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周恩来

周恩来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出生在江苏淮安一个将要没落的官僚家庭。1898年前后正是中国近代最动荡的年月。1894年中国在黄海败给日本。在他出生时旅顺、大连、威海卫、胶州湾、九龙、广州湾相继沦为租借。六岁时沙俄和日本在东北激战，英国进占拉萨。中国的版图未被瓜分，却在一点一点地被蚕食。

令人欣慰的是，变革的火星已悄然闪现。1903年陈天华在日本写下了《警世钟》和《猛回头》。1905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就这样侵略，压迫，抗争，苏醒在中国的大地上博弈着，抗争着。这便是周恩来少年时的中国——一个落魄却逐渐苏醒的巨人。

在这样的时代生长，“救亡”和“图存”就成为时代的主题和旋律。我想着动荡年月的世间气象一定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影响着少时的周恩来，刺激他的神经影响他的追求。

但这些都未必是影响周恩来的关键因素，那些关键因素莫过于那些影响周恩来的事和人。周恩来的祖父官至知县，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能为恩来提供较好的教育，也让他很早就认清了封建主义的腐朽。

一岁时，父亲贻能将周恩来过继给身患重病的十一叔贻淦。后来贻淦病逝，贻能外出谋生。恩来就在两个母亲的影响下成长着。

生母万氏，主持家务，一个人支撑着整个家庭。她精明果断性格爽朗，外出办事时常将恩来带在身边。她为人善良豪爽大方，拒绝缠足，善于处理家庭之间的矛盾。她爽朗的性格，和果断的处事风格深深地影响着恩来。

嗣母陈氏在丈夫死后，就将全部的经历投入到周恩来身上。她很少外出，温雅，娴静。周恩来曾说他好静的性格就是受嗣母的影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继承过来的”。她受过良好的教育，亲自教恩来写字，送他进私塾。对他严格要求每天黎明起，亲自教他读书，空闲时就教恩来背唐诗。周恩来也深深爱着他的她的嗣母。在日本留学时，有一天是他嗣母的祭日，他把母亲的诗拿出来反复颂读。

可是十岁时生母去世，十一岁时嗣母去世。这两个深爱周恩来的人去世了。十一岁，叔父们在外谋生。恩来成为家里的顶梁柱。“父亲经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虽然家里贫困，但腐朽的长辈们还是要周恩来将亲戚的生日祭日贴在墙上，到日子后典当后去送礼。这让周恩来很早对封建思想产生了厌恶，以至于他后来反对孔孟。

童年时还有两个人对恩来有重大影响，一个是奶妈蒋江氏。她是一个劳动妇女，心地善良，对周恩来关怀备至。周恩来去东北后，蒋氏曾千方百计到东北看望。

另一个是周恩来的二表叔陈式周，他有进步思想与周恩来友谊深厚。当周恩来在天津发表爱国文章时陈式周曾大力协助。

纵观周恩来的童年时代，特殊的家庭背景和家庭结构造就了周恩来特殊的性格。

他有两位母亲,她们都以各自的身份爱着他影响着他。但家庭并不完整，因此童年周恩来并没有享受到同普通孩子一样稳定的正统的家庭生活。这些因素造成了周恩来独立而自主的性格，或者说让他成熟。并且很早就承担起家庭责任，直面大人的世界，给他以行动的魄力和敢事敢为的作风。从小受到陈氏良好而严格的教育，为他以后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幸运的是周恩来童年虽有一些波折，有大的不幸，但周恩来总被家人或亲友们不间断地爱着，这也许是他善良灵魂的源泉。独立的人格，敢做敢为的魄力，良好的教育基础，善良的灵魂，好静而爽朗的性格，这些都将在日后深深地影响周恩来。十二岁的周恩来已经长大了。

“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1910年周恩来到东北投奔堂伯父周贻谦和伯父周贻赓。在这里他接触了更多有进步思想的人，博览群书，增长见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下面我们在讲述几个对周恩来有重大影响的人和事。

周恩来在东北所就读的奉天东关模范学校是一所新式学校，不仅教授中国经书还教授算术、历史、地理、英文、体操。学校里的老师很多有进步思想，他们会向学生讲述时局的危机，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

