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4先秦叙事散文专题

章节名称：第三章 先秦叙事散文 授课时数4 教学目的和任务：

1、掌握《左传》的叙事特点和记言特征

2、了解《国语》的文学成就

3、掌握《战国策》的艺术成就 教学重点和难点：

熟读指定的作品篇目，并掌握每篇作品的内容和特点。教学方法：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三章 先秦叙事散文 概说：

一、散文概念的引入

1、散文的问世与北方汉文化的进步，特别是文字的出现有直接的关联。文字出现的九种浪漫传说：伏羲龙书、神农穗书、黄帝云书、苍颉古文、少昊鸾凤书、高阳蝌蚪文、高辛仙人书、尧帝龟书、大禹锺鼎文，虽浪漫但无稽。

2、散文概念的沿革变化

散文和诗是最早出现的文体，而且差不多是孪生姊妹。甲骨文记录的卜辞，有的既像诗，又像散文，或者说是诗和散文处于胚胎期的浑沌未分状态，如：“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说它像诗，因为六句当中就有五句用“雨”字收束，加上句子长短大体一致，读来音韵复叠，节奏分明。后来的《江南可采莲》诗，就是对它的承袭和发展。但它从头到尾都是占卜的言辞，极为朴实，明白地记述了占卜的时间和内容，可视作札记式的散文之 祖。我国古代往往诗文并提，既表示两者联系紧密，也说明彼此处于对等地位，各立门户，不相混淆。

“散文”的名称出现较晚，最早称“文”或“文章”，它不像诗那样古今一贯，显得确定而鲜明。其实“文”也不单指散文，还有“文饰”、“文采”的意思，有时也兼指诗赋。刘师培说：

古者“文”训为“饰”，乃英华发外，秩然有章之谓也。夫诗为有韵之文，且多偶语，以诗为文，似未尽非，若以笔为文，则与古代文字之训相背矣，而流俗每习焉不察，岂不谬哉!

“文章”与“文”的意思相近，指“文采”或“文辞”。姚鼐的《古文辞类纂》韵散兼收，可见不论是韵文还是散文，都可称作“文章”或“文辞”。南北朝时期有文、笔之分，“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从此有了朦朦胧胧的散文意识，其中也潜伏着矛盾，刘勰就指出颜延年“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的话自相祗牾。他说：“《易》之《文言》岂非言文?若笔果言文，不得云经典则笔矣。”称散文为“古文”，始于北宋，而盛行于明。明人艾南英说：“欧阳公得旧本韩文，乃始知为古文。”这里所说的“古文”，是指韩愈等所倡导的一种文章体式，即散体文，而非“古时的文章”。北宋的柳开是这样解释“古文”的：“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这实际上是韩愈“师其意，不师其辞”一语的发挥。不过他说得比较具体，其中“随言短长，应变作制”，清楚地道出它的文体特征，即句子可长可短，一切取决于表达的需要。沈括又称之为“平文”，或许旨在反映它“平淡古质，不为浮华”的方面。直接称“散文”的是金人王若虚，他说：“欧公(欧阳修)散文自为一代之祖，而所不足者，精洁、峻健耳。”又说：“扬雄之经，宋祁之史，江西诸子之诗，皆斯文之蠢也。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诗则反是矣。”这时，散文的概念才比较明确。它指有一定艺术性的散行文字，形式比较自由活泼，不受任何体制的人限制。一般说来，“散文”的概念在古代是和韵文对举而出的，为区别韵文与骈文，把凡不押韵和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统称散文。先秦时期，文史哲杂糅，文学尚未独立，故与今天的尚未概念相去甚远，需要辨析。

二、先秦叙事散文的发展和演变

第一阶段：原始的文字记录：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和《周易》

第二阶段：简拙质朴的史书：《尚书》和《春秋》

第三阶段：成熟定形的史书：《左传》、《国语》和《战国策》

三、史官文化

作为早熟的民族，理性精神较早地出现在北中国大地。与此种精神相伴而生的是“史官文化”。我们很有趣地看到，对神话持怀疑态度并从而“不语”“难言”并对之加以改造的孔子、司马迁，其身份恰是史学家。中国的“史官文化”相当发达而且发育颇早，古代王室很早就设有史官，这种对自身行为言语的过分重视，与一种崇尚道德的政治有关，史既是一种道德垂范，也是一种当下约束。班固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汉书·艺文志》)” 既有此种道德约束，就必须讲究“实录”，秉笔直书，《说文》：“，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史家的职业道德与职业训练就使他们远离神话，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神话，并最终对之满腹狐疑地加以改造或直接弃之如敝屣。如此，神话在中国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第一节 散文的萌芽

殷墟卜辞可以说是先秦散文的萌芽，它在兽骨龟甲上简略地记录了殷商王朝的占卜言辞，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记言、记事文字，也是书面文学的萌芽。其后是商周两代的铜器铭文和周代的《易经》。第二节《尚书》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散文集。原只叫《书》，“尚”字含义乃“上古之书”的意思，可能也包含着后人对它的“崇尚”，后来儒家尊之为“经”，又叫《书经》了。战国时总称为《书》，汉人改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它包含着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比较可信的是商书和周书这两部分。收集的是商、周时期王侯的誓、命、训、诰，所以，以记言为主。其中颇有一些生动的段落，如商书中的《盘庚》，周书中的《秦誓》，但总的说起来，《尚书》是艰涩难懂的，唐代的韩愈都觉得读起来很难，有“佶屈聱牙”之叹(《进学解》)，我们今天若没有详尽的注本和足够的耐心与毅力，是不大读得进去的。

汉初，《尚书》存29篇，为秦博士伏生所传，用汉时隶书抄写，被称为《今文尚书》。西汉前期，相传鲁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发现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孔安国读后献于皇家。因未列于学官，《古文尚书》未能流布。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颐献伪《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这部《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25篇，又从《今文尚书》中多分出5篇,而当时今文本中的《秦誓》篇已佚，所以伪古文与今文合共58篇。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就是用古今文真伪混合的本子。南宋朱熹以后，对其中真伪颇有疑议。明代梅鷟（zhuó）作《尚书考异》,清代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等，才将《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乃属伪造的性质断实。（第一部书的命运？!）

《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就文学而言，《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叙先秦散文当从《尚书》始。书中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尚书》。《尚书》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如《盘庚》3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了盘庚的目光远大。如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比喻煽动群众的“浮言”，用“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比喻群臣坐观国家的衰败，都比较形象。《尚书》在语言方面虽被后人认为“佶屈聱牙”（韩愈《进学解》），古奥难读，而实际上历代散文家都从中取得一定借鉴。

第三节《春秋》（性质、作者、内容、特点等）

《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断代编年史，应是鲁国史官所整理修订的鲁国的编年史，属于记事体。它以记录鲁国的历史事件为主，同时兼及周王室和其他诸侯。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其中有国家重要的祭典、盟会，国君的嗣立、丧葬，各诸侯间的交往和互访，以及大量有关军事行动的记录

《春秋》“春”与“秋”为一年四季中的二季，春种秋收，春生秋杀，（春还有“春华秋实”、“春花秋月”等）春秋代序为一个周期，一年，所以，“春秋”合称，就是指时间的运转。古代史最初的体例是编年的(按时间顺序依年编纂)，故以“春秋”作为史著的通称。而《春秋))则特指据说为孔子根据鲁国史料编纂而成的一部史书，孟子和司马迁都说是孔子所作，实乃不妥。据《左传·昭公二年》记：晋大夫韩起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这里的《鲁春秋》当为现今《春秋》之原本。这一年为公元前540年，孔子年仅十多岁，可能孔子对《春秋》做过删改和修订，《春秋》的原始作者可能是鲁国世代相承的史官。

