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识

《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识

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

洪艳艳

摘 要：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政治黑暗，文人更多地关注自身。《古诗十九首》 以其纯熟

的艺术传达出人们普遍的真挚的情感，赢得了世人的赞赏，被称为“五言冠冕”。关键词：《古诗十九首》、生命意识、表现手法。

《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是一组五言诗，计十九首。一般认为，它并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应产生在东汉顺帝末到献帝前，即公元140年-190年之间。《古诗十九首》以其纯熟的艺术传达最真挚的情感，别林斯基曾经指出：“活得最长久的艺术作品都是能把那个时代中最真实、最实在，最足以显出特征的东西，用最完满最有力的方式表达出来的。”[1]我想，它之所以能久传不衰，原因正在于此吧。

一、生命意识的具体体现

生命意识体现为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于人类生命的本体，对人生在宇宙中的位置，人生的价值，生存的意义诸问题的高度关切、思考，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生命自由的追求，对生命痛苦的超越。清代学者沈德潜说：“《十九首》大率逐臣弃友，朋友阔绝，死生新故之感，中间或寓意，或显言，反复低徊，抑扬不尽，使读者悲感无端，油然善入。”[2]可见，《古诗十九首》中蕴含了强烈的生命意识。

1、相思之情，震摄人心。

《古诗十九首》中一半以上的诗篇都是游子，思妇真挚的情感的抒发，深刻剖析了游子思妇因时空阻隔而产生的痛苦相思，其情感的诚挚、热切与悲凉，足以让人震撼。

古诗中的游子不管其仕途顺利与否，都同样深感于**之时天各一涯的沓无音讯，深感于遥遥无期的相逢苦等，深感于长期独处的凄清寂寞，深感于远离家乡的思家之愁等等。如“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这是一首漂泊异乡的游子思念家乡和妻子的诗，该诗主人公由思念而采芙蓉，由采芙蓉赠人而望故乡远 1 道，由望故乡远道不见而倍增思念。“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充分表现了爱情不得意的痛苦和无奈，虽然两人“同心”而爱情不移，无奈空间令二人不得相见相依，于是在忧伤之中生命老去了，美丽而令人哀伤。

游子在外漂泊虽然孤苦无依，但他们可以驾车出游，把酒言欢，而思妇只能独守空房，甚至连向外人诉说的机会都没有，因而她们的处境更悲惨。“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中“行行”言其远，“重行行”极言其久远，不仅指空间，也指时间。开篇追叙别时情景，一个“生”字尽显离别之痛，继而说路远难会面——“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分别的空间遥不可及，时间不可跨越，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苦等中，产生了担忧、疑惧：“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害怕自己的殷切等待换回的是丈夫的无情背叛。清代吴淇在评价“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时说：“妙在‘已晚’上着一‘忽’字。彼衣带之缓曰‘日已’，逐日抚髀，苦处在渐，岁月之晚曰‘忽已’，兜然惊心，苦处在顿。”[3]把别离写得更加可怕和难以忍受。

《冉冉孤生竹》中的女主人公对未婚夫满怀思念，但未婚夫与她相隔甚远，迟迟不来迎娶成亲，她饱受相思的煎熬，向对方发出“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这如怨如诉的呼唤。《明月何皎皎》中“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展示女子因思念丈夫，深夜起衣徘徊，对月相思，无以慰藉，最后只能以泪解忧，《孟冬寒气至》中的妻子把丈夫三年前托人捎来的书信贴心深存：“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更”，不但见其忠心，更见其痛苦。

更为可贵的是《古诗十九首》体现的思妇的生命意识在于对传统礼教压制人欲的抗争，对个体生命的渴求。《青青河畔草》中思妇天生丽质，“昔为倡家女”的出身，不安分的举动和打扮，使她在草木茂盛，生机勃勃的春景下发出“空床难独守”的呼唤。全诗最末的“守”字，是全篇的诗眼。“难守”，是把贞洁道德放在与真情的冲突中展示生命的力量。王国维《人间词话》说：“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

马茂元先生说：：“现实生活的刺激，使得诗人突破了因袭已久的传统的社会意识，而把隐藏在内心深处平日认为不可告人的东西毫不顾忌地裸陈出来。”[4]这种“不可告人的东西”，就是从儒教的严密束缚底下解脱出来的一度泯灭了的 人类的真情和自我的生命意识，就是对我情感的重视，对自我生命的歌唱。

2、生命易逝，人生无常。

这些游子漂泊异乡，远离亲人，仕途并不十分得意，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使他们内心极为复杂和痛苦，尤为深刻地体会到个体生命的匆促、短暂与渺小。《古诗十九首》中几乎每篇都充斥着对生命易逝，人生无常的体会。如“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叹生命如白驹过隙；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和“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叹生命无奈地消逝，“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感时光飞逝，漂泊异地，居留无定，前途末卜，就自然产生人生如寄，命运无常的羁旅感受和过客心态。游子境遇的无定，无常、客居、寄托、飘零是其人生状态的真实写照。东汉末年社会的动荡不安也使诗人们更加敏感而忧伤：生命是那样脆弱，又是那样渺小，无从把握，不可捉摸。

《今日良宴会》中“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用所愿，含义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在这个热闹的宴会上，诗人本应该饮酒行乐。但是人生短促，盛筵难再，诗人始终难以摆脱这种生命短暂的困扰，因为他看重的仍然是自我生命的存在价值。

这种感伤从思妇口中说出则表现为对青春易逝，容颜衰老的畏惧意识，对死亡正在无情逼近，人生竟然如此短促的惶恐感。如《行行重行行》中“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冉冉孤生竹》中“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惠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

这些体现个体生命意识的作品，正是汉末社会时代思潮所致。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指出的“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

3、世态炎凉，知音难觅。

诗人们寓居他乡，生命困顿，饱经磨难，渴望得到同情与帮助，然而人情淡漠，世态炎凉，心中充满了孤寂与怨恨，《明月皎夜光》中写道“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昔日的同门好友，一朝仕途得意竟全然不顾往日的情谊，抛弃自己就像行人身后遗留的足迹，诗人心中的悲伤与愤慨溢于言表。《去者自己疏》 一诗：“去昔日已疏，来者日已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何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诗人走出城门，本想排谴一下思乡的痛苦。结果，放眼望去，只见远处丘坟垒垒，一些古墓已被犁成了平地，枯松也被砍伐，只有那些幸存的白杨在寒风中飒飒作响，给人一种阴冷，可怕的感受。人终究是要死去的，坟墓可谓是人的最后归宿。但是，活着的人不仅很快就会忘却死去了的人，而且连死人的坟墓也不让它久留！这实在是一件令活人和死人都十分痛苦和悲哀的事情。

世态炎凉使得诗人更加感叹知音稀少，怀才不遇。《西北有高楼》的作者被楼上飘下来的歌声所吸引，心有所感：“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他把歌者设想成一个失意之人，自命为歌者的知音和对方同病相怜，抒发了知音难遇的悲哀。