有一位名叫高盘之的史地老师对周恩来有过重大影响，他曾在课堂上讲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故事。他十分喜爱周恩来，与他谈心，给他介绍爱国读物。曾有人问周恩来是如何走向无产阶级革命，周恩来说“少年时代在沈阳读书时，的山东高盘之先生栽培，没有高先生就没有我的今天”。

还有一位地理教员姓毛，也向周恩来介绍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

而同时代的中国也在深刻的变化着，辛亥革命成功，封建帝制瓦解。但随后革命又被袁世凯窃取。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事都影响着周恩来。

1911年周恩来曾随朋友到魏家楼子度暑假，这里是曾经的日俄战场。朋友的祖父带恩来参观战场，听当地农民讲述战争曾经的情况。这些在周恩来心里流下了很深的烙印。随后的三年周恩来每年都来这里度假。

在这一系列的事情的影响下周恩来爱国救亡的思想逐渐成熟。

有一次修身课上校长问同学们为什么而读书，周恩来毫不犹豫的说“为中华之崛起”。（两遍）

在学校成立两周年纪念会周恩来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说道“吾人何人，非即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公民耶。”

纵观周恩来在东北的三年，我还发现了周恩来身上一个特质那就是十分重情义。

在校园里有一些恶霸学生经常欺负弱小同学，周恩来就广交朋友联合起来与他们抗争。并且在学校里很多老师都与这个十二三岁的少年有很深的友谊。史地老师高老师，国文老师都把周恩来当做知己，并且周恩来也未曾忘记他们的恩情，抽时间去看望他们。还有周恩来在魏家楼子参观日俄战场时同学的祖父也十分喜爱他，把它当做忘年交。周恩来离开东北时还特意为周恩来作诗五首，其中写道“焦桐入听谁知己，除却周生即吕胜。”

依我所见在东北的三年，是周恩来思想逐渐成熟的三年，是他爱国救亡的理想信念形成并逐渐坚定地三年。

如果说前十二年塑造了周恩来的性格，东北三年让周恩来找到了自己的理想。那南开四年就赋予了周恩来实现理想的超人能力。这位校长张张伯苓口中“南开最好的学生”，在南开创造了无人能够超越的辉煌佳绩。

南开学校有一面大立镜。上面“容止格言”。这样的要求我认为非常有意义，他不仅塑造着你的外表，同时帮你养成良好的习惯，和独特的气质。

在南开的纪念周恩来创造了无人能及的辉煌学分绩。我给大家列一下。1914年12月：国文传观，周恩来列前五。1915年3月：数学赛速，周恩来所在的丁二班获第一，作文比赛，周恩来在内的丁二班获第一，周恩来获“含英咀华”奖状。国文传观，周恩来列前五。

1916年4月8日：全校数学赛速，周恩来名列最优者。

1916年5月全校特试，周恩来获全校第一；默国文考试，周恩来名列最优者。1917 1917年毕业考试，周恩来获国文最佳奖。

他的优秀成绩获得了校长的欣赏。他生活艰难，于是学校为他免了学费；校长还经常留周恩来在家里吃饭。校长向他的家人介绍“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

周恩来英语水平欠佳，他利用课余时间刻苦攻读成绩飞涨。他有着极强的写作能力，不用打草稿，一气呵成便成佳作。课余时间他广泛阅读，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汉书》，《三国志》等。还有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他还阅读进步报纸《民权论》、《民立报》、《大公报》。

周恩来还有着令人震撼的社工经历。他与好友张蓬仙，常欧策创办了“敬业乐群会”，这是一个很给力的社团，有智育部、稽古部、演说部、设诗团、国文研究团、辩论团、军事研究团、演剧团、音乐团。出版会刊，周恩来任主编。周恩来还在校刊《校风》任主要负责人。历任文苑部主任，纪事部主任经理部总经理。他曾给专栏选文提出三项标准“

