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方式,科学执政＼民主执政要通过依法执政体现出来,又要依靠依法执政来保证实现

依法执政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客观要求。只有坚持依法执政，才能够保证国家权力严格依法运作；才能够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全社会成员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才能够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保障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

依法执政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律治理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市场活动的多样性、复杂性，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制度化、规范化，这些情况都要求党的执政活动必须适应经济活动市场化、法治化的发展趋势，在法制的范围内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水平和能力。

依法执政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要完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就必须善于运用法律的权利义务机制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利益关系，善于在法制的框架内解决各种问题和矛盾，使社会成员既充分享有权利、行使权利、维护权利，又切实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做到权利义务相统一，实现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依法执政是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法律通过确立和实施稳定的、公开的、规范的制度和规则，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牢固的基础、持久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我们党要抓好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就必须掌握法制的手段，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

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发展历程和科学总结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要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的十七大修改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正式以党规党法的形式把“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确定了下来，使之具有了党内最高的法律效力。这绝非偶然。“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对党长期执政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

在庆祝建党90周年之际，回顾我们党执政方式逐步发展完善的历史进程，深刻理解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科学内涵，进一步明确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基本要求，对于把握执政规律，更好地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执政方式逐步发展完善的历史进程

执政方式，是指执政党实现其政治主张的基本方式，即执政党以什么样的途径、方法把其政治主张变为国家的意志和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执政方式的核心问题，是怎样处理党政关系、党法关系、党群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到执掌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到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党所处的环境和肩负的任务不同，执政方式也有所不同，但是科学、民主、法治，始终是我们党执政方式追求的目标。

党局部执政时期对执政方式的初步探索。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认识到，要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在农村建立红色政权。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开始。后来，适应战争形势发展和任务变化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先后建立了抗日战争初期的“抗日民主政权”、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政权”。根据地政权建设为战争的胜利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同时党在建立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的实践中，积累了一定领导经验和执政经验。一是始终坚持党对根据地政权、对人民军队和统一战线的绝对领导地位。二是提出处理好党政关系的主张。党的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时的讲话、1942年9月1日党中央在《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都表明，当时我们党对党政关系的认识是正确的。只是后来为了使各抗日组织和各方面工作紧密配合，以集中全力开展对敌斗争，党在领导体制上出现了对后来历史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三是制定了一些法律，但主要依靠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四是具有民主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民主政权”、抗日战争初期的“抗日民主政权”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政权”都是民主政权。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指出政权性质是民主的。

新中国成立后30年执政方式的曲折发展。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开始在全国范围执政。在如何执掌全国政权的问题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虽然有初步的正确的思考和设计，但是由于种种复杂情况，这些正确的认识和理论原则难以发挥指导作用，出现了执政实践与理论原则相背离的现象。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仍然沿用革命战争年代高度集权、以党代政的那套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进行大规模政治动员、搞“群众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经济”的框架中转圈子。其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还习惯于用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眼光、思维方式观察分析建设时期的社会环境、政治局势。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在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上还没有真正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意义上的转变。

改革开放后30年执政方式的改革完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我们党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改革开放以来，党面临的执政环境和肩负的执政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以高度集权、以党代政为主要特征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显然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任务新要求不相适应。党中央提出了不断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要思想和基本思路。第一，在党的领导格局上，解决领导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以党代政问题，由包揽一切、高度集权向“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转变。第二，改革领导体制通过制度规范来解决。第三，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逐步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由以政策治国向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转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完整地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命题，并把它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