4、追求功名，及时行乐。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长久地处于失意之中，希望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呼声异常强烈，在诗里集中表现为对功名的追求。如在《今日良宴会》一诗里，“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坎坷长苦辛。”诗人要奔竞仕途，争取捷足先登，抢占显要职位，以摆脱贫贱辛苦的处境。即使在《明月皎夜光》中“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同门友”的不满，诗里隐含的依然是那颗为博取功名的炽热的心。东汉末黑暗的社会现实阻塞了广大文人的入仕之路，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借助立德、立功、立言等使自己虽“奄忽随物化”，但仍有“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中涌动的也是强烈的追求功名的情绪。万物皆去故而就新，更何况人呢？只有光荣的名声才是不朽的，所以人间都把它当作珍宝。但是，这种强烈地要求建功立业，扬名于后世以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愿望，在现实面前，无不被击得粉碎，这种想法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诗人们长年漂泊，热衷求仕进官，扬名后世又屡屡碰壁，这些目标都难以实现，于是由精神追求转向物欲满足。

《驱车上东门》：“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生年不满百》：“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此时的文人不再有成仙长生的梦想，同时辛辣嘲讽守财为后代子孙的愚者，对生命的绝望使他们沉溺于美酒的麻醉，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思潮在他们心中泛 滥开来。似乎他们的追求堕落了，人生意义退化了，但这种感伤的情调和享乐主义的思潮，正反映当时文士对人生的珍惜和执着。李泽厚就曾指出：“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欲求和留恋。„„表面看来似乎是无耻地在贪图享受、腐败、堕落，其实，恰恰相反，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5]

二、表现手法的多样性

《古诗十九首》以其多样化的表现手法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刘勰《文心雕龙》称“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6]钟嵘《诗品》评“十九首”曰：“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7]

1、回环复沓，反复咏叹。

《行行重行行》从初别追叙起，分别从“道路阻且长”，“相去万余里”，“相去日已远”的空间和时间的不同角度，回环咏唱，组成低沉回荡的旋律。

2、使用叠字，生动自然。

《迢迢牵牛星》与《青青河畔草》中双叠字均有六句，确切真实，自然生动，有异曲同工之妙，马茂元《古诗十九首初探》说：“‘迢迢’是星空的距离，‘皎皎’是星空的光线，‘纤纤’是手的形状，‘札札’是机的声音，‘盈盈’是水的形态，‘脉脉’是人的神情，词性不同，用法上极尽变化之能事。”

3、虚实交替，相互映衬。

《凛凛岁云暮》：“凛凛岁云暮，蝼蛄夕悲鸣。凉风率以厉，游子寒无衣。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闺。亮无晨风翼，焉能凌风飞？眄睐以适意，引领遥相睎。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

全诗二十句，首八句点明时节，从深秋蝼蛄的悲鸣写起，都是居者听到，感受到的。以已度人，她既担心丈夫无御寒之衣，又怕他远离家乡在外别有新欢，思念至极而入梦。中间六句写梦中之景，充满了欢乐，新婚良辰的重演，携手同游的幸福生活在梦境中一一呈现出来。最后六句写梦醒后的感伤惆怅乃至绝望。诗人的笔触细腻而曲折，刻划的心情迷离恍惚，给诗的形象染上了一层奇丽的梦幻色彩。

4、兴而兼比，余味无穷。

《冉冉孤生行》前六句追忆新婚时夫唱妇随，女子托身于君子，如孤行托根于泰山，兔丝附于女萝，兴而兼比。“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仍是用比，兔丝开花有一定的时间，夫妇相会也应有适当的时间，即青春正盛之时，比喻巧妙。

《行行重行行》中的“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比喻游子思乡。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诗篇通篇比兴，足见作者写作之精妙。

总之，《古诗十九首》以其诚挚热烈的情思，高超精妙的表现手法，赢得了人们的普遍赞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529页

[2]沈德潜《古诗源》

岳麓书社

1998

[3]吴淇《古诗十九首定论》中华书局出版社

1955 第9页

[4]马茂元《古诗十九首初探》[M]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第52页

[5]李泽厚《美学三书》[M]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

[6]刘勰《文心雕龙》[A] 周振甫

文心雕龙今译[C] 中华书局

1986 第58页

[7]钟嵘《诗品》 [A]，陈延杰

诗品注[C]，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第17页

参考文献：曹

旭《古诗十九首与乐府诗选评》

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

王国维《人间词话》

第二篇：《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识 (无名氏)

《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识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创作者和创作时间，古有争议，至今也不能确定其确切的时间，而创作者一般采用萧统《文选》所用的无名氏。现在一般的说法认为其创作年代不晚于东汉桓、灵时期，主要认为创作于东汉末年。为什么要特别提其创作年代呢？因为这对于能够更好地分析作品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都知道，汉承秦制，同时也继承了秦朝的疆土并进一步扩张了。西汉实行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更是强化了国家内部的统一和安定，使国家成了一个稳固的主体。所以西汉是趋向稳定繁荣开放的，同样西汉的文学也很明显地表现出苞括宇宙，总揽天人的大一统气概的艺术追求，而徐陵《玉台新詠》中认为其中几首为西汉枚乘所作的讲法，观其风格，是与西汉的这种气概不相符的。而到了东汉，可以说自初期“光武中兴”、“明章之治”以下国家就日益衰微，内政日益黑暗。具体表现为朝廷内部的外戚和宦官干预朝政，到了东汉末年，这一现象尤其严重；而表现在外部，又产生了渊源于西汉太学制度的士族，这一士族，其并不像外戚和宦官般明目张胆地大肆把持朝政，但其实其势力以及影响力是大大超过前两者的。可以说外戚宦官要么借助皇帝的宠信，要么凭荫后、妃，以此来把持朝政。那么这些世家大族呢？士族累世经学、诗书传家，可以说每个士族基本都是某一部经典的权威，凭借着汉代的郎吏制度，这些累世经学的大家族可以说就是累世为官，那么流传这么多年，且不说其在朝有多大权势，就像是汉末三国时期的袁绍的家族，即便是门生故吏，也是遍布天下，所以，这些家族子弟就大多能入朝或在外为官，而并不需要像平民般举孝廉，举贤良方正为官，或只是一个形式，那么，这就使那些平民学子们拥有了更少的能够为郎为吏的机会。

而创作《古诗十九首》的便是那些希望通过游学而取得功名的学子，这些游子多是无权无势、家庭较为困苦的。他们迫切希望通过游学而能够得到一官半职，能够取得富贵，从而改变自己以及家庭的命运。但现实并没有给他们太多这样的机会，所以他们的游宦大多是不成功的。朝内有外戚宦官把持朝政，政治腐败黑暗；朝外有世家大族的极大影响，再加上汉末一系列的社会**，西汉大一统的和平安定局面以不复见。所以这些游宦子弟即便是有才学，若没有达贵之人举荐，也是极难有所作为的，而徒把时间浪费在了游宦的路途上。于是，怀才不遇、施才无门的感慨和落寞低沉的心情成了这些游子的情感基调。

