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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情操论
编辑:情深意重 识别码:24-638463 15号文库 发布时间: 2023-08-16 04:24:43 来源:网络

第一篇:道德情操论

《道德情操论》读后感

外国语学院英语112班

杨苗苗

21110207

世界经济学泰斗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是世界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经济著作。他的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实际价值和地位不下于《国富论》,但长期以来一直湮没无闻,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但温家宝总理多次在公开场合推荐《道德情操论》,希望国人能从中学到道德的重要性,也希望领导人能从中学到国家发展之道。

《道德情操论》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的分流到民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是不得人心的,也是存在风险的,最终将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这段话,对我们今天的发展很有警示意义。

如果说,把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看成是一份民意答卷的话,那么惠及亿万百姓的经济发展成绩无疑可打优秀。道德建设呢?也许只是及格而已。姑且不说我们在经济发展中凸显出的诸如贫富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食品安全等一系列大问题,就说随地吐痰这一小事情,据我所知,只要是有国人不文明行为的评选,那随地吐痰肯定排名第一。由此观之,国家虽然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但精神文明建设显然已落后太多,国人的文明素质和道德水平亟需改善和提高。可能是亚当·斯密预见到了这样的结果,所以耗费毕生心血写成了这本可以说是至今惟一的一本全面、系统分析人类情感的《道德情操论》,他想告诉我们的是: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受道德观念的约束,不要去伤害别人,而是要帮助别人,这种“利他”的道德情操要永远地种植在人的心灵里。

经济学家邹恒甫说:“其实亚当·斯密一生中非常看重《道德情操论》这本书。他的《国富论》揭示了人的物质属性是利己的,而《道德情操论》则指出人的精神属性是利他的。亚当·斯密去世前曾经想把《国富论》这本书烧掉,单独留下《道德情操论》,因为他担心《国富论》会像一个潘多拉魔盒一样被胡乱打开。”

我们的国家正处于经济的飞速发展时期,许多人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在不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逐渐迷失了自己,在追求财富、满足私欲的道路上越行越远。而一个社会如果人人都只追求个人利益将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道德情操论》于我们而言就像一面明镜,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找到自己,去明白我们内心真正的渴望,去了解我们心中实质的追求。不被欲望蒙蔽,在纷乱浊世中拥有一双慧眼,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对于现时代的每个人都是及其重要的。

《道德情操论》深入分析了我们追求财富、避免贫穷的主要动力:赢得赞许的、羡慕的目光。但其同时指出,真正吸引我们的不是快乐或舒适的心情,而是虚荣。我们想象中的舒适安逸美好的生活状态,其实都来源于我们对幸福和完美的抽象的想象。正是这种状态存在于我们的空想和幻想中,被概论成了一切欲望的终极目标。

亚当·斯密认为:“人之所以一心向上爬,就是为了想得到他人的尊敬和钦佩,想得到这些只能用两种方法:一是升官发财;二是洁身自好。不同的道路又导致了不同的心理状态:一种是野心勃勃,贪得无厌;一种是谦虚公正。前者虽然带着光环,却华而不实;谦虚谨慎的人显得虽然很得体,但除了那些慧眼人之外,很少有人注意。大多数人总是目光短浅地注视前者的财富和地位。后者虽然低调,但却是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是社会的栋梁。我们若要效仿,也应该选择后者,不应该选择前者。”

洁身自好是极好的美德,而对于司法工作者,这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必须遵从的规范。王安石说:“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只有为官清廉,才能做到寡欲、心平,否则,推行法制就没有保障。只有清廉,才不会因情害法、因私枉法,才不会放纵罪犯、冤枉无辜。读了《道德情操论》,明白了贪官污吏的本末倒置,他们被虚荣之心、被舒适安逸的生活状态迷了眼,而这一切,只是来源于他们对幸福和完美的抽象的想象,他们原是希冀借此获得他人的尊敬和钦佩,得到精神上的快乐,但却不幸本末倒置,被欲望指引,被物质蒙蔽,最终忘却了自己追求财与权的出发点。

“友谊、仁慈、大度,这些美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听任我们自己的选择;但在遵守正义时,我们感到自己按照正义行事,会比按照友谊、仁慈或者慷慨行事受到更为严格的约束。”

亚当·斯密用同情的基本原理来阐释正义、仁慈、克己等一切道德情操产生的根源,同时,他认为正义这种美德不同于仁慈等其他的美德,它是用压力强迫人们在遵守,对它的遵守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意愿,谁违背它就会招致愤恨,从而受到惩罚。

按照正义行事之所以会受到更为严格的约束,是因为人们心中都有那种害怕违反正义和恶有恶报的心理,正义是人的天性使然,其引导我们去产生一些开明的理性,而社会也只能在遵守正义法则的前提下才能存在。

