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王国维评传》讲稿

王国维评传

王国维（1877～1927），中国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文学家。字伯隅，又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

王国维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连接中西美学的大家，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领域成就卓著。

主要著作、后人研究著作：

《静安文集》《王国维遗书》《王观堂先生全集》《宋元戏曲考》《曲录》《人间词话》《殷周制度论》《王国维诗词全编》《<红楼梦>评论》

《流沙坠简》《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

人生经历： 1.少年失意

王国维世代清寒，幼年为中秀才苦读。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

2.结识罗振玉

1898年，二十二岁的他进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有《人间词话》等名著。

“南书房行走”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3种生平著述，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的身份处世。其时，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方面。

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

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

3.人生转折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一说吴宓）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淑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

4.巨子陨落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逼近北京之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在颐和园昆明湖沉湖而死。

逸闻趣事：

1.父亲通达思想的影响。

大儿馆于同城沈都戎，许教授。以其性讷钝，好谈时务，嗜古籍而不喜帖括，现荐成于金陵储材学馆学生，以期通达中西要务以自立，然究莫必其成焉否也。次儿十龄，近处就傅，《四书》将竟，迟数年使之游于商，不令再事于制艺，致蹈诗、书误我之讥也。（《日记》第680页）

概言之，就是拟命长子储材通时务，次子从商不复事制艺（八股），这是王乃誉给他的一位族叔拟写的书信中为静、健兄弟俩作的学程安排，时在1896年8月9日。

应该说，处这样一个“大变局”之时代，有乃誉公这样一位饱学、睿知而开明的父亲，造就了王国维这样的一代大师，属必然。

2.王国维与史学渊源。

儿时不喜欢《十三经注疏》，又喜欢“泛览”群书，这种学习兴趣，显然不在八股文方面了，王国维说：“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钱，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我与历史的兴趣源于一本新华词典后面的朝代更替表。

2.理智分析型，切合实际。

王国维的性格是分析型的理智感强，十分内向他疲于哲学的原因有二，一是“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今有爱其谬误。二是纵观世界近二十年的学问，建立新的理论体系的学者极少，希望自创一新哲学。“非愚则狂也”。而搜集、整理材料，综合历史上的成说，成为一个二流学者又不喜欢。他自己思忖“以余之力，加之于学问，以研究哲学史。或可操成功之卷，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两个原因虽学懂了康德哲学。但是并不能建立起自己的成熟体系的哲学体系。对于如何在这个领域选择自己研究方向更不能确定，这种自我分析是明智的，合乎实际的。

4.《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5.与妻子的感情。

《红楼梦》

1.叔本华哲学与《红楼梦》

王国维认为“其自哲学上解此问题者，则两千年间仅有叔本华之《男女之爱之形而上学》耳”。王国维指出的叔本华的文章，现在中译本为《性爱的形而上学》。叔本华在这部著作中。对引起超过人类激情喷发的男女之爱。对许多文学作品进行歌颂的人类的爱情做了新的解释。他承认两性之爱，除生命外，它是所有的冲动中力量最强大活动最旺盛的。它占据人类黄金时代一半，它也是人们努力一生的终极目标，它会妨害最紧要的时间，能使最认真的工作忽然中断，有时连最伟大的思想家也会

2.新红学开始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宣告了新红学的开始，也是我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伟大开端，这篇文章有这样的重要的历史意义历来为人们所重视。

这篇评论有严整的理论框架全文纲举目张，有严正的逻辑结构。他重视从哲学、美学、伦理学等不同角度去评论《红楼梦》。在审视作品的时候，既注意到将它与中国历史上的叙事作品加以对比，以阐明它在历史上发展中的地位。又能注意到将他与世界上的同类作品加以比较。以确定他的世界地位。而作者将自己最终的视角落到对中国固有的乐天麻木国民性的批评。显示出具有思想家、哲学家的锋芒。这篇文章为中国文学批评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

史学方法：

1.陈寅恪对王国维历史研究方法评价

王国维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属于考古派。陈寅恪对他的学术成就曾有过描述：

“其学术的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

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地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狁考》等是也。

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

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

2.《流沙坠简》可用之考订了汉玉门关的位置，本来。汉代玉门关的位置有多种说法。有的认为玉门关在敦煌以东，有的取认为在敦煌以西。王国维认为玉门关在金东黄县西北七十公里的小方盘城。因为1906年。在小方盘城出口出土汉简尚书。为据此可判定这里是玉门关关址。

死因探究：

1.“殉清”说 王国维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2.“逼债”说 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2_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3.“惊惧”说 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4.“谏阻”说 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5.“文化殉节”说 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6.“诸因素” 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我支持“文化殉节”说 和“诸因”说，理由如下： 1.《王国维遗书》