这些游宦子弟们起初都是心中有抱负，欲求飞黄腾达，摆脱贫困的。如《今日良宴会》中写道“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常苦辛。”进而追求自身价值的不朽，欲图建功立业，扬名后世，如《回车驾言迈》中的“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这些都是还未受挫的游子们的积极的人生追求，但是事不遂人愿，他们的理想并不能实现。但是他们并没有一味地颓废与伤感，但是在我看来，他们的饮酒作乐，及时行乐的消极应付的思想也是对自己的麻痹而已。他们“斗酒想娱乐，聊厚不为薄。”“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他们还认为“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所以他们觉得“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他们还从“昼短苦夜长”的感慨中得出“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的想法。从现在看来，这些思想同样是消极的颓废的，并不值得提倡的，但是辩证地看，处在那时那个境地的这些游子们，即无权无势，又无显贵之人引荐，感觉空有满腹才情却没有施展之处，那种苦闷，似乎没有比美酒更好的麻痹效果了。所以我说，他们的这种饮酒极娱，及时行乐的做法，其实是他们的对于苦闷的牵强的解脱。

而在这种消极娱乐下他们也同样体悟到了一些关于人生的哲理，关于永恒与有限的关系。关于人生有限的感慨古已有之，但是在《古诗十九首》中便体现地颇为充分与突出。他们慨叹岁月无穷，人生有限，同时也很自然地引发及时行乐，安度余生的想法。“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等都反映出了这些游宦子弟们的生命有限的意识。他们还认识到了人的心态与生命周期的关系，如《冉冉孤生竹》和《行行重行行》中都有以女子的口吻发出的“思君令人老”的慨叹。其实女子思君而使得芳华早逝，羁旅在外的游子们何尝不思念心中的女子，在加上羁旅途中的诸多不顺，怕也是“令人老”吧！这里就认识到了一个人如果太过压抑，苦闷，太过多念想会加速其生命的衰老，使得他们的生命周期缩短。这自然也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强调要抛弃苦闷，及时行乐，的原因之一。

《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命意识还体现在这些创作者——游子们的敏锐的节序感和体会到了忧郁与欢乐的关系。从《东城高且长》中的“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远。”和《回车驾言迈》中的“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可以看出游子们对于季节的变化特别敏感。时光流逝，四季轮换，生命在亘古的岁月面前是如此地短暂，给人以一种失落与孤独的感觉。《生年不满百》中“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为了当及时，何能待来兹。”《今日良宴会》中“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以及《青青陵上栢》中“斗酒相娱乐”“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的描写则表现出他们的忧与乐的关系。并因此而提出及时行乐，得乐且乐，以忧为乐等一些流于消极的生活态度。当然《古诗十九首》中也有一些思想是比较积极的，他们在面对忧患的时候并不像后来魏晋以及南北朝时期的名士们那样服食行散，清谈辩难，他们认为“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他们并不为求长生求成仙而服食丹药，耽误身体，他们认为“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这是比较积极的思想。魏晋以及南北朝时期的人们其实所处的社会环境也与他们差不多，甚至而言更加的恶劣与黑暗，连年征伐不断，社会动荡，阶级分化以及矛盾的激化等等问题，都促使这时期的人们比《古诗十九首》中的作者们更加地消极与颓废，他们不喜过问政事，从汉末的“清议”而一转为魏晋一下的“清谈”，“清谈误国”说如桓温“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的说法纵然有点太过绝对而不可取，但是我们能说“误国”和统治者们的消极没有关系吗？汉末的失意游子们喜欢饮酒行乐，魏晋名士们亦然，但他们还喜欢服药，现在看来，这所谓的五石散的效果想必和大麻等差不多吧，都能给人以暂时的兴奋，达到翩翩欲仙的境界，但其实却暴露出他们内心的空虚以及苦闷，他们的亟于寻求解脱而不能的无奈。这可以说是汉末《古诗十九首》创作者群体们人生意识的一种延续吧，只不过他们更加地消极和颓废了。

《古诗十九首》被钟嵘在《诗品》中称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又被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称为“五言之冠冕”。我认为这是完全不过分的，诸如后世大诗家曹植、陆机、陶渊明、李白。杜甫等都从中学习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成为后世诗家们孜孜以求的不仅源泉！

第三篇：《古诗十九首》离别诗中蕴含的生命意识

浅析《古诗十九首》离别诗中蕴含的生命意识

【摘要】：《古诗十九首》是我国古诗的典范，是感伤主义文学的代表，它在对诗歌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诸多的疑问和思考。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以“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的浓烈诗情以彰显出生命的要义，从而宣告“人的觉醒”和“文的觉醒”时代的来临。它不但反映出浓烈的生命意识，也体现了文人士子对于生命价值的思考。

【关键词】： 古诗十九首；离别诗;游子思妇；生命意识；觉醒

Abstract：China is a poetry state, has glorious and the fine poetry tradition, China’s history of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o substitute.In this so long literary and history ,poem genres and poems are fragrant flowers.It while produces significant influence to the poetry development, also leaves behind many questions and ponder to us.The main significance of Nineteen Ancient poems lies in its strong poetic grace and its tragic consciousness of tragic songs may make people weep, while distant looking of the times of main consciousness and article conscious.It also embodies the profound thinking about the life value.Key words：Nineteen Ancient poems

poems about departing

man travelling or residing in a place far away from home

life consciousness

awakening

一、《古诗十九首》的主要内容

大约在魏末晋初，流传着一批汉代的五言抒情诗，它们没有题目，也不知作者是谁，但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被笼统地称为“古诗”。到了梁代，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选《文选》，从这批古诗中选取了十九首并拟了个总题目《古诗十九首》，这就是《古诗十九首》的来源。

这些“古诗”，格调高远，意蕴深沉，蓄神奇于温厚，寓感怆于和平，在中国诗学史上，它们上承《诗经》《楚辞》，下开建安，成为《国风》之余，诗歌之母。其中，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正式地宣告：五言诗开始登上中国诗坛。钟嵘的《诗品》誉之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而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赋予它“„实五言之冠冕也。”的称赞。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内容，一般认为，这批作品多出自失意的中下层文人之手。

