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梁实秋先生文章的特点

梁实秋先生的冲淡也是他个性的特点之一，但这一点似乎并没有幽默在他文中的位置显眼。《老年》一文应是他这一特点得到充分发挥的代表之作了，文中有道：“五欲全销，并非易事，若已全销，人间又还有何留恋的呢。”仅以此一句作结，便将全文冲淡的感情显露无疑。说到冲淡，这与他从师周作人不无关系，同样，他的冲淡虽有自己的特点，却不及周作人的深刻。我们试比较一下周作人《故乡的野草》中的结尾：“没有钱的人家虽没有鼓吹，但是船头上逢窗下总是露些紫云英和杜鹃的花来，这也就是上坟船的证据了。”这种差距也许可以让人从另一角度理解：梁实秋不是天性轻松的吗？他师承周作人的冲淡，却不及其深刻；他追慕林语堂的幽默，却不及其机智，但是，他却恰到好处的中和了周、林二人的冲淡与幽默，创造出了自己文体的自然与雅洁，自己个性的独特与完整，不得不说，这种博采众家之长，自成一家风格的人生态度是令人赞叹的。

幽默与冲淡的完美结合，便成一种极为雅致的文学风格，也成为先生人生态度的精粹，读其文，观其人，会有一种清新而不失典雅的感受。从作品的篇幅来说，多是短小精焊的美文，简洁明澈，以雅化俗，常使人读后齿颊留香。在对中国文坛“浪漫之子”徐志摩的评价之中，有这样一句话，给人感受至深，典型体现了雅致文风：“如果真以为诗有翅膀，能把诗人带到天空，海阔天空的俯瞰这乌烟瘴气的人间，而且能长久的凭空御虚，逍遥于浩天之上，则会体验到真的天堂。”做人怎样算是雅致？看看梁实秋先生的为人风格：以完美的态度面对人生，以浪漫而务实的态度实现人生，以平淡的过程度过人生，实在是雅致至极。梁先生曾到过四川，称当地民舍为“雅舍”，一入住后，久久不愿离去，“雅舍”中，梁实秋获得了作文的雅兴与为人的雅趣。同时，逐步奠定了他的雅致之风，铸就了他的高雅人格，从而也才有了梁实秋的雅致人生。

梁实秋用手中轻快的笔展现了他的人生哲学——严谨中有谦逊；轻松后有幽默，更有丝丝的冲淡蕴含其间，汇成清新隽永的雅致人生。他给后辈学者所带来的影响，绝不仅仅是那表面的文字。

读过梁先生的人生哲学，想想，我们也应拿出人生的钥匙，开始解读自己的人生哲学了吧。我们带着世纪的曙光，因此，我们应阳光一般的走着；我们带着时代的使命，因此，我们应自豪的跑着；我们不是弱不禁风、离不开温室的花，因此，我们应该独立和坚强的生活；我们更不是历史的奴隶，因此，我们要带着个性的翅膀飞翔！如是解读我们的人生哲学„„

从客观的角度去看梁实秋，我认为，从他的人生哲学中所体现的人格魅力与精神的确有很多闪光的亮点值得我们学习，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是永桓不变的人世定则，使得我要努力用全面而批判的眼光去解读这位文坛名家。他似乎没有那种浪漫的态度，使得他的文章总是很平实。我并不认为所谓“平平淡淡才是真”便是作文的最佳风格，人，应该有浪漫之气，会想，会追求，而不是仅仅拘束于现实人生。只可惜他没有从徐志摩那儿沾染点罗曼蒂克。另外，梁实秋的杂文言辞不够犀利，缺少点锋芒，虽然有幽默的讽刺、完整的辩证结构，也不缺少丰富的例证，但气蕴不够，便有懈可击。

作者小处着眼，大处落笔，纵横生发，笔触较为恣肆，却颇有絮语散文的特色，给人们一种沉静的感觉。作者以雅致的渲染揭露了这个世界上的高等动物身上的种种疵点，揭示了社会的缺憾。在批评中带有道德意味，这在不完美的社会中应该说有永久性的价值，可见它在港台这个世态炎凉的社会中成为人们所喜欢的书，出版达四十多次而不衰，绝非偶然。

文学难得的是忠实——忠于人性。梁实秋的文艺观有两个要点：一是反对以功利的眼光看待文学；二是认为文学应该表达亘古不变的人性。梁氏对人性极其重视，但他所主张的人性是抽象的，超阶级的，这显然是错误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暂且拘泥于对当时政治价值和标准，判断注重艺术方面的借鉴。2.梁实秋先生，1903年1月6日出生于北京，1987年11月3日病逝于台北。今年，是先生诞辰100周年。

梁实秋出生在北京，小时候念过私塾。1915年考入清华学校读书。当时的清华学校，是用美国返还中国庚子年的一半赔款而建的。招生按照当年各省的赔款摊派比率，在清华读满八年后，可以出国留学。在清华学校期间，五四运动对他影响很大。1923年，梁实秋赴美留学，先后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数所大学学习。1926年回国，结束了他的学生生涯。梁实秋回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五十年来在国内数所大学任教。梁实秋回国后，曾和胡适、徐志摩等人共创新月书店，是当时文坛“新月派”后期的大将之一。早期梁实秋专注于文学批评，坚持将描写与表达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作为文学艺术的文学观，批评鲁迅翻译外国作品的“硬译”，不同意鲁迅翻译和主张的苏俄“文艺政策”，主张“文学无阶级”，不主张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反对思想统一，要求思想自由。这期间和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

1938年抗战开始，梁实秋在重庆主持《中央日报·平明副刊》。期间，他在副刊上写了这么一篇编者按：现在中国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木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我老实承认，我的交游不广，所谓‘文坛’，我就根本不知其坐落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我更是茫茫然。这篇小小的编者按引发了文坛的大地震。有人在报纸上说，抗战时期的一切都与抗战有关，写文章也一定和抗战有关联，你梁实秋说某些文章可以“与抗战无关”，是何居心？

“与抗战无关论”的罪名让梁实秋背负了几十年。据说在八十年代初期的一次文学国际会议上，国内大陆的一位代表还在会议上重提此事。但是据统计，梁实秋在抗战期间所写的文章里，提到“抗战”二字的次数很多。他在抗战开始时力主抗战，被日本人定为抗日分子，为躲避日本人的迫害，孤身一人从汉口逃到重庆，和夫人长期别离六年之久。他对日本人的痛恨可想而知。因为一篇编辑的约稿文章，就说他不支持抗战的人，未免有些别有用心。

