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改革开放以来法律文化变迁述评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全面进入转型期。法律文化也随之经历了较为明显的变迁过程。这是一个多元法律文化不断冲突与整合，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从公法文化一枝独秀到公法文化与私法文化共同繁荣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单一强化政策文化到不断强化法治文化，从热衷于法律的工具性特征到认同法律的价值性特征，以及内隐法律文化明显滞后于外显法律文化发展的过程。尽管如此，变迁后的当代中国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的差距仍然很大，要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不断推进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改革，理性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大胆移植西方法律文化并加以本土化，强化法制教育和普法工作，树立公民法律信仰。

关键词：法律文化，变迁，法治，现代化。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先后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法律等领域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变革实践。法律文化也随之经历了一个变迁过程，体现和影响着中国法治建设的进度、广度和深度。客观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文化的变迁轨迹，评析法律文化的变迁特征，探寻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实现途径，对中国法治建设工程乃至政治、经济及文化等诸多领域变革的进一步深入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试图体现这方面的价值功用。

法律文化是一个多义概念，一方面在于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问题进入理论研究领域的历史较为短暂。西方国家以美国法学家拉伦茨·弗里德曼在1969年发表的《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为标志，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而在中国，对法律文化这一概念引进、介绍并加以研究的，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事情。另一方面，文化概念本身就具有多义性、歧义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自然影响到它的子概念法律文化。综览众多研究法律文化的著作文章，对法律文化概念的定义不下几十种，但可以归纳为广义、中义和狭义三大类。本文认同中义法律文化观，即法律文化是指内隐在法律理论、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机构和法律设施当中并通过这些法律现象表现出来的法律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它指导并制约着这些法律现象的变化和发展。法律文化从结构角度可以分为内隐法律文化和外显法律文化，内隐法律文化即法律意识，它包括法律心理和法律思想体系两大层次；外显法律文化包括法律规范制度和法律组织机构设施两大体系。本文以此为前置条件和逻辑起点，并同时以主导法律文化为主线展开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文化的变迁述评。

一、法律文化的变迁轨迹

中国法律文化是自夏、商、西周以来四千余年法律文明发展的历史沉淀，具有一种超常的稳定性，就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其变迁轨迹通常不太明显，对这一时期再进行阶段细分更具难度。但是，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巨变时代，先后在经济、政治及文化等各个领域实施了变革，整个社会全面进入转型期。法律文化作为与政治经济联系更为密切的文化样式，在内外部因素的作用下也开始了向现代化的迈进，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变迁轨迹。特别是外显法律文化的进步，基本上适应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与西方现代法律文化的差距日益缩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体系。内隐法律文化也在外显法律文化的作用之下，加上法学研究的广泛开展及各级各类学校的法制教育和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全民普法活动，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在法律文化本身的内部矛盾互动和政治经济各系统的外部作用之下，中国法律文化整体上正在不断地走向现代化。

纵观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的中国法律文化变迁历程，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阶段细分。笔者认为，影响法律文化变迁的根本因素在于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而引发的法律文化内部的矛盾互动。另外，中国的法治化进程是一个以政府主导民众受动的自上而下的运行模式。因此，以政治经济体制变革为背景，以主导法律文化变迁为主线，进而考察整个法律文化的变迁过程，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分析方法。以此为据，改革开发以来的中国法律文化变迁轨迹，可以分为三个各有侧重的发展时期，而后一时期同时又主动包含前一时期的自然延续。

（一）法律文化现代化的思想理论准备和启蒙时期。文革结束后，1978年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长期禁锢，打跛了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的沉重枷锁，迎来了思想文化的大解放。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以及“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方针的指引下，法律文化发展迎来了第一个活跃期。在七十年代未八十年代初，开展了“人治”与“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大讨论，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法律思想逐步得以确立。在显性法律文化建设方面，国家先后出台了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等基本法律；法学理论研究方面，继八十年代初大讨论之后，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又深入涉及法的概念、法制要求、法律与政策的关系等诸多主题。更具理论和技术价值的是，作为法律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法律文化——已于这一时期由我国学者从西方引进并加以持续研究，在法律文化概念、结构、内容、法律文化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作用及法律文化现代化等方面都取得了有益的学术研究成果。1986年，全民普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全面实施，自上而下的现代法律文化启蒙教育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二）以市场经济为主臬的现代法律文化初步构建时期。这一时期肇始于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十四大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会的召开和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为法律文化现代化提供了强大推动力。市场经济是充分体现自由、公平、竞争、独立自主和权

利平等的现代经济形态。市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法制经济，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法律制度和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法律文化氛围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在这一强力推动下，围绕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立法活动全面展开，先后制定或修改了一系列有关市场经济方面的基本法律。法学理论研究再掀高潮，在大量引进和介绍国外的法学思想理论的同时，提出并探讨了一系列新的法学理论与法制观念，如公私法划分、法治经济、立法平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现代法的精神、人权与法制等等。“二五”普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全面展开，公民了解到并学会运用更多的国家基本法律，法制教育力度加大。以自由、平等和权利为内核的法律价值观念逐步得到主导法律文化的认同并向大众法律文化渗透。

（三）以建立“法治国”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主臬的现代法律文化构建时期。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首次明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和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对依法治国与法制发展战略作了精辟阐述。在此推动力作用下，中国的立法和执法监督力度进一步加大，立法质量明显提高。法学研究也有了新的契机和理论兴奋点，掀起了探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热潮，对民主政治、法治模式、法治与德治、立法行政司法改革、农村法治建设等方面也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并出版了大量有关法治方面的论著。全民普法方面，自1996年开始的“三五”普法通过五年的努力效果显著。全国8亿普法对象有7．5亿人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学法活动，50多个重要法律法规被列入重点宣传普及计划。中国共产党中央连续举办的11次法制讲座，起到了巨大的示范表率作用。五年来，全国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法制讲座已举办252次，9951人次参加；经过正规法律培训的地市（厅局）级领导达到17．6万人次。各地各部门配合严打、扫黄打非、禁毒禁赌等斗争和换届选举等工作，大力宣传有关法律法规，为法律实施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继“三五”普法之后，从2001年始，又展开了以领导干部、司法行政执法人员、青少年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为主要对象、以提高全民族的法律素质为目标的“四五”普法。随着全民普法运动的不断深入，公民的法律素质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学法用法意识普遍加强，现代法律文化有了更为扎实的民众基础。

总体来说，中国法律文化在改革开放的这一期间虽有很大进步但仍然处于现代法律文化的启蒙和初级发展阶段。法律思想从禁锢中解放出来才始于七十年代末，对法律文化本身的理论研究更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之后的事情，外显性法律文化与内隐性法律文化发展很不协调，作为现代法律文化动力装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健全，政治民主程度还不够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现代化程度仍然很低。当前中国社会仍然缺乏现代法律文化存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

二、法律文化的变迁特征

1．从一元法律文化到多元法律文化不断冲突与整合。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整合而成的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占绝对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局面开始发生变化，中国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了三个相互作用的法律文化子系统，它们分别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发源于过去、存在于现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于未来的法律文化。”它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和发展，形成了一种有着鲜明个性和成熟形态的文化样式，存在于中国民众的法律认知、法律情感、法律评价以及风俗习惯、行为方式当中，作用于国家制定法控制之外的社会生活领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体现在国家制定法当中，在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秩序和国家法制定、实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一直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主导法律文化。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前苏联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整合而成的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文化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它直接指导着中国国家法的制定、实施和法律制度、法律设施、法律技术的成熟与完善，影响着中国民众的法律意识和行为模式。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传统法律文化和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文化作为人们应付和解决各种自然的、社会的法律问题的经验、知识和评价体系，已不能完全反映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状况和变化，经济政治体制变革的现实迫切需要一种与之想适应的新型主导法律文化。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根基的西方法律文化作为一种现代法律文化的参照体系再一次全面而深刻地影响和作用于中国社会，渗透到法律观念、政治法律体制、法律体系框架、具体的法律制度，以及法律学术、法律教育等各个领域，与中国法律文化不断地冲突与整合，这种状况从七十年代末始至今一直在持续着，西方法律文化的许多要素已逐步内化为中国法律文化的一部分。

传统法律文化、社会主义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这三种法律文化的冲突与整合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首先，三种法律文化赖以存在社会物质生产方式不同。传统法律文化以农业经济和封建专制政治为基石，凸现重德轻法、重刑轻民、重实体轻程序等基本特征。社会主义法律文化以计划经济和高度集权为基石，凸现重公法轻私法、重义务轻权利等基本特征。西方现代法律文化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基石，重视法的价值即平等、正义、权利和程序等。莫庸讳言，这是三种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法律文化，分别代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和物质生产方式，反映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基础和文化价值观念。它们互为异质，在中国当今社会都有一定的存在土壤，但社会变革及法律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又促使它们不得不彼此调适整合。其次，中国二十多年法律文化变迁的历史轨迹也充分说明了整合的艰难程度。比如，八十年代初期关于“法治”与“人治”的大讨论，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对“法律文化”概念的引进及所进行的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研究，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法学理论研究热潮的衰退，九十年代中期关于“法制”与“法治”争论，及近年来关于“法治”与“德治”关系的论述，以及在引进知识产权立法技术后的某些副作用等等，都是传统法律文化、社会主义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冲突

与整合的显现。总之，冲突难以避免，整合是历史必然，中国法律文化发展的内在矛盾与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冲击是中国法律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内部动力与外部动力，互动结果必然促使法律文化走向现代化。

2．从义务本位观主导到权利本位观主导。

中国有着四千余年的人（德、礼）治传统，崇尚等级、特权和服从。它与现代法治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以义务为本位，后者以权利为本位。新中国成立以后，受前苏联影响，长期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治国模式，“集权政治是权力结构内部为等级的政治关系，其权力运行以支配—服从方式进行。”这样一来，传统法律文化的义务本位观念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行以强化。由此可见，重义务轻权利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把法律作为控制和规范被统治者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其具体价值原则共同表征为：法的主要作用是社会政治控制；法道德化或宗教化；特权合法化；法的实现等级化；“法”“刑”相类似等等。

社会变革必然导致法律文化的变迁。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入，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使义务本位观念的经济政治根基发生动摇，权利本位观逐渐找到了适应自身发展的土壤，并成为法学家特别是青年法学家最为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权利本位说”在当代中国的兴盛，源自于1988年6月6日—10日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的首届全国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之后，在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1990年年会、1994年年会和1990年民主、法制、权利与义务讨论会上，权利本位观日益成为大家的共识。他们认为：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结构）中，权利是第一性的，是义务存在的前提和依据，法律设定义务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权利的实现；权利须受法律的限制，而法律限制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每个主体的权利都能得到实现；在法无明文限制或强制的行为领域可以作出权利推定；只有在承认权利是义务的依据这个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义务并不是独立于权利之外的一种异生物，而是发韧于权利大树上的一簇分支，是权利的一种特殊形态，是对象化了的权利，是主体和内容发生了转化的权利，每一权利主体只有尽其义务才有条件实现其权利并维护其权利。……权利更根本，义务是其派生，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权利和义务并不是二元的，而是一元相生的。”

