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85年来云南党的建设的回顾与启示

85年来云南党的建设的回顾与启示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90年光辉的战斗历程。90年中，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云南省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最早是1926年才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云南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也已经有85年的历史。在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着力推进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建设的过程中，回顾85年来云南党的建设的大体情况，认真思考不同时期党的建设党的工作对我们的启示，具有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两方面的重大价值和意义。

一、1949年以前云南党的建设的回顾

1926年8月，中共广东区委派云南籍党员李鑫回云南开展建党工作。11月7日，李鑫等人在昆明市平政街节孝巷24号开会，建立了云南省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云南特别支部，吴澄为特支书记。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云南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从那以后，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云南党的建设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

大革命时期，处于早期建党状态的云南地下党组织，党的建设和各项工作，都是围绕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进行的。具体做法是：其一，转变工作方向，派一些有决心、能吃苦的党员深入到工厂矿山农村工农群众比较集中的地方，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工作，揭露资本家和地主阶级对他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启发他们的觉悟。其中，省临委委员李鑫磨砺自己，深入矿山的事迹，是其中非常突出的典型。其二，改变过去党员多是知识分子和学生的状况，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员，努力改善党员结构。其三，联络进步人士，反对反动军阀。当时刘林元等同志就给中央报告说：“1928年六次大会后，（云南省）才有了临时省委的组织，开始转变了党的工作方向，从小资产阶级、学生范围中转向工人农民中工作，这时派了很多同志到农村中组织农协，在农民中发展党的组织，派人到工厂企业中组织工会，发展党的组织工作上确实有很大发展。”这就为云南党组织的壮大和斗争奠定了很好的组织基础，虽受到反动军阀的多次残酷镇压，多名地下党的领导人英勇牺牲，但组织却不断发展壮大。到了30年代，党在农民中有了武装组织，开始了局部的游击斗争，在工人中有了相当的群众，在兵士中党的工作也深入了，这时工作上各方面都有发展，党员数量总共有五、六百人，其中农民占70%，工人占5%，学生和其他成分，如商人、兵士等占25%1。

抗日战争开始前，中共云南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于1935年11月建立，恢复被破坏了的党组织活动。“一二·九”运动爆发，临工委立即组织相应，以“云南学生爱国运动会”的名义发动昆明的大中学生五千余人举行游行，到省政府请愿，宣传“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号召云南人民行动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反对妥协投降，在学生、新闻文化界、工人、妇女界中建立各种救亡组织，出版各种刊物，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这就有效地扩大了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云南地下党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宣传，支持龙云和六十军的开赴前线的抗日行动，提出“拥护龙主席出兵抗日”的口号，坚1 见《云南工人运动史料汇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月版，第261、262页。

定其抗战信心。六十军、五十八军奔赴抗日前线时，地下党派出干部进入军队中工作，进行抗战到底宣传和官兵统战，帮助部分将领与党中央建立了秘密联系。整个抗战时期，地下党对云南上层的统战工作成效显著，通过张冲、李根源、禄国藩等影响龙云，坚定了云南地方实力派团结抗战的信心，广泛团结了中间势力和民主人士。同时，地下党组织还通过西南联大等开展进步学生运动、抗战文化运动，揭露汪精卫投敌叛国的嘴脸等，贯彻了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对于巩固云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稳定战略大后方起了一定的作用。党员发展和党组织自身建设也得到加强，培养、锻炼了一大批党的骨干力量。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党进一步领导云南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党及时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这时，昆明成为全国有名的“民主堡垒”，云南党的工作和自身建设也就紧紧围绕“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这一中心来进行。在全国影响很大的“一二·一”运动，就是在云南省工委的直接组织领导下进行的。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当民青组织代表广大学生向省工委提出罢课要求的时候，省工委满腔热情地支持了他们的正当要求，从而揭开了斗争的序幕。当反派制造惨案，残酷镇压屠杀革命学生时，又非常及时地作出向敌人全面反攻的部署，争取全国人民的同情和声援，使反动派陷入空前孤立。当运动后期罢课斗争陷入僵局、学生队伍面临分裂时，又果断地做出了“停灵复课”的决策，从而维护了学生队伍的团结。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中央精神指引下，云南地下党的建设前进了一大步，提高了组织领导大规模群众斗争的能力和策略水平，并使斗争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最终取得胜利。解放战争中期以后，中共云南省工委于1947年12月在建水县西庄西林寺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中央上海局关于在云南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决定在云南全省开展大规模游击战争，由滇南党组织调集武装，接应正由境外返滇的朱家壁、张子斋等，到滇东南集训武装骨干后，在盘江两岸发动武装斗争，建立游击根据地。党的工作重心及时向农村、向武装斗争转移，党的建设和发展也围绕武装斗争展开，先后在滇东南组建了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在滇南组建了第二纵队，在滇东组建了第三支队、永焜支队，在滇西北和滇西组建了人民自卫军和人民自卫团，在滇中组建了滇中游击支队。后来，这些游击队与桂滇边工委领导的桂滇黔边总队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总队，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云南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党的建设取得的成就和经验

解放以后，我们党成了执政党，担负各行各业繁重的领导责任，党的工作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云南党的建设，除了与全国一样，围绕党的各项中心工作而展开并取得顺利进展之外，还面临一些特殊的问题。解放初期，云南的形势十分复杂，长期以来封建军阀统治较深；边境线长并与越、老、缅等国接壤，境外残匪活动猖獗；少数民族众多，过去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隔阂较深；等等。云南籍的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周保中奉命前来云南工作途经北京时，中央指示说，云南工作要在省委领导下，坚持团结第一、工作第二。这里的团结，当然也指党内团结，指思想上、政策上、组织上的统一和一致，但更多的是指党要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团结各个民族，要靠民族干部、民族头人去团结各民族群众，要靠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发展经济文化。这成为云南党的工作和建设的重要支点，成为做好云南全面工作的关键。通过人民解放军进驻边疆民族地区，协助中央访问团访问各少数民族，1 参见费炳、李群杰、李剑秋、唐登岷《三十年代云南地下党的恢复重建及其工作和斗争》，载《党组织恢复重建和抗日救亡运动》一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共产党员和民族工作队员广泛做好事交朋友，公平公正地帮助各地调解历史遗留的民族纠纷，科学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和地名，千方百计争取团结民族上层人士等深入细致的工作，使云南实现了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生产发展。与此同时，党的组织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扎下跟来，一批会做民族工作的党员干部和少数民族党员干部开始涌现出来并不断成长。

1952年，云南内地农村普遍开展土地改革运动。这是彻底推翻封建土地关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要求，也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但是，云南的土地改革也面临一些特殊情况，土地关系多种多样，阶级关系异常复杂。党的工作、党的政策、党的建设，都必须适应如此复杂的情况，而不能机械地搞“一刀切”。因此，云南的土地改革分为内地一般地区的土地改革、缓冲区土地改革和边疆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三种形式。内地一般地区的土地改革与全国的土地改革大同小异。缓冲区基本上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其土地改革采取了比较温和、便于群众接受的方式，只没收地主的土地、房屋、耕畜、农具和多余粮食，不追底财，不分浮财；严格执行说理斗争，不许非法行刑和变相肉刑；对民族上层人物一般不予斗争，对一般地主只搞缺席斗争；对少数民族地主的土地实行先留后分„„由于实行这些政策，缓冲区土地改革得到少数民族群众和大多数民族上层人士支持。边疆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叫做“和平协商土改”，即采取协商办法废除封建领主、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帮助他们认识土地改革的必要性，使其主动接受改革。除土地分给农民外，不触动其余私有财产，不降低原有生活水平。对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上层人士，除有现行破坏者外，在政治地位上给予适当安排。在用上述三种方式进行土改外，对边疆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级分化不明显的民族地区，报经上级批准，基本上不进行内部的土地改革，而以团结生产进步作为长期的工作方针。通过党的领导和党员干部工作，在政府和先进民族的帮助下，发展生产、健全乡村政权、互助合作运动等，使这些地区直接地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部分地区称为“直过区”。通过这些创造性的政策措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党的建设得到加强，少数民族党员、干部逐渐培养起来，推动并保证了全省其他方面工作的顺利开展。

