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人民日报》评论部系列文章：关注社会心态1.2.3.4

http://wenku.baidu.com/user/index 《人民日报》评论部系列文章：关注社会心态

“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

2011年04月21日

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折射。以管理思维要求老百姓用“理性思维”代替“情绪表达”，以“淡定心理”驱除“焦灼疑虑”，显然难以达到。对执政者而言，既需倡导公民树立良好精神风貌，重视“无形”的心理疏导，更应积极解决那些“有形”的问题，让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实，提供实实在在的“心灵鸡汤”。

在“社会心态”被历史性地写入“十二五”规划后，“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正迅速进入各级政府的任务列表。

良好的社会心态在任何时候对一个国家民族都很重要。之所以在今天备受重视，盖因中国发展已站在一个关键时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排位，让拥有一个怎样的“大国心态”引人瞩目；小康社会的目标内容，令提升大众“幸福基因”分量加重。就此而言，社会心态既指向未来发展的“软实力”，也承载“以人为本”的具体诉求。

焦躁疑惧、迷茫失落、愤青思维、拜金主义„„在急剧转型中社会心态的失衡之势，是我们正在面对的挑战。这些大众情绪虽未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但正对社会发展与改革进程产生抵触消解。把握和调适社会心态，理所应当地成为了一种执政挑战。

然而，扫描各地“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的塑造路径，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有的地方有“提法”没“想法”，仅停留在口号与姿态上；有的地方把心态问题经济化，以为“多发点钱就能让老百姓心态变好”；有的地方则认为“培育”的关键在百姓的自我修复，一味把心态问题归咎为百姓“不理性”、“不淡定”、“不宽容”。

其实，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折射，是反映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一扇窗口。以普遍存在的“焦躁不安”为例，城镇化及大规模人群流动，“漂族”、“蜗居”、“蚁族”人群大量出现，不安全感容易加重；房难买、学难上、病难看的现实矛盾，让人的不确定感增强；而少数干部的贪污腐败、一些地方的暗箱操作，使干群关系变得紧张而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以管理思维要求老百姓用“理性思维”代替“情绪表达”，以“淡定心理”驱除“焦灼疑虑”，显然难以达到。

http://wenku.baidu.com/user/index

对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有些阶段难以逾越，有些困难难以规避，一些不良心态的滋生难以避免。但必须意识到，如不及时妥善修复，不仅会伤及个人幸福生活，也必定影响国家目标实现。因此，对执政者而言，既需倡导公民树立良好精神风貌，重视“无形”的心理疏导，更应积极解决那些“有形”的问题，让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实，提供实实在在的“心灵鸡汤”。

这一点极具现实意义。我们倡导理性平和的心态，但如果监管防线屡屡失守，瘦肉精猪肉、染色馒头、毒生姜事件层出不穷，“淡定”谈何容易？我们追求开放包容的心态，但如果“拼爹”现象屡屡发生，“起跑线”不公时时存在，“仇富”、“恨官”情绪何以消解？我们提倡积极进取的心态，但如果寒窗十载也难以改变命运，“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来得轻而易举，个人奋斗又有多大价值？

有学者这样描述当前我国改革的基本态势：改革在与危机赛跑。其实，社会心态的培育不也是在与改革进程赛跑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培育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是对各地执政者的时代挑战。

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

2011年04月28日

同样看待一件商品价格，有人显得很“淡定”，有人表示“鸭梨”很大；同样面对一桩刑事案件，有人焦虑等待“正义到来”，有人则在寻找“程序瑕疵”；同样衡量一项改革措施，有人双手赞成，有人却提出质疑„„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思想和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

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变化。从一种声音到百花齐放，从千人一面到丰富多元，反映出思想的极大解放，也体现着中国的前进方位：在改革深水区和攻坚期，不同利益的调整与博弈，自然带来不同诉求的表达；随着开放扩大和全球化深入，传统与现代、国外与本土，不同价值观念也必然产生碰撞交锋。

多元表达难免会有“异质思维”，甚至给人“鸡同鸭讲”的感觉。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欣赏理性平和讨论，期待闻过则喜的态度，但也不无遗憾地看到，一些人在讨论中容不下异见，相互对骂、攻讦，动辄给对方扣上吓人的帽子，用意气之争代替真理追求；一些人对待批评建言，非但不虚心听取，反而搞起了“诽谤定罪”，甚至以权力意志压制不同声音。

鲁迅先生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

http://wenku.baidu.com/user/index 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

在这个意义上，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在对话中协调立场，在交流中化解矛盾，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共识，推动思想观念的进步。相对于普通民众，手握权力的执政者尤其需要这种“包容”。如果说前者的狭隘只是语言暴力，后者的狭隘则可能带来真实伤害，比如“彭水诗案”、“灵宝帖案”；如果说前者的包容体现的是素质修养，后者的包容不仅是一种“雅量”，更是执政为民的需要、法治社会的要求。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批评或许有对有错，甚至不乏各种偏激声音，但只要出于善意，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没有损害公序良俗，就应该以包容的心态对待，而不能主观地归之为“对着干”。相反却应看到，在一个多元社会，尊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既是尊重公民的表达权，也是纾解社会焦虑、疏导矛盾冲突的必然要求。

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其实，不同声音乃至反对的意见，还是提高执政水平的重要资源。所谓“听不到不同意见不决策”，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存在，才能了解掌握各方面情况，做出理性判断和正确决策。所以毛泽东同志认为“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所以邓小平才说“七嘴八舌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所以中央领导才反复强调“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

多元乃繁荣之奥秘。一个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就越需要多样的个性表达，越需要整合各种意见形成统一意志的能力。以包容心对待不同声音，在“存异”中“求同”，我们的社会就不会成为“一袋各不相干的马铃薯”，并在思想的交流碰撞中不断凝聚、升华。

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

2011年05月05日

“弱势心态”的存在与蔓延，对我们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警示，更是一个启示。它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的心灵脆弱与困境，也隐藏着心灵强大与和谐的必由之路：在公平正义阳光照耀下，用规则与制度创造公平发展的空间、共建共享的平台，一个人人肯努力、人人有机会、人人有希望的社会，将会大踏步地走出“弱势心态”的阴影。

http://wenku.baidu.com/user/index

“你是弱势群体吗？”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一系列社会调查中，无论是扛着编织袋进城的农民工、拿着简历在职场奔走的大学生，还是月收入上万的白领、令人羡慕的公务员，纷纷给自己贴上“弱势”的标签。这种反应，与其说是弱势群体在扩大，不如说是“弱势心态”正在蔓延。

有人说，心理危机是社会高速发展的必然产物。在社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利益猛烈分化的时代，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茅舍样小房子旁边忽然耸立一座宫殿”等贫富、收入的反差，人们的心灵世界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焦虑、紧张、不安等情绪和心态也由之而生。

调整这种心态，一方面需要社会成员以积极的态度看待这种变革中的“阵痛”、转型中的“落差”，以主动的自我调节，培育理性的视角；另一方面也要追寻普遍弥散在各个阶层的“弱势心态”的心理根源。

要看到人们最为痛切的，不仅是自身素质和技能的“无能为力”，更是在欠公平、不公正环境下的“回天乏力”。勤勤恳恳的合同工有些接受的是比正式工少得多的工资，没有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在“萝卜招聘”中黯然出局，兢兢业业的公务员眼看别人“又跑又送”突破了“天花板”„„对于这样的“非竞争型弱势化”，有学者这样比喻，好比在跑步比赛起跑的时候，就排斥了一部分人，不许他们参加比赛，或者让他们后跑。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们觉得自己渺小和“弱势”，很多时候是因为面对那些自认无法对其加以控制的事件，使得无力感、不安全感、不稳定感等五味杂陈的“弱势心态”被成倍放大。

“弱势心态”之下，有人破罐子破摔，由暴跳而至暴戾，导致伤害儿童等极端性事件；有人堤内损失堤外补，吃了三聚氰胺的亏就要在天价医疗上找补回来，“上不去”的痛苦就要在“贪起来”的疯狂中舒缓；有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平凡中变得平庸，在失望中陷入绝望。如果说“稳定预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那么“弱势心态”就是在侵蚀我们社会的共识，消磨未来的希望，构筑现实的壁垒，可能把社会引入人人皆输的“囚徒困境”。