当前，虽然以权利本位取代义务本位已成为社会共识，但是从根本上消除义务本位观念尚待长期的努力。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当前公民的平等、权利观念淡薄而权力崇拜观念浓厚，甚至出现权力左右经济发展的“权力经济”现象。总之，只要义务本位观念未有彻底根除，权利本位观念没有根本树立，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3．从公法文化一枝独秀到公法与私法文化共同繁荣。

诸法合体一并于刑是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特征。《说文》解释：“法，刑也。”历代法典统称刑律，违法统称犯罪，司法部门统称刑部。由于刑法条文多是义务性、禁止性、强行性的规范，实质上是国家公权的体现。所以，公权思想，公法优位主义就成了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大特色。正如日本著名法学家滋贺秀三在谈到欧洲与中国在法文化上的对极性时说：“纵观世界历史，可以说，欧洲的法文化本身是极具独特性的。而与此相对，持有完全不同且最有对极性的法文化的历史社会似乎就是中国了。这一点大概已为大多数人所肯定。在欧洲，主要是以私法作为法的基底和根干；在中国，虽然拥有从古代就相当发达的文明的漫长历史，却始终没有从自己的传统中生长出私法的体系来。中国所谓的法，一方面就是刑法，另一方面则是官僚制统治机构的组织法，由行政的执行规则以及针对违反规则行为的罚则所构成的。”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以来受“左”的教条主义观点的影响，我国法学界普遍否认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公法与私法的划分问题，并认为划分公法和私法，是资本主义社会法制和法学的特有现象。他们的主要理论依据是：从所有制角度看，“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国家，没有公法与私法之分”，认为私法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已不复存在，因此相应的私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公、私法的划分也就自然消失了。从掌握政权的阶级看，“国家权力回到人民的手中，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也就消灭了私法存在的根据”。从法律的历史类型看，公、私法的划分是资本主义法律的特有现象。因此，在资产阶级法制的废墟上建立的社会主义法律，就不应当再沿用公法和私法的划分。从社会主义社会利益的统一而言，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对抗性”，保证了两者的“紧密结合”，因此公、私法的划分也就失去了意义。这种理论观点直接左右着中国国家法的立法实践，改革开放以前对刑事立法的重视及改革开放以后对刑事立法、经济立法与组织立法的重视，民商事立法的严重滞后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步认识到，对于公私法的划分问题，需要用新的理论重新研究，重新认识。从科学的观点说，任何一种理论观点，都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人们的认识也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完善。由于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经济成分是多元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成并存为我国宪法和法律所确认。而否认公、私法划分的根据之一，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消灭和纯粹公有制的建立，既然清一色的纯粹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特别是在其初级阶段上不可能存在，那么否认公、私法的划分的所谓经济基础，也只能是一种奢谈或主观想象。因此，必须按照市场经济模式要求，划分公法与私法，建设现代化的公法文化和私法文化，并应将这种划分上升到法治国家建设的高度加以认识和重视。一些学者认为“公私法的区别，是现代法秩序的基础，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前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要求以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区别并正确划分公法与私法为前提。”他们着重从总结西方公私法划分的历史经验、对“传统否定论”的剖析与批驳及市场经济的本性要求等三个方面来论证公私法区分的必要性和对于建立法治国家的意义。当前，尽管也有学者对公私法划分的意义及其论证提出了一系列的诘问，但承认私法的存在并对私法建设日益重视是不争的事实。正如

法律的忠诚和热爱，唤起公民对自由、平等等法律终极目标的追求，进而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和法治社会这一目标。

法制教育特别是学校法制教育是弘扬法治文化、进行法律启蒙、培养法治人才、树立和更新法治观念的重要途径和环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恢复了高等院校的法学教育，并逐步在中小学阶段开设了一定的法律常识课，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学校特别是中小学校把法制教育纳入德育范畴，以及在很多地方把法制教育等同于法律知识传授，使学校法制教育缺乏应有的地位和达不到应有的效果。为了能使学校法制教育真正承担起弘扬现代法律文化、造就现代法律人才的使命，改革已是刻不容缓。自上而下的全民性的普法活动自1986年以来已实施了三个五年计划，“四五”普法正在全面展开。通过十多年的全民普法，宪法和国家基本法得到了广泛宣传，依法治国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广大公民的法律意识明显增强。为中国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打下了认知基础和民众基础。但在普法过程中，有一个形式与内容、主动与被动、目标与效果的反差问题，必须从理论上和措施方法上认真加以解决。

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艰难、长期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既要经历一个与传统法律文化不断决裂的“继承”过程，又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既要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根基，又要以法制教育和全民普法为依托。但是，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是与社会进步相创生的一种客观规律与历史必然。也只有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实现之时，才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真正生成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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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改革开放以来工商局的变迁

基层工商执法工作取得质的飞跃

-----改革开放以来***工商局的变迁

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西南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随着新西藏各项事业从一贫如洗的落后状态下欣欣向荣的发展起来，党和国家从维护西南边陲县城市场秩序的决策出发，决定在县一级行政区域设立基层工商行政部门，由此*******也应运而生。

******成立之初，仅有4名干部，干部职工生活环境极端简陋，办公条件差、工作基础薄弱，工商业务主要以收费监管型模式为主，当时部门机关办公在土坯房、住在土坯房，受到当时交通条件制约，干部职工生活极其艰难，一周内只能吃到两次蔬菜；医疗卫生条件就可想而知，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坚持守在岗位上，坚持在艰苦的第一线，点点滴滴铸就了今天**工商事业的基石。

在我国工商事业的发展步伐的加快，使得**县工商局机关建设和业务发展各方面有了长足进步。工商行政机关在业务和满足日益壮大的市场管理方面有了显著提高。机关办公室相续拥有了自己的电脑、复印机、传真机等先进的办公设备，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再次将办公条件台上新的阶梯。特别是2008年9月1日以来，全国工商系统“两费”正式停征。20多年的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收费监管型模式逐步向“监管执法服务型”转变。给茁壮成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工商行政管理局从无到有，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经受住艰难环境带来的种种阻力，**县工商局面对停征“两费”和“新三定”方案的落实。以“更新观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发展理念来引导职能转变，把人民满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服务群众的第一信号；以利民为己任，不推不拖、爱岗敬业；以创新监管模式、提高行政执法效能、严宽结合、切实把人民的利益发在首位，多渠道，多方位的开拓，为消费者服务的窗口和平台，完善了“12315”消费维权体系、构建快捷便利的维权机制。将工商行政部门的职能与地方经济发展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村落，开展工商行政执法，**县工商行政部门就从稳定市场、维护权益等全方位出发，确保了当地消费群众的消费权益，在消费者中树立了执法部门的威信，取得了**工商行政管理局在角色转换、服务群众方面新的成绩，再次迈向了新的征程。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工商人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契机，努力做到“四个统一”积极推进“四化建设”，全面落实“四高目标”进一步开创**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新局面，开拓创新、扎实进取，为构建和谐**、平安**、小康**而开创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为推进**跨越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第三篇：改革开放以来青年流行文化的变迁(总稿)

改革开放以来青年流行文化的变迁

一、研究的缘起、目的和意义

众所周知，青年处于人格形成的最重要时期。青年所处的环境，特别是文化环境对青年健康成长成才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各种不同层面、不同性质的社会文化形态对于青年群体的影响越来越大。与此同时青年也在创造和累积具有自身属性的文化，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社会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近年来不断出现的青年流行文化现象，如大众娱乐中的“追星族”现象、网络世界中的“QQ聊天”现象、外来文化中的“韩流”现象及社会生活中的“流行语”现象等，就是其表层的、集中的，也是颇为典型的代表。2005年，“超女”浪潮风靡全国，达到了街知巷闻的地步，这也是以青年群体为主要参与主体的。这些流行文化，看似各有特点，形成的源头又不尽相同，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代青年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下，文化的相互融合、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势不可挡，流行文化在我国青年中掀起阵阵热潮且呈现持续升温状态，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正在缩小，流行文化的触角已经伸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大学校园也不例外，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大众媒体造势之外，同时也关系到时尚文化与传统文化自身所包涵的文化底蕴和各自的文化结构，涉及到青年大学生的价值选择和生活态度。青年作为社会的主干，具有鲜明的个性，所代表的文化体系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影响着整个社会主流文化的丰富、深化与发展。因此，全面了解青年对流行文化的定位，分析青年所受时尚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对于如何正确引导青年对待流行文化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青年流行文化的相关理论

(一)青年流行文化概念的界定

我国学者陆玉林提出，从“青年文化”的视角看，青年流行文化是现代商业社会中出现的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从文化趣味的代际差异，特别是从文化生产和消费的角度看，青年流行文化并不等同于大众文化，也不完全是流行文化。青年流行文化同主流文化在某些方面相似，但更多的表现为价值观念的冲突与内在的紧张关系。从青年流行文化的现实状况来看，可以认为青年流行文化是在青年中存在的、具有青年特殊性的流行文化现象。寻求个体意识，而非集体意识，是青年流行文化的主要特征。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塔德认为，时尚的传播是建立在个人的创造和多数人互相模仿基础上的一种社会现象。青年期独特的“同伴文化”特点，决定“向同伴学习”或“同辈之间互相模仿”成为青年社会化的重要内容。正是“同伴文化”的模仿性特点，使流行文化往往发端于青年。我国学者马广海认为：时尚的发展和社会物质生产及文明程度成正比。经济变革带来的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观念的变化，会使传统文化在一定的程度上失去原有的价值，各种新的文化现象、价值观念又不断汇集、重组和整合。在传统与现代冲突过程中，青年人总首先面向现代化、热衷改革、创造新鲜，这些都被认为是青年流行文化产生的根本原因。

（二）青年流行文化的传播方式

一种事物之所以会成为风行一时的潮流，其首要基础是受众对于该事物的共同知识成为共享流行事物并获得其意义，不具有该流行共识的人会自然隔离于流行文化之外。在传媒时代，媒体首当其冲成为制造和传播流行共识与流行文化的系统。如果问起改革开放以来流行文化的变化，当代中国青年感触最深的恐怕就是高科技产品所带来的新鲜与惊奇。其中，声像技术和通讯技术大大丰富了流行文化的物质载体。多媒体和印刷技术的发达、电脑和DVD的普及、超大纯平显示器的出现、动画制作工艺的日益精良等等，都极大地增强了各种传媒的声像效果。这些新出现的声像技术强化了人们的视听感受，对诉诸感官刺激的流行文化贡献非常大。技术的发展也并不只是被动地让人们接受信息，平面制作技术、网页制作技术、Flash动画等的普及，使得喜欢艺术的普通人借之也能够获得某种表现力，并相应地形成了以该种技术为依托的流行文化。促进流行文化发展的另一日益突出的因素是通讯技术的飞速进步，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的普及。

