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律援助个人工作经验

**县法律援助中心于**年8月份成立，为县司法局下属股级事业单位。直到20**年我上任之时，我县法律援助工作跟其他兄弟县市一样，依然处于探索阶段，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经验可以借鉴，一切几乎需要从零开始。加之由于我县农民比重大且大多文化低，县域经济滞后，群众生活条件差，交通便利外来人员多，多数群众不懂得法律，更不知道怎样利用法律去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作为上为政府排忧，下为百姓解难的法律援助工作，就成为一项拾遗补缺、可有可无的工作。

上任伊始，我首先面对的是如何拓宽工作思路，提高中心人员的思想认识。我通过集中学习，使大家终于认识到，只要增加一份社会责任，法律援助工作是能够解决大问题的；只要我们用真心换真情、用有为换有位，通过一件件成功的案例、一滴滴辛勤的汗水，在百姓心中铸起“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丰碑，就一定能够提高法律援助工作在群众心中的地位和威望。

上任第一年，我爬山涉水、走乡串村地把法律援助材料和典型援助案件，向社会向农民尤其是弱势群体进行了广泛宣传。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努力，终于让当地的老百姓对法律援助工作有了一定的认识。由此，许多人才开始知道找法律援助中心来帮助他们解决各种纠纷。

2003年9月，一个双手拄着拐杖的中年残疾人走进我的办公室。经询问得知他叫张某，曾是陕西省府谷县某电石厂的一个临时工，在做工时因受命去维修横车道上出故障的缆绳而掉下去受伤，头部严重受伤、胸部骨折已成残疾，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且病情尚未稳定。由此引发妻子绝情出走及两个未成年子女生活无着落到处漂流。他本人多次向雇主索赔，却只在被迫协议的情况下得到少许医疗费。张某讲的声泪俱下、痛不欲生。我被张某的不幸遭遇深深打动后，立即受理了这个案件，并及时赶到电石厂了解情况。但是雇主以已经协议解决为由，拒不再出一分钱。我找当时在场的工人取证，可有的已另谋出路不知去向，留下的则害怕厂方刁难而拒绝作证，调查取证十分困难。我和同事上苛岚、去榆林、到太原，走访了十多个单位，寻访了三十多个知情人，耗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最终取得了充分的证据，把雇主电石厂告上法庭。经过一年多的漫长诉讼路，当张某拿着获得赔偿的判决书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当张某通过我的大力帮助，通过强制执行手段拿到四万二千多元的赔偿费时，更是激动得满县城宣传法律援助的好处。

两年多来，我一共办理各类援助案件50多件，其中类似上述疑难案件8件。

维护法援对象的合法权益，并不都要通过诉讼途径实现。我通过工作实践发现，有时候，通过调解也是保护其合法权益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同时，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不但迅速简便，而且可以很好地起到减诉息事的作用。于是，两年多来，我充分发挥在公证处工作期间练就的调解本事，共居间主持调解解决纠纷并制作调解协议书18份，而且基本上都得到了履行。只有1件因对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而被诉至法院。最后经法院审理，因调解协议符合法律要求而被法院判决维持。

两年多来，我向弱势群体散发法律援助传单近8000份，其中利用集会在街头散发放5000份，利用双休日上门发放3000份；解答咨询200多人次，其中在街头解答20多人次，上门解答30多人次；代写协议、诉状、申请等法律文书近70份，其中上门代书20份；调解各种民事、经济纠纷17件，其中上门调解8件；上门回访20多次。

经过艰苦的努力赢得百姓的一个好口碑，是我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最大动力。为此，199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律系的我，2002年离开为之奋斗了五年，已经因成绩突出被省厅授予文明公证处的**县公证处后，便主动请缨，放弃经济收入优厚的社会律师工作，承担起振兴**法律援助工作，发挥法律援助中心的基本职能，按期完成构筑**法律援助大厦的基础工程的重任。