但这部记录242年问大事的史书，文字却仅有一万六千多字，二百多年各诸侯国大事，其间纠结缠绕，勾心斗角，因果相联，人事相搅，多少复杂烦难，以一万六千余字当之，定须简洁而谨严，要言而不烦，一以当十。这就形成了《春秋》的“微言大义”。微言者，言语简洁而精省也，大义者，内涵丰富也，且包孕着主观倾向性。这对事对人之“主观倾向性”褒贬，又往往是暗示而非明宣的，此所谓“《春秋》笔法”。《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显然孔子作《春秋》不仅为客观记叙史事，为后人索隐，更为表达自己的政治道德观点，并以之矫正世道人心，故《春秋》微言之中，有褒贬在焉。所以，“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但用一万六千余字写242年历史，可以想见其疏略简陋，这不是语言的锤炼所能避免的。所以，实际上，《春秋》并不能真正完成对春秋时期的历史记录，它只是一部“历史提纲”。王安石更直接批评它是“断烂朝报”。从叙述事实角度看，它实际上没有叙事，因为它没有“叙”，只有“记”，它只记录事件的孤零零的结果，而无起因、发生、发展之过程，更遑论其间的诸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包括各类人物的不同作用。（《左转》起而补之）就对事件的评论看，它亦没有论事，因为它没有“论”，只是过分依赖、迷信语言的多义性、丰富性，滥用其模糊性，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增加无约束甚至无规则的随意联系，这给我们真正理解作者的思想倾向增加了难度。至于某些为尊亲者讳的用词，更值得商榷。如“践土之盟”时，春秋笔法：由于孔子和《春秋》的密切关系，一般认为“《春秋》采善贬恶”（《史记·太史公自序》）是表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的，即反对诸侯兼并，反对篡位夺权、犯上作乱。而实际上这也是鲁国史官的思想主张。孔子不可能修改《春秋》的全部记事，他只是认为：“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同上）这种“见之于行事”或称“属辞比事”的写法，就是春秋笔法。朱熹：“直书其事，善恶自见。”（朱彝尊《经义考》引朱熹）

如“践土之盟”，本是晋文公通知周天子参加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而作者记载此事时却写道：“天王狩于河阳。”晋文公为盟主，召集诸侯大会，也通知周天子到会，主弱臣强，天子竟被诸侯呼来唤去，形同被挟，实为周天子一大耻辱，但孔子记曰“天王狩于河阳”，用一“狩”字，为之遮丑。一个“狩”字，为尊者讳，强调了天子的身份地位，达到了“正名”目的。但这种做法，也遮盖了历史真相，实为史家所不宜取也。《春秋》三传：（或谓孔子故意“述而不作”，让学生承继）《春秋》既有这些叙事和论事上的不足和缺点，就须有人对之作阐释。被后人称之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就是传释《春秋》的著作。虽然其中《左传》又有人认为是独立著作，但客观上，我们仍可以把它看作是对《春秋》的注释。这三部著作，《谷梁传》(鲁人谷梁赤作)，《公羊传》(齐人公羊高作)乃是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的，对《春秋》的“论事”作深文周纳的注释和阐释，有时不免穿凿附会，这两部著作实际上已不再是史学著作，而是政治学、论理学著作，已与文学无关。而《左传》则补《春秋》“叙事”之不足，史料既丰富多彩，格局又规模宏大(19万多字)，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都堪称一流。

第四节《左传》

一、《左传》

《左传》的作者，说法不一，比较可靠的是鲁国的左丘明。孔安国注《论语》时说：“左丘明，鲁太史也。”这位鲁国史官很可能在后半生遭遇什么不幸，便双目失明，成了一名瞽史。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刘向《别录》说：“左丘明作传授曾申。”（孔颖达《杜预〈春秋序〉引》曾申是孔子弟子曾参的儿子，据此左丘明应该是孔子的晚辈。但孔子对左丘明十分敬重，并引以为志同道合者。《论语·公冶长》：“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正是左丘明所具备的良史之德，著述《左氏春秋》成功的主观条件。此外，左丘明还有撰写史书的客观条件，他所在的鲁国，原是周公儿子伯禽的封地，号称礼乐之邦，保存周代文献比较完整。晋杜预说他“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春秋经传集解序》）为扩大自己的知识视野，他又同孔子一起到东周观看有关史料，回鲁后以孔子修订的《春秋》为纲，仿照其体例，写成了一部详备的史书《左氏春秋》。

《春秋》是编年体的断代史，依经作传的《左传》当然也是此种体例。它的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迄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比《春秋》多了十三年，共255年。另外，《左传》最后还有一节附记，署日“悼之四年”，但所叙事迹至韩、魏灭智伯，已是鲁悼公十四年左右的事。所以也可以说《左传》记事下迄至悼公十四年(前454)。《左传》不是专史，但凡此二百六十多年间，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风俗、人物诸多状况，在《左传》中皆有生动而具体的反映。要了解此间的历史，《左传》是最翔实、可信的材料。

《左传》在对历史事实作客观真实的记叙的同时，又表现出明显的进步文明的思想倾向。它赞美明君贤臣，斥责暴君酷吏，宣传民本思想，怀疑天道鬼神。并且突破孑L子“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观念，对统治阶级丑陋、残忍、荒淫、无耻等进行了记叙和揭露。这一切，都是《左传》进步性的表现，也是其价值的体现。

与此同时，它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比如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对宗法制度等等级制度的维护等。但这些都不足以掩灭其辉煌成就和巨大的史学价值。

由于《左传》是在“叙事”上下工夫，这就使它有可能在叙事、写人及语言诸方面得到相当高的水准，取得与之相关的文学成就。事实上，《左传》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不仅是以其巨大的史学成就为人重视，也因为其巨大的文学成就对后来的文学史产生巨大影响，从而为历代所推崇。

如果说《春秋》是对历史事件“结果”的记录，并用谨慎选用词语的方法含蓄地表达对历史事件的评价；那么，《左传》则是对历史事件“过程”的记叙，并在记叙过程中“于叙事中寓褒贬”。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有趣的现象是，相较于《左传》对历史事件过程的生动、翔实的记叙而言，其对历史事件结果的记录反而显得草草——事实上，由于对历史事件过程的叙述已足够充分，对事件原因、发生、发展过程的描述已足够细致具体，其“结果”往往已是不言而喻——不需要太多的“言”即可“喻”之于读者。很显然，相较于《春秋》对历史事件结果的过分重视，《左传》的作者更关注对历史事件“原因”的探究。这种对“因果”的追寻，可以说是深入到了史学的本质，也就是说，《春秋》可以说是档案(历史事实的堆积)，而《左传》则不仅是“史”(历史事实的堆积)，而且是“学”(对历史的研究)。由此观之，《左传》作者在对史学的理解上，对史官(家)职责和素质的理解上，远超孔子之上，而《左传》的史学价值也远远超过《春秋》。

而且，由于《左传》热心于对历史创根究底，热心于对历史事实作细致的观察并记录在案，又出乎意料地使《左传》具有了极高的文学价值。这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它叙事的成就上（长于叙事）。它善于叙事，精于剪裁，详略得当，而且细节描写也大放异彩。并且在细节描写中，刻划了人物的性格，洞悉了事件发展的隐微动机。其对战争描写的擅长及取得的成就，更是历来为人称道。我们前面说到了，《左传》更关注历史事件的“因果”的追寻，所以，它写战争，并不把重点放在战争结果上，而是把关注点放在战争的背景、起因、交战各方战前的准备，政治、经济状况，人心向背，兵力布署，外交情况，将帅的性格与士兵的士气，战略战术的运用等等，围绕这样的主题，作者把大量的历史事实网罗了进来并组织起来(这也就实现了对历史的记录)。而组织这些材料，并委婉周详、生动活泼地加以叙述，使之有跌宕起伏的情节、错综复杂的矛盾，张弛有致的节奏，突出明确的中心，兼之谨严而巧妙的结构，清晰而相扣的层次，《左传》的叙事艺术也就自然地凸显出来。

与叙事艺术紧密相关，《左传》在写人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善于写人）。显然作者认识到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尤其是当事人，其品性、人格、性情、修养、见识等等，对历史事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所以，《左传》写人，也是为了“叙事”，为了更好地叙事，更好地说明事件发生、发展的原因。

《左传》写人的方法，约略有四：一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实际上“说什么”和“做什么”是一个人性格的主要表现。二是把人物放在矛盾冲突之中，通过描写人物如何应对矛盾冲突，在矛盾冲突中的行为、思想、心理来展现人物性格。“如何做”“如何说”——也即“方式”的选择，是人物性格的又一突出表现。三是通过对比手法来衬托人物性格，把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对比着写，从而使各自性格特征在对比衬托中更加显明。四是细节描写。细节描写可以使我们对人物性格有更深入，更细致，更深刻，更近距离的了解。