东汉末年，社会**，战争频仍，国事衰微，面对这种社会现实，中下层文人士子或为避祸，或为寻求出路，纷纷背井离乡，由此带来夫妻生离，兄弟死别，有朋契阔，因而也就有了“游子”的乡愁和“思妇”的闺怨。《古诗十九首》的内容就是反映了这种漂泊流离之苦和离别相思之痛，表达了一种祈求社会安定，渴望家室团圆的愿望，但诗人们的愿望往往难以实现因此这类诗大都流露了浓重的感伤之情。同时，《古诗十九首》中也有一些作品记录和反映了失意文人仕途碰壁后所产生的生命无常，及时行乐的颓废情绪，这类诗反映了东汉末年儒家思想崩溃，乱世人生观盛行时文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精神状态，不过近年来，不少学者对这类诗也持积极看法，他们认为这是汉人生命意识的觉醒，是对个体生命珍爱的表现。

二、《古诗十九首》中的离别相思之诗

《古诗十九首》突出表现了离人相思的主题，包括夫妇、恋人、朋友之间以及游子对故乡的怀念。这些相思占了几乎一半的内容，伴随着感叹人生短促、生命无常这一中心主题而咏叹歌唱。十九首里面除了一些有争议的，主要有“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去者日以疏”、“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明月何皎皎”等八篇。

《行行重行行》中的妇人与夫婿“生别离”后“各在天一涯”，会面之期不可知晓，眼见自己“衣袋日已缓”，不胜思念之苦，痛感“思君令人老”，却又发现“岁月忽已晚”，只能“努力加餐饭”以维持容颜，宽慰自己，这种强自振作，实际是含泪的苦笑。《青青河畔草》中的女人原是娼家“盈盈”的美人，有着“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而今嫁作荡子妇，荡子却远行不归，于是寂寞难耐，发出“空床难独守”的痛苦呼喊。《冉冉孤生竹》写新婚后久别之怨，“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感到韶华易逝，人生短暂，为自己“惠兰花”般美好的生命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里孤寂地绽放，无奈地凋零而哀怨。《凛凛岁云暮》是空床独宿所产生的梦想，“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但却只能“徒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写出了寒冬深夜里梦境和梦醒后的悲凉，反映出一种因相思而坠入迷离恍惚中的怅惘心情。《孟冬寒气至》是星空怅望而引起的遥思，“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描写寒冬长夜里深闺思妇的别恨离愁，表现她坚定不移的爱情。《客从远方来》写收到朋友带来的端绮，知道良人“心尚尔”，表现了乱离时代里坚定不移的伉俪深情。

《古诗十九首》中抒写离别相思的诗，大多是思妇闺怨，但也有游子乡愁。这类诗的共同主题是表达离恨之苦，希望夫妻团圆，怨恨虚度青春。由于诗人们人生遭遇和阅历的不同，取材和侧重点也不同，因而诸诗各有具体主题。写思妇闺怨的占了大多数，多从思妇的角度和女子的口吻来写，这除却人之常情外，跟我们儒家的家国同构的观念也有关。借思妇之情写游子之悲，宣泄悲情，极大增强了诗歌的抒情深度，耐人寻味。思妇如此的凄怨，游子也同样忍受了相思的煎熬，满怀愁闷。《去者日已疏》的诗人触物兴怀，意境与《驱车上东门》类同，意思却进一步引申了，这里的游子不再有心情去及时行乐，秉烛夜游，而是“思还故里闾”，但遗憾的是“欲归道无因”，眼见坟墓间林立的白杨树被悲风摇曳，怎能不“萧萧愁杀人”呢？反映了游子内心无奈的感伤和凄凉之感。《明月何皎皎》这首诗也是久客思归之作，与《涉江采芙蓉》、《去者日已疏》两篇用意略同，而内容各异。千里相共的皎月牵起了游子无限的思乡之情，他夜不能寐，徘徊中庭，愁绪满怀，茫然若失，虽然后悔“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但游子还是“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最终只能“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衣裳，”

《古诗十九首》写男女之情，最是求真，在含蓄的诉说中，深刻地表现了当时社会游子思妇长久离居的愁苦凄怨心情。

三、离别诗中的生命意识

《古诗十九首》虽有很多描写离别相思的诗，但这些离别相思之作并非是传达统题材的重复，而是增加了更为深沉的内容，那就是诗歌中体现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正是因为这一点的不同，《古诗十九首》才会在诗歌史上留下不一般的痕迹。

(一)：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识

在相思离别的题材上，钟嵘说《古诗十九首》“其源出于《国风》”（《诗品》）可谓真知灼见。在《诗经·国风》中有很多例证，像《周南·殷其雷 》，《王风·君子于役》等抒写男女相思之情之歌。但是，和《诗经 》这些作品相比，《古诗十九首》中的离别之诗却蕴含着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识。

如：《冉冉孤生竹》 这样写道：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

这首诗写的是新婚久别后的妻子对远方丈夫的刻骨相思，从这一点看，它与《诗经·卫风·伯兮》 是完全一样的。可是，《伯兮》中的女主人公尽管有“自伯之东，首如飞蓬”的惆怅和“怨言思伯，甘心首疾”的相思之苦，却没有感叹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识。《冉冉孤生竹》却恰恰突出了这一思想。在诗人看来，这种男女离别的痛苦不但在于相思，而且还在于光阴的流逝，久别的夫妇虽然会有团聚的日子，但青春的年华却一去不复返。它已像盛开的蕙兰花一样凋零，正因为有了这种生命的感伤，才使这首诗有了更深的意蕴。

（二）：个体生命意识的高扬

由失意的中下层文人写作的《古诗十九首》，游子思妇之辞中具体体现的生命意识即对待生死，故作旷放的自我陶醉；对待个体，惆怅与哀怨交织；对待社会，满腹的愤懑、鄙薄显宦和对现实生活的恐惧、悲观、绝望；对待自我，积聚怀才不遇、攀结无缘的愤慨，及时行乐和颓废沉沦、消极感伤。他们不是玩物丧志，而是在经历了种种挫折和失落之后，更看重生的价值。他们意识到生命短暂、人生无常不能增加生命的长度，于是他们就通过各种方式如思妇怀乡，“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明月何皎皎》)；慨叹人生苦短“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用强作豪放之词，“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来表达心绪并用享乐的心态提倡及时行乐来自慰，以此来排解他们对自我前途的迷茫和对社会命运的愤慨。

（三）：及时行乐表面背后自我意识的觉醒

《古诗十九首》中的失意的中下层文人在感伤的情调之中，强调对人生的新的认识，及时行乐不过是表象，也是人之常情。然而他们真正的理想人格或者说人生价值是对生的执着追求，为人生构建豪放的情怀框架，追求任其自然，返璞归真的生活态度。

及时行乐只是表面，它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是从自我的角度来反求人生的价值。

这种因为离别而滋生的感伤，这种因社会**的政治感伤到人生感伤的变化，是封建社会文人个体自我意识觉醒的结果，是对在先秦就已经萌生的自我意识的继承。

人类的出现不过几百万年而已，文明史也无非数千年，相对地球寿命来说只是沧海一粟。《古诗十九首》贯穿着一个共同的基调，那就是对于人生短促，人生无常的强烈感伤，里面绝大多数诗篇都是基于这一点而展开的。面对死亡的自由舞蹈，原是为了去超越悲情世界，显示出旷达浪漫的情怀。很多评论者认为这是颓废思想的流露，但我认