从另一角度来分析青年流行文化的传播途径，这种文化主要是一种“同辈文化”，亦称“同伴文化”，即由年龄、地位、兴趣爱好大体相同的人群关系构成的一种亚文化，其流传范围主要集中在不同的青年个体之间。这是青年流行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对于青年而言，同辈关系是极为重要的。这是因为，青年要逐步地走出家庭，疏远父母的权威，寻求较大的社会独立性。同伴群体可以为这种努力提供一种温暖的支持。同伴之间的交往更为自由，更能为青年个体提供发展角色技能的机会。美国当代发展心理学家罗杰斯曾经说过，“在某种意义上，青年同伴群体是一个封闭的公司”，所有这些群体共同组成的同伴文化，有着自己独立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而“青年流行文化”恰恰为同伴性的青年群体，提供了这种行为方式和价值典范。青年们由此获得共同的话题、话语，分享共同的情感与趣味，关键是借此获得一定的身份认同。在兴趣与情感之外，群体间的交往需要上升为第一位，直接促成了青年对流行文化的吸收与内化。

（三）青年流行文化的影响与功能

“青年流行文化”离不开一定的支持和参与的力量。在“青年流行文化”中，是商家直接促成了青年流行物品及文本的大规模流传，但这并不意味着商家就是“青年流行文化”的真正支持者。因为文化活动从根本上来看是一种个人的选择，青年有“要”与“不要”的自由。只有当他们对“要”的选择构成了一定的规模之后，商家才会依市场规则去运营。从这个角度而言，实际上是青年左右着商家的行为，也因此而规定了流行文化的大致方向。青年人是青年流行文化最根本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他们并不是文化的“瘾君子”，缺少了青年的支持和参与，青年流行文化自然会失去实在的依托，而成为一种无名无实之物。

青年群体正是以青年流行文化作为自身力量的动员、聚合和展示方式。青年不仅在自己的流行文化中找寻乐趣、宣泄感情、塑造思想，还通过自己的流行文化聚合力量，向社会展示自己的存在。青年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表达政治理念、利益诉求，甚至冲击现有的社会秩序。

“青年流行文化”并不完全是享受和退避，而是一种社会参与姿态，一种另类的政治姿态，其间存在着各种持久的张力和妥协。就青年流行文化本身来讲，青年人对某种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追求，显示了区别于成人社会的审美取向。此类异于成年人的行为，表现为一种相对柔和的张力，一般而言，不大会引起社会的过分关注。但有一些流行文化，却可以直接造成青年与社会的紧张状态，最突出的便是“道德恐慌”理论下的青年流行文化。青少年犯罪的大幅度飙升，促成了媒体与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一些社会学家又指出，社会控制的操纵，在扩大“异常行为”方面作用甚著。他们认为，媒体的报道对青年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往往会推动青年走向社会期望的另一面。青年流行文化与主流意识的对立，可能表现为明显的冲突，产生“愤青一代”；也可能表现为一种内隐式的对抗，如一些青年对政治等社会公共事务的冷漠和拒绝。在一定程度上，“沉默”是一种反驳，对“无意义”的追求是对强加意义的最大排斥。另外，“青年流行文化”的张力之强，还表现在社会力量对青年流行文化的批判之上。对待“青年流行文化”，社会有多大的谴责，就暗示了青年的意识对社会造成了多大的冲击。

三、改革开放初期的青年流行文化

青年流行文化是时代精神的直观反映，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处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内，青年流行文化依附于成人主体文化，没有独立的精神意识空间和自己的独特个性。改革开放初期，一方面对内改革，使整个神州大地从文革的破坏中慢慢恢复，并重新焕发出一种积极昂扬的清新之风，一大批青年走进了大学校园，成了流行文化的建设者与鼓吹者；另一方面对外开放，港台的流行音乐吹进了大陆的千家万户，让邓丽君、罗大佑等港台艺人的名字同他们的歌声一起传唱一时。大量的译著又向大陆青年介绍了尼采、弗洛伊德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让青年思想经历了剧烈的变化。

这一时期又可具体分成两个阶段。从改革开放伊始到1985年，该阶段文化上的绝对控制渐渐从青年流行文化生活中退出，青年自己的关怀与思考开始升腾，整个社会还具有过去的的气息与惯性。此时的青年流行文化仍定位于严肃文化的层面，虽然有价值重估的部分，但仍深受当时整个社会风气尚未放开的影响。比如说，虽然当时邓丽君的歌曲已经传唱于大街小巷，但社会上的主流意识仍然认为这属于“资产阶级的淫词滥曲”，认为在歌曲中表达情愫是低级趣味的。再如中国最早的模特大赛，本是女性个性解放的象征，也顺应了当时改革开放的潮流，从北京开始，昆明、广州等地纷纷举办模特大赛，颇有风靡一时的趋势，但迫于当时的社会舆论压力，这些比赛最终都无果而终。同时，这一时期由于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尤其是农村改革的启动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改变了“文化大革命”带给人们的沮丧失望的心情，社会的进步极大的激发了人们的生活热情。青年本身所固有的那种追求进步、奋发向上的精神也再次迸发出来。1981年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在庆祝中国女排夺取世界冠军的游行集会上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并立即得到了全国青年的积极响应。也可以从当时的流行歌曲中看出那一代青年的爱国精神。如创作于1980年的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中唱道：“创造新的成绩，描绘新的蓝图，需要靠谁？”“要靠我，要靠你，要靠我们八十年代新一辈！”歌词通过对现实的抒写，对未来的畅想，刻画出立志投身祖国建设的朝气蓬勃的青年群体形象。既唤醒了他们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生力军的主体意识，又警策他们珍惜时光，让青春在四化建设中闪光彩。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香港歌星张明敏一曲《我的中国心》，再次唱响了青年群体的爱国主义情怀。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经历了改革开放10年的积累，青年中关于文革那个时代的记忆似乎已慢慢淡去，他们自我的意识力量暗流涌动，终于在一个节点升腾爆发，焕发出那个时代青年独有的活力。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崔健在北京国际和平年音乐会上，身着农民装，裤腿一高一低的演唱《一无所有》，赢得在场观众经久不觉的掌声，并成为那个时代青年精神的写照。现在看那首歌的现场视频，仍会感到热血沸腾，感受到八十年代中国青年磅礴震撼的气息。

自那以后，崔健成了青年流行文化的标杆人物，被誉为“中国摇滚教父”，推出了一大批反映当时时代精神的摇滚歌曲。这些歌以个性自我的态度对物质和精神诸多方面进行了现实的批判，表现出无限的反叛激情和对自我自由创造的坚定认同。文化和价值发生断裂，失去以往真切的理想和信念后，青年群体迷失了生存意义，先驱人物感受着虚无却不甘虚无，竭力执着地寻找：“多少次这样不停的走，可多少次这样一天到头。”在生命罅隙中抗争和呼喊的青年，需要时代的标杆和英雄，需要一种痛快淋漓的宣泄。崔健的摇滚乐“那雄浑铿锵富有蛊惑力的节奏，那嘶哑却自心底升起的苍凉沉重的呐喊，那迷惘落寞无奈却又不甘平静的怅然情绪，令青年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心灵震撼。”

与此同时，新的青年流行文化也在抢占文坛，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在这一时期，朦胧诗人的诗歌名篇像荒原上的野火，点燃了无数青年心中的文学圣火，以深邃悠远的反思和痛彻心扉的呐喊道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朦胧诗与新诗潮运动，从形式和思想内容上都冲破了旧有传统，以全新的探索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当时朦胧诗派的年轻诗人群体，比如北岛、舒婷、顾城、杨炼、江河等等，这些名字成为八十年代中后期思想文化复兴时期青年心目中的偶像。青年通过文学反思过去的深重灾难，探求未来的光明道路。朦胧诗派、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整整一代人在文学中寻求答案，“文学青年”成为当时最骄傲和最时髦的词汇。他们在文学中倾诉忧伤、抚慰伤口；也在文学中重新探求人性的真、善、美，寻找民族与国家振兴的希望。

青年流行文化与成人主流文化日渐显现的离异，与当时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传播一脉相承。后现代思潮的基本特征和核心精神是解构主义和反逻各斯主义，消解和解构传统是后现代主义首要而基本的文化功能，后现代主义者的哲学主张极大的启蒙和开掘了青年的批判精神，诱发了价值重建的主体性冲动。丹尼尔·贝尔认为大众文化的特征就是“不断的表现并再造‘自我’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它尽力扩张，寻觅各种经验不受限制，遍地掘发。”这一时期，王朔的小说作品不断被搬上银幕，王朔在小说中复活了大批鲜活的北京市井流行语，用调侃的方式来躲避崇高，消解了中国文学严肃、正经的刻板面目。他创造的“我是流氓我怕谁”、“过把瘾就死”、“千万别把我当人”、“一点正经没有”等语录，已成为流行于青年间的日常用语。王朔在小说中用个体经验的无限度扩张显示了文化本身的平民化、世俗化倾向，传统的理想主义被个体的心理、意志、激情、欲求所刷新，一方面使青年流行文化缺乏理性和深度，另一方面又使青年流行文化具有文化平等和解构权威的进步意义。

改革开放初期，许多西方思想也通过大量译著被介绍到中国来，西方哲学理论在青年尤其是在大学生群体中流行一时。在他们的头脑中，充斥着尼采、弗洛伊德、伯格森、黑格尔和萨特等人的思想，为新时期青年价值的重塑提供了更加多元的选择。四、九十年代以来的青年流行文化

回首九十年代以来我国青年流行文化的变迁轨迹，可谓是纷繁复杂，变化多端，层出不穷。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特征，青年流行文化的变迁可分为多个阶段。九十年代初期，青年经历了迷惘混乱，怀旧成为他们追溯寄托梦想的手段；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消费主义逐渐盛行，青年追求更为个性自由的生活；新世纪以来，青年流行文化呈现出多元发展的势头，衍生出多层次多领域的亚文化群体。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在经历了照搬西方模式的激进实践受到挫折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短暂的空缺。青年群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凸显出价值缺失和迷惘的倾向，疑惑丛生，渴望寻求归属。表现此类主题、情绪的流行歌曲较前阶段上升许多。汪国真的诗歌受到青年人的热切追捧，第一部诗集《青年的潮》出版后连续五次印刷，成为当年十大畅销书之一。诗中淡泊空灵的文字，迎合了当时青年的心态：想要拥有自我，但也真切地感受到周围生活的光明与艰难；追求理想，但却隐现淡淡的哀愁、莫名的惆怅。九十年代初期中国都市始终涌动着一股浓重的怀旧和乡愁情调。在青年流行文化中，“精神家园”、“人文精神”一度成为时髦语汇，表现出文化性“恋旧”的兴起，造出了“归家”的抚慰。改革开放之初，青年人在短短几年里走过了西方人几个世纪的思想历程，“前现代、现代、后 现代的时空聚变共时并存于当代中国，使人们承受了难以承受的冲击、震荡与裂变。一方面，人们热切享受着进步历史观、现代性工业化的成果；另一方面，在无处不在的现代化、全球化浪潮面前，又总是感到内心深处的隐隐作痛。因此在这两种时空维度的冲突与撕扯中，人们无奈向尘封的记忆寻找安抚，来弥补现代化造成的裂痕与伤口。

