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传统艺术与民族民间艺术的关系指认与当下整合

中国传统艺术与民族民间艺术的关系指认与当下整合

摘 要： 本文从中国传统艺术与民族民间艺术的关系指认入手，通过分析，指出中国传统艺术与民族民间艺术既有区别又相交融，共同构成中国艺术极其重要的双重层面。中国传统艺术与民族民间艺术经历种种变迁，在当代中国共同面临着某些相似的文化困境与生存、发展挑战，为了应对这种挑战，我们应该对中国传统艺术与民族民间艺术采取多种手段，有效地进行整合，在整合中求得中国传统艺术与民族民间艺术更好地发展。

关键词：传统艺术 民族民间艺术 整合 创新 

本文所讨论的中国传统艺术，是指诸如中国画、书法、民乐和传统戏剧戏曲等，已经具有一定历史传承，且与文人创作、文人观赏联系密切的传统艺术。而我们所说的民族民间艺术，则指富有民族、民间特色，源自民间并在民间流传的民歌、民间故事、剪纸、少数民族舞蹈、舞龙、舞狮、赛龙舟、皮影戏、花鼓、唱大戏等。纵观中国文艺发展史，传统艺术与民族民间艺术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再次确认和理性分析，在文化全球化与市场化的今天，不仅具有学术研究价值，而且也直接关乎传统艺术与民族民间艺术的未来走向，及其在新世纪里继续发展的各种可能性。

一、中国传统艺术与民族民间艺术的整体关系指认

毫无疑问，民族民间艺术具有民族性、地域性、民间性、群众性、历史传承性等特点。长久以来，形态各异的民族民间艺术，在各民族的文化区域、广大的民间（乡野、集镇与市井民众间）孕育、发展、演变与传承。中华民族民间艺术所具有的这种文化传播特点，既体现出华夏各民族旺盛的生命活力，也凝聚了质朴的民族、民间智慧。作为一种与广大人民群众紧密相连的艺术形式，民族民间艺术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承担了重要的功能。首先，民族民间艺术强烈的民间趣味，使其往往成为众多群众参与的公共活动，每到年关、节庆，乡民唱大戏、舞龙、舞狮、赛马、皮影表演、踩高跷、扭秧歌等受到广泛欢迎，成为群体性自娱自乐的艺术形态。另一方面，由于民族民间艺术所特具的草根性，它们是民族民间文化最直接的艺术性展示，所以，它们往往也成了一种群体性的传递历史记忆的文化仪式。汉民族的舞龙活动，通过虚拟的龙的形象，表达了祈福、祝愿的文化内涵。一些少数民族舞蹈、仪式性表演，则保留了本民族原初状态（甚至是原始社会）的文化风貌，这些具有民族、地域文化特色的表演，某些仪式性的内容，不仅具有人类学的价值，更承继、传达了来自先民的文化记忆、生存模式与价值选择，因之也深含着独特的民族文化意蕴。

相对民族民间艺术的乡土气息与自由洒脱，传统艺术似乎更具有程式化、秩序化特征。它往往经受过主流文化秩序的洗礼、熏陶，虽然其原初形式可能颇为朴拙，但在主流文化秩序内，屡经历练、整合与更新，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艺术规则，甚至相当精致的表现形式和技法，也拥有了一种相对规范化的发展倾向。我们不难在中国山水、花卉、虫草绘画以及京剧等传统艺术形式中发现上述特征：京戏的程式化，人物画、山水画、花卉画中所共同遵循的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等审美原则都对艺术创作者提出了需要遵守的基本范式。

但是，如同华夏艺术自身具有极端的多元性和极大的包容性一样，中国传统艺术与民族民间艺术作为华夏艺术共同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恰恰相反，两者之间具有很大的交叉、包容的成分，这种交叉性、关联性恰恰是我们认识中国传统艺术与民族民间艺术间互有联系，互相影响的重要方面。