封面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的遗书中，全文仅有百余字，照录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2.鲁迅曾说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

胡适也曾直言不讳地说王国维“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 3.“悲情王国维”

王国维的家庭成员多非正常死亡，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1907年7月，王国维的发妻莫氏因生产双胞胎女儿病危，王国维从北京回到家乡海宁，延请名医救治，十几天后，年仅34岁的发妻离开人世。

从1905年开始至1908年，王国维的人生不断遭遇重大变故，父亲、妻子、继母相继去世。王国维不断地由北京返回家乡海宁参加葬礼，可见其生世之累，谋生之艰。

1908年在岳母即莫氏的亲生母亲莫太夫人的主持下，续娶22岁的潘丽正为继室。1921年5月四女通明生，9月殇。1923年5月女瑞明殇。1925年，长子潜明去世，在之前一年，一双孙女殇。

评价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第二篇：王国维

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谥忠悫。汉族，浙江省嘉兴市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徐志摩、穆旦、金庸等人与其俱为同乡。甲骨四堂之一（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罗振玉（号雪堂）和王国维（号观堂））。

治学三境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谈到了治学经验，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第一种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词句出晏殊的《蝶恋花》，原意是说，“我”上高楼眺望所见的更为萧飒的秋景，西风黄叶，山阔水长，案书何达？在王国维此句中解成，做学问成大事业者，首先要有执着的追求，登高望远，瞰察路径，明确目标与方向，了解事物的概貌。第二种境界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引用的是北宋柳永《凤栖梧》（《蝶恋花》别称）最后两句词，原词是表现作者对爱的艰辛和爱的无悔。若把“伊”字理解为词人所追求的理想和毕生从事的事业，亦无不可。王国维则别具匠心，以此两句来比喻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是轻而易举，随便可得的，必须坚定不移，经过一番辛勤劳动，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直至人瘦带宽也不后悔。第三种境界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引用南宋辛弃疾《青玉案》词中的最后四句。梁启超称此词“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这是借词喻事，与文学赏析已无交涉。王国维已先自表明，“吾人可以无劳纠葛”。他以此词最后的四句为“境界”之第三，即最终最高境界。这虽不是辛弃疾的原意，但也可以引出悠悠的远意，做学问、成大事业者，要达到第三境界，必须有专注的精神，反复追寻、研究，下足功夫，自然会豁然贯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就能够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三种之阶级

在《文学小言》一文中，王国维又把这三境界说成“三种之阶级”。并说：“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王国维所引词句第一为晏殊《蝶恋花》，第二为柳永《凤栖梧》，第三为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三种境界”论出自晚清学者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之二六，原文如下：“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三境合论

“第一境界”原出自晏殊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王国维以这句话形容学海无涯，只有勇于登高远望者才能寻找到自己要达到的目标，只有不畏怕孤独寂寞，才能探索有成。“第二境界”两句原出自柳永的《凤栖梧》：“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王国维以这句话比喻为了寻求真理或者追求自己的理想，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就是累瘦了也不觉得后悔。“第三境界”原出自辛弃疾的《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国维用这句话比喻经过长期的努力奋斗而无所收获，正值困惑难以解脱之际，突然获得成功的心情。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乃恍然间由失望到愿望达成的欣喜。

巨子陨落：1927年，北伐军挥师北上，听闻北伐军枪毙湖南叶德辉和湖北王葆心（王被杀是谣传），6月2日同朋友借了五块钱，雇人力车至北京颐和园，于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从其遗体衣袋中寻出一封遗书，封面上书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

人生转折：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

王国维为何自溺，至今仍争论不论，一般学者论点有所谓的：“殉清说”、“逼债说”、“性格悲剧说”、“文化衰落说”。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言中写道：“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像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像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一人一事。”

毛泽东有诗云：“莫道昆明池水浅”，那里的水并不深，王国维跳进去，便一头扎到底。事实上并非溺毙，而是被湖底的淤泥朽草，塞满七窍，窒息而死。呜呼，一代学者，草草一生，就这样于污泥浊水中逝去，时年五十一岁。从他身上，翻出一纸遗书，上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等字样。有人说，他这个“辱”，为死殉清廷，效忠逊帝；也有人说，他这个“辱”，与他亲家罗振玉有些什么纠葛。但不管什么缘由，当时及后来，都认为不值得。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殉清”说王国维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2_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王罗之隙