为这正是“人的觉醒”最好的证明。

仕途无望，遭遇坎坷，沉重的生存忧患意识使得诗人在无可奈何中转而对人生进行思考，得出结论：祸福相倚从来人生无常，生死难测不如及时行乐。感伤的情调和享乐主义思潮，正反映了当时士人对人生的珍惜和执着。流露这一思想的诗篇主要有“青青陵上柏”“驱车上东门”“去者日已疏”等等。“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夜苦短长，何不秉烛游！”这种“及时行乐”的奇思奇情之作，似乎确实可将许多人们的人生迷梦“唤醒”，可以视为汉代“人性觉醒”的标志。这种“觉醒”虽还是萌芽状态，但也开启的建安风气，标志着“人的觉醒，文的自觉”时代的来临。

结语：

《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识内涵丰富，其核心价值取向是更看重生存的价值。虽然带有情感化，是时代造就的被迫无奈的产物，但是它影射的社会内涵广泛，包容面广。诗篇中建功立业的抱负，对生命短暂、人生无常的悲叹以及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使魏晋时代的文人士子自我生命意识得到强化，他们寻找到了人生出路，同时促使了建安时期慷慨任气、悲凉为美的文风的开创。总之，《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命意识使后世文人发现了自我，重感情欲望，重个性表现，使他们更能将解放自我的精神注入诗歌创作中，为中国诗歌发展演变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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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古诗十九首》与汉末文人的生命意识

《古诗十九首》与汉末文人的生命意识

摘要：《古诗十九首》写出了文人对于生命的普遍感受，表现出强烈的忧生之嗟，其生命意识的萌发是汉末社会现实状况和文人生存境况外化的结果。这种生命意识具体表现为因理想失落而致的对原有生命价值范式和意义模式的质疑与否定；对生命本体意义的深切体悟与追寻；哀叹生命的短促，以“向死而生”的态度直面现实。《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识充满了深沉的悲剧意味，具有强烈的悲剧美。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生命意识；悲剧美

中图分类号：I20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2_）02-0099-04

《古诗十九首》是一组出于东汉末年文人之手的五言古诗，最早见于梁萧统所编的《文选》中，非一人一时所为，《古诗十九首》是汉代五言诗的典型代表，体现了其最高成就，古往今来都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钟嵘誉其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诗品》），刘勰称其为“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龙?明诗》），明代王世贞称之为“千古五言之祖”（《艺苑卮言》卷二），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古诗十九首》内容复杂，不仅写出了人们对于生命的普遍感受，表现出强烈的忧生之嗟，而且艺术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现实境况与文人个体和群体的心理特征，产生了感人的魅力，成为让诸多接受者产生共鸣的生命之歌。

一、汉末文人心态与《古诗十九首》

生命意识的萌发

清代沈德潜亦认为“十九首大多是逐臣弃妻子，朋友阔绝，死生新故之感”[1]（P200）。无论是游子思妇的伤感，还是生命价值的追寻，这本属于人类普遍的心理感受，却在《古诗十九首》中引起强烈的群体意识。这种群体意识是东汉末年社会**现实状况的反映，更是失意文人独特的心理状态的烛照和个体意识觉醒的结果。这其中既包括汉末社会的现实状况，也包括在这种现实境遇影响下的文人生存状态，包括对生命、死亡、名利、欢乐、痛苦的态度。因此，作为生活在汉代的一个特殊文化群体，汉末士人的心态与《古诗十九首》生命意识的勃发有着密切关系，或者说，《古诗十九首》是文人强烈的生命意识的外化。

首先，汉末社会的现实状况直接影响着文人对自身生命的认知。时代是各种好作品产生的土壤，作家好的作品总是与那个时代特定的环境和氛围密切关联。《古诗十九首》产生于社会黑暗、政治混乱和下层文人漂泊蹉跎的东汉末年。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争连绵，混乱不堪，阶级矛盾尖锐，钩心斗角，争权夺利，党同伐异，群生涂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乱离中的民众生命如芥草。《三国志?魏书?董卓》载董卓“尝遣军到阳城，适值二月社，民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而在桓帝和灵帝当政时期，朝廷卖官鬻爵事件不断，宦官外戚交替专权，统治阶级日益腐败，国家政治机器已被全面腐烛，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文人知识分子、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士人经世致用的理想遭遇无情的践踏，逐渐失去了在社会上的话语权。本来，自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对儒家经典的诵读成为普遍习尚，儒学成为文人踏入仕途、获得功名利禄的重要途径。然而汉武帝并没有真正重视文人，像扬雄、司马相如等只不过是文学弄臣。这一时期，在思想领域，各种异端思想活跃，较为开放，且道家、佛家思想也渐渐流行于世，儒学失去了以往那种强有力的依靠，对社会现实的控制力日渐瓦解，其衰微在所难免。这一影响的直接结果是遵从儒学的文人报国无门，在思想的漩涡中备受煎熬，不得不把目光从对社会政治的关注转向对自身和人生的关注。这种关注表现在文学作品里面来说，推崇个性、以文为娱的哲学思想便是文学观念的主流思潮。而“走向自我必然是唯一的选择，且一旦走向自我深处，对感性生命本身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时，距离‘人的自觉’的时代也就为时不远了”[2]（P8）。借《古诗十九首》唱出对生命朝不保夕的悲苦就成为一种必然。

其次，汉末士人的边缘性生存境况诱发了文学的生命意识主题。《古诗十九首》的作者虽然身份卑微，但由于长期受到儒家学说的浸染，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救世情结和责任意识。面对弊端丛生、日益加剧的种种社会危机，他们渴望怀抱一腔忠勇之气，投身社会，寻求救世良方。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赢得社会上的地位，苦有救世之心而无报国之门的文人便以清议批评朝政，挽救时局，遂形成“清议”之风，表现出积极的用世精神。如《后汉书?党锢列传》中很多内容的刊载就体现了这种以文学体现生命意识、用世的精神。清议之风虽对朝政黑暗有一定的影响，然公元166年和169年发生的“党锢之祸”使得一批较为正直的名士遭到迫害。“忠而见疑、信而被谤”的惨烈现实给士人身心带来巨大打击，使士人正常的进仕之路被完全堵死，加之战乱不断，饿殍遍地的现实，呈现出不同以往的“边缘”性生存处境。“边缘”性处境是指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是身处社会底层，或者遭遇的一些打击、变故而变得生存困难的境遇，在这种生存环境压力下，人的一种自我反思与突围，力求在生存、生命与人的价值等多方面取得超越。《古诗十九首》所再现的东汉末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生命行为无疑也具有这样的“边缘”性特征，这样的“边缘”心态最易引发诗人对审美和艺术世界的体验与倾诉。