从传统艺术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来看，传统艺术从民族民间艺术中吸取了大量的艺术养分。习惯上被认定较正宗的中国艺术种类，如诗、词、歌、赋、文人书画，乃至于京剧、越剧中的传统精品，如程砚秋、梅兰芳、周信芳等大师的名段子，实际上与民族民间艺术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它们本都来自民间，有非常明显的地方性、民族性，甚至私人化（个人化）的痕迹。且不说诗、词、歌、赋本来都是能吟唱的，最早的调子与民间流传的唱腔有关，文人诗词中的得意之句也往往与活用俗语俚词，以平淡而出新，化腐朽为神奇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是被世人誉为国剧的京剧本身即源自民间的地方小戏曲，1790年三庆、四喜、和春、春台四大徽班进京之后逐渐革新，革除若干不够文雅、规范和较低俗的成分，才逐渐趋于精致、简练，最终成为占主流地位的国剧，并形成一种程式化的表演艺术。但其内部还保留着来自民间的文化痕迹（比如舞台布景的简约、某些始自民间的唱腔、唱法）。又如艺术大家齐白石的国画创作，尽管他的创作经历了一个从最初相对写实，到逐渐倾向写意，直至最后简淡的艺术风格变化，其艺术手法、趣味也越来越具有文人气质。但白石先生最初来自民间的文化身份，他最初的绘画技法、艺术思想均带有较强烈的民间趣味，在齐白石逐渐进入主流画坛之后，这种质朴的趣味和色彩仍或多或少地在保留在他的艺术创作之中，并对其后的中国花鸟画创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中国传统艺术与民族民间艺术也具有若干相似之处。中国艺术在造型上，对线条的表现力格外重视，长期以来，中国传统艺术与民间艺术均大量以线条作为主要的造型手段，通过对线条艺术化地运用，达到既有变化又富和谐美感的整体艺术审美效果。中国传统的人物、山水、花鸟画特别讲究线条造型，在浓淡相宜的笔墨运用中，追求神似取胜的艺术佳境，尤其是中国山水画的造型处理，往往看似只是简单的数笔，但却精妙地捕捉到自然造化的精魂，勾勒出灵山秀水的无穷妙境。中国的传统书法也具有这种神奇的精神性追求，无论草、楷、隶、行，各种书法流派都讲究以线条造型为基本要义。诸多形态各异的线条运用表现了书法家或沉稳或张扬的艺术个性，同时，各种线条富于生命力的布局配置，又使之成为一件富有整体和谐美感的艺术作品。而中国的剪纸艺术虽然源自民间，却也具有相似的艺术追求，尽管其工具是剪刀等器材，但它同样以线条为主要的造型手段，也格外强调线条的表现力，而且与传统的书法、绘画一样，追求整体、和谐的艺术效果。

至于戏曲表演艺术，诚如王国维先生所言：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而纵观 传统的京戏、昆曲、越剧，以及各种民间地方戏曲，演员的身体、声音都是主要的表演媒介和艺术造型手段，形成了以演唱（念白）、形体线条、动作造型为表现手段的表演语汇，虽然在具体的演员身段运用、戏曲唱腔、服饰风格、唱词内容、伴奏形式等表现手法上存在差异，但在艺术形态基本元素运用上，它们却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在化妆和道具运用的选择上，传统戏曲与民族民间艺术也具有某种类似之处。比如，传统的京剧在讲述故事时往往使用形态各异的脸谱，以视觉图谱方式展现剧中人物所属的性格类型，从而实现辅助叙事的功能。无独有偶，在我国云南、西藏等某些少数民族舞蹈、戏曲（比如贵州的傩戏）中也使用类似的化妆（或面具），并承担着相似的叙事或象征功能。不仅如此，在道具、布景的运用理念及方法上，传统戏曲与民间戏曲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简洁的舞台布景设置，写意性的、自由的虚拟时空转换，成为两者的共通之处。京剧舞台的布景设计尽量简化，一桌一椅，便有说不尽的妙用，所谓三、五步走遍天下，七、八人雄兵百万，一方小小的舞台，凭藉演员的念、唱、做、打，便蕴含着变化无穷的自由时空。而民族民间表演艺术，同样不以布景、道具的繁复取胜，虽然布景简单（甚至不用布景），但同样可以起到以一当十，寓真实于虚拟之中的艺术效果。