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青年群体逐渐以流行文化来为自身定位，形成自己独特而鲜明的文化特征，形成一场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到文化范式的全面反叛。青年群体在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之外，开辟了一个完全独立的话语系统和文化空间，使青年流行文化从政治和道德理念的负载之下解放出来。张扬个性成为青年文 化的主旋律。青年群体体现出极强的自我意识，自我价值导向越来越明显。他们渴望自我成才、企盼致富；他们关心事业、关心时事、关心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青年表现出相当强的进取意识和竞争欲望，并且在职业选择中较多倾向于收入高但又有一定风险的职业。在大学校园出现的实用科技热也从一个方面体现出了当代青年价值观的务实性特点。公关、市场营销、计算机、外国语等课程受到大学生广泛欢迎。青年在选择职业上所考虑的因素依次为：经济收入，能否实现个人价值，权力和社会地位，工作舒适，位于大城市，出国深造的机会多等。

九十年代青年价值观的共同点是采取积极态度顺应时代潮流，跟随改革走的，而不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并且青年总是走在改革的前列。因此，青年价值观的历史变化对改革开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新世纪以来, 青年时尚文化与科学技术、网络信息紧密结合，在社会各个领域里繁荣与发展起来，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同时,时尚文化在青年中的传播进一步扩大，日益趋向市场化。时尚消费、韩流、流行语、街头艺术、网络文化、山寨文化等丰富了青年时尚文化的内容，使青年人有了选择多种时尚文化的机会。各种时尚文化依托大众媒体尤其是网络在青年群体中广泛传播开来，加之市场化的运作模式，时尚文化越来越为青年群体所喜爱。

在新的世纪中，青年时尚文化主要依托网络、手机等媒介来普遍传播，给青年提供直接表达自我的便捷途径。同时，青年自身的种种因素对时尚文化的多元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围绕着各种时尚文化，青年群体会演变成一个个小圈子，他们有各自的活动地点和文化交流模式，各个小圈子又都有些共同的地方，而且其互动关系也很复杂，从而构成了一种多元化的时尚文化景观。青年流行文化呈现出来的纷繁复杂使得人们无法找到一种或是几种主导样式。青年流行文化和青年价值观呈现出与技术进步紧密结合、更加多元化发展的特征。“偶像崇拜”文化、“时尚消费”文化、“网络”文化、“韩流”文化、“流行语”文化等现象层出不穷。

“偶像崇拜”在目前的中国青年中更多的是一种娱乐活动，他们渴望与偶像交流，喜欢与他人谈论自己的偶像。随着新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各种偶像及其崇拜凭借先进的技术手段得以延伸传播，偶像崇拜有愈演愈烈之势。“时尚消费”表现为消费观念转向享受生活，消费心态追逐前卫和新潮，消费方式崇尚个性和品位。青年对商品的品牌及其文化需求更为敏感，中国的青年已经成为世界著名品牌和文化商品的庞大消费群。同样，青年越来越受到商业广告的影响。喜欢名牌服装是越来越多的青年的心理需求，他们对名牌有着较高的认知度、较强的辨别能力和丰富的相关知识。“网络文化”主要体现在青年上网行为的广泛性和频繁性，他们渴望充分的信息与通讯。由于网络综合了报刊、广播、电视、图书、录音录像、户外宣传等其他现存媒体的优势，青年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交流和信息搜索。网络不但有助于他们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拓宽想象力、创造力的空间，而且也创新了青年流行文化的传输方式。与传统文化单向性传统不同，网络上的文化信息传输是双向的，具有交互性。例如，“韩流”在我国的风行，它对中国广大青年的观念更新和行为认同更具有影响力和感召力。再如，“流行语”文化则表现为大量的新潮时髦的词汇流行。随着网络流行语的发展，一种特殊语言符号“火星文”随之诞生。

除了以上列举的几种文化现象外，还存在着一些小众化的青年流行文化群体，从参与比例上来说，置身这些流行文化的青年在青年群体中尽管是“小众”，但绝对数量上依旧很大，反响也不小，并且还在进一步发展。“网络自拍”在2005年火热一时，这种兴起并迅速蔓延于网络的文化现象更是引起了多方关注。“街球”是当前在青年中越来越有影响的一种运动休闲方式。这种运动时尚兴起于美国，近年来借助NBA的影响，在运动产品制造商的推动下，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兴起的还有诞生于美国黑人群体的“街舞”表演。Cosplay也是一种舶来文化，该单词中文译为“角色扮演”，是指利用服装、饰品、道具及化妆等来扮演动漫、游戏、影视中的某些角色，也包括自我原创的造型装扮。喜欢玩这种秀的大多是一些动漫爱好者。围绕这些流行文化，青年群体会形成一个个“小圈子”，他们有各自的活动地点和交流模式，各个板块之间互有重叠，其互动关系也很复杂，由此构成了多元化的文化景观。

一些学者将青年群体中涌现出来的这些文化现象定位为非主流文化，并对此持肯定态度：“在现代社会中，一种文化要保持健康的发展，必须有自己的对立面存在，消灭了对手，也就最终消灭了自己。”在这个意义上说，非主流文化作为一种制衡力量存在和繁荣，对主流文化亦是一件幸事。另外，从宏观层面来看，新世纪中的青年流行文化主要是依托网络、计算机、手机等而流行。技术的发展并不只是被动地让人们接受信息，而是青年自身主动地形成以该种技术为依托的流行文化，进而激起了他们广泛参与文化表达的愿望。当代青年流行文化多元化的取向和由于多种标准造成的价值选择的迷茫，可以看作是对后现代主义“多元化、差异性”的折射。当代青年越来越倾向于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来选择个人发展和社会参与的方式。个体的自由与发展成为青年的主要人生目标，发展个体自我、崇尚自主独立成为青年一代的生活逻辑。这也表现为青年们拥有自己的运动、时尚和娱乐，有自己的语言和表达方式。竞争意识、平等观念、效率观念及代价和风险意识深刻地影响着青年的思维方式，他们在价值取向上更加务实、宽容、多元。

同时，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近年来一系列振奋人心的大事，青年群体的民族自豪感逐渐高涨，爱国主义价值观进一步增强。2008年上半年，海内外华人青年空前一致地团结起来，揭穿西方媒体在拉萨事件中的谎言，为奥运圣火的传递助威护航。汶川地震发生后，全国青年掀起爱国互助的热潮，表达与灾区人民共渡难关、重建美好家园的决心。北京奥运会期间，作为东道主国家的青年群体更是向世界展现了中国青年努力拼搏、无私奉献的风采。此刻青年的爱国主义不同于以往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不再是一种弱者的抗争，而是建立在祖国日益强大的物质基础之上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的强烈抒发。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面貌，也造就了一代新的青年。他们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成长，在接受社会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影响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挑战、甚至反叛这种文化及其价值观，也在不断地创造着体现他们自身特点和要求的新的文化和价值观。他们迷惘并追求着，痛苦并快乐着，他们将在不断的学习、接受、质疑、创新的过程中，逐步成长为中国社会的新的脊梁。

五、当代青年流行文化现象典例分析——北京798艺术区调研

（一）798艺术区简介

在北京的东北角，有一个以20 世纪50年代建成的工厂命名的艺术区，名曰：798 艺术区。早在我们实践队一行人踏入798艺术区这片土地前，就听朋友们讲述798 艺术区的种种新鲜事物。加之近年来中国大地上创意文化产业大有方兴未艾之势，而798 艺术区是先锋模范，因而其成为业内人士耳熟能详的一个创意园区，也是当代青年流行文化体现的一个典型案例。作为一群对流行文化有着极高热情的青年，我们走进了这满载着艺术家的憧憬与梦想的798 艺术区，去探索其中所蕴含的青年流行文化的独特魅力。

（二）独特的SOHO式艺术聚落与Loft生活方式

进入20 世纪90年代后，由于电子科技的不断更新飞速发展，曾经为厂里带来利润的产品不再能适销对路，产区中各厂只能够靠出租部分闲置的厂房以渡难关。就在这时，一些艺术家看中了这里宽敞的空间和低廉的租金，纷纷租下一些厂房作为自己的工作室或展示空间，“798”艺术家群体像滚“雪球”一样，就这样滚了起来，活了起来。而在艺术家们纷纷搬迁入该厂区后，适合艺术家的SOHO 式艺术聚落与Loft 生活方式便开始传播开来。

所谓的SOHO，即是英文“Small Office Home Office”的缩写，即“小型化办公，家庭办公”，即营造一个舒适的、放松的工作创作空间。对于Loft 的改造，只是根据居住者的要求，仅对其空间进行改造，而不是完全地改变它们。通过保持每个结构元素创造出更加实用灵活的生活工作空间，无须任何的艺术装饰品，就可以创造一个温馨的充满艺术的生活空间。于是，原有的单一的大工业厂房被划分出了居住空间、工作空间与展览空间。从此，粗糙的柱壁，灰暗的水泥地面，裸露的钢结构已经脱离了旧仓库的代名词，一间间其貌不扬的旧式厂房里，一股新的流行文化气息正在涌动，这就是Loft生活方式。

（三）从流行音乐方面来分析

当代青年流行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并非是由单一一种文化元素构成，而是由多种文化相互交织的。在798这里，你不仅能看到大众流行的现代主义通俗文化，还能看到不同国家的、不同民族的、不同宗教的、非主流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特色。比如，我们就参观传统荷塘与新潮的玻璃屋并存的了具有的“佩斯北京”艺术厅，具有浓郁非洲特色的赞比亚风情的画廊……从军工厂到艺术区，这些具有包豪斯建筑风格的厂房历经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如今的798是中国青年流行文化的急先锋，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时尚新宠，一个青年的关于过去与未来、现实与理想、荒诞与正经奇幻组合的试验场！

实践队一行人穿梭在798艺术区内的大街小道中，静静地看着周围发生的这一切，看着艺术区内穿行的人与事物，细细品味着这里风格别具的艺术画廊，又恬然思考着798的记忆与未来。这是一个氛围独特的工厂，同时也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艺术区，更是一片青年流行文化的伊甸园！工业与艺术，竟能彼此相安，甚至相得益彰，这在中国的其他工厂中是难得一见的，真可谓是流行文化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创举。事实上，再造的798 艺术区意味着先锋意识与传统情调共存，实验色彩与社会责任并重，精神追求与经济筹划双赢，精英与通俗的互动，引领着新时代青年流行文化的发展与变迁的方向！

六、青年流行文化变迁的多角度观察

(一)从流行影视方面来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从迷惘怀旧向消费主义逐步盛行、追求个性自由过渡的思想文化转型。我国青年流行文化发展到现在经历了以下各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流行内容，这里主要从流行影视的角度进行分析。