根据以上对于正义产生的根源的分析,亚当·斯密在18世纪就提出:当权者可以强制那些在他管辖之下的人,彼此按照一定程度的礼仪行事。这种强制普遍为人所赞同。市政官员可以制定法规,这些法规不仅禁止公众之间相互伤害,而且要求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行善。而立法者的全部责任,或许是要抱着极其审慎和谨慎的态度,合宜而公正地履行法规。”

时光荏苒,真理却亘古不变。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保障。因此,公正是司法工作的生命线。“抱着极其审慎和谨慎的态度,合宜而公正地履行法规”,这对于现时代的司法者仍然是不变的责任。

著名学者潘企雯说:“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更是成为了人类的另一种“情操旗杆”或“道德向导”,引导人们穿越昏暗的私欲“丛林”,小心地呵护心中的道德烛光。其留给读者的思想洞察和心灵满足,甚至可以与“帝王哲学家”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相媲美。”

过分的追求经济的富裕使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成为经典,也让大家忽视了他的《道德情操论》,在我看来,他们具有相同的重要性。在一个发展的社会中,经济固然重要,但是“人”这一方面的满足,幸福感,精神,意识似乎越来越重要,因为经济的发展是要满足人的需求,这才是我们想要生活的体现与表达。

生活中充满了人与人的交往,我们的情感意识,对一个事物的看法,对一个人的看法,都在客观的,主观的变化着。我们感觉的到它的细微的改变怎样影响着我们的行为,《道德情操论》中深刻的阐述了它的内容,让我们也对自己的“道德情操”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也了解了怎样品质,怎样道德的人才是受欢迎的,我们应该做怎样的人,从而完善自己,这就是这本书的根本目的吧,希望每一位读者都深深体会到道德情操的力量,在自己的人生中,生活中,不断改善着自己,社会是由人构成的,如果人人都有了高尚的品德,那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一定会很强大,这才是真正的强大,而不是空虚的经济方面的强大。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应该是这两本书,而不是单一的《国富论》,《道德情操论》更为重要。

250多年前的《道德情操论》不仅在理论上给予我们知识,更是在现实生活中给予我们更多的精神鼓励与支持。让我们深深感受到来自古人哲理思想的经典感悟给我们的启迪,如沐春风一般。

如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假如中国这个伟大国家连同她的全部亿万居民突然毁于一场地震,那么一个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很有人情味的欧洲人会有什么反应呢。我认为,他首先会对这些不幸的人遇难表示深切的哀悼,他会忧心忡忡地想到人世无常,人类创造的全部成果就这样顷刻间灰飞烟灭。”

灾难面前,我们久违的同情的想象力重被激活,无需任何动员,人们就放弃狭隘的私利,自发组织起来帮助灾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认为,正是这种伦理美德使得社会团结起来而不是一盘散沙。而这种最深沉的美德并不需要匹配华美的修辞,它只是能够同情他人的想象力而已。只要这种同情的想象力不从人们内心深处消失,人类社会就永远存有希望。《道德情操论》告诉我们一个社会如果人人都只追求个人利益将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人是复杂的,人不仅有私欲,也有情操。无论人怎样自私,他都有一种“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的本性。正因为人类懂得感同身受,拥有普世之爱,所以人才区别于动物;正因为守望相助,前人为后人栽树,小我为大我牺牲,人类社会才得以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存续至今。

合宜的“利他”精神是建构公平正义的思想基础,成为一条主线贯穿全书始终。仔细阅读该书,不难发现,斯密用了相当的篇幅,循循善诱、深入浅出地探讨了人的本性,指出人类都有感同身受的“同情心”,经济行为接受道德考量,合宜的道德情感形成“利他”精神。他认为人有“自利”与“同情”两种基本情感,“同情”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它存在着双重的“规定性”:一是主观个体美德,即“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应成为市场经济中个人所应具有的基本人文气质与道德精神;一是客观社会伦理关系及其主观情感体验,即彼此均是具有平等自由权利及其主观情感体验的存在者,这也是构建市场经济正义性的方法原则:契约自由、平等互惠、自利利人。而近年来,华尔街“金融家”的拙劣表演带来的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低迷,国内楼市、股市上“呼风唤雨”的黑手频频曝光,“黑煤窑事件”屡屡涂炭生灵,假药击倒了国家药监局的数名高官,“三鹿奶粉”事件几乎造成了中华民族奶业的巨大灾难,武汉大学生勇救落水儿童献身,可打捞公司却索要高价打捞学生遗体,这些事件、现象都在不断拷问着人类的灵魂。当下,我们重温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思想精髓,对于规范市场主体遵纪守法的营商行为,塑造人的利他精神,勇于承担社会责任,都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因此,作为党政官员,必须清正廉洁,秉公用权,在履行创新服务型政府职能,倡导公平正义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作为代表社会良知与正义的知识分子,要履行好知识传承和创造的社会责任,杜绝浮躁和虚伪,耐得住寂寞,洒脱超然;作为经济发展组织者和经营风险承担者的工商英才,在照章纳税,依法经营,率先致富的同时,还要关爱员工,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比尔.盖茨功成名就后,把几百亿美元捐献给社会慈善事业,从容“转身”之际为全世界的企业家留下了一个美丽的身影,也是对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最好诠释。