追溯中国传统艺术与民族民间艺术的内在关联，或许可从它们的文化基因中寻找源头。无论中国传统艺术还是民族民间艺术，追根究底，都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们的文化艺术精神均来自同一文化的传承。例如，天人合一的思想古已有之，不仅儒、道、佛中都讲天人合一，民间信仰、民族艺术中也透出了对天人合一的普遍认同，只是在民族、民间艺术内往往更明显、更具体地表现为一种形而下的崇天泛神的演示，如民间戏曲与歌舞中所展示的敬天祭祀，祷告苍天保佑婚姻美满，早生贵子，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等等，可谓屡见不鲜。天人合一不仅仅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它也是中国人所追求的一种人生理想，人生境界。于是，在天与人之间关系的思索与指认过程中，中国人一方面形成了崇尚自然、热爱生命的文化精神，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局部与整体关系的辩证认识，一种独特的整体艺术审美关照与不过分苛求细节真实的艺术审美观念。如儒家所倡导的允执其中、礼之 用，和为贵、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国道家所强调的自然、平淡、真切，天地与我并 生，万物与我为一等等，都有形无形地渗透至传统艺术和民间艺术的方方面面。事实上，中国文人山水画的散点透视、留白、虚实相生等创作理念与构图方法，正反映了这种重整体、贵领悟的艺术思维。在这种创作与欣赏旨趣的引领下，创作者往往只是采用写意手法，用线条大致勾勒自然山水的一隅，留下大片的空白，让观赏者在实与虚的关系组合中，自己去体验生命之气韵、宇宙之浩淼、自然之博大，从而获得更为深邃的整体性的艺术审美享受。又比如中国的传统音乐与民族民间艺术对意境的追求。无论是传统的雅乐、燕乐以及后来的潮州音乐、广东音乐、江南小调等民族音乐，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在空旷、虚静的音乐框架内刻意追求灵气的流动，使人的感觉、认识、情绪与整个物质世界同存于一个织体，在听觉的世界之外，营造出一个充满联想的景外景、象外象的广阔空间。

第二篇：毛泽东人生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关系辨析（范文模版）

毛泽东人生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关系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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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于19世纪末、辉耀于20世纪的毛泽东，是一位文韬武略兼备、内圣外王合一的旷古未有的伟人。他洞悉社会发展规律和必然趋势，学习马克思主义真义，吸取中国传统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生价值观。

一

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人作为价值主体和客体之统一的存在物，他的言论行动既能满足他人、社会以及自身的需要，同时又要求从他人、社会和自身的活动中得到满足。个人对社会群体需要的满足，也是社会对个人行为实践的一种肯定和评价。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和社会实践活动，都是一个能动的创造价值的过程。

在儒家学派看来，社会是由人构成的集合体，每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人无群不能为主，群而无分则发生争斗混乱。为此，便有圣人出来，制礼作乐，明分使群，使社会群体内部的个体分处不同等级，恪守不同分位，克尽不同职责。孔子主张君臣父子的等级隶属关系，孟子首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将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分为五个层次，规定各等级的人应尽的义务和必须恪守的行为规范。同时，儒家承袭宗法血缘关系这一原始社会的文化遗存，由修身齐家向外辐射，以至于治国平天下，以德为本，以仁为怀，亲亲尊尊，忠恕爱人，博施济众，仁民爱物。

儒家文化在强调整体和谐和奉献价值的同时，着意强调人格的独立及其价值，正是个体的独立人格和自觉的道德意识，才为个体的社会价值奠定了坚实而深厚的思想心理基础和道德情感基矗孔子倡导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孟子则区别人之作为“天爵”的内在的仁心善性和作为“人爵”的外在的名利禄位，认为前者来自天斌，不可剥夺；后者来自世俗，既可得之，亦可失之。两相比较，“天爵”比“人爵”更为珍贵、更有价值。他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这就是说，人人都具有自己的价值，这种价值既不可从外面赋予，亦不可用强力夺走。这实际上是一种内心的道德价值和独立不倚的高尚人格的价值。