到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后，我几乎每天早上都是第一个到县司法大楼上班的人，同时又几乎每天晚上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大楼的人。由于我几乎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超过十个小时，而且双休日从来都是正常上班，所以经常遭到妻子的怨怪。坐在办公室上班期间，又往往是一方面前来咨询的人络绎不绝，另一方面法律咨询热线响个不停。

由于我县地处晋陕蒙三角交界处，矿产资源较为丰富，加上连续五座功能各异的跨黄河大桥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交通条件，所以往来中转的人多，外来务工的人多，由此而发生的交通事故赔偿案、厂矿雇员受伤赔偿案及婚姻家庭纠纷问题比较突出。我中心与此有关的案件占到所有案件的八成。如果政府没有部门、没有人来妥善解决问题的话，一方面影响**社会治安稳定，影响县政府的形象，而且外来人员也会有看法。所以，积极从事法律援助这项工作，正能够很好地利用我的专业知识；为这批需要帮助的群众提供服务，也能引导广大群众依照法律手段去解决问题。

中心受理法律援助案子后，我和同事坚决按法定程序，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并减免收取法律服务费。我还结合**实际，倡议实行周六、周日假日值班并回访当事人等一系列制度，以最大限度的方便于群众、服务于群众。每一个来访者来到法援中心，我都会亲自给他们递上一杯茶水；他们反映情况时，我会仔细倾听，耐心引导，积极帮助他们依照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在工作中我深深感到，我帮助群众打官司、提供法律服务的整个过程中，群众都对我非常尊重，非常理解。很多群众在我帮他们打完官司后，回家乡之前都来跟我道一声别。这使我在受感动、受鼓励之余，进一步认识到了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性，也更坚定了为法律援助工作奋斗的信心。

为了使法律援助工作深入社区方便群众，我在先后促成县妇联、工会、残联成立了法律援助站后，又促成城关街道办成立了“社区法律援助站”，专门为城区妇女儿童、老弱病残和家庭困难者答疑解惑。实现了即时援助、就近援助，以援助介入案件、以调解解决矛盾，更好地实现了对弱势群体权益的有力保障，从而形成了以县法律援助中心为枢纽，以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各社团和街道办为基础的**县法律援助组织网络，促进了法律援助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目前，我为之努力的法律援助工作，不但得到了困难群众特别是贫、弱、病、残者的认可和欢迎，而且正越来越受到全县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好评。

两年多的法律援助工作实践，使我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和好的工作方法，同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跟社会的需求和群众的愿望相比，我的工作差距还较大。我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创新工作方法，总结工作经验，以取得更大的成绩。尤其要在帮助同事提高业务水平的同时，结合我县实际，让中心充分行使好对包括社会力量在内的整个法律援助工作的指导、协调、管理和监督职能，并探索制定出一套简便易行、方便群众的法律援助工作措施和程序。这正是我目前最大的工作愿望。