一、文中全篇主意，须具有识远超群之处；

二、文中章法笔致须紧密完备；

三、文中事实或议论如有关世道及民俗之处”。可见他要求极其严格，追求完美。

周恩来先后担任了“敬业乐群会”副会长、会长，《敬业学报》主编，《校风》总经理，演说会副会长、江浙同乡会会长、新剧团布景部副部长、暑假乐群会总干事。

周恩来还参加学校新剧社，参与表演。并且常在剧中扮演女角。表演的新剧《一元钱》轰动一时，在北京演出时曾被梅兰芳接见过。

演讲才能

第二篇：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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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典范——周恩来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是一个先进的、强大的民族，曾经在世界上独领风骚数百年。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这个民族从封建社会渐渐地成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社会发展史看，由完整的封建社会变成在半封建社会中有了半资本主义成分。这个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势力的双重统治，使中华民族极度衰败，濒临灭亡的边缘。拯救中华，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振兴中华，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就成了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必须解决的两大历史任务。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的风流人物，孙中山、黄兴、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周恩来出生在上个世纪末年。他的一生参与了解决两大历史任务的伟大事业。他为拯救中华和振兴中华献出了毕生精力。他的伟业巨绩可以举出许多，我们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主要核心领导成员。长期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和非武装斗争。参加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时间最长、贡献最大的领导人

2.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参与领导军事战线的武装斗争，直是反动统治地区的地下斗争、党的隐蔽战线的主要领导人。为军队的创建提供了有生力量。

3.艰辛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和国总理。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政府总理26年，被认为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政府首脑。

4.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立场，且有泱泱大国风度的中国特色外交的奠基人。他在长期的外交活动中，坚持原则而不僵，讲究灵活而有度，服人以理，待友以诚，立言以信，因而成为举世敬仰的天才外交家。

5.“文化大革命”中力挽狂澜、苦挥危局的中流砥柱。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第二次伟大革命作了重要的干部准备和思想准备。

我们不得不承认，周恩来是个政治天才。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会烧成灰烬。”

第三篇：周恩来

论周恩来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浙江绍兴人。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周恩来 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8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共长期在重庆及国民党控制的其他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并先后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

周恩来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卓有成效地领导了我们党的外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是我国外交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

周恩来同志从少年时代起就立志救国，“为了中华之崛起”而发愤读书。他在中学的一篇作文中写道：“鸦片之役，英人侵我；越南之战，法人欺我；布楚之约，俄人噬我；马关之议，日人凌我；及乎庚子，诸国协力以谋我。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岌岌乎不可终日。” 周恩来同志一九一七年东渡日本，开始探求新的道路。他提出要“另辟‘新思想’，求‘新学问’，做‘新事情’”，“人人心中有着这个‘新’字，中国才有望呢”。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他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一九年四月周恩来同志从日本回国，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一九二0年一月，他被反动政府拘捕，在狱中继续思考中国的出路问题。出狱后，经过实际考察并对各种思潮进行比较，终于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一九二一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周恩来(1898一1976)与邓颖超相识于1919年领导天津学生五四爱国运动期间。他们于1925年结婚后整整半个世纪的恩爱之情，真正为世人留下了一段举世传颂的爱情故事。1925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姻，举世公认是两位革命者之间最完美的终身伴侣。大革命失败后，邓颖超全身心协助周恩来从事党创秘密工作。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姻，举世公认是两位革命者之间最完美的终身伴侣。大革命失败后，邓颖超全身心协助周恩来从事党创秘密工作。解放战争时期，邓颖超随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上海周公馆等地进行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建国后，他们以“互爱、互敬、互勉、互让、互谅、互助、互学”为准则，相偕相伴中以感情与政治相互渗透、相互结合。“文革”时期，邓颖超全力支持周恩来的工作，并和他一起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展开斗争。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因病逝世。将她的骨灰撒向曾撒过周恩来骨灰的江河大海中。

从1975年6月以后，周恩来由于癌症的折磨，身体极度消瘦，体重只剩下了30.5公斤。他清醒地估计到自己的生命“还有半年”的时间，但他依然继续顽强地工作着，同病魔、同邪恶势力进行着最后的搏斗。从12月中旬起，终日卧床的周恩来已无法进食，所需要的食物由医护人员用管子直接灌入胃里。这时周恩来的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进食、输血、输液、排液„„以至连翻身都受到限制。为了减少周恩来的痛苦，医生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但是，不时袭来的剧痛，仍使周恩来常常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他仍表现出高度的自制力。护士许奉生说：“这时总理是很痛苦的，可他从来不哼也不叫。有一次他正睡觉，一下让病痛惊醒了，就问，我喊了没有?我们说，你叫叫没关系的，如果你疼，你就哼哼，就叫，没关系。他摇摇头。