毛泽东在思考和阐释人的社会价值时，不以先验的人性论和宗法血缘关系作为立论依据，而是从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出发。但他在重视群体的价值和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奉献这两点上，与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有相通之处。在社会个体与社会群体的比较中，毛泽东重视群体的作用，高扬群体的意义和价值，一贯强调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要求共产党人相信、依靠、组织、发动群众，领导群众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斗争。如果脱离群众，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拥护，将一事无成。在强调群众和政党的群体价值的同时，毛泽东也重视个人的价值，认为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洞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富有政治上的远见卓识、有高超的工作能力和领导艺术、具有坚定的政治理想和顽强的斗争意志的领袖人物，对于革命的发展和成功关系重大。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注意识别、培养、关心和爱护干部，充分发挥干部在群众斗争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比较中，毛泽东强调个人无私奉献的社会价值。他认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完善，并不能自发地导致共产主义的实现。只有使全体人民自觉追求这一目标，并把努力工作、无私奉献的价值观内化为自觉的意识，外化为具体的行动，积极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才能保证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实现。为了将来大目标的实现，生活于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需要付出自己毕生的智慧、才能和力量，甚至需要牺牲自己的生命。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十分注意满足人的生存、安全、自尊等方面的需要，注意创造条件，期望人的生存价值的实现。他的一生都在为消灭蔑视人、残害人、剥削人、压迫人、侮辱人、践踏人、奴役人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努力，都在为建立人皆平等、人的各种权利都能得到保障，人的潜在能力可以得到充分发展和发挥的社会制度而斗争。他重视人的生存和安全需要，要求党和政府关心群众生活，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而斗争；即使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他也要求人民军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切实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毛泽东肯定个性发展的重要性，认为个性发展既是民主革命胜利的条件，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得以胜利的条件。如果不把千百万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不把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从资本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不把人们从旧式的家庭伦理关系下解放出来，以谋求人的全面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和胜利就无从谈起。他重视人的社会价值和自尊的人格价值，反复告诫党的干部要克服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尊重群众的利益、力量和创造精神，支持人民群众直起腰来，挺起胸来，真正自我主宰，当家作主。他也十分关心人的发展价值的实现，他同情、理解受压抑的小人物，痛恶尸位素餐、压抑人的个性、埋没人才的官僚主义和苛严的社会环境，试图创造一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使自我价值得到实现的社会主义新人层生辈出、健康成长。

二

人的价值之大小和人格之高下固然要视其对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之贡献的大小，但主体之心性品格、为社会奉献牺牲的自觉意识和义务观念似乎更本质和更具有决定意义。人生价值选择是主体的一种自觉的意识、自觉的选择。在一定意义上，人生总是处在一系列的价值关系之中，面临多种选择，个体必须以自己所确认的价值观念作出自己的价值选择和追求，按一定的方向塑造自己，陶冶自己的情操，提高自己的素质，这种自觉的价值选择和自觉的自我塑造是一切思维正常的人都会有的，只是自觉的程度有差异，选择的方向有不同而已。所以，真正自觉的人生是主体不但意识到自身的存在，而且知道自己怎样生活才有意义、有价值，从而作出自觉的正确的选择。

孔子曾经明确指出：“君子义以为上”

，“好仁者无以尚之”。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在孔子的思想观念中，义的本质和核心内容就是仁。能否明澈和践行仁的精神，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孔子并不否定利的价值，他也要求爱民、裕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只是认为义或道德比物质利益价值更高，并要求人们修养品行，提高思想境界，视仁义为最高价值，把践行仁义作为目的本身，而不是因为行仁义有利，或为了其他目的而行仁义。孟子肯定人人有其固的内在价值，他称之为“天爵”和“良贵”，这是一种精神需要的满足和道德意识的自觉。人作为形体和精神的统一体，有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因而应对于形与神、小体与大体兼爱互养。但道德精神的培养和充实，较之形体的养护更为重要。生与义、物质需要和道德精神都是人所追求的，当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舍生而取义；孟子屡屡劝统治者忧民之忧，乐民之乐，制民之严，解民倒悬，要求给予老百姓以物质利益。但他反对言必称利，更反对追求私利。孔子和孟子在强调义的价值时，有轻视利的价值的倾向。他们不仅反对追求一己私利，对于天下之公利亦不刻意讲求。这种倾向被以后的一些儒门学者所发挥。儒家学派大都强调和珍视人的内在的道德价值，这是弥足珍贵的思想。然而，他们把这种道德意识看成是人的先验本性，并将这种道德价值的实现看成内在修养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他们重内省而轻实践，重道德而轻功业。因此，尽管他们中大部分人志向远大，操行坚定，但难免大而无当，迂阔不实。

毛泽东继承了儒家人生哲学中崇尚仁义、重视人的道德价值的合理思想，但又克服了其专注修养、忽视践行的内省倾向，从作为特定价值主体的个人与社会和他人的关系上揭示了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价值。