《左传》叙事、写人之成就，可以举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为例说明。《春秋》在此年月下只一句：“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只是把事件中的“结果”系于月、年，而整个事件过程及起因、发展则阙如，而《左传》则以一“初”字领起追述，一下子就把事件起因追溯至40年前。按：郑武公娶于申在武公十年，公元前761年；武公十四年，公元前757年，生“寤生”；武公十七年，公元前754年，生共叔段；公元前743年，庄公即位；公元前722年，即隐公元年，庄公克段于鄢；而36年前庄公出生时的“寤生”(难产)，乃是这一件历史大事的近乎微不足道的“因”，真令人感慨!不仅统治者内部所谓的神圣伦常之爱，被撕下了面具，甚至历史理性也受到怀疑。就叙事言，《春秋》中的“郑伯克段于鄢”六个字，到了《左传》，就变成了七百多字的，起因、发生、发展、情节曲折而生动，具体而翔实；人物性格鲜明而突出的大文章。其写情节，自“庄公寤生”引起姜氏厌恶起，接叙姜氏“欲立”共叔段，为之请制，请京，收贰，完聚，将袭郑，庄公伐京，段出奔共，颍考叔献计，庄公母子隧而相见„„环环相扣，层次清晰。故事的展开，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出场，都有条而不紊。其写人，则姜氏之偏执自私，乖戾狭隘；共叔段之飞扬跋扈，有恃无恐，无知愚蠢而野心勃勃，都在情节展开中自然地显示出来。尤其是郑庄公，其行事之周密，用心之险恶，处心积虑而不动声色，欲擒故纵而貌似忠厚，果断斩决而善待机会，深谋远虑而委曲求全，在其行事及语言中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表现。令人发粲的是整个事件结束后的最后一句“遂为母子如初”，一个“初”字，照应了全文开头的“初”，也让我们自然想到：这对母子，他们之间的“初”是什么样子呢?“如初”不过也仍然是内怀怨毒，尔虞我诈，互相拆台罢了。这出“其乐也融融„‘其乐也泄泄”的“隧而相见”闹剧，只不过是掩了天下人耳目，庄公得以保持“孝悌”之名，而姜氏仍可以养尊处优，重新恢复**的地位，继续过着寄生的贵妇人生活而已。这篇七百多字的奇文，以“初”始，以“初”终(后面一节“君子曰”与全文情节互不相关，其思想倾向又近于画蛇添足，置之勿论可也)，首尾可对照，可对接，完然自足。文章结构之精妙，令人惊叹!《左传》艺术成就的第三个方面，是其语言上的特色（工于记言）。其叙述语言，典雅、平实、简炼丰润、含蓄畅达、曲折尽情。其人物语言，与人物的性格、修养、身份及其处境，在事件中的地置，十分贴切。其行人辞令(外交辞令)，更是历来为人称道。我们看鲁僖公三十年(前630)的“烛之武退秦师”一节中烛之武对秦穆公的一段说辞：

夜缒而出。见秦伯日：“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

面对着两个超级大国的围攻，弱小的郑国当然没有军事上的任何优势，烛之武在谈判桌上也可以说没有一点砝码。所以，他先坦率地承认，若秦晋再围攻下去，郑国必亡，郑国人自己也知道并准备接受这种结局。坦承自己国家的处境，让人觉得他老实而诚恳。然后烛之武话锋一转“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亡郑固然对郑国是亡国之祸，但秦国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吗?这一转折，就使得烛之武此番说辞，好像并非为郑国打算，而是在为秦君谋划。接着他站在秦国立场上先就秦郑关系展开分析：亡郑，对秦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舍郑(放郑国一码)，对秦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于是，秦郑关系不应该是敌对关系，你死我活关系，而应该是战略伙伴关系，至少应该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存在着共同利益和广阔的军事合作的前景。下文写到秦穆公退兵后，留下了杞子、逢孙、杨孙“戍之”，实际上，是在郑国建立了军事基地，既可两面夹击钳制晋国，又可作为秦国争霸中原的跳板。秦国确实是从“舍郑”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在谈完了秦郑关系，化敌为友之后，烛之武又话锋一转，对秦穆公指出秦晋关系的脆弱性，秦晋两国根本利益的尖锐对立性。他也从两个方面分析。从过去看，晋负秦(晋惠公曾对秦穆公失信。晋人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行为秦穆公当然没有忘记)；从未来看，晋阙秦。晋要强大争霸中原必先抑制秦国，使无后顾之忧；而秦要东向，也必先越过晋国这一关口。秦晋之间正因为根本利益互相对立，所以虽是邻居，常常搞些“秦晋之好”的联姻之类的双方心照不宣的把戏(穆公就是晋文公的岳丈)，但世世交恶相斫不休的事实是不能掩盖的。三年以后(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秦谋袭郑，晋设伏于崤，使秦全军覆没，即可为烛之武预言注脚。上述事实客观存在，只不过穆公一时糊涂而未能了然。烛之武也只不过是给秦穆公提个醒，指出这个格局罢了。而在迷途中的穆公经烛之武的当头棒喝，幡然猛醒，结果是“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由此观之，烛之武对穆公所言，皆是事实，且果然是于郑于秦，皆大欢喜。这类外交辞令，当然是最值得推重，与后来纵横捭阖之徒，徒逞口舌，播乱是非，设阱陷人，构隙成奸，务为自利而损人的做法，有本质区别。

从文法言，这段说辞，层次清晰。先退一步，为一层；谈秦郑关系为一层；谈秦晋关系又为一层；最后两句“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是总结性的话，为一层。凡四层。层层相续相扣。就烛之武立论的核心言，则不外乎“利害”二字。穆公何许人也?唯“利害”可以动之。所以，烛之武开口便是“有益于君”中承“君亦无所害”的“害”，闭口则是“阙秦以利晋”的“阙”和“利”。一大段滔滔不绝之后，以四字收束：“唯君图之。”此君“图”什么?——唯利是“图”而已。秦穆公“图利”，烛之武乃说之以“利”，如此才能句句入耳，听之无厌，闻之心悦，最后言听计从，“与郑人盟”。而对与昨日同盟、女婿一旦决裂竞毫不芥怀，毫无愧疚，亦可见穆公英雄加流氓的本色。再验之以三年以后(鲁僖公三十二、三十三年)，穆公利用郑人信任而谋袭郑，亦毫不受信诺之约束。后来蔺相如庭斥秦王赢政：“秦自穆公以来，未尝有坚明约束者

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言之凿凿有据也。

此外，《左氏春秋》中还有作者丰富的想像和合情合理的虚构，作者采集的文字记载、历史传说、民谣故事、神话异闻，仅是一堆“材料”，作者的想像与虚构不仅补足了材料中普遍缺少的细节，甚至还创造了一些必要的情节与人物的语言，它像粘合剂一样，把全部材料粘连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统一体。想像与虚构是贯彻《左传》写作始终的一种重要艺术思维形式，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和母亲的对话纯属作者揣摩、想像而虚构的。想像与虚构的运用、作者对旧史料的修饰润色、对传说逸闻的广泛吸收，使《左传》行文更加铺排，叙事记言更加夸张，因而不少人从史学的角度加以非难，王充《论衡》：“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相违反。”范宁《谷梁传集解自序》：“《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韩愈《进学解》：“《春秋》谨严，《左氏》浮夸。”从史学求真、无证存阙的原则看，《左传》不是严格的史事记录，然而从史传文学的角度看，这正是《左传》艺术创造的重要表现。补充：

《左传》：„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译文：鲁国史书上写到：“郑伯克段于鄢。”为什么这样写呢？因为段的所作所为不像个做弟弟的，所以不说“弟”。像是两个敌国的君主打仗，所以叫做“克”。直称庄公为“郑伯”（郑老大），是讽刺他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说这是他本来的意思。不说“出奔”，是难以明说其中的缘故。）