后世人都能知道，王国维和罗振玉是师徒关系（罗是王的老师），又是至交朋友，还是亲家俩（王的儿子王潜明娶了罗的女儿罗孝纯）。他们两人同属于中国近代两位承前启后的国学大师，他们相交相伴了三十年之久，共同创立了“罗王之学”，并以安阳之商朝甲骨、敦煌之汉魏简牍、千佛洞之唐宋典籍文书等出土新资料为研究对象，把中国历史向上推进一千余年，取得了让世人惊奇的卓越成果。但他们两人把嫌隙公开化是在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去世以后，就在处理王潜明后事的过程中，罗振玉和王国维发生了一些误会，在罗、王两亲家为王潜明遗款的收存和立嗣等问题上产生分歧，最终引发罗、王二人失和，甚至不再通信，不再见面。他们两人从产生误会到交绝，大概二十天左右。三十年的深厚友谊和这样的亲戚关系为何抵不过这二十天，这让我们今天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百思不得其解。当然，在王国维投水自杀后，罗振玉没有再继续无情不管，而是主动承担起料理后事之责，担负治丧，安置家属，整理并迅速出版王国维遗著，这一切是能够让黄泉下的友人、亲家感到慰藉的。[

人物评价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梁启超

“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郭沫若

“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陈垣)先生两人。”——伯希和

“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胡适 “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不懂的音译》）——鲁迅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清华大学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陈寅恪

“王国维寥寥几万字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比朱光潜洋洋百万字的体系建树在美学史上更有地位。”（《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王攸欣

中国近代自杀的文人：

中国现近代自杀的文人有： 陈天华、王国维、朱湘、老舍、吴晗、邓拓、以群、汪笺（陈寅恪弟子）、傅雷及其夫人朱梅馥、陈梦家、杨朔、闻捷、三毛、顾城、海子„„ 附：

1905年，中国的近代作家陈天华于12月8日蹈海自杀 1927年，诗人兼学者王国维投莫名湖自杀

1933年，朱湘于12月5日在南京采石矶投水自杀 1966年，中国的现代作家老舍投太明湖自杀

1966年，傅雷和他的夫人朱梅馥在上海寓所双双自缢 1966年，新月派诗人陈梦家不堪文革9月3日自杀

1968年，著名作家杨朔，文化大革命中不堪迫害，服安眠药自杀 1968年，诗人远千里于6月22日用刀片割颈动脉而死

1971年，著名诗人闻捷不堪与戴厚英的“跨阶级恋爱”用煤气自杀 1991年，台湾作家三毛在台北自己寓所的卫生间里，用丝袜上吊自杀

1987年，3月3日女诗人蝌蚪用一把精致而锋利的手术刀割断了大腿上的静脉自杀，年仅33岁

1990年，诗人方向服毒自杀，死后葬于千岛湖畔 1991年，戈麦在圆明园附近投水自杀

1994年，顾城用斧头砍伤妻子谢烨（后不治而亡），继而在一棵树上吊颈而死 1996年，著名诗人、报告文学家徐迟从六楼病房阳台上跳楼自，时年82岁

202_年，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用手枪在美国加州洛斯盖多自杀于汽车内，年仅36岁 202_年，以21岁成为中国作协最年轻成员的作家殷谦在肯德基将毒药和着热巧克力饮料一起吞下，年仅27岁

文人大概都因情感细腻,思虑太过，生活却总和愿望背道而驰。若不能清醒地收放,为自己找到出口.大概就会绝望到对生活失望吧。

第三篇：司马迁评传

（《司马迁评传》——黄新亚）之读后感

对于司马迁，一开始只知道他给后人留下一本巨著《史记》，被称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然而并不明白为何被一代作家鲁迅称作是无韵之离骚，同时也没看过《史记》所以难免对司马迁的认识感到无力，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他的人格，他的思想，他的魅力。他的生平，他所遭遇的一切等等都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所以，《司马迁评传》很好的帮助我决解了这一问题……下面就让我谈谈看完这本书，我对司马迁的认识吧……

司马迁受父亲司马谈的影响青年的时候就去四处旅行，周游了许多地方，增加了自己的见闻，期间他也详细记录了所见所闻，这为自己以后的写作奠定了基础……后来司马迁因为李陵之事遭受腐刑，他忍辱负重的活了下来，然而自己并不清楚这种辱之深刻，首先作为一个男人这是无法忍受的，再有一点是司马迁是一位史官，是位读书人，正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可以说所有刑罚中，腐刑是最下的，极矣，所以他想到了死，死反倒是一种解脱，但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若弃世自裁，岂不是九牛一毛？所以他立世发愤著书“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要收集大量材料，而且司马迁要真实记载历史，他就不得不与汉武帝后世君子。为代表的一群统治者斗争，所以《史记》不得不“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直到汉宣帝时才公开流行于世。