良心自省及欲望管束是达成公平正义的关键路径,也是《道德情操论》的一个鲜明主题。在书中,斯密谈到,“在所有场合,良心的影响与权威仍然是很大的,而且也唯有向住在心里面的这位判官请教,我们才可能在我们自己的利益与别人的利益之间作出适当的比较判断”。他引用大量事例,非常详尽地阐述了个人由“自爱”进致“同情”的心理原理及过程,从而使个人与社会在情感行为中,基于理性(合宜性)自发达成一致。但是,受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牵制性影响,人类行为又太容易导致个体道德上的极端利己主义,最终将会导致社会公正秩序的瓦解,以致人类的伦理生活世界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巨大冲击下过于脆弱,甚至难以为继。而这一切,却早已在二百多年前斯密的预料之中。在他看来,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于是,在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在刚刚经历一场始料未及的金融风暴之后,要求进行道德投资和履行社会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郭沫若曾经说过:“一个人最伤心的事情莫过于良心的死灭。”人人心中都有杆秤,道德是人的本性,是善恶、荣辱、是非的判断,更需要人们用好斯密授予的“思想锐器”,时常进行内心的关照和自省,及时清理内心深处那些不合宜、不正当的欲望,向常住在心中的这位公正的“道德法官”求教,寻求理性客观的判断,作出不偏不倚的正确选择,讲人品、有良心、守规矩,恪守遵纪守法、依法办事的道德底线。正如温总理曾反复强调的,“企业家的血管里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其实,我们每个普通公民又何尝不应该如此呢。

由此可见,国家的崛起仅在经济领域是相当不够的,也是不会持久的,一个民族的崛起只有对高尚的道德进行的大力倡导和维护,才会从本质上崛起。

有理由相信,在我国改革和发展的未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道德的火种必将根植人们心间,闪耀出比太阳还要温暖的万丈光芒。

第二篇:道德情操论

《道德情操论》读后感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好的时候就要去享受,坏的时候要不就改变,要么去顺从。

——狄更斯《双城记》

人们都希望美名远扬,赢得尊敬,害怕落到名声扫地,为人不齿的下场。曾经以为人们尊敬的是知识智慧与美德,蔑视的也仅仅是罪恶跟愚昧。然而一旦被迫进入社会这个大染缸,所有美好的价值观都会瞬间颠覆。随处可见,有钱有势的人受万人景仰,德才兼备之士却无人问津。强者即使作恶多端,愚昧无知也不会被人看不起,而贫弱者虽然清白无辜却总是遭人耻笑。这是亚当斯密在《行为的适当》一章中提到的关于嫌贫爱富,趋炎附势的风气对道德情操的败坏。反观现代社会,又何尝不是几百年前的英国的浮夸低俗风气的讽刺再现呢?近日网上对于“高帅富”“白富美”“黑木耳”“矮丑穷”的讨论此起彼伏,究其根本,也不过是对于为官为富者的不劳而获的羡慕嫉妒恨以及对自身短缺的“恨爹不成刚”。如今的女孩子,已是愈来愈不易在这个世界找到方向。整个中国社会像是无数趟不断被所谓的“技术”推动的列车,她们坐在里面,总是觉得心有余悸。似乎稍不用力,就会被甩得很远。眼见着旁人在不断地赚钱,赚钱,继续挣钱,全都敌不过社会风气充斥着无数的近路,一段“情”可以换得下半生的信托基金这么有概括性。男人也好,职位也罢,房产,车子,基金,恋情,保养,所有的资源,都在需要不断地去抢夺。她们站在熙熙攘攘的人潮中,被无形的力量开始催促着去做一些本该不属于这个年纪应该做的事情。本该行云流水缓缓前进的生命,本该花开花落踏风而行的灵魂,已经被催促着凋零。这个世界强加给年轻的姑娘们太多不需要的理念与选择,因为选择太多,所以如果摒弃,就让她们觉得自己失去太多。她们急匆匆急匆匆,脚步愈来愈快,心里愈来愈空。眼前有无数条路可以走,但是当真正走到路口的时候,却不断地踟蹰,持续地惆怅,失掉勇气,望而却步,停滞不前。生怕选择了一条什么平凡的路,就够不着自己想要的未来与世界。然而我坚信一个有实力的女孩,无论走哪条路都会走成星光大道。披荆斩棘,披星戴月,她总活的风生水起,不卑不亢。那种“宁可坐在宝马车上哭,也不愿坐在单车后座上笑”,为了一件昂贵的大衣就能玷污青春的姑娘,从来不会懂得幸福的真谛。