1940年，梁实秋本来想随一个访问团到延安去访问。毛泽东发电报说，我们不欢迎梁实秋来。梁实秋只好终止随团访问。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又把梁实秋定为“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先是鲁迅的“丧家的资产阶级的泛走狗”，又有毛泽东的亲批在后，“反动文人”的罪名，是无论如何也洗不清了。49年梁实秋去台湾后，他的作品在大陆再也没有出版过（和鲁迅在台湾的待遇一样），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有出版社出版他的散文。梁实秋年轻时也发表过一些政治言论，例如和胡适、罗隆基合著《人权宣言》等。到台湾后，专注于学术和教书，没有再对国民党提过什么意见。李敖写过一篇文章《梁实秋偷打印机？》，文中说”国民党在台湾，曾派人到梁实秋家搜查，说办事处偷了打印机。因为现在在台湾的知名文化人，不是国民党的大概只有梁实秋了。搜查只是个警告：到台湾了，还是乖乖的吧。从那以后，梁实秋就再也没发表过对国民党不利的言论。这样一个软弱的人，居然也可以誉满士林而死（大意如此，我找不到原文。出自李敖《君子爱人以色》）。人各有志，梁实秋无意于政治，也无可厚非。然而李敖持才自傲，看谁不顺眼都骂，连提携他的文坛先辈都不放过，颇有当年鲁迅之风。（郭沫若曾说过，鲁迅先生除了不骂自己，谁都要骂。）

梁实秋从1930年开始，到1976年，用了三十七年的时间，独自一人翻译《莎士比亚全集》37卷。他还曾编著过三十多本字典和教科书，常见有《远东英汉大字典》等。这翻译大师的称号，梁实秋当之无愧。

梁实秋在文学上的最大成就，就是他的散文了。他的散文幽默风趣，看似平平淡淡，实则用意深远。他的散文写前思索再三，一旦写成，决不再改。梁实秋与林语堂、周作人，都可称为散文大家。梁实秋去世后，有人说如今的散文之林，可以用“但恨不见替人”来形容。

他的著名散文作品集《雅舍小品》中的“雅舍”，是指抗战期间在重庆的故居。“雅舍”是梁实秋和他的清华同学吴景超合买的，“雅舍”的名字就来源于吴景超的夫人龚业雅。随着《雅舍小品》的受人欢迎，“雅舍”之名也越来越大。九十年代，因为重庆市的城区改造，“雅舍”可能要被拆除。消息传出，冰心、舒乙、李宣华、林海音等纷纷呼吁“雅舍”应该保留。冰心说：“雅舍因为进入了文学作品而不同凡响”，舒乙在《团结报》上发表了《寻找“雅舍”》一文，论证“雅舍”应该存在的价值。后来在各界的呼吁下，被重庆市政府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雅舍”得以长存。从这当中可以看出梁实秋散文的受欢迎程度。晚年梁实秋接受采访，说一生中有四个遗憾。一，有太多的书没有读；二，与许多鸿儒没有深交，转眼那些人已成为古人；三，亏欠那些帮助过他的人的情谊；四，陆放翁但悲不见九州同，现在也有同感。

第二篇：梁实秋先生文章特点

梁实秋先生文章特点

特点：内容丰富，题材各异，构思精巧，文笔精巧、语言幽默、内蕴深厚、风格恬淡、长日无俚，写作自遣，随想随写，不拘篇章、有欧美文学的刚直严密、雍容幽默，也有汉文学的古朴凝练、铿锵顿挫，还有北京方言的亲切、平白风趣，具有追求“人生的艺术化”的笑谈人生态度。

梁实秋先生的冲淡也是他个性的特点之一,但这一点似乎并没有幽默在他文中的位置显眼.《老年》一文应是他这一特点得到充分发挥的代表之作了,文中有道：“五欲全销,并非易事,若已全销,人间又还有何留恋的呢.”仅以此一句作结,便将全文冲淡的感情显露无疑.说到冲淡,这与他从师周作人不无关系,同样,他的冲淡虽有自己的特点,却不及周作人的深刻.我们试比较一下周作人《故乡的野草》中的结尾：“没有钱的人家虽没有鼓吹,但是船头上逢窗下总是露些紫云英和杜鹃的花来,这也就是上坟船的证据了.”这种差距也许可以让人从另一角度理梁实秋不是天性轻松的吗?他师承周作人的冲淡,却不及其深刻；他追慕林语堂的幽默,却不及其机智,但是,他却恰到好处的中和了周、林二人的冲淡与幽默,创造出了自己文体的自然与雅洁,自己个性的独特与完整,不得不说,这种博采众家之长,自成一家风格的人生态度是令人赞叹的.幽默与冲淡的完美结合,便成一种极为雅致的文学风格,也成为先生人生态度的精粹,读其文,观其人,会有一种清新而不失典雅的感受.从作品的篇幅来说,多是短小精焊的美文,简洁明澈,以雅化俗,常使人读后齿颊留香.在对中国文坛“浪漫之子”徐志摩的评价之中,有这样一句话,给人感受至深,典型体现了雅致文风：“如果真以为诗有翅膀,能把诗人带到天空,海阔天空的俯瞰这乌烟瘴气的人间,而且能长久的凭空御虚,逍遥于浩天之上,则会体验到真的天堂.”做人怎样算是雅致?看看梁实秋先生的为人风格：以完美的态度面对人生,以浪漫而务实的态度实现人生,以平淡的过程度过人生,实在是雅致至极.梁先生曾到过四川,称当地民舍为“雅舍”,一入住后,久久不愿离去,“雅舍”中,梁实秋获得了作文的雅兴与为人的雅趣.同时,逐步奠定了他的雅致之风,铸就了他的高雅人格,从而也才有了梁实秋的雅致人生.梁实秋用手中轻快的笔展现了他的人生哲学——严谨中有谦逊；轻松后有幽默,更有丝丝的冲淡蕴含其间,汇成清新隽永的雅致人生.他给后辈学者所带来的影响,绝不仅仅是那表面的文字.读过梁先生的人生哲学,想想,我们也应拿出人生的钥匙,开始解读自己的人生哲学了吧.我们带着世纪的曙光,因此,我们应阳光一般的走着；我们带着时代的使命,因此,我们应自豪的跑着；我们不是弱不禁风、离不开温室的花,因此,我们应该独立和坚强的生活；我们更不是历史的奴隶,因此,我们要带着个性的翅膀飞翔!如是解读我们的人生哲学„„