周恩来外交上，他以超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勇气和智慧，致力于制定和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领导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结束一百年来旧中国历届政府丧权辱国的外交屈辱史，为我国外交事业作出了全面的杰出的贡献周恩来作为总理在建国后一度兼任外长是其建国后唯一兼职过的部门和职务亲自参与制定并以领导者、指挥人、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参与领导部署指挥执行和开创了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的历史性新的外交局面结束了自近代以来百年屈辱的外交史，极大限度地提高和维护了中华民族和新中国来之不易的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1950年1月首次赴苏联协助毛泽东签署《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使百废待兴满目疮痍的新中国在当时以美国为代表实行的政治压迫经济封锁的情况下为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发展争取了有限的经济援助。

1953年12月31日在与印度政府代表谈判协商关于西藏驻军通商等问题就率先首次提出了至今仍为世界各国所遵循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4月——7月首次以政府首脑的身份率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不久首次以五大国身份出席旨在解决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的日内外会议。会议期间让世界充分了解和领略他高超醇熟的外交艺术和谋略智慧及风度奠定了作为享誉世界政治家外交家的地位。1955年4月18——24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不顾自身身处险境毅然出席万隆会议，其间首先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的理念代表新中国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61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污蔑我国领导人对新中国施行的所谓挑衅言行进行坚决抵制和斗争维护了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独立和尊严。

从57年至64年先后多次率团大规模出访使“一个中国”理念日益深入身心极大地提高和扩大了新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和世界政坛上的影响和地位，从而为驱逐蒋台代表恢复其被把持多年的联合国合法席位作出了极大贡献。1972年2月21日——28日接待首次出访未建交国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并与之签署《中美上海公报》打破了两国处于多年敌视关系开启了友好往来的新历史和渠道改变了世界格局的对比起着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1972年9月30日又与届时新上任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两国不正常关系即刻建交，结束了自甲午战争至八年抗战两国近代史上尽50年不愉快的战争历史和经历重新续写两国友好往来的历史。这仅是周恩来卓越的外交生涯中的点滴事例，但从此也可看出他具备一名卓越外交家所应具备的一切品质和素质这就是他为什么会超越政见国界和时空而赢得人们衷心请倍的原因。

1、历史的评价：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舍身忘我，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正常的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和民主人士，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环和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势的斗争。

2、其他领导人、民主人士、国际友人对周总理的评价：“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甚至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他是同志们和人民都很尊敬的人。”--邓小平“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陈云 “恩来生前是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但他总是按照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严格要求自己，他把自己看做是党的人，是一个人民的公仆。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恩来始终如一地遵守这条共产党人最重要的原则。”

邓颖超 “在那阴霾蔽日的年代里，周总理是云层中透出来的亮光，是维护花草树木少受风暴摧折的大树，是全国人民寄托希望和寻求慰籍之所在。”

“外驰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象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他的谈话轻松自如，他听英语时不必等到翻译出来，脸上的神情就显得已明白语意，或立即露出微笑，这很清楚地表示他是很懂英语的；他警觉性极高，令人印象深刻。显然，半个世纪的烈火般激烈斗争的锻炼，已将极为重要的沉着品格烙在他的身上。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基辛格（前美国国务卿）

“周毫无疑问的，才华出众，精力充沛，魅力非凡。”--尼克松（美国前总统）

我们认为周总理生活非常朴素，工作勤勤恳恳，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人民，总之一句话，我们能为拥有这样一位好总理而骄傲而自豪。

小组成员：

市营二班牟津瑶（组长）：讲ppt、表演话剧、整理论文 市营一班苏昊：放ppt、编和表演话剧 市营一班王子墨：制作ppt

市营二班刘子炎炎：整理ppt材料 市营二班刘思佳：表演话剧、写论文

第四篇：周恩来

论周恩来精神的当代价值

摘要：周恩来精神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以为人民服务为价值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品质。周恩来精神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周恩来精神的当代道德价值；以民为本、关注民生是周恩来精神的当代政治价值；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周恩来精神的当代文化价值。

