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2_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国企领导人不是企业家的11条理由

202_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国企领导人不是企业家的11条理由

欢迎加入202_年池州事业单位群： 248612016

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被举报并戏剧性地被调查，是最近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笔者注意到，无论外媒还是内媒，对于宋林的称呼都出奇地一致：除了“华润集团董事长”的职务称呼外，人民网还称之为“省部级高官”，新京报称之为“副部级官员”，新华网博客称之为“央企高官”，一些外媒中文网称“又一高官落马”，等等。无一例外都把宋林当做“高官”而不是“企业家”。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为什么宋林不是企业家？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在《中国企业家的功绩、处境和命运》一文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本文所讲的中国企业家，主要是指民营企业家；国有企业的老总不是企业家，是官员„„故不在本文讨论之列。”那么为什么国有企业领导者是官员而不是企业家？为什么国有企业领导人不是企业家无论宁高宁时代还是宋林时代，华润集团给人们的印象就是擅长资本运作和并购重组，在市场竞争领域长袖善舞，纵横捭阖。成为华润集团的董事长后，宋林自然而然以“企业家”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然而，宋林在华润集团的完整身份是“董事长兼党委书记”，而这两个职务都是中共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点企业的职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搜索“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因此，宋林真正的身份是“中管干部”，宣布免除宋林职务的机构只能是中央组织部，而不是国资委。这也正说明了宋林的副部级干部身份。因此中外媒体说宋林是官员、高官，并没有错。

当然，并不能因为宋林等人是国有企业的领导者就说他们没有企业家才能。相反，许多国企领导者是具有卓越的企业家才能的。比如改革以来出现的袁庚、步鑫生、马胜利、赵新先、褚时健、李经纬等。他们也具有所有企业家的共同特点，那就是对于寻找市场机会的高度敏感性、执行决策的高效率和对创新的渴望。但是囿于国有企业干部管理体制的限制，他们最多只能算是“有企业家才能的干部”，而不是企业家。

企业家和国企干部的重大区别

企业家和国有企业干部之间存在着泾渭分明的差异。主要有11个方面：

第一，企业家由市场产生，其劳动对象通常是私有财产；国有企业干部由组织任命，其劳动对象通常是全民财产。由此就形成了从管理体制、激励制度、约束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区别。

第二，企业家没有行政级别（按照中国政治身份的划分，就是群众，即老百姓或“民”）；国有企业干部有行政级别（其政治身份是干部，即官或吏）。国有企业干部的行政级别随着所在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走，所在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高，其领导人的行政级别也高，与其企业家才能并没有直接关系。通常，中央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有正部级（如中国铁路总公司）、副部级（53家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和厅局级；省级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有副省级和厅局级；市级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有副局级和正处级。

第三，企业家的才能主要体现为市场化的薪酬，也有个别企业家寻求政治待遇，但

最高的职位也就是工商联主席、政协常委以及人大代表等待遇；国有企业干部的才能主要体现为党政待遇和行政级别（在弱化行政级别待遇的同时，如果市场化待遇没有及时跟上，容易发生“59岁腐败”现象）。有少数国有企业领导人的党政待遇能达到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纪委委员。民营企业家则没有人进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委委员会。

第四，企业家在所属企业内具有高度权威性和决策主导性；国有企业干部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企业的设立、投资、合并、分立、撤销以及领导人的撤换等重大决策，并不由他们主要决定（当然他们可以是主要参与者）。

第五，企业家的工作导向主要是公司的市场绩效，一般没有超越商业以外的目标；国有企业干部的工作导向则是多重的，包括企业规模、企业效益、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等，而且不排除干一些“政绩工程”，甚至经常以非商业目标替代商业目标。

第六，企业家的行为偏好是崇尚风险和创新；国有企业干部的行为偏好是稳定。这当然是由身份不同造成的。

第七，企业家通常敢于彰显个性、个人才能、价值倾向，充满个人魅力；国有企业干部通常深居简出，很少出来讲话，讲话也多数是照本宣科、官样文章，缺少个人魅力。

第八，企业家一般长期在一家企业任职；国有企业干部则有通道在国有企业与党政部门领导之间“旋转”。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第九，在政治协商会议的界别上，企业家归为工商界即非公经济人士，通常由中央统战部对口管理（于是出现了党员身份的民营企业家也由统战部管理的奇怪现象）；国有企业干部则有中央组织部及各级组织部门管理。