再有《史记》之所以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有其史学价值其代表了东方的，可以说司马迁是东方的“天才思想家”他在《史记》中强调了“人”的价值，认识到人的重要性，所以有列传，同时《史记》囊括了“农业，水利，思想，文化，人物，祭祀”等各个方面，再有《史记》还包含了文学性色彩，司马迁也有借《史记》表达自己，他详细记述了屈原，项羽，孔子，李广等人物，尤其是屈原，有一种同病相怜，自己何尝不是有满腔热血绝世才情，可是现实中郁郁不得志，遭受腐刑……老鼠哲学，秦始皇的专横强暴，张汤，杜周的专横弄权……显然受其批判，而廉颇，蔺相如李广等……受其赞扬，所以说《史记》不仅在中国，世界上，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而这些还远远不够详尽，《史记》的价值突出了司马迁的价值，这些才是司马迁为后人称道的原因，更还有其不畏强权，在现实中以一人之力去对抗，去批判统治者，这

更使人震撼，通过这本书，我想我一定会好好品读《史记》的，好好去感受，去体味。

第四篇：王国维阅读

阅读下文，完成14-17题。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赤子之心说” 甲：静安（王国维字静安）的“赤子之心说”，实隐伏着某种跟封建思想桎梏相对立的个性“自由”、艺术“自由”的要求。这跟儒、道、禅三家的“赤子”内容比，毕竟有其自己的时代特色。在辛亥东渡日本以前，静安的取自西方的个性解放、艺术独立等思想，跟他固有的封建伦理观念，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他曾大声疾呼：“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可见，静安“赤子之心说”，颇受“西学”的浸染，他跟诗人及其创作挣脱封建束缚而获得的某种“独立”和“自由”，断断不能分开。乙：李后主写出那种思想落后、艺术性较高、境界真切的作品，是与他的阶级地位、政治遭遇和艺术素养分不开的。可是王氏（即王国维，下同）从“赤子之心说”出发，却认为缺乏生活，正是李煜“为词人所长处”，并进而断言：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这就否定了生活对于创作的决定意义。不仅如此，“赤子之心说”还渗透了天才创作论的思想。在《红楼梦评论》中，王氏引用了叔本华的观点：“美之知识断非自经验得知”“故美者，实可谓天才之特许物也”。在“境界”说中则发展成为：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世无诗人，即无此种境界。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唯诗人能感知而能写之。丙：《人间词话》评李后主词，称其“不失赤子之心”是“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又称“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以为与二人之“胸襟”有关。像这些品评就并不是盲目以人格之价值与作品之价值混为一谈，而只是就作者人格性情之某些特质与其风格之某些特质间的关系来立论的。即以后主之词论，其风格之自然真率的一面，与其为人之纯真便确实有着相通之处。而东坡为人之超旷与稼轩之豪健，与他们此种所表现的“旷”与“豪”的风格，当然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像这种品评如果用之得当，则往往1

可以自“诗”与“人”的浑然合一中，直探诗歌中感性之生命的源流与命脉所在，这乃是中国文学批评中极可重视的一种宝贵的传统。

14.下面对甲的谈话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A.“赤子之心说”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跟儒、道、禅三家的认识是截然不同的。B.王国维学贯中西，他既有厚重的传统文化积淀，又受到了西方美学思想的影响。C.“赤子之心说”打破了封建思想的桎梏，是王国维与封建伦理思想决裂的表现。D.王国维固有的封建伦理思想与个性解放思想的矛盾，在辛亥东渡后才得以解决。15.下面对乙的谈话理解，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3分）

A.乙对于王国维认为缺乏生活而有天才的诗人可以写出好作品的观点，持批评态度。B.“一切境界”至语段结尾，“境界”一词共出现6次，其中3、5两处与其他不同。C.诗人阶级地位、政治遭遇和艺术素养，与其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是密不可分的。D.文中引用叔本华的话，是为证实叔本华的天才创作论思想与王国维观点如出一辙。16.根据文意，概括甲的观点。（3分）