第一阶段：八十年代港台文化勃兴。在影视方面，《霍元甲》、《上海滩》、《几度夕阳红》等掀起了观影热潮。这一阶段展现了青年渴望解放思想观念，解放世俗生活欲望的心态。客观上来讲，青年流行文化以作为传统文化的平衡者身份出现，逐渐形成了“70后”这一群体的文化身份认同。

第二阶段：进入九十年代，内地流行文化开始壮大并与港台文化合流共生。在影视领域，春晚渐渐走入千家万户，周星驰、王家卫、冯小刚的作品引领电影潮流。这一阶段，流行文化和工业化紧密结合，体现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青年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在不断增强。青年流行文化不仅作为传统文化的平衡者出现，而且逐步占据青年视线主流，形成“80后”的文化身份认同。

第三阶段：新世纪以来，中国流行文化开始和国际接轨。伴随着市民社会的进一步孕育，人们的主题意识被激活，更加关注小人物，出现了草根文化、山寨文化。青年流行文化和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三足鼎立，形成了“90后”这一人群的文化身份认同。

（二）从流行语方面来分析

青年流行语作为一种灵动的青年文化现象，在青年的现实生活中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涌动、翻新。青年流行语承载着一定的信息，在一定意义上能够敏锐地反映出客观世界和青年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变化，折射着青年人喜怒哀乐的生存状态，表征着青年的社会文化心态。

青年流行语是指某一时期在青少年群体中广泛流行的高频词，如酷、QQ、炫等流行语。这些流行语折射出政治、科技、文化和生活的变化，从文化的角度透视和解读流行语的文化内涵，可以感知社会生活、科学技术、生活观念的变化在词语中的反映。近年来，网络文化迅猛发展，上网越来越成为青年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追赶时尚、联络朋友、放松自我、查询信息。从青年对网络的偏好上可以看到，这种“快餐”式文化对青年价值观和消费理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传统文化的传播模式在青年文化中正逐渐消解。“酷”是英文“cool”的汉语译音，随着网络QQ 表情的使用而迅速成为青少年群体中最流行的夸赞语。它已经由原来的“冷”的意思流转为“冷峻的潇洒”，到“帅”、“棒极了”，进而成为对“极具个性魅力”的经典概括。而这也正是“酷”的精髓所在，它迎合了当代青少年努力追求个性的意识和需要，成为青少年赞赏个性美的一种最高的表达方式。“炫”是随着手机通讯工具的兴起而诞生的一个流行词语，最初是形容彩屏手机的色彩鲜艳、绚丽夺目的。现在，它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青年人常用“炫”表示“引人注目”之意，如“最炫”、“够炫”；用“炫”表示“张扬、展示”之意，如“炫出个性，炫出风采”。总之，“炫”表达了青年表现自己，张扬自己，引人注目的一种审美观念。可见，青年流行语虽不具有物质载体，但却直接反映了流行背后的文化属性，集中反映了青少年文化的指向。正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与语言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酷、QQ、炫这些流行语的出现既是网络文化与现实文化、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相互磨合的结果，又能够反映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对这些词汇的解读，能够看出网络通信对青年的广泛影响以及青年对网络文化快速发展所持有的一种积极的观念心态。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大量诞生的流行词语，反映了我国社会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也成为中国人物质生活和观念变迁过程中最忠实的记载工具，是社会文化生活新面貌的真实记录，所以，植根于当代中国文化环境之中的流行语频率的变化反映着社会文化各种潮流的变化发展。例如，八十年代“摇滚乐”一词随中国摇滚乐教父崔健的全国巡演而“火爆”，也形成了青年对摇滚乐的普遍认同。虽然它造成了当时流行音乐文化的单一，但它浓缩了时代前进的步伐，并且打破了文革时期形成的音乐文化的僵化形式，也折射出青年对音乐的新认识。由“北漂”而衍生的“校漂”一词是现代校园文化环境所特有的产物。“校漂”一族指的是一群正从学生时代向职业生涯转变，生活和事业尚未稳定，处于独立和漂泊状态之间的青年人。“漂”本意是漂动，带给人不定感，体现出大学毕业生们摇摆于现实与梦想之间。此外，“双向选择”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也意味着前所未有的动荡。“就业”、“签约”、“协议”显示出了当今时代的变革所引发的青年对职业的新思考；“考研”、“面霸”反映了青年人对科教领域变革的应对；“丁克”、“剩女”、“闪婚”折射出青年对婚嫁以及文化生活的新观念等等。现代青年流行文化变迁的确是现代青年流行语产生的根源，青年流行语是现代事物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青年文化变迁在语言上的反映。另一方面，青年流行语也反映出青年文化的走向。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现代社会一种文化的兴起，必然会出现大量的相关新词新语，这些新词新语是该种文化兴起的象征；反之，这种文化也需依赖这些新词新语，才能更好地在社会生活中交流和运作，以彰显其优势和魅力。青年流行语是伴随社会政治、经济等的变革，时代的发展，新事物的诞生以及青年文化的变迁而产生的，有着复杂和深厚的文化根源。青年流行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青年流行文化的标志，青年流行语折射出青年流行文化的客观存在以及变迁趋势。例如青年人说汉语时常夹杂着英文，表明青年文化在趋向港化、洋化。“新人类”、“新新人类”、“新某族”等一类称谓的价值指向是年轻、新潮、前卫、刺激、暴露、狂野、奢侈和叛逆，显示出青年文化的前卫化倾向。“保研”、“博导”、“愤青”等缩略语表义明确，语音固定，符合简约性原则，体现出青年文化的简约化倾向。“剩女”、“面霸”，把极严肃的对象通俗化，语义上巨大的反差，为词语平添了滑稽调侃的色彩，表现了青年流行文化的世俗化倾向。“大虾”、“菜鸟”这些最有时代气息的词语，也从流行语变成了普通用语，反映出网络文化迅猛发展势头以及青年文化的现时化倾向。网络流行语如“ 886”、“泪奔”等利用多种符号手段，如数字、字母、键盘符号、图形等，追求轻松有趣，幽默诙谐，表情达意简洁明了，生动形象，体现了青年流行文化的符号化倾向。(三)从流行音乐方面来分析

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国策提出后，我国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革。在音乐文化领域中，从意识形态方面政治主导下的革命歌曲、群众歌曲逐步发生了向抒情歌曲、流行歌曲的转换。彭丽媛演唱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是这一过渡期的代表作之一，像春风一样在吹暖了祖国华夏大地，唱者淋漓尽致，听者心醉神迷。一时间，歌声此起彼伏，成了脍炙人口的流行曲。1985 年该歌曲获“当代青年最喜爱的歌”一等奖。彭丽媛更是赢得了全国青年的喜爱和掌声，其端庄、高贵的舞台形象，成了青年们的偶像。她相继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成功地举办了个人独唱音乐会，每到一地，彭丽媛的歌声都赢得当地观众的喝彩，并获得了海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是拥有青年偶像最多的歌唱家之一。在彭丽媛的歌声里充满着希望、幸福、快乐„„这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中国农村的全面改革制定的美好蓝图，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深入推行，在短短的几年中，农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中国到处呈现一番生气勃勃的景象，正如歌词中：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人们在明媚的阳光下生活„„老人们举杯(那个)孩子们欢笑„„。

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关键时期，广大青年生活于一个相对自由和宽容的社会环境，开始出现多极化的发展，各种形态的音乐快餐已开始流入国内，开启了流行音乐和摇滚并行的局面。这是一个反叛和普世价值观并存的年代。1986年5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上，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歌手崔健演唱了一首之后在年轻人中风靡一时的《一无所有》，他后来被誉为中国摇滚第一人，《一无所有》也成为中国摇滚乐的开山之作。无可否认，崔健特有的沙哑、粗糙，甚至于嘶喊的噪音具有不可遏止的震撼力，很容易调动青年歌迷狂热的情绪，引发他们的深层心理共振。崔健的歌声表达了处在社会转型期极速变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的青年人的彷徨、困惑和对独立自我的渴望。而在歌声中他们感到放纵、自由，更接近真实的自我，这正是他们热烈崇拜崔健的关键所在。同天同台，百名歌手在首体同声高唱《让世界充满爱》，这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第一部表现世界性重大题材的作品。韦唯、程琳、杭天琪、付笛声、蔡国庆、崔健、孙国庆、常宽等一百多名歌星手拉手、肩并肩，带来了这场震撼当时乐坛的百人合唱，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笔。歌声呼唤人们以爱心相互沟通，相互交融，创造一个充满爱的和谐世界。

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潮流，市场经济造成高速发展的景象。“该出手时就出手哇，风风火火闯九州。”一曲《好汉歌》引发了刘欢热，“该出手时就出手”成了当时青年的流行语。刘欢被冠以“中国歌王”、“中国流行歌坛第一人”等美名。刘欢在流行歌坛独领风骚，成为青年的偶像。刘欢曾在上海的演唱会首日售票票房就突破百万元，如此火爆的销售情况在当时极为罕见，他还与歌迷一起千人合唱“好汉歌”，演唱会中歌迷都不由自主的爆发出阵阵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他的歌声带给听众极大的震撼与感染，唱出了那个时代的心声。青年从刘欢的歌声中可以感受到敢说敢干，雷厉风行，敢于承当重任，勇往直前的英雄情怀，这正是当时社会的最真实写照。《常回家看看》是1999 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中最著名的歌曲，由蔡国庆、陈红、江涛、张迈共同演唱。四位歌手的演唱极具亲和力，征服了亿万观众的心，一夜间红透了大江南北。他们用歌声唱出了归家儿女孝敬父母的心情，以及父母对儿女们永远关爱牵挂的情怀。“找点儿空闲，找点儿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歌词清新有力地传递了作者的内心世界，而演唱者又将歌曲中蕴涵的深刻情感彻底地展现了出来，给予人们久久不退的震撼力，歌声的呼唤，使广大对人生价值观有了新的认识。

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音乐的交融，欧美风格的流入，网络音乐、数字音乐、流行音乐已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杰伦荣登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人物，该杂志赞许他为“新一代的亚洲音乐天王”。周杰伦的创作作品数量之多、作品获奖数量之多、演唱会数量之多等等是华人乐坛无与伦比的。“2008北京期待你：周杰伦个人演唱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再次掀起龙卷风。演唱会吸引了数万歌迷参加，现场气氛极其火爆。场内黑压压的人潮上漂着一片由荧光棒组成的光海，歌迷们大声尖叫着偶像的名字，每个人脸上都有激动的近乎朝圣的表情。周杰伦所代表的是二十一世纪新兴青年所具有的青春、叛逆、求知欲强的特性，以及颠覆传统的勇气和欲望，由上一代人对社会的理想和责任转为敢于创新，敢于独立的自我精神。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流行音乐流变的梳理，可以看到不同时期青年文化偶像观的蜕变。流行音乐的发展即是青年流行文化变迁的一个方面，这其中的变化与社会的状况是分不开的，我们必须要在一定的大背景下去考虑与思考。