解读：《烛之武退秦师》、《郑伯克段于鄢》

第五节《国语》文学成就

《国语》是一部国别史，据司马迁、班固、韦昭说，《国语》是左丘明在失明以后将其编著《左传》剩余的资料略加整理、汇编而成。成书约在战国初年。全书二十一卷，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除没《周语》3篇、《郑语》1篇涉及西周事以外，其余记载的是春秋时期各国的政治、外交等重点史实。《鲁语》2篇主要记载臧文仲、里革、公父文伯故事，《齐语》一篇主要记管仲为相辅佐齐桓公事，《晋语》9篇重点记载灵公、昭王事，《吴语》一篇、《越语》2篇着重记载吴越争霸。这些显然采自春秋时期各国史籍“百国春秋”中的资料，它上起西周穆王不听祭公谋父规谏讨伐犬戎，下至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联合灭智伯500年的历史。《国语》与《左氏春秋》有很大的不同，它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首先，《国语》是一部各国史官的有关记言的史料汇编，主要分国记录君臣谋议得失的谈话，基本上属于记言体。虽有记事，只是记言体中插叙和补充，比较接近《尚书》。《国语》在记言结束以后，往往缀上几句事情的发展或结果。如《鲁语下》记叔孙穆子论楚公子围，记事言语不多，但构成了完整的史实记叙，比《尚书》富于故事性。其次，《国语》开创了以国为单位来叙述史实的体例——国别体，它集中叙述某国的历史，又往往可以集中叙述某人生平始末，为传记体的产生起了先导作用。

最后，由于《国语》是各国史料的汇编，素材来源不一，编者亦未作统一润色，其记言水平参差不一，风格也颇有差异。比如《周语》旨在说教，行文委婉，多长篇大论，《鲁语》篇幅不长，语言隽永，《楚语》、《吴语》、《越语》则文字流畅整饬，颇有气势。总的说来，《国语》文学成就不如《左氏春秋》，但它长于对话，有自己的特色。《国语》有些人物对话写得相当精彩，相比之下，《左氏春秋》或空缺、或简略，而缺少《国语》中人物对话的生动与风趣。如姜氏劝夫不成，《左传》写道：“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而《国语》中写道：

姜与子犯谋，醉而载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无所济，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餍乎！”舅犯走，且对曰：“若无所济，余未知死所，谁能与豺狼争食？若克有成，公子无亦晋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将焉用之？”遂行。第六节 《战国策》

一、《战国策》的成书（策：成编的竹简，即史册）

《战国策》同《国语》一样，也是一部有关记言的史料汇编，主要分国记录战国时期策士游说各国诸侯时陈谋献策或互相辩论的言辞，所载上继《国语》下限，下至秦并六国之后，即从韩、赵、魏三家灭智伯开始，迄秦二世即位为止，245年间各国诸侯政治、军事、外交等重要史实。这些资料大部分是战国时期各国史官和策士所记，来源不一，零散错乱，名称各异，有所谓《国策》、《国事》、《短长》、《长书》》、《事语》、《修书》等称呼。到西汉，刘向第一次对这些史料进行系统整理、修订成书，共33篇。因其主要记载“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所以定名为《战国策》。到北宋，旧本《战国策》散佚甚多，文学家曾巩遍访藏本进行校补重编，才成今本规模。东、西周各1篇，秦5齐6，楚扎、赵、魏各4，韩、燕各3，宋、卫合为1篇，中山1篇。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3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内有战国纵横家著述27章，11000字，无书名、篇名，整理这些帛书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或帛书《战国策》，其中11章内容与今本《战国策》、《史记》相同，16章属于佚作。这说明战国时史官及策士记载所谓“纵横家”论辩言辞的资料是很多的，传到汉时仍为数不少，刘向编订《战国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春秋战国时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统治者逐渐认识到要想争霸天下，国势、军力固然重要，但政治攻势和外交斗争也是必备的条件。但在这种形势下，士阶层中分化出了一批又一批游说策士。他们继承了春秋时期行人相聘于诸侯的传统，熟悉纵横捭阖之术，凭借自己的口才，鼓吹“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为了自己功名利禄，朝秦暮楚，见风使舵，明辨利害得失，能为诸侯争城、掠地、杀人、灭国，出奇谋、划妙策。他们或游说君王，或互相辩难，无不变本加奇，铺张扬厉，形成文字，令人拍案叫绝。章学诚称为“行人辞令之极。”

二、思想倾向

《战国策》的思想比较复杂，今略举大端。其进步思想表现在：

1、反映了民本思想。战国时期民本思想十分流行，《战国策》有些文章表现出对平民力量的重视，如“赵威后问齐使”把平民的地位放在君位之上，认为“苟无民，何以有君？”（《齐策四》）这和《孟子》的“民贵君轻”论有相通之处。又如冯谖为孟尝君营造三窟，其中之一就是“焚券”、“市义”，使薛地百姓皆呼“万岁”。虽然是为了收买人心，但也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人心向背对贵族的安危是如何重要。这种思想在书中比比皆是。

《战国策》对那些残害百姓、杀戮忠良、荒淫无耻的统治者予以无情地揭露。如宋康王无道，“骂国老谏者，为无颜之冠以示勇，剖任之背，锲朝涉之胫，而国人大骇。”于是“齐闻而伐之，民散，城不守。”（《宋卫策》）齐闵王拒谏饰非，枉杀直臣，弄得百姓不附，宋族离心，国被燕所伐，身卫淖齿所杀。（《齐策五》）作者对这些暴君都持有鲜明的否定态度，表现了一定的正义感。

2、有明显的“贵士”的倾向，把士的地位看得非常重要，颜斶（chù）见齐宣王，大胆宣称“士贵耳，王者不贵”“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垅”。燕昭王筑黄金台，尊郭槐为师，礼贤下士，“士争凑燕”，终于破齐复国，报了大耻。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种思想对于束缚人才的世卿世禄的官吏制度是一个冲击。书中还提出发现人才要不拘一格，不能求全责备，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要看大节，而不苛求小疵；要充分信任，而不要随便怀疑等，这些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3、《战国策》记录了许多嘉言善行，虽主要是对某些统治者的规劝，但对后世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如《触龙说赵太后》，主张贵族子弟要及早为国立功，长辈不要溺爱，否则，“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是非常危险的。公子牟劝范睢，“夫贵不与富期而富至，富不与果肉期而果肉至，果肉不与骄奢期而骄奢至，骄奢不与死亡期而死亡至。”唐且向信陵君建议：“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这些话具有格言意义，包含了某种生活哲理。

4、对于锐意改革、励精图治的国君，《战国策》给予充分肯定。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遭到国内保守派的反对，他毫不退缩，同他们反复辩论，坚持到底。他多次宣布“反古未可非，循理未足多”。“便国不必法古”，礼、法、政、教都要从实际出发。并且明确表示，儒家所提倡的那一套不合时宜，不足取法。“仁义道德，不可以束朝”（均见《赵册二》）这些都是当时观念形态变化的真实反映。

5、从思想线索上看。《战国策》艺术上自成一家，就是纵横家。而其道德哲学观多取道家，社会政治观接近法家，独与儒学抵牾不合，因而为后世学者所诟病。刘向已指出《战国策》的这种倾向。三国时秦宓曾攻讦：“战国反复，仪秦之术，杀人纫生，亡人纫存，经之所痊”（《三国志·蜀志·秦宓传》）。北宋曾巩指责《战国策》是“邪说害正”，要“放而绝之”。元人吴师道认为“是书善恶无所是非”，“善言之少，不足以胜不善之多”（战国策序）甚至宣扬受贿有功，造谣言说假话有理，露骨的提倡个人功名利禄，宣扬利己主义等，无疑都是糟粕。

三、《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1、《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全书对战国时期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鲜明生动的描写，尤其是一系列“士”的形象，更是写得栩栩如生，光彩照人。纵横之士如苏秦、张仪，勇毅之士如聂政、荆轲、高节之士如鲁仲连、颜斶等等，都个性鲜明，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代表了士的不同类型。

2、《战国策》还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描写人物。作者不满足于平铺直叙，有意追求行文的奇特惊人，如《燕策三》记燕太子使荆轲刺秦王；《秦策一》中《苏秦始将连横》记苏秦落魄而归后的刺股和喟叹，荣归故里时的感慨，其家人前倨后恭的言行等，都反映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

3、《战国策》在写人上，一方面继承了《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的文章，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成立开创了先例。如《齐策四·冯谖客孟尝君》，冯谖一生的主要事迹尽在一篇中，人物形象和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类作品，显示了由《左传》编年体向《史记》纪传体的过渡。