1957年下半年，各种“左”的思想开始泛滥，云南党的工作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1959年之后，进入困难时期。时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的阎红彦经过深入基层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调查，从实际情况出发，亲自给毛主席写信，提出“边疆工作必须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主张在高山居住分散地区，允许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保留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可以包产到组、到户；允许少数民族社员拥有生活所需的一定自留地；房前屋后的果木不得收归集体；高寒分散地区的公共食堂应该坚决分开或不办；沿边境一线，允许单干。为了帮助边疆山区少数民族群众克服困难，省委成立了山区工作委员会，组织发动党员、干部下去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做民族团结工作，甚至从帮助部分少数民族群众改善穿衣、吃饭等工作做起。工作队员每人必须学会一门技术。这就不但使党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工作具体化、责任化，有效地推动了边疆地区的发展和少数民族的进步，而且使党员、干部在制度上、思想上、作风上产生了根本的转变，密切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1966年，“带一部《毛选》、一把锄头，到第一线去”，已经成为云南省广大党员、干部普遍的实践行动。

三，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对党的建设的探索与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在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中全面规划、扎实工作，联系实际大胆探索创新，使党的建设不断加强，亮点频现。具体体现在：坚持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推动党的建设，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加强党的建设、通过云岭先锋工程和边疆党建长廊建设等创新形式推动基层党的建设、把提高党员干部素质能力摆在突出位置等方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推动思想大解放的直接成果，云南与全国一样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79年8月，省委决定在全省进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的补课，党报发表了《一定要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的文章。正是通过这一补课，促进了云南人思想的大解放，在实践中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到1983年，云南平反各类冤假错案15000多件，落实了90000多名干部的政策，调整了各种社会关系，实现了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全省99.9%的生产队建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完成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初步进展。通过这些举措，党组织的形象大大改善，党员队伍思想观念全面转变，党在领导改革开放中的作用强力显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再次推动我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省委及时抓住机遇，开展思想解放大讨论，破除当时普遍存在的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势，重点确立“三个是否有利于”的标准，极大地推动了云南的改革开放，使得全省的经济社会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并为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多年来，云南的党建工作始终坚持为党的政治路线和奋斗目标服务，始终围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主线展开，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结合起来，既充实和完善了党的建设的内容，也促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好地贯彻到实际工作之中。从202_年1月开始，云南在农村基层干部中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派出党员干部到改革发展中困难和问题较多的乡镇帮助指导工作，促进整改措施的落实。在省直单位开展以“讲团结、干实事、谋发展”为主题的“团结干事”教育活动，目的是把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思想观念新、精神状态好、工作作风实、凝聚力强的领导集体，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干实事、谋发展。云南从现代化建设中碰到的实际出发，在提出“领导当楷模、机关作表率、基层树形象”要求的基础上，于202_年初以作风建设为重点，在全省县以上领导班子中开展“执行力、创新力、凝聚力”三力建设主题实践活动，着力解决工作效能不高、作风不实、组织纪律不严等方面的问题，加大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力度，着力培养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廉洁高效、勇于担当的执政新风，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发展中展示新形象，创造新业绩。

长期以来云南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薄弱环节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广大农村基层，因而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难点和重点也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广大农村基层。为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202_年以后，云南推进“云岭先锋”工程，根据不同类型的基层组织存在的不同情况和问题，提出不同的具体要求。首先，从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实际出发，构筑起基层党建工作的整体框架，形成党建工作的完整体系；其次，架起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连心桥，进一步改善党群干群关系，给老百姓带来实惠，使党的执政基础进一步增强；再次，进一步激发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增强生机与活力；最后，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切入点，实现基层党建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与此同时，云南还进一步把基层党建与“三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在三村建设中落实人均建一亩基本农田，造一亩经济林，每户有一院安居房，建一口沼气池，有一个科技致富明白人，有一个步入小康的好项目，有一个实现“普九”的教育网，办好一个卫生室，办好一个科普协会，有一套维护群众利益的好制度，进村入户有一条硬板路，有一个团结干事的村领导班子。202_年以后，云南向全省各地派驻了1400名新农村建设指导员。对25个边境一线县和迪庆藏区三个县，实施边疆党建长廊建设工程，按照“强组织、建阵地、聚人心、固边疆”的要求，对每个村级党组织给予1000元以上补助，在发展党员、配强班子的同时，努力做到“七有”（即有活动室，有电教设备，有书报学习材料，有宣传栏，有广播，有国旗，有党旗），建立“一点一站一中心”的三级服务网络，方便群众办事，解决群众困难。这些创造性党建工作，结合兴边富民工程、边疆“解五难”工程、脱贫致富整村推进工程的实施，有效地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取得了很好的实效。这其中，如何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202_

年，思茅市发生了损害群众利益的“孟连事件”。省、市、县三级党组织抓住典型，强化群众工作，采取了有力扎实的措施，形成了“三五”群众工作法，制定了相关制度，成功地把“孟连事件”转化为“孟连经验”，得到了中央组织部的高度肯定，并在孟连召开了现场会推广这一经验。

针对云南党员干部科技文化素质普遍偏低、领导科学发展和带头致富的能力不强的实际，从科学发展的要求出发，云南党的建设始终把提高党员、干部素质能力摆在重要地位，采取了许多措施。从202_年12月起，省委坚持举办“领导干部时代前沿知识讲座”，基本上一个月一次，让领导干部了解最新信息，增加现代知识，适时开阔眼界。省委组织部全面启动“干部素质能力提升计划”，并于202_年启动全省厅处级干部“在线教育培训”，成立了云南干部在线教育学院。结合新农村建设需要，组织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头人”培训计划。各州市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不同方式，多层次、分类别地开展各种学习教育，有效提高了党员干部，包括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党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各种在职和集中学习培训，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学习培训和考核制度，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广大党员干部在平时也加强自学，把“要我学”变成“我要学”，千方百计找机会“充电”，通过刻苦学习提高自己的素质能力，在实践中不断增长才干。这就从基础上加强了党的建设，而且使取得的效用成为党员和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成果。

四、云南党的建设工作对我们的有益启示

通过对云南85年来不同时期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回顾，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当前，我国进入了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进入了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改革开放的攻坚时期，世情、国情、党情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科学判断这些新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对于我们党坚持用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具有重大意义。云南的特殊省情更是进一步要求，云南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必须经常“温故而知新”，从过去的宝贵经验和有益启示中吸取营养，从而使新世纪新阶段党的建设为云南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建设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提供坚实的保障。