第十，企业家违法行为由法律约束；国有企业干部违法行为首先由党的纪检部门约束。

第十一，很重要的一点，企业家没有任职的年龄限制，除非身体不能支撑或大脑跟不上时代；国有企业干部必须到点退休，无论其身体多好、水平多高。

总体而言，国有企业领导人的根本属性是行政属性，是与党政部门的关系，而不是市场属性。其激励机制首先是党政激励，从副处到正处，一直到厅局级乃至副部级；其约束首先是纪检行政部门的约束，而不是重大信息披露的市场化约束。启动国有企业领导人去行政化的改革已经过去15年了，今天仍然在原地踏步。只要国有企业领导人拥有一天行政级别，就一天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家，他们的企业家才能和价值就不可能得到市场体现。更多池州事业单位招聘信息，欢迎登陆：池州人事考试网 池州事业单位招聘网

第二篇：202_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6

202_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计生捆绑”还要引发多少悲剧 欢迎加入202_年池州事业单位群： 248612016

将计生与义务教育“捆绑”的做法，事实上正是对于公民教育权利的挟持。所有的计生“捆绑式执法”现象，都到了该用法律的工具好好清理一下的时候了。

据《东方早报》报道，37岁的贵州兴义农民王光荣不久前割腕自杀，因为缴不起4个孩子22500元的“超生罚款”，而不交钱意味着孩子上学将受阻。

社会治理中一些坏的办法，总是一再地引发更坏的结果，王光荣之死正是一例。王光荣的死与“超生罚款”之间的联系，不会因为当地的“辟谣”而不存在。在报道中，王光荣的妻子表示，就在丈夫自杀的当天下午，三女儿从下坝小学回来后，还向她要“计生证明”。“计生捆绑”把一个生命，以及他身后的这个家庭捆绑了进去。

近些年来，将计生政策与其他政策“捆绑”的现象并不罕见。最近《新京报》刚报道过，湖南武冈一户贫困家庭，由于超生迟迟申请不了低保，丈夫将瘫痪的妻子“扔”在乡政府，最后导致“农妇之死”悲剧。除了上学、低保之外，各地和计生捆绑的还有医保、落户、购房、结婚登记、身份证明等各种“土政策”。

现阶段公民应当遵守计划生育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了实现计生目的，就可以挟持公民权利。尤其是超生和交罚款的责任在家长，怎么能拿孩子的落户权、受教育权作为捆绑或代价？这种“捆绑”事实上是对于公民教育权利的挟持。而这种挟持的根本，则是社会治理中的“懒政”思维，更是公权力的犯规与越界。

在王光荣之死的报道中，一名当地人表示，“兴义教育部门对计生单位的要求有些迟疑，有教育系统领导提到不能因为计生工作让适龄儿童无法读书。”但是在不由分说的压力面前，这种迟疑是无意义的，反对更是无效的。而这种“捆绑”，不仅让一些地方的计生执法面临普遍合法性危机，也无法从根本上维护国策应有的严肃与效率。

愈是国策，愈应在法治之内依法行政。值得注意的是，兴义计生“捆绑式执法”还曾被视为一种柔性执法：在202_年前后，因计生执法不当，兴义发生过两名计生干部被杀的凶案。凶案发生后，相关部门探索计生执法的其他方式，将最初的强制征收变为较柔和的“捆绑式执法”。但是许多学龄儿童无法接受义务教育，以及王光荣最终割腕自杀的事实，还能表明这种做法是“柔和”的吗？

就在不久前，32名律师、学者联名的建议信，寄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呼吁尽快清理各地新生儿落户与计生挂钩的违法规定，在全国范围取消计生与户籍的捆绑，消除“无准生证不能上户口”的不合理现象。其实，不独户籍，任何关于计生的捆绑都应当被取消。

现在已有江西南昌、山东等地出台新政，取消计生与户籍捆绑，获得民意普遍支持。为了避免更多悲剧，为了敬重法治和民意，所有的“计生捆绑”现象，都到了该用法律的工具好好清理一下的时候了。

202_年池州事业单位面试培训：“计生捆绑”还要引发多少

悲 剧

欢迎加入202_年池州事业单位群： 248612016

将计生与义务教育“捆绑”的做法，事实上正是对于公民教育权利的挟持。所有的计生“捆绑式执法”现象，都到了该用法律的工具好好清理一下的时候了。

据《东方早报》报道，37岁的贵州兴义农民王光荣不久前割腕自杀，因为缴不起4个孩子22500元的“超生罚款”，而不交钱意味着孩子上学将受阻。

社会治理中一些坏的办法，总是一再地引发更坏的结果，王光荣之死正是一例。王光荣的死与“超生罚款”之间的联系，不会因为当地的“辟谣”而不存在。在报道中，王光荣的妻子表示，就在丈夫自杀的当天下午，三女儿从下坝小学回来后，还向她要“计生证明”。“计生捆绑”把一个生命，以及他身后的这个家庭捆绑了进去。