17.阅读丙的谈话，根据文意，填出下列空白处的内容（可用原句作答）。（3分）

王国维“赤子之心说”的立论途径是，它产生的效果是，丙对它的评价是。

王国维的忧郁 苏珊·桑塔格认为本雅明是个深具“深刻的忧郁”气质的人，她极细腻地分析了这种气质：身体孱弱、性喜沉思、敏感孤僻、行为古板、隐藏的激2

情等等，并与本雅明的作品及生平对证，文字透出一种让人感伤的宿命色彩。我眼前出现的影像，却是我国一代宿学王国维。两人的确有一定的可比性，都生在国运飘摇、战火连绵的时代。本雅明身为犹太人，纳粹横行时，仍苦留在他认为是文化阵地的欧洲，宁愿成为欧洲最后一个知识分子。大战发生后，本雅明自杀在逃亡的路上。而王国维，沿着这气质一路行来，其悲剧的结局，似乎也是注定了的。忧郁沉潜的气质决定了王国维选择研究的方向。1898年，王国维再次乡试落第后到上海谋生，利用工余学习新学。“体素赢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王氏忧郁的禀性与叔本华的悲观哲学一拍即合，但是最后收获却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理智上虽接受了西方思想，感情上却与中国旧文化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生方向反而更加彷徨。接下来填词成功使他在文学中找到了乐趣，遂转向文学研究；不过他很快意识到：自己欲为哲学家，则苦于感情多而知力寡；欲为诗人，则又苦于感情寡而理性多，所以愈加苦闷，在文学、哲学之间徘徊不定，不能决定专攻方向。1909年，转向戏曲研究。然而，辛亥革命的爆发打破了他怡情弄性的生活。跟随罗振玉流亡日本京都之后，处在漂泊异乡、家国无望的时期，内心之苦闷显而易见。罗振玉此时起到了精神导师的作用，他坚定地告诉王国维：“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返经信古未由也，期与子共勉之。”王国维如闻雷击，觉得自己从多年的蒙昧中苏醒。以前觉得济世无门，才灰心于文学戏曲研究。现在罗振玉指出道路，让王国维看到了他一直苦苦追索的人生价值所在，为了道统(儒家传道系统)，他毅然抛弃哲学、文学、戏曲，坚定地转向经史考证。性格忧郁的人喜好译解神秘的事物。王国维沉入甲骨残片的破译中后，著《殷周制度论》，认为“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流露出帐望周孔的感伤。他努力在断瓦残片之中辨认着中国文化的昔日身影。在上海时，曾与学生庄敬严肃地演习古礼，亲自设计搭盖“芦殿”，叹之为“极美之事”。“五四”以后，王国维面对文化无法挽救的陨3

落，蓄起了辫子，摆出世人皆废我独特的悲壮姿势，这与他最后走向死亡已不远了。忧郁的人行事刻板，他们是自剖的大师，毫不宽容、毫不留情地进行自我惩罚。王国维遗书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用自己迷恋的悲剧形式遽尔撒手，让后世之人去深哀痛惜和费心猜度其由。1923年，王国维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由一个秀才荣升为“帝师”。他深感溥仪的知遇之恩，寄望于溥仪励精图治、重振朝纲，但天下共和大势浩浩汤汤，溥仪自己也旦夕不保，这使得王国维思想上陷于绝望。1924年，冯玉祥率军“逼宫”，溥仪先藏于日本公馆，后又移居天津张园，苟安一时。此时王国维作为溥仪册封的命臣，将革命军撕毁民国优待皇室条约的行为引为奇耻大辱，便约罗振玉等同沉神武门御河，后因家人极力阻拦、严密看守未果。中国士大夫自古名节观念极重，王朝更替时，必有一批士人眷恋旧朝，甚至以死相抗，传统价值观往往使这样的士人青史留名。既然没有死成，王国维在心理上便觉得名节有亏，遗书中说“只欠一死”，应当是指此次自杀行动。后来北伐军一路成功，天将变色，王国维眼看溥仪不保，猜测北伐军一旦进京，自己的一场大辱在所难免，自杀似乎是唯一的选择。苏珊·桑塔格说：“他带着所有残篇断简、他的抗议态度、他的沉思和梦想、他的无尽的忧郁，和他向下望的双眼，将在最后审判面前，对他所占据的全部位置和一直到死对精神生活的捍卫，作出辩护。”这同样适用于王国维。这些忧郁的天才总是过分敏感，莫名地痛苦，最终为他们的忧郁气质和天才的某种偏蔽所累，走着一条近乎宿命的长道，直至上苍收走了他们。而这也是注定了的。

(1)下列对文章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A．王国维和本雅明生在同一时代。本雅明宁愿成为欧洲最后一个知识分子，大战爆发后在逃亡中自杀；王国维自杀，跟传统中国士大夫极为重视的名节观念有关。B．王国维选择研究西方哲学是由他的气质决定的。然而，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法割舍，理智与感情形成激烈冲突，最终无法接受西方思想，人生方向更为迷茫。

C．罗振玉认为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中，想要救世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重返经典古籍研究。

这对于王国维触动极大，于是他决定为了继承儒家道统而考证经史。

D．王国维沉迷于甲骨残片的破译，实际上是沉醉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传统文化的的衰落和无法挽救的现实，他蓄起辫子，以这样一副悲壮姿势反抗新文化。

E．作者认为王国维不能认清共和大势，只是单纯捍卫自己的精神生活，又因为性格中的忧郁气质，过分敏感与天才的某种偏执，进而导致了他的自杀。

(2)文章主要写王国维，却又从苏珊·桑塔格对本雅明的评价写起，作者为什么这样写?请简要分析。(6分)

(3)请简要概括作者对王国维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理解。(6分)

(4)王国维治学方向经历了哪几次转变?结合实际，谈谈王国维治学道路的变化给你怎样的启示。(8分)