1.党的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同党的事业紧密结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而展开，根据不同时期的要求做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云南85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决定了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具体内容。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是这样，改革时期也是这样。党的政治路线是党根据自己的最高纲领和不同历史阶段的奋斗目标相结合而确立的党在一定时期的行动纲领，它对党在该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基本策略等作了明确规定。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全部工作和自身建设，都应该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服务，创造性地贯彻党的基本策略。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云南党的建设就是这样做的。当前，在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云南召开了省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了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和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的战略目标，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改善民生为根本，以奋力跨越为关键，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夯实基础、强化保障，拓展空空间、壮大实力，加力提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建设开放富裕文明幸福新云南。云南的党的建设，就必须紧紧围绕这个中心来进行，为这一宏伟目标的全面实现服务，从而为整个国家的发展大局贡献力量。

2.党的建设，必须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坚持全党统一的前提下着力解决自己的特殊问题和突出问题，有所探索，有所创新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以改革创

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可见，改革创新在党的建设工作中十分重要。这里的创新，既包括改革建设实践的丰富深化所要求的创新，包括我们所处的时代变化发展所要求的创新，也包括不同的地区的实际情况不同和所面临的挑战问题不同所要求的创新。全面审视85年云南党的工作和建设，解放初期的民族团结工作、缓冲区土改、和平协商土改、直过区划定及其工作、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帮扶等，是效果很好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的云岭先锋工程、边疆党建长廊建设工程、“孟连经验”等，更是自觉、全面、深刻的创新。正是通过一系列探索和创新，集边疆、山区、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为一体的云南，抓住了自己的特殊矛盾，解决了自己的突出问题，一方面使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凝聚力、影响力、创造力、战斗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推动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很好地维护了民族团结和边境稳定。

3.党的建设，必须要面向群众，充分考虑群众利益、群众情绪、群众诉求和群众工作，把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重点

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表面看是两件事，但在中国，在中国的农村基层，特别是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其实是一件事。因为要做好这些地方基层的群众工作，都要依靠各级党组织，依靠党员和干部；而基层的党的工作和建设，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影响力，也只有在群众工作中才能体现出来。回顾云南党的建设，先烈和前辈们为了做好群众工作，冒险深入到山区农村和个旧矿山，不怕流血牺牲与反动派作生死斗争；在经济困难时期带着一部《毛选》、扛着一把锄头并学会一门技艺，深入到边疆少数民族山寨，诚心诚意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这样的事例，真正值得生活在改革开放年代的年轻党员很好地学习。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话，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把拥护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拥护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每天都坐在办公室里、会议室里、书斋里、宴会厅里，不维护群众利益，不了解群众情绪，不响应群众诉求，不会做群众工作，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此，加强党的建设，就必须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定不移依靠群众，适应群众工作新特点新要求，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工作，虚心向群众学习，热心为群众服务，诚心接受群众监督。相应地，党的工作和建设效果究竟好不好，也要听取群众意见，由群众来评议并提出批评。只有这样，党才能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4.党的建设，必须把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摆在重要位置，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保持党的先进性奠定坚实基础

不论做任何事情，效果好坏，关键都在人。说得准确一点，关键都在做事情的人的素质和能力。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工作中，党中央要求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保持党的先进性，涉及的方面固然很多，但落实到党员和干部身上，就具体反映为素质能力的提高。由于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历史上社会发育程度低，科技教育文化发展水平不高，改革开放后虽然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党员、干部的全面素质仍然有待提高，实践能力有待增强。云南的农村、基层、少数民族地区，这个问题更为突出。针对这一实际，多年以来，云南在党的建设中都非常注意党员、干部素质的提高，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党员、干部的培训工作。今后，要更加注重培训的实效和实践能力的锻炼，切实提高党员、干部的科技文化素质、政治法制素质、思想作风素质，同时注重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勇于实践、勇于任事、勇于开拓、勇于创新；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提高自己带领群众致富的本领、开发产业开拓市场的本领、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本领；在国际国内的形势发展中提高领导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的能力。总之，只有抓住了提高党员、干部素质和能力这个重要环节，真正取得实效，党的建设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全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为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和先进性的保持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云南的各级党组织在自身建设中做到这一点，九次党代会提出的建设开放富裕文明幸福新云南的战略目标的实现，也才会获得坚实的保障。

第二篇：中俄关系回顾与启示

当代中俄关系回顾与启示

论文摘要：我国与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毗邻，随着中俄关系的逐级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内容的不断丰富，加强中俄毗邻地区的经济合作在两国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尤其是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在中国国际战略中更具有重要意义。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俄两国不仅不断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行政治合作，而且经贸合作和人文合作也空前高涨。202_年在中国举办俄罗斯年活动和202_年在俄罗斯举办中国年活动就是两国战略伙伴与合作关系发展的合乎规律的延续。在我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俄罗斯经济发展重心东移这样的战略背景下，中俄毗邻地区的经济合作在两国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尤其是俄罗斯远东与西伯利亚地区在中国国际战略中更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

俄罗斯地跨欧亚大陆，其政治、经济中心位于欧洲部分。在欧洲，北约东扩极大地挤压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给俄罗斯国家安全带来潜在威胁。目前，北约已将边境推进到俄罗斯家门口，与立陶宛和波兰相邻的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土地已经被北约彻底包围。俄美关系由于伊拉克战争和北约东扩而出现倒退，目前处于一种非敌非友、既竞争又合作、既矛盾又协调的状态。从长期看，美国认为俄罗斯经济的复苏将导致其重新崛起，会危及美国的全球利益，美国很可能对俄罗斯实行遏制政策，俄美关系同样不容乐观。作为俄罗斯战略依靠的独联体离心倾向日益明显。1999年3月，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三国退出独联体安全体系。在亚洲，美日不断强化军事同盟，并积极研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对俄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的安全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中国是一个陆地海洋性国家，与很多国家陆地或海洋连接，是相邻强国最多的国家，地缘关系十分复杂。东边，钓鱼岛的归属问题悬而未决，日本不断强化美日安保体系，扩大美日同盟的职能与范围，并积极研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东南边，南海诸岛的归属问题仍未解决，东盟在发展同中国关系的同时，不断加强同美国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来牵制中国；南边，与印度的关系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双方在边界问题上仍然没有达成协议，相互间的不信任根深蒂固。西边，中美两国关系目前处于历史最好水平。但从长期看，美国认为经济崛起的中国将是“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有可能对美国的全球霸权形成挑战，其全球战略的延伸，尤其是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延伸会对中国的安全造成威胁，导致中美产生互不信任和矛盾。而朝鲜半岛和台湾问题的不确定性，更是为中美关系增添了许多变数。

冷战结束后，世界地缘政治发生重大变化。俄罗斯面对美国和欧盟咄咄逼人的挤压政策，被迫修正其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战略，重视加强对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外交，以便为俄罗斯在与西方斗争中创造一个稳定的战略后方，避免东西两线的地缘形势同时恶化、腹背受敌。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邻国，双方有4 300公里的边界线，其中，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与中国东北地区毗邻，是中俄合作的重点发展地区。中国同时又是一个亚洲经济和军事大国，综合国力在不断上升。中俄客观存在的地缘关系和中国所处的重要地缘战略地位是俄罗斯加强对华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不仅可以为俄罗斯赢得一个稳定的战略大后方，同时也是俄罗斯保持同西方力量对比均衡的一个重要筹码。

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在中国地缘政治战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俄对中国周边国家中的中亚三国、蒙古、印度有很大的影响力，发展同俄罗斯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中国同这些国家建立良好的互信关系，确保中国北线、西北线和南线的地缘政治安全，使中国有一个可靠的战略大后方。加强同俄罗斯的友好关系，同时也是中国实行大国外交、维持大国间战略均势的需要。