其实，公平永远都是一个相对概念，追求绝对公平的“无差别”境界，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倘若沿着这种思路想问题，即使是在工作和事业上都很强势的人们依然会感到诸多的不满足、不惬意、不高兴，怨天尤人，抱怨指责。这并非全是客观现实的毛病，也缘于不能正确看待差异而产生的畸形心理。这就是为什么中央要将培育健康心态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并置于当今社会管理创新的刚性要求之下。

不管从哪个层面说，“弱势心态”的存在与蔓延，对我们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警示，更是一个启示。它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的心灵脆弱与困境，也隐藏着心灵强大与和谐的必由之路，那就是：在公平正义阳光照耀下，让人们的权利都得到保证，让人们的奋斗都获得价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需要个体在自立自强中扬起心灵风帆，更需要社会管理者用规则与制度创造公平发展的空间、共建共享的平台，一个人人肯努力、人人有机会、人人有希望的社会，将会大踏步地走出“弱势心态”的阴影。

http://wenku.baidu.com/user/index

追求理性从哪里起步

2011年05月19日

从单向度强调“冷静、稳定、理智、克制”，到加强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群众利益维护机制，培育和保护公共理性、构建和谐社会，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才是消除非理性最有效的解药。

今天的社会生活中，“理性”正成为一个热词。

理性看待收入差距，理性面对社会不公，理性分析网络民意，理性选择专业、职业„„“理性”的高频度使用，传递的潜台词其实是：在不少问题上，有人正走向理性的反面。

走过高呼“杀死苏格拉底”的古希腊法庭，穿越法国大革命激进主义掀起的狂飙，人类对非理性的躁动保持高度警惕。理性有序的环境有利于大大降低社会关系调节的成本，温和渐进的改革是历史进步的明智选择，这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动摇的共识。在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家，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尤为重要。

但是，对理性的思考和探讨，还应在更深的层面展开。希望杜绝一切非理性言行是不现实的。与其紧张焦虑，不如解析它们生长的社会根源，寻求化解它们的现实路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抓住构建平和理性心态的主要矛盾。

从追求“高而又高、纯而又纯”的政治理性，到接受自利、竞争、效率的经济理性；从单向度强调“冷静、稳定、理智、克制”，到加强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群众利益维护机制，培育和保护公共理性、构建和谐社会，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对于理性的认识有了巨大的飞跃。但急速变革的中国面对的是“千年未有之变局”，将这种理念的进步落实到层层级级的社会管理实践中，实现对日益错杂的社会心态的准确把握和有效疏导，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西方的理性启蒙，面对的主要是基督教会。而今天中国的理性建设，既有市场理性与传统伦理道德的冲撞，也有个人权利与集体精神的磨合；既有现代公共意识与熟人社会的博弈，也有公民参与和“为民做主”残余思想的抵牾，如此复杂的环境中，作为具体的人，谁都不敢说自己绝对“真理在握”，谁都不应有过高的“理性优越感”，企望“理性”的符号可以封堵住“非理性”的决口。

除非极端个例，激烈的非理性言行背后的逻辑并非无章可循。作为最后的选择，它通常产生于绝无胜算的场合。市场竞争固然是优胜劣汰，但是否必定是赢者通吃一切、输者无处可逃？暴力抗拆固然不理智，但暴力拆迁就一定合理吗？通过正常渠道难以反映正当的诉求，究竟该怎样宣泄郁积的情绪？没处说理就骂，骂不过你就打，打不过你就跑，我们绝不鼓励这种弱者的逻辑，却也绝不能不理解、不关切、不给出路。

理性是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理性建设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在现阶段，这个责任主要在社会管理者，在拥有更强实力、更丰富资源的组织和个人。而每一

http://wenku.baidu.com/user/index 位公民也应该意识到，任何利益诉求和价值主张，都应在法治的框架下有序地展开，“有理”固然不一定走遍天下，但“无理”注定寸步难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程序理性、目的理性„„理性建设的内容包罗万象。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当从培育平等、真实、诚恳和可沟通为原则的交往理性开始。

少一点“我办没时间跟你闲扯”的粗鲁，多一点平等耐心的沟通；少一点“不信谣不传谣”的训导，多一点公共信息的及时披露；少一点“买不起房为什么不租”的不解，进一步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我们时时刻刻都应记住，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才是消除非理性最有效的解药。

第二篇：人民日报评论部：“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 (关注社会心态①)

人民日报评论部：“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关注社会心态①)

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折射。以管理思维要求老百姓用“理性思维”代替“情绪表达”，以“淡定心理”驱除“焦灼疑虑”，显然难以达到。对执政者而言，既需倡导公民树立良好精神风貌，重视“无形”的心理疏导，更应积极解决那些“有形”的问题，让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实，提供实实在在的“心灵鸡汤”。

在“社会心态”被历史性地写入“十二五”规划后，“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正迅速进入各级政府的任务列表。

良好的社会心态在任何时候对一个国家民族都很重要。之所以在今天备受重视，盖因中国发展已站在一个关键时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排位，让拥有一个怎样的“大国心态”引人瞩目；小康社会的目标内容，令提升大众“幸福基因”分量加重。就此而言，社会心态既指向未来发展的“软实力”，也承载“以人为本”的具体诉求。

焦躁疑惧、迷茫失落、愤青思维、拜金主义„„在急剧转型中社会心态的失衡之势，是我们正在面对的挑战。这些大众情绪虽未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但正对社会发展与改革进程产生抵触消解。把握和调适社会心态，理所应当地成为了一种执政挑战。

然而，扫描各地“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的塑造路径，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有的地方有“提法”没“想法”，仅停留在口号与姿态上；有的地方把心态问题经济化，以为“多发点钱就能让老百姓心态变好”；有的地方则认为“培育”的关键在百姓的自我修复，一味把心态问题归咎为百姓“不理性”、“不淡定”、“不宽容”。

其实，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折射，是反映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一扇窗口。以普遍存在的“焦躁不安”为例，城镇化及大规模人群流动，“漂族”、“蜗居”、“蚁族”人群大量出现，不安全感容易加重；房难买、学难上、病难看的现实矛盾，让人的不确定感增强；而少数干部的贪污腐败、一些地方的暗箱操作，使干群关系变得紧张而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以管理思维要求老百姓用“理性思维”代替“情绪表达”，以“淡定心理”驱除“焦灼疑虑”，显然难以达到。

对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有些阶段难以逾越，有些困难难以规避，一些不良心态的滋生难以避免。但必须意识到，如不及时妥善修复，不仅会伤及个人幸福生活，也必定影响国家目标实现。因此，对执政者而言，既需倡导公民树立良好精神风貌，重视“无形”的心理疏导，更应积极解决那些“有形”的问题，让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实，提供实实在在的“心灵鸡汤”。

这一点极具现实意义。我们倡导理性平和的心态，但如果监管防线屡屡失守，瘦肉精猪肉、染色馒头、毒生姜事件层出不穷，“淡定”谈何容易？我们追求开放包容的心态，但如果“拼爹”现象屡屡发生，“起跑线”不公时时存在，“仇富”、“恨官”情绪何以消解？我们提倡积极进取的心态，但如果寒窗十载也难以改变命运，“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来得轻而易举，个人奋斗又有多大价值？

有学者这样描述当前我国改革的基本态势：改革在与危机赛跑。其实，社会心态的培育不也是在与改革进程赛跑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培育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是对各地执政者的时代挑战

第三篇：社会心态系列

《人民日报》“关注社会心态”系列评论员文章

（2011年）

“社会心态”是反映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它揭示的是特定社会中人们的心理状态。例如对一个时期的国际国内的政治动向、经济动向、某一重大事件等所表现出的社会心理状态，反映了人们某种非同寻常的情绪、态度和社会风气等。

多元的时代主体，决定多元的社会心态

在拙著《转型期的中国人》中，笔者曾把转型期称作“天使和魔鬼”并存的时代，这与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描写的时代很相似，它是“最好与最坏、智慧与愚蠢、信仰与怀疑、光明与黑暗、希望与失望、大有与赤贫、天堂与地狱并存的时代”。刻画一个时代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揭示这个时代的社会心态。因为时代与社会心态好像一对孪生姐妹，时代决定社会心态，社会心态映照时代。当前中国是一个世俗时代，与世俗时代相应的是世俗社会心态。