而所谓责任感,就是对普遍道德规范的遵守。如果一个人做不到对这种普遍原则的神圣尊重,他就成不了一个很值得信赖的人。正直守节的人和卑劣无耻的人的根本区别,就是是否遵守这种普遍准则,并且在一生中都不会动摇。卑劣者的行为会随着心情,愿望和动机的变化而变化无常,不可捉摸。虽说由于人性中那些原始的自私的感情,我们会把自己的蝇头小利看得比陌生人的最高利益重要得多,切身利益所引起的快乐或悲伤,渴望或厌恶都原为强烈。我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绝不可能将他人的利益看得跟自己的利益一样重要,我们也不惜为促进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他人。这是亚当斯密在《我们评价自己的情感和行为的基础以及责任感》一章中关于良心的权威以及影响所做的论断。近年来,中国食品市场出现了巨大忧患。从黑乎乎的地沟油,到红彤彤的人造鸡蛋黄,绿油油的毒豆芽,白花花的三聚氰胺奶,有人甚至戏称“每一个中国人压扁了,都是一整张的化学元素周期表!”调侃之余无可奈何的悲凉感也溢于言表了。国家质检总局24日公布了近期对200种液体乳产品质量的抽查结果。抽查发现蒙牛、长富纯2种产品黄曲霉毒素M1项目不符合标准的规定。蒙牛公司25日通过官网表示对该批次全部产品进行了封存和销毁,“向全国消费者郑重致歉”。据专家介绍:黄曲霉毒素是黄曲霉菌属黄曲霉菌、寄生曲霉菌产生的代谢物,剧毒,同时还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的作用,是目前发现的化学致癌物中最强的物质之一。如果说三聚氰胺发生前的十年是中国乳业的“黄金十年”的话,那么三聚氰胺之后,便是中国乳业的黑暗时代。自三聚氰胺问题让人熟知了三鹿,又爆出圣元奶粉导致婴儿性早熟,再就是乳业新国标被质疑倒退了二十五年,以及时时出现的问题奶粉存货重新包装上市……中国人的神经被奶粉弄得不再敏感,而这次是著名的蒙牛。

蒙牛近年来发生了不少的闹剧,究其原因,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商家个人责任感不强,道德品质败坏的体现,更是国进民退造成的行业乱象,换言之,这是中国走向基于法治的公平的市场经济道路过程中,出现的很大问题。2009年7月6日,中粮集团联合厚朴投资管理公司收购了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3%的股权,就此成为蒙牛集团最大的股东。收购股权之初,中粮集团只在蒙牛集团董事会中占3个非执行董事名额,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任蒙牛集团董事会副主席,一开始面对社会对国有资本的质疑,曾做出承诺不参与蒙牛集团具体的日常经营管理、不改变现有经营团队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改变目前发展战略方向。而事实上,蒙牛的国有化,在中国现有奶行业的大环境下,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道路。原因在于,国内乳品龙头的几大巨头,伊利、光明、三元、蒙牛等大型乳制品企业中,除了蒙牛是民营资本,其他的都有国资背景。而众所周知,国有企业在政策、信贷、投资来源、项目审批、企业规模和政治地位上相比于民营资本,都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造成资源溢出。然而民营资本,在中国,虽然提供了全国90%的劳动岗位,却在发展商面临着强大的压力,造成市场挤出。说回这次查出蒙牛的黄曲霉素高致癌物质的问题,蒙牛虽然在官网上“向全国消费者郑重致歉”,但是我不认为现在的蒙牛会有什么实际性的行动去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现在的蒙牛,不再是那个打着诚信、感恩、尊重的旗号的民营企业,它的核心竞争力也不再是曾经的经营人心和留住消费者,而是作为国有资本的种种权力。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国家政策的整体道德责任失衡造成的严重后果呢?国家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礼仪,为了坚定中国市场经济的前进方向,即基于法制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不得不牺牲掉民营企业的利益来维持所谓的大局。国家政策从来都不反应民众的要求,而只反应占少数比例的社会精英的价值观,国家政策的改变是缓慢的,而非革命性的。著名学者马奇与西蒙提出:“社会问题即要达到的状态与观察到的状态之间的距离。” 由此看来,想要国家给予本国人民更大的利益保障,还是任重而道远。只有培育企业家对受谴责感的畏惧,并且问计于民,用计于民,才是解决问题迈出的第一步。此外,我们必须理解,野蛮人必需的勇气弱化了他们的人性,文明人所需的敏感也许伤及了他们性格的坚强。任何民族的行为风格大概都是适合本民族的处境的,就像勇气适合于野蛮人而敏感适合于文明人。所以,我们不能根据一点就抱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还记得温州动车事故后,校内网上疯传这样一个视频,动车车厢分解拆除过程中,桥上有东西从车体内掉出,视频中将掉出物用慢镜头回放,并用红色圆圈标注,下文的解释是:这是一个人!车厢里还有未被抬出的尸体!这群狗杂种!虽然像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谣言和赤裸裸的诽谤后经澄清,掉下来所谓的“尸体”其实是一个损坏的车椅,但这个视频还是在校内上被分享了几万次。几万次,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意味着有几万名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对这样的所谓的“事实”是认同的,并且在谣言的阵地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如今随处可见的仇官、仇富、仇党情绪,随处可见的对国家和党的谩骂,如果从校内网上走一圈,你会发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眼中,官无廉,富无善,党无信,国无盼,人民群众像是一群苟且偷生的蚂蚁,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不可解脱,政府的公信力早已挥霍一空。而大多数人所做的,一是转发,二是唾骂。别无他为。校内就是这样提供了“谣言一条龙”服务,有制造谣言的,有传播谣言的,还有像多数无知的人一样急于“捧场”的,真正钻了“言论自由”的空子。当这些谣言涉及到政治、民生、社会安定的时候,当这些谣言麻痹了国人的意识,挑起民族矛盾和党群矛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有抵御这种杀伤力的本领和能力,在“真”与“假”,在“信”与“不信”,在“真相”和“谣言”中做出判断。至于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受过正统的教育,有充足的知识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因为我们在数年后终将成为支撑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中流砥柱,我们的国家、人民、父母、孩子,都急需理性而有独立思想的我们;因为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将影响和改变一切未来,而未来又是我们创造;更因为,我们是青年。“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捍卫真相与细节,让强大而明智的内心成为一切谣言的粉碎机,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青年都必须去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崇高而伟大的事业。