二、从国际能源合作角度分析

能源是确保各国国民经济安全和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加强在区域内和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合作，是涉及21世纪世界各国政治与经济能否稳定发展、生态环境能否得到改善的重要课题。全世界2/3的石油储备量集中在海湾国家，而天然气储量的2/3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和中东国家。能源是俄支柱产业，能源出口额占据俄罗斯出口总额的一半，是俄经济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而这些能源主要集中在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这两个地区是俄政府新规划的能源重要开发地区。仅从俄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能源生产前景来看，东西伯利亚的石油产量预计将由202_年的2 410万吨增加到202_年的4 400万吨，天然气预计在同期将由260.5亿立方米增加到330.4亿立方米。另外，俄远东地区的石油产量在同期将由1 220万吨增加到2 900万吨，天然气将由303亿立方米增加到430.2亿立方米。但虽然石油等能源原材料是俄罗斯手中的王牌，但俄罗斯并不想长期维持资源型经济结构模式，充当周边国家的原料供应国。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是由资源型经济向发展型经济转变，这无疑给中俄能源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从中国能源消费看，石油表观消费量(原有表观消费量+成品油净进口量)从1990年的1.15亿吨增加到202_年的3.46亿吨，汽油、柴油、煤油表观消费量在202_年达到1.92亿吨，创历史新高，中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在消费需求增长的同时，受资源等条件的限制，中国的原油产量从1990年的1.38亿吨仅仅增加到202_年的1.87亿吨，由汽油、柴油、煤油三种油品构成的成品油产量202_年为1.95亿吨，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大的石油消费需求，原油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为弥补供应缺口，石油进口量大幅增加。202_年中国净进口原油1.59亿吨，同比增长14.7％，原油对外依存度达到46.05％。据预测，到202_年前后，中国的石油产量将达到最高峰，随后产量逐渐减少，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也将相应地从目前的46.05％上升到62％。从中国原油进口的主要来源地看，中东和非洲是目前中国主要油气进口地，而中东和非洲都是局势动荡不安的地区，局部冲突持续不断，恐怖事件频繁发生，所以，中国对这两个地区石油的高度依赖，供应风险较大。从进口通道来看，中国无论是从中东还是从非洲进口石油，大都采用海上集中运输方式，必须经过马六甲海峡。这种对单一运输路径的高度依赖，存在较大的运输风险。一旦马六甲海峡被封锁，中国的石油供应就将中断，引发石油危机。

因此，建立和完善中国的石油国际新战略，确保中国石油进口渠道，以保证国内石油的供应，就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命脉。从世界石油资源的储量和发展前景及其地缘政治看，中东、里海和俄罗斯的石油资源应该是中国输入的主要方向。鉴于从中东输入石油的风险大，把重点转向与中国毗邻的俄罗斯特别是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力争从那里得到中国所需的石油应成为中国引进原油的主要战略。所以，加强中俄在石油、天然气等领域的能源合作对中国的国际战略至关重要。

三、从东北亚区域合作角度分析

从国际经济大环境看，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对中俄扩大在亚太的影响至关重要。东北亚地区对俄罗斯的战略利益重大，利用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的地缘优势、资源优势和市场容量优势参与东北亚经济一体化，实现强国富民的目的，提高在东北亚及亚太地区的大国地位和影响力，就成了俄生死攸关的长远战略任务。这些年来，俄政府及远东、西伯利亚地区一直为扩大对外贸易和吸引国外投资积极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这些举措无疑会促进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经济的发展及其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同时也会促使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加大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力度。

中国同俄罗斯一样，是东北亚的主要成员国，中国近些年来经济以超过8％的速度蓬勃发展，劳动力资源丰富，轻工业发达，市场容量巨大，外汇储备雄厚，再加上香港、澳门和台湾，“大中国”无疑在未来亚太地区的作用会不断提高。中俄两国是近邻，经济互补性强，发展水平相当。发展同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中国发挥重要影响的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地区作为突破口重返亚太地区，就成了俄推进亚太战略的重要一面。目前，中国正处在完成工业化和实现信息化的关键时期，须引进大量的外资和先进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带动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对资源的需求量非常大，迫切希望获得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资源。但是，目前美国、日本、韩国对俄市场的开发势头超过了中国。中俄两国经贸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国将来在东北亚及亚太地区的地位和作用。因此，积极推进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是双方的共同诉求，符合双方的国家利益。优先实现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同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将为扩大中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篇：安然事件回顾与启示

安然事件回顾与启示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白晓红刘刚孙健波

自202_年安然事件发生，已经时隔四年，重新审视以安然事件为代表的美国财务舞弊案件**，以及由此引起的美国相关体制、制度的重大改变和影响，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美国企业制度及其治理、资本市场、会计制度、注册会计师制度以及相关法律制度，这对于我国资本市场建设，以及企业制度与治理机制、注册会计师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安然事件的发生与发展

（一）事件的由来

安然曾经是叱咤风云的“能源帝国”，202_年总收入高达1000亿美元，名列《财富》杂志“美国500强”中的第七。202_年10月16日，安然公司公布该第三季度的财务报告，宣布公司亏损总计达6.18亿美元，引起投资者、媒体和管理层的广泛关注，从此，拉开了安然事件的序幕。202_年12月２日，安然公司正式向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破产清单所列资产达498亿美元，成为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企业。202_年１月１５日，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将安然公司股票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成分股中除名，并停止安然股票的相关交易。至此，安然大厦完全崩溃。短短两个月，能源巨擎轰然倒地，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安达信公司作为安然公司多年的审计师，在为安然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同时，还为其提供了大量非审计服务，非审计服务的收费也高于审计服务收费。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于安达信未能及时发现安然公司的舞弊行为表示疑问。

而202_年1月10日，安达信公开承认销毁了与安然审计有关的档案，这就更加证实了人们的疑问。很快，安然公司丑闻转化为审计丑闻。202_年10月16日，休斯顿联邦地区法院对安达信妨碍司法调查作出判决，罚款50万美元，并禁止它在５年内从事业务。

但是事情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202_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3年前对安达信公司所作的有罪判决。负责审理此案的全体法官一致认为，原陪审团作出的庭审说明太过含糊，当年对安达信“妨碍司法公正”的裁决是不恰当的。然而，这一裁定对因安达信倒塌而深受打击的28000名员工来说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

（二）萨班斯法案的出台

美国相继爆出的造假事件,严重挫伤了美国经济恢复的元气，重创了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信心，引起美国政府和国会的高度重视。美国社会各界强烈呼吁美国政府拿出强有力的措施，严厉打击公司造假行为。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即萨班斯法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法案有两处最为引人注目：

一是改进公司治理结构，强化内部控制与责任。萨班斯法案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明确公司管理层责任（如对公司内部控制进行评估等），要求管理层及时评估内部控制、进行财务报告，尤其是对股东所承担的受托责任。同时，加大对公司管理层及白领犯罪的刑事责任。

二是强化审计师的独立性及监督。法案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机构来监督上市公司审计、审计师定期轮换、全面修订会计准则、制订关于公司审计委员会成员构成的标准并独立负责审计师的提名、对审计师提供咨询服务进行限制等。

二、对安然事件的反思

（一）对萨班斯法案的评价

1.对法案本身的评价。

（1）凸现了政治诉求，缺乏必要的论证和理性支持

从安然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到萨班斯法案正式生效，其间经历了短短7个月的法案制订过程。萨班斯法案的匆忙出台，打上了深刻的政治烙印，是美国特定政治制度的产物，其中拼凑痕迹明显。