时代是划分历史的里程碑，心态是一个时代社会心理的总和。时代决定心态，心态映照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是民生时代，与民生时代相对应的心态是忧患与权利;我们这个时代是民主时代，与民主时代相对应的心态是正义与法治;我们这个时代是科技时代，与科技时代相对应的心态是知识与智慧;我们这个时代是市场时代，与市场时代相对应的心态是交易与欺骗;我们这个时代是娱乐时代，与娱乐时代相对应的心态是娱乐与忽悠;我们这个时代是财富时代，与财富时代相对应的心态是炫富与哭穷;我们这个时代是感动时代，与感动时代相对应的情操是英勇与慈善;我们这个时代是速成时代，与速成时代相对应的心态是浮躁与喧嚣……总之，多元的时代主体，决定多元的社会心态。

据分析，我国社会成员心理压力按其程度排序，分别是住房、医疗、下岗失业、教育、家庭收入等。对城乡之间的待遇，不同地区、行业之间的待遇以及社会保障和财富分配等社会现实最缺乏公平感。这样多元化的心理压力感，最容易造成社会心态的浮躁性、不稳定性，以及极端化情绪的宣泄。

总体来看，当今社会心态演变趋势有以下几个倾向：社会心态中的非理性因素逐渐减少，理性因素逐渐增多。当前，社会心态中的不适应感、不公平感、困惑感、矛盾感、浮躁焦虑、急功近利等非理性因素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有增有减;传统的身份感、地位感和归属感趋向分化和多元化;心理的稳定感、方向感和未来感由迷茫渐趋明确;对社会公平的心理预期明显增强。

八种不良的社会心态值得关注

在当下世俗社会，社会心态受到市场交易法则的消极影响，更多表现为它的负面形态。在当下中国，有八种不良的社会心态值得关注、研究、引导、化解，它们分别是：

浮躁。浮躁即轻浮急躁、心浮气躁、飘浮躁动。这种浮躁心理使得转型期的社会充满了感情泡沫，以致娱乐化、“娱乐至死”成为时尚，到处充满廉价的笑声。人们不愿意深入思考到底为什么发笑，值得不值得发笑。放弃了价值判断、放弃了思考本身甚至放弃了基本的感情冲动，这种笑到底有多少价值颇值得怀疑。一些电影、电视栏目，以媚俗为能事，追求感觉层次的沟通，热衷于搞那些“笑的绑架”节目，一些电视台让人觉得它不是政府的教育机构，而是被市场买断了的笑的批发部。

喧嚣。声音大而杂乱称“喧”，说话大而无当称“嚣”。喧嚣是浮躁的发酵物，是浮躁心态的行为表现。如果说浮躁心态使得转型期的社会变得干瘪，缺乏思想内涵的话，那么喧嚣倾向则使之更加疯狂。新人文主义者巴比特说：“有两条法则并立同行而不可调和，一条是物的法则，一条是人的法则。前一种法则建立舰队和城镇，但是它野蛮疯跑，并且对人极不友好。”喧嚣倾向就是物的法则大行其道的倾向，是对人极不友好的野蛮之道。

忽悠。忽悠在古文献中为形容词，用“忽忽悠悠”或“忽悠然”、“忽悠悠”来表现一种事物状态或人物心情。《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忽悠”为方言，意指“晃动”。在当前中国文化娱乐生活中，“忽悠”似乎变成了动词，指用云山雾罩、貌似有理的话把人侃晕、从而达到使人受骗上当目的的一种骗术。可悲的是，忽悠心态已从娱乐舞台转向现实生活，毒化了社会风气和心理文化氛围。

炒作。炒作原本是中医的一种制药方法，在今日的娱乐舞台上，它变成了“宣传”、“包装”和“推销”行为的总和。炒作是“忽悠”的高级发展，虽然炒作中包含着忽悠，但是炒作比忽悠带有更强烈的行为意向性和行为导向性。“炒作”和“忽悠”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忽悠”的对象是别人，而“炒作”的对象则是自己。“炒作”源于寂寞，人的三种需要——包容、情感、控制得不到满足就寂寞，寂寞的人最容易炒作。炒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起社会的注意。有人以自毁形象的方式炒作，就是为了抗议社会的忽略，即使引起社会否定性的注意也在所不辞。

炫富。炫富即炫耀、夸耀财富或富有，比如用百十辆豪华车队迎接一只百万元级别的动物，这种花不当值的行为以及与此相类似的活动都是炫富表现。炫富是浮躁、喧嚣、忽悠、炒作心态的必然结果，是一种非理性的飘浮躁动，是一种用行动表达出来的喧嚣，是大写的忽悠和疯狂的炒作。

装穷。装穷是炫富的反面，是否定形式的炫富。装穷的人分两类，一类人不一定在物质上真穷，只是在心态上有些穷而已：另一类人怕别人向他借钱，因此见到什么人都哭穷。要之，装穷是富人的一种相对弱势心态。这种富人之间的相对弱势心态一旦被认定和强化，它就会变成一种真正弱势心态。

暴戾。暴戾即粗暴乖张。暴戾心理形成于浮躁、喧嚣、忽悠、炒作、炫富的社会环境。它和炫富是孪生兄弟：一个炫耀财富，一个炫耀武力，都是缺乏人文素质的表现。暴戾心态可以为社会上日益增多的他杀、甚至灭门案件提供说明。市场化所导致的金钱拜物教把社会人际关系变成赤裸裸的动物关系，把本来存在于动物之间的“生存斗争、弱肉强食”法则变成人类社会的公理，把人类文明行为退化为野蛮的刺激——反应模式，这是人类的退化和疯狂，注定要受到天人戒律的惩罚。

冷漠。冷漠是当前最可怕的社会心态，其结果就是麻木，麻木是冷漠的孪生兄弟，麻木就是对他人痛苦失去敏感性的反应能力，就是无动于衷，当人们需要正义行动却无动于衷的时候，冷漠就变成了麻木。前些年发生的众多围观者怂恿跳楼者往下跳的看客心理，亦是良知麻木的典型表现。这种麻木与鲁迅笔下阿Q的麻木毫无二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21世纪中国社会最大的悲哀。

“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

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折射。以管理思维要求老百姓用“理性思维”代替“情绪表达”，以“淡定心理”驱除“焦灼疑虑”，显然难以达到。对执政者而言，既需倡导公民树立良好精神风貌，重视“无形”的心理疏导，更应积极解决那些“有形”的问题，让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实，提供实实在在的“心灵鸡汤”。

在“社会心态”被历史性地写入“十二五”规划后，“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正迅速进入各级政府的任务列表。

良好的社会心态在任何时候对一个国家民族都很重要。之所以在今天备受重视，盖因中国发展已站在一个关键时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排位，让拥有一个怎样的“大国心态”引人瞩目；小康社会的目标内容，令提升大众“幸福基因”分量加重。就此而言，社会心态既指向未来发展的“软实力”，也承载“以人为本”的具体诉求。

焦躁疑惧、迷茫失落、愤青思维、拜金主义……在急剧转型中社会心态的失衡之势，是我们正在面对的挑战。这些大众情绪虽未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但正对社会发展与改革进程产生抵触消解。把握和调适社会心态，理所应当地成为了一种执政挑战。

然而，扫描各地“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的塑造路径，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有的地方有“提法”没“想法”，仅停留在口号与姿态上；有的地方把心态问题经济化，以为“多发点钱就能让老百姓心态变好”；有的地方则认为“培育”的关键在百姓的自我修复，一味把心态问题归咎为百姓“不理性”、“不淡定”、“不宽容”。

其实，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折射，是反映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一扇窗口。以普遍存在的“焦躁不安”为例，城镇化及大规模人群流动，“漂族”、“蜗居”、“蚁族”人群大量出现，不安全感容易加重；房难买、学难上、病难看的现实矛盾，让人的不确定感增强；而少数干部的贪污腐败、一些地方的暗箱操作，使干群关系变得紧张而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以管理思维要求老百姓用“理性思维”代替“情绪表达”，以“淡定心理”驱除“焦灼疑虑”，显然难以达到。