中国古训道:“修身,齐家,治国,然后才能平天下!”而我始终相信,做一个对待自己的幸福能够“审慎,慎独”,对待他人幸福能够做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青年,便是平天下的第一步。一般来说,健康,财富,地位和名誉都是舒适幸福生活的主要保障,而对他们进行关注,正是以上四种美德的恰当职责。犹如冯友兰先生在《新世训》中所提及的,忠恕之道,是以一个人自己的欲或不欲为待人的标准。一个人对于别的事可有不知者,但他自己的欲或不欲,他不能不知。你是怎样的人,那么你便会遇上怎样的人,而如今的你是怎样,你的国家便是怎样,抱怨只能是失败者的墓志铭,而行动才是成功者的不朽丰碑!

当有一天,你知道你自己是谁,你要谁,你的生活在哪里。这才是后半生得以依靠的本钱。当有一天,你会发现所谓的浮华物质,真的没有心境强大的在周末的下午饮一杯茶让你觉得有底气。

当有一天,你懂得这个世界里,你不需要的东西太多,而不是需要的东西太多,你才真的成长。世间万物仿佛流沙,你攥的越紧,他只会流逝越快,与其痛苦的坚持,不如潇洒的放手,你会发现,自己竟拥有了整个世界!

最易的是随波逐流,最难的是拼死坚守。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不管这是一个怎样亦好亦坏的时代,跟随你自己内心崇高道德的航向远行,这仍旧是一个值得你留恋的时代!

文法学院

行政1001班

封烨

20100039

第三篇:道德情操论

《道德情操论》读后感

《道德情操论》是世界经济学泰斗亚当·斯密的著名作品之一,后人有评论它的实际价值和地位与被称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的《国富论》不相上下。在这本书里,斯密对人类丰富多彩的道德情操世界作了简明扼要的理路说明。或许,作为外国名著并不能引起多书国民的注意,这也是我对他毫不熟悉的一个解释吧,但是,温总理一次次的提及,却让他逐渐走入国人的眼中,同时也让许多大学生有了看看的兴趣。本书绝对不是单纯进行空洞的道德说教而已,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是因为其所阐述的观点是能够跨越时空,不受地域限制的,它历久而弥新,在历史的沉淀中又孕育出更丰富的内涵。

这本书他传达给读者的是: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受道德感念的约束。不要去伤害别人,而是应该要帮助别人。最起码也要在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下维护自己的利益吧(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些低俗的人自己延伸的想法吧)。我想说:这种“利他”的道德情操永远地种植在人的心灵里面。尤其是在中国这个社会在转型的特殊时期,我们更应该注重道德的建设,这似乎也成了了我们现在社会的缺失,也是我们急需加强的地方。因为大家都知道道德和法律一样规范着大家的日常行为,而且弘扬道德美德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倘若以后我们真正踏入社会了并且找到了属于了我们自己的工作,那么在我们行业一样处处都是能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社会与人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的情感的。它给了我以后在工作和生活中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督促我要学会互相帮助和互相体谅,让我学会面带微笑的去对待每一位匆匆而过的路人、朋友,亲人和爱人。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首先提出“研究道德世界的出发点是同情心”,他认为同情、同情心是人类天赋的本性之一,换句话来说,情感互动构成社会生活天然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在书中说:“人的天性决定了我们总是推己及人,从关心自己开始,进而关心旁人以及整个社会的利益。”密斯对人类的道德情操剖析的很是全面很是深入。刚刚说过我们这个社会正处于大变革时期,面临着贫富差距拉大、社会腐败、就业压力大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常常会感到被自私、虚荣、妒嫉、仇恨、贪婪和背信弃义等不道德的情感所包围,因而更加向往感恩、大方、美好、正直、勤俭、自我克制等人性的美德。而且《道德情操论》告诉我们如何“利他”,使他人的幸福成为自己的幸福必备的条件。作为一个社会个体,就要求我们常怀同情之心、推己及人、公平正义之心待人处世,互帮互助,用全局的眼光,正确处理个人和集体、个人和社会的利益。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句话告诉我,要从身边小事做起,严于律己,做好每一件事情我的道德水平就会得到一次升华。我们要善于由大及小,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绝不要以微小儿而不足道,细小而不足为。而现在,“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已深入人心,身边各种刊物媒体也都进行刊登和展示的宣传,这是对中华民族传传美德的自觉弘扬,现在已经成为道德建设的新标杆和新学尚。我不相信我身边的人有哪个没有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现在,我们正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路上,道德的作用和力量至关重要。用道德立身,用文明塑魂,用发展说话,相信在不远的将们,我们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会比翼齐飞、并驾齐驱。我们优秀的中华民族,我们古老的中华国度,会真正焕发出耀眼的勃勃生机和活力,将向世人展现我们礼仪之邦和文明之邦的辉煌魅力。