七、青年流行文化的发展趋势

我国青年流行文化的发展趋势，在青年流行文化的现实状况中已经有所体现。如果不出现一些对青年震动较大的社会事件，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根据青年流行文化的过去与现在推知其未来。然而，青年流行文化的发展又具有某种不确定性，正如青年流行文化的产生虽然有其必然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环境，但直接的原因却是非常偶然的事件一样。我们无法推知是否会出现能够改变青年发展和青年文化发展的偶然事件，因而我们所推测的青年流行文化的发展趋势只能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结合。

在物质形式的层面上，青年流行文化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唯新”的，即使这种“唯新”有时是用一种复古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其中已经被青年人赋予了新的意义。物质形式的科技化趋势，大抵仍会持续。虽然现在有些西方青年在寻求古旧之物，并有着强烈的反科技倾向，但是这种反科技倾向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能出现，而在我国,科技的发展水平还不足以让青年去反科技。可以预见，青年流行文化在物质表现上仍然会走在时代的前端，同时也自然会长期扮演高科技产品主要消费群体的角色。

在组织体制方面，非正式组织是青年流行文化赖以生存的基础，它对青年的吸引力也会不断增强。没有非正式组织，青年流行文化是难以存在的。例如，没有同性恋组织的存在，同性恋亚文化就难以形成。因此，随着青年流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青年流行文化群体会更加分化。可以预见，不同形式的青年流行文化群体或青年流行文化组织会逐渐增多。

在知识系统方面，世俗性、流行性的知识仍将是青年流行文化的知识基础。青年对流行性知识的吸纳程度会大幅度提高，相应地就是对传统性、经典性知识的拒绝与疏远。在现时的青年流行文化中，我们已经很难发现像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传统性、经典性知识的高度吸收。例如，“文化热”作为一种青年流行文化现象，是以传统性和经典性知识为基础的，而这样的“文化热”早已成昨日黄花。

在价值取向方面，现在的青年流行文化已经与成人文化和主流文化趋于合流。世俗性价值的优先地位，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和个性化，并不是只体现在青年流行文化中，在成人文化和主流文化中都一样。例如,对财富的态度，主流文化鼓励致富，而青年人的致富意识也并不见得如此强烈。因此，就价值取向而言，青年流行文化与主流文化和成人文化的冲突，可能已成过去。所谓青年流行文化的“反哺”，就价值取向而言也将成为过去。

在行为方式上，青年人本身所具有的逆反心理以及强烈的自我表现欲，不会因时间的推移而消失。青年流行文化在这一方面的独异性与非规范性特征仍将持续。换句话说，青年仍将挑战现有的道德与行为规范。近年来，“波波族”即收入较高而又具有自由、浪漫与冒险精神的青年群体的出现，虽然不像此前的具有另类精神的青年群体对道德与行为规范的冲击那么大，但实实在在冲击了职业、家庭和社会道德规范与行为方式。

综上所述，青年流行文化仍将在与成人文化和社会主流文化的冲突与互动中展现自身的特色。在某些方面，如物质形式、价值观念等方面，青年流行文化会逐渐与成人文化和社会主流文化合流；而在组织体制、知识系统与行为方式等方面，青年流行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会越来越强，而与成人文化和社会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加剧。因此，要求我们要集中大家的智慧及时追踪青年流行文化动态，透析青年流行文化现象，掌握青年流行文化发展的趋势，探索青年流行文化发展的规律，总结青年流行文化建设的有益做法和经验，推动我国青年流行文化健康蓬勃地发展，为推动中华文化的复兴，为促进青年的全面发展，为实现整个民族的复兴贡献力量。

八、青年流行文化的规范与引导

青年流行文化的产生有其时代性和必然性，从文化、环境、心理等多个层面来看，其表现出阶层化、小众化和多样的传播形式及多元化、个性化、时尚消费等发展趋势。从青年流行文化的整体性审视，青年流行文化实际上是现代商业社会中出现的特殊社会文化现象，这就无法改变青年流行文化与生俱来的两面性，趋利避害是我们研究青年流行文化的意义所在。

(一)以正确的价值观引导青年的流行文化，提升青年对流行文化的鉴别能力

目前我国正处于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备，传统的价值观念与时代发展的步伐比较起来略显迟缓，而各种媒体的炒作和网络文化的盛行使青年群体在无形中受到了冲击，对青年群体进行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教育势在必行。从监管层面上来说，行政主管部门应该规范相关媒体和网络文化的传播，各类媒体和网络也应该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发挥社会舆论的优势，积极宣传真理，弘扬社会正气，培植社会主义人文精神，以提升青年对流行文化判断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使青年明辨是非，了解不健康的流行文化对身心健康的危害，增强文化的白化和自律意识。积极将青年群体朝着适应现代化、网络化需要的现代人引导，确立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世界观、价值观。与此同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在流行文化的影响下，传统文化在青年群体中逐渐淡化的这一事实，进一步规范青年流行文化，使其朝着健康、理性的方向发展。(二)倡导中华主流文化，提高其对青年流行文化的影响力

流行文化注定是鱼龙混杂的，良莠不齐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总是要坚守并弘扬反映该民族、该国家、该时代精神风貌的主流文化，并以此砥砺民族情操，凝炼全民意志，推动社会前进。主流文化是在文化竞争中形成的，具有高度的融合力、较强大的传播力和广泛认同感的文化形式。中华主流文化是我们在弘扬和保留优良传统文化、保持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创造出来的文化成果及改革开放以来吸收和改良了国外文化精髓的基础上构建起来。在社会转型时期,在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冲突中，大力倡导中华主流文化，让其深深地扎根于大众文化鲜活的土壤之中，汲取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文化营养，使其成为文化融合、文明传承的中坚力量。然而不可回避的是，中华主流文化和青年流行文化之间有着不和谐的一面，青年流行文化有着丰富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但同时又具有多样性和不可预测性，这些因素都对青年群体的行为和实践活动提供了很多不确定因素，在当前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正确把握当代中国青年主流文化的内涵，以积极的态度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坚持主旋律与多样性的统一、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统一、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先进性与大众性的统一，提高中华主流文化对青年流行文化的影响力尤显必要和迫切。(三)以与时俱进的精神，提高对青年流行文化的包容力

在中华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向前发展，尽管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也展现出强大的现实功能，但并不是说传统文化不需要寻找生存策略，在现代多元文化空间中，主体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被不停地塑造，并永远处于变动的开放的状态中，这种兼容并蓄性使现代人具有充分的文化选择权利和自觉性。主流文化也好，流行文化也好，它们应该是处于同一平面上供大众选择的一种文化样式。当前，无论主流文化还是流行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两者之间不存在谁消除谁，谁替换谁。文化导向是对社会生活主流原则的规定，我们不能不认识到，当下社会是个崇尚个体张扬的时代，在个性化的社会里，各个亚文化群体联接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基础，并通过特定群体的文化纽带维系成宏观的社会架构。社会结构早已不能只由集体主义一元文化来整合，作为其微观基础的个人越来越成为不可或缺的要素，一旦排斥或拒绝，则会加剧对主流文化的背离，最终导致社会结构的松散和分裂。通过各种亚文化对自己成员的塑造功能，能产生认同和归属感，以此来凝聚人心，最终会促成社会的良性运行和有效整合。

在这个文化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每个人的心中装着自己理解的艺术概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艺术观。俄国文艺理论家拉兹洛戈夫说：“理想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即每一作品都能找到它的所有读者、听众和观众，而每一读者、听众和观众也都能得到他所感兴趣的艺术作品。”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只有走合谋与共舞之路，才能健康发展共同繁荣。因此，青年流行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发展有其客观必要性，也是和谐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那么，在此意义上对青年流行文化的全面把握，必然需要面向世界的胸怀和有容乃大的胆略，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引导下，从青年身心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的角度，发挥出青年流行文化积极向上的一面。而从另一方面，社会主流文化也要努力创造条件吸纳青年流行化，而不是一味地加以排斥，否则只会加剧他们对主流文化的背叛，最终不利于维系有机统一的社会结构。

(四)创新文化机制，改善文化环境，加强对青年流行文化的约束力

应该怎样去为青年流行文化创造一个适当的环境来加强对青年流行文化的约束？又怎样去实现青年的社会化？这是中国社会针对青年流行文化这一现象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要加强对青年流行文化的约束力就不能绕开青年流行文化这一现象。首先，我们必须在深入研究和把握青年文化需求的热点、特征与走势的基础上，大力构建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青年社会化的实现程序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环境的优劣。因为文化是民族的母体，是人类思想的底蕴，要想使青年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构建适应青年发展的文化环境，即对现有的文化环境进行创新和改造。其次，创建有利于青年身心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教育机制，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文化服务项目和文化活动形式，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遵循文化规律，时刻关注青年需要的变化。强调人文关怀，避免重视科学教育忽视人文教育的倾向，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再次，营造创新氛围，丰富和完善有利于培育创新文化氛围的制度、政策和法规体系。尤为重要的是，注重加强文化的基础性建设和构建和谐的文化体系，广泛开展和谐创建活动，让青年流行文化有一个规范性的发展。

第四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研究

赵妍妍

11000519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由社会结构变迁和经济体制转轨、全球化的文化开放和文化碰撞、主体自我意识的日益觉醒等原因造成，给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带来重要影响。构建和谐社会价值观，引导是关键。

关键词：中国 改革开放 社会价值观念 变迁

一、社会价值观的定义和作用

价值观是关于什么的是非曲直观念？社科人文的各个学科因研究对象的不同，各自关心的价值观也就不同。哲学关心与“真、善、美”有关的是非曲直观，历史学关心与历史判断有关的是非曲直观，人类学关心人类再生产——性与生育方面——的是非曲直观，伦理学关心与人类基本道德相关的是非曲直观，心理学关心影响心理健康的是非曲直观，经济学关心那些与市场机制运行相关的是非曲直观，社会学关心影响社会（向现代性）变迁的是非曲直观，政治学关心各种被称为“主义”的是非曲直观。

强调社会价值观对社会关系的作用是本文的基本出发点。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问题。邓小平科学地破解了这个课题。

于是，经历了最近三十年的变迁之后，在物质生产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伟大成就之后，“发展”、“改革”、“与国际社会接轨”这类一度被视作天经地义，拥有社会共识的词汇丧失了原有的磁力，而中国式保守主义思潮开始自下而上地兴起。一个潜在的“中国学派”呼之欲出了。

中国式保守主义的主要特征有三个。(1)要求重新评估中华传统政治文明，将三千年与最近三十年的成就连在一起。既然传统政治文明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生存方式的结晶，就不能用一个西方的负面概念“专制”来简单地概括和否定。(2)要求重新评估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建立的社会主义传统，将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成就连在一起。前三十年的传统貌似与“改革”相左，却为中华由小农文明跨人工业文明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3)要求重新评估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将其不仅与新中国六十年的成就连在一起，而且与新中国的挫折连在一起。西方文明趋于极端，不仅激励进步，也带来掠夺和异化；不仅应当学习，而且还可以批评。