从客观的角度去看梁实秋,我认为,从他的人生哲学中所体现的人格魅力与精神的确有很多闪光的亮点值得我们学习,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是永桓不变的人世定则,使得我要努力用全面而批判的眼光去解读这位文坛名家.他似乎没有那种浪漫的态度,使得他的文章总是很平实.我并不认为所谓“平平淡淡才是真”便是作文的最佳风格,人,应该有浪漫之气,会想,会追求,而不是仅仅拘束于现实人生.只可惜他没有从徐志摩那儿沾染点罗曼蒂克.另外,梁实秋的杂文言辞不够犀利,缺少点锋芒,虽然有幽默的讽刺、完整的辩证结构,也不缺少丰富的例证,但气蕴不够,便有懈可击.作者小处着眼,大处落笔,纵横生发,笔触较为恣肆,却颇有絮语散文的特色,给人们一种沉静的感觉.作者以雅致的渲染揭露了这个世界上的高等动物身上的种种疵点,揭示了社会的缺憾.在批评中带有道德意味,这在不完美的社会中应该说有永久性的价值,可见它在港台这个世态炎凉的社会中成为人们所喜欢的书,出版达四十多次而不衰,绝非偶然.文学难得的是忠实——忠于人性.梁实秋的文艺观有两个要点：一是反对以功利的眼光看待文学；二是认为文学应该表达亘古不变的人性.梁氏对人性极其重视,但他所主张的人性是抽象的,超阶级的,这显然是错误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暂且拘泥于对当时政治价值和标准,判断注重艺术方面的借鉴.2.梁实秋先生,1903年1月6日出生于北京,1987年11月3日病逝于台北.今年,是先生诞辰100周年.梁实秋出生在北京,小时候念过私塾.1915年考入清华学校读书.当时的清华学校,是用美国返还中国庚子年的一半赔款而建的.招生按照当年各省的赔款摊派比率,在清华读满八年后,可以出国留学.在清华学校期间,五四运动对他影响很大.1923年,梁实秋赴美留学,先后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数所大学学习.1926年回国,结束了他的学生生涯.梁实秋回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五十年来在国内数所大学任教.梁实秋回国后,曾和胡适、徐志摩等人共创新月书店,是当时文坛“新月派”后期的大将之一.早期梁实秋专注于文学批评,坚持将描写与表达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作为文学艺术的文学观,批评鲁迅翻译外国作品的“硬译”,不同意鲁迅翻译和主张的苏俄“文艺政策”,主张“文学无阶级”,不主张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反对思想统一,要求思想自由.这期间和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1938年抗战开始,梁实秋在重庆主持《中央日报·平明副刊》.期间,他在副刊上写了这么一篇编者按：现在中国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木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我老实承认,我的交游不广,所谓‘文坛’,我就根本不知其坐落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我更是茫茫然.这篇小小的编者按引发了文坛的大地震.有人在报纸上说,抗战时期的一切都与抗战有关,写文章也一定和抗战有关联,你梁实秋说某些文章可以“与抗战无关”,是何居心? “与抗战无关论”的罪名让梁实秋背负了几十年.据说在八十年代初期的一次文学国际会议上,国内大陆的一位代表还在会议上重提此事.但是据统计,梁实秋在抗战期间所写的文章里,提到“抗战”二字的次数很多.他在抗战开始时力主抗战,被日本人定为抗日分子,为躲避日本人的迫害,孤身一人从汉口逃到重庆,和夫人长期别离六年之久.他对日本人的痛恨可想而知.因为一篇编辑的约稿文章,就说他不支持抗战的人,未免有些别有用心.1940年,梁实秋本来想随一个访问团到延安去访问.毛泽东发电报说,我们不欢迎梁实秋来.梁实秋只好终止随团访问.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又把梁实秋定为“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先是鲁迅的“丧家的资产阶级的泛走狗”,又有毛泽东的亲批在后,“反动文人”的罪名,是无论如何也洗不清了.49年梁实秋去台湾后,他的作品在大陆再也没有出版过（和鲁迅在台湾的待遇一样）,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有出版社出版他的散文.梁实秋年轻时也发表过一些政治言论,例如和胡适、罗隆基合著《人权宣言》等.到台湾后,专注于学术和教书,没有再对国民党提过什么意见.李敖写过一篇文章《梁实秋偷打印机?》,文中说”国民党在台湾,曾派人到梁实秋家搜查,说办事处偷了打印机.因为现在在台湾的知名文化人,不是国民党的大概只有梁实秋了.搜查只是个警告：到台湾了,还是乖乖的吧.从那以后,梁实秋就再也没发表过对国民党不利的言论.这样一个软弱的人,居然也可以誉满士林而死（大意如此,我找不到原文.出自李敖《君子爱人以色》）.人各有志,梁实秋无意于政治,也无可厚非.然而李敖持才自傲,看谁不顺眼都骂,连提携他的文坛先辈都不放过,颇有当年鲁迅之风.（郭沫若曾说过,鲁迅先生除了不骂自己,谁都要骂.）

梁实秋从1930年开始,到1976年,用了三十七年的时间,独自一人翻译《莎士比亚全集》37卷.他还曾编著过三十多本字典和教科书,常见有《远东英汉大字典》等.这翻译大师的称号,梁实秋当之无愧.梁实秋在文学上的最大成就,就是他的散文了.他的散文幽默风趣,看似平平淡淡,实则用意深远.他的散文写前思索再三,一旦写成,决不再改.梁实秋与林语堂、周作人,都可称为散文大家.梁实秋去世后,有人说如今的散文之林,可以用“但恨不见替人”来形容.他的著名散文作品集《雅舍小品》中的“雅舍”,是指抗战期间在重庆的故居.“雅舍”是梁实秋和他的清华同学吴景超合买的,“雅舍”的名字就来源于吴景超的夫人龚业雅.随着《雅舍小品》的受人欢迎,“雅舍”之名也越来越大.九十年代,因为重庆市的城区改造,“雅舍”可能要被拆除.消息传出,冰心、舒乙、李宣华、林海音等纷纷呼吁“雅舍”应该保留.冰心说：“雅舍因为进入了文学作品而不同凡响”,舒乙在《团结报》上发表了《寻找“雅舍”》一文,论证“雅舍”应该存在的价值.后来在各界的呼吁下,被重庆市政府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雅舍”得以长存.从这当中可以看出梁实秋散文的受欢迎程度.晚年梁实秋接受采访,说一生中有四个遗憾.一,有太多的书没有读；二,与许多鸿儒没有深交,转眼那些人已成为古人；三,亏欠那些帮助过他的人的情谊；四,陆放翁但悲不见九州同,现在也有同感.