关键词：周恩来；周恩来精神；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精神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以为人民服务为价值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品质。周恩来精神完美地实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的结合、对上负责同对下负责的结合、高度原则性同高度灵活性的结合[1]，这“三个结合”既体现着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一般要求，同时又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品质和美德，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周恩来精神的当代道德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共产党人的这一特点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被凝结为一种道德精神，即为党为民、鞠躬尽瘁、顾全大局、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周恩来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始终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自己的执政理念和根本宗旨。1949年12月，他就以政府总理身份郑重宣布：“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3]。之所以必须如此，是因为“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4]144。1954年9月在一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4]142，144。在26年3个月又7天的总理任职内，周恩来一直坚守这一执政理念和根本宗旨，其突出表现是忘我工作、无私奉献。在这方面他的努力是常人难以想像的，达到了一种最高境界——无我。据当年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为了新中国走向世界，1955年“亚非会议的7天里，周总理总共只睡了13个小时的觉”[5]。从现在公布的周恩来工作台历可知，他经常连续工作23小时、26小时，1967年他曾创下连续工作84小时的记录[6]。由于他长期苦撑危局，积劳成疾，在1972年5月常规检查中，确诊为膀胱癌。但他没有住院治疗，一直带病工作到1974年5月31日。仅1974年1月1日到5月31日的五个月中，除了到医院检查病情和病重休息外，周恩来抱病工作共计139天。在这139天中，一天工作不足14小时的只有9天，工作14到18小时的有74天，工作18到24小时的共44天，有一次甚至连续工作30个小时。从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周恩来在医院动过10次大手术，6次小手术，平均每40天就要动一次手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肉体上忍受着病魔缠身的巨大疼痛，精神上忍受着“四人帮”明枪对准邓小平、暗箭射向自己的莫大折磨，还得找同志谈话，接见外宾，处理日常工作。为了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为了国家权力掌握在党的健康力量手中，他置大手术后的身体极度虚弱于不顾，飞赴长沙，向毛泽东力荐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挫败了江青一伙的“组阁”图谋。在这一年半住院的日子里，他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其他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次，在接见外宾之间或之后与陪同人员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离开医院外出参加会议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7次。1975年12月中旬，周恩来已经不能进食，只能靠输液和鼻饲维持生命。就在这生命的最后二十几天，他惦念的还是国家的统一大业。12月20日，他体温达38.7摄氏度，躺在病榻上，吊着输液瓶约见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罗青长谈台湾问题，嘱咐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谈话中，周恩来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只好抱歉地说：“我实在太疲倦，让我休息10分钟再谈。”最后不得不终止谈话[7]。

1981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评价周恩来说：“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8]。邓小平在评价周恩来时也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工作的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9]“为党为民、任劳任怨、勤勤恳恳、无私奉献”，是党对周恩来的准确评价。这种评价既是对周恩来作为一个具体历史人物的“盖棺论定”，同时也是对周恩来背后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境界的挖掘。应该说，后者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前者。胡锦涛在评价周恩来时说：“周恩来同志一生心底无私，严以律己，廉洁奉公，是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典范。”[10]周恩来精神彰显出一种强烈的道德价值力量。党执政的时间越长，越是深刻地认识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道德生命线。

1990年3月，在东欧已经剧变、苏联即将解体的背景下，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清醒地指出：“我们党执政以后，有了更多更好的为人民服务的条件。由于地位的变化，现在又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如果不能正确地运用权力，如果不能自觉抵制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就会滋长脱离群众的危险”[11]。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党的先进性建设，并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上升到执政理念的高度。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总结了55年来党执政的六条经验，其中第四条就是“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2]。党的“十七大”指出，必须要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使党“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3]50。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上升到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核心内涵和党的执政理念的高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周恩来精神道德价值的挖掘、继承和发展。

二、以民为本、关注民生：周恩来精神的当代政治价值

青年时代，周恩来就视人民“为国家之主人”，认为“共和国之主权在全体国民”[14]。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为民、亲民、爱民的理念一以贯之。他把人民的生命安危，温饱冷暖时时刻刻挂在心头，萦绕于怀。1963年5月2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指出，党的干部要“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15]。这是周恩来对党的干部的要求，他自己更是这方面的典范和化身。