202_年7月5日，颇有影响的美国特拉华州衡平法院副大法官利奥?斯特林(Leo Strine)在一场演讲中，对萨班斯法案发起了猛烈抨击，他指出：安然和世通丑闻后，此前阻止各项措施的联邦立法者开始支持迅速采取行动。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高级专员也承认，如果单纯是安然事件，而没有后来的世通事件，不足以产生萨班斯法案和PCAOB。

（2）内在逻辑混乱，内容存在重复、冲突现象

法案本身的内在逻辑混乱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该法案是若干个法案拼接与综合的产物，其内容与表述上存在重复。比如，第8、9章来自原来参议院应对安然事件的一份立法草案，第11章来自原来众议院一份立法草案，同时，还吸收了参议员Dodd提交的有关重建投资者对会计行业信任的法案的部分内容。再如，有关公司高管和白领犯罪的刑事责任部分，分别散见于第8、9和11章。其次，个别地方出现内部不一致，也有些规定之间互相冲突。如，关于公司高管对财务报告真实性的责任，在相关条款中表述不一致。

大法官利奥?斯特林形容萨班斯法案像一锅“古怪的杂烩”，把合情合理的想法与“谈及令人怀疑的价值观的偏狭条文”混杂在一起。他还警告联邦立法者“守好本分”，把公司法留给各州自己去处理。

2．对法案执行效果的评价。

萨班斯法案制定者宣称，这是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市场和商业领域的最大变革。萨班斯法案执行两年来，美国社会各界对法案的效果褒贬参半。

一种是赞美的声音，认为，法案对于加强美国公司治理，强化投资者信心意义重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202_年5月15日，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典礼上致辞时表示，202_年发布的《萨班斯法案》特别强化了这样一个原则，即公司管理人员应代表股东合理配置企业资源，他为该法案颁布之迅捷、运行之良好感到惊喜。

而另一种批评的声音不断，认为，萨班斯法案是一部相当有缺陷的法律，自安然丑闻以来，与萨班斯法案相关的执行成本过于高昂，而监管机构和检察官则有监管过度的嫌疑。

202_年3月美国《新闻周刊》报道，尽管美元持续下滑造成海外对美国公司投资减少等一系列问题，但仍不及萨班斯法案带来的问题棘手。美国CFO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更是明确地指出，由于执行法案404条款，未来三年中将阻碍创造的工作岗位超过30万个，并将导致GDP增长速度放慢近0.5%。

根据萨班斯法案第404条款，上市公司应当每年对公司的内部控制情况进行评估，对公司的内部治理提出了严苛的要求，这一条款给上市公司带来了巨大的遵循成本，包括上市费用、内部培训费用、外部交易成本、审计费用和各类咨询费用，还有法律费用和董事费用的增加。评论认为，由于萨班斯法案404条款的严苛规定使一些上市公司甚至产生了退市的打算，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美国国内的上市公司，尤其是很多在中小上市公司，对遵守萨班斯法案治理规定的成本和进入资本市场的好处进行权衡后，选择了退出资本市场。根据沃顿商学院的统计数字，1999年美国股市中的退市公司仅有30家，202_年升至135家。而Foley＆Lardner律师事务所202_年5月公布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在超过100家接受调查的上市公司中，约有20％的公司因法规负担加重而考虑退市。

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因不堪萨班斯法案带来的高额遵循成本，选择了退出美国的资本市场，而新近打算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也大大减少了。根据纳斯达克的统计数据，该市场202_年总计有13家外国公司上市，但主动退市的外国公司却达到了11家。在纽约证交所，202_年有8家外国公司上市，仅是202_年的半数，却有2家公司主动退市。

时至今日，美国各界对于404条款的各种讨论仍在继续，但对于企业内部风险控制强化带来的正面效应开始为有关方面所认可。

（二）美国的公司治理问题

安然事件发生后，美国社会对企业制度作了反思，意识到公司治理问题，是导致公司舞弊的根本原因。以下制度安排存在的缺陷，才是导致安然事件等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所在。

1．股票期权制激励了造假动机。向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乃至员工发放公司股票期权，被认为是美国公司治理中十分成功的激励机制。但是，安然和环球电讯等破产事件使股票期权成为了公司陋习和治理混乱的象征。股票期权使一些公司的管理者在几年内成为亿万富翁，也鼓励一些人不顾一切地炒作股市，把公司变成个人的“摇钱树”。为了从公司股票的升值上获利，一些公司的管理者运用包括财务造假在内各种方法，制造“题材”，创造利润，抬高股价，忽视公司的长远发展，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

2．公司独立董事形同虚设。为了防止公司高级管理层利用股权分散滥用“代理人”职权，侵犯中小股东利益，美国十分注重独立董事制度。但安然公司的独立董事却形同虚设，根本没有履行应尽的职责。该公司17名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达15名，审计委员会7名委员也都是独立董事，而且这些独立董事都是政界、学界、商界的知名人士。既使有这些德高望重的独立董事，也未能为安然公司的股东把好监督关。目前，这些独立董事不仅备受责难，而且遭到了公司投资者的起诉。

3．审计委员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虽然，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早在1978年就要求所有上市公司都要设立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负责监督外部审计师的审计质量。但是，安然事件充分暴露出美国公司的审计委员会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4．企业内部控制机制存在缺陷。上述种种问题表明，美国企业的内部控制也不是完美无缺的，特别是公司高管部门及高管人员有疏于舞弊控制责任的问题。

安然事件后，萨班斯法案第404条要求上市公司应当每年对公司的内部控制情况进行评估，萨班斯法案第406条要求公司作为证券发行者应向SEC汇报，披露其是否采用了专门针对高级财务管理人员的道德准则，如果没有，原因是什么。随后，美国审计准则委员会（ASB）发布了独立审计准则（SAS）第99号——财务舞弊审计，SAS第99号反复重申先前准则的主旨，即公司的道德行为是以公司纲领和高层管理部门的价值观为基础的。事实上，美国各方对于内部控制的讨论由来已久，也付出了巨大努力。1992年美国COSO[1]项目委员会组织研究推出了第一份企业内部控制框架报告。提出了由“三个目标”和“五个要素”组成的内部控制框架，成为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内部控制概念。COSO认为，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经理当局以及其他员工为达到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经营活动的效率和效果、相关法律法规的遵循等三个目标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该报告认为，“诚信必须与道德价值共存，必须由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高级管理人员发起，并将其渗透到整个组织中去”。美国公认审计准则（GAAS）要求，审计师在评估虚假和不正当行为风险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公司环境。内部控制系统“离不开负责设计、管理和控制内部控制系统的人员的诚信和道德价值”。

202_年9月，在该COSO的推动下，由普华会计师事务所执笔完成的企业风险管理一整套内部控制规范正式公布。具体包括企业内部控制框架执行纲要、应用技术以及空白评价工具。该项目由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美国会计学会、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管理会计师协会、财务经理人协会负责监督。有关方面对这套规范的评价是积极的，但将这一套规则付诸实施，还需要一个过程。

（三）美国的财务会计报告制度问题

安然宣布破产后的第三天，前“五大”立即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安然的问题是现行财务报告制度本身存在局限性所致，这一声明所指出的财务报告制度的缺陷引起了空前的共鸣。安然事件后，围绕着美国会计准则及其制定机制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会计准则的制定模式：由民间机构还是政府制定。