第三篇：梁实秋 特点

梁实秋

特点

《雅舍小品》是著名文学家、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梁实秋的代表作。它是梁实秋在抗战时期避居北平时所作，共收录44篇散文小品。此书一出，即畅销不衰，受到了广大读者的赞美，其与众不同的语言幽默特色，更是得到了广大专家的肯定。

梁实秋，曾被鲁迅骂为“资本主义的走狗”，所以，一直以来，梁实秋都被认为是一个反动派的文人，是不被人称道的，甚至是觉得他的文章也如其人一样低品位，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随着时代的检验，梁实秋的散文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可，他的散文的价值也越来越能体现出来了。

梁实秋非常注意散文的语言艺术，尤其注重发扬本民族的语言传统。欧美文学的刚直严密、雍容幽默，汉文学的古朴凝练、铿锵顿挫，北京方言的亲切、平白风趣，经过他的熔炼，成为一种新的生命。《雅舍小品》中很明显的流露出他的清新自然、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

梁实秋的散文，有着十分精彩的幽默，其幽默是一种深沉的表述，是一种显而不露的含蓄的方式。或许，读梁实秋先生的作品，你未必会哈哈大笑，但你却必然会心而笑，这是一种幽默的、大师级的人具备的一种超然世外的精神。梁实秋先生曾经说过，他创作散文时，常常游心物外，所以常常对自身所受的任何伤害多几乎抱着无动于衷的态度，甚至外界的矛盾冲突，都可以成为自我陶醉的机会。梁实秋先生对于一些不符合他的道德观的很多行为难免会进行批判，但却不会是狠狠的、不留情面的批判，在批判时，不是用尖酸刻薄的词语，更不是破口就骂，而是采用适度的幽默──一种不温不火的讽刺。他认为“讽刺文学的出发点是爱，不是恨，人性本有缺点，人生本有不如意事，文学家探索人生，热爱人生，看到不合理不道德的现象，则想加以指责矫正，讽刺便是一种恨好的手段。”这样的幽默的讽刺在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系列散文更是有了很充分的表现，此类梁实秋散文式的幽默很多，基本上有以下几种：一种是带苦涩的笑，不得已的无可耐何的笑。这种笑的含义比较凝重，表达又较为婉转。这样的幽默多见于其作品如《鸟》、《猪》、《狗》、《骆驼》一类以动物为标题的小品文，例如在《骆驼》这篇文章中，表面上看来似在着重张扬骆驼的忍辱负重、吃苦耐劳的精神，实际上却饱含着对人间待遇不公的怨愤，如文中所写到，骆驼这样的动物若是从地面上消逝，可能不至于引起别人多少的惋惜，尤其在当今这个世界，大家都喜欢养善解人意的哈叭狗，象骆驼这样的“任重而道远”的家伙，恐怕只好由它一声不响的从这个世界推下去吧”。醉翁之意不在酒，作者为哈叭狗的得宠和骆驼的遭人冷遇而大鸣不平，不过是借题发挥，以发泄胸中的不满而已。梁实秋的这种影射式的技巧、练达而不轻浮的笑，是很合乎其清高的个性合和教养有素的绅士风度。

其次是梁实秋的作品当中表现出来的一种闲适愉悦的幽默，是一种带着甜味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谈人生的一种态度，是一种不俗套的轻松的笑，这样的例子在梁实秋的作品中是随处可见的。例如《下棋》一文中，写出一对活脱脱的棋迷,令人捧腹不已：“我有两个朋友下棋,警报作,不动声色,俄而弹落,棋子被震得在盘上跳荡,屋瓦乱飞,其中一位棋瘾较小者变色而起,被对方一把拉住:„你走!那就算是你输了‟。”作者把棋迷放入生死关头,环境对于棋迷来说是极为严峻的,但棋迷的言行却改变了情境的色调,在这里论输赢胜过了求生存,荒谬超越了常理。棋迷的行为已经使人惊诧,棋迷的对话更令人叫绝,棋迷迷之深在强烈的人物与情境的反差中达到了置生死于度外的境界,幽默也在这里被推向了极致。从根本上讲,梁实秋既不同意太超脱的“杀死他一大块”,他不动肝火,“草草了事”,让人“觉得索然寡味”的人生态度;又不同意不够超脱的人,“每一着都要加慢考虑”的给人一种沉闷呆滞感觉的人生态度。梁实秋所向往的是把令人烦恼和痛苦的输赢置之度外,以内心的丰赡愉悦为人生情趣的中和之度。这种豁达、超然、和谐的审美理想折射在艺术幽默上则表现为适度、静观、平和。

《雅舍小品》中梁实秋表现的更多的是一种闲适的幽默，作者在此类幽默中，闲庭信步，在独抒胸臆中来段幽默，天马行空中显露其修养。如雅舍中的一系列散文中，作者把一些生活琐事写得有生有色，趣味无穷，把一所破房写成了人人想参观的雅舍，在幽默中显露其深厚的语言的叙述能力。

一、无奈的幽默

梁实秋曾经说过: 幽默太露骨，太嚣张就失去了„幽‟和„默‟。所以，他在雅舍小品中表现出来的正是他这句话的真实体现，他无论是批判社会还是讽刺社会上的某些不道德的人，都会是一种含蓄的手法，让其初次读来无关痛痒，细细品味却是讽刺的入木三分，令人拍案叫绝。其实，这也是出于社会的一种无奈，对一些社会现象的一种让步，避免其锋芒，梁实秋说过的一些话，被鲁迅等人视为“资本家的走狗”的罪证，现在中学的很多出现梁实秋的字眼都是伴随着鲁迅骂其为“资本家的走狗”。所以，他把幽默的言语说的含蓄，既是他的一种语言及文学功底非常深厚的一种体现，也是其为保护自身所采取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措施的一种无奈的笔法。如《男人》一文中写到：

男人令人首先感到的印象是脏!当然，男人当中亦不乏刷洗干净洁身自好的，甚至还有油头粉面衣冠楚楚的，但大体讲来，男人消耗肥皂和水的数量要比较少些。某一男校，对于学生洗澡是强迫的，入浴签名，每周计核，对于不曾入浴的初步惩罚是宣布姓名，最后的断然处置是定期强迫入浴，并派员监视，然而日久玩生，签名簿中尚不无浮冒情事。有些男人，西装裤尽管挺直，他的耳后脖根，土壤肥沃，常常宜于种麦!袜子手绢不知随时洗涤，常常日积月累，到处塞藏，等到无可使用时，再从那一堆污垢存货当中拣选比较干净的去应急。有些男人的手绢，拿出来硬像是土灰面制的百果糕，黑糊糊黏成一团，而且内容丰富。男人的一双脚，多半好像是天然的具有泡菜霉干菜再加糖蒜的味道，所谓“濯足万里流”是有道理的，小小的一盆水确是无济于事，然而多少男人却连这一盆水都吝而不用，怕伤元气。两脚既然如此之脏，偏偏有些“逐臭之夫”喜于脚上藏垢纳污之处往复挖掘，然后嗅其手指，引以为乐!多少男人洗脸都是专洗本部，边疆一概不理，洗脸完毕，手背可以不湿，有的男人是在结婚后才开始刷牙。“扪虱而谈”的是男人。还有更甚于此者，曾有人当众搔背，结果是从袖口里面摔出一只老鼠!除了不可挽救的脏相之外，男人的脏大概是由于懒。