执政方式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三位一体，共同构成党的执政方式，反映党对执政理念和执政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科学执政强调执政的科学性，民主执政强调执政的人民性，依法执政强调执政的合法性，三者结合在一起，勾画出党执政方式的完整框架，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坚持科学执政，尊重和符合客观规律。胡锦涛同志强调，“科学执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成功的前提条件。”所谓坚持科学执政，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其中，探索和遵循三大规律，按照客观规律进行执政活动，是科学执政的核心和本质，是执政的科学性之所在。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治国理政，是实现科学执政的途径、保证和目的。以上对科学执政内涵的表述，高度精确地概括出“什么是科学执政、怎样实现科学执政”这两个重要问题。坚持科学执政，必须不断探索和遵循客观规律，即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探索和认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探索和认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规律。坚持科学执政，必须以科学的思想为指导、科学的制度作保障、科学的方法来施政。以科学的思想为指导，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执政实践。以科学的制度作保障，就是要科学配置和运用国家权力，用科学的制度规范执政行为，既要科学配置和运用权力，又要健全科学决策机制。以科学的方法行使执政权力，一是民主的方法，二是法治的方法。

坚持民主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胡锦涛强调，“民主执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本质要求。”所谓民主执政，就是

“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其中，“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讲的是民主执政的本质内涵。“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讲的是民主执政的实现途径。以上阐释，从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等视角，揭示了我们党民主执政的本质特征和动力源泉，明确了党坚持民主执政的根本目的和实现途径。民主执政要以为人民执政为根本目的，以靠人民执政为动力和途径，以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

坚持依法执政，从法律上制度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实行法治，这是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的本质区别。我们实行依法执政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我们坚持的依法执政，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具体体现。所谓依法执政，就是党要紧紧抓住法制建设这个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重要环节，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从法律制度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其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坚持依法执政,必须依法用权,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推进依法行政，保证国家法律的贯彻实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

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

当代西方政党执政的基本模式及其分析

2010年01月12日　　来源：辽宁大学学报　　浏览次数：665　　文字大小：【大】

【中】

【小】写给编辑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此，“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模式。”[1](p29)基于这一思想，我们在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过程中，有必要了解西方政党的执政模式，并对此得出科学和客观的认识，从中把握政党执政的一般规律，以更好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一、当代西方政党执政的基本模式

执政或参与执政是政党区别于一般政治组织的根本标志，也可以说是政党的“天职”。17世纪到19世纪，近、现代意义的政党最先在西方普遍出现，因此，西方政党执政的历史也相对较长。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西方各国政党逐步建立和健全了政党执掌政权的一系列制度法规，形成了政党执政的基本模式。这个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环节：

1.参加选举，获取执政资格

当代西方的政党体制是竞争性政党体制。

所谓竞争性政党体制是指在一个国家中一般都存在几个具有平等竞争关系的政党，其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党有单独或联合执政的可能。在这种政党体制下，最终谁能成为执政党，决定胜负的惟一途径是参加选举，选举获胜是西方民主中合法执掌国家政权的重要根据。特别是，目前欧洲许多国家在选举制度中都实行了“入选线”规则，即规定：如果一个政党在选举中得不到一定数量的有效选票（各国的有效选票一般在3％-10％之间不等），就不能参与议会议席的分配，无缘于议会这一进行权力角逐的重要场所。即是说，一个政党在选举中的表现，不仅关系着能否获取执政资格，而且关系着能否获得参政的资格。鉴于此，参加选举不仅成为了西方政党执政的第一步，而且被确立为政党的中心任务，包括调查选民意向、制定竞选纲领、提名本党的候选人、筹集竞选经费以及发动宣传攻势等，其它活动都要服从或服务于这一中心任务。尤其是，西方政党的中心任务是随着几年一次的大选，周而复始的。大选开始，党的中心任务就提到议事日程；大选结束，党的中心任务就暂时告一段落，政党也暂时退入后台，直到下一次选举来临，再重新活跃。即使在选举中获胜的党，也无权直接干涉政府的施政问题。从这一点上看，西方政党与政府的职能划分是十分清楚的，也可以理解为西方政党的竞选纲领和施政纲领是不能等同的。了解到这一特点，我们就能清楚地解读西方社会中的许多政治现象。例如，为什么美国两党在选举时和选举后总是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对华态度，选举时，反华论调比较高，执政后，反华论调逐渐降低，这其中就有着重要的选举因素。选举时，政党考虑更多的不是国家利益，而是迎合某些人的需要，而执政后政党就必须兼顾国家利益。