第一篇参考答案：

14.（3分）B（A“追求”、“截然不同”误，C“打破桎梏”、“决裂”等说法有失分寸；D于文无着）

15.（3分）D（引述内容和论证对象关系颠倒了）

16.（3分）王国维“赤子之心说”有反封建、追求个性和艺术自由的倾向，这是值得肯定的。（关键词：反封建、追求自由、肯定。每个关键词1分）

17.（3分）立论途径：作者人格特质与其作品风格特质间的关系；产生效果：直探诗歌中感性之生命的源流与命脉所在（或：直探作者内心的真情实感）；评价：是中国文学批评中极可重视的传统

第二篇参考答案

12．(1)C 3分，D 2分，B 1分

(A“生于同一时代”错；B“最终无法接受西方思想”错，E不能认清共和大势，只是单纯捍卫自己的精神生活”错。)(2)①苏珊·桑塔格对本雅明的评价着眼点在“忧郁”，照应了标题，并与文章的结尾相呼应；

她对于“忧郁气质”的分析总领了全文。(2分)②一开始写苏珊，桑塔格对本雅明的评价，是为了由本雅明过渡到王国维，使行文自然巧妙；(2分)③二人身世、气质、选择、结局均相似，二人比照着写，互相映衬，更能突显王国维的人物形象。(2分)(3)①王国维受传统价值观中名节观念影响极重，曾在革命军撕毁民国优待皇室条约后以死相抗，他认为那时就应该一死谢国，因自杀未遂，名节有污，必当赎回，所以称“只欠一死”。(2分)②“世变”，应指后来北伐军一路成功，清王朝岌发可危，即将改朝换代。(2分)③“再辱”，王国维曾将革命军撕毁民国优待皇室条约的行为引为奇耻大辱，又猜测北伐军进京后，自己必将再受大辱。(2分)(4)①王国维治学方向的四次转变：科举而哲学，哲学而文学，文学而戏曲，戏曲而经史考证。②正确认识自己，反思自己，把握自己，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王国维治学过程中多次转变，不断调整自己的研究对象，正是由于对自身特征的了解，对自己不利和有利因素的正碗把握。做大学问首在人生价值观的确立。王国维治学由哲学而文学，是因为研究西方哲学在感情上与中国文化形成了尖锐矛盾；灰心于文学、戏曲，是因为济世无门；最终转向经史考证，是为了继承中国文化的儒家道统。（既括2分，启示正确2分，能依据文本、简单结合生活实际分析论证即可得4分，本题共8分)6