对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有些阶段难以逾越，有些困难难以规避，一些不良心态的滋生难以避免。但必须意识到，如不及时妥善修复，不仅会伤及个人幸福生活，也必定影响国家目标实现。因此，对执政者而言，既需倡导公民树立良好精神风貌，重视“无形”的心理疏导，更应积极解决那些“有形”的问题，让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实，提供实实在在的“心灵鸡汤”。这一点极具现实意义。我们倡导理性平和的心态，但如果监管防线屡屡失守，瘦肉精猪肉、染色馒头、毒生姜事件层出不穷，“淡定”谈何容易？我们追求开放包容的心态，但如果“拼爹”现象屡屡发生，“起跑线”不公时时存在，“仇富”、“恨官”情绪何以消解？我们提倡积极进取的心态，但如果寒窗十载也难以改变命运，“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来得轻而易举，个人奋斗又有多大价值？

有学者这样描述当前我国改革的基本态势：改革在与危机赛跑。其实，社会心态的培育不也是在与改革进程赛跑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培育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是对各地执政者的时代挑战。

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

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

同样看待一件商品价格，有人显得很“淡定”，有人表示“鸭梨”很大；同样面对一桩刑事案件，有人焦虑等待“正义到来”，有人则在寻找“程序瑕疵”；同样衡量一项改革措施，有人双手赞成，有人却提出质疑……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思想和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

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变化。从一种声音到百花齐放，从千人一面到丰富多元，反映出思想的极大解放，也体现着中国的前进方位：在改革深水区和攻坚期，不同利益的调整与博弈，自然带来不同诉求的表达；随着开放扩大和全球化深入，传统与现代、国外与本土，不同价值观念也必然产生碰撞交锋。

多元表达难免会有“异质思维”，甚至给人“鸡同鸭讲”的感觉。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欣赏理性平和讨论，期待闻过则喜的态度，但也不无遗憾地看到，一些人在讨论中容不下异见，相互对骂、攻讦，动辄给对方扣上吓人的帽子，用意气之争代替真理追求；一些人对待批评建言，非但不虚心听取，反而搞起了“诽谤定罪”，甚至以权力意志压制不同声音。

鲁迅先生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

在这个意义上，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在对话中协调立场，在交流中化解矛盾，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共识，推动思想观念的进步。相对于普通民众，手握权力的执政者尤其需要这种“包容”。如果说前者的狭隘只是语言暴力，后者的狭隘则可能带来真实伤害，比如“彭水诗案”、“灵宝帖案”；如果说前者的包容体现的是素质修养，后者的包容不仅是一种“雅量”，更是执政为民的需要、法治社会的要求。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批评或许有对有错，甚至不乏各种偏激声音，但只要出于善意，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没有损害公序良俗，就应该以包容的心态对待，而不能主观地归之为“对着干”。相反却应看到，在一个多元社会，尊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既是尊重公民的表达权，也是纾解社会焦虑、疏导矛盾冲突的必然要求。

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其实，不同声音乃至反对的意见，还是提高执政水平的重要资源。所谓“听不到不同意见不决策”，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存在，才能了解掌握各方面情况，做出理性判断和正确决策。所以毛泽东同志认为“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所以邓小平才说“七嘴八舌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所以中央领导才反复强调“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

多元乃繁荣之奥秘。一个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就越需要多样的个性表达，越需要整合各种意见形成统一意志的能力。以包容心对待不同声音，在“存异”中“求同”，我们的社会就不会成为“一袋各不相干的马铃薯”，并在思想的交流碰撞中不断凝聚、升华。2011.4.28

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

“弱势心态”的存在与蔓延，对我们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警示，更是一个启示。它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的心灵脆弱与困境，也隐藏着心灵强大与和谐的必由之路：在公平正义阳光照耀下，用规则与制度创造公平发展的空间、共建共享的平台，一个人人肯努力、人人有机会、人人有希望的社会，将会大踏步地走出“弱势心态”的阴影。“你是弱势群体吗？”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一系列社会调查中，无论是扛着编织袋进城的农民工、拿着简历在职场奔走的大学生，还是月收入上万的白领、令人羡慕的公务员，纷纷给自己贴上“弱势”的标签。这种反应，与其说是弱势群体在扩大，不如说是“弱势心态”正在蔓延。

有人说，心理危机是社会高速发展的必然产物。在社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利益猛烈分化的时代，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茅舍样小房子旁边忽然耸立一座宫殿”等贫富、收入的反差，人们的心灵世界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焦虑、紧张、不安等情绪和心态也由之而生。

调整这种心态，一方面需要社会成员以积极的态度看待这种变革中的“阵痛”、转型中的“落差”，以主动的自我调节，培育理性的视角；另一方面也要追寻普遍弥散在各个阶层的“弱势心态”的心理根源。

要看到人们最为痛切的，不仅是自身素质和技能的“无能为力”，更是在欠公平、不公正环境下的“回天乏力”。勤勤恳恳的合同工有些接受的是比正式工少得多的工资，没有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在“萝卜招聘”中黯然出局，兢兢业业的公务员眼看别人“又跑又送”突破了“天花板”……对于这样的“非竞争型弱势化”，有学者这样比喻，好比在跑步比赛起跑的时候，就排斥了一部分人，不许他们参加比赛，或者让他们后跑。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们觉得自己渺小和“弱势”，很多时候是因为面对那些自认无法对其加以控制的事件，使得无力感、不安全感、不稳定感等五味杂陈的“弱势心态”被成倍放大。

“弱势心态”之下，有人破罐子破摔，由暴跳而至暴戾，导致伤害儿童等极端性事件；有人堤内损失堤外补，吃了三聚氰胺的亏就要在天价医疗上找补回来，“上不去”的痛苦就要在“贪起来”的疯狂中舒缓；有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平凡中变得平庸，在失望中陷入绝望。如果说“稳定预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那么“弱势心态”就是在侵蚀我们社会的共识，消磨未来的希望，构筑现实的壁垒，可能把社会引入人人皆输的“囚徒困境”。

其实，公平永远都是一个相对概念，追求绝对公平的“无差别”境界，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倘若沿着这种思路想问题，即使是在工作和事业上都很强势的人们依然会感到诸多的不满足、不惬意、不高兴，怨天尤人，抱怨指责。这并非全是客观现实的毛病，也缘于不能正确看待差异而产生的畸形心理。这就是为什么中央要将培育健康心态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并置于当今社会管理创新的刚性要求之下。

不管从哪个层面说，“弱势心态”的存在与蔓延，对我们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警示，更是一个启示。它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的心灵脆弱与困境，也隐藏着心灵强大与和谐的必由之路，那就是：在公平正义阳光照耀下，让人们的权利都得到保证，让人们的奋斗都获得价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需要个体在自立自强中扬起心灵风帆，更需要社会管理者用规则与制度创造公平发展的空间、共建共享的平台，一个人人肯努力、人人有机会、人人有希望的社会，将会大踏步地走出“弱势心态”的阴影。2011.5.5

追求理性从哪里起步

从单向度强调“冷静、稳定、理智、克制”，到加强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群众利益维护机制，培育和保护公共理性、构建和谐社会，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才是消除非理性最有效的解药。

今天的社会生活中，“理性”正成为一个热词。

理性看待收入差距，理性面对社会不公，理性分析网络民意，理性选择专业、职业……“理性”的高频度使用，传递的潜台词其实是：在不少问题上，有人正走向理性的反面。

走过高呼“杀死苏格拉底”的古希腊法庭，穿越法国大革命激进主义掀起的狂飙，人类对非理性的躁动保持高度警惕。理性有序的环境有利于大大降低社会关系调节的成本，温和渐进的改革是历史进步的明智选择，这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动摇的共识。在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家，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尤为重要。

但是，对理性的思考和探讨，还应在更深的层面展开。希望杜绝一切非理性言行是不现实的。与其紧张焦虑，不如解析它们生长的社会根源，寻求化解它们的现实路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抓住构建平和理性心态的主要矛盾。

从追求“高而又高、纯而又纯”的政治理性，到接受自利、竞争、效率的经济理性；从单向度强调“冷静、稳定、理智、克制”，到加强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群众利益维护机制，培育和保护公共理性、构建和谐社会，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对于理性的认识有了巨大的飞跃。但急速变革的中国面对的是“千年未有之变局”，将这种理念的进步落实到层层级级的社会管理实践中，实现对日益错杂的社会心态的准确把握和有效疏导，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西方的理性启蒙，面对的主要是基督教会。而今天中国的理性建设，既有市场理性与传统伦理道德的冲撞，也有个人权利与集体精神的磨合；既有现代公共意识与熟人社会的博弈，也有公民参与和“为民做主”残余思想的抵牾，如此复杂的环境中，作为具体的人，谁都不敢说自己绝对“真理在握”，谁都不应有过高的“理性优越感”，企望“理性”的符号可以封堵住“非理性”的决口。