4、《战国策》的“文辞之胜”，在语言艺术上的空前成功，春秋时期从容不迫的行人辞令，到此时已演化为议论纵横的游说之辞。其文章艺术风格 “辩丽横肆”，铺张扬厉，气势纵横。

5、多用譬喻，借动物、植物或人们生活中习见的其他事物为喻，循序渐进地达到辩说的目的。还用大量的寓言故事、佚闻掌故来增强辩辞的说服力。寓言的巧妙运用，成为《战国策》文章的一大特点。阅读作品：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鞌之战》、《殽之战》、《晋公子重耳出亡》 《战国策》：《苏秦始将连横》、《冯谖客孟尝君》

作业题：

1、从《郑伯克段于鄢》、《殽之战》看《左传》描写战争的艺术。

2、试析《晋公子重耳出亡》的人物形象。

3、从《苏秦始将连横》看《战国策》的语言艺术。

4、由《冯谖客孟尝君》看战国时期“重士”和“以民为本”的时代风气。齐宣王见颜斶（chù，齐人）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趋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陇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陇也。”宣默然不悦。

左右皆曰：“斶来，斶来！大王据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锺，万石虡（jù,悬锺的木架）。天下之士，仁义皆来役处；辩士并进，莫不来语；东西南北，莫敢不服。求万物不备具，而百无不亲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称匹夫，徒步而处农亩，下则鄙野、监门、闾里，士之贱也，亦甚矣！”斶对曰：“不然。斶闻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何则？德厚之道，得贵士之力也。故舜起农亩，出于野鄙，而为天子。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当今之世，南面称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观之，非得失之策与？稍稍诛灭，灭亡无族之时，欲为监门、闾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传》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实，以喜其为名者，必以骄奢为行。据慢骄奢，则凶必从之。’是故无其实而喜其名者削，无德而望其福者约，无功而受其禄者辱，祸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虚愿不至。’（仅有好大喜功的野心是不能建功立业的，只有主观的空愿望而不去实行，愿望是无法实现的）此皆幸乐其名华，而无其实德者也。是以尧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汤有三辅，自古及今而能虚成名于天下者，无有。是以君王无羞亟问，不愧下学；是故成其道德而扬功名于后世者，尧、舜、禹、汤、周文王是也。故曰：‘无形者，形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见其原，下通其流，至圣人明学，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榖，是其贱必本舆？’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贱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谓，岂非下人而尊贵士与？夫尧传舜，舜传傅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称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贵也。”

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闻君子之言，乃今闻细人之行，愿请受为弟子。且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 颜斶辞去曰：“夫玉生于山，制则破焉，非弗宝贵矣，然夫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选则禄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愿得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制言者（命令我说话的人）王也，尽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备矣，愿得赐归，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则再拜而辞去也。

第二篇：第三章 《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

第三章 《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

第一节 从甲骨卜辞到《春秋》

1.我国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

2.同样未经后人加工的商周铜器铭文，反映了我国早期记事记言文字由简至繁的发展。

3.《尚书》在时间跨度上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相近。《尚书》文字古奥典雅，语言技巧较高超，文章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的文本结构和文体形态。

4.《春秋》由孔子在春秋时期编订，记事系统具有自觉的记事意识和写作义例。

5.《春秋》是“礼仪之大宗”，维护周礼，反对僭越违礼行为，贬斥邪说暴行。在史著中灌注强烈感情色彩的作法，为后代史传文学所继承。

第二节

《左传》的叙事和记言

1.《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2.《左传》采用编年史，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了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

3.《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就在描写战争。

4.《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5.《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作者有时就像一个讲述故事者，把事件叙述得颇具戏剧性。

6.人物是叙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

7.《左传》叙事中人物的行动、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

8.《左传》在战争描写中还有许多与整个战局关系不大的事，这些事只是反映了战争的一些具体情状，在战争中并不具有重要意义。大量细节描写。

9.《左传》中的记言文字，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这些记言文字无不“文典而美”，“语博而奥”，简洁精炼，委曲达意，婉而有致，栩栩如生。当时的外交辞令已很讲究，史家记述时又加修饰，故而文采斐然。10.《左传》叙述语言简洁含蕴，词约义丰。

第三节

《国语》的文学成就

1.《国语》是一部国别史，全书二十一卷，是各国史料的汇编。2.《国语》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

3.《国语》以记言为主，所记多为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国语》记言文字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面都很缜密，又有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生动活泼而富于形象性。4.《国语》虽然记言多于记事，把重点放在大段的议论文字上，但《国语》没有单纯的议论文或语录，有一系列故事穿插其中，因此表现出叙事技巧和情节构思上的特点，有时也能写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5.由于国别史的特点，《国语》有时在记述否一国事件时，集中在一定篇幅写某个人的言行。

第四节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1.《战国策》凡三十三卷，杂记诸国军政大事。

2.《战国策》突出表现了纵横家思想，反映了纵横家的人生观，是策士行迹的生动写照。

3.《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夸张虚构虽然不合史著的要求，但使叙事更加生动完整，更有利于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

4.《战国策》还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描写人物。

5.《战国策》在写人上，一方面继承了《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的文章，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成立开创了先例，显示了由《左传》编年体向《史记》纪传体的过渡。

6.,《战国策》的“文辞之胜”，在语言艺术上的空前成功，是其文学成就的重要方面。“辩丽横肆”，“铺张扬厉，气势纵横，可说是《战国策》说辞的主要特色。7.战国时代，游士为说服君相，说辞大都不以直接方式，往往引类譬喻，借其他事物为喻，循序渐进地达到辩说的目的。贴切深刻，饶有风趣，很有说服力。8.《战国策》 好用大量的寓言故事、轶闻掌故来增强辩辞的说服力。

9.《战国策》的铺张扬厉，气势宏伟，还与行文的夸张铺陈，大量运用对偶排比有关。

10.与其游说之辞一样，《战国策》的叙述语言也长于铺张渲染。对叙述语言运用之娴熟，令人惊叹。

11.《战国策》辩丽横肆的文风，雄隽华zhan的文采，是当时纵横捭阖时代特征的体现，标志着先秦叙事散文语言运用的新水平。

第五节

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1.

第三篇：先秦诸子散文

先秦诸子散文（上）

漆园丁

内容提要

老子与《老子》的概况，孔子与《论语》的 概况，墨子与《墨子》的概况，孟子与《孟子》的概况。《老子》、《论语》、《墨子》、《孟子》核心思想的区别。《老子》、《论语》、《墨子》、《孟子》文 风的区别。诸子语录体具有一定的共性，发展过程中又有各自的特点。《孟子》散文尚未脱尽语录体形式，但已呈现为具有对立情绪和说服性质的论辩文，形成独特 的论辩风格

关 键 词

老子

孔子

墨子

孟子

无为

仁爱

兼爱

仁政

语录

论辩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的变革，政权、文化下移，出现百家争鸣。《老子》的深邃，《论语》的雍容，《墨子》的质朴，《孟子》的雄辩，对后世文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老子与《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号聃，春秋时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生卒年不详，大约与孔子同时代，孔子曾问礼于老子。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曾任东周王室管理藏书的官吏。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是道家经典，亦称《道德经》，凡81章，5000字。相传为老聃所著，实出于战国时 期，内容基本是老子的思想。世传《老子》道经在前，德经在后，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1993年湖北荆 门郭店出土的《老子》被认为是最早的版本。《老子》较早的重要注本是三国魏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自汉魏以来，注释《老子》之多，仅次于《论语》。今人 陈鼓应有《老子今注今译》。

《老子》的思想。首次阐述“道”的学说，认为道是宇宙之本，万物之源，是人类社所必须遵循的准 则。概括出最高实体的道，对前人是一个突破，标志着人类理性思维的进步。阐释虚玄模糊，没有区分精神和物质，导致后世学者向唯物和唯心两端发展。其朴素辩 证法认为事物相互依存，对立统一，具有相对性。万物归结于矛盾的两极，相辅相成。事物向对立面转化，祸福相倚，正复为奇。柔弱胜刚强，以消极退避的表象掩 盖积极进取的实质。无为而治的“小国寡民”理想社会，反映了战乱中人们对宁静生活的渴望，却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揭露和抨击当权者的残酷剥削，具有强烈的批 判精神。