第四篇:道德情操论

《道德情操论》读后感

亚当斯密的大名虽然早已如雷贯耳,但《道德情操论》却让我重新认识了他一次。曾经他闻名于他同样鼎鼎有名的著作《国富论》,也因为这本书,在历史课本上的他总是作为资本主义代言人的形象出现。《国富论》所描绘的人人利己的世界,未免使人反感,伴随着《国富论》的问世,资本主义步入辉煌时代,在社会财富急剧增长的同时,社会道德却也在一步步沦丧,也许亚当早有先见之明,所以他才又耗尽心血完成了这一部巨著。

亚当认为,同情,是人与生俱来的情感之一。一个人,无论是正人君子还是自私凉薄的小人,总会对别人的不幸产生怜悯之情,以这一情感为基础,亚当深入讨论了善恶,美丑,责任,正义等一系列概念,同情也被亚当认为是一切道德情操的来源。亚当分析人的感情,评价各种美德,不时分析道德的意义与道德沦丧的危害,他不仅是希望人们明白的各种美德之所以产生的来源,更希望能唤醒人们心中本该有的美好。在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道德情操论》无疑是一股清流,缺少了道德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道德情操论》也被奉为西方的《论语》。

对社会来说,这本书是一剂良药,现如今我国虽然经济腾飞,却可能处在道德泥潭的边缘。我们不仅要建设一个富裕的社会,更要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亚当的这部巨著刚好可以作为参考,在书中,亚当对社会秩序,正义,道德的分析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对社会嫌贫爱富,趋炎附势风气的批判无情而尖锐,与当下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一拍即合,也难怪温家宝总理在任时多次推荐这本书。

对个人来说,这本书像一面镜子。亚当对人类情感进行了细腻的分析,在徜徉于他精炼深刻的文字之时,我不禁也在审视自己。亚当所描绘的一些美德令我心驰神往,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谦逊仁慈与雍容持重,自我克制的云淡风轻,都令我肃然起敬,也令我陷入沉思,反省自己,也许都未曾注意生活中一些细枝末节,以为是理所当然,却已与这些美德相去甚远。《道德情操论》确实有这样的魔力,作者以一位睿智长者的身份,把人类道德的秘密向你娓娓道来,你因自己曾经的无知而感到羞愧,而同时也对他所描述的世界充满向往。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可谓是妇孺皆知,对财富的追求使人们对其趋之若鹜。然而这本《道德情操论》却鲜有人知,这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是一种悲哀。亚当用《国富论》告诉我们人都是利己的,然而又用《道德情操论》又告诉我们,“利他”的道德情操其实一直种植在人类心灵的深处。他在书中写到: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他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道德源自于每个人内心固有的同情,让我们每个人都发掘出内心的美好,那么世界就会更好。

第五篇:道德情操论

左手经济,右手道德

——读《道德情操论》

2013709016

丁佳彤

斯密在学术上高深造诣、著述丰厚,但是,他的一生仅留下两部完整的著作:一部是具有广泛影响力、在学术界赫赫有名的《国富论》,贯穿全书的是劳动和资本如何在市场经济中生产出国民财富,被誉为资本主义的“圣经”;一部是其成名作并倾注了其毕生精力、却似乎一直被人忽视遗忘的《道德情操论》,是“前所未见的道德理论的最壮丽的大厦”,主要论述人如何在社会中控制自己的私欲和行为,使社会成为一个有道德的社会。1