第五篇：王国维之死

少年时喜欢词曲，偶然得到几页残破的《人间词话》，竟爱不释手。从中，我知道了中国有个叫王国维的大学问家。?人间词话》里，尤其是其中“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对做大事、做学问总结之语，使我茅塞顿开，受用匪浅。诸位不要误会，我之受用，与成大事业、做学问无关。凡事举一反三，皆可触类旁通。那时，正值大饥荒三年，我用这三招弄吃的，解决饿肚子难题，很实用。我先在城郊附近四处观察，看什么地方有吃的，有能吃的，有能吃的而他人不敢吃的东西。此谓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然后我不怕山高水远，或取他人眼皮下熟视无睹之物，用于充饥。如桃树油，是雨后桃树枝干上凝结的一种胶状物，食之芬芳可口，而他人决然不敢食用。于是，我乐得独自受用。此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个过程首先要受得苦中苦，其次是要冒中毒之危险，也叫实践出真知。由此两条，很自然地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美食却在，众人无视处。我不能不感激王国维，他这关于做大事、做学问三境界评说，使我在官灾人祸时没有饿死。后来，我终于弄到一本民国时期出版的《人间词话》，而且是正宗且完好的一本。虽然此书在文革破四旧时被烧毁，但里面的营养已经滋润了我。自那时起，我才知道王国维之死，是于民国年间在北京投昆明湖自尽。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竟使一个大学问家走此绝路。他决然不是穷苦，为没吃的而死。他是个本分学者，也决然不是什么畏罪自杀。这个问题，困惑我多年。听人说，王国维当时也不是很富裕，苦于亲家罗振玉逼债，无奈而自尽。此说似乎还很有市场，对此，我一直怀疑。亲家逼债，且两个人都是国学大师、大学教授，何况，王国维还是罗振玉培植资助过的挚友和共同研究学问的伙伴，岂能因区区金钱债务将对方逼到死地？但心中对其死因，总是莫名，感觉应该有其他缘故。后来我搞基层文化工作，在众多报纸杂志信息侵蚀下，相信王国维是顽固保守派，他的死是殉国，即为清朝的亡国而投湖自尽。但我这个认识，被一乡村好友推翻。他是农村一位退休老教师，一次小聚，我们谈及王国维自杀一事，他说：“清朝在一九一一年就被推翻，他王国维在一九二七年才投湖，亡国十六七年后自杀，这也能叫殉国？”是啊，若是殉国，也太迟了点。现在我才知道，陈寅恪先生在一九五三年底有个《对科学院的答复》，其中就写道：“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陈先生斩钉截铁否定了以上两个原因。事实也是如此，民国推翻清朝，王国维并未殉国。他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胜利后，随罗振玉去日本。五年后回上海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一九二二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还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其间，一直未有殉国迹象。他究竟为什么要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走这条沉湖自尽绝路呢？而且，他当时才五十岁，正是做学问鼎盛时期。近几年，通过网络查阅一些资料，基本上找到了答案。王国维是惧怕暴力革命，痛惜当时的“农民革命运动”摧残文人、文化，为此而死。同时，他的死于与湖南农民革命运动处死叶德辉、王葆心等文化士绅有关联。王国维的死，在他人自然是意外，但在他自己，则是早有准备。王国维遗书中开宗明义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余略）”至此，我们可以断定，恐惧“世变”和“再辱”，是王国维自杀的直接原因。这个“世变”和“再辱”，决然不是指清朝的灭亡。可是，王国维遗书中的这个“世变”和“再辱”，具体是指什么呢？笔者认为这个“世变”和“再辱”，是指当时如火如荼的农民革命运动，特别是湖南的农民革命运动。他恐惧北伐胜利后，南方革命一幕在北京重演，自己将会在世变中受辱。一九二七年是民国十六年，孙中山逝世不久，是多事之秋，也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历史上沉重的一页。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对于发生在这一年的许多事件，都讳莫如深。或文过饰非，或避重就轻，或轻轻带过，都有过激与不当之处。两党对许多史实，皆羞于言说。当时北京北洋军政府，十几年换了十几个总统、总理。个个都是用枪杆子说话，拥兵自傲，实行没有皇帝的军人宪政。但他们打着中华民国的牌子，又漠视参政国民议会，拒绝民主共和。而南方孙中山建立的广州国民军政府，则分化为两个：一个是从广州迁都武汉的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一个是以率领北伐军北伐，暂住在南昌，后在南京建都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武汉汪精卫国民党政府，以正统孙中山继承者自居，政府被国民党中央控制，党令高于政令。汪精卫认为武汉已成全国革命中心，又有共产党鼎力支持，理所当然代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而蒋介石率领北伐军在军事上取得很大胜利，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南昌党部和国民政府，以军人为主体。蒋介石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临时会议，擅改原先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决定，提出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此一决定，违背当初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初衷，蒋汪矛盾，初现端倪。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因国共合作，已有一定实力。国民政府各部门，都有共产党员担任的要职。共产党效法苏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要实现共产主义。搞武装革命，在全国举行暴动、起义，夺取政权。地方军阀则你夺我抢，各自为政，独霸一方。他们对国民政府采取有奶便是娘，没钱晾一旁的实用主义。东三省为张作霖地盘，任何人不得染指。外蒙为苏俄钳制独立，新疆、西藏为传统王室和奴隶主统治，名义上服从国民政府，实则完全自治。日本外相币原当年公然宣称，中国尚无代表全国的政府，他不承认中国任何现政府，最能说明当时中国纷乱的局势。这年四月初，在湖南农民运动如火如荼时，汪精卫与陈独秀联合发表《告两党同志书》，重申将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甜蜜合作，卿卿我我。但汪精卫这个政治纲领，与蒋介石政治主张不符，二人裂痕渐大。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北伐的国民革命军通过战争，解决了大半个中国军阀割据，各自为政的局面。此时已经攻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败奉军于河南，直鲁危急，北伐胜利在望。