对了!男人懒。他可以懒洋洋坐在旋椅上，五官四肢，连同他的脑筋(假如有)，一概停止活动，像呆鸟一般;“不闻夫博奕者乎……”那段话是专对男人说的。他若是上街买东西，很少时候能令他的妻子满意，他总是不肯多问几家，怕跑腿，怕费话，怕讲价钱。什么事他都嫌麻烦，除了指使别人替他做的事之外，他像残废人一样，对于什么事都愿坐享其成，而名之曰“室家之乐”。他提前养老，至少提前三二十年。

梁实秋的这篇《男人》，写的就是作者认为的男人的“形象”。读来第一感觉是幽默，使人忍俊不禁，好象是他就在跟前跟我们谈天，虽然梁实秋先生作为一个男人，但是他批判起男人来却是一点都不留情面的，听他在数落男人们的种种不是，文字虽然有些夸张，我们却也不会持太大的反对意见。

在这篇文章中，他把男人的形象概括为四个特点：脏、懒、馋和自私。然后用极其幽默的文字娓娓道来。可以看出来，作者写男人，是用了最无情最刻薄的言语的，但他的语言却不会留给别人如泼妇骂街的不良形象，反而让人在笑声中，觉得说的还是很有道理，即使是被说中的男人，也会觉得说得挺中肯，这也是梁实秋作为一名语言大师所具有的语言魅力。作者把男人写的简直连“躺在阳光下晒太阳的癞皮狗”也不如。男人的种种丑态，脏是“他的耳后脖根，土壤肥沃，常常宜于种麦……，喜于脚上藏垢纳污之处往复挖掘，然后嗅其手指，引以为乐!多少男人洗脸都是专洗本部，边疆一概不理……”不知道各位男性同胞看了会作如何感受?男人虽然不至于个个都“油头粉面”，但也不至于都猥琐若此罢?还有男人都“几天不见肉，他就喊“嘴里要淡出鸟儿来!……”男人若个个都谗到这份上，也确实是到谗的臻境了。

男人自私，男人把一切的家务都推给女人做，男人在外面当狗熊，回家就做英雄，“除了在做事赚钱的时候不得不忍气吞声的向人奴膝婢颜外，他总是要做出一副老爷相。他的家便是他的国度，他在家里称王”。男人们在外受气，回家出气，应该是少数男人有这种劣根。至少梁实秋本人不会承认的。当一个男人不想回家时，他会找借口，他们有他们的去处，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是整天在外面泡，泡与鬼混不同。泡还不至于对不起妻子，倘若在现在，男人鬼混，当时的男人也算是“望尘莫及”的了。“长舌男”是相对于“长舌妇”而言的，长舌妇谈论的内容还好，无非是拉拉，男人倒好，最后不谈到女人身上便不会散场。这真的是所有男人的劣根了。

也只有梁实秋，才能写出这样精彩的文章，也只有梁实秋，才写这样平常的话题。在这篇《男人》里，也许我们看不到他文章的“雅”，但是作者的幽默语言，文章的精巧，和作者本人的不不趋炎附势态度，都无遗地表现出来。也许，梁实秋的政治观点和信仰与普通人不同，我却万分不理解为何会受到有的人的非议。在我眼中，梁实秋是一个散文大师，他的散文作品，幽默之中尽显其特色，当之无愧是中国文坛的精品。

第四篇：鲁迅先生的文章特点

小说特色

鲁迅的小说选材独特，在题材的选择上，鲁迅对古典文学中只选取“勇将策士，侠盗赃害，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的模式做出了改革，以“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式的创作目的，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鲁迅在处理这些题材时又具有极其独特的眼光。在观察和表现自己的主人公时，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即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病苦”。因此，在《故乡》中，最震动人心的不是闰土后来的贫苦，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又着眼于他们的精神创伤和危机，如《在酒楼上》老辣的眼光看到了辛亥革命中独战多数的英雄摆脱不了孤独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又回到原点，在颓唐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鲁迅的这些改革在《呐喊》和《彷徨》中就演化为“看/与被看”与“归乡”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小说《示众》中所有人的动作只有“看”，关系也只有“看”与“被看”，由此形成了“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在《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等小说中都有展现。而在“归乡”模式中鲁迅不仅讲述他人的故事也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一个复调，如在《祝福》中，讲“我”、“祥林嫂”与“鲁镇”的三重关系，这个关系中既包含“我”与“鲁镇”的故事，又包含祥林嫂与鲁镇的故事，然而读者往往忽视前者，前者讲一个“永远漂泊者”的故事，后者讲一个封建社会吃人的故事。两个故事相串联，以祥林嫂的问题拷问“我”的灵魂，从而揭示“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类似这种模式的小说还有《故乡》、《孤独者》和《在酒楼上》。

[除此之外，一方面，鲁迅一直在探索主体渗入小说的形式。《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小说的叙述者“我”与小说人物是“自我”的两个不同侧面或内心矛盾的两个侧面的外化，于是全篇便具有了自我灵魂的对话与相互驳难的性质。另一方面，鲁迅也在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以及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他曾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求能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肯什么陪衬也没有。”对此他在介绍写小说经验时也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这也说明鲁迅在描写人物时着重人物的精神风貌，在描写中非常注重农民的艺术趣味。鲁迅研究了农民喜欢的旧戏和年画的艺术特点，并运用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使他的小说显示了浓重的民族特色。而他又广泛借鉴了诗歌、散文、音乐、美术，以至戏剧的艺术经验从事小说创作，并且试图融为一炉，于是出现了“诗化小说”（《伤逝》、《社戏》等）、散文体小说（《兔和猫》、《鸭的喜剧》等），以至“戏剧体小说”（《起死》等），等等。[ 30年代的鲁迅的创作精力主要放在杂文上，然而他并未忘记小说的创作，并贡献了他最后的创新之作《故事新编》。这部小说集依旧展现了鲁迅不羁的想象力与强大的创造力：对在《呐喊》和《彷徨》中创建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规范进行新的冲击，寻找新的突破。在《故事新编》中，鲁迅有意识的打破了时空界限，采取“古今杂糅”的手法：小说中除主要人物大都有历史记载外，还创造了一些次要的戏剧性的穿插人物，在他们的言行中加入大量的现代语言，情节和细节。用现代语言自由发挥，以“油滑”的姿态对对现实进行嘲讽和揭露。同时在许多篇什中都存在着“庄严”和“荒诞”两种色彩与语调旋律，相互补充，渗透于消解。例如《补天》中，女娲造人时的宏大与瑰丽令人向往，而结尾，后人打着“造人、补天”的旗帜在死尸的肚皮上安营扎寨又显得极其荒诞，这种荒诞将前文的伟大感消失殆尽，并转化为一种历史的悲凉。[

