有力的措施，将风险控制在最低限度内，减少损失，保证企业的根本利益。

这种现象的发生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但又是必须考虑的问题。我们在前两个方面的努力是为了控制风险的发生，但如果出现控制的失败，风险就必然会发生，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有相应的应急措施，将风险重新加以控制，其结果是要将损失减少到最低的范围，保证企业的根本利益不受损害。

以上三方面的工作是我们控制企业经营风险必须加以努力和完善的重要部分。在风险的控制和管理中，企业的领导者处于风险控制的核心，企业领导的风险意识、自觉遵守内控制度的决心和行为影响着企业风险控制的成败。

财务部门作为风险控制的主要管理部门，通过内部控制体系监控企业的经营行为，达到控制执行的最终目的。而预算管理将贯穿内部控制过程的始终，成为内部控制的最核心手段。目前，企业风险的防范意识已越来越强列，这将有助于燕京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在当今中國中，能够在风生水起的全球化经济圈内站稳脚跟，不断发展壮大的必定是那些能驾驭风险、有效控制风险的佼佼者。

第五篇：书香燕京

书香燕京

北京市城北中心小学六年级（2）班高睿

午后的阳光洒了我一身，我舒服的伸伸懒腰。我刚读完《城南旧事》，它让我穿越回了我爷爷生活的那个年代。

故事中的英子和爸爸妈妈漂流过海，来到了今天的北京城南居住。那里有星罗密布的胡同，清脆的老北京吆喝，好吃的北京小吃，这一切都让英子感到新奇，为之着迷。会馆门前的疯女子、遍体鞭痕的小伙伴妞儿、出没在荒草丛中的小偷、朝夕相伴的乳母宋妈、沉疴染身而终眠地下的慈父„„在一个又一个故事背后，更多的是作者对老北京的着迷与留恋。

读了这本书，我仿佛穿越回了老北京的城南。记得爷爷说过当年世道上有很多小混混，小孩玩就打，不管有没有理。英子就是在玩的时候遇到了给我印象最深的疯女人秀贞，刚开始，我还为英子捏了一把汗；真担心英子会不会被秀贞伤害；后来我知道妞儿就是小桂子时，不禁泪如雨下——母女俩终于重逢了！秀贞准备带着妞儿去找思康叔，英子就把钻石表盒金手镯送给秀贞„„我读到这里，大为感动：那么小，英子就懂得关爱、友谊。也难怪英子的童年是幸福的，是甜蜜的，是无忧无虑的。

故事并不全是美好的，当秀贞和妞儿团聚后，为了寻找妞儿的爸爸，她们母女俩惨死在火车车轮下。这件事一定给樱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回忆，但英子并不是因为这件事就失去快乐，她还有很多的快乐等着她去发现。而我们的童年不是那样，我们要一直学习，还有很多

补习班，没有时间去玩，更没有时间来寻找快乐，甚至连帮助人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不喜欢现在，喜欢过去，喜欢过去那没有补习班的日子，喜欢那不用天天上课的日子。其实我们的年龄和英子都很相仿，只要适当分配时间，还是很快乐的。

《城南旧事》就像橄榄先很甜后来涩，这提示了我们：花谢了可以再开，果掉了可以再结，童年过了却不能再来，正如“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我们要好好的珍惜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