在安然事件引发的会计准则大讨论中，不少人提出：会计准则对保护投资者利益如此重要，将此重任完全交给不对国会负责的民间机构承担是否合适，国会或政府机构是否应当在会计准则制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承认,过去过于依赖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工作，未能充分履行确保会计准则符合联邦证券法所确立目标的相关责任，今后将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如扩大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资金来源，减少对会计职业捐款资金的依赖，以及更多地参与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工作议程等。

同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认为，会计准则制定权仍应交由民间机构，因为民间机构制定准则相对于政府制定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如灵活性、及时性、研究资源丰富、较少受到政治压力的影响等。

2．会计准则的制定导向：规则基础还是原则基础。

安然事件引发的另一个会计准则问题就是：会计准则应当是以具体规则为基础，还是以基本原则为基础？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及改组后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选择的是以基本原则为基础的准则制定方式。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主席大卫·特维迪（David Tweedie）202_年2月在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对美国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进行了对比评价，很具有代表性。他指出，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之所以选择规则基础的制定方法，完全是环境使然：公司需要详细的规则，以减少交易设计的不确定性；注册会计师需要详细的规则，以减少与客户的纷争并在诉讼中自我保护；证券监管部门需要详细的规则，以便于监督实施。但他同时指出，详细的规则往往被别有用心的公司和个人通过精心策划的“业务安排”与“交易设计”绕过规则的束缚。此外，规则基础模式可能诱使公司和注册会计师过分关注会计准则的细节规定，而忽略对财务报表整体公允性的判断。因此，原则为基础的模式有助于培育一种以专业判断取代机械套用准则的氛围。

萨班斯法案要求证券交易委员会就美国的会计准则采用原则导向还是规则导向进行研究。202_年7月，证券交易委员会发表研究报告《对美国财务报告采用以原则为导向的会计体系的研究》，其中首次提出了“目标导向”的概念，并就包括概念框架、准则制定机构、国际趋同、公认会计准则的层次等在内的准则制定相关问题提出了建议。作为回应，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于202_年7月发表本报告。从总体上，这个报告基本接受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建议。

（四）美国的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体制问题

安然事件以前，美国所谓的民间自律管理体制为全世界所推崇，安然事件后，这一体制却遭到多方面的置疑，并得到法律调整。事实上，其体制历来就是法律规范最多、涉及部门、机构、团体最多的复杂体制。

1．安然事件前的体系。

安然事件前的行业管理涉及到的机构包括州会计事务委员会全国联合会、各州会计事务委员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各州注册会计师协会。

各州的会计事务委员会和州会计事务委员会全国联合会是依据各州的《会计师法案》以及《统一会计师法案》成立的独立机构，由1/2或2/3以上执业注册会计师“自愿者”组成。在全国层面的《统一会计师法案》只是一个范本法，不具有强制力。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根据《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的规定，对从事证券市场审计的注册会计师和事务所有着很大的影响，但并不对注册会计师进行日常监管，有权对证券市场的案件调查处理。曾于20世纪70年代与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联合设立公众公司事务所管理部，具体负责监督事宜。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和州注册会计师协会完全是传统的民间组织，没有专门法律授权，依照职业传统对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管理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组织注册会计师考试和阅卷；组织后续教育；制定审计准则、质量控制准则和道德守则；组织同业互查，并负责会员自律性惩戒等。协会只管会员，不管执业牌照。

特别指出的是，美国没有全国统一的注册会计师资格，要在各州执业，需要通过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全国统一考试，再向各州会计事务委员会申请注册，尽管州会计事务所委员会主要由执业注册会计师自愿者组成。但这使得注册会计师资格管理在各州之间、协会（会员）与政府之间形成了相互错乱的职能分割。

2．安然事件导致的体制调整。《萨班斯法案》规定，成立一个独立的、非政府的监督机构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负责对从事上市公司审计的事务所进行监督。具体而言，其职责包括：负责对从事证券市场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的登记；对从事证券市场审计业务的事务所进行检查、调查和处罚；制定或直接采用注册会计师协会制定的上市公司审计准则、质量控制准则以及职业道德守则等。应当指出的是，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作为非政府组织，考虑到职业管理的惯例和资本全球化下财务信息监管角色的独立性问题，总体上，在美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体制上所扮演的角色是完善而不是替代。

安然事件之前美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体制，不是西方多数国家一般意义上的政府（或独立监管机构）监督下的行业自律管理体制，而是如美国审计总署（GAO）所言的“支离破碎”（Fragmented）的体制。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的资格准入和监督，在州一级和联邦一级是分离的，普通资格在州一级，证券业务监管在联邦一级，从而大大抵消和分散了监管力量。而在证券市场审计业务方面，从形式上看，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通过同业互查等措施承担了自律监管，但这只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这样的监管机构与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一种谅解，法律并没有像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那样赋予行业协会对证券市场审计业务进行监管的职能，包括将违规会员撤销从业资格的权力。

因此，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这种自律监管，是没有法律支持和法律地位的自律监管,是瘸腿的自律监管，其效果可想而知。所以，安然事件以后，成立全国统一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就是为了弥补对从事证券市场审计业务会计师事务所监管的空白,而做出的补救措施。在安然事件发生后，部分人士没有深入总结美国整个行业体制安排上的这些缺陷，而是简单评价为自律体制的失败，进而否定行业的自律功能，显然是一种误解。

（五）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问题 对于安然事件中审计失败的原因，是注册会计师缺乏独立性，还是委托代理关系中没有给出独立性的制度安排，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非审计服务问题。

安达信公司为安然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同时，还为其提供了大量非审计服务，非审计服务的收费（2700万美元）也高于审计服务收费（2500万美元）。因此，人们认为这种巨额的非审计服务收费影响了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但也有不少人认为，非审计服务并不影响审计独立性和审计质量，禁止注册会计师提供非审计服务将对注册会计师行业和审计质量产生不利影响。为此，《萨班斯法案》禁止会计师事务所向客户同时提供审计和非审计业务，但并不强制禁止会计师事务所从事非审计业务。

2．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制问题。

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制问题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审计合伙人的定期轮换；二是会计师事务所实行定期轮换，以避免与客户长期的关系导致审计独立性下降。此前，美国只是要求审计合伙人实行7年轮换制，并未要求事务所进行轮换。

安然公司成立16年来，其财务报表一直由安达信审计。很多人怀疑这种长期的合作关系会“日久生情”，从而影响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因此建议建立会计师事务所定期轮换制度。为此，萨班斯法案责成当时的美国审计总署（GAO，现已更名为政府责任署），研究强制轮换会计师事务所的潜在影响，GAO于202_年11月发布了相关研究报告，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强制轮换可能并不是加强审计师独立性和提高审计质量的最有效途径。

研究报告指出，几乎所有特大型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财富》1000公众公司都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强制轮换的成本可能超过收益。大多数意见认为，当前对审计合伙人轮换、审计师独立性以及其他改革的要求，如果能得到完全贯彻，将足以实现会计师事务所强制轮换的预期效果。GAO的报告在相当程度上使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强制轮换的争议暂时平息。

三、安然事件对我国的启示

基于市场经济的共通性，安然事件引起的对公司治理、财务报告制度、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体制、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等诸多问题的思考，无疑会带给我们很多启示，这些启示对我国尚不成熟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公司治理，以及会计审计、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制度建设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一）关于相关制度重要性

市场经济的运行依赖于真实、准确、完整的市场信息，要求建立完善、成熟的信息披露制度、风险防范制度及相关制度，包括公司治理机制、财务会计报告制度、注册会计师管理制度、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制度，在制度安排上力求合理有效，并从法律层面对于以上制度予以保障。此外，对市场主体良好商业道德的要求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两者之间的关系上，制度是基础性资源，是最为根本的保障。