在毛泽东看来，一个人之所以具有价值，不仅在于他创造了有利于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更在于他自觉地意识到了自己对于社会与他人的责任与义务，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并积极主动地为社会和人民做工作。他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号召人们要向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学习，“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2］在这里，毛泽东清楚地向人们道明，功利价值和道德价值紧密相联，就是说，人的能力只是一种潜在的价值，只是为人们创造价值的活动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只有具备了为社会为他人奉献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卓有成效的创造价值的活动，这种潜在的价值才能转化为现实的价值。是否具有自觉的道德意识这种内在价值是人格之优劣和境界之高低的标志。如果能力包孕着个体对他人和社会之贡献大小的可能性，那么，为他人和社会无私奉献的精神则规定着人格的高尚和纯粹，决定着由潜在价值向现实价值的转换，决定着自我对于他人和社会的价值的实现。而具有自觉道德意识和较高道德价值的人，对于社会人心的典型示范和潜移默化作用更是不可估量的。

三

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物在价值关系中永远是被动的客体，它只能满足于人的主体需要，本身不能创造价值，而人在价值关系中却具有双重属性，既是价值主体，又是价值客体。作为价值主体，他具有对他人和社会的需要，具有获得物质和精神满足的需求；作为客体，他又必须满足其他价值主体的需要。人在价值关系中的两重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生价值的实现是贡献与索取的有机统一，是个人对社会的创造、贡献和社会对个人的尊重、满足的有机统一。但是统一是指有机的过程，二者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更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或者绝对等量的关系，否则认识上的这种形而上学就会在实践上把人推向误区。因此，一种正常的社会，人生价值的实现，必须是这样双向运作的过程。

作为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儒家学说将人类与其他“物”相比较，来认识和阐发人类的价值，论证人是天地之间的最高存在物。无论是孔子、荀子，还是其后的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无不肯定人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确认人之高于其他物类的价值。

在毛泽东关于人生价值的思想中，处处都能发现传统文化的影子。毛泽东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在毛泽东看来，人是创造理想世界的存在物。理想是对美好未来的想往，它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现实是理想的根基，又是为理想所否定、越超的东西。人类正是在观念地批判现实、想往未来和实际地批判现实和追求理想的活动中，亦即在追求理想价值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本质力量，显现出对于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高价值和意义。毛泽东曾针对党内安于现状、固步自封、信念动尧理想淡雹只追求名利地位和一己私利，忘记远大革命目标和继续革命的思想状况，意味深长地说：解决了吃饭问题，就要搞点共产主义。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只是为了吃饭而活着，就同狗找点吃的东西没有什么两样。

综上所述，毛泽东人生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毛泽东是民族大我与个体小我的结合体，他的名字已经超出了个人称谓的意义，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只有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才有可能完全认识毛泽东；只有完全认识毛泽东，也才能清晰地认识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历史积淀和现实运动。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人生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的关系，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全面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指导和培育人们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00—05—25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06.〔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621.

第三篇：艺术与生活的关系

生活与艺术的关系

文化产业管理班李明1011032007

我想联系我自身谈谈生活与艺术的关系，首先我想说我原本的一个观念，我一直觉得艺术是高雅的贵族的，这不仅仅是我自己的看法，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人或许自己本身的文化不是很高，艺术的鉴赏能力也不是很具备，可是他们有钱，是暴发户，为了改变别人的看法，提升自己的档次品味，就有了社会上很多的“花钱买品味“的案例，其实一场演奏会真正能提升一个人多少素养呢，真正的内涵是良好的人文与教育所日积月累的熏陶出来的，这种花钱买艺术纯粹是自欺欺人罢了。

生活呢？生活在我眼中是平凡的，现代很多人所处的生活环境是紧张的，浮躁的，充满了艰苦和奋斗的，在我的眼中是有点悲观主义色彩的。我一直不觉得那些高雅的钢琴曲，合奏乐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可是上了艺术概论的课之后我发现了一点，我狭隘的定义了艺术，艺术也是分种类的，也是分丰富多彩的。它是有不同层次的。不同层次的艺术反映不同层次的社会生活，同时相应层次的艺术都是来源于同层次的社会生活，同时也是这个社会生活的反映。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一段经典性的论述：“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座位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得反映的产物。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们，都是粗糙的东西，但是也是最生动的，最丰富的，最基本的东西……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

这句话虽然只说了文学，但是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艺术其实是来源的生活的，而且肯定了艺术是社会的意识形态。

再看看我们现实生活中，就拿我们大学生接触的最多的流行音乐来说吧，很多歌都是写的是作者的思想情感，同时也有很多涉及了现在的社会现实，比如《好期盼》就很真的写出了这一代男人的现状况，同时最近很火的《蜗居》《奋斗》《裸婚时代》等等都是根据现实基础所创作出来的，例如《裸婚时代》所反映的社会现实1.房价高.2.物价高.3.药价高.4.工资低5.生育难.等等等等……这些影