《老子》的文风。《老子》，文章简洁精练，寓理于形，情思深邃。文体属于语录体，没有对话的痕 迹，只述论点，略去论据，适应采用整齐的句式说理。韵散结合，某些章节全用韵语，大多随文成韵，并无一定程式，但音调和谐，富于节奏感，呈现为形式精美的 哲理诗。善于运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来阐明抽象的哲理。语句凝练，精警深邃，善于对复杂事物作抽象的概括，三言两语就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具有格言的特 性，警句广为流传。

第二节

孔子与《论语》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中国古代 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后人尊为“圣人”。孔子的祖先为宋国贵族，出生于鲁国，做过管理仓库和牧场的小吏，曾任鲁国的中都 宰、司空和司寇，短期行摄相事。孔子周游列国，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的主张违反历史发展的趋势，始终不得用事之机。暮年回到鲁国，整理过《诗》、《书》、《礼》、《乐》、《易》等，根据鲁国的史料修订《春秋》。相传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为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见《史记·孔子世 家》。

《论语》是孔门弟子和再传弟子所编撰，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主要记载孔子的言行，后为儒家 经典。汉代有《古论语》、《齐论语》和《鲁论语》三种版本。《古论语》和《齐论语》失传，流传至今的《论语》凡20篇500余章，是经过融合的《鲁论 语》。《论语》通行注本有《十三经注疏》中的《论语注疏》，用三国魏人何晏集解，宋代邢昺疏。宋代朱熹《四书集注》有《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父子有《论 语正义》，今人杨伯峻有《论语译注》。《论语》的思想。核心思想是“仁”，仁是由家庭关系出发的有等级差别的爱。仁由礼和乐相辅相 成，礼区别人与人之间的等级，乐调节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教育思想：首开私学，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思结合，温故知新等。文艺思想：重视文艺的 社会功能，认为《诗》具有“兴观群怨”的社会功用事父事君的伦理教化作用。审美情趣：辞达而已。绘事后素。文质彬彬。《论语》的文学性。《论语》是语录体散文，章幅短小，篇章之间一般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能以题概 篇。篇名取首章首句的关键词，章名一般取首句。文学性不因语录体而削弱，《论语》的文学性高出诸子。一是刻画出孔子和孔门著名弟子及其他人物的形象。描绘 出人物的仪态举止、神情口吻和音容笑貌，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二是语言风格言简意赅，雍容和雅，朴实含蓄，生动传神，明白易懂，含义深永，具有概括性，富于哲理性，不乏个性化，传世成语特别多。

第三节

墨子与《墨子》

墨子（约前468——约前376年）名翟，鲁人，一说宋人，墨学家派创始人，战国初期著名思想 家、教育家。墨儒并称显学。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一派著《墨辩》，发展逻辑思想，一派推行宗教，演变为游侠。墨家到战国末期已经衰微，汉代以后几乎后继无 人，销声匿迹。《史记》中墨子之传附于《孟子荀卿列传》之末，只有短短二十余字。

《墨子》原有71篇，今存53篇。或为墨子本人所著，或为弟子记录整理而成，或为墨家后学所 写。《墨子》历来不受重视，少有人研究，因为墨家宣扬平等，封建统治不接受；墨文不讲文采，封建文人不欣赏。司马迁将墨传附于《孟荀列传》末尾，仅二十四 字。清代孙诒让是作《墨子间诂》。

《墨子》的思想。十大主张：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兼爱”是《墨子》的核心思想，是提倡人与人之间无差等的爱，与儒家强调等级差别相对。“兼爱”用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非攻”，即反对攻伐性战争。但 支持、参与并且擅长防御性的战争。“尚贤”即任人唯贤，以反对贵族世袭制度，“尚同”是“尚贤”的发展，倡导国家政治和道德标准的统一，这两大主张与儒、法诸家相近似。“节用”、“节葬”是指节约活人的用度和死人的丧葬。墨家信鬼神，不同于诸子用神话传说说理。《墨子》的文风。《墨子》产生于战国前期，但成书很晚，因而体例较复杂。有早期的对话语录体，由论辩文，也有后来完整的专题论文，多数文章能够以题概篇。《墨子》散文在先秦诸子中独具一格，特色鲜明。一是文章体的例有因革，从对话语录体到专题论说 文，反映了先秦诸子散文发展的历程。二是逻辑推理很严谨，明确三表法、类推法，具有很强的说服力，首创中国古代形式逻辑的运用和阐述，同时首开论辩散文之 先河。三是朴实无华，不加修饰，尚实尚质，通俗流畅，说理透彻，体现了墨家特有的审美情趣。

第四节

孟子与《孟子》

孟子（约前372年——约前289年）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战国中期杰出的思想家、教育 家和散文家，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儒家大师，被后人尊为“亚圣”，与孔子并称“孔孟”。孟子是鲁国孟孙氏的后裔，但家道衰落，家境贫困，他的成长得力于母亲培 养。《荀子·非十二子》将子思与孟子相联系，《史记·孟荀列传》载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故世称“思孟学派”。孟子学成之后曾游事齐宣王、梁惠王，游历 宋、薛、鲁、滕等国。其政见不合于当时连横合纵、攻伐为右的形势，故未能为各国君主所采纳，于是只好退而授徒，著书立说。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孟子》的概况。《孟子》记载孟子及时人的言论，是继《论语》之后儒家最重要的经典著作。《史 记·孟荀列传》记载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汉书·艺文志》载“《孟子》十一篇”，东汉的赵岐认为外篇四 篇是赝品，不作注释，于是亡佚。七篇各分为上下篇，篇内分为若干章，篇章之间一般没有必然的联系。篇名取首句首句的关键词，章名一般取首句，仍然是语录 体，但章幅一般比《论语》的长得多。《孟子》的通行注本有《十三经注疏》中的《孟子注疏》，保存东汉赵岐注，采用宋代孙奭疏。南宋朱熹《四书集注》中有 《孟子集注》，清代焦循在东汉赵岐注的基础上作《孟子正义》，今人杨伯峻有《孟子译注》。

《孟子》的思想。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王道仁政”，是对孔子“仁爱”的继承和发展。提倡王道，则 反对霸道；提倡仁政，则反对暴政。揭露和批判统治者的贪婪残暴，包含浓厚的民本思想。“仁政”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性善论是对孔子“性相近”的继承和发 展。孟子认为如同人人有四肢，所有的人都先天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心分别是仁、义、礼、智的萌芽。文艺观主张：“知人论世”，将作品与作者及社会背景联系考察，以求正解。理解作品“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即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正确探求作者的本义，而不至于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孟子》的文风。《孟子》散文尚未脱尽语录体，但不同于《论语》的气度雍容，坐而论道，而是以 论辩为特色，是为论辩文。其特点一是感情强烈，气势逼人；二是善设机巧，欲擒先纵；三是长于譬喻，说理生动。感情和气势来源于内在的浩然之气和外在的铺排 手法，机巧和擒纵体现在掌握论辩的主动权，娴熟地运用逻辑推理。譬喻不见堆砌，用得恰到好处。此外作品通过对话过程和表情，展示出孟子的个性：傲岸梗直，坚持原则，聪明机智，能言善辩。有的寓言善于刻画人物，成为讽刺小品。如《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章。《孟子》文章自然流露中心论点，自然形成篇章结构，有些长篇已经初具起承转合的规模。

【精读作品】

《小国寡民章》、《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季氏将伐颛臾章》、《长沮桀溺耦而耕章》、《非攻》、《公输》、《孟子见梁襄王章》、《齐桓晋文之事章》、《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齐人有一妻一妾章》、《鱼我所欲也章》。

【思考练习】

1．简述《老子》的“道”

2．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季氏将伐颛臾章》看《论语》的文学性

3．从《非攻》、《公输》等篇看《墨子》的文风

4．从《齐桓晋文之事章》、《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看《孟子》的文风

先秦诸子散文（下）

漆园丁

内容摘要

庄子、荀子、韩非子、吕不韦等均为战国中 后期的人物，《庄子》、《荀子》、《韩非子》和《吕氏春秋》等诸子著述有自创也有集体创作。《庄子》讲究逍遥无为，《荀子》主张礼法兼用，《韩非子》总结 法、术、势，《吕氏春秋》集合先秦诸子成为杂家。这一时期说理文体制成熟，而诸子文风各具特色：庄文恣肆，荀文浑厚，韩文犀利，吕览渊博。