除非极端个例，激烈的非理性言行背后的逻辑并非无章可循。作为最后的选择，它通常产生于绝无胜算的场合。市场竞争固然是优胜劣汰，但是否必定是赢者通吃一切、输者无处可逃？暴力抗拆固然不理智，但暴力拆迁就一定合理吗？通过正常渠道难以反映正当的诉求，究竟该怎样宣泄郁积的情绪？没处说理就骂，骂不过你就打，打不过你就跑，我们绝不鼓励这种弱者的逻辑，却也绝不能不理解、不关切、不给出路。

理性是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理性建设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在现阶段，这个责任主要在社会管理者，在拥有更强实力、更丰富资源的组织和个人。而每一位公民也应该意识到，任何利益诉求和价值主张，都应在法治的框架下有序地展开，“有理”固然不一定走遍天下，但“无理”注定寸步难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程序理性、目的理性……理性建设的内容包罗万象。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当从培育平等、真实、诚恳和可沟通为原则的交往理性开始。

少一点“我办没时间跟你闲扯”的粗鲁，多一点平等耐心的沟通；少一点“不信谣不传谣”的训导，多一点公共信息的及时披露；少一点“买不起房为什么不租”的不解，进一步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我们时时刻刻都应记住，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才是消除非理性最有效的解药。2011.5.19

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

有利益的表达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才有长久的社会稳定，尽可能多地倾听社会各方面的声音，对于维稳大有好处。以政府之力，维护弱势人群的表达权，使他们的利益能够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正常表达，这是共建共享的应有之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在今天的中国，能听到各种声音。两会会场中代表、委员纵论国是，报纸杂志上不同思想交流探讨，新闻评论跟帖动辄上千条，近2亿网民随时写下140字微博„„条条声轨，汇成合奏，呈现这个时代多元多样的复杂图景和蓬勃活力。

我们迎来了表达的“黄金时代”，但仍有许多声音未被倾听。一方面，有些声音被淹没在强大的声场之中，难以浮出水面；另一方面，也有些声音只是“说也白说”，意愿虽表达，问题未解决。这些，都可谓无效表达，有人称之为“沉没的声音”。

无效的表达，不是没有表达，更不是不愿表达。广州市领导公开接访，市民带上铺盖卷、排队3天，就是为了能跟领导“说上话”；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公开自己手机号，却因每天上千个电话、上千条短信被迫关机。那些为网络关注、被媒体聚焦的热点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海面之下这些体量更大的冰块，才是让冰尖浮出水面的庞大基石，也才是决定社会心态的“潜意识”、“核心层”。

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上的弱势群体，也是现实中的弱势群体。在社会层面，他们既缺乏影响公共舆论的资源，又鲜有参与政府决策的渠道，甚至无法得到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信息，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同样薄弱。因此，尽管可能人数不少，他们的声音却很难在社会中听到。

听见与被人听见，本是“社会人”的基本诉求；说话与听人说话，更是现代文明的基本共识。当表达权已成为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重视这些声音，是协调利益关系、理顺社会心态的起点。在一个有着13亿人口、正经历着急剧社会转型的国家，广大群众的声音被聆听、被重视，尤为重要。

大部分沉没的声音背后，都有未被满足的诉求，都有被压抑、待纾解的情绪。儿子车祸致残，云南父亲欲法院“自爆”走上极端维权之路；幼女身患绝症，湖北母亲参与“跪行救女”网络炒作„„让舆论哗然的事件，都肇始于被忽视的声音。不可倾诉、不被倾听、不能解决，如果不主动“打捞”，太多声音沉没，难免会淤塞社会心态，导致矛盾激化。

发出声音，是主张利益的基础。有利益的表达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才有长久的社会稳定。事实表明，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往往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从这个角度看，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尽可能多地倾听社会各方面的声音，兑现社会公众的表达权，对于维稳大有好处。

在众声喧哗中，尽可能打捞那些沉没的声音，是社会管理者应尽之责。以政府之力，维护弱势人群的表达权，使他们的利益能够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正常表达，这是共建共享的应有之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只有这样，才能让“说话”、“发声”不仅是表达诉求的基本手段，更成为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的重要环节，成为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在良性互动中寻求“善治”

在百姓眼里，从善如流、知错即改，远比“一贯正确”更加可信、可敬、可亲。纵观这些年的情况，大凡能够及时回应公众质疑、正确对待社情民意的，往往会在良性互动中提升政府公信力。就此而言，群众的诉求、媒体的监督恰恰是党和政府宝贵的执政资源。

今天的中国，民众的诉求日益多元，舆论质疑时有耳闻。各级政府的回应能力，已经成为衡量执政水平、检验执政理念的重要标杆。

以近期新闻为例。一是故宫失窃，一是广州“举牌哥”。同样面对质疑，从“失窃”、“错字”，到“经营会所”，故宫的回应左支右绌、不如人意。而广州地铁公司则一周内三次主动回应，约谈学生“举牌哥”，赢得舆论一致好评。仅从回应能力而言，广州更胜一筹。一个重要原因，是广州有过多次面对群众问政的历练。从番禺垃圾焚烧事件到与建委对话的“口罩男”事件，经常面对诉求和质疑，才使得“权力”尊重“权利”的意识日益提高。

近些年来，正是在中央“公开及时、准确透明”的明确要求下，在与公众的良性互动中，不少领导干部逐步形成共识：对批评或质疑，不必过于敏感，甚至将其视为不和谐声音，能捂则捂，能压就压；也不能玩弄技巧，将其视为“危机公关”，忙不迭撇清责任。这样的共识，正在促进各级政府执政理念的提升和治理水平的提高。

当初的陕西华南虎事件，历时两年不断质疑与被动处置，耗费了极大的社会成本，也透支了地方政府公信。这些年，“躲猫猫事件”、“钓鱼执法事件”、“梧桐让路事件”、“高速公路天价收费案”，政府回应的速度在不断加快，回应的态度在不断改善，回应的方式在不断调整。从被动到主动，从消极到积极，一次次的进步，成为撬动事件解决、提高执政能力的有力支点。

尽管也还有“没工夫跟你闲扯”的粗暴、文过饰非的搪塞，但总体而言，面对网络爆料，很少有人再会一厢情愿地怀念“没有互联网”的时代；面对舆论质疑，“无可奉告”之类的遁词不再那么振振有词；面对突发事件，隐瞒、封锁等手段也逐渐不再是“最优选项”。相反，直面质疑，北京市居民水价调整听证会首次上网直播；回应期待，卫生部明确禁止将携带乙肝病毒作为入学、就业的限制条件。迄今为止，已有17个省区市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将网友留言办理工作纳入制度轨道。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正由社会治理的“选答题”变成“必答题”。

不少人常有这样的误解，以为没有质疑声音，才算工作平妥；以为掩盖了问题，才算治理有方。事实上，在社会转型、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有矛盾暴露，有冲突产生，有分歧出现，正是多元多样利益和价值在寻找渠道相互对话、彼此辩驳。对话胜于对峙，从倾听民众的诉求中改善治理，在回应舆论的质疑中寻求进步，实现政府与社会、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是现代行政的基本理念。

在百姓眼里，从善如流、知错即改，远比“一贯正确”更加可信、可敬、可亲。纵观这些年的情况，大凡能够及时回应公众质疑、正确对待社情民意的，往往会在良性互动中提升政府公信力。就此而言，群众的诉求、媒体的监督恰恰是党和政府宝贵的执政资源。

时刻关注民意的温度和风向，以公开透明化解疑虑，以闻过则喜树立公信，以真诚维护群众利益赢得民心，在良性互动中促进社会共识、完善公共治理，这是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目标和现实途径。

第四篇：人民日报评论部用人社评

人民日报评论部：强化问责，严防用人失察

——三论做好新形势下干部选任工作

本报评论部

“带病提拔”常有，而问责却不常有，“破窗效应”不断发生，使得用人不正之风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必须动真碰硬，遏制用人上的“三拍”作风，使组织纪律成为带电高压线