片之所以能取得那么高的票房也是因为它贴近生活，给人们以情感和心灵上的共鸣。

同时艺术在题材的选择上是多种多样的，比如生活事件、人际关系、生产劳动、同时也会有那些动物植物，山河日月，云蒸霞蔚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触及到和感受到的。

艺术是源于生活，同时又反映生活的，我还认为艺术是生活的提炼与进步，平凡的生活经过艺术的洗礼之后，就一一种容易让人接受和感动的形式出现了，比如胜利，就会有轻快激昂的音乐让人为之振奋。上次省军区文工团在我校进行的慰问表演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们这个是时代已经对那些红色文化不是很有兴趣了，可是《军魂颂》一系列的舞台情景剧给我极大的震撼，我记得有在看《打土豪》这一节的时候我和我身边的同学看到老汉的儿子全部阵亡的时候我们都哭了。完全已经将自己通入到这个情景剧中了，我也能理解老师说的音乐学院老师进行演出的时候，有些村民会产生的幻觉，艺术就是有这么大的魅力！

我感谢生活，诞生了艺术，我也感谢艺术，让我更好的理解生活。

艺术就是源自生活，反映生活，同时是生活高度的结晶，变为人类的瑰宝，无法舍弃

第四篇：论述民族与国家的关系

民族与国家的关系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我国沿海地区的水平之间差距日益拉大。东部地区在工资待遇、生活条件、投资环境等方面要比少数民族地区优越，资金大批向东部流动，导致东西差距的日益扩大。当少数民族面临生活困苦、社会就业的时候会面临极大的心里不平衡，从而导致民族间的冲突产生。少数民族地区对资源占有一大部分，但从开发利用上来看还远没有从中获得足以使经济飞速发展的作用。这也是经济上的不平衡之一。

民族是人类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关系重大。我国的少数民族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经济发展迅速，教育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拥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各民族人民的生活与进入社会主义之前的时期有了极大的好转。民族矛盾得以缓和，但是民族问题依然是我国需要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历史的遗留问题，以及我公正处于社会主义转型时期。在转型期间，就难免会涉及到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一旦处理不当就会引起民族矛盾。民族矛盾一旦产生，如不及时解决就会给社会带来危害。

在我国，民族问题的解决是需要伴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而逐步解决的。我国民族问题的解决是与社会发展总进程以及改造社会主义的总任务联系在一起的。

民族问题是很多国家需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中各民族的人口、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发展是多样的。因此，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在我国显得尤为重要。我国有长达2.2公里的陆地边境线，约有1.9万公里处于少数民族地区。在沿线边境分布的135个县、旗、市辖区中，有107属于民族自治地方。在沿边境线居住的大约2200多万人口中，有近半数是少数民族。边疆少数民族与30多个与境外同一民族相邻。如果没有正确处理我国的民族问题的话，西方的反华势力与我国的一些民族分裂分子加以勾结，会对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造成巨大的威胁。第二，民族问题具有复杂性。民族问题经常不是单独出现的，它往往与宗教问题、城乡问题、地区问题交织在一起。例如我国的西藏问题。它是以十四**喇嘛为领导的，以宗教为指导的精神的一种分裂活动，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西藏流亡集团自1960年成立以来，已经有四十多年，在这四十多年来已基本适应了国际的环境，并集合西方现代政治体质及西藏过去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建立了所谓的“流亡政府”。这就涉及到了我国民族问题的另一个特点——国际性。我国有30多个跨界的民族，占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一多半，与别国的民族语言相通、风俗相近，在思想感情与民族心理上有着许多共同点，民族间往来频繁。在我国西藏，极少数的分裂分子无视历史，扭曲事实，与国际反华势力相勾结，在国内制造骚乱暴动，破坏西藏的安定团结，欺骗不明真相的人们和国际社会，制造所谓的“西藏问题”，企图使之国际化，这是我国各族人民所不能答应和容忍的。我国新时期的民族问题还具有长期性。我国的民族问题有一部分是历史的遗留问题，并且民族意识有时还在增强。民族利益的协调问题也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民族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可以一下子发展起来的。因此就决定了民族问题还需要长期解决。民族问题还具有敏感性。民族间也许会由于风俗习惯不同，了解程度不深而造成不尊重对方的误会。“民族，宗教间无小事”说的正是民族问题的敏感性。民族问题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通常可以归结为这几个诱因。经济诱因是重要原因。政治诱因也是民族问题的诱因之一。在封建社会中，阶级压迫是民族问题的重要原因。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压迫已被消灭。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得到极大的提高，但是一些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还在，危害着我国的民族间的和平共处。另外，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犯罪分子还在，国际反华势力还企图利用民族问题为突破口对我国进行颠覆、渗透、分裂活动。这些分裂活动有些以暴力事件的形式出现，暗杀、纵火、投毒、打砸抢一系列事件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社会安定。文化思想诱因也是民族问题发生的原因之一。各民族由于各自的历史、生活环境等条件不同会导致某些方面的文化不同甚至会冲突，所以，在处理文化思想方面也会有矛盾。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因此对待我国的民族问题国家应该要做到一下几点才能使民族与国家关系更加稳定繁荣和昌盛。