第二篇：法律援助个人工作经验

为弱势群体服务是我全部的追求——保德县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保德县法律援助中心于1999年8月份成立，为县司法局下属股级事业单位。直到XX年我上任之时，我县法律援助工作跟其他兄弟县市一样，依然处于探索阶段，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经验可以借鉴，一切几乎需要从零开始。加之由于我县农民比重大且大多文化低，县域经济滞后，群众生活条件差，交通便利外来人员多，多数群众不懂得法律，更不知道怎样利用法律去保护自wenmi.net己的合法权益，所以，作为上为政府排忧，下为百姓解难的法律援助工作，就成为一项拾遗补缺、可有可无的工作。上任伊始，我首先面对的是如何拓宽工作思路，提高中心人员的思想认识。我通过集中学习，使大家终于认识到，只要增加一份社会责任，法律援助工作是能够解决大问题的；只要我们用真心换真情、用有为换有位，通过一件件成功的案例、一滴滴辛勤的汗水，在百姓心中铸起“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丰碑，就一定能够提高法律援助工作在群众心中的地位和威望。上任第一年，我爬山涉水、走乡串村地把法律援助材料和典型援助案件，向社会向农民尤其是弱势群体进行了广泛宣传。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努力，终于让当地的老百姓对法律援助工作有了一定的认识。由此，许多人才开始知道找法律援助中心来帮助他们解决各种纠纷。～年9月，一个双手拄着拐杖的中年残疾人走进我的办公室。经询问得知他叫张某，曾是陕西省府谷县某电石厂的一个临时工，在做工时因受命去维修横车道上出故障的缆绳而掉下去受伤，头部严重受伤、胸部骨折已成残疾，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且病情尚未稳定。由此引发妻子绝情出走及两个未成年子女生活无着落到处漂流。他本人多次向雇主索赔，却只在被迫协议的情况下得到少许医疗费。张某讲的声泪俱下、痛不欲生。我被张某的不幸遭遇深深打动后，立即受理了这个案件，并及时赶到电石厂了解情况。但是雇主以已经协议解决为由，拒不再出一分钱。我找当时在场的工人取证，可有的已另谋出路不知去向，留下的则害怕厂方刁难而拒绝作证，调查取证十分困难。我和同事上苛岚、去榆林、到太原，走访了十多个单位，寻访了三十多个知情人，耗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最终取得了充分的证据，把雇主电石厂告上法庭。经过一年多的漫长诉讼路，当张某拿着获得赔偿的判决书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当张某通过我的大力帮助，通过强制执行手段拿到四万二千多元的赔偿费时，更是激动得满县城宣传法律援助的好处。两年多来，我一共办理各类援助案件50多件，其中类似上述疑难案件8件。维～援对象的合法权益，并不都要通过诉讼途径实现。我通过工作实践发现，有时候，通过调解也是保护其合法权益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同时，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不但迅速简便，而且可以很好地起到减诉息事的作用。于是，两年多来，我充分发挥在公证处工作期间练就的调解本事，共居间主持调解解决纠纷并制作调解协议书18份，而且基本上都得到了履行。只有1件因对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而被诉至法院。最后经法院审理，因调解协议符合法律要求而被法院判决维持。两年多来，我向弱势群体散发法律援助传单近8000份，其中利用集会在街头散发放5000份，利用双休日上门发放3000份；解答咨询200多人次，其中在街头解答20多人次，上门解答30多人次；代写协议、诉状、申请等法律文书近70份，其中上门代书20份；调解各种民事、经济纠纷17件，其中上门调解8件；上门回访20多次。经过艰苦的努力赢得百姓的一个好口碑，是我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最大动力。为此，199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律系的我，XX年离开为之奋斗了五年，已经因成绩突出被省厅授予文明公证处的保德县公证处后，便主动请缨，放弃经济收入优厚的社会律师工作，承担起振兴保德法律援助工作，发挥法律援助中心的基本职能，按期完成构筑保德法律援助大厦的基础工程的重任。到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后，我几乎每天早上都是第一个到县司法大楼上班的人，同时又几乎每天晚上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大楼的人。由于我几乎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超过十个小时，而且双休日从来都是正常上班，所以经常遭到妻子的怨怪。坐在办公室上班期间，又往往是一方面前来咨询的人络绎不绝，另一方面法律咨询热线响个不停。由于我县地处晋陕蒙三角交界处，矿产资源较为丰富，加上连续五座功能各异的跨黄河大桥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交通条件，所以往来中转的人多，外来务工的人多，由此而发生的交通事故赔偿案、厂矿雇员受伤赔偿案及婚姻家庭纠纷问题比较突出。我中心与此有关的案件占到所有案件的八成。如果政府没有部门、没有人来妥善解决问题的话，一方面影响保德社会治安稳定，影响县政府的形象，而且外来人员也会有看法。所以，积极从事法律援助这项工作，正能够很好地利用我的专业知识；为这批需要帮助的群众提供服务，也能引导广大群众依照法律手段去解决问题。中心受理法律援助案子后，我和同事坚决按法定程序，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并减免收取法律服务费。我还结合保德实际，倡议实行周六、周日假日值班并回访当事人等一系列制度，以最大限度的方便于群众、服务于群众。每一个来访者来到法援中心，我都会亲自给他们递上一杯茶水；他们反映情况时，我会仔细倾听，耐心引导，积极帮助他们依照法wenmi.net律途径解决问题。在工作中我深深感到，我帮助群众打官司、提供法律服务的整个过程中，群众都对我非常尊重，非常理解。很多群众在我帮他们打完官司后，回家乡之前都来跟我道一声别。这使我在受感动、受鼓励之余，进一步认识到了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性，也更坚定了为法律援助工作奋斗的信心。为了使法律援助工作深入社区方便群众，我在先后促成县妇联、工会、残联成立了法律援助站后，又促成城关街道办成立了“社区法律援助站”，专门为城区妇女儿童、老弱病残和家庭困难者答疑解惑。实现了即时援助、就近援助，以援助介入案件、以调解解决矛盾，更好地实现了对弱势群体权益的有力保障，从而形成了以县法律援助中心为枢纽，以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各社团和街道办为基础的保德县法律援助组织网络，促进了法律援助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目前，我为之努力的法律援助工作，不但得到了困难群众特