仅仅将这种中国式保守主义思潮斥为“极端民族主义”是无益的，这思潮的崛起有国内和国际的思想基础。

在新的三十年开始之际，“否定之否定”的轮回开始出现，批判精神再度兴盛。在城市，批评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市场化，以及对国际需求的依赖和对国内需求的轻视。在乡村，批评以“海选”和“费改税”为名的改革摧毁基层政权，使政府在乡村沦为空中楼阁，把权 1

力真空留给黑社会和外来宗教势力去填补。当传统的工农联盟丧失了基层政权这条纽带，农民的利益与国内和国际资本求扩张的利益就经常呈对抗性质。于是，“发展”和“改革”不再拥有绝对的政治正确性。“发展”依然是目标，但“发展”必须以“和谐”为前提。“改革”依然有正当性，但破坏了社会和谐的改革也是改革的对象。于是，追求“社会和谐”开始崛起为一股官民共有的强劲思想潮流。换言之，随改革开放进程而来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分裂危险是中国式保守主义兴起的国内因素。

在这最近的三十年，市场的全球化提速和互联网技术的崛起使得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价值观与国内生产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联系日益显得含糊不清，反而与全球生产体系所决定的社会关系相关，与世界体系内的霸权话语系统密切相关，与西方的“自由民主”霸权话语系统密切相关。一批激进学人把改革开放时期取得的一切成就归于哈耶克，一切弊端归于现存的党政制度，急不可耐地要求“改革闯关”，要求照美国政府的模样进行“根本的”政治制度变革。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解释在现行党政体制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成就反倒成了他们遇到的最大障碍。1987——1989年间风靡我国知识界的理解是：没有政治“民主化”(可以读作竞争型选举)，就没有经济市场化。历史证明，那时的流行理解大错特错，经济的市场化与政治的选举化并无必然关系。不仅如此，我们今天还认识到，完全的市场化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可能，也不值得追求。而今仍有激进学人试图把西方政治学里的“合法性”观念套用于我国社会，继续论证社会关系多样化与奉行多党选举政治必然联系的“规律”，证明竞争型选举能减少腐败的“规律”，证明只有竞争型选举才有政府“合法性”的“规律”。但在逻辑和历史面前，这种“规律”业已阵脚大乱。最新的趋势是放弃论证“规律”，号召信仰和服从“普世价值”。谁坚持“实事求是”，不与西方富国俱乐部同声高喊“自由、民主、宪政、人权”之类的空洞口号，就给谁扣上“反对人类普世价值”的大帽子。苏联不是被经济挫折打败的，不是被科技创新打败的，也不是被陆海空军的武器打败的。苏联是被观念打败的，是被符号打败的，是在解构和建构核心价值观的混战中采取鸵鸟政策而失败。苏联输掉的是“冷战”，但损失的惨重程度却远远超过“热战”。于是，在思想战线上和世界体系中求生存、求独立自主，就构成了中国式保守主义兴起的国际因素。

否定是思想解放，否定之否定还是思想解放，是新一论思想解放的标 志。是自信地总结“中国模式”的起点。

有些社会关系是基本的。基本的社会关系不稳定，社会就不团结，就陷于分裂。我把基本的社会关系分成七个层类：(1)个人与他人的关系，(2)人与自然的关系，(3)个人与群体的关系，(4)群体与社会整体的关系，(5)人民与政府的关系，(6)人民与国族(国家政治疆界内的所有公民，如美利坚民族，中华民族)的关系，(7)国族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对应这七层类基本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是社会核心价值观。我把社会核心价值观分成七层：(1)道德观、(2)自然观、(3)群体观、(4)整体观、(5)政治观、(6)国族观、(7)世界观。当代每个国族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体系都是以道德观为核心构成的七层同心圆。

生产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迁通常不足以撼动基本的社会关系。但对应基本社会关系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却是脆弱的。核心价值观因一些神话式的典型符号而在社会中流行，而现代的社会大众传媒可以在很短时间里解构或制造出大众神话，导致核心信仰符号的变化。核心信仰符号的变化能够撼动基本的社会关系，使这种基本的社会关系发生紊乱，甚至使超级大国出现玛雅文明那样的自杀行为。

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内核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的基本行为准则，也就是人类的基本道德。人类的基本道德，正如《圣经》中的“十戒”所言，是禁止杀人、抢劫、偷窃、欺骗、遗弃、强奸。道德的存在区分了人与动物的行为，也是人类社会普适的，见于中外各种古老的习惯法之中。“食色，性也”，理性地追求物欲享受是人的动物本能；为此孔子曾哀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价值观不是本能，是人类进化出的观念，即“人性”。有了道德约束，人类就脱离了动物世界，高于动物世界。然而，一夕之间，我国冒出了对“机会平等”和“程序正义”之类的绝对信仰，赞美弱肉强食自然法则下的“自由”和“理性”，开始流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心灵里的普世道德迷失了，社会就出现分裂堕落的危险。尽管我国前三十年里有此偏差，但最近的反弹是强有力的，国人在汶川大地震中展现的爱心惊天地、动鬼神，证明我中华社会的道德基础依旧牢不可破。诡异的是，我国居然有大型媒体把这人道之“爱”的道德看作西方近代启蒙运动的结果，而我国至今还有待“启蒙”，有待与西方“接轨”，有待西方“普世价值”的光芒普照。这与断定墨子和孔子是康德的儿子一样荒唐。“泛爱”，只是在抽象的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而言是普世的。爱心主要与社会是否失序有关，也同道义文化的历史沉淀有关，还同自身生活圈的范围有关。生活圈的范围与通讯和交通手段有关，还受生活圈的界限约束。民族国家的疆界由重兵把守，是人类福利的主要界限，也就成为爱心的主要界限。

既然价值观是人们关于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价值观的主要源泉就是社会关系，价值观变迁的主要动力就是社会关系的变迁。生产技术在进步，社会分工在变迁和细化，社会在运动演化，社会关系也在运动演化。倘若社会关系变动不拘，人们对自己身份的界定就变动不拘，人们内心深处与身份相关的行为准则也就不稳定。在一个高速变迁的社会，社会关系不可能稳定，价值观也不可能稳定。

绝大部分价值观的变迁是被动的，会跟随、反映、并润滑社会关系的变迁。大部分价值观的变迁只会让一部分人“不大适应”，却不会引发社会动荡。比如，当家庭由三世同堂变成核心型的小家庭，再变成“丁克家庭”（没有孩子的家庭），原有“家庭伦理”相应地逐步解体是当然的。同样的道理，先进避孕技术的普及和男女同工同酬，使性与生育的必然关系不复存在，关于性关系的观念也发生显著变化。当交通、通讯、运输技术产生重大突破，IT业成为重要的产业部门，关于劳动的观念，关于雇主与雇员关系的观念，关于休闲娱乐的观念，关于言论自由的观念，关于师生关系的观念，关于政府权威的观念，等等，就都与小农社会和机器社会里的观念显著不同。

如果社会结构变迁太快，社会关系变迁太快，就会造成同一时代里不同年龄人之间的价值观出现“代沟”。当权的长者跟不上社会关系变迁的实际，强行灌输保守的价值观，会招致年轻人的逆反心理。同样，年轻人不懂得尊重传统价值观，浅薄地嘲弄那些光荣时代确立的价值观，也会招致长者的激烈反应。

二、社会价值观的种类

价值观分为两大类，即“核心价值观”和“非核心价值观”。反映基本的、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价值观就是核心价值观。或者说，能维持社会基本团结的价值观就是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以外的对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都是非核心价值观。在一个社会里，多元的非核心价值观能增进社会活力，统一的核心价值观能阻止社会分裂。

基本的社会关系“应当”比较稳定，社会核心价值观也“应当”比较稳定。基本的社会关系没有变，核心价值观变了，可以使基本的社会关系发生“不应当的”紊乱。在任何时代，人际关系出现急剧恶化都是“不应当的”，而普适道德观迷失后就会发生。这说明，与非核心价值观的被动变迁不同，核心价值观的变迁是主动的，有其自身的变化逻辑，相对独立于社会关系的变迁。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变迁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有什麽特点？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一元价值观和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素所构成的两两对应的价值观形成了一种张力关系。

1主流价值观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2两两对应的价值观形成了一种张力关系

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变迁的原因分析

价值观变迁总是有其深刻根源的，导致社会价值观变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1与社会结构变迁和经济体制转轨同步

社会变迁与价值观变迁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一方面表现为两者的互动，即两者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另一方面表现为两者互为前提的关系，关于社会变迁对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影响和作用，我们通常可以从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和革命与思想观念的革命性变化的关系来加以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大表现之一，就是社会主义过程的不断推进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由此带来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巨大变迁。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经济社会的形成，也都需要建立与其相适应的价值观念体系。如果说，非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是“一种定命论的群体主义的自然主义”的话，那麽，在市场经济社会，主体性意识、个体性意识、功利意识三者共同构成了市场经济存在的观念条件。

2与全球化的文化开放和文化碰撞共进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步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这是历史赠与中华民族的一份厚礼。从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与全球化在双向互动中前行。文化的全方位开放既是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前提；邓小平曾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在这个开放的世界里，要按照“趋利避害”的原则处理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针对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不加甄别一概批判“左”的做法，邓小平认为：“对于 4

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一方面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的文明成果，一方面又要坚决抵制、反对和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消极和腐朽的文化。对于混在资本主义文化中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的东西，尤其应该按照邓小平同志所确定的上述原则进行认真分析和对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生的。中国社会价值观从一元价值观向一元价值观和多元价值观互动的变化、从整体价值观向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融合的变化、从理想价值观向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共存的变化、从精神价值观向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并重的变化等变化，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相互作用中进行的。可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所形成的张力关系，也表现在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之中。

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开放和文化碰撞,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上述分析是平面化和白描式的。还须指出, 应该辩证地看待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对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

3与主体自我意识的日益觉醒相得益彰

主体意识或主体观念是价值观念的核心；社会主义的主体观念，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然而，在计划经济时期，“人”这个主题不断被虚无化，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主体甚至被消解掉，人完全成为一种政治工具而被客体化和异化。然而，如果说那时还存在所谓的主体的话，也只是作为唯一的、最高的和整体化的主体—国家。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单项行政控制来强化自己的作用，国家代替了一切社会主体和个人主体，因此，不仅社会结果，而且人们的价值观都显示出“铁板一块”的状态，这也是当时社会价值观之所以是高度一元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主体意识的觉醒和高扬。

改革开放以来主体意识的觉醒和高扬, 以及市场经济之作为多元主体经济的作用，首先就使中国社会价值观发生从一元价值观向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互动的变化成为一种必然。价值观的多元化首先就是价值主体多元化的必然结果。只有一个价值主体即一元价值主体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多元价值观的，可以说，计划经济时期的价值观就是这种情况。而在价值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每一个作为主体的个人和群体，其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必然就是多维的、多向的、多层次的和立体化的。