基础设施的落后是制约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优先发展交通、水利、电力、通讯等基础产业，从而改善民族地区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最主要的是交通，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不断地被贫困地区的发展所验 国家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宏观政策倾向于民族地区，给予民族地区和谐发展最有力的政策支持，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的投入和税收的减免。但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于渔”，一词国家可以鼓励少数民族地区充分利用自己的地理环境、民族风情等搞好旅游事业，也可以将东部发达地区好的发展思路引入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

只有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搞上去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关系问题，使我国各民族和谐发展。

自治权是民族区域自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国区域自治是国家统一领导下的自治，受国家领导管理体制的绝对制约。但由于受到政治体制方面某些外部或内部条件的限制，民族自治常常难以得到完全贯彻落实，因此在今后的实践中应加强完善和调整。

加强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建设，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制的重要手段。民族区域自治建设的目标是，使民族地区自治的各个环节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尽量多为少数民族培养人才。各重点高校可以适当加大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录取比例，重点选拔培养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科技、管理人才，尽可能做到人才的合理使用和科学管理工作，使其充分发挥才干。要多宣传对民族发展有突出贡献的人物，树立民族英雄形象。民族地区要有领导、有计划的组织少数民族干部到基层、上级领导机关和综合部门挂职锻炼，考察学习，交流经验，开阔视野，增长才能。在少数民族中选拔培养高层干部，保证各民族在中央都有自己的代表和发言人，切实保障各民族的权利得以实行。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论文题目：论述民族与国家的关系

班级： 嵌入式121 姓名： 姜鹏

学号： 124112010

评分标准：

1、论文中心思想明确。

2、结构完整，论据（论述）充分。

3、理论联系实际。

4、语言通顺、连贯、逻辑性强。

20分）得分: 50分）得分: 20分）得分: 10分）得分: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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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民族教育与民族教育学的关系

民族教育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教育除与一般教育具有共同的规律外，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民族教育学就是研究这个特殊规律的一门学科。它从文化背景的大视角来研究民族教育的有关问题。概括地说，民族教育学是研究在多民族国家中不同文化背景的各个民族的教育规律的一门科学。它以不同的民族群体与个体教育(正规与非正规教育)为其研究对象，在探索人类教育的共同规律的同时重点探讨不同民族群体与个体教育的特殊规律及特殊性。民族教育学兼有教育科学与民族科学的双重性质，是一门具有综合性质的边缘学科。它与教育科学中的教育学、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统计学、教育心理学、教育史、比较教育学、教育管理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民族学科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史、民族语言学、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民族经济学、民族心理学、民族宗教学、民族人口学等学科紧密相联。教育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民族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是民族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民族教育学是一门具有重要意义、发展前景广阔的社会科学。它的确立将会对我国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共同进步与繁荣，加强民族的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同教育学以及其他许多人文社会科学一样，民族教育学也是一门以研究对象来命名的学科。作为这类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共同特点，研究对象与学科本身的关系一直错综复杂。一方面，研究对象的边界从根本上规定着这类学科的身份认同与制度认同，本学科的从业者必须以本学科的研究对象作为身份与制度识别的标志；另一方面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又使得本学科的从业者经常跨越到其他学科领地里去寻找新的研究主题，以不断满足本学科知识扩张的欲望。作为教育学科中的一门特殊学科分支，民族教育与民族教育学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教育学发展史上的经典命题。对此命题，不同时代，不同学者通常会有不同的判断。而对于民族教育与民族教育学之间关系的不同判断，往往直接影响着当时民族教育学的发展。如果将民族教育与民族教育学完全等同起来，民族教育学就不可能成为一门学科，而只能是一个实践领域。与之相反，如果将民族教育与民尊教育学完全对立起来，民族教育学同样难以成为真正的教育学，而只会沦为一种形而上学的说教。