杂文特色 鲁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后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里，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与心血于杂文创作中。他的杂文极具批判性，鲁迅曾把杂文分为“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所强调的正是杂文的“批评（批判）”内涵与功能。顺次翻开鲁迅生前出版的14本杂文集，就可以看到一部不停息地批判，论战，反击……的思想文化斗争的编年史：从《热风》开始的对封建礼教、旧传统的批判，与复古派的论争，一直延续到《且介亭杂文末编》对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专政的抗议，对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路线的反击。鲁迅杂文所显示的这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不屈精神，从根本上有违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士大夫文化知识分子的“恕道”、“中庸”传统，集中的体现了鲁迅其人其文的反叛性、异质性

鲁迅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评论，他把自己的批判锋芒始终对准人，人的心理与灵魂：这是一种文学家的关照。正如鲁迅自己说：“我的习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因此，他最为关注的正是人们隐蔽的，甚至自身无法自觉意识的心理状态。如杂文《论“他妈的”》，鲁迅在国人习以为常的“国骂”背后看出了封建等级、门第制度所造成的扭曲的而不免卑劣的反抗心理。鲁迅还提出了“推背式”的思考方式，即“正面文章反面看”，据此而写出的一些杂文，例如《小杂感》：“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这都是深刻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自然也是“刻毒”。鲁迅的杂文思维也是非规范化的，他常在常规思维路线之外，另辟蹊径，别出心裁，就打开了全新的思路，例如其在著名的学术随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就以这种思路就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嵇、阮对礼教的破坏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却是爱之过深的表现。鲁迅杂文的犀利、刻毒，令人难以接受，还在于他的同样违反“常规”的（联想力）想象力，鲁迅一方面将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似乎不可能联系在一起的人和事连接在一起：在“形”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相通；另一方面又能够发现和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独特联系。在《小品文的危机》中“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到马路上来”。这样一端是高贵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在经过鲁迅的牵连下就达到了“神圣”的“戏谑化”，“高雅”的“恶俗化”。[ “将具体的、个别的人与事排除个别性、具体性、特殊性，做出普遍意义懂得整体概括，并加以简括的名称，经„这一个‟提升为„这一类‟的„标本‟，同时保留着形象、具体的特征，成为„个‟与„类‟的统一”这是鲁迅在进行论战时所采取的基本方法。在鲁迅生前的14本杂文集中塑造了许多精彩而典型的形象，如“叭儿狗”、“西崽”、“洋场恶少”、“革命工头”等等。这些形象常是对某人一时一地的言行作为一种典型现象来加以解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而提炼出的一种社会类型，这些形象具有超时空的意义，这也使得这种类型的“共名”与鲁迅小说里的阿Q、祥林嫂一样，具有长远的艺术生命力。[ 与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无拘无束而极富创造力的。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在他的杂文中：或口语与文言句式夹杂；或排比、重复局势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句、陈述句与反问句的相互交错，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与气势，可谓“深情并茂”。如《记念刘和珍君》中：“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酣畅淋漓，气势可观。而在另一方面，鲁迅杂文的语言又是反规范的，他故意地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用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取得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比如他有时将含义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词组织在一起，于不合逻辑中显深刻：“有理的压迫”、“跪着造反”、“在嫩苗上驰骋”等等。[

散文特色 鲁迅所创作的散文不多但却可说篇篇精品，这些篇章收录于《朝花夕拾》和《野草》。《朝花夕拾》是鲁迅对于童年、青少年时期的回顾，是对作者青少年时期生活断片的回忆，包含少年时代的绍兴印象、南京求学、留学日本、回国后在绍兴任教等基本的成长经历，尤以记述故乡生活者为最多。相比他的杂文这些文章多了明朗、纯真、亲切的情味。《朝花夕拾》侧重于世态人情的描画，既侧重于生机盎然的自然情境（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与满含生趣的少年行动（如《社戏》）的真切忆述，又侧重于带着宽厚的亲情刻画活生生的人物、比如藤野先生、范爱农、“三味书屋”的寿镜吾先生。作者没有生硬地用道德家的视角写他们，而是以情感带动团忆的笔。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长妈妈。在《阿长与<山海经>》等作品中，鲁迅尽量以客观的述说，不随意加以褒贬，在朴实的文字和故事中使读者深深地为长妈妈的善良、单纯、热诚、美丽的心灵所感动。相形之下，在《朝花夕拾》中、对旧日生活中枯燥、荒谬、愚妄的世相的不满，则显得并不突出。旧日的美与爱．既可看作是鲁迅思想苦闷时的精神避难所，也可视为他“为现在抗争”的疲累身心的憩园。[125]

与《朝花夕拾》“闲话”风格截然不同的散文诗集《野草》则呈现了另一种“鲁迅风”。在《野草》里，鲁迅的笔下，涌出了梦的朦胧、沉重和诡异，鬼魂的阴森与神秘；神幻的场景，荒诞的情节；不可确定的模糊意念，难以理解的反常感觉；瑰丽、冷艳的色彩，奇突的想象，浓郁的诗情……这些“奇峻的变异”一大原因是语言的特殊——来自于日常生活用语的变异，集华丽与艰涩于一身。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野草》的变异的文体：明显的表现了散文的诗化、小说化（《颓败线的颤动》）、戏剧化（《过客》）。《野草》总的艺术特征是内敛的抒情倾向，它所表露的是灵魂的„真”与“深”，是对于“人”自身存在困境的自觉体验与突围。鲁迅在这里借鉴吸收并成功地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但比同时期李金发的硬性移植显然更加自主自如。因而也取得了艺术表现手法探索上的极大成功。《野草》以表现主题的不确定性，几乎包含了鲁迅情绪、性格甚至整个内心世界的各个侧面，它更是启蒙时期的文化批判者鲁迅向启蒙时期后的战斗者转折过渡阶段的心灵史。[

第五篇：鲁迅先生的文章特点

鲁迅先生杂文特点

鲁迅的杂文是有极强烈的战斗性的，这种战斗性借助于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魅力而表现出来，它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通过具体材料的和谐统一。鲁迅说，杂文必须“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①又说：杂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②。鲁迅总是在首先强调杂文的思想性、战斗性的同时，也强调它的艺术感染力，强调它必须通过生活的形象和语言的魅力给读者以艺术的享受。自然，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决不是抚慰和麻痹，而“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它是统一于战斗也是为了战斗的。所以这跟艺术至上主义者强调的所谓艺术，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鲁迅对杂文提出了卓越的观点，这是他长期的创作实践的概括，他的全部杂文完美地体现了这些观点。下面，我们将着重分析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和表现方法。