周恩来以民为本、关注民生的事迹不胜枚举。比如，“大跃进”期间，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从未有过的经济困难，而以粮食短缺最为严重，在安徽、甘肃等省的农村饿死了不少人。周恩来的心情十分沉重，为了筹措救命粮，他耗费了巨大的心血。在1960—1962年间周恩来的工作台历上，记载着他为当时困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粮食问题辛勤操劳的情景：从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的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他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就达115次，他及时审阅粮食报表，精心计算粮食安排。周恩来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竟有994处之多。仅在《1962年至1963年粮食生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这张表上，周恩来用红蓝铅笔作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计算6处，批注数字70处，批注文字7处。周恩来还多次出京调查粮食情况，解决粮食调拨问题，比如，他亲自找江西省委书记借粮说：你们已经对中央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还要你们再调出两亿斤。你们这两亿斤粮食要救活多少人啊！时任粮食部部长的陈国栋回忆说：“三年困难时期，总理直接抓粮食工作，为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付出了很多心血。”[16]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方留碧专门研究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周恩来，他通过详尽的资料分析得出结论：“周恩来是全国解决粮食问题的总指挥。他了解实情，统筹全局，果断决策，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比较顺利地渡过了难关。”[17]

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发生大地震。第二天周恩来就赶到地震灾区。余震频繁，安全没有保障，地方和军队领导劝他不要去重灾区。周恩来态度非常坚决：我来干什么？那里太危险，群众住在那里，就不危险吗？执意要到重灾区，亲自察看群众受灾情况。为了尽快赶到重灾区，他取近道直奔隆尧县震中地带。他看到伤亡群众不少，许多群众没有得到安置，痛心地说：我这个总理没有当好哇！他不顾连续余震，冒着风雪，逐村逐队慰问。他发表讲话时，坚持让群众背风听，自己迎风讲，鼓励群众克服困难，互相帮助，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他到临时搭建的简易病房看望受伤群众，一次又一次地俯身问候躺在地铺上的伤员，仔细察看伤情。他接连慰问了140多名伤病员，感动得在场的人无不热泪盈眶。

周恩来心系人民健康，尤其关心工矿、农村和边远地区人民的健康。他强调：卫生要面向基层，面向农村，为大多数人服务。60年代中期，在他的关怀下，北京组织了一批去西北农村和流行病高发区服务的医疗队。他指示到河南林县食道癌高发区的小分队说：癌症的发病因素很多，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防止片面性和表面性。70年代初，全国防治气管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五次接见与会代表并发表讲话：慢性气管炎的防治工作要抓好，这是关系到人民群众健康的大事，要一抓到底。他赞成对肿瘤发病状况和地区分布进行详细调查，要求画一个分布图，作一个大沙盘以便有针对性的防治。1975年2月，在周恩来接受大手术前，偶然的话题使他听到了云南的个旧锡矿工人肺癌发病率较高，在手术台上他把肿瘤医院院长叫到跟前，要求马上派人到矿区了解情况。就在他辞世前的11个小时，即1976年1月7日晚11时，弥留之际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认出了主治大夫吴阶平，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7]726。这是周恩来生前留下的最后三句话。

周恩来精神是以民为本、关注民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政治品质的具体表现，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首先，周恩来精神中的民本理论和实践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依据和理论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把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提了出来，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和谐社会建设”[13]37。这样一种社会正是周恩来一生为之追求的，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周恩来精神的政治价值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政治凸显。其次，周恩来的民本风范为各级领导干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立了一根标杆，“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在中国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10]。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亲民、爱民的作风深得人民的爱戴，受到国际舆论的称赞。应当说，这是中央带头对周恩来精神的弘扬和践行。

三、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周恩来精神的当代文化价值

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周恩来精神内在的理论支撑和文化价值。

周恩来一生都注重实践、倡导开拓创新的精神。早在旅日期间的1918年2月11日，周恩来就在日记中写道：“我平生最烦急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实行”，接着就写下了他在新的一年的奋斗目标和行事准则：“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新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对这三条的重要性他还在旁作注：“有如三宝。”[18]1943年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的报告中强调“要有学习的精神”，“要估计环境及其变动，并找出此地此时的特点。”[19]而要在工作中做到开拓创新，必须要立足于实事求是，“是则是，非则非”[20]。正是由于长期重视实事求是，建国后面对“冒进”、“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等曲折、偏差和全局性错误，周恩来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与之进行力所能及的斗争。1956年，为了保证建设事业健康发展，在反冒进问题上周恩来同毛泽东有了一次面对面的争执。4月下旬，毛泽东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基本建设预算20个亿，受到与会者多数的反对。在会上周恩来发言最多，认为追加基建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毛泽东坚持己见，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单独找毛泽东谈话，表明自己的坚决态度，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为了找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服毛泽东，周恩来赴鞍钢、太钢等大型企业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发现国民经济“不平衡”的问题相当突出，回京后主持出台了中央和国务院一系列更坚决的反冒进措施。1961年，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周恩来尖锐地指出：“这几年来，我们调查研究较少，实事求是也差，因而‘五风’刮起来就不容易一下子得到纠正”[21]。他特别具有启发性地要求人们，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22]。