斯时，北京城内一片恐慌，谁都不知道将来局势会是什么样。作为担任过满清伪职的王国维自然忧心忡忡。就在此时，北京传来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等前清遗老被杀的消息。身为清廷遗臣的王国维，不能不考虑国民革命军来了，自己将会受到什么伤害。其实，叶德辉被杀是真，王葆心被杀纯粹是误传。消息来源于王国维死后梁启超的一封家书，梁启超可能也对此消息信以为真，所以在家书上写了此事。可以推理，年过七十的学界名宿王葆心死于农民革命的谣言，也传到了王国维耳朵里。王葆心的死，对王国维刺激很大。王葆心是著名方志学大家，曾在清朝学部、礼部任职，兼任京师大学堂、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教习。民国后任任教育部编审、京师图书馆总纂兼北京大学教授、武昌高等师范教授、湖北国学馆馆长，与王国维相识。湖南农民运动大开杀戒是事实，其中不免有对士绅的滥杀现象。杨天石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称：“在运动中，由农民与各界督促政府枪毙的土豪劣绅有宁乡杨致泽，岳阳周嘉凎，华容傅道南、孙伯勋，浏阳邱少瑞；由农民围住县政府，强迫县长交人，直接枪毙的有湘潭晏容秋；被公审枪毙的有长沙叶德辉、黄道生、俞诰庆、徐国梁，湘潭张茂钦，浏阳杨风韶、肖绍荣；公审后被农民用梭镖刺死的有常德徐仲达；被农民直接打死的有宁乡刘昭，湘潭汤峻岩。这一时期处决的土豪劣绅还有华容县张柞荫，汉寿县梅实„„”杨另有介绍：“农民运动的内容也从支持北伐军发展为揪斗‘土豪劣绅’，施以戴高帽子游乡，吃大户、公审、打板子、罚款罚粮、监禁、驱逐、没收财产、执行死刑等惩罚。1927年2月13日，湖南石门县农民一千多人召开大会，用扁担、锄头‘直接处决’了三名土豪劣绅。据1980年调查，北伐时期，常德地区‘土豪劣绅’被处死者18人，游斗者134人，监禁者7人，罚款罚粮者118人，以其他形式斗争者39人，约占当地‘土豪劣绅’总数的82%。其他地区，情况当与此类似。”（杨天石：《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中国自古以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但开国后杀功臣多见，却鲜见有对前朝遗臣大开杀戒的先例。皆因开国功臣功高震主，对新君有威胁。前朝旧臣基本都是对新君俯首帖耳，只求自保，至多引发点今不如昔的感叹，构成不了对新政威胁。但纵观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杀戮前朝官员，很有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叶德辉死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即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一天。这时候，武汉汪精卫国民政府与陈独秀领导下的共产党，正在密切合作，打得火热。两党刚刚联合发表《告两党同志书》，公开声言要共同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率军北伐的蒋介石与一些国民党元老及很多高级将领，都对共产党戒心重重，对武汉汪精卫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同席把盏嗤之以鼻。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在国共联席会议上就公开声言：“有人蔑视国民政府，我反对。”事实上，汪精卫与共产党翻脸，偶然中有必然，决裂是迟早的事。汪精卫终究是国民党党魁，不可能与共产党合作到底。两党纲领十分明确，都要掌管国家政权。可政权只有一个，不是民主机制，怎么能合作掌管？故国共两党合作是各自需要，分裂则是必然。巧合的是，共产国际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密令中共组织“工农革命军”，改组国民党武汉政府，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公有制，即著名的《五月指示》。这个指示，由共产国际代表鲁易负责传达给中国共产党。但鲁易到武汉后，却在把《五月指示》先交给了汪精卫。鲁易过分相信汪精卫，认为他这个国民党左派会铁心站在共产党一边。汪精卫看到这个《五月指示》后大吃一惊，这才知道原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为了改组瓦解国民党，根本不是和国民党诚心合作。于是，汪精卫突然来个大转弯，于七月中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他杀起共产党人，丝毫也不比蒋介石手软。这也使许多对国民党左派抱有幻想的共产党人猛醒，他们终于意识到，笔杆子重要，枪杆子更重要。没有军事实力，在中国就不可能得到政权。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打住。有关湖南农民革命运动和北伐军要打到北京的消息，一经报纸宣传，王国维不可能看不见，也不可能不自危。惊人消息却不期而至，有天，北平《世界日报》晚刊上发表了一篇《戏拟党军到北京所捕之人》的文章，王国维大名赫然在内。这事，王国维当然会知道，他就是看不见这张报纸，别人也会告诉他。他怎能不惊心动魄！像王国维这样的传统文人，可以不计生死，却不能不计荣辱，不能不痛惜他视为生命的文化。湖南农民革命，伤及许多旧文人和传统文化，使他绝望。自尽，可以说是王国维必然的选择。蒋复璁在《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一文中还提到，一位扫亭子的人说：“这位老人，在石船上坐了许久，吸纸烟不停，到湖边，走来走去，我扫地没有留意，听见扑通一声，不见了人。我跑到湖边，见他跳下水去，我也跳下去，抱他上来，已经死了。”湖水深不过二三尺，但王国维扑下去时，是有心找死，他头先入水，致口、鼻都被泥土所塞，虽然园丁很快将王国维救上来，但王国维还是窒息而亡。此时，他穿在里面的衣服还没湿。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一代国学宗师，就这样在他五十岁鼎盛时死去，给后人留下无限遗憾。也留下许多谜团，许多猜想。附录梁启超挽王国维联：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不仅奇字译鞮，创通龟契；一死明行已有耻之义，莫将凡情恩怨，猜拟鹓雏。陈寅恪挽王国维联：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馀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吴宓挽王国维联：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汩罗异代沉屈子；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梁漱溟挽王国维联：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王国维先生纪念碑落成时，陈寅恪又为其写下碑文：“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上下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术，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