同时，应当认识到，制度的好与坏只是相对的概念，不存在绝对无缺陷的好制度，也没有哪一种制度一无是处。因此，在制度的选择上，应当理性权衡，对比优劣。尤其是对国外的经验和做法，更要理性借鉴，不要迷信，照单全收，应当根据我国国情，在充分接轨的基础上，将其 “本土化”。就颇受关注的萨班斯法案来说，无论从法案内容本身，还是执行效果来看，都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并不能成为其他国家必然仿效的模板。

（二）关于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

健全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制度，既可防范公司舞弊行为，也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美国式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历来倍受推崇，也是我国重点的借鉴对象。然而，安然等一系列事件却证明，美国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也同样存在严重缺陷。正如我们对事物主次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一般规律的认识一样，公司治理及其内部控制的缺陷才是公司财务造假的根源所在。

我们认为，对于公司丑闻，所有会计师事务所，不论是对大公司还是小企业进行审计，都应该关注管理层的态度以及高级管理层的控制责任。我国202_年新修订的《公司法》和《证券法》中突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立法理念，强化了“三会”、股东、高管人员以及外部监督等各种制度安排的相互制约关系，加大了公司主体造假的责任，我们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在两法修订过程中，中注协综合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法定审计制度，提出了相关立法建议，涉及对各类公司主体实施法定审计，法定审计师的权利，审计师与公司监督机构的协同作用，包括由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批准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授权监事会对公司异常财务状况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独立董事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提名权等，公司主体提供财务报告的义务与责任等，得到了立法机关的采纳。这些制度安排，将对各类公司尤其是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结构、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将起到促进作用。

通过安然事件，我们认识到，既不能否定股票期权制、审计委员会、内部控制的正面作用，但也不能对它们的作用过分依赖和夸大，而需要将各种制度安排，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外部审计制度协同起来。因为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并不是孤立的，存在的问题需要通盘考量和系统解决。正如美国审计总署《关于强制轮换会计师事务所的潜在影响》研究报告指出的：“要使一个制度有效运行，必须存在激励各方面正确行事的机制，合理保证正确行事的足够透明度，并在不正确行事时承担的适当责任”。如何既利用好股票期权制的激励机制，又使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外部审计师各种机制协同地发挥作用，真正达到监督大股东，保护小股东利益的目的，不仅是美国，也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都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企业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制度密切联系，一个好的治理结构能够保证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实施。过去，我国对于企业内部控制更多从会计控制入手，目前尚未建立起与国际上相衔接的制度。事实上，内部控制制度涉及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组织构架、人事管理、业务流程、薪酬制度、财务管理、会计核算、信息处理、文化建设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并且由于企业性质的差异、规模的不同，导致在控制程序设置、控制方法选择等方面也都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要求。

（三）关于会计、审计准则建设

安然事件发生前，美国曾一直认为其会计准则是全球最好的，能够最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毫无疑问，这一神话随着安然的破产而破灭。其中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说明，美国的现有财务会计报告制度在准则国际趋同、透明度、可比性等方面都不尽完善。现有财务报告制度存在的问题，使得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时，即使主观上并不想通同作弊，但在客观上也会促成其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按照公众的期望胜任其职责。

注册会计师完成审计业务需要两把尺度,一是会计准则,一是独立审计准则。随着持续的全球化，许多主要资本市场正在积极努力，推动向全球公认的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趋同。包括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欧盟委员会、金融稳定论坛、国际保险监管机构协会、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组织，都强调全球资本市场需要高质量的、统一的会计、审计准则，提出了各国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应与国际准则趋同的要求。世界各职业会计师组织，只要不想游离于国际经济金融合作之外，不想游离于国际会计审计专业服务市场之外，就不能无视国际会计、审计准则趋同这一趋势。

202_年，欧盟委员会公开宣布，整个欧盟将于202_年全面采用国际会计和审计准则。随后，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加拿大等国家表示，它们过去就采用了国际会计审计准则，未来将进一步跟踪和更好执行国际会计审计准则。就连最为坚守自己特色的日本也声称，要执行国际会计审计准则。国际通行的商业语言已经成为提高各国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中竞争力的有力工具。

202_年开始，我国会计准则、审计准则体系建设加快了步伐。按照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顺应经济全球化和会计、审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大趋势，财政部和中国审计准则委员会明确提出了完善中国审计准则体系、加快实现国际趋同的主张，并制定了国际趋同的工作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中国审计准则委员会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完成了22个新执业准则的制定工作，修订完成了26个执业准则，并于2月15日正式发布。这些准则的发布，将构建起一套与中国经济体制发展要求相适应、顺应国际趋同要求的中国审计准则体系。我国的会计准则也进行了修订和新制定，达到38个项目，完成体系构建。

企业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体系建设，是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对于提升我国会计、审计质量，促进财政、金融和国企改革，推动资本市场建设，加快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争取国际社会承认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等，将发挥重要作用。

这些努力和进展，已经得到国际组织的高度评价，也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树立起典范。特别是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将剔除财务会计信息披露不符合国际惯例的负面因素，为中国企业规范信息披露，得到国际资本市场认可将奠定有力的基础。

（四）关于注册会计师独立性

对于安然事件中审计失败的原因，是注册会计师违反独立性，还是委托代理关系中没有给出独立性的制度安排，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注册会计师审计起源于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为了解和考核经营者的管理责任，财产所有者委托独立的专业人员（即注册会计师）对经理人的经营情况进行审查，受托的注册会计师将审查结果报告给委托人。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的制度安排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注册会计师必须独立于被审计对象（经理人），注册会计师与经理人之间不能够存在利益上的依赖或关联关系。一百多年以来，独立性一直是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本质特征和灵魂所在。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教科书中的审计委托代理关系和现实中的实际委托代理关系并不完全相同。在实际操作上，具体化为公司的经理人即管理层在委托、雇佣注册会计师，尽管形式上是股东（主要是大股东）投票决定注册会计师的聘请，但注册会计师是由管理层事先推荐，故而决策权实际上被管理层掌握着。管理层不仅最终决定着注册会计师的聘请、聘请费用的多少以及审计费用的支付，而且决定着注册会计师为公司提供的审计、咨询等服务费用的结构，因此注册会计师与公司的管理层之间具有相关性而非独立性。这就是普遍存在于公司管理层与注册会计师之间的“固有利益关联”（在一股独大的情况下，也有可能管理层就是大股东的代理人，于是大股东与注册会计师之间也可能出现这种“固有利益关联”）。面对自己“衣食父母”合法或非法的会计操纵行为，注册会计师往往被置于两难的境地，从而影响到独立客观地发表意见。

反观独立审计走过的历程，包括在美国发生的一系列审计失败案件，其实是在不独立中、在注册会计师的固有利益的关联和冲突中走过的，这就使得注册会计师每隔一段时间，总会重犯同一性质的错误，而且每况愈烈，时间间隔也越来越短。尽管人们也在不停地寻找对症的药方，但已有的方案基本上都是在现有审计制度安排不变的前提下做出的一些改良措施，过两年又可能旧病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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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SO，the 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发起组织委员会，简称COSO，从属于Treadway委员会，专门致力于内部控制研究。Treadway委员会是1985年成立的反虚假财务报表全国委员会。