杂文是政论的一种艺术的表现，它要求一种逻辑力量。但鲁迅的杂文却具有高度的说服力，长篇的论证严密，短篇的一针见血，都能在有限的篇幅里，把道理说得清楚、充分、深刻。这是因为它总是在最要害的地方揭示问题的本质，表现出鲜明、肯定、无可反驳的逻辑力量。这是鲁迅杂文的一个首要的特征。

鲁迅杂文的论辩的过程，它的达到结论的过程，常常是集中力量揭露事物本身的内在矛盾，使问题得到异常彻底的解决。毛泽东同志说：“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①鲁迅正是擅长这种分析的高手，因此他的论辩就能制强敌于死命。如梁实秋曾经狡称自己不知道“主子是谁”，说他不是资本家的走狗。鲁迅从阶级论的思想出发，深刻地认识走狗行为的实质，是为整个阶级效劳的，而不是为个别的资本家，所以梁实秋不知“主子是谁”的哀鸣，正是一个可以抓取的要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他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他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梁实秋既然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了。鲁迅思想的深刻性，还在于他发现梁实秋这条“文艺”走狗，在论战中已经理屈词穷，只能借国民党的反动暴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所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②又如，有人曾比较“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和“此生或彼生”两个句子，证明文言简明“省力”，优于白话。鲁迅即以同一例子反驳说：此生或彼生“至少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因此白话虽然用字较多，但意思准确，一看就清楚，“其省力为何如？”① 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有时它就是一种生活现象，为人们所耳闻目见，但不为人们所重视。鲁迅善于捕捉这种现象，加以点染、剖析，使它格外鲜明，引人注意。比方，有这么一种人，天天口里说着白话，运用自如，并不觉得鄙俗可笑，现在却以“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晒”为理由，来反对白话文。这本来就是一种矛盾的现象，鲁迅把它写出来，加以描绘，提高，立刻显出这种人的真面目：“现在的屠杀者”。因为他们不要现在，却抱住僵尸呻吟。有些人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不置一词，却拼命在少年刊物上宣传岳飞、文天祥的故事。鲁迅抓住这个矛盾，尖锐地指出，这两位对于少年未免迂远一点，因为大敌正当头。“我疑心那些故事，原是为办给大人老爷们看的刊物而作的文字，不知怎么一来，却错登在少年读物上面了”②。并以“登错的文章”作为题目，有力地讽刺了这种现象。矛盾的社会现象，有时并不集中在一个事物上，而是以分散的形式表现出来，很容易为人们所忽视，这就特别需要作家的集中和概括。鲁迅善于发现这种现象，从它们的对照中来揭露社会生活的矛盾。在《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里，他概括了两种对立的现象。一方面是统治者在宣扬孔教，演奏孔子听了“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意在粉饰升平；另一方面则是干旱成灾，乡民争汲井水，有人竟遭殴毙。鲁迅抓住了这两种现象，对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自然，这中间大有君子小人之分，但‘非小人，无以养君子’，到底还不可任凭他们互相打死，渴死的。”这就深刻地揭露了阶级压迫的残酷现实，有力地撕下了统治者粉饰升平的幕布。在前节提到的《新秋杂识

（二）》里，鲁迅也抓住了当时社会不救活人救鬼魂，不救国土救月亮的怪现象，深刻地揭露产生这种矛盾的根源，是国民党反动派不准人民抗日救国。由于作者所抓取的是尖锐对立的现象，在表现方法上又特别强调它的对立面，这就赋予它以十分鲜明、强烈的逻辑力量，使读者感到由衷的信服。

揭露事物矛盾，是逻辑思维的重要任务，也是有关杂文说服力的关键问题。鲁迅在这方面的劳动是十分辛勤的，他揭露矛盾的方法多种多样，莫不随对象的不同而变化。对于一些隐秘而复杂的矛盾，他有时并不急于作出结论，而是经过细致的思考、分析、描述来达到结论；有时则用层层深入地解剖事物真象的方法，让读者从论辩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领会到一个结论，而自己并不在字面上明白写出。如《论秦理斋夫人事》一文，论述自杀者为什么自杀，就是后一种情况的例子。鲁迅前期的杂文，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毛泽东同志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①这是鲁迅后期杂文精髓之所在。比如，关于旧形式的采用，这是一个曾经多次讨论过的问题，但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鲁迅是主张采用，主张推陈出新的。他说：“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这“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②这反对了两种片面性，即全盘否定和全盘照搬，而坚持了唯物辩证法——从新旧形式的对立统一中，来科学地阐明问题。上面举过的“此生或彼生”等例子，同样是辩证法的胜利，它有力地反驳了片面性的观点。

鲁迅的运用逻辑思维来揭露事物的矛盾时，经常通过艺术形象来表现。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他用那枝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画家。毛泽东同志在赞扬鲁迅杂文的战斗性的同时，也精确地指出它的形象性的特点。尽管他写的是一时一地的事情，画的是一人一物的面貌，但却具有普遍的意义，这是由于他“砭锢弊常取类型”，他所描绘的形象，不仅生动、鲜明，而且概括性强。这是鲁迅杂文的另一特色。比起其他文学形式来，杂文的形象创造不是通过行动和对话来刻画完整的人物性格，它“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它的方法是多样化的，可以利用比喻、故事，也可以根据对象特点直接描绘。鲁迅在这方面的笔力，就像名画师的速写，寥寥几笔，然而逼真，传神。他抓住对象特点描绘出来的形象，经常给予读者以永不磨灭的印象。例如他根据帮闲文人的行径，维妙维肖地勾画了二丑的嘴脸。这是一种扮演公子的拳师或清客的角色。“他有点上等人模样，„„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①鲁迅还深刻地指出，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这是一种勾魂摄魄的艺术，不仅鲜明、深刻，而且具有典型的意义。《爬和撞》描绘了这样的形象：人们在拚命地往上爬，然而爬的人多，拥挤不堪，于是就“撞”——投机冒险。撞好了，自己就发财显贵。撞不好，至多不过摔在地上，仍旧可以爬。这样，爬了来撞，撞不好再爬。鲁迅就是这样以活灵活现的形象，概括了当时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概括了某些人的全部人生哲学和经历。他描绘“西崽相”，是“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刻画生在阶级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是“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都是形象逼真，语言凝炼而幽默。