二、《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识

人有生命，但不一定具有生命意识，“生命意识”是“人类对自身生命所进行的自觉的理性思考和情感体验，是人类独特的精神现象。生命意识在文学中常常集中体现在对生命的眷恋、对死亡的恐惧、对命运的困惑、对情感的深挚等” [3]。只有热情地关注个体生命的生存状态，积极追问生命的意义，探询生存的价值和生命哲理，才算是具备了人的精神要素和生命意识。文人身处的时代环境，多少会与文人理想发生冲突、矛盾，生活的苦闷、精神的感伤，使得文人大多只能选择通过诗篇来表现这种矛盾，表达对生命价值、生存意义的强烈感受。《古诗十九首》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生命自由的追求诸问题高度关切，其所抒发的乃是“人同有之情”，表明对自我生命意识的体认和重视已走向自觉程度，生命主题成为其重要主题。这种生命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因理想失落而导致的对原有生命价值范式和意义模式的质疑与否定

长期以来，很多文人在“立德，立功，立言”的理想支撑下，积极投身社会，建功立业。当生逢乱世、命运多舛的汉末文人无法超越现实世界的束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时，他们的理想中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失落和幻灭感，进而质疑、否定原有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模式。这其中，既有找不到出路的知识分子对人生如寄的短促慨叹：“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迭，圣贤莫能度。”（《驱车上东门》）；亦有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发出的悲情倾诉：“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翩。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明月皎月光》）“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还有对一度笃信的道德原则的质疑：“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辘。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明月皎夜光》）“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生年不满百》）。无论是仕途理想失落的悲叹，还是饱尝人情冷暖之苦，当一切都被现实无情地击碎时，它表现的就是诗人实实在在的遭遇。这种对原来占据主流地位的思想观念，包括道德节操、生存境遇等的疏离和否定，便是诗人对人生理想追求而不可能实现所发出的悲叹。可以说，当无情的现实世界严重摧毁士人的自信时，“也使得由儒家思想建立起来的价值标准在现实生活中成了虚伪的东西。所有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都是虚假和值得怀疑的，或毫无价值”[4]（P11），这就意味着所有对生命的思考都要放到价值的天秤上予以重新考量。

（二）对生命本体意义的深切体悟与追寻

东汉末年由政乱、饥荒、瘟疫、战争等交织而成的苦难现实，激起了文人对人生和生命的悲慨，对个体生命游离状态的苦吟。他们以各种方式排遣由此带来的困顿状态，或惜命重生，或追名逐利，或及时行乐，体现出对生命终极存在的有限性深刻而悲情的体认。这种对生命存在的体悟与追寻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面对人生的短暂和无常，诗人们开始探求存在的意义，把现世的欢乐当作自己人生价值的确定，因而以及时行乐的洒脱对生命的终极命运进行超越并试图重构新的价值体系。当遭遇坎坷，仕途不顺，他们不去求仙学道，而是关注现世中的生命质量，或秉烛夜游，或欣赏锦衣玉食，或追求爱情的幸福，以狂放旷达的态度对待现实，赋予个体短促的生命以密集的意义，在稍纵即逝的人生中赢得欢乐和不朽，使有限的生命充实而富足，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如陈祚明所解：“悲夫，古今唯此失志之感，不得已而托之名，托之神仙，托之饮酒……有所托以自解者，其不解弥深。”[5]《古诗十九首》对这方面的描写较多，如“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执与素。”（《驱车上东门》）“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东城高且长》）“昼短夜苦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生年不满百》）诗人们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只能追求生命的密度，饮酒作乐，远游求仙，在有限的时间内纵情享乐成为文人忧生过后最直接的选择。这种对人生易逝应及时行乐的“紧迫感”，大有唯恐不及之态，这恰恰是失意时对生命朝不保夕的哀叹，对永生的企慕之情的伤感，更是其内心要求和现实生活相矛盾的苦闷反映，因而在有限的生存时间内，纵情享乐便成为畏惧死亡的一种表现。而当他们将个体之暂且偷欢融合到人类群体甚而宇宙本体中去，其内心的焦虑、孤独、寂寞之痛自然就被消解了。这种苟且偷欢的心态支配着文人的行为和心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其对生命的渴望。黑格尔在评价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时曾说过：“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产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6]（P6）这对于评价汉末的人文精神和风貌无疑也是适宜的。《古诗十九首》当中的感伤主义思潮与享乐主义交织一起，实质是诗人安顿生命的一种方式。

二是爱情主题的彰显。在《古诗十九首》中，尤值得一提的是爱情主题。汉末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人们的思想极为活跃，对儒家礼教不以为然，而直面痛苦、悲情，爱情或许才是短暂人生中真正值得付出的对象，那真挚的爱情向往犹如热流从内心深处喷涌而出，成为撼人心魄的力量。《青青河畔草》对情爱大胆而又深情的呼唤，在恪守妇道的古代实在难以想象；《冉冉孤生竹》表现了主人公对于情感的炽热和含蓄的表达；《行行重行行》抒发出夫妻离别之苦以及渴望团圆的美好心愿；《古诗十九首》对爱情的描写，缠绵悱恻也好，痛心疾首也罢，都再现了人性的光辉和人类情感的共性，因而成为千古绝唱。

（三）哀叹生命的短促，以“向死而生”的态度直面现实

人作为万物的一种存在，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人类最显明的事实。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即人只要活得有意义，那就无须惧怕死亡。道家认为死是永恒的回归，是人的自然属性。但在东汉，由于两次“党锢之祸”，文人们大批被杀，环绕着文人的是关于生死的咏叹调，遂陷入对生命的有限与无限的深沉思考之中。他们不回避死亡，直面人生的惨烈，第一次集中而强烈地体会了生命的短暂和脆弱，在永恒与有限的矛盾中对生与死的界限有着清醒的体认，生命意识由此蓬勃而发。如直面人生的必然归宿：“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去者日以疏》）如把永恒之物和有限人生形成对比：“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 在《去者日以疏》中，这种恐惧与无奈的悲怆之感尤为强烈。该诗开始就对人生进行了高度的哲学概括，然后引出城郊的“坟墓”意象：“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尤其展现人之逝去的凄凉，反映出东汉末文人对死亡的恐惧与无奈的悲怆之感。生命短促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问题在于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创造更大的人生价值。为此，诗人们毫不掩饰自己对追逐功名利禄、富贵显达的渴求：“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今日良宴会》）“驰情整中带，沉吟聊踯躅。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东城高且长》）“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他们认识到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作为一般的中下层人士，在如此黑暗的现实中，恐怕只能以功名利禄、仕途腾达来显现向死而生的壮举，使之真正成为个人有意义的生活。即关注现世，执着生前，使之化为生命之流中的日常生存感受和经验，不亏待生命的存在，期盼通过努力改变政治地位，为实现理想奠定基础。人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垮的，为生命意义而活的人不会因为困境而退缩，不会因失望而绝望，不会因绝望而精神分裂，不惧怕折磨打击，不惧怕生活的苦闷阴郁，一切都充满希望与美好。这种向死而生的生命意识使得《古诗十九首》对人间真情，包括爱情、友情、亲情、乡情的描述动人心魄，产生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三、生命意识与《古诗十九首》的悲剧美