最近，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剑指用人失察失误的责任追究制度，一些专家和媒体作出了通俗化解读。人们纷纷注意到，新条例在选人用人问责方面，追究情形更具体了，责任主体更明确了。通过严格有效的问责机制，遏制用人不正之风，使“问题官”淘汰出局，让好干部脱颖而出，是做好新形势下干部选任工作的鲜明导向。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毛泽东同志曾说过：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选什么人，用什么人，责任重于泰山。选贤任能，才会造福一方；如果不善不肖者竞进，于国于民都是一种灾难。近年来，考察失真失实、“带病提拔”“带病上岗”“火箭式提拔”等问题时有发生，干部群众对此深恶痛绝。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东汉桓灵时期流行的民谣，把当时的选人用人乱象刻画得淋漓尽致，留下了“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的历史警思。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随着一些贪官陆续落马，画皮揭开之后，边腐边升、越腐越升等畸形升迁路径也浮出了水面。比如，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平均每两年就加官晋级一次，然而，“只要反腐不放松，迟早抓住王怀忠”等民意呼声不绝于耳，有关方面硬是让其顶着质疑声一路高升。如果只是在末端处置贪官坏官，却不拔除滋生腐恶的源头，反腐倡廉如何竟全功、收长效？老百姓的廉政信心又何以真正提振？“带病提拔”常有，而问责却不常有，“破窗效应”不断发生，这是用人不正之风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

一些领导干部惯于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然后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屁股烂账，最后官照当照升，不负任何责任。这样的“三拍”作风，在选人用人上同样存在。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以往教训表明，从举荐不当，到考察失真，从长官意志拍板，到监督机制空转，在干部选任的关键环节上，集体负责变成了“集体不负责”，制度程序成了摆设，使得任人唯亲、任人唯利之风甚嚣尘上。正如总书记一再告诫的，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严防用人失察，必须强化问责、动真碰硬，让权责对等，使组织纪律成为带电高压线。

徒法不足以自行。这些年，我们在干部管理上不可谓不重视，也出台了不少制度规定。为什么还是问题不少？除了制度本身需要不断完善，执行中失之于软、失之于宽是重要因素。世界上怕就怕 “认真” 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没有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零容忍态度，没有领导带头、严于自律的示范效应，没有一视同仁、无人例外的刚性执纪，制度公信力何以树立？无人负责、难以追究的困局又怎么破解？只有把责任融入选人用人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领导干部心中，才能构筑防治用人腐败的坚固防火墙。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刘青山、张子善案人们耳熟而详，但这样的细节很多人或许并不清楚。早在处决刘张两人一个月前，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代表省委作了检讨，省长杨秀峰代表省政府作了检讨，先后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下属出了问题，负管理教育之责的领导不回避、不推脱，而是主动承担责任，接受社会监督批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责任意识、敬畏之心，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问责力度、倒逼压力，我们才能让全党警醒起来，建设一个风清气正的新中国。

今天的共产党人，拥有比那时完善得多的各项制度，也面临比“糖衣炮弹”更为复杂的诸多考验，但能不能出于公心、敢于负责、严于问责，依然是历久弥新的时代考题。“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纯洁用人风气，建设廉洁政治，千里之行，始于充满责任的每一步。人民日报评论部：注重实绩，避免唯票取人

在涉险滩、啃硬骨头的改革攻坚期，更加注重实干实绩，努力形成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的用人导向，才能让更多的干部在矛盾面前敢碰硬，在风险面前敢担责以何种标准选人用人，是一个重要导向问题，也是一个价值理念问题：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好干部？怎样把好干部选出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回答这一命题尤为重要。

近日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一个重要亮点，就是把民主推荐结果由确定考察对象的重要“依据”改为重要“参考”。一词之差，反映的却是理念变化：更加注重实绩，避免唯票取人。

票选干部，是我们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实践证明，这一举措能有效避免“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少数人说了算”等现象，对保障群众的“四权”、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也有一种倾向值得警惕，在一些单位和地方，以票取人异化为“唯票取人”，在选人用人时搞教条、走形式，简单地把得票多少等同于群众基础和群众认同，一些推荐人员投“利益票”“感情票”，导致推荐结果失真失实；一些干部因怕丢票而当“老好人”、“太平官”，甚至形成了拉票贿选的不正之风。这种选票教条主义、民主形式主义，背离了民主推荐的初衷，也会挫伤一些干部求真务实、担当进取的积极性。

“唯票取人”的负面作用，必须跳出选票本身来看：唯票是举、唯票选人、唯票用人，会让选票成为一些推荐者的“资源”，也成为一些领导干部的负担。为了选票，“遇到矛盾绕道走，碰到问题不敢抓，面对风险不敢闯”，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为了选票，不该听的也听，不该去的也去，不该办的也办，一味和稀泥，不讲原则、不负责任、不敢担当。如此下去，如何风清气正？谈何改革发展？

选人用人中，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并且只是把人选准用好的手段之一。干部工作中有一个基本定律：大多数人不认可的一定不是德才兼备之人，但群众推荐得票较高的不一定都是德才兼备之人。因此，更加全面地考察干部，就要把实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以实绩论高低、辨优劣。既看选票的多寡，又看日常表现、群众口碑；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通过注重实绩考察，淘汰那些拿原则作交易的“投机”干部，口惠而实不至的“广告”干部，只会当官不会做事的“花瓶”干部。

衡量干部的德和才，主要看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实绩，看是否真正为人民群众办了实事。衡量实绩，就要鼓励实干。干部干部，干了，才是干部。干事就可能有缺点、有失误。不干事，看似不出错，却百无一用、误党误国。“为官避事平生耻”。从这个角度，要把尊重民意与选票多少辩证统一起来看待，实干人得票少要分析原因，如果因为坚持原则得罪人，也要放心大胆使用，对得票高的“老好人”，即便得票再高，也要慎用甚至坚决不用。尤其在涉险滩、啃硬骨头的改革攻坚期，更加注重实干实绩，努力形成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的用人导向，才能让更多的干部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敢于碰硬；在风险面前，敢作敢为、敢担责任，遇到困难不回避，关键时刻敢出面，处理问题能决断。

“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我们选用领导干部，是为了干事兴业的。干事，是目的，也是评价标准。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坚决制止简单以票取人的做法，更加科学地评价领导干部的实绩，激励更多干部活跃在改革发展的主战场、奋战在维护稳定的第一线、奔走于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党风政风就会为之一振，改革大业才能大有希望。

人民日报评论部：有铁面问责，才有进取动力

监督只会越来越严格、问责只会越来越严厉、抓作风问题只会越来越深入。是囿于小我、怨天尤人，还是砥砺自我、奋发进取？为官从政真正的“不易”处，正在于此

“原来以为只是一阵风，现在相信动真格了”，这是不少干部群众的切身感受。且不说不少“老虎”“苍蝇”纷纷落马，单从百姓身边看，从办事推诿被曝光后当天就整改，到因一餐饭、一顿酒、一次公车私用受处分甚至丢了“帽子”的案例隔三差五出现，哪里有作风积弊，哪里就有铁面问责。这样的结果也就顺理成章——在多个面向公务员和干部群体的调查中，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觉得禁令“真的严了”，一些人更是由此感慨“为官不易”。

实际上，我们也面临过若干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的尴尬，陷入过三令五申拦不住“四菜一汤”变成“舌尖盛宴”的怪圈。现在为何风气一变、作风一新？正是铁面问责，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使制度成为说一不二的硬杠杠。一年多来，在各种规章的制定和执行中，“原则上”少了，“一律”多了；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上，对顶风违纪者称“某某”少了，点名道姓多了；在各类事故的事后处理中，有关责任人能“滑脚”的难了，失职渎职者难逃惩处。铁面问责、有违必查，谁还敢把纪律当成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谁还能把制度当成可有可无的稻草人？紧箍咒越念越紧，监督网越织越密，问责的刚性力量覆盖了权力运行的各方面、各环节，这才能打掉一些人的特殊利益，消除某些人的寻租空间，以强劲的倒逼机制正风肃纪、反腐倡廉。

诚然，在禁令纷纷出台、问责不断加紧的背景下，各级干部受到的监督和制约越来越多，面临的各种要求也越来越高，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压力。但是，对于手握公权力、肩负一方发展之责的领导干部来说，从严要求、恪尽职守何尝不是应当应分的事情？惩恶罚劣、激浊扬清何尝不是权力健康运行的底线？更何况，问责压力之下的作风转变，还衍生出越来越多的正效应。