别是贫、弱、病、残者的认可和欢迎，而且正越来越受到全县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好评。两年多的法律援助工作实践，使我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和好的工作方法，同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跟社会的需求和群众的愿望相比，我的工作差距还较大。我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创新工作方法，总结工作经验，以取得更大的成绩。尤其要在帮助同事提高业务水平的同时，结合我县实际，让中心充分行使好对包括社会力量在内的整个法律援助工作的指导、协调、管理和监督职能，并探索制定出一套简便易行、方便群众的法律援助工作措施和程序。这正是我目前最大的工作愿望。

第三篇：法律援助个人工作经验

法律援助个人工作经验

保德县法律援助中心于1999年8月份成立，为县司法局下属股级事业单位。直到2002年我上任之时，我县法律援助工作跟其他兄弟县市一样，依然处于探索阶段，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经验可以借鉴，一切几乎需要从零开始。加之由于我县农民比重大且大多文化低，县域经济滞后，群众生活条件差，交通便利外来人员多，多数群众不

懂得法律，更不知道怎样利用法律去保护自wenmi.net己的合法权益，所以，作为上为政府排忧，下为百姓解难的法律援助工作，就成为一项拾遗补缺、可有可无的工作。

上任伊始，我首先面对的是如何拓宽工作思路，提高中心人员的思想认识。我通过集中学习，使大家终于认识到，只要增加一份社会责任，法律援助工作是能够解决大问题的；只要我们用真心换真情、用有为换有位，通过一件件成功的案例、一滴滴辛勤的汗水，在百姓心中铸起“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丰碑，就一定能够提高法律援助工作在群众心中的地位和威望。

上任第一年，我爬山涉水、走乡串村地把法律援助材料和典型援助案件，向社会向农民尤其是弱势群体进行了广泛宣传。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努力，终于让当地的老百姓对法律援助工作有了一定的认识。由此，许多人才开始知道找法律援助中心来帮助他们解决各种纠纷。

2003年9月，一个双手拄着拐杖的中年残疾人走进我的办公室。经询问得知他叫张某，曾是陕西省府谷县某电石厂的一个临时工，在做工时因受命去维修横车道上出故障的缆绳而掉下去受伤，头部严重受伤、胸部骨折已成残疾，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且病情尚未稳定。由此引发妻子绝情出走及两个未成年子女生活无着落到处漂流。他本人多次向雇主索赔，却只在被迫协议的情况下得到少许医疗费。张某讲的声泪俱下、痛不欲生。我被张某的不幸遭遇深深打动后，立即受理了这个案件，并及时赶到电石厂了解情况。但是雇主以已经协议解决为由，拒不再出一分钱。我找当时在场的工人取证，可有的已另谋出路不知去向，留下的则害怕厂方刁难而拒绝作证，调查取证十分困难。我和同事上苛岚、去榆林、到太原，走访了十多个单位，寻访了三十多个知情人，耗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最终取得了充分的证据，把雇主电石厂告上法庭。经过一年多的漫长诉讼路，当张某拿着获得赔偿的判决书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当张某通过我的大力帮助，通过强制执行手段拿到四万二千多元的赔偿费时，更是激动得满县城宣传法律援助的好处。