2.控制议会，将政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法律

议会是西方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任何一个政党的主张，包括执政党的主张，只有在议会中讨论通过，才能具有法律效应而贯彻执行。显然，控制议会是西方政党执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议会中的政党组织即议会党团，也因此取代了议会外的党的全国委员会，成为选举结束后进入议会内各政党的决策机构，负责研究和决定本党重要的投票立场，负责统一本党议员的立法思想和行为。议会党团和党的全国委员会相对独立存在，是西方国家政党组织结构的重要特点。

按照各政党的地位和实力，西方议会中的政党一般分为执政党和在野党（反对党）、多数党和少数党。在实行议会制的国家，如英国，由于政党的执政地位是通过立法选举，首先成为议会中的多数党，然后再组阁获取。因而这些国家中的执政党就是议会多数党，政府向议会负责，政策与立法的趋同性较强，执政党的权威性也相对较高；在实行总统制的国家，如美国，由于政党的执政地位是直接通过竞选总统而获取的，议会选举另期举行，一个政党不能保证在两次选举中同时获胜。因而这些国家中的执政党并不一定就是议会多数党，政府不向议会负责而向选民负责，政策与立法的趋同性较弱，执政党的权威性也相对较低，同时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在野党，往往是一党把持政府、一党把持议会。虽然，西方议会常常是由多数党控制的，但少数党或在野党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影响立法过程，牵制或阻碍多数党的主导作用，通过达成妥协，为本党争取利益。有人称西方议会中的这种现象为“搏奕规则”，即在通过何种方案和政策治理国家的策略问题上明争暗斗，而在维护现行政治制度方面却携手合作。西方议会中政党活动的这一特点必然导致议会内党派斗争的激烈与复杂，相互争吵、相互倾轧、相互牵制的现象十分严重，也使许多重要的议案得不到及时的通过和执行。鉴于此，邓小平同志曾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定，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2](p240)

3.间接介入政府，贯彻和体现政党的主张

在西方，政党赢得选举，成为执政党的标志，就是掌握国家最高行政权，执掌政府。但是，由于西方政党以竞选为自己的中心任务，政党与政府之间有较明确的职能划分，因此，执政党一般都不直接参与政府决策和政策执行，而是以执政党的领袖出任政府总理或总统的形式发挥间接作用。尽管这种间接作用的形式，使作为执政党领袖的总理或总统有了很大的自主权，政党对他们难以实行领导和约束，然而，为了赢得本党在各方面的支持，特别是为了使政府提出的议案能够在议会中讨论通过，一般来说，在实行重大决策前，执政党领袖都要征询本党议会内外领导集团的意见。所以，这种间接介入政府的形式，也多少体现了执政党组织一定的指导与影响作用。

二、当代西方政党执政模式的进步与局限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已出现两种形态的政治统治形式，即君主政治和政党政治。二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君主政治是把领导国家和社会的大权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而政党政治则是把领导国家和社会的大权集中在一批人组成的政党之手。毫无疑问，相对君主政治来说，政党政治无疑是历史的进步。在君主政体下，人民毫无民主权利可言，而在西方政党政治下，尽管这一政治的实质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需要的，但是，西方政党执政模式中所蕴含的代议制民主形式，毕竟赋予了群众一定的民主权利，保证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一般特征。

西方政党执政模式是以竞选和组阁为中心的，竞选获胜、掌握国家最高行政权力是政党执政的惟一途径。而要赢得选举，就必须发挥政党的利益整合功能，争取尽可能多的群众的支持。为此，政党一般都欢迎新团体的加入，给予他们在政党纲领形成过程中的发言权。比如，美国民主党为争取工会的支持，在党纲中就强调工会权利、公平的劳工制度、福利待遇和教育机会等以吸引工人。这就是说，在西方政党的执政模式下，各阶级、各阶层、各利益团体，包括劳动群众和工人阶级政党，都可以运用选举和议会这种舞台向当政者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满足自己的部分要求。这不仅使群众获得了一定的民主权利，也大大减少了各阶级、各阶层间街头的直接对抗，在处理社会阶级矛盾中起到了重要的“缓冲”和“微调”作用，避免了大的社会动荡的发生，使西方社会百余年来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保证了西方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然而，我们在肯定西方政党执政模式进步意义的同时，还必须看到，这一执政模式在其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和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由此也给西方政党政治带来了严重的危机。这种消极影响和局限性最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党的群众基础方面，人们对政党政治的兴趣日渐淡漠。