一位曾经忙于应酬的官员感慨说：“八项规定救了我半条命，再也不用拼命喝酒了。”在多项调查中，不少干部纷纷表示，反“四风”之后，“生活变得规律，身体趋向健康”。其实，问责力度加大、作风改到深处，对干部自身难道不也是一种解放？以前公款吃喝甚嚣尘上时，有人说“做梦都想喝小米粥”；从贯彻八项规定到执行各项禁令，又让多少干部告别了“赶不完的饭局、喝不尽的酒”？

俗话说，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有压力就有动力，改作风驰而不息，引发的“蝴蝶效应”可能超乎人们的想象。对干部来说，觥筹交错的宴请少了，迎来送往的风气淡了，不只是利于身体健康，更可以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抓学习、搞调研、问民情，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事业之中；对群众而言，严治懒散庸拖，严责政绩工程，办事办证就会顺畅得多，民生民利就会有更多保障。“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人心就是力量，只有通过动真碰硬的作风建设，扫除沉疴积弊、不断除旧布新，“让百姓爱，让贪官怕，让官员有所忌惮，让社会充满期待”，各级干部就能以良好作风取信于民，积聚改革发展的磅礴力量。2013年，我们之所以能赢得良好开局，一个重要经验就在于用好作风凝聚正能量，从而让大家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

“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总书记铿锵有力的宣示，向全党全社会释放出明确信号：气可鼓而不可泄，监督只会越来越严格、问责只会越来越严厉、抓作风问题只会越来越深入。这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是囿于小我、怨天尤人，还是砥砺自我、奋发进取？每一个党员干部都面临着这样的拷问，为官从政真正的“不易”处，正在于此。

第五篇：人名日报关于社会心态系列评论文章

人民日报评论部关于社会心态系列评论文章：

一、执政者要倾听“沉没的声音”

在今天的中国，能听到各种声音。两会会场中代表、委员纵论国是，报纸杂志上不同思想交流探讨，新闻评论跟帖动辄上千条，近2亿网民随时写下140字微博„„条条声轨，汇成合奏，呈现这个时代多元多样的复杂图景和蓬勃活力。

我们迎来了表达的“黄金时代”，但仍有许多声音未被倾听。一方面，有些声音被淹没在强大的声场之中，难以浮出水面；另一方面，也有些声音只是“说也白说”，意愿虽表达，问题未解决。这些，都可谓无效表达，有人称之为“沉没的声音”。

无效的表达，不是没有表达，更不是不愿表达。广州市领导公开接访，市民带上铺盖卷、排队3天，就是为了能跟领导“说上话”；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公开自己手机号，却因每天上千个电话、上千条短信被迫关机。那些为网络关注、被媒体聚焦的热点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海面之下这些体量更大的冰块，才是让冰尖浮出水面的庞大基石，也才是决定社会心态的“潜意识”、“核心层”。

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上的弱势群体，也是现实中的弱势群体。在社会层面，他们既缺乏影响公共舆论的资源，又鲜有参与政府决策的渠道，甚至无法得到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信息，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同样薄弱。因此，尽管可能人数不少，他们的声音却很难在社会中听到。

听见与被人听见，本是“社会人”的基本诉求；说话与听人说话，更是现代文明的基本共识。当表达权已成为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重视这些声音，是协调利益关系、理顺社会心态的起点。在一个有着13亿人口、正经历着急剧社会转型的国家，广大群众的声音被聆听、被重视，尤为重要。

大部分沉没的声音背后，都有未被满足的诉求，都有被压抑、待纾解的情绪。儿子车祸致残，云南父亲欲法院“自爆”走上极端维权之路；幼女身患绝症，湖北母亲参与“跪行救女”网络炒作„„让舆论哗然的事件，都肇始于被忽视的声音。不可倾诉、不被倾听、不能解决，如果不主动“打捞”，太多声音沉没，难免会淤塞社会心态，导致矛盾激化。

发出声音，是主张利益的基础。有利益的表达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才有长久的社会稳定。事实表明，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往往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从这个角度看，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尽可能多地倾听社会各方面的声音，兑现社会公众的表达权，对于维稳大有好处。

在众声喧哗中，尽可能打捞那些沉没的声音，是社会管理者应尽之责。以政府之力，维护弱势人群的表达权，使他们的利益能够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正常表达，这是共建共享的应有之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只有这样，才能让“说话”、“发声”不仅是表达诉求的基本手段，更成为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的重要环节，成为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二、“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

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折射。以管理思维要求老百姓用“理性思维”代替“情绪表达”，以“淡定心理”驱除“焦灼疑虑”，显然难以达到。对执政者而言，既需倡导公民树立良好精神风貌，重视“无形”的心理疏导，更应积极解决那些“有形”的问题，让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实，提供实实在在的“心灵鸡汤”。

在“社会心态”被历史性地写入“十二五”规划后，“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正迅速进入各级政府的任务列表。

良好的社会心态在任何时候对一个国家民族都很重要。之所以在今天备受重视，盖因中国发展已站在一个关键时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排位，让拥有一个怎样的“大国心态”引人瞩目；小康社会的目标内容，令提升大众“幸福基因”分量加重。就此而言，社会心态既指向未来发展的“软实力”，也承载“以人为本”的具体诉求。

焦躁疑惧、迷茫失落、愤青思维、拜金主义„„在急剧转型中社会心态的失衡之势，是我们正在面对的挑战。这些大众情绪虽未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但正对社会发展与改革进程产生抵触消解。把握和调适社会心态，理所应当地成为了一种执政挑战。

然而，扫描各地“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的塑造路径，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有的地方有“提法”没“想法”，仅停留在口号与姿态上；有的地方把心态问题经济化，以为“多发点钱就能让老百姓心态变好”；有的地方则认为“培育”的关键在百姓的自我修复，一味把心态问题归咎为百姓“不理性”、“不淡定”、“不宽容”。

其实，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折射，是反映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一扇窗口。以普遍存在的“焦躁不安”为例，城镇化及大规模人群流动，“漂族”、“蜗居”、“蚁族”人群大量出现，不安全感容易加重；房难买、学难上、病难看的现实矛盾，让人的不确定感增强；而少数干部的贪污腐败、一些地方的暗箱操作，使干群关系变得紧张而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以管理思维要求老百姓用“理性思维”代替“情绪表达”，以“淡定心理”驱除“焦灼疑虑”，显然难以达到。

对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有些阶段难以逾越，有些困难难以规避，一些不良心态的滋生难以避免。但必须意识到，如不及时妥善修复，不仅会伤及个人幸福生活，也必定影响国家目标实现。因此，对执政者而言，既需倡导公民树立良好精神风貌，重视“无形”的心理疏导，更应积极解决那些“有形”的问题，让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实，提供实实在在的“心灵鸡汤”。

这一点极具现实意义。我们倡导理性平和的心态，但如果监管防线屡屡失守，瘦肉精猪肉、染色馒头、毒生姜事件层出不穷，“淡定”谈何容易？我们追求开放包容的心态，但如果“拼爹”现象屡屡发生，“起跑线”不公时时存在，“仇富”、“恨官”情绪何以消解？我们提倡积极进取的心态，但如果寒窗十载也难以改变命运，“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来得轻而易举，个人奋斗又有多大价值？

有学者这样描述当前我国改革的基本态势：改革在与危机赛跑。其实，社会心态的培育不也是在与改革进程赛跑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培育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是对各地执政者的时代挑战。

三、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

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

同样看待一件商品价格，有人显得很“淡定”，有人表示“鸭梨”很大；同样面对一桩刑事案件，有人焦虑等待“正义到来”，有人则在寻找“程序瑕疵”；同样衡量一项改革措施，有人双手赞成，有人却提出质疑„„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思想和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

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变化。从一种声音到百花齐放，从千人一面到丰富多元，反映出思想的极大解放，也体现着中国的前进方位：在改革深水区和攻坚期，不同利益的调整与博弈，自然带来不同诉求的表达；随着开放扩大和全球化深入，传统与现代、国外与本土，不同价值观念也必然产生碰撞交锋。