近些年来，将计生政策与其他政策“捆绑”的现象并不罕见。最近《新京报》刚报道过，湖南武冈一户贫困家庭，由于超生迟迟申请不了低保，丈夫将瘫痪的妻子“扔”在乡政府，最后导致“农妇之死”悲剧。除了上学、低保之外，各地和计生捆绑的还有医保、落户、购房、结婚登记、身份证明等各种“土政策”。

现阶段公民应当遵守计划生育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了实现计生目的，就可以挟持公民权利。尤其是超生和交罚款的责任在家长，怎么能拿孩子的落户权、受教育权作为捆绑或代价？这种“捆绑”事实上是对于公民教育权利的挟持。而这种挟持的根本，则是社会治理中的“懒政”思维，更是公权力的犯规与越界。

在王光荣之死的报道中，一名当地人表示，“兴义教育部门对计生单位的要求有些迟疑，有教育系统领导提到不能因为计生工作让适龄儿童无法读书。”但是在不由分说的压力面前，这种迟疑是无意义的，反对更是无效的。而这种“捆绑”，不仅让一些地方的计生执法面临普遍合法性危机，也无法从根本上维护国策应有的严肃与效率。

愈是国策，愈应在法治之内依法行政。值得注意的是，兴义计生“捆绑式执法”还曾被视为一种柔性执法：在202_年前后，因计生执法不当，兴义发生过两名计生干部被杀的凶案。凶案发生后，相关部门探索计生执法的其他方式，将最初的强制征收变为较柔和的“捆绑式执法”。但是许多学龄儿童无法接受义务教育，以及王光荣最终割腕自杀的事实，还能表明这种做法是“柔和”的吗？

就在不久前，32名律师、学者联名的建议信，寄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呼吁尽快清理各地新生儿落户与计生挂钩的违法规定，在全国范围取消计生与户籍的捆绑，消除“无准生证不能上户口”的不合理现象。其实，不独户籍，任何关于计生的捆绑都应当被取消。

现在已有江西南昌、山东等地出台新政，取消计生与户籍捆绑，获得民意普遍支持。为了避免更多悲剧，为了敬重法治和民意，所有的“计生捆绑”现象，都到了该用法律的工具好好清理一下的时候了。

http://chizhou.offcn.com/

第三篇：202_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京津冀一体化,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202_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京津冀一体化，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京津冀一体化已是人尽皆知，河北保定等北京周边城市房价飙升的消息也在铺天盖地。但切实推进京津冀一体化，需要的不是概念炒作，而是在众声喧哗中保持冷静，找准并把握好节奏，顺利地把这块“热豆腐”吃下去、消化好。京津冀协同一体化的本意是为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实现行政资源和公共服务资源的共享。但应当看到，这一国家战略的实施不会一蹴而就，三方地方政府各自还需保持理性思考，演好自己的角色，切实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模式，逐渐打破区域壁垒。无论是产业转移、人口分流，还是交通一体化，都要稳扎稳打，而不是“大干快上”。

“大跃进”式的急躁冒进发展，曾让我们吃过不少苦头，这样的歧路不能再走。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坚持“摸着石头过河”、“三步走”战略，我们方取得了成功经验。回顾历史，我们就明白：任何重大战略的成功，决策者、实施者、参与者都不能心急，要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

国家战略的实施，需要国家有关部委会同地方政府，认真组织调研，编制相关规划，从国家层面统筹协调解决问题，以此突破藩篱、形成合力，绝不能容许“拍脑袋”、“一个领导一个蓝图”。笔者以为，京津冀一体化的当务之急是政策制定者认真做好调研，注重顶层设计。国家发改委9日首次公开表示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研究编制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相关规划。舆论和公众也需要给政府决策者留出时间和空间，力求政策不跑偏。当前，无论是房价的“涨声四起”，还是京企的外迁，小道消息满天飞，危害极大。从这一角度来说，政府决策部门也要积极做好权威发布工作，对社会和公众及时作出有关解释和说明，这是基本的要求，也是应有的态度。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是人尽皆知的老道理。国家重大战略的推进，也应遵此理。如果硬吃“热豆腐”，只能烫伤自己的嘴。