关 键 词

庄子

荀子

韩非子

吕氏春秋 无为

礼法

法术势

恣肆

犀利

先秦诸子论说文体制渐趋成熟，《庄子》内篇以题概篇，《荀子》的文章具备论点、论据、论证等基本要素，《韩非子》的文章创作立论、驳论和解说等多种形式，《吕氏春秋》进而讲究全书的严谨布局，战国后期诸子散文体制的发展达到最高阶段。

第一节

庄子与《庄子》

庄子（约前369年——约前289年）名周，宋国蒙邑(今河南商丘东北)人，战国中期道家的代 表人物，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作家。其生活年代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年龄小于孟子而大于荀子和屈原。庄子曾经做过蒙邑的漆园吏，不算入 仕。往来游历于齐、魏诸侯之间，因其剽剥儒墨，放言无忌，王公大人不能器之，一生未入仕途，安于平民生活，生活贫困，居住穷巷，织鞋为生。楚威王曾厚币聘 请庄子为相，被他戏谑相拒。庄子也聚徒讲学，弟子姓名流传下来的只有蔺且、魏牟几人。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汉书·艺文志》载《庄子》有55篇。今本《庄子》33篇，分为内篇7篇，外篇15篇和杂篇 11篇。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自著，偏重于论述哲学；外篇、杂篇出于庄子门人及后学之手，偏重批判社会。全书的思想和文风大体一致。中唐时期《庄子》成为道 教经典，称为《南华真经》，庄子也被道教尊为“南华真人”。《庄子》最早的注本被认为是西晋郭象的《庄子注》，其实是郭象剽窃竹林七贤之向秀的注释成果。唐代成玄英有《南华真经注疏》，清代郭庆藩有《庄子集释》，今人陈鼓应有《庄子今注今译》。

《庄子》的思想。“道”为化育万物的精神本体，人们可以通过修养而得道，将自己视为自然一物，忘怀自我，淡情寡欲，不计得失，不虑生死，超越有限的现实世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将老子辩证法的相对性加以夸大，发展为相对主义，认为事物的大小、寿 夭、善恶、美丑都是相对而言，进而不谴是非，否定评判是非的一切客观标准。将现实社会视为强盗世界，认为仁义礼智是窃国大盗的工具和赃物，由愤世嫉俗走向 超世脱俗。追求绝对精神自由的逍遥境界，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超越物质世界的束缚，无名、无功、无己，也就是无待、无为。

《庄子》的文风。《庄子》散文善于用寓言说哲理，极其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寓言想象丰富，构思奇 特，随意夸张。将自然万物赋予灵性，对历史人物加以虚构。寓言故事密度大，用寓言代说理，故事一个接着一个，抽去寓言就不成文章。寓言的主题具有同一性和 多义性，同一性即用多个寓言阐释同一个道理，多义性即用同一个寓言阐释多种道理。其寓言形象的含义往往超越作者的创作动机，形成“形象大于思想”的特征。历代解读往往烙上时代印记，有所折中或曲解。因而阅读《庄子》必须疏理庄学三义：作者的本义、注者的释义和读者的取义。文风恣肆，没有固定模式，或先分后 总，或先总后分，或分总同用；意到笔随，得心应手。司马迁评为“洸洋自恣以适己”，鲁迅说：“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之或能先也”。从《逍遥游》的本义、释义和取义看《庄子》文风。

第二节

荀子与《荀子》

荀子（约前313年——约前238年）名况，也称孙卿，战国后期赵国人，是先秦时期儒家的最后 一位大师，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散文家。曾游历秦、齐、赵、楚诸国，齐襄王时在齐国稷下学宫“最为老师”，并三次被任为祭酒。后来荀子遭到齐人的谗毁，便 去齐适楚，楚国的春申君黄歇委任他为兰陵令。春申君死后，荀子被废去官职，于是居家于兰陵，从事著述。著名法家韩非子和秦丞相李斯原来都是荀子的学生。见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荀子》的文章主要是荀子自撰，弟子杂录约占五分之一。西汉刘向将其整理编订为32篇，定名为《荀卿新书》，唐代杨倞为之作注，改称为《荀卿子》，宋以后始称《荀子》。清王先谦为之作注，成《荀子集解》。唐代杨倞的《荀卿子》注是权威注本。

《荀子》的思想。荀子批判诸家学说，发扬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传统，集先秦朴素唯物主义之大成。虽 然属于儒家，而与孟子的正统儒家有别。荀子改造儒家学说，兼容法家思想，主张礼法兼用，威德并施，王霸并行。与孟子“法先王”相对，提出“法后王”；与孟 子的天命观相对，荀子认为“天行有常”，人定胜天，主张“制天命而用之”；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对，荀子主张性恶论。荀子大体继承孔孟学说，但并不墨守陈规，善于变通，是一代通儒。

《荀子》的文风。《荀子》标志着说理文体制的成熟。一是普遍以题概篇，即文章的标题能够高度概 括文章的内容。二是文章结构要素具备，一般每篇都有中心主题，有整体结构，有论点、论据和论证，讲究对比论证等方法，首次完成说理文的体制。三是继承儒家 的文质相符，排比博喻，文辞富赡，有欣赏价值。四是整体文风浑朴厚重，严谨缜密，说理的气势和逻辑的力量相结合，具有令人信服的说服力。《荀子》散文对后 世的论说文形式的影响最为深远，直至今天。

第三节

韩非与《韩非子》

韩非(前280年——前233年)，战国末期法家学派之集大成者，著名的思想家，散文家。韩非 出身韩国贵族世家，与李斯同为荀子的学生。战国七雄中韩国最弱，而旧贵族势力很强，当权者名高而无能，屡屡丧师失地。韩非多次上书，建议变法图强，都未被 采纳。韩非口吃，不善言辞而善写作，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凡十余万言。文章传至秦，秦王嬴政十分赞赏，为得到韩非而发 兵急攻韩。韩非到秦国后遭李斯嫉妒，李斯与姚贾共进谗言，将韩非下狱，逼迫韩非服毒自杀。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子》亦称《韩子》，《汉书·艺文志》载55篇，今本《韩非子》合于此数。《韩非子》主要 为韩非自撰，也有混杂、散佚和增补，如首篇《初见秦》，郭沫若认为是吕不韦所作；《存韩》并非一人所作，《有度》论及韩非死后事，绝非韩非所作。《北堂书 钞》等类书中录有《韩非子》佚文。《韩非子》原有旧注，注文粗略。清末王先慎辑录诸家校释，参以已意，成《韩非子集解》，是《韩非子》最权威的注本。

《韩非子》的思想。韩非继承发展前期法家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法”，法是法令，是治理百姓的公开条规；“术”是权术，是藏于胸中驾驭百官的手段；“势”是权势，是“法”和“术”得以施行的保障。韩非提出以法治为中 心，法、术、势相结合的集权主义思想，为封建专制主义提供了理论根据。韩非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历史进化论和性恶论，既集法家之大成，也总结了老子和荀子 的思想。

《韩非子》的文风。韩非子继荀子之后将论说文发展得更为成熟，是先秦论说文发展的最高阶段。特 点一是多长篇大论，有立论、驳论、解说几种类型，具有高度的分析综合能力。二是立论观点鲜明，论证充分，逻辑严密，结构完整，单刀直入，鞭辟入里。三是驳 论采用立意设词，往来诘难，先引出反面观点，然后进行驳难，针锋相对，切中要害。四是善于用寓言和史实说理，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内外储说》汇集 寓言，可能是储备材料，以待作文，却自成洋洋大观的故事专辑。五是文章风格峻峭犀利，锋芒毕露。法家刻薄少恩，真率直露，为文讲究实效，少有文饰，显得冷 峻、峭刻、尖锐、犀利，其锋不可犯。

第四节 吕不韦与《吕氏春秋》

吕不韦(? ——公元前235年)，战国末年濮阳(今河南濮阳)人，秦国的相国。早年经商，家累千金，在赵都邯郸结识质于赵国的秦公子子楚，遂资助子楚继位，被秦庄襄 王任为相国，封文信侯。秦王赢政即位，他继任相国，被尊为“仲父”。不久因嫪毐逆反事受牵连而被免去相国，迁徙蜀地，途中自杀。见《史记·吕不韦列传》。