在西方政党执政模式下，政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参加选举，一切都服从于选举的需要。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选民的支持，政党努力寻求代表各类选民的利益和包容各种“世界观”，党内各种派别、各种观点应有尽有。现在有人称美国两党为驴头象尾党（驴和象分别是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代称），言外之意就是从党的主张上已经看不出是哪一个党了，选择谁都一样。此外，在西方，近些年来政治权力快速向权力政治转化，不少政党政治家为公益服务的精神在消失，为私利而奋斗的倾向增强。甚至为了选举的需要，政党候选人可以不负责任地随意许诺选民的要求，把对选民要求的承诺，作为玩弄政治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为了更好地体现绝大多数人的意志，致使人们对政党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厌烦情绪。1995年，美国社会曾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其中有88％的人批评政党在选举前乱许诺空头支票[3](p21)。同时，这种为了选举，不要原则的做法，使党的纲领日渐模糊。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一般来说，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4](p31)作为政党，如果没有一个积极明确的纲领，也就失去了可供人们判断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必然会渐渐失去群众。西方政党正是由于在党的纲领上的日渐模糊，从纲领党走向选举党，从阶级的党变为纯粹选举的俱乐部，使人们失去了目标追求，使党员没有了归属感，进而对政党政治产生了抗衡。人们对政党政治的抗衡有的体现为拒绝参加政党或选举，由此导致西方国家政党的党员人数和民众的投票率普遍下降；有的则表现为将选票投给无力主政的政党，其中包括右翼和极右翼政党，使这些党的支持率骤然上升，这也是近年来欧洲极右翼政党势力抬头的重要原因之一。人们对政党政治的兴趣日渐淡漠是当代西方政党执政模式面临的最深刻危机。

第二，在党的自身方面，金钱政治的实质日益暴露出来。

任何政党的生存和发展都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但并不能因此把政党的活动说成是金钱政治。我们之所以把西方政党的活动及其执政模式的实质，揭示为金钱政治，是因为对于西方政党而言，金钱已超出了维持政党正常运作的范围，政党已越来越为金钱所操控，其中最突出的体现就是操控政党的举举。在西方，政党要获取执政资格，就必须赢得选举，而要赢得选举，就要有足够的金钱支持。可以说，哪个政党控制的金钱多，哪个政党胜选的可能性就大。据统计，在1866年-1980年间的31次美国总统选举中，有26次为支出费用多的一方获胜，最近二十年也呈现出这一倾向。而且用于竞选的费用越来越高，去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总花费是3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5](p130)。那么，用于选举的钱从哪里来，途径有三：一是党员的党费；二是国家的补贴；三是社会各界主要是垄断集团的政治捐款。前两个渠道的资金是有限的，政党竞选的主要费用来源于各垄断集团的政治捐款。政党选举需要金钱，垄断集团也就以金钱为诱饵，迫使政党日后运用手中的权力以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为自己谋取利益。由此，我们不难想像，垄断集团一旦用金钱操控了选举，就能够在日后左右议会的表决，影响政府的决策，金钱政治的实质是暴露无疑的。正是这种金钱政治的实质，使西方社会权钱交易的腐败丑闻不断出现。特别是作为引发腐败的政治捐款活动，有些是“合法”的，是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和政治惯例允许的，因而由此导致的腐败，也必然是一种制度性腐败的恶果，必然成为西方政党自身无法克服的痼疾。可以预测，随着西方政党越来越热衷于选举，金钱政治的实质日益暴露，随之而来的腐败危机也将日益加深。资本主义世界一些大党、老党的垮台，如日本自民党和意大利天民党的下台，都是直接因为腐败而失去民意，在选举中失败的。江泽民同志多次告诫全党要吸取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垮台的经验教训，其中也包括吸取资本主义世界一些大党、老党垮台的经验教训。