更多池州省考面试相关信息，敬请关注：

池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池州人事考试网池州公务员考试网

池州中公教育伴您公考每一天！

第四篇：202_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班44

202_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班：大气污染将纳入网格化管理范

围

欢迎加入池州省考交流群： 18924073

5昨天，市政协召开提案办理协商座谈会，市环保局等部门对市政协关于大气污染治理的11件提案进行了集中办理答复。市环保局透露，下一步将细化大气污染防治网格化管理，将防治工作推进到农村、社区。张志铭委员提案表示，本市多处道路扬尘，与运输渣土车辆遗撒和倾倒建筑垃圾有关，建议对相关行为加强管理。相关部门回复表示市城管执法局将加强日常巡查力度，采取全天候人盯车巡检方式，并与交通、公安等部门加强配合，全力查处道路遗撒、倾倒建筑垃圾等违法行为。据介绍，目前本市已经采取了40多项措施防治大气污染，仅淘汰老旧机动车一项，去年就完成了36.6万辆的淘汰工作，财政补贴超过10亿元。

政协委员刘一兵在提案中表示，本市应建立统一的管理平台，使网格化城市管理工作向郊区县等扩展。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大气污染举报管理平台已经建立，群众可以拨打市政府热线12345、市环保局热线12369等进行投诉举报。关于城市网格化管理的扩展，市环保局表示，下一步将细化大气污染防治网格化的管理要求，明确网格化责任区划分和职责分工，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到农村、社区。

http://chizhou.offcn.com/

第五篇：202_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班20

202_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班：湖南农妇乡政府死亡事件丈夫

可能构成遗弃罪

欢迎加入202_年池州事业单位群： 248612016

原标题：湖南农妇在乡政府死亡续:或因超生没有享受低保

湖南武冈农民艾绍金，为上低保，将生活无法自理的妻子邓元姣抛到乡政府办公室里。数日后，邓元姣去世。艾绍金一家的低保到底为何申请不上？是当地政府在低保认定上存在问题，还是他家的困难程度确实不够？

记者赶赴当地调查。

为啥吃不上低保？

湖南邵阳武冈市晏田乡向东村坐落在大山的半腰上。山间多雾，雾中的村落，如同一道待解的谜题。

艾绍金的家是一栋外墙简单涂抹了水泥的红砖平房，一层、三间。客厅正中是邓元姣的遗像。客厅两旁，各有一间房，胡乱摆放着杂物和破旧的衣服。两间房各有一张床，床上连被褥都没有。艾绍金说，他就住在这里。

然而，这间房的左侧，是艾绍金两个儿子新建的红砖楼房，大概5间宽、盖了两层，尚未完工。新房子的二层还没装窗户，留着3个大窟窿，外墙还是光秃秃的，什么都没刷。但是相对于村里不少破旧失修的砖瓦房、木头房，也算得上中等的房子了。艾绍金说，两个儿子现在又去外省打工了。几年前，一共生下两个孙子和两个孙女后，两个儿媳妇相继离开了这个家。

“没有低保，就活不下去了。”艾绍金说。他说，现在家里连粮食都没有。媳妇到乡政府每天能管一顿饭，“当时如果给我50元，有钱去买米吃，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然而，当地村民徐继田却透露了一个细节：艾绍金3次“抛妻”，都是租他的车，车费每次200元，到地即付。艾绍金向记者证实，确实为了租车花了600元钱。

武冈市民政局认为，艾绍金家两个儿子外出打工，大儿子月收入3000元，小儿子月收入2400元。这些情况都是艾绍金以前自己提供的。此外，艾绍金家还种了5亩地。合起来算，他家里共有9口人(邓元姣活着的时候)，人均月收入达到600多元，远超当地人均月收入165元的低保线。武冈市民政局副局长苏是全还说，除了月收入超标以外，艾绍金家还有彩电、洗衣机、摩托车以及牛、猪等牲畜，并不符合低保标准。

对于民政局的说法，艾绍金不同意。他说，去年旱灾，家里只收了1000多斤玉米，喂牲口都喂完了。大儿子打零工，收入只够孩子上学和自己糊口。小儿子月收入只有1800

元，每个月只给家里寄200元。而且，刚修的新房花光了两个儿子的积蓄。去年老伴瘫痪以后，家里情况雪上加霜。

在艾绍金家中，记者看到了彩电、洗衣机以及摩托车头盔。艾绍金也承认，家里养着牛和猪。而根据民政部的有关规定，低保的认定标准包括“家庭财产”，新房等显然在其列。

邵阳市有规定，因病、因残、因丧失劳动能力，或者因生存环境恶劣导致家庭陷入贫困需要救助的，可以享受低保。艾绍金一家，是否属于妻子大病之后，陷入贫困亟须低保呢？

苏是全说，去年4月，邓元姣因脑溢血住院，花费医疗费43716.32元，新农合报销30123.79元，艾家自己承担13592.53元。“他家的情况并没有严重到需要纳入低保。但是鉴于他家确实困难，政府给他发放了2500元的临时救助款。”