吕不韦有门客三千人，令其各著所闻，集体编著成书，号曰《吕氏春秋》，亦称为《吕览》。全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三大部分，计160篇文章。《吕氏春秋》的注本最早有东汉高诱注，明代有多种刻本。近人许维遹有《吕氏春秋集释》，今人张双棣等人有《吕氏春秋译注》。

《吕氏春秋》的思想。《汉书·艺文志》将此书归于杂家，班固认为杂家是“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高诱注云：“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验格”。杂家并不是杂糅，而是兼采各家之长，力求融会贯通。哲学思想受道家影响较多，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因素，政治思想以道家为基础，以儒家为主导，兼采诸家融合而成。重视音乐艺术的教化 作用，对音乐艺术的起源有珍贵的记载。《吕氏春秋》总结统治天下的理论，适应了秦统一中国的需要。

《吕氏春秋》的文风。此书体例最为严谨：十二纪每纪五篇，八览每览八篇，六论每论三篇。每组内 部的文章各自成篇，共同讨论某一方面的问题。书成之后，悬赏增损一字者千金，是出于政治目的，也说明全书的设计和撰写都煞费苦心，体例完善而表述精确。文 章篇幅一般较短，问题逐个提出，逐个解决，绝少长篇大论。文章写法往往先以言论开篇，中间用事实论证，最后得出结论，前后照应，中间生发，具有很强的逻辑 性和说服力。书中保存有三百多则寓言和历史故事，数量与《韩非子》不相上下。故事层出不穷，重在说明事理，故很少夸饰渲染，大多情节简单而富于哲理，有些 较长的故事情节曲折跌宕，具有小说因素。

先秦诸子散文还有法家的《商君书》、道家的《列子》、名家的《公孙龙子》等，都不同程度地具有独特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但影响都不及《老子》、《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不再展开阐述。

【精读作品】

《逍遥游》、《养生主》、《胠窃》、《秋水》、篇》、《五蠹》、《说难》、《察今》、《察传》。

【思考练习】

1．《庄子》寓言主题的多义性

2．从《劝学》看《荀子》文章的体制和文采 3．从《五蠹》、《说难》看《韩非子》的文风 4．简论《吕氏春秋》归于“杂家”的意义

《劝学》、《天论》、《赋

第四篇：先秦历史散文

读《孟子》之心得体会

作为儒家十三经的《孟子》，在我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作用在我国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中得以体现。《孟子》阐述了儒家的主要思想、观点，《孟子》与《论语》都是我国儒家文化中重要的经典之作。

孟子处于战国时期的**年代，百家思想争鸣，也就是由于乱世而出了孟子这位思想枭雄。他出生于贫苦家庭，在各种教育下还是在那个年代积极思考出一些推动社会变革，促进社会发展的思想理论。这些思想从我个人观点看来孟子确实是一位思想巨人，在两千多年前就能思考出这些思想理论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划时代的产物。

在我们所知的《孟子》七篇：《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中，都分别阐述了其主要的思想体系。读罢《孟子》，我可以读出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孟子及其学派的政治主张与思想学说。其中一方面表达了“仁政”、“王道”的政治主张，孟子主张通过改良的手段来推进社会改革，认为统治者只有实行“仁政”“王道”，带能到达统一天下的目的。实行仁政的关键在于“保民”，而保民的基础则是“制民之产”即让老百姓拥有自己的财产，以求得其对国家的“恒心”。孟子的仁政思想突出了“民”的地位，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具有明显的民本色彩。孟子还发挥了孔子君臣相对论的观点，肯定臣下和人民具有反抗暴君的权利。另一方面表达了性善论的观点。这是孟子伦理道德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孟子主张性善论，其依据是人人都有善的萌芽，人有一种先验的善性，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性之所以不善，主要由于外界的影响及主观上不愿意向善等原因造成的。为是人的善性得到保存和扩充，孟子还提出了“养心”、“寡欲”、“存心”、“思诚”、“自反”、“不动心”、“求其放心”、“养浩然正气”等一整套修身养性的办法。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端”是与生俱来的，是“天之降才”。天生万物必然赋予每种事物能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本质特征。他不否认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不善的行为和不善的人。“人为不善”既有客观的原因又有主观的原因。他认为不善的客观原因是后天环境等各种因素对人的陷溺，而主观原因是人们“放其良心”而不知存养和扩充。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伦理道德思想和道德规范，强调了儒家的主要思想孝悌忠信、仁义礼智，这表现了其思想是对孔子的继承，早年他对孔子的崇拜及其思想方面的学习。孟子强调“仁者爱人”，这是他对人自身的重视和肯定，提倡“亲亲”而后“仁民”，一方面反映出他具有重民、爱民的思想，同时也表现出孟子的仁爱是以血缘感情为出发点，带有氏族宗法意识，其实孟子的目的也在于借以维系当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的统一和稳定。孟子推崇道德价值，认为道德的力量的是巨大的，它决定着个人的荣辱与生死，所以他说“仁则荣，不仁则死”，他把道德放大了一个决定人生死的地位，虽然这有点过于强调道德的力量，但同时反映了儒家对道德追求。所以就有了“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对生死臵之度外而追求精神境界的崇高的行为。他主张行仁政，希望君主“以民为贵”。

孟子生活在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十分痛苦的战国时代。当时，各大国之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统治者是“庖有肥肉，厩有肥马”；人民是“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面对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孟子最早提出了“民贵君轻”的主张，呼吁各国诸侯重视人民的作用；提出残暴之君是“独夫”，人民可以推翻他；强烈反对不义战争。他到处游说，宣扬他的“仁政”“王道”，并把这一希望寄托在封建统治者发“仁心”上，从而使天下归顺，达到成就王业，“黎民不饥不寒”的目的。就此，他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阐述了一场战争、对弈中各方面因素的重要性的次要，君王“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孟子觉得武器装备、地理位臵等客观因素在治国这方面是次要的，而君主能够施行“仁政”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了君主治国成败的关键。

同时，《孟子》一书中还说明了人只有经历过各种艰苦的磨砺的之后才能有所作为，这一观点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细致的阐述。其中“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将这一观点展示得淋漓尽致。同时，这种先苦后甜的观点不仅针对个人，对一个国家也是同样的理，所以，这一观点还被延伸到了一个国家的治理方面，“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人的一生就是要经历这些艰苦磨难后才会是自己更有韧性，能够面对各种艰难险阻、突发事件的能力。

第五篇：关于先秦诸子散文

一、关于先秦诸子散文先秦诸子散文产生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主要的著作有《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春秋战国之交为第一个发展阶段，以《论语〉和《墨子〉为代表。《论语》是较短的语录体散文。《墨子》在对话中有议论，初具议论文的规模。战国中叶为第二个发展阶段，以《孟子》和《庄子》为代表。《孟子》是对话体论辩 文，《庄子》接近专题论文。战国后期为第三个发展阶段，以《荀子》和《韩非子》为代表。先秦诸子散文大多文情并茂，极具文采，善用譬喻陈说事理，论辩是非，增强了说服力，而排比、夸张等修辞的大量运用更使文章辞采缤纷。总之，先秦诸子散文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墨子：名翟，鲁国人，一说宋人，战国初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先秦诸子散文代表作家。早年接受儒家教育，后聚徒讲学，创立与儒家相对立的墨家学派。主张“兼爱”“非攻”“尚贤”“节用”，反映了小生产者反对兼并战争，要求改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愿望，他的认识观点是唯物的。但他一方面批判唯心的宿命论，一方面又提出同样是唯心的“天志”说，认为天有意志，并且相信鬼神。墨子的学说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为“显学”。

三、《墨子》是战国时期墨家学派的著作总集。《汉书》记载，《墨子》原有71篇，而流传至今的仅15卷53篇，失18篇。学术界一般认为是由墨子的弟子及其后学在不同时期记述编撰而成。《墨子》是我国论辩性散文的源头，运用譬喻、类比、举例、推论的论辩方法进行论证，逻辑严密，说理清楚。语言质朴无华，多用口语，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