一、“亚当•斯密问题”的提出

经济思想史上著名的“亚当•斯密问题”是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发现并提出的。他们认为,斯密的两本主要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对人性的论述存在着不一致的问题。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把人看成是“道德人”,把人们道德行为的动机归结为同情、利他,论述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强调人的同情心是人的一切道德行为的动机,是连接社会的主要纽带;而在《国富论》中,他则把人看成是“经济人”,把人们经济行为的动机归结为利己,论述了利己主义的利益观,强调人的一切对社会有益的行为均出自利己心。他们因此得出结论:斯密的这两部著作是互相矛盾的。他们将这一前后矛盾解释为斯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在旅法期间受到重农学派的影响,从而在《国富论》中改变了《道德情操论》的思想。“斯密问题”的核心,是所谓斯密思想观点上“自利论”与“利他论”的分裂与对立,实质上则是指斯密的伦理思想与经济思想的矛盾问题。

但是现今,很多学者经过严谨的研究和论证都认为斯密这两本著作中思想的核心本质上是一致的,本文试图单方地从《道德情操论》一书中论证斯密体系的一致性。

张卓莉:《经济与伦理的统一》,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12页。

二、《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时间上的重合

“1748年秋,斯密在爱丁堡大学担任讲师。1749年编写过一份经济学讲义,在1750-1751年的冬天,讲授过一学期经济学„„1752年起,他又继承他的老师——哈奇森博士任该校的道德哲学教授,直到1764年辞去教职为止。”2在斯密讲授他的道德哲学课程时,他“曾充分利用他在爱丁堡大学讲授经济学时所编写的讲义,以及他参加格拉斯哥经济学俱乐部等学术活动中所得到的启发与资料;而《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又都是在他的道德哲学讲稿基础上完成的。”3 而且从1759年到1774年,《道德情操论》共出了四个不同的版本,而1763年他又创作了《国富论》,又在未来二十年内修改再版了三次。尤其是在1790年《道德情操论》的第六版中,斯密对它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难道斯密的大脑能容纳下如此冲突激烈、每一个内容又如此庞杂的理论体系的同时运行?所以如此密集地交替创作和修订再版,绝不可能使这两部著作的内容割裂开来以致完全对立。

同时,译者还强调了尽管按照我们现在的学科分类,《道德情操论》一书属于伦理学范畴,《国富论》则属于经济学范畴,二者相去甚远,但是按照斯密所在时代的分法,二者却同属于“道德哲学”这一学科。斯密坚持认为,他的伦理学是自己道德哲学的实用部分,“他在为《道德情操论》所写的序言中写道:‘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我已部分的履行了这一诺言„„虽然我年事已高,很难指望如愿以偿的完成这个大事业,但我并没有完全放弃这个计划„„’”4这也充分说明斯密认为自己的这两本著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国富论》是对本书必不可少的发挥。

只是因为斯密在其研究著述中秉持着一种专业的精神和严谨的态度,力图根据不同研究领域自身固有的性质和规律来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在论述《国富论》时把经济放在了第一位,力图摆脱伦理、宗教和习俗的影响,以保持经济学的纯粹性;而在写作《道德情操论》时又把伦理价值置于首位,把经济的因素弱化到最低限度,让它们各自拥有相对独立的主题、领域和重点以及分析方法,彼此之间互不干扰、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从表面上看,斯密的两种学说表面上看起来相互对立,不相融合。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译者序言第3页。

同上书,译者序言第10页。4 转引自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译者序言第12页。

三、论“同情”

同情心理论是亚当·斯密伦理学体系的基础。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几乎在每一个部分都是以同情心为讨论的主线的。而集中为同情心的理论提供概念基础和准备的是在该书的第一卷“论行为的合宜性”。

一开篇,斯密就说明了“同情”作为人的本性。“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的违反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5”同情的情感,就像人性的其他原始感情一样是遍布于全人类的,那些德性仁厚的君子只是在此类情感上更加发达,更加敏感而已。所以,斯密那里的同情能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自然禀赋。6

那么同情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斯密认为我们对别人的感受没有直接的体验,所以我们就不可能有对他人所感受的情形的观念。我们做为“旁观者”,只有通过设身处地的想象“形成关于他的感觉的某些想法”。“由于我们对别人的感受没有直接经验,所以除了设身处地的想象外,我们无法知道别人的感受。当我们的兄弟在受拷问时,只要我们自己自由自在,我们的感觉就不会告诉我们他所受到的痛苦„„只有借助想象,我们才能形成有关我们兄弟感觉的概念。7”想象力向我们描绘了假如我们自己处于他的情形时我们的感觉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的想象所模拟的,只是我们自己的感观的印象,而不是我们兄弟的感官的印象。通过想象,我们设身处地的想到自己忍受着所有同样的痛苦,我们仿佛进入了他的躯体,在一定程度上同他像是一个人„„”8

他虽然主张同情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情感能力,但是离开了各种各样的情 境,我们无从判断同情心的道德性,这样斯密就将话题引向了同情运作的机理。

所谓同情心的合宜性,就是指一个人对他人的同情与这个人预期的相互一致性。按斯密自己的说法:“在当事人的原始激情同旁观者表示同情的情绪完全一致时,它在后者看来必然是正确而又合宜的,并且符合它们的客观对象;相反,当后者设身处地发现前者的原始激情并不符合自己的感受时,那么,这些感情在 56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页。