两年多来，我一共办理各类援助案件50多件，其中类似上述疑难案件8件。

维护法援对象的合法权益，并不都要通过诉讼途径实现。我通过工作实践发现，有时候，通过调解也是保护其合法权益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同时，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不但迅速简便，而且可以很好地起到减诉息事的作用。于是，两年多来，我充分发挥在公证处工作期间练就的调解本事，共居间主持调解解决纠纷并制作调解协议书18份，而且基本上都得到了履行。只有1件因对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而被诉至法院。最后经法院审理，因调解协议符合法律要求而被法院判决维持。

两年多来，我向弱势群体散发法律援助传单近8000份，其中利用集会在街头散发放5000份，利用双休日上门发放3000份；解答咨询200多人次，其中在街头解答20多人次，上门解答30多人次；代写协议、诉状、申请等法律文书近70份，其中上门代书20份；调解各种民事、经济纠纷17件，其中上门调解8件；上门回访20多次。

经过艰苦的努力赢得百姓的一个好口碑，是我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最大动力。为此，199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律系的我，2002年离开为之奋斗了五年，已经因成绩突出被省厅授予文明公证处的保德县公证处后，便主动请缨，放弃经济收入优厚的社会律师工作，承担起振兴保德法律援助工作，发挥法律援助中心的基本职能，按期完成构筑保德法律援助大厦的基础工程的重任。

到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后，我几乎每天早上都是第一个到县司法大楼上班的人，同时又几乎每天晚上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大楼的人。由于我几乎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超过十个小时，而且双休日从来都是正常上班，所以经常遭到妻子的怨怪。坐在办公室上班期间，又往往是一方面前来咨询的人络绎不绝，另一方面法律咨询热线响个不停。

由于我县地处晋陕蒙三角交界处，矿产资源较为丰富，加上连续五座功能各异的跨黄河大桥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交通条件，所以往来中转的人多，外来务工的人多，由此而发生的交通事故赔偿案、厂矿雇员受伤赔偿案及婚姻家庭纠纷问题比较突出。我中心与此有关的案件占到所有案件的八成。如果政府没有部门、没有人来妥善解决问题的话，一方面影响保德社会治安稳定，影响县政府的形象，而且外来人员也会有看法。所以，积极从事法律援助这项工作，正能够很好地利用我的专业知识；为这批需要帮助的群众提供服务，也能引导广

第四篇：法律援助个人工作经验材料

文章标题：法律援助个人工作经验材料

为弱势群体服务是我全部的追求

——保德县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保德县法律援助中心于1999年8月份成立，为县司法局下属股级事业单位。直到2002年我上任之时，我县法律援助工作跟其他兄弟县市一样，依然处于探索阶段，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经验可以借鉴，一切几乎需要从零

开始。加之由于我县农民比重大且大多文化低，县域经济滞后，群众生活条件差，交通便利外来人员多，多数群众不懂得法律，更不知道怎样利用法律去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作为上为政府排忧，下为百姓解难的法律援助工作，就成为一项拾遗补缺、可有可无的工作。

上任伊始，我首先面对的是如何拓宽工作思路，提高中心人员的思想认识。我通过集中学习，使大家终于认识到，只要增加一份社会责任，法律援助工作是能够解决大问题的；只要我们用真心换真情、用有为换有位，通过一件件成功的案例、一滴滴辛勤的汗水，在百姓心中铸起“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丰碑，就一定能够提高法律援助工作在群众心中的地位和威望。

上任第一年，我爬山涉水、走乡串村地把法律援助材料和典型援助案件，向社会向农民尤其是弱势群体进行了广泛宣传。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努力，终于让当地的老百姓对法律援助工作有了一定的认识。由此，许多人才开始知道找法律援助中心来帮助他们解决各种纠纷。