三、政党执政模式的客观性以及对当代西方政党执政模式的有益借鉴

西方政党在执政上有共同的特点，形成了基本的执政模式，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上又是不同的。像英美两国政党执政资格的获取，执政党与议会多数党的关系，都是不同的；有的国家政党是一党单独参加选举和组建政府，而有的国家政党则是多党联合参加选举和组建政府。再如，意大利是典型的议会制的多党制，而法国则是“半总统半议会”的多党制等等。这种具体操作上的不同根本在于各个国家政体、选举制度以及政治力量成熟程度等的不同。由此表明，政党执政模式的确定同本国的国情是密切相关的，具有很强的客观性，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各国的国情千差万别，必然导致各国政党的执政模式各具特色。脱离本国国情的政党执政模式必定是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西方政党执政模式承载的是西方国家的权力动作规则、西方国家的国情和党情，因而我们决不能机械照搬西方政党的执政模式，而是要立足于我国国情，从促进生产力和社会全面进步，从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与优势，从保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团结，从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体制。

当然，坚持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和执政模式，并不意味着对西方政党制度和执政模式的全盘否定，我们必须以开放的胸怀对待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积极借鉴其中体现政党执政一般规律和共同要求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客观认识西方政党的执政模式，至少有以下三点值得我们借鉴：

1.坚持依法执政。西方国家宪法对政党的执政模式从来没有从根本上确定，但是就如何组建政党，政党如何开展活动都有明确的规定，有些国家还专门制定了《政党法》，对政党的活动加以规范，从而迫使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任何政党都不能高于法律之上。这就是为什么西方议会中政党争吵激烈，在欧洲一些政党联合执政的国家，政府更迭频繁，包括这次美国拉锯式的总统选举，都没有导致大的社会动荡发生，都没有从根本上影响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有序运作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可以说，对政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执政规律认识不够，以人治代替法治，是共产党执政的一条最深刻、最沉痛的经验教训，并因此给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今天，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已成为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不断推动这一进程，要求我们既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科学性和民主性，又吸收和借鉴西方执政党依法运作的合理因素。

2.实现权力间的必要均衡和相互制约。分权与制衡是西方国家重要的宪法原则。这个原则体现在国家政权的组织上就是实行了三权分立；体现在执政党内部就是形成了来自议会党团、执政党政府、党的全国委员会的三种力量。这三种力量谁都不具有最高的权威，彼此间相互制衡。实践表明，这种分权与制衡的做法，对于防止权力的官僚化，限制权力的滥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毫无疑问，西方国家体现分权与制衡的做法是不适合我们的，但这种思想却可以为我们所借鉴。我们应以切合自己的实际做法，例如，要改革目前“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体制，将党内的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适当分开，加强党内监督；要充分发挥我国司法机关和行政监察、审计等职能部门的作用，强化党外监督等等，以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

3.加强党的群众基础。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西方社会中的广大公民都享有了选举权。显然，政党要赢得选举，获取执政地位，仅靠金钱的支持是不够的，同时还要加强同群众的联系，争取足够多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因此，当代西方政党都日益重视自身的群众基础建设。像一些老牌的资产阶级政党，原本都是精英党、议会党、干部党，没有党的基层组织，现在不仅建立了，而且在努力发挥基层组织联系群众的作用；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布莱尔等人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理论还专门发出了走向社区的号召，等等。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下执政的。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重要的建党原则，也是党重要的政治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党能永远拥有执政资格。列宁在无产阶级政党刚刚执政不久，就尖锐地指出：对于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6](p372)

江泽民同志也多次指出，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因此，我们无论从保持党的先进性的角度，还是从解决党执政的合法性的角度，都要不断加强党的群众工作，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使我们党永远拥有执政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