五、引导树立正确社会价值观念的途径和措施

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

将“以德治国”提到战略高度来认识 强化价值观的创新

加强对价值冲突的引导和调控 要改革价值观教育的方式方法

六、结语与展望

人们关于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就是“社会价值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的特点在于：（1）社会主流价值观发生了一定的变化；（2）一元价值观和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素所构成的两两对应的价值观形成了一种张力关系。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概括为：社会结构变迁和经济体制转轨；全球化的文化开放和文化碰撞；主体自我意识的日益觉醒。当前的社会现实已经给我们的价值观宣传和教育提出了挑战。对此，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深入研究价值观问题，倡导并引导建立先进的社会价值观，弘扬主旋律，打好主动仗，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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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价值观念的变迁

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价值观念的变迁

摘 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民物质生活改变的同时,另一方面精神生活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本文基于社会愈益重视三农问题的的背景，透过农民价值观的变迁管窥当前困扰农民的主要问题，梳理三十年来农民在这一方面的变化，借以探寻市场经济对当前农民的具体而深刻的影响。关键词:农民；价值观念；变迁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完善,在三十余年的农村经济实践过程中,不仅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而且农民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亦相应地发生深刻的变迁。透过农民观念上的变化，揭示农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从而解决困扰国家和社会的三农问题，无疑是一个极好的窗口。

一、农民价值主体的个性化特征

改革开放没有使农民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代替传统的以家庭为本位的价值观,但在以家庭为本位的框架内,价值主体出现了个性化特征。

传统农民的价值观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在传统农民的眼中,家是一个长长的系列,是世世代代的生命之延续。农民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以整个家庭的利益为轴心的。在传统村落中,土地由家庭共同占有,农民以家为单位组织农业生产活动,作为一家之主的家长,总是代表着整个家庭的利益,他的言行也总能成为其它家庭成员的“尚方宝剑”。这样,每个农民的社会经济活动虽然有为自己谋利的动机,而且往往有很大的离心倾向,但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势力的强大,以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制约,在广大中国农民的价值观念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家庭观念,他们以家庭为本位组织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以家庭为本位判断一切事物的价值。

农业的集体经营改变了土地所有制和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然而,在大多数农民的心目中,家庭仍是他们关注的中心和生活的寄托。多数农民之所以维护集体利益是因为他们想到集体的利益之中也包含有他的家庭利益,农民以家庭为本位的价值观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又回归到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以家庭为本位的价值观念再一次得到加强。家本位价值观在新时代仍支配着多数农民的思想和行为,集体本位价值观遭到很大程 度的削弱。自己的社会经济活动,都紧紧围绕家庭而展开。

改革开放也从另一个方面冲击着农民的传统价值观念。在家庭本位的框架内,个人意识也滋长起来了。过去抽象、贫穷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被抛弃后,一些人在家庭本位价值观的另一极有了离心倾向。这一变化可从下列观念的变化中得到印证：

1、从业观的变迁

数千年以来,农民务农,工人做工,商人经商,这是天经地义的社会分工和传统的从业观念。

“以农为本”的思想长期禁锢和束缚着中国农民的意识和行动。而在三十多年来农村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大潮中,在商品经济的有力冲击下,传统的从业观被一扫而光。农民不仅从事农业生产,而且把从业范围扩大到农产品加工、运输、销售以及工业、交通运输、建筑、商业、服务业等一系列非农业生产部门。我国农民从业观的变迁经历了一个由被动、自发、盲目到主动、自为、自在的发展过程。

伴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融合进行,城乡联系日趋加强,各种类型的农村市场相继稳定建立,社会需要的各种产品有了相对稳固的产销渠道,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必不可少的原料、技术、资金、信息、人才等亦有了比较规范的来源;同时,农民对于商品经济与市场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农民从事商品生产的能力在实践中也日趋提高,这样广大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就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素质、社会市场信息来选择能最大限度发挥才能,获取最佳经济效益的非农产业。所以,此时农民的从业观,就由自发、盲目、被动的择业阶段,步入自在、自为、主动的从业阶段,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向更高层次发展。

2、致富观的变革

我国农村改革起始阶段,农民有一句“劳动致富”的致富经。很多农民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把承包的责任田侍弄得肥沃高产,温饱问题解决了。但是,农民并不满足于物质上的富裕,他们追求“小康”生活，追求精神上的更大的满足，我国农民致富观,已从出力转到动脑。他们肯定人是目的,强调以个体存在、发展为出发点,强调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强调个体在群体、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强调个体权利权益的维护。期间，在个人实现富裕后才会由只顾个人富裕转变到共同富裕。这一致富观转变是在党的“共同富裕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下出现的。为此可以有先富后富之分,但先富不仅仅是个人发家,而是通过先富带动后富而实现共同富裕。可见,农民价值观念的这一变化时期又回到了传统重视家庭利益的道路上，当然，这是一次升华，农民开始出现私有财产概念。改革开放的发展唤醒了农民的自我意识和个体价值意识,逐步克服了传统的以家庭、社会、群体的角度审视个人,把个人的生命、利益、人格贬低甚至淹没的价值观念,在处理个人与家庭、社会、群体的关系时,部分农民已开始奉行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

二、市场经济观念的萌发

改革开放把广大农民推向了市场,从而也把农民的价值观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虚幻的重义轻利观念中解放出来,广大农民开始敢于最大限度地追求实效性经济价值,实现了价值目标的现实化。

传统农民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一家一户的农民,自给自足。他们判断事物是否有用的标准应是这一事物是否有利于他们个体、家庭的生存、发展与延续。然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念却给中国农民的价值观念蒙上了一层虚幻的面纱。

农民是小私有者,他们天生有占有财富、获取财富的心理,因为,财富拥有的多少往往是农村家庭是否能获得尊敬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农村评价一个人能力大小的尺度之一。对于获取财富的方式,农民认为只有凭借个人劳动获取的财富才是正路,才是可靠的,而没有付出劳动的东西,如树林、果实、野生动物等等,被农民视为“上苍的东西”或“天生的东西”,谁也不能阻止他们的使用。正如前苏联社会学家B.H.米罗诺夫在分析俄国小农的财产观所指出的:“农民不认为砍伐林木、采摘果实、在(荒野的)草地上(虽然它不归谁所有)放牧牲畜是侵犯了所有权。”这种情况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有反映,例如,有些农民在大肆砍伐天然森林、大量捕杀野生动物,甚至破坏、盗窃公共设施时,农民还不认为这是盗窃、犯罪,除了因缺乏法律知识外,与他们这种财产观也不无关系。

在农民的文化心理中,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从农民法制意识的观念看,这些财富都不是不可侵犯的。农民认为可以暗中悄悄地从老爷那里把财产拿归己有,要暗中悄悄地干,因为官方的法律保护这些财产。随着农奴制 的废除,地主总是抱怨农民侵占自己的土地、砍伐林木、践踏禾苗、盗窃田地的果实。”因此在农业文明中形成的社会生产方式中,无法产生商品经济所要求的现代意义上的财产观。

农业的私有化改造给中国农民带来了希望之光。广大农民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意识形态灌输下所培养的普遍流行的高度政治化的理想主义,英雄价值观念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传统道德相结合,多少把农民带入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农民的社会经济活动以及他们对其社会经济活动的价值评价都开始脱离了一条现实的轨道。农民对现实价值目标的追求被政治化的空想所淡化。

改革开放给农民送来了市场。市场经济的本质讲求的是社会和自然资源的最佳有效配置,最大限度地追求高效率、高利润是其应有之义。因此,追求实用、高效的价值观念是市场经济最基本、最突出的要求。随着改革开放在农村的逐步展开,市场对农民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日益增大,农民的价值追求日趋实际和功利化。农民的价值目标从“无私奉献”的“五彩云端”降临到现实人间,扎根于社会生活。

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利益经济。农民对实效性经济价值的追求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农民价值观念的这一变化虽然也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因素,如少数农民的见利忘义,拜金主义思想,农民经济活动的盲目性和短期性对国家经济的不良影响以及一些优秀传统道德的沦丧等等,但是总的说来,这一变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它为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一个坚固的价值基础，开拓了农村市场，刺激了居民消费的增长，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强大的活力，有着并将继续保有这种历史作用。

三、道德价值观念的多元化

市场经济为广大农民提供了多种机遇和可能,大大冲击了农民的道德价值观念,改变了价值选择的单一固定模式,实现了价值选择的多样化和价值标准的相对化。

建国以来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使农民附属在支援祖国四化建设的专列上。农民丰富而复杂的思想观念被高度地统一, “劳模热”“参军热”“英雄热”一度成为农民价值选择的轴心。在现代化,特别是改革大潮的冲击下,农民的道德 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道德价值在农民价值体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农民对价值的追求不再局限于道德价值所限定的范围。价值的选择呈现多样化趋势,价值标准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单一固定,有相对化趋势。

在农民道德价值观念变化中,最显著的是“公私”观念的变化。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被附属于集体土地上,农民整个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依靠在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而得到的分配物。集体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重要性使得农民即使在暗地里盘算自己私人收入的同时,也不得不考虑集体的利益。在长期的集体生活中,许多农民已养成了自觉维护集体利益的道德观念,大多数农民能自觉抵制“损公肥私”现象。集体主义精神在农民的道德价值观念中,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实行农业家庭经营后,利益取向趋于家庭化,农民的集体主义意识开始淡化,小家庭意识,个人意识开始增长。虽然许多农民对“损公肥私”现象,仍然深恶痛绝,但在集体利益与私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农民往往能大胆地站在私人利益一边,集体利益与私人利益的位置发生了逆转。

农民的婚恋观、家庭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政府大力提倡自由恋爱,建立新型的恋爱、婚姻、家庭关系,但一直未见显著成效,大多数农民在婚恋家庭问题上然遵循传统习俗,格守传统道德。而集体劳动时仍然存在的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也使广大农村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未得到根本改观。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使大多数农民开始抛弃传统村落文化,大多数农民的婚恋家庭观趋向于现代化,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健康、文明向上的婚恋家庭关系在农村中已开始盛行。当然,在另一方面,遗弃老人和女婴现象也有所增长。

在农民道德价值观念变化的同时,许多农民也不再像以前一样热衷于追求道德价值。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代又一代的农村青年追求的是并非奢华的物质生活,劳动模范、英雄人物、解放军叔叔才是他们热烈崇拜的偶像,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许多农民虽然依然保持着中国农民勤劳俭朴的传统美德,但英雄人物的光环已很少萦绕他们心头。在他们人生价值体系中,最大的愿望莫过于“发家致富”。当然,追求道德价值的农民也并非消声匿迹,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也涌出了不少雷锋式的好农民。总的趋势是,农民的价值选择开始多元化,既有努力发家致富从经济上实现人生价值的农民,也不乏从 政治和道德上实现其人生价值的农民。

与此相适应,由于价值选择的多样化,也引起农民价值标准的相对化。农民一改过去相对单一和固定的价值标准,把价值标准放到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放到了有利于个人与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道德、文化各个领域。总之,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有史以来中国农村变革最深刻的三十年。农村深刻的社会变革影响了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广大农民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变化是极其复杂而微妙的。他对农民的思想行动乃至整个国家公民的价值判断都将产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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