《古诗十九首》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作者和乐府诗歌的作者不同，大都是中下层文人群体。他们本应活得更有价值，但汉末黑暗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使得他们进亦难，退亦难。他们想找一个僻静之所来安慰受伤的心灵，可没有找到栖身之地，“生没有真正的幸福，它的本质已被变形为各色各样的苦恼，人生彻头彻尾是不幸的状态”[7]（P105）。面对忧患和孤独，为了寻求出路，他们不得不采取特殊的方式来纾解和消除，如通过用乡情来排遣，用爱情来排遣，用及时行乐来排遣，把有价值的东西舍弃，牵引出对生存本能满足的呐喊，即将关注的焦点从忧嗟天下转向自身，竭尽全力地从儒家正统思想中挣脱出来，把深深的孤独与寂寞幻化为升腾不已的青春活力。这正是生命意识的升华，也使得生命意识蒙上了一层悲剧意味，无论是仕途坎坷、人生如寄之苦，羁旅行役、游子思乡、离人相思之悲，还是知音难求、朋友相弃之无奈，以及生命无常、死亡的不期而遇等充满悲剧色彩的生命感悟，莫不如此。正是他们不甘如此、不愿如此而又不得不如此的哀伤、辛酸、焦躁与不安，传达出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心情感，反映出汉末文人生命意识的觉醒。钟嵘认为《古诗十九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即对生命意识的慨叹和渴望映衬出诗人心境的悲凉和抑郁，充满了深沉的悲剧意味，具有强烈的悲剧美。

尤值得注意的是，《古诗十九首》在传达感情的时候，善于寻找对应的物象，并通过文学手法的运用，融情于特定物象中，这使得那些寻常景物、普通意象，在诗人的笔下也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悲剧意味。例如季节的转换，草木的兴衰，风声鸟鸣都深深地印刻在他们的心里，散发出一种苍凉的悲秋意识。从“蟋”“秋蝉”“蛾姑”等意象中可以预言人生的短促；从“孟冬”“岁暮”“秋夜”和“长路”“高楼”等时空意象中能感悟岁月的流逝；从“鸳鸯”“玄鸟”“鸿鹊”等意象中品味游子怀乡、思妇怨妇的忧伤。这些审美意象的选择和运用饱蘸着对人生无常、生命短促的忧生之嗟，正是试图超越死亡的恐惧、生命的悲哀的结果。在传统的价值体系崩溃于社会的大**之后，《古诗十九首》把人的自我生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昭示着人的价值的实现是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否则文人就只会为自我生存而苦苦抗争。相较前后期的文学，《古诗十九首》对生命意识的开拓和反思都有更深入的发展，显示出文学开始走向自觉，个体的生命意识?始走向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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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Chunb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Hubei，China）

Abstract：“the Nineteen Ancient Poems” wrote out the scholars′ general feeling of life at the end of Han Dynasty，showing strong grief about life.And this germination of life consciousness derived from the social reality and the living existence of literati at that time.It was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points，namely，questioning and negation of the original paradigm of life value and meaning model caused by the loss of ideals，profound comprehension and pursuit of the life ontology，and sigh of the shortness of life and facing the reality with “born to die” attitude.The life consciousness in “the Nineteen Ancient Poems” is full of deep and strong tragic beauty.Keywords：“the Nineteen Ancient Poems”； life consciousness； tragic beauty

〔责任编辑：黎 玫〕

第五篇：古诗十九首之二

古诗十九首全文注释和译文评析

【《古诗十九首》简介】

《古诗十九首》，组诗名，最早见于《文选》，为南朝梁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编者把这些亡失主名的五言诗汇集起来，冠以此名，列在“杂诗”类之首，后世遂作为组诗看待。

《古诗十九首》习惯上以句首标题，依次为：《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明月何皎皎》。

〖作者和写作年代〗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有多种说法，《昭明文选·杂诗·古诗一十九首》题下注曾释之甚明：“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曾有说法认为其中有枚乘、傅毅、曹植、王粲等人的创作，例如其中八首《玉台新咏》题为汉枚乘作，后人多疑其不确。今人综合考察《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情感倾向、所折射的社会生活情状以及它纯熟的艺术技巧，一般认为它并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它所产生的年代应当在东汉顺帝末到献帝前，即公元140—190年之间。

〖意义〗

《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汉末文人对个体生存价值的关注，使他们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立起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情感联系。过去与外在事功相关联的，诸如帝王、诸侯的宗庙祭祀、文治武功、畋猎游乐乃至都城官室等，曾一度霸踞文学的题材领域，现在让位于与诗人的现实生活、精神生活患患相关的进退出处、友谊爱情乃至街衢田畴、物候节气，文学的题材、风格、技巧，因之发生巨大的变化。

《古诗十九首》在五言诗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在中国诗史上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为后人师法，几至形成模式。它的艺术风格，也影响到后世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就古代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称它为“五言之冠冕”、“千古五言之祖”是并不过分的。诗史上认为《古诗十九首》为五言古诗之权舆的评论例如，明王世贞称“（十九首）谈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词婉旨，碎足并驾，是千古五言之祖”。陆时庸则云“（十九首）谓之风余，谓之诗母”。

【《古诗十九首》评价】

“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钟嵘《诗品》

“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胡应麟《诗薮》

“《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失终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复不知其乐，咋一别离，则此愁难已。逐臣弃妻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故《十九首》虽此二意，而低回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清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青青河畔草》之二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注释】

〔盈盈〕『盈』，同『嬴』（俗作女赢）。『广雅：释诂』：『嬴嬴，容也。』就是多仪态的意思。

〔皎皎〕本义是月光的白，这里用以形容在春光照耀下『当窗牖』的『楼上女』风采的明艳。〔窗牖〕『牖』，窗的一种，用木条横直制成，又名『交窗』。『窗』和『牖』本义有区别；在屋上的叫做『窗』。在墙上的叫做『牖』。这里的『窗牖』，就是泛指现在安在墙上的窗子。

〔娥娥红粉妆〕『娥娥』，形容容貌的美好。『红粉』，原为妇女化妆品的一种。『红粉粧』，指艳丽的妆饰。『妆』，一作『粧』、『装』，义同。〔纤纤出素手〕『纤纤』，细也，手的形状。『素』，白也，手的肤色。