2003年9月，一个双手拄着拐杖的中年残疾人走进我的办公室。经询问得知他叫张某，曾是陕西省府谷县某电石厂的一个临时工，在做工时因受命去维修横车道上出故障的缆绳而掉下去受伤，头部严重受伤、胸部骨折已成残疾，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且病情尚未稳定。由此引发妻子绝情出走及两个未成年子女生活无着落到处漂流。他本人多次向雇主索赔，却只在被迫协议的情况下得到少许医疗费。张某讲的声泪俱下、痛不欲生。我被张某的不幸遭遇深深打动后，立即受理了这个案件，并及时赶到电石厂了解情况。但是雇主以已经协议解决为由，拒不再出一分钱。我找当时在场的工人取证，可有的已另谋出路不知去向，留下的则害怕厂方刁难而拒绝作证，调查取证十分困难。我和同事上苛岚、去榆林、到太原，走访了十多个单位，寻访了三十多个知情人，耗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最终取得了充分的证据，把雇主电石厂告上法庭。经过一年多的漫长诉讼路，当张某拿着获得赔偿的判决书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当张某通过我的大力帮助，通过强制执行手段拿到四万二千多元的赔偿费时，更是激动得满县城宣传法律援助的好处。

两年多来，我一共办理各类援助案件50多件，其中类似上述疑难案件8件。

维护法援对象的合法权益，并不都要通过诉讼途径实现。我通过工作实践发现，有时候，通过调解也是保护其合法权益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同时，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不但迅速简便，而且可以很好地起到减诉息事的作用。于是，两年多来，我充分发挥在公证处工作期间练就的调解本事，共居间主持调解解决纠纷并制作调解协议书18份，而且基本上都得到了履行。只有1件因对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而被诉至法院。最后经法院审理，因调解协议符合法律要求而被法院判决维持。

两年多来，我向弱势群体散发法律援助传单近8000份，其中利用集会在街头散发放5000份，利用双休日上门发放3000份；解答咨询200多人次，其中在街头解答20多人次，上门解答30多人次；代写协议、诉状、申请等法律文书近70份，其中上门代书20份；调解各种民事、经济纠纷17件，其中上门调解8件；上门回访20多次。

经过艰苦的努力赢得百姓的一个好口碑，是我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最大动力。为此，199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律系的我，2002年离开为之奋斗了五年，已经因成绩突出被省厅授予文明公证处的保德县公证处后，便主动请缨，放弃经济收入优厚的社会律师工作，承担起振兴保德法律援助工作，发挥法律援助中心的基本职能，按期完成构筑保德法律援助大厦的基础工程的重任。

到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后，我几乎每天早上都是第一个到县司法大楼上班的人，同时又几乎每天晚上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大楼的人。由于我几乎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超过十个小时，而且双休日从来都是正常上班，所以经常遭到妻子的怨怪。坐在办公室上班期间，又往往是一方面前来咨询的人络绎不绝，另一方面法律咨询热线响个不停。

由于我县地处晋陕蒙三角交界处，矿产资源较为丰富，加上连续五座功能各异的跨黄河大桥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交通条件，所以往来中转的人多，外来务工的人多，由此而发生的交通事故赔偿案、厂矿雇员受伤赔偿案及婚姻家庭纠纷问题比较突出。我中心与此有关的案件占到所有案件的八成。如果政府没有部门、没有人来妥善解决问题的话，一方面影响保德社会治安稳定，影响县政府的形象，而且外来人员也会有看法。所以，积极从事法律

第五篇：职工法律援助维权服务工作经验材料

职工法律援助维权服务工作经验材料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进城务工人员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的新成员，在促进城乡经济发展、巩固工农联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维护好他们的合法权益，也是新时期工会（秘114">好范文 ,原创精品文秘网站，一站在手，万事无忧)维权工作的重要内容。为了更好地服务职工、农民工，余庆县总工会提出“替职工说话、为职工办事、帮职工解难、对职工负责”的服务理念，不断探索和创新机制，切实有效的维护职工、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使工会真正成为职工、农民工的“家”。