对此，艾绍金表示，自付费用不止13000多元，得有18000多元，对于其他数额，他没有异议。

那么，两个儿子的收入究竟是多少，给家里能补贴多少呢？

记者提出联系艾绍金的两个儿子。艾绍金说，大儿子没有电话，他也没有二儿子的电话号码。

低保跟超生挂钩没？

在武冈，低保分了3个档次：90元、105元、115元。低保按人头发放。如果艾绍金家评为低保户，他家按9口人算，每个月可以拿到810元、945元或1035元。

艾绍金说，政府不给低保，开始也没说他家收入高、不够格，只是说他家超生。他说：“202_年开始，我给二嫂申请低保，一直没申请上。去年老婆出事了，我才开始给我家申请。但是村里和乡里一直说二嫂和我家都超生，不能领低保。”

对于艾绍金一家的情况，村支书彭兰英认为，村里低保户，绝大多数都比艾绍金家困难。低保户是党员小组投票选出来的，大家不选他，是觉得他不够困难。

彭兰英、村主任邓向东、晏田乡人大主席马清平都告诉记者，当地没有低保挂钩超生的政策，只是村里的党员代表、小组长们会觉得，超生违反国家政策，所以评选低保时，会不投超生户的票。当问及向东村的低保户里有没有超生户，彭兰英和邓向东态度模糊，最后都说：“不太清楚。”

武冈市政府表示，从湖南省到邵阳市再到武冈市(县级市)，都没明文规定低保和计生挂钩。民政局副局长苏是全说，在实际操作中，如果低保户超生，基层工作人员会视作其有隐形收入可以负担生育成本，可能会影响享受低保。

武冈市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干部说，当地计生工作压力很大，不少基层工作人员误解了省上“超生者不能享受民政奖励优惠政策”的条款，认为低保也是优惠政策，但这是错误的。

记者采访时，武冈市市委、市政府和民政局表态：基层若存在低保和计生挂钩，属于工作偏差，要马上纠正。低保方面若有违规，将予以纠正并严厉追责。

死亡责任如何认定？

邓元姣的死因，艾绍金一家和当地政府至今没能达成共识。

法医的尸检报告认为，家属不同意尸检，所以无法确定颅内出血的性质。“不用尸检，看监控就能知道了。”艾绍金说，“我一直要求看监控，但是他们不给我看。”

在邓元姣出事的办公室，并没有监控。只有乡政府大门口有4处监控。所以监控并不能提供死亡的具体原因。死亡现场已经无法还原了。但双方已经签订了调解书。调解书显示：经调解，当地政府以困难帮助金的形式，补助了4.6万元。艾绍金和两子一女，都已签字表示同意。

因处理不力，当时的晏田乡党委书记何雪峰已被免职。

但是，将邓元姣弃于此地的，是她的丈夫艾绍金。当时，邓元姣除了瘫痪、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外，已经口不能言，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只能听从丈夫的安排。有乡政府干部告诉艾绍金，你把老婆扔在这里，出了事要负法律责任的，把她接回去吧。艾绍金拒绝了。

武冈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李晓清说：“公安部门仍在调查，没看到全部材料之前，我们不能先下判断。等公安部门把材料报送我们，我们综合所有材料的情况，才能决定是否应该以‘遗弃罪’提起公诉。”

京剧《宋士杰》中，讼师为告状者写状纸，往往要加上几笔夸大情况的话，这叫“牛吃房上草，风吹千斤石；一字入公门，不赖不成词。”

艺术源于生活。现实中，有这样一条路线图：“诉求者以非常手段‘维权’——舆论一边倒施压——政府被迫灭火”。这样“维权”，社会成本巨大。非常手段本身会造成不可测后果，破坏正常路径，还会鼓励“大闹大得”。因为不尽属实，每次“悲惨故事”的传播，对政府公信也都是不小的伤害。

事态的复杂性在于，维权者往往有令人同情的身份，有可怜悯之处，也不乏合理诉求。所以，必须条分缕析，还原事实，辨别“赖词”和实情。既要充分考虑到其困难情况，满足合理的权益诉求，又不纵容过分的个人欲望。这为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课题。http://chizhou.off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