二00七年

第四篇：90年来党反对官僚主义的历程与启示

90年来党反对官僚主义的历程与启示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三个时期。在三个时期中，中国共产党无一例外地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这是因为，官僚主义是生长在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赘瘤，是毒素和祸害，如果任由官僚主义滋长、蔓延，终将导致党和国家的覆亡。

一、90年来党反对官僚主义的历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刚刚开端，中国共产党就在成立时通过的第一个党纲中破天荒地指出，“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一），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从而举起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旗帜。这里所说的“苏维埃管理制度”，是列宁领导的有别于旧的剥削阶级的“官僚国家”，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紧密联系群众、联系实际，当好人民公仆的新型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苏维埃管理制度”是有效遏制和战胜官僚主义的新型制度。

官僚主义产生并寄生于国家权力机关，没有国家权力机关，自然就谈不上有官僚主义。在夺取和掌握国家政权方面，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苏联共产党是通过城市暴动一夜取得政权的，因此，它在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后才着手开展反对官僚主义；而中国共产党走的则是农村包围城市之路，很早就在农村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并掌握着局部地区的政权，所以，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开始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提到议事日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土地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指出，一些基层苏维埃政府“一贯命令群众，政权的威信很低”，整天忙于事务主义如“办差”、“招待过路人”、“打路条”等（《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六册，第421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1979年）。为此，在《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专门讲了必须“反对官僚腐化现象”，强调共产党员“真正成为群众中的楷模者，防止一切腐化官僚化贪污等现象的产生”（同上，第432页）。1933年8月，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官僚主义”概念，他说：“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掀起了反官僚主义的斗争。1943年6月，党中央通过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领导方法是同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相对立的领导方法。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时刻告诫全党要警惕官僚主义的发生，要注意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问题，不要让它危害革命事业。

新中国成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后，我们党特别注意防止执政后脱离群众，党员领导干部当官做老爷的官僚主义现象发生。在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中，毛泽东把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54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同上，第280页）这一时期在反对官僚主义问题上，邓小平与毛泽东不但完全一致，而且进一步认为，“官僚主义是过去人类历史上长时期剥削阶级统治的遗留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深远的影响。”（《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因此,他强调克服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来，反对官僚主义进入新阶段。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32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显而易见,邓小平认为党的国家机关中出现官僚主义现象,一是与历史传统文化有关,二是与我们过分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有关,因此,消除官僚主义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是进行思想教育,一是进行体制改革，而且后者更为重要。江泽民和胡锦涛则对如何反对官僚主义，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措施，即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前提下，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在政治作风上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在组织路线上，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二、90年来党反对官僚主义的启示

90年来我们党反对官僚主义的历程充分说明，在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中，由于受到传统影响和体制制约，难免会出现消极怠惰、不负责任、“文山会海”等现象以及利用权力为追求特权利益的官僚主义，而这样的工作人员自身也就沦为官僚。列宁指出，“官僚是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一个特殊阶层。”（《列宁选集》第1卷，第10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很显然，如果我们党不坚决地与官僚主义和官僚者作斗争，党和国家机关的一切工作人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同时，尽管我们已经做出了九十年的努力，但是，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它将是长期的、持续的。对于今后而言，90年来我们党反对官僚主义的历程具有重大的启示：

1．官僚主义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顽疾。本来，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人类历史上新型的国家，实现了由“社会主人”到“社会公仆”的转变，已经从根本上消除了滋生官僚者阶层的温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就不再有官僚主义了。事实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官僚主义就没有绝迹，官僚主义不仅相当普遍地“复活”了，而且十分严重。列宁指出：“官僚主义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列宁全集》第33卷，第448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苏维埃国家是一个“带有官僚主义毛病”的国家（《列宁全集》第32卷，第7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在当代中国，情况也是如此，坦率地说，当前在党和国家机关中依然存在种种官僚主义，而我们对于反对官僚主义却重视和强调的不够，缺乏有力的部署。我们决不能对官僚主义掉以轻心，置之不理，仍然需要抓紧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把反对官僚主义列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否则，就难以遏制和克服官僚主义，党和国家机关就会再度出现从“社会公仆”变为高踞人民之上的“社会主人”的逆转。1990年代初苏共的垮台和苏联解体，不能不说与官僚制和官僚者阶层的形成密切相关。

2．坚定不移地推进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如果说官僚主义是阴魂，害怕见到光亮的话，公开性就是置官僚主义于死地的利器。推进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增强了党和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公共治理的环节、过程的透明度，并且提高了公众的知情度和参与度，官僚主义就无可藏身了。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就是要打造“阳光政党”和“阳光政府”，使政党和政府成为“透明政党”(TransparenceParty)、“透明政府”(TransparenceGovernment)。“透明政党”和“透明政府”，就是要求政党和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和实施的公共管理措施、管理流程必须及时公开，而不予公布的就绝不可以实施、执行。近年来,我国的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党务公开方面，通过了《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明确规定了党务公开的内容、程序和方式。在政务公开方面,我国的立法法、行政许可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多部法律、行政法规等已对相关政府信息的公开做了规定,力求使政务更加公开、透明,使人民大众对行政机关的职责权限、办事程序、办事结果、监督方式等能够一目了然,保障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但是，现在的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也远未到了健全完善的地步。据有关专家估计，不少地方在执行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仍阻力重重、步履维艰，只有60％的及格率，真正贯彻落实还有很大的空间。

3．继续深化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反对官僚主义主要采取开展运动的方式不同，今后反对官僚主义仍应按照邓小平所强调的以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为重点，走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之路。要积极稳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理顺党与人大、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之间的关系。要按照转变政府职能和精简、效能、统一的原则,进行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要进一步切实地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推进政企分开，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要继续优化政府结构、行政层级、职能责任，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在纵向行政层级方面“上下一般粗”，上面的权力大责任小，下面的权力小责任大，在横向行政层级方面，“左右一样齐”，职责交叉、关系不顺、相互扯皮、争权推责的根本弊端；要坚定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各级政府部门在机构设置上，加大横向覆盖的范围，将类似职能尽量集中在一个大的部门之中，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减少行政管理层级；要加强行政问责制，完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4．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从干部人事角度说，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反对官僚主义最重要的就是防止在党和国家机关中形成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为此，首先要从干部的“进口关”进行防范，坚决杜绝“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不良分子“混入”党和国家机关，这就要实行选任类官员以公开竞争为要求的普选，让人民群众行使选举权，真正实现“权为民所赋”。对考任类干部，则要通过严格的公务员考试，好中选优，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充满生机活力的干部队伍。其次，要从“管理关”管好所有干部，如，严格责任制，实行领导干部重大责任追究制度；还要实行干部任前公示制度,定期的群众“满意度”测评制度,领导干部财产的申报制度,落实干部廉洁自律的督查制度,等等，真正实现“权为民所用”。

第五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五年来工作简单回顾

**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来工作简单回顾

1、领导高度重视，主要领导亲自挂帅任平安建设领导小组组长。

2、经费保障，综治及平安建设经费列入每年财政预算，并逐年有

所增加。202_年达到人均5元。

3、社会治安形势明显好转。治安案件查处率与前五年相比上升了

11个百分点，刑事案件发案率与前五年来相比下降了3.2个百分点，破案率上升了7.8个百分点。

4、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信访、息访工作取得实效。五年来未出现

大规模群体进京、赴省上访事件。

5、民爆物品安全管理取得明显成效，202_年顺利通过省重点整治

检查验收。

6、综治及平安建设工作取得全面进步，202_年综治及平安建设工

作被县委、县政府评为先进乡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