鲁迅还经常运用书本或自己创造的故事来构成形象，表达思想。由于不是虚假的杜撰，而是从真实的生活感受出发，故事里渗透着个人深切的体验，所以莫不栩栩如生，发人深思。《立论》②里描写一个人家生了男孩，满月时请客，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发财、做官的，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这故事内容很简单，似乎是个笑话，它是这么生动、有趣，但却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要“既不谎人，也不遭打”，该说些什么呢？这正是一个战斗的现实主义作家的隐痛，因为在自欺欺人的旧社会里，确实是难于说真话的。

运用譬喻等手法，造成鲜明的形象，用形象来说明问题，这是杂文的评论性所决定的。鲁迅的杂文有许多这类成功的范例。如对保存“国粹”的批判，他先解释“国粹”，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但这未必就是好。接着就说：“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①有拟之于虫兽的，如叭儿狗，“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②这个形象，由于它的高度概括性，已经走入生活，成为人们喜欢采用的普通名词。此外如把脱离社会培养的天才，比作离开泥土的一碟子绿豆芽，把封建社会比作僵尸等，都是富有表现力的确切的譬喻。

这种形象化手法，被用来表现复杂而深刻的思想，特别能够显示它的强大生命力，显示鲁迅的艺术创造性。在《朋友》里，作者为我们讲述这样两件事：小朋友最喜欢看变戏法，待到自己学会时，便索然无味；类似的情况是看电影，等到明白了影片的制造法，知道千丈悬崖者，其实离地不过几尺，从此便不以电影为神奇，处处留心它的破绽，自己感到无聊，反而后悔去看说明隐秘的书。这是十分平常、简单的事，作者让你思索它的含义，接着便把你引导去面向当时的一个生活真理：“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这样一个道理，如果要用概念推理的办法来写，那真不知要说多少话，恐怕也难于说清楚，现在从生活出发，只写了那么两件事，互相印证说明，读者便完全给说服了。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灯下漫笔》。作者从钞票贬值折价换成现银，反而沾沾自喜的心情，一下子联想到人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以后，还万分喜欢，从而反映了有关中国人民历史命运的一个大主题。这种表现方法平易近人，它使一个抽象深奥的思想，十分容易地为读者所接受。

鲁迅的形象化手法，都表现了贴切、平易、新鲜的特点。他的无论那一个形象，总是十分切合事物的真象，一丝也不走样。贴切是形象化的生命，不贴切就失去了形象存在的价值。而且他又善于就近取譬，使读者感到亲切。如所周知，一切形象譬喻，都必须以浅近的、读者熟知的事物来喻深远的、读者不易了解的东西。但是浅近而熟知的事物，如果处理不好，则容易成为陈词滥调，引不起读者的兴趣。这就必须从新颖的角度去运用它，发现前人未曾发现的意境，使形象别具新意，不落俗套。这才能使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既平易而又新鲜，给读者以无穷的回味。形象的力量，是诉之于情，从而喻之于理。所以有人认为：形象是感情的发酵素。鲁迅善于把叙述和评论形象化，也善于寓感情于形象之中。他的强烈的爱憎分明的感情，总是含蓄于字里行间，借形象而扣打人们的心灵。浓厚的感情色彩，不仅突出地表现在他的一部分抒情散文里，而且也表现在他的许多偏重于叙述和评论的篇章中。总之，与形象而俱在，鲁迅的杂文表现了浓烈的感情色彩的特点。

鲁迅的杂文，有一部分是抒情散文。在这些文章中，作者经常借形象以抒情，鲜明的形象与真切的情思合而为一，强烈地吸引着读者，激动着读者。如《夜颂》这样描写了黑夜和白天：“夜是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天衣，普复一切人，使他们温暖，安心，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这两幅形象，寄托着作者深刻的感触，他对比黑夜和白天，憎恶光天化日之下的“真的大黑暗”，憎恶一切人造的面具和衣裳。在一些纪念文章里，作者也经常运用这种手法来表达对于死者的感情，如《忆刘半农君》，写“五四”时期刘半农的战绩时，提到当时有些人批评他“浅”，但作者却赞美这“浅”：“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彻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最后又说：“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在这里，形象的描写，真挚的友情，严正的历史评判，取得了和谐的统一，给予读者以回味无穷的感受。

鲁迅表达感情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不限于形象和譬喻。他善于运用排比等修辞手法，反复咏叹，以宣泄一种不可抑止的感情。《记念刘和珍君》描述刘和珍等牺牲的事实之后，写道：“但段政府就有令，说他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种排比复沓的句式，有力地倾吐了作者的翻江倒海的激情，强烈地激起了读者对于反动派的仇恨。在《友邦惊诧论》等政治评论文章里，作者也经常运用这种手法来揭露反动派，表达鲜明的阶级感情。

鲁迅杂文的抒情，有时并不借助于比喻、排比等手法，他只是按照事物的真象加以白描，在朴素无华的文辞中，寄托着一种真切的感情。如关于柔石的一段描写：“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①在这里，作者由衷的敬仰和怀念的感情，不是跟柔石的纯洁、善良、勤劳的品质同时写出，一样地感动着我们么？

鲁迅杂文的感情力量，特别表现在讽刺上。他认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但却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讽刺作者的本领，就是偏要提出这种“谁都不以为奇”的事，“而且加以精炼，甚至于夸张”②。比如，上面所举的爬和撞的形象，《立论》中的故事，都属于这一类，都具有明显的讽刺性，包含着作者的善意和热情，让读者在不禁发笑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对于敌人，鲁迅也经常燃起讽刺的愤火，但为的是要把他们烧毁。比如《“有名无实”的反驳》，从报上引述一位国民党排长的话，同现实生活相对照，进行无情的鞭挞，几乎通篇全用反语写成，造成十分强烈的讽刺效果。鲁迅说：自己“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①。好用反语，是鲁迅杂文讽刺艺术的一大特点。在与论敌笔战中，尤其是这样。

总之，鲁迅的杂文，形式丰富多彩，手法不拘一格，莫不清新独创，给予读者以隽永的艺术享受。这除了思想内容的先进、深刻，有助于他在艺术上的发现以外，还因为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体验，有一座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库。此外，他在写作过程中的认真构思和锤炼，也是十分重要的条件。“就算三五百字的短评，也不是摊开纸就动笔”。他曾这样说：“人家说这些短文就值得如许花边，殊不知我这些文章虽然很短，是绞了许多脑汁，把它锻炼成极精锐的一击，又看过了许多书，这些购置参考书的物力，和自己的精力加起来，是并不随便的。”①这种艰苦劳动、精益求精的态度，是非常值得学习的。让我们认真地学习鲁迅杂文的战斗性和艺术表现力，更好地发挥杂文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