〔昔为倡家女二句〕『初学记』引作『自云倡家女，嫁为荡子妇。』『倡』，发歌也。由此引申，凡是以歌唱为业的艺人就叫做『倡』。『倡家』，即後世所谓『乐籍』。『倡家女』，犹言『歌妓』。『荡子』，指长期浪漫四方不归乡土的人，与『游子』义近而有别。说明：这首思妇词，用第三人称写的。在『古诗十九首』里，这样写法是唯一的一篇。

【译文】

河畔萋萋的芳草啊，,园中葱葱的高柳.在楼上那位仪态优美的女子站在窗前，洁白的肌肤可比明月.打扮得漂漂亮亮，伸出纤细的手指.从前她曾是青楼女子，而今成了喜欢在外游荡的游侠妻子.在外游荡的丈夫还没回来,在这空荡荡的屋子里,实在是难以独自忍受一个人的寂寞,怎堪独守!她，独立楼头体态盈盈，如临风凭虚；她，倚窗当轩，容光照人，皎皎有如轻 云中的明月；为什么，她红妆艳服，打扮得如此用心；为什么，她牙雕般的纤纤双 手，扶着窗棂，在久久地引颈远望：她望见了什么呢？望见了园久河畔，草色青青，绵绵延延，伸向远方，“青青河畔草，绵绵思无道；远道欲何之，宿昔梦见之”（《古诗》），原来她的目光，正随着草色，追踪着远行人往日的足迹；她望见了 园中那株郁郁葱葱的垂柳，她曾经从这株树上折枝相赠，希望柳丝儿，能“留”住 远行人的心儿。原来一年一度的春色，又一次燃起了她重逢的希望，也撩拔着她那 青春的情思。希望，在盼望中又一次归于失望，情思，在等待中化成了悲怨。她不 禁回想起生活的波弄，她，一个倡家女，好不容易挣脱了欢场泪歌的羁绊，找到了 惬心的郎君，希望过上正常的人的生活；然而何以造化如此弄人，她不禁在心中呐 喊：“远行的荡子，为何还不归来，这冰凉的空床，叫我如何独守！”

本诗定的就是这样一个重演过无数次的平凡的生活片断，用的也只是即景抒情 的平凡的章法、“秀才说家常话”（谢榛语）式的平凡语言；然而韵味却不平凡。能于平凡中见出不平凡的境界来，就是本诗，也是《古诗十九首》那后人刻意雕镌 所不能到的精妙。

诗的结构看似平直，却直中有婉，极自然中得虚实相映、正反相照之妙。诗境 的中心当然是那位楼头美人，草色柳烟，是她望中所见，但诗人－－他可能是偶然 望见美人的局外人，也可能就是那位远行的荡子－－代她设想，则自然由远而近，从园外草色，收束到园内柳烟，更汇聚到一点，园中心那高高楼头。自然界的青春，为少妇的青春作陪衬；青草碧柳为艳艳红妆陪衬，美到了极至。而唯其太美，所以 篇末那突发的悲声才分外感人，也只是读诗至此，方能进一步悟到，开首那充满生 命活力的草树，早已抹上了少妇那梦思般的哀愁。这也就是前人常说的《十九首》 之味外味。如以后代诗家的诗法分析，形成前后对照，首尾相应的结构。然而诗中 那朴茂的情韵，使人不能不感到，诗人并不一定作如此巧妙营构，他，只是为她设 想，以她情思的开展起伏为线索，一一写成，感情的自然曲折，形成了诗歌结构的 自然曲折。

诗的语言并不经奇，只是用了民歌中常用的叠词，而且一连用了六个，但是贴 切而又生动。青青与郁郁，同是形容植物的生机畅茂，但青青重在色调，郁郁兼重 意态，且二者互易不得。柳丝堆烟，方有郁郁之感，河边草色，伸展而去，是难成 郁郁之态的，而如仅以青青状柳，亦不足尽其意态。盈盈、皎皎，都是写美人的风 姿，而盈盈重在体态，皎皎重在风采，由盈盈而皎皎，才有如同明月从云层中步出 那般由隐绰到不鲜的感觉，试先后互易一下，必会感到轻重失当。娥娥与纤纤同是 写其容色，而娥娥是大体的赞美，纤纤是细部的刻划，如互易，又必 格不顺。六 个叠字无一不切，由外围而中心，由总体而局部，由朦胧而清晰，烘托刻画了楼上 女尽善尽美的形象，这里当然有一定的提炼选择，然而又全是依诗人远望或者悬想 的的过程逐次映现的。也许正是因为顺想象的层次自然展开，才更帮助了当时尚属 草创的五言诗人词汇用得如此贴切，不见雕琢之痕，如凭空营构来位置词藻，效果 未必会如此好。这就是所谓“秀才说家常话”。

六个叠字的音调也富于自然美，变化美。青青是平声，郁郁是仄声，盈盈又是平声，浊音，皎皎则又为仄声，清音；娥娥，纤纤同为平声，而一浊一清，平仄与 清浊之映衬错综，形成一片宫商，谐和动听。当时声律尚未发现，诗人只是依直觉 发出了天籁之音，无怪乎钟嵘《诗品》要说“蜂腰鹤膝，闾里已具”了。这种出于 自然的调声，使全诗音节在流利起伏中仍有一种古朴的韵味，细辨之，自可见与后 来律调的区别。

六个叠词声、形、两方面的结合，在叠词的单调中赋予了一种丰富的错落变化。这单调中的变化，正入神地传达出了女主人公孤独而耀目的形象，寂寞而烦扰的 心声。

无须说，这位诗人不会懂得个性化、典型化之类的美学原理，但深情的远望或 悬想，情之所钟，使他恰恰写出了女主人公的个性与典型意义。这是一位倡女，长 年的歌笑生涯，对音乐的敏感，使她特别易于受到阳春美景中色彩与音响的撩拔、激动。她不是王昌龄《闺怨》诗中那位不知愁的天真的贵族少女。她凝妆上楼，一 开始就是因为怕迟来的幸福重又失去，而去痴痴地盼望行人，她娥娥红当也不是为 与春色争美，而只是为了伊人，痴想着他一回来，就能见到她最美的容姿。因此她 一出场就笼罩在一片草色凄凄，垂柳郁郁的哀怨气氛中。她受苦太深，希望太切，失望也因而太沉重，心灵的重压，使她迸发出“空床难独守”这一无声却又是赤裸 裸的情热的呐喊。这不是“悔教夫婿觅封候”式的精致的委婉，而只是，也只能是 倡家女的坦露。也唯因其几近无告的孤苦呐喊，才与其明艳的丽质，形成极强烈的 对比，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诗人在自然真率的描摹中，显示了从良倡家女的个性，也通过她使读者看到在游宦成风而希望渺茫的汉末，一代中下层妇女的悲剧命运 －－虽然这种个性化的典型性，在诗人握笔之际，根本不会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