罗卫东:《亚当·斯密的伦理学》,浙江大学硕士论文,第41页。7 同上书。8 同上书,第6页。他看来必然是不正确而又不合宜的,并且同激起这些感情的原因不相适应。”9因此,赞同别人的激情符合它们的客观对象,就是说我们完全同情他们;同样不如此赞同它们,就是说我们完全不同情它们。那么,同情的这种正当性和合宜性的标准必定是存在于同情者和被同情者双方的。“从一方面来看,这种感情相对于激起它的原因或对象来说是否恰当,是否相称,决定了相应的行为是否合宜,是庄重有礼还是粗野鄙俗。”10

但由于旁观者是普通的个人想象的产物,所以旁观者的判断也不是绝对客观的,往往会忽略某些事实,误解他人的动机或者处于对自我利益的偏爱而曲解事实等等。这种人类天性中致命的弱点,造成了人类生活一部分的混乱。“然而,造物主并没有全然放任如此严重的这个弱点不管„„形成了一般的道德准则。它们最终建立在我们在各个场合凭借是非之心和对事物的优点和合宜性所具有的自然感觉而赞同什么或反对什么的经验之上。11” 这种“一般规则”仍然是建立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自然不是客观的判断标准,然而斯密认为,将它作为日常处理现实的市民生活的基准已经足够。“对一般行为准则的尊重,被恰当地称作责任感。这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并且是唯一的一条大部分人能用来指导他们行为的原则。12” 因此,借着同情心我们就不但能对他人行为的是非、善恶进行道德评价以及报答或惩罚,也能评价自己的行为是否得当。并且在“一般准则”——正义法则——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的法律,“最神圣的正义法律就是那些保护我们邻居的生活和人身安全的法律;其次是那些保护个人财产和所有权的法律;最后是那些保护所谓个人权利或别人允诺归还他的东西的法律。13”

四、斯密自身体系的一致性

如上文所述,斯密的伦理学体系完全是建立在“同情”基础上的,但是这与他的人类利己心并不矛盾。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写道:“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 9 同上书,第14页。

同上书,第17页。11 同上书,第84页。12 同上书,第199页。13 同上书,第104页。10自己;而且,因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所以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是恰当和正确的。因此每个人更加深切地关心同自己直接有关的、而不是对任何其他人有关的事情;或许,听到另一个同我们没有特殊关系的人的死讯,会使我们

14有所挂虑,但其对我们的饮食起居的影响远比落在自己身上的小灾小难为小。”

斯密又在《国富论》中讲到:“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15“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

16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

所以,他把这种人的个人利益看作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这种利己主义并不是“自私”,而是“自爱”。而通过利己出发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就是斯密所假设的“经济人”。他指出,支配人类行为的动机有自爱、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等等,人们自爱的本性是和同情心相伴随的,然而人的本性又是自私的,总是在自爱心的引导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而妨碍同情心的充分发挥。

在他谈到本性贪婪、自私的地主的行为动机时,他说:“富人只是从这大量的产品中选用了最贵重和最中意的东西,他们的消费比穷人少;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雇佣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17”斯密承认人都具有自爱之心和自利追求这一天性,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人的利己心是如此的强烈,以致常常使同情原理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例如,“同业中人甚至为了娱乐或消遣也很少聚集在一起,但他们谈话的结果,往往不是阴谋对付公众便是筹划抬高价格”18。

在每个人孜孜谋利的社会里,公共利益如何才能得到保证?依靠个人的自利动机和行为能否维持其秩序井然的运转呢?对此,斯密的解释简洁而又深刻:在自由的市场体系内部,存在着一只至高无上的看不见的手,它会在“正义的法律”的基础上,化解经济人之间、经济人与社会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从而形成使个 1415 同上书,第102页。

转引自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译者序言第16页。16 同上。17 同上书,第231页。18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转引自张卓莉:《经济与伦理的统一》,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16页。)人和社会的利益都能够同时得到实现的一种“自然秩序”。

五、“看不见的手”

《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写到富人为了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愿望,让千百人为自己劳动,“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起分享他们所做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做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做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19”人们在这种“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不知不觉增进着社会的福利,“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也不知道自己能在什么程度上促进这种利益,他所盘算的只有自己的利益„„但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更有效的促进社会利益。20”

至此可以知道,人类靠着本能——利己心和同情心,在上帝的“看不见的手”引导之下,顺理成章协调了动机与效果、手段与目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整合出一个井然有序、和谐有益的人类社会,就可以实现人类美德和社会的福利和稳定。经济活动即不是中世纪教会所认为的那样是恶的,也不象重商主义者所谓的那样应该处于国家政治利益之下。相反,美德只有在 “中下等阶层”的追求财富的道路上才得到实现,伦理存在于经济的内部,社会整体福利只有在个人自由的经济活动中才能实现,因为社会利益就是以个人的利益为基础。《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研究的并非是两个世界,而是同一个人类社会。

1920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2页。

转引自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译者序言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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