胡锦涛在评价周恩来时指出：“周恩来同志始终实事求是、严谨细致，集中表现为他求真务实的精神。周恩来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实际工作。”[10j胡锦涛所说的这“三个坚持”鲜明地概括出了周恩来精神的科学性和实践性，也反映出注重实践、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作为周恩来精神的重要内容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理论价值。党的“十七大”郑重向全党指出：“要加倍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险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改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辉。”[13]12从一定意义上说，这里折射出了在新的历史和新的理论高度上对注重实践、实事求是和开拓创新的周恩来精神的承接，或者说体现出一种新时期的周恩来精神。

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也是中国文化瑰宝中的精髓所在。“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唐代学者颜师古把“实事求是”注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而《周易》上的“与时偕行”，《韩非子》上的“与时迁移”，都是讲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意思。显而易见，周恩来的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精神又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扬、继承和升华。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指人类在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后者指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即有关人类社会生活的思想理论、道德风尚、文学艺术、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的内容。周恩来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精神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本质所然，同时也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十七大”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首要任务当然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但同时也提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任务，强调“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13]33-35。这样，周恩来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精神就不仅仅为中国革命、建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推动贡献，而且在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相协调并体现时代性方面做出了独特贡献。这难道不是周恩来精神的当代文化价值所在吗？！

总之，周恩来精神中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道德价值源于其以民为本、关注民生的政治价值，而这一政治价值又源于其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文化价值，这三重价值的内在统一正是周恩来精神的力量和魅力所在。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永无止境，周恩来精神的价值弥足珍贵。

第五篇：周恩来

今年是周总理诞辰110周年，他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我们怀念他，是因为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无私奉献里没有一句空话。在保持党的纯洁性方面，他是当之无愧的模范，他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员，什么是坚定地马克思主义者。

提到周恩来这三个字，敬意都会从亿万国人心底油然而生。他的人格风范为人称颂，历史功绩丰碑永树。他的对手尼克松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可能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他以自己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对手以及朋友的尊重。

少年时他为中华之崛起而发奋苦读，青年时，他为寻求真理而远渡重洋，虽历经坎坷依然意气风发。他说：“一帆风顺是不能磨练人的”。面对剧烈动荡的革命年代，他没有留意个人的得失，他说：“我们在死难的烈士前面，不需要流泪的悲哀，而需要更痛切更坚决地继续着死难烈士的遗志，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争！”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走出陕北窑洞，在西安、在武汉、在重庆纵横捭阖，在一张张诡异莫测的谈判桌前他为民族大义而据理力争，在每一个需要大智慧与大勇气的地方他为了中国的前途不懈努力。在赶走了日本人的土地上，和平并没有立刻到来，他毅然返回陕北展转于枪林弹雨，在新中国的地平线上，虽然百废待兴，但他鼓励大家“今天的现实是不够美满的，但是美满的现实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去创造。”其实周恩来何尝不需要休息，他曾说过：“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面对纷繁的国事和别人无法代劳的难事，他又事必躬亲。他说：“我们这一辈子和这一个时代的人多付出一点代价,是为后代更好地享受社会主义幸福。”在国家处于动荡不安、社会思潮混乱不堪的时候，他仍然顾全大局，任劳任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他热爱的祖国、人民做出最后一点努力，他说“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

在上次看完电影《周恩来》，使我们再次领略到周总理的人格魅力。被他那种时时刻刻都装着党和人民，把关爱和献给了最需帮助的人，把痛苦留给自己。毫不夸张的说是把是一生献给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在他去世后第二天，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分钱的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个孩子！”

他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伟人，更是彻底的“无产者”，虽然连遗骨都没有留下，却在无数后人心中留下了永远效法的崇高榜样。时至今日周总理在老百姓心中的影响力仍然不减，反而在今天这个经济社会里更加怀念周恩来总理，怀念他是被他那一丝不苟为人民的精神感动。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际，让我们用最简单的语言和最尊崇的心情来纪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