一、人大议案、政府建制，形成维权长效机制

20年2月召开的余庆县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为县人大代表的县总工会主席从加大维权力度、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建立和完善保护农民工劳动保障措施等方面提出了《建立农民工维权管理机制的议案》。作为主席团成员的县委书记认为这件议案提得好，是当前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建议主席团立案，大会主席团表决一致同意立案，并委托县人大常委会审议办理。人大常委会组织调查组对全县农民工情况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于20年6月21日召开第28次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建立农民工管理机制的议案》，印发了《余庆县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建立农民工管理机制的议案〉的决议》，交由县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县人民政府按照县人大常委会的要求,制定出台了《余庆县农民工维权服务实施意见》，对各相关部门的职责作了具体明确，对农民工登记备案、维权、培训等任务进行了分解，建立健全了农民工维权服务联席会议制度、农民工维权保障机制、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和安全保证金制度、农民工救助保障机制和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制度等五项制度，强化源头管理，完善全程服务，形成了党委重视、人大支持、政府实施、部门运作的维权工作格局。

二、部门配合，精诚协作，形成共同维权机制

县总工会加强与县法院、司法局、教育局、卫生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协作，不断拓展服务范围，提高服务效益。成立了余庆县农民工维权服务中心，10个乡镇、68个村（社区）分别建立了维权联络服务站、联络点，聘请了130名维权联络员，与司法局组织了60余名法律援助志愿者，建立和完善了维权网络。20年县人民政府抽派一名三级律师和一名主任科员充实县政府驻深圳宝安联络处力量，专门为余庆籍在深圳等沿海地区务工人员提供维权服务，已为100多名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县司法局推行了“一建三送四优六询”工作长效机制。一建：建立农民工档案（农民工的姓名、年龄、文化程度等基础内容及工作联系方式），让需要法律援助的农民工在第一时间内能获得援助，真正做到农民工维权的“零距离”服务；三送：一是免费向农民工家庭赠送法律援助挂历；二是免费送给农民工法律知识维权手册；三是免费送给农民工一张法律援助绿卡；四优：即对因公致残的农民工优先接待、优先审查、优先办理，对行动不便的农民工提供上门服务；六询：即开展工会询、构皮滩工区询、69村（居）询、信访询、劳动保障保险询、余庆县看守所询等“六询”活动，20年来共承办各类法律援助案件100余件，挽回农民工各项经济损失700余万元。其中为农民工追回拖欠工资款为83万余元，工伤赔偿款为600余万元；县人民法院、乡镇法庭开通了“农民工维权绿色通道”，并对农民工维权案件做到快立快审、快执行，确保了农民工合法权益得到及时维护，20年来已成功调处和执行案件6件，为农民工追讨工资和赔偿金200余万元；劳动部门开展劳动调处和劳动仲裁53起，帮助农民工追讨工资430万余元。

三、跨域合作，工会联动，形成双向维权机制

县总工会不断扩大与外县工会的协作，先后为吴成伦、王廷禄等20余名外务工致伤致残的农民工维权，伤残农民工获得工伤赔偿款达500余万元。20年大乌江镇农民工吴成伦在河北省三河市段甲岭建兴石料厂务工，因放炮被炸致一级伤残，县总工会派出工作组前往三河市，在当地工会帮助下，20年获得了17万元赔偿金；20年2月关兴镇农民工王廷禄在山西省大同市古店煤矿务工，被矿井顶板砸伤致三级伤残，县总工会致函山西省农民工维权联络站和山西省长信箱请求维权，并将其遭遇的情况材料发送新闻媒体寻求舆论监督。《中国青年报》记者辛明以《伤残矿工因煤矿政策性关闭索赔陷僵局》为题于4月26日在《中国青年报》报道，全国多家媒体转载，引起山西省高层重视，当年6月终于领到了25.42万元的赔偿金；2月，白泥镇农民工陆永燕在浙江萧山区一企业务工突发肠道细菌感染危急生命，总工会得知情况后立即发函萧山区总工