多元表达难免会有“异质思维”，甚至给人“鸡同鸭讲”的感觉。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欣赏理性平和讨论，期待闻过则喜的态度，但也不无遗憾地看到，一些人在讨论中容不下异见，相互对骂、攻讦，动辄给对方扣上吓人的帽子，用意气之争代替真理追求；一些人对待批评建言，非但不虚心听取，反而搞起了“诽谤定罪”，甚至以权力意志压制不同声音。

鲁迅先生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

在这个意义上，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在对话中协调立场，在交流中化解矛盾，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共识，推动思想观念的进步。相对于普通民众，手握权力的执政者尤其需要这种“包容”。如果说前者的狭隘只是语言暴力，后者的狭隘则可能带来真实伤害，比如“彭水诗案”、“灵宝帖案”；如果说前者的包容体现的是素质修养，后者的包容不仅是一种“雅量”，更是执政为民的需要、法治社会的要求。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批评或许有对有错，甚至不乏各种偏激声音，但只要出于善意，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没有损害公序良俗，就应该以包容的心态对待，而不能主观地归之为“对着干”。相反却应看到，在一个多元社会，尊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既是尊重公民的表达权，也是纾解社会焦虑、疏导矛盾冲突的必然要求。

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其实，不同声音乃至反对的意见，还是提高执政水平的重要资源。所谓“听不到不同意见不决策”，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存在，才能了解掌握各方面情况，做出理性判断和正确决策。所以毛泽东同志认为“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所以邓小平才说“七嘴八舌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所以中央领导才反复强调“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

多元乃繁荣之奥秘。一个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就越需要多样的个性表达，越需要整合各种意见形成统一意志的能力。以包容心对待不同声音，在“存异”中“求同”，我们的社会就不会成为“一袋各不相干的马铃薯”，并在思想的交流碰撞中不断凝聚、升华。

四、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

“弱势心态”的存在与蔓延，对我们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警示，更是一个启示。它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的心灵脆弱与困境，也隐藏着心灵强大与和谐的必由之路：在公平正义阳光照耀下，用规则与制度创造公平发展的空间、共建共享的平台，一个人人肯努力、人人有机会、人人有希望的社会，将会大踏步地走出“弱势心态”的阴影。

“你是弱势群体吗？”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一系列社会调查中，无论是扛着编织袋进城的农民工、拿着简历在职场奔走的大学生，还是月收入上万的白领、令人羡慕的公务员，纷纷给自己贴上“弱势”的标签。这种反应，与其说是弱势群体在扩大，不如说是“弱势心态”正在蔓延。

有人说，心理危机是社会高速发展的必然产物。在社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利益猛烈分化的时代，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茅舍样小房子旁边忽然耸立一座宫殿”等贫富、收入的反差，人们的心灵世界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焦虑、紧张、不安等情绪和心态也由之而生。

调整这种心态，一方面需要社会成员以积极的态度看待这种变革中的“阵痛”、转型中的“落差”，以主动的自我调节，培育理性的视角；另一方面也要追寻普遍弥散在各个阶层的“弱势心态”的心理根源。

要看到人们最为痛切的，不仅是自身素质和技能的“无能为力”，更是在欠公平、不公正环境下的“回天乏力”。勤勤恳恳的合同工有些接受的是比正式工少得多的工资，没有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在“萝卜招聘”中黯然出局，兢兢业业的公务员眼看别人“又跑又送”突破了“天花板”„„对于这样的“非竞争型弱势化”，有学者这样比喻，好比在跑步比赛起跑的时候，就排斥了一部分人，不许他们参加比赛，或者让他们后跑。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们觉得自己渺小和“弱势”，很多时候是因为面对那些自认无法对其加以控制的事件，使得无力感、不安全感、不稳定感等五味杂陈的“弱势心态”被成倍放大。

“弱势心态”之下，有人破罐子破摔，由暴跳而至暴戾，导致伤害儿童等极端性事件；有人堤内损失堤外补，吃了三聚氰胺的亏就要在天价医疗上找补回来，“上不去”的痛苦就要在“贪起来”的疯狂中舒缓；有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平凡中变得平庸，在失望中陷入绝望。如果说“稳定预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那么“弱势心态”就是在侵蚀我们社会的共识，消磨未来的希望，构筑现实的壁垒，可能把社会引入人人皆输的“囚徒困境”。

其实，公平永远都是一个相对概念，追求绝对公平的“无差别”境界，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倘若沿着这种思路想问题，即使是在工作和事业上都很强势的人们依然会感到诸多的不满足、不惬意、不高兴，怨天尤人，抱怨指责。这并非全是客观现实的毛病，也缘于不能正确看待差异而产生的畸形心理。这就是为什么中央要将培育健康心态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并置于当今社会管理创新的刚性要求之下。

不管从哪个层面说，“弱势心态”的存在与蔓延，对我们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警示，更是一个启示。它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的心灵脆弱与困境，也隐藏着心灵强大与和谐的必由之路，那就是：在公平正义阳光照耀下，让人们的权利都得到保证，让人们的奋斗都获得价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需要个体在自立自强中扬起心灵风帆，更需要社会管理者用规则与制度创造公平发展的空间、共建共享的平台，一个人人肯努力、人人有机会、人人有希望的社会，将会大踏步地走出“弱势心态”的阴影。

五、追求理性从哪里起步

从单向度强调“冷静、稳定、理智、克制”，到加强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群众利益维护机制，培育和保护公共理性、构建和谐社会，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才是消除非理性最有效的解药。

今天的社会生活中，“理性”正成为一个热词。

理性看待收入差距，理性面对社会不公，理性分析网络民意，理性选择专业、职业„„“理性”的高频度使用，传递的潜台词其实是：在不少问题上，有人正走向理性的反面。

走过高呼“杀死苏格拉底”的古希腊法庭，穿越法国大革命激进主义掀起的狂飙，人类对非理性的躁动保持高度警惕。理性有序的环境有利于大大降低社会关系调节的成本，温和渐进的改革是历史进步的明智选择，这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动摇的共识。在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家，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尤为重要。

但是，对理性的思考和探讨，还应在更深的层面展开。希望杜绝一切非理性言行是不现实的。与其紧张焦虑，不如解析它们生长的社会根源，寻求化解它们的现实路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抓住构建平和理性心态的主要矛盾。

从追求“高而又高、纯而又纯”的政治理性，到接受自利、竞争、效率的经济理性；从单向度强调“冷静、稳定、理智、克制”，到加强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群众利益维护机制，培育和保护公共理性、构建和谐社会，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对于理性的认识有了巨大的飞跃。但急速变革的中国面对的是“千年未有之变局”，将这种理念的进步落实到层层级级的社会管理实践中，实现对日益错杂的社会心态的准确把握和有效疏导，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西方的理性启蒙，面对的主要是基督教会。而今天中国的理性建设，既有市场理性与传统伦理道德的冲撞，也有个人权利与集体精神的磨合；既有现代公共意识与熟人社会的博弈，也有公民参与和“为民做主”残余思想的抵牾，如此复杂的环境中，作为具体的人，谁都不敢说自己绝对“真理在握”，谁都不应有过高的“理性优越感”，企望“理性”的符号可以封堵住“非理性”的决口。

除非极端个例，激烈的非理性言行背后的逻辑并非无章可循。作为最后的选择，它通常产生于绝无胜算的场合。市场竞争固然是优胜劣汰，但是否必定是赢者通吃一切、输者无处可逃？暴力抗拆固然不理智，但暴力拆迁就一定合理吗？通过正常渠道难以反映正当的诉求，究竟该怎样宣泄郁积的情绪？没处说理就骂，骂不过你就打，打不过你就跑，我们绝不鼓励这种弱者的逻辑，却也绝不能不理解、不关切、不给出路。

理性是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理性建设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在现阶段，这个责任主要在社会管理者，在拥有更强实力、更丰富资源的组织和个人。而每一位公民也应该意识到，任何利益诉求和价值主张，都应在法治的框架下有序地展开，“有理”固然不一定走遍天下，但“无理”注定寸步难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程序理性、目的理性„„理性建设的内容包罗万象。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当从培育平等、真实、诚恳和可沟通为原则的交往理性开始。

少一点“我办没时间跟你闲扯”的粗鲁，多一点平等耐心的沟通；少一点“不信谣不传谣”的训导，多一点公共信息的及时披露；少一点“买不起房为什么不租”的不解，进一步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我们时时刻刻都应记住，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才是消除非理性最有效的解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