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王建华认为，教育与教育学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教育是永恒的，教育学却是历史的。绝不是有了教育必然就产生教育学，教育学只能在比较进步的历史阶段出现；另一方面，教育是行动、是活动、是实践，教育学只是对教育的一种反思与构想，是一种关于教育的理论。二者分属不同的“场域”与“世界”。一个偏向行动，一个取向理论，二者具有不同的场域逻辑。

一、中华民族教育的历史

中国的民族教育及其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起步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1966年，民族教育处于开创、奠基和起步阶段。

(二)挫折阶段。1966~1976年，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民族教育遭到了重创。

(三)恢复阶段。1976年~1984年，是中华民族教育的拨乱反正、逐步恢复和发展的阶段。四)民族教育学的学科建立阶段。984年10月，中国教育学会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召开了首次学术研讨会，标志着中国的民族教育与民族教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学科建立的崭新阶段。

二、中华民族教育学学科建立的历史

（三）中华民族教育学学科建立的理论探讨。

1987年，滕星提出“必须创建一门以少数民族教育为研究对象，探讨在不同文化背景的条件下，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理论与方法为研究任务的民族教育学这门新学科。”“民族教育学是民族教育科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民族教育学是研究少数民族教育规律的一门学科。”滕星还就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作了具体界定，他认为，民族教育学应研究各民族各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与教育的关系，要根据我国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特殊的居住状态来研究民族教育的学校管理、教学组织管理、教学方法、教学师资、民族中小学生的心理特点、民族语言与教学等重点问题。在1987年，叶志贞也提出：“随着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民族教育研究的深入，创建民族教育学已成为历史的必然。”“民族教育应该是专指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教育。”“凡旨在提高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化的教育，统称民族教育。”蔡宝来认为，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范畴。前者研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世界各民族的教育现象及其规律，它是以不同的民族群体与个体教育(正规与非正规教育)为其研究对象，在探索人类教育的共同现象与规律的同时，重点探讨由不同文化背景所决定的不同民族群体与个体教育的特殊现象及其规律。后者研究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由不同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少数民族教育的特殊现象及其规律。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更大规模和更加规范的学术研究，从而使民族教育学得以在理论上逐步建立。20世纪90年代，随着民族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深化和扩展，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内容与研究方法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方法逐步规范化、科学化与多元化。1991年，景时春先生主编了新中国后的第一本民族教育学专著，它标志着中华民族教育学的初步建立。2002年，王鉴主编了《民族教育学》。这些成果标志着中华民族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体系已日趋完善。

（二）中华民族教育学学科建立的实践过程。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是中华民族教育深化改革、加速发展的实践阶段。1999年6月江泽民主席发出西部大开发的号令以后，国家迅速投入9亿元用于西部152所高校校园网建设，为民族高校的发展带来了历史性机遇。

（三）中华民族教育学学科建立的标志。

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10余年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发展，中国的民族教育学已发展为一个独立学科，其理论体系已日趋完善，民族教育学的研究也逐步趋于规范化。其标志大体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出版了一批学科建设专著，二是创办了全国性、综合性的民族教育刊物，三是民族教育研究基地形成了体系，科研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机构形成了网络。1993年，中南民族大学建立了教育管理系； 1996年，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教育研究所建立了从本科、硕士到博士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 2000年中央民族大学成立了教育系，2003年有了民族教育学的博士点。

总而言之，民族教育的实践是民族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坚实基础。同时中华民族教育学的学科体系，也使中国的民族教育实践上升到科学的理论，而且反过来从理论上保证了对中华民族教育的宏观指导。建立健全科学的民族教育体系与民族教育学的理论框架，是发展民族教育的关键。参考文献：《中华民族教育及其学科的历史回顾、成就与展望》，胡萍、周兴茂，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构成及现状》，哈经雄、滕星，民族教育研究 《论教育与教育学的关系》，王建华，大学教育科学 《论教育与教育学的主体